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文·沃克斯勒
這是60年代的初期。我是一個失業的單身漢，一個心灰意懶的後斯大林主義者。距赫魯曉夫的懺悔已經有好多年了，但我仍然深陷泥潭不可自拔……我在政治上仍然是被束住了手腳，動彈不得。在漫長而又循規蹈矩的50年代，我將一生的激進意識和實驗全都束之高閣。然後，我隱約聽到了一絲新生的社會、政治和文化複蘇的回音。對於其中的一些表現形式，諸如靜坐示威、自由旅行、校園衝突和高漲的戰鬥精神，我是全身心讚同的；而對於另外一些方麵，如吸毒、年輕人的個人崇拜、追尋極樂世界、奢華放縱的性愛、神秘的儀式、反對理性主義、沉溺於極樂狀態等等，我卻無心認可。根據我自以為不錯的觀察，這些小資產階級的年輕人還是老樣子：他們想去解放這個社會，可他們卻沒有從真正客觀的（也就是馬克思主義者的）社會關注出發，而是僅僅著眼於一種自戀式的快樂原則。
就是在這種混沌不清的思想狀態中，一位年輕的朋友帶我去東菲爾莫爾聽了一場“傑佛遜飛艇”樂隊的音樂會，我這才像是突然但又是真正地走進了60年代的氛圍中去了。在擠得水泄不通的人群中穿行了幾個小時以後，我終於在菲爾莫爾的午夜音樂會坐了下來，頭暈目眩地沉醉於格蕾斯·斯利克那略帶迷幻色彩的娓娓絮語中。這種感受中夾雜了絕望與狂喜、接受與拒絕、吸引與憎惡；而我突然醒悟到自已正經曆一場個人的轉變……是一種頓悟……一次進入全新感知狀態的飛躍。
不過，幾乎每一個人都知道頑固的舊左派是不會在一場搖滾音樂會上完成一次徹底的改造過程的。在曆史唯物主義中是不可能有這種神秘力量的。可是，我的確是這樣的；在一個破敗的搖滾樂宮殿中，周圍全是有我一半大的年輕觀眾，我被那種自發而又可以共享的自我表現儀式深深打動了。音樂融化了心理上積聚了幾十年的盔甲。曲終人散以後，我震驚而又困惑；但我知道自己正麵臨著一次精神上深層次的開放。
在我的一生中這是一個令人興奮同時又讓人不知所措的階段。正如劉易斯（c.day lewis）寫的那樣：“在我身上，激烈交火的兩個世界肆意踐踏著我的肉體。”過去的教條像鐵鏈一樣捆住我；而矛盾又如影相隨。一方麵，我以熱忱和感激回應60年代烏托邦的好的一麵：個性的解放和社會變革和平共處；自發、公開和主體參與的觀念絕對是實現社會主義過程中的一部分。另一方麵，從一位正統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的立場出發，我又被一係列的觀念所束縛：辯證唯物主義、經濟基礎的決定作用和一整套關於革命戰略、策略的定勢思維局限著我。苦行增式的舊左派能夠同性感的新左派發生什麽戀愛嗎？一個列寧主義者能夠同於籌年主義共處嗎？自由能夠揚帆駛入必然的落日嗎？超驗主義和刻板的曆史主義——這可不是你們所稱的什麽天賜以的美滿結合。
我以互相矛盾的價值模式對周遭的事件作出反應，最終導致了一種辯證的人格上的分裂。譬如說，我可以用兩種完全不同的觀點去讀《休倫港宣言》。一種是我讚成文中對社會變革充滿激情的呼籲，讚成對消費資本主義的抨擊，讚成爭取個人和社會徹底變革的承諾。而另一種是我被美國“學生爭取民主社會組織”的論點嚇壞了：他們竟然認為中產階級的學生將會取代工人階級成為革命的主要推動力量。革命的動力是年輕人對社會弊端的不滿而不是底層的工人對剝削的反抗？我身上的馬克思主義意識對這種修正主義的老生常談充滿了警覺。
