在南安礦區事件過去後不久，閩城的棉紡行業小手工業者也迎來了墨黨內部空想派的名為合作社運動的風波。
隻是這場風波不是以集會運動的形式進行的，而是以一場不見血腥的正常的經濟活動開始的。
陳健以標準石油壟斷作坊的股票為由，募集了足夠的現金，加上墨黨在基層的活動，徹底控製住了閩郡的皮棉。
這讓很大一批的投機商和棉價操控者恨之入骨，陳健卻不害怕。正是債多了不愁，虱子多了不癢，恨他入骨的人也不差這群人。
本來棉紡行業的人以為陳健隻是借這個機會把原本該屬於他們賺的錢賺走，卻沒想到陳健準備挖根。
新年剛過，在閩城紮根兩年多的墨黨基層組織已經掌握了大部分的小手工業者和無產雇工的家庭情況。
借助這次礦工請願活動造成的影響，以及之前假借慈善之名的社會調查運動，可以說墨黨內部對於閩城棉紡行業的從業人員的掌握，不比那些承包商和行會差。
承包商幹的活，無非也就是仰仗著自己能弄到棉花，能找到銷售渠道，有資本。
控製住這三樣，將一部分棉花借給家庭手工業從業者，或是提供一部分小額的金錢。由這些家庭手工業紡紗、織布，再由承包商收購，扣除掉當初借貸或是提供的棉花，從而賺取利潤。
單獨的從業手工業者，理論上是有一條向上爬的路的：先從承包商那裏租用紡車，借貸棉花或是資金，積累了二十年左右，應該可以擁有三兩台紡車，也有一定的資本，從而一躍成為小資產階級。
二十年的時間，還是有盼頭的，但這隻是理論上，真正實行起來難度甚大，這二十年必須不能生病、家庭不能發生變故、不能生孩子等等，才有可能。
然而就算成為小資產階級，有三五台紡車織機之類，也要受到行會的盤剝。一旦機器出現，他們的處境最危險，完完全全就會淪為啥也沒有隻能打工的命運。
本來陳健覺得給這些人希望，再戳破其實也挺殘忍的，但是沒辦法現在還得依靠他們的力量來瓦解行會和承包商。
於是新年剛過，墨黨的以慈善為借口的基層組織開始一個街區一個街區地出沒於一些有紡車的小手工業者的家中。
新年時候，正是承包商開始準備今年業務、收回貸款、重新借貸的時候。但是今年這些承包商沒有弄到棉花，所有的棉花都被陳健抓的死死的，從根源上斷絕了這些承包商的路。
這些承包商心中說不出的惱怒，一開始陳健收購棉花的時候，他們覺得和自己關係不是太大，畢竟那時候招惹的都是做皮棉收購生意的。
那時候承包商覺得，陳健收到了棉花總得賣，總得經過他們的手，到時候還是他們賺錢。
一直都是如此。
可是這一次卻不一樣，陳健徹底甩開了他們，不和他們玩了。而是借助墨黨以慈善為名的基層組織，徹底地繞開了承包商。
而且繞的如此徹底，直接從根部開始挖掘。除了正規的政黨，很多組織都是在基層打著慈善的名號進行的，墨黨在一開始的時候也是打著這樣的名號，人不知鬼不覺地掌握了足夠的基層資料。
這樣的事一出，一時間民怨沸騰，議事會風波又起，希望官方出麵要求陳健遵守一直以來的傳統。
然而並沒有什麽卵用，陳健和墨黨根本不鳥這群人，這個合作社運動又為陳健重新爭取到了許多的黨派內小資產階級空想派的支持，不再有礦工請願後的空想派怨氣。
剛剛被陳健折磨的不輕的閩郡官員真的是不想趟這趟渾水了，他們現在已經自顧不暇，不想也不敢在這件事上招惹剛剛威望無限的墨黨——吃過一次虧，這群人現在也是明白了，這邊敢出麵強製要求陳健將棉花賣給承包商，那邊全閩城的手工業者就要起來搞點動靜了，閩城實在是經不起這樣的折騰了。