既然我拒絕了舊左派的陳詞濫調，同時又被新左派的浪漫、個性化或戲劇化的觀念所困惑，那麽我在政治上又該如何自處呢？加入“學生爭取民主社會組織”太老了一點，激進的宗派團體不接受我，我的黑人朋友又以要實行分離主義策略為由放棄了我，我就這麽作為隻有我一個成員的政黨經曆了60年代中期的種種紛亂：爭取公民權利的示威、進軍華盛頓的大遊行、反越戰運動。後來，有那麽很短的一段時間，我加入了和平自由黨並組織人們在支持克利佛（cleaver）當總統的請願書上簽名。這段日子讓我想起了有同盟軍的過去。說真的，我又想起了自己剛剛加入共產黨的時候，當時切爾西的愛爾蘭工人會把門當著我的麵砰地關上。隻是，這次我已經是滿須胡須的中年人了，可以很平靜地同懷疑一切的農夫們探討生態或政治話題；他們中有些人純粹是出於老美專愛憐反調的天性，竟會真的在我的情願書上簽名。這次請願活動以失敗告終以後，我加入了一個激進的生態保護團體；我這麽做隻是出於一種對政治團體的基本需求，我並不是很讚同他們的政策。出於同樣的原因，我後來成了抑製戰爭聯盟的支持者和熱情的個人朋友，雖然我在理論上是反對暴力的。再後來，我加盟了一份激進的地下非法刊物《格格不入》。我在這個混雜的工聯主義團體中呆了兩年，做了六期編輯。這份刊物的管理頗有可學之處，我對同事也有足夠的忍耐和尊重。不過後來有一期有攻擊馬克思主義的內容，說馬克思主義隻不過是獨裁這枚硬幣的另一麵。刊物就比分裂瓦解了。
因為跟這麽多所謂的激進分子相處，我對60年代初興起的女權主義的第一個反應也很複雜。我很自然也是理所當然地認為在所有社會裏最基本的壓迫是階級的，而不是性別的；在資本主義社會中也不例外。所以，我認為提出性別主義這個議題——現在已經無處不在了——並不是什麽好的政治，因為它會成為運動中的分裂因素。西蒙·波伏瓦（szmone de＆an 《or）的《第二性》（the second sex）一書徹底動搖了我的觀念，至少是在理論的層麵上動搖了我的看法；不過我的根本態度並沒有發生什麽改變。多南斯·萊辛（dons lessing）的《金色筆記本》（goden noe book）有力地再現了安娜同男性交往過程中的心理壓抑；我的觀念有了轉折性的變化。可是，作者對男性角色混和同情的筆觸又讓我可以有理由這樣推斷：“安娜隻不過是一個特別的女性；況且，我也不是她退到的那種臭男人。”
就我現在所能回憶起來的，我在女性對男性沙文主義的佞想方麵有真正意義上的領悟是在讀了1967年的《學生爭取民主社會組織婦女會議宣言》之後。在那以後不久，像衝擊波似的，出現了一大批對性別主義更加猛烈的攻擊：有來自“學生爭取民主社會組織”內部的攻擊，有來自女同性戀的攻擊，有來自激進女權主義者的攻擊，還有來自諸如吉爾·約翰斯頓（jill johnston）和選格蕾絲·阿特金森（ti－grace atkinson）這些名作家的批判。讀了這些文章讓我憂心忡忡。在我看來，女性對男性憤怒的極點是羅賓·摩根（robin morgan）要求男人“放棄他們的性別特權，要不就加入到權力建構中去”。我困惑、負疚、憤怒，同時又覺得很無奈，不過我還是感到婦女已經無可挽回地改變了美國激進政治的曆程。我至今仍記得自己讀到社會主義女權文學的時候心中充滿了怎樣的感激；因為從女性自身那裏我得到了一種確認：男人無論有怎樣的缺點與不足，他們仍然是完成基本的社會變革過程中必須的因素。又有誰願意從生理、社會乃至存在的角度被逐出人類呢？
在這十年裏，除了女權主義和後來的同性戀文學之外，還有一些書對我的影響也很大。這些書對我一些已經定了型的思維方式是一種挑戰，也給我帶來了煩惱。作為一名詩人，我最直接地受到了金斯堡預言式的及公開談論同性戀的那些作品的影響。我還記得自己在讀了像勒羅伊·瓊斯（leroi jones，當時的姓名）、唐·李（donlee）、埃斯裏奇·奈特（ethridge knight）、尼奇·吉奧瓦尼（nikki giovanni）這些非洲高美籍年輕詩人作品時的震驚。他們對新一代的黑人心理意識有入木三分的刻畫，他們所運用的語言是一種街市村語和正規語言的混合。我還記得他們文字中的那種張力和活力，尤其是對白人的壓迫表達的憤怒。