正月下旬，從南安的倉庫那邊，源源不斷地運來大量的打包後的皮棉，很多原本挖河的人在南安從事了打包的工作。
棉紡行會的人這一次徹底著急了，如今陳健有錢、有原料，從源頭上挖了他們的根。本以為陳健隻是想吃皮棉的利潤，卻不想陳健根本就是甩開了他們單幹。
驚慌之下，找到了閩城的流氓幫派，然而這群人一聽是對付墨黨，紛紛拒絕，因為打架他們打不過墨黨的糾察隊，誰也不願意觸這個黴頭。
各個幫派的頭目也放下了話，不要和墨黨的人起衝突，千萬不要，哪怕是偷盜搶劫也不要去墨黨經常活動的地方去，惹了他們的自己砍了手指去謝罪。
借助墨黨掌握的報紙和輿論宣傳工具，很快一場名為紡紗合作社運動的口號就傳遍了整個閩城。
先是用事實揭露了承包商和行會的欺壓，用數學給這些小手工業們算了一筆賬，用了一個簡單的加減法公式，頓時讓這個言論的說服力提升了數倍。
然後喊出了繞過承包商和行會，組織勞動者合作社的口號，不讓那些吸血者賺差價，引發了熱烈的反響。
這是一場典型的小手工業時代的小資產階級夢想中的理想社會，陳健敏銳地抓住了手工業者數量眾多的優勢，剖析了這群人的心理，借助小報和基層慈善組織，短短三天的時間閩城以紡紗為業的手工業者都知道了這個消息。
將擁有紡車的家庭手工業們組織到一起，以四五家為一組成立家庭合作社，統一領取棉花。而在一個街區之內的幾十個合作社再組成一個大合作社，由這個大合作社統一收取棉紗，再集中銷售，徹底斷絕承包商操控物價的機會。
但是成立合作社的時候，陳健提出了一個要求，四五家在選出信任的人擔任合作社社長的時候，需要寫一份聲明，由社長作為這個合作社的法律人，名義上擁有所有的紡車和大家湊出來的購買棉花的錢。
這份聲明由墨黨作保，證明隻是名義上，一旦出現借助這個協議而吞沒別人紡車或是起了衝突的事，由墨黨來調節解決。
同時，以這些紡車作為質押，從陳健那裏獲得小額的低息貸款。貸款的利息比起正常的高利貸要低得多，而陳健不支持現金，以棉花作為貸款支付。
紡紗之後，是否銷售由這些合作社自行決定，自負盈虧。但是因為成立了大合作社的緣故，擁有一定的議價權。
本來在棉花和貸款利息上就少了承包商的兩層剝削，如果棉紗的價格可以完全按照市場規律的話，看起來怎麽都是賺的。
那點利息比起之前的承包商，要低得多，實在沒有任何的理由拒絕。
相當於獲利多少完全由市場決定，而獲利就是他們的勞動所值的錢減去陳健收取的部分費用，完全的自負盈虧。隻不過這樣可以更早地看到希望，早點完成靠勞動的原始積累。
織布的也是同樣的形式，但是也和紡紗工一樣，必須是幾家聯合成立合作社共同選出一個人作為承擔風險和借貸的代表。
其實這種空想的合作社運動並沒有什麽卵用，黨派內的空想主義者模糊地感覺到勞動是財富的唯一來源，但沒有意識到勞動和生產資料結合在一起的時候才能創造財富。
這一派的想法是依靠國家建立合作社，以小手工業者們的聯合，理論上隻要不出問題，棉花紡成紗線、紗線變成棉布，肯定會賺到錢的。這其中的錢隻要全部由勞動者所得，這就算是理想的社會了。
現在的局麵是陳健和黨產出錢、基層組織控製著局麵，在閩城內的棉紡行業內造成一種已經代替了政權的假象，讓一些人誤以為這種一條可取的路。
這一切所依靠的，還是所謂的良心，問題是如果沒有良心，隻需要稍微提高一下棉花的價格、操控一下棉紗的價格，這些合作社就會陷入和之前承包商存在的時候一樣的境地。
然而不管怎麽樣，這些舉動還是狠狠地打擊了閩城的棉紡行會和承包商。