這個時期曾同我有過筆伐後來又重歸於好的三位作家是保羅·古德曼（paul goodman）、諾曼·布朗（nor－man brown）和赫伯特·馬爾庫塞（herbert marcuse）。我曾經被古德曼在《荒誕的成長》（growing upa切um）一書中對生活在無聊世界中孤獨無助的年輕人流露出的深切同情所打動；不過，與此同時，他那幾乎是維多利亞時期的對變革所持的保守觀念卻令人惱怒。布朗的《對抗死亡的生活》帶我經曆了一次屬於那種無法和諧但又熾熱如火的愛情：書中有關於一種全新意識的閃光的東西，有身體神秘主義，有先驗的性以及我們無法想及的那個即將來臨的新世界的快樂圖畫。有些較為冷靜的評論認為書中的神秘主義已經完全超出了馬克思主義科學觀的範圍。當然，還有馬爾庫塞，雖然他的文風晦澀難懂，他的文章仍然揭露了資產階級自由的虛幻。他將自治同單線性相對比，敦促我們尋求解放的動力既要從外部也要從內部著手。赫伯特真是我們弗洛伊德一馬克思主義的先驅，因此在我看來，他是他們當中最可親的新左派。
就我而言，20世紀60年代正式的結束並非伴隨著一聲轟響，也沒有什麽哭泣聲；它是在吉他的彈撥聲中結束的。那是一個寒冬的夜晚，爭取民主社會運動中的一群人投票決定關閉我們在西區的人民咖啡屋。我們付不起房租，支持者也幾乎散失殆盡；新左派實際上已經消亡了。所以，我們坐在冰冷淒涼的店中：整理整理書籍，彼此握握手，坐下抽一根大麻香煙，雜亂地唱了些歌曲——從古特裏一直唱到迪倫——我的朋友喬爾的伴奏走了音。熄燈之前，我們承諾將會保持聯絡，再想辦法重組我們的團體。可是，我們再也沒有做到。
在《伊甸園之門》（gates of eden）一書中，莫裏斯·迪克斯坦（moms dickstein）注意到60年代的書在今天看來全都很古怪，遙遠懷舊而又同實際脫節。可我卻不這麽看。在準備這篇小文章的時候，我注意到我那雜亂無章的書架上惟一組織有序的書籍中有很大一部分是60年代的資料，從阿林斯基（alinsky）和布克秦（bookchin）到法依（fannon）和佛琳蓋特（ferlingett），還有密爾斯（mills）和莫裏森（morrison）、裏奇（rich）和馮尼戈特（vonnegut）。我把這種有序看成是一個潛意識的隱喻：動蕩的60年代是我一生中最有價值和最覺解放的日子。重讀這部分文學讓我痛苦地想到，80年代是多麽需要60年代的烏托邦精神、希望和想像呀。
這是60年代的初期。我是一個失業的單身漢，一個心灰意懶的後斯大林主義者。距赫魯曉夫的懺悔已經有好多年了，但我仍然深陷泥潭不可自拔……我在政治上仍然是被束住了手腳，動彈不得。在漫長而又循規蹈矩的50年代，我將一生的激進意識和實驗全都束之高閣。然後，我隱約聽到了一絲新生的社會、政治和文化複蘇的回音。對於其中的一些表現形式，諸如靜坐示威、自由旅行、校園衝突和高漲的戰鬥精神，我是全身心讚同的；而對於另外一些方麵，如吸毒、年輕人的個人崇拜、追尋極樂世界、奢華放縱的性愛、神秘的儀式、反對理性主義、沉溺於極樂狀態等等，我卻無心認可。根據我自以為不錯的觀察，這些小資產階級的年輕人還是老樣子：他們想去解放這個社會，可他們卻沒有從真正客觀的（也就是馬克思主義者的）社會關注出發，而是僅僅著眼於一種自戀式的快樂原則。
就是在這種混沌不清的思想狀態中，一位年輕的朋友帶我去東菲爾莫爾聽了一場“傑佛遜飛艇”樂隊的音樂會，我這才像是突然但又是真正地走進了60年代的氛圍中去了。在擠得水泄不通的人群中穿行了幾個小時以後，我終於在菲爾莫爾的午夜音樂會坐了下來，頭暈目眩地沉醉於格蕾斯·斯利克那略帶迷幻色彩的娓娓絮語中。這種感受中夾雜了絕望與狂喜、接受與拒絕、吸引與憎惡；而我突然醒悟到自已正經曆一場個人的轉變……是一種頓悟……一次進入全新感知狀態的飛躍。
不過，幾乎每一個人都知道頑固的舊左派是不會在一場搖滾音樂會上完成一次徹底的改造過程的。在曆史唯物主義中是不可能有這種神秘力量的。可是，我的確是這樣的；在一個破敗的搖滾樂宮殿中，周圍全是有我一半大的年輕觀眾，我被那種自發而又可以共享的自我表現儀式深深打動了。音樂融化了心理上積聚了幾十年的盔甲。曲終人散以後，我震驚而又困惑；但我知道自己正麵臨著一次精神上深層次的開放。