幾天的時間大量的承包商失去了正常的收入，手中有錢也不知道該用在什麽地方。棉紡行會內部也是搖搖欲墜，既不能操控棉紗的價格，也不能操控布匹的價格，完全失去了存在的價值。
陳健放開了對手工業作坊的棉花管控，但是手工業作坊的數量與所有參與合作社的數量比起來並不多，這就難以操控其中的價格。
靠著從原料、基層勞動到最終收購銷售的控製形式，這種方式可以暫時存在並且可能會讓這些合作社受益。
看起來陳健純屬出力討名聲，因為這些錢用在別的地方應該賺的更多。
然而並非如此。
到二月份的時候，正是統計有票權資格選民的時候，負責統計的人忽然發現了一個嚴峻的問題：閩城以及周邊的農村，忽然間比去年多出了一半的有票權資格的選民。
從周邊農村到城市，墨黨用這種組織合作社、以自身名聲和財力做擔保的形式，利用法律的漏洞將合作社的法律人，詭變為有票權的自然人。
單獨的手工業者因為財力和家產的原因沒資格有票權，可是聯合在一起後變成一個，其家產和財產數量卻恰好擁有票權。
大量的沒有票權的墨黨成員，則拿著黨產的股票、陳健的一些作坊的分紅股票做了登記，成為了有票權的人。
大量在蘭花風潮中陳健趁機購買的地產，轉移到了一些墨黨成員的身上。
愣生生在統計之前，造出了大量的票權資格。
沒有出台關於這樣不合理的法律。再者沒有黨派組織的話，正常人也不會用這種辦法，也沒有這樣的組織力。
這麽卑鄙的事真的是沒人幹過，也沒人想過，可墨黨這群人就是這麽無恥地用漏洞幹了。
這一回，閩城真的出大事了。
不用腦袋想也會知道，忽然多出的這些擁有票權的人，會把票投給誰。
算上偶然事件的礦工請願與北方棉產區的軋花工反抗對比，這已經是閩城帶來的第五個可以驚動全國的大新聞了。
隻是這場風波不是以集會運動的形式進行的，而是以一場不見血腥的正常的經濟活動開始的。
陳健以標準石油壟斷作坊的股票為由，募集了足夠的現金，加上墨黨在基層的活動，徹底控製住了閩郡的皮棉。
這讓很大一批的投機商和棉價操控者恨之入骨，陳健卻不害怕。正是債多了不愁，虱子多了不癢，恨他入骨的人也不差這群人。
本來棉紡行業的人以為陳健隻是借這個機會把原本該屬於他們賺的錢賺走，卻沒想到陳健準備挖根。
新年剛過，在閩城紮根兩年多的墨黨基層組織已經掌握了大部分的小手工業者和無產雇工的家庭情況。
借助這次礦工請願活動造成的影響，以及之前假借慈善之名的社會調查運動，可以說墨黨內部對於閩城棉紡行業的從業人員的掌握，不比那些承包商和行會差。
承包商幹的活，無非也就是仰仗著自己能弄到棉花，能找到銷售渠道，有資本。
控製住這三樣，將一部分棉花借給家庭手工業從業者，或是提供一部分小額的金錢。由這些家庭手工業紡紗、織布，再由承包商收購，扣除掉當初借貸或是提供的棉花，從而賺取利潤。
單獨的從業手工業者，理論上是有一條向上爬的路的：先從承包商那裏租用紡車，借貸棉花或是資金，積累了二十年左右，應該可以擁有三兩台紡車，也有一定的資本，從而一躍成為小資產階級。
二十年的時間，還是有盼頭的，但這隻是理論上，真正實行起來難度甚大，這二十年必須不能生病、家庭不能發生變故、不能生孩子等等，才有可能。
然而就算成為小資產階級，有三五台紡車織機之類，也要受到行會的盤剝。一旦機器出現，他們的處境最危險，完完全全就會淪為啥也沒有隻能打工的命運。
本來陳健覺得給這些人希望，再戳破其實也挺殘忍的，但是沒辦法現在還得依靠他們的力量來瓦解行會和承包商。