在我的一生中這是一個令人興奮同時又讓人不知所措的階段。正如劉易斯（c.day lewis）寫的那樣：“在我身上，激烈交火的兩個世界肆意踐踏著我的肉體。”過去的教條像鐵鏈一樣捆住我；而矛盾又如影相隨。一方麵，我以熱忱和感激回應60年代烏托邦的好的一麵：個性的解放和社會變革和平共處；自發、公開和主體參與的觀念絕對是實現社會主義過程中的一部分。另一方麵，從一位正統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的立場出發，我又被一係列的觀念所束縛：辯證唯物主義、經濟基礎的決定作用和一整套關於革命戰略、策略的定勢思維局限著我。苦行增式的舊左派能夠同性感的新左派發生什麽戀愛嗎？一個列寧主義者能夠同於籌年主義共處嗎？自由能夠揚帆駛入必然的落日嗎？超驗主義和刻板的曆史主義——這可不是你們所稱的什麽天賜以的美滿結合。
我以互相矛盾的價值模式對周遭的事件作出反應，最終導致了一種辯證的人格上的分裂。譬如說，我可以用兩種完全不同的觀點去讀《休倫港宣言》。一種是我讚成文中對社會變革充滿激情的呼籲，讚成對消費資本主義的抨擊，讚成爭取個人和社會徹底變革的承諾。而另一種是我被美國“學生爭取民主社會組織”的論點嚇壞了：他們竟然認為中產階級的學生將會取代工人階級成為革命的主要推動力量。革命的動力是年輕人對社會弊端的不滿而不是底層的工人對剝削的反抗？我身上的馬克思主義意識對這種修正主義的老生常談充滿了警覺。
既然我拒絕了舊左派的陳詞濫調，同時又被新左派的浪漫、個性化或戲劇化的觀念所困惑，那麽我在政治上又該如何自處呢？加入“學生爭取民主社會組織”太老了一點，激進的宗派團體不接受我，我的黑人朋友又以要實行分離主義策略為由放棄了我，我就這麽作為隻有我一個成員的政黨經曆了60年代中期的種種紛亂：爭取公民權利的示威、進軍華盛頓的大遊行、反越戰運動。後來，有那麽很短的一段時間，我加入了和平自由黨並組織人們在支持克利佛（cleaver）當總統的請願書上簽名。這段日子讓我想起了有同盟軍的過去。說真的，我又想起了自己剛剛加入共產黨的時候，當時切爾西的愛爾蘭工人會把門當著我的麵砰地關上。隻是，這次我已經是滿須胡須的中年人了，可以很平靜地同懷疑一切的農夫們探討生態或政治話題；他們中有些人純粹是出於老美專愛憐反調的天性，竟會真的在我的情願書上簽名。這次請願活動以失敗告終以後，我加入了一個激進的生態保護團體；我這麽做隻是出於一種對政治團體的基本需求，我並不是很讚同他們的政策。出於同樣的原因，我後來成了抑製戰爭聯盟的支持者和熱情的個人朋友，雖然我在理論上是反對暴力的。再後來，我加盟了一份激進的地下非法刊物《格格不入》。我在這個混雜的工聯主義團體中呆了兩年，做了六期編輯。這份刊物的管理頗有可學之處，我對同事也有足夠的忍耐和尊重。不過後來有一期有攻擊馬克思主義的內容，說馬克思主義隻不過是獨裁這枚硬幣的另一麵。刊物就比分裂瓦解了。
因為跟這麽多所謂的激進分子相處，我對60年代初興起的女權主義的第一個反應也很複雜。我很自然也是理所當然地認為在所有社會裏最基本的壓迫是階級的，而不是性別的；在資本主義社會中也不例外。所以，我認為提出性別主義這個議題——現在已經無處不在了——並不是什麽好的政治，因為它會成為運動中的分裂因素。西蒙·波伏瓦（szmone de＆an 《or）的《第二性》（the second sex）一書徹底動搖了我的觀念，至少是在理論的層麵上動搖了我的看法；不過我的根本態度並沒有發生什麽改變。多南斯·萊辛（dons lessing）的《金色筆記本》（goden noe book）有力地再現了安娜同男性交往過程中的心理壓抑；我的觀念有了轉折性的變化。可是，作者對男性角色混和同情的筆觸又讓我可以有理由這樣推斷：“安娜隻不過是一個特別的女性；況且，我也不是她退到的那種臭男人。”