於是新年剛過，墨黨的以慈善為借口的基層組織開始一個街區一個街區地出沒於一些有紡車的小手工業者的家中。
新年時候，正是承包商開始準備今年業務、收回貸款、重新借貸的時候。但是今年這些承包商沒有弄到棉花，所有的棉花都被陳健抓的死死的，從根源上斷絕了這些承包商的路。
這些承包商心中說不出的惱怒，一開始陳健收購棉花的時候，他們覺得和自己關係不是太大，畢竟那時候招惹的都是做皮棉收購生意的。
那時候承包商覺得，陳健收到了棉花總得賣，總得經過他們的手，到時候還是他們賺錢。
一直都是如此。
可是這一次卻不一樣，陳健徹底甩開了他們，不和他們玩了。而是借助墨黨以慈善為名的基層組織，徹底地繞開了承包商。
而且繞的如此徹底，直接從根部開始挖掘。除了正規的政黨，很多組織都是在基層打著慈善的名號進行的，墨黨在一開始的時候也是打著這樣的名號，人不知鬼不覺地掌握了足夠的基層資料。
這樣的事一出，一時間民怨沸騰，議事會風波又起，希望官方出麵要求陳健遵守一直以來的傳統。
然而並沒有什麽卵用，陳健和墨黨根本不鳥這群人，這個合作社運動又為陳健重新爭取到了許多的黨派內小資產階級空想派的支持，不再有礦工請願後的空想派怨氣。
剛剛被陳健折磨的不輕的閩郡官員真的是不想趟這趟渾水了，他們現在已經自顧不暇，不想也不敢在這件事上招惹剛剛威望無限的墨黨——吃過一次虧，這群人現在也是明白了，這邊敢出麵強製要求陳健將棉花賣給承包商，那邊全閩城的手工業者就要起來搞點動靜了，閩城實在是經不起這樣的折騰了。
正月下旬，從南安的倉庫那邊，源源不斷地運來大量的打包後的皮棉，很多原本挖河的人在南安從事了打包的工作。
棉紡行會的人這一次徹底著急了，如今陳健有錢、有原料，從源頭上挖了他們的根。本以為陳健隻是想吃皮棉的利潤，卻不想陳健根本就是甩開了他們單幹。
驚慌之下，找到了閩城的流氓幫派，然而這群人一聽是對付墨黨，紛紛拒絕，因為打架他們打不過墨黨的糾察隊，誰也不願意觸這個黴頭。
各個幫派的頭目也放下了話，不要和墨黨的人起衝突，千萬不要，哪怕是偷盜搶劫也不要去墨黨經常活動的地方去，惹了他們的自己砍了手指去謝罪。
借助墨黨掌握的報紙和輿論宣傳工具，很快一場名為紡紗合作社運動的口號就傳遍了整個閩城。
先是用事實揭露了承包商和行會的欺壓，用數學給這些小手工業們算了一筆賬，用了一個簡單的加減法公式，頓時讓這個言論的說服力提升了數倍。
然後喊出了繞過承包商和行會，組織勞動者合作社的口號，不讓那些吸血者賺差價，引發了熱烈的反響。
這是一場典型的小手工業時代的小資產階級夢想中的理想社會，陳健敏銳地抓住了手工業者數量眾多的優勢，剖析了這群人的心理，借助小報和基層慈善組織，短短三天的時間閩城以紡紗為業的手工業者都知道了這個消息。
將擁有紡車的家庭手工業們組織到一起，以四五家為一組成立家庭合作社，統一領取棉花。而在一個街區之內的幾十個合作社再組成一個大合作社，由這個大合作社統一收取棉紗，再集中銷售，徹底斷絕承包商操控物價的機會。
但是成立合作社的時候，陳健提出了一個要求，四五家在選出信任的人擔任合作社社長的時候，需要寫一份聲明，由社長作為這個合作社的法律人，名義上擁有所有的紡車和大家湊出來的購買棉花的錢。
這份聲明由墨黨作保，證明隻是名義上，一旦出現借助這個協議而吞沒別人紡車或是起了衝突的事，由墨黨來調節解決。
同時，以這些紡車作為質押，從陳健那裏獲得小額的低息貸款。貸款的利息比起正常的高利貸要低得多，而陳健不支持現金，以棉花作為貸款支付。
紡紗之後，是否銷售由這些合作社自行決定，自負盈虧。但是因為成立了大合作社的緣故，擁有一定的議價權。
本來在棉花和貸款利息上就少了承包商的兩層剝削，如果棉紗的價格可以完全按照市場規律的話，看起來怎麽都是賺的。
那點利息比起之前的承包商，要低得多，實在沒有任何的理由拒絕。
相當於獲利多少完全由市場決定，而獲利就是他們的勞動所值的錢減去陳健收取的部分費用，完全的自負盈虧。隻不過這樣可以更早地看到希望，早點完成靠勞動的原始積累。
織布的也是同樣的形式，但是也和紡紗工一樣，必須是幾家聯合成立合作社共同選出一個人作為承擔風險和借貸的代表。
其實這種空想的合作社運動並沒有什麽卵用，黨派內的空想主義者模糊地感覺到勞動是財富的唯一來源，但沒有意識到勞動和生產資料結合在一起的時候才能創造財富。
這一派的想法是依靠國家建立合作社，以小手工業者們的聯合，理論上隻要不出問題，棉花紡成紗線、紗線變成棉布，肯定會賺到錢的。這其中的錢隻要全部由勞動者所得，這就算是理想的社會了。
現在的局麵是陳健和黨產出錢、基層組織控製著局麵，在閩城內的棉紡行業內造成一種已經代替了政權的假象，讓一些人誤以為這種一條可取的路。
這一切所依靠的，還是所謂的良心，問題是如果沒有良心，隻需要稍微提高一下棉花的價格、操控一下棉紗的價格，這些合作社就會陷入和之前承包商存在的時候一樣的境地。
然而不管怎麽樣，這些舉動還是狠狠地打擊了閩城的棉紡行會和承包商。
幾天的時間大量的承包商失去了正常的收入，手中有錢也不知道該用在什麽地方。棉紡行會內部也是搖搖欲墜，既不能操控棉紗的價格，也不能操控布匹的價格，完全失去了存在的價值。
陳健放開了對手工業作坊的棉花管控，但是手工業作坊的數量與所有參與合作社的數量比起來並不多，這就難以操控其中的價格。
靠著從原料、基層勞動到最終收購銷售的控製形式，這種方式可以暫時存在並且可能會讓這些合作社受益。
看起來陳健純屬出力討名聲，因為這些錢用在別的地方應該賺的更多。
然而並非如此。
到二月份的時候，正是統計有票權資格選民的時候，負責統計的人忽然發現了一個嚴峻的問題：閩城以及周邊的農村，忽然間比去年多出了一半的有票權資格的選民。
從周邊農村到城市，墨黨用這種組織合作社、以自身名聲和財力做擔保的形式，利用法律的漏洞將合作社的法律人，詭變為有票權的自然人。
單獨的手工業者因為財力和家產的原因沒資格有票權，可是聯合在一起後變成一個，其家產和財產數量卻恰好擁有票權。
大量的沒有票權的墨黨成員，則拿著黨產的股票、陳健的一些作坊的分紅股票做了登記，成為了有票權的人。
大量在蘭花風潮中陳健趁機購買的地產，轉移到了一些墨黨成員的身上。
愣生生在統計之前，造出了大量的票權資格。
沒有出台關於這樣不合理的法律。再者沒有黨派組織的話，正常人也不會用這種辦法，也沒有這樣的組織力。
這麽卑鄙的事真的是沒人幹過，也沒人想過，可墨黨這群人就是這麽無恥地用漏洞幹了。
這一回，閩城真的出大事了。
不用腦袋想也會知道，忽然多出的這些擁有票權的人，會把票投給誰。
算上偶然事件的礦工請願與北方棉產區的軋花工反抗對比，這已經是閩城帶來的第五個可以驚動全國的大新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