就我現在所能回憶起來的，我在女性對男性沙文主義的佞想方麵有真正意義上的領悟是在讀了1967年的《學生爭取民主社會組織婦女會議宣言》之後。在那以後不久，像衝擊波似的，出現了一大批對性別主義更加猛烈的攻擊：有來自“學生爭取民主社會組織”內部的攻擊，有來自女同性戀的攻擊，有來自激進女權主義者的攻擊，還有來自諸如吉爾·約翰斯頓（jill johnston）和選格蕾絲·阿特金森（ti－grace atkinson）這些名作家的批判。讀了這些文章讓我憂心忡忡。在我看來，女性對男性憤怒的極點是羅賓·摩根（robin morgan）要求男人“放棄他們的性別特權，要不就加入到權力建構中去”。我困惑、負疚、憤怒，同時又覺得很無奈，不過我還是感到婦女已經無可挽回地改變了美國激進政治的曆程。我至今仍記得自己讀到社會主義女權文學的時候心中充滿了怎樣的感激；因為從女性自身那裏我得到了一種確認：男人無論有怎樣的缺點與不足，他們仍然是完成基本的社會變革過程中必須的因素。又有誰願意從生理、社會乃至存在的角度被逐出人類呢？
在這十年裏，除了女權主義和後來的同性戀文學之外，還有一些書對我的影響也很大。這些書對我一些已經定了型的思維方式是一種挑戰，也給我帶來了煩惱。作為一名詩人，我最直接地受到了金斯堡預言式的及公開談論同性戀的那些作品的影響。我還記得自己在讀了像勒羅伊·瓊斯（leroi jones，當時的姓名）、唐·李（donlee）、埃斯裏奇·奈特（ethridge knight）、尼奇·吉奧瓦尼（nikki giovanni）這些非洲高美籍年輕詩人作品時的震驚。他們對新一代的黑人心理意識有入木三分的刻畫，他們所運用的語言是一種街市村語和正規語言的混合。我還記得他們文字中的那種張力和活力，尤其是對白人的壓迫表達的憤怒。
這個時期曾同我有過筆伐後來又重歸於好的三位作家是保羅·古德曼（paul goodman）、諾曼·布朗（nor－man brown）和赫伯特·馬爾庫塞（herbert marcuse）。我曾經被古德曼在《荒誕的成長》（growing upa切um）一書中對生活在無聊世界中孤獨無助的年輕人流露出的深切同情所打動；不過，與此同時，他那幾乎是維多利亞時期的對變革所持的保守觀念卻令人惱怒。布朗的《對抗死亡的生活》帶我經曆了一次屬於那種無法和諧但又熾熱如火的愛情：書中有關於一種全新意識的閃光的東西，有身體神秘主義，有先驗的性以及我們無法想及的那個即將來臨的新世界的快樂圖畫。有些較為冷靜的評論認為書中的神秘主義已經完全超出了馬克思主義科學觀的範圍。當然，還有馬爾庫塞，雖然他的文風晦澀難懂，他的文章仍然揭露了資產階級自由的虛幻。他將自治同單線性相對比，敦促我們尋求解放的動力既要從外部也要從內部著手。赫伯特真是我們弗洛伊德一馬克思主義的先驅，因此在我看來，他是他們當中最可親的新左派。
就我而言，20世紀60年代正式的結束並非伴隨著一聲轟響，也沒有什麽哭泣聲；它是在吉他的彈撥聲中結束的。那是一個寒冬的夜晚，爭取民主社會運動中的一群人投票決定關閉我們在西區的人民咖啡屋。我們付不起房租，支持者也幾乎散失殆盡；新左派實際上已經消亡了。所以，我們坐在冰冷淒涼的店中：整理整理書籍，彼此握握手，坐下抽一根大麻香煙，雜亂地唱了些歌曲——從古特裏一直唱到迪倫——我的朋友喬爾的伴奏走了音。熄燈之前，我們承諾將會保持聯絡，再想辦法重組我們的團體。可是，我們再也沒有做到。
在《伊甸園之門》（gates of eden）一書中，莫裏斯·迪克斯坦（moms dickstein）注意到60年代的書在今天看來全都很古怪，遙遠懷舊而又同實際脫節。可我卻不這麽看。在準備這篇小文章的時候，我注意到我那雜亂無章的書架上惟一組織有序的書籍中有很大一部分是60年代的資料，從阿林斯基（alinsky）和布克秦（bookchin）到法依（fannon）和佛琳蓋特（ferlingett），還有密爾斯（mills）和莫裏森（morrison）、裏奇（rich）和馮尼戈特（vonnegut）。我把這種有序看成是一個潛意識的隱喻：動蕩的60年代是我一生中最有價值和最覺解放的日子。重讀這部分文學讓我痛苦地想到，80年代是多麽需要60年代的烏托邦精神、希望和想像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