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四年八月下旬，二十九歲的我攜妻子瑪麗、兩個孩子、五個行李箱以及我第三部小說第一章的手稿，在南安普頓乘坐“瑪麗女王”號油輪駛往紐約。當時我在伯明翰大學任講師，講授英國文學。那年我休假一年，獲得了哈克尼斯聯邦獎學金，前往美國。這個傑出的基金會允許有幸獲得該獎學金的人在美國任何地方從事個人研究項目，但有一個要求，那就是至少抽出三個月去旅行。基金會向這些人提供一輛包租的轎車，供他們旅行，首先我們在羅德艾蘭州普羅維登斯市的布朗大學安頓下來，我在該校從事美國文學研究；然後我們又於一九六五年三月乘坐一輛嶄新的雪佛萊轎車開始了漫長而悠閑的西進旅程。我們最後來到了舊金山。那時我已經完成了《大英博物館在倒塌》，而且已經有出版商答應出版。
這顯然是我寫得最快的一部小說。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我擺脫了繁忙的教學工作，此外在美國的那段經曆給我莫大的啟迪與自由。但促使我在相對較短的時間內完成該書的另一個原因是，我深信自己找到了一個大眾普遍關心與感興趣的話題。尤其是（但並非隻是）對羅馬夫主教徒來說。據我所知，此前還沒有任何作家對這個話題進行詳盡的描述，更不用說采用（我打算使用的）幽默的喜劇方式了。這一話題就是天主教會有關生育控製方麵的教諭對已婚天主教徒的生活產生的影響，以及新近始於教會內部、對上述教諭提出質疑。我想在這一話題降溫之前將我的小說推出來，當然要走在其他作家意識到描寫這一話題的可能性之前。
我不必為第一件事擔心：羅馬直到一九六八年才開始嚐試解決該問題，教皇保羅六世在這一年發給教會的通諭《人類生活論》中表示支持禁止人工控製生育的傳統做法，從而引發了一場規模空前的大辯論。這場辯論一直持續到今天，辯論的核心是權威、良心與性。雖然我在最近的一部小說《你能走多遠？》（一九八o年出版，書中對過去二十五年中天主教的發展與演變作了全麵而綜合的審視）中已經寫過這一話題，我想提醒讀者的是，《大英博物館在倒塌》的首版時間在一九六五年，比《人類生活論》早大約三年。如果不考慮最後這一事實，就難以理解這兩部小說之間的聯係與區別。
亞當與芭芭拉·埃普比並不是我與妻子的化身。我要指出的是，我們婚後的生活情況與他們毫無關係。但是，如果我們謊稱在婚後頭幾年沒有發現（如同我們大多數已婚的天主教朋友們一樣）如下情況，就想到了寫這本小說，那是撒謊；教會批準使用的推一的生育控製方法——所謂的“經或避孕法”或“安全或避孕法”——實際上根本不安全，紹夫婦雙方帶來了巨大的精神壓力。在《你能走多遠報一書中，一群人聚集在一個酒館中，問自己為何“這麽多年來要忍受那個給人帶來失敗、不便、無能、焦慮與不安的政體”。他們找出了許多答案：它製約著人們的生活；神職人員壓製普通人；在性問題上的負疚感；對地獄的懼怕。在此我想提出另一個原因，《你能走多遠計一書中可能沒有講到這點。在從青少年到成年早期還是一名虔城天主教徒的一代人中，任何受過教育的人似乎都簽訂了一份生存合同：天主教玄學係統為他們消除了疑慮，使他們獲得了穩定的心境，作為回報，他們便接受了相應的道德規範，即使這些規範在實際生活中對人的要求極為苛刻，甚至有時是人類難以達到的。該係統的一大長處在於它的整一性、綜。合性與不屈服性，對那些在該係統中成長起來的人們來說，對其中一部分觀點提出質疑就等於懷疑其全部。在它主張的各種道德規範中挑挑揀揀，對那些讓人難以履行的條規表示輕蔑簡直就是偽善的行徑。這種對一致性的狂熱追求構成了英美兩國天主教的一大特點，因為歐洲大陸各國文化在對待原則與實踐之間的矛盾時表現得比較寬容。這在工人階級與小資產階級構成的天主教“貧民窟”中表現得最為明顯。在一篇關於獼能走多遠件的評論文章中，作者奧伯侖·沃表現得火藥味極濃。他談到基督教在性問題上的傳統教義時聲明，“勿庸置疑，少數認真履行這一教義的人發現它對人的壓抑太大；但大多數人過著一種歡快的不服從生活。”但我要指出的是，這種觀點是從庫姆·弗羅裏·豪斯與唐塞德、而非生活在這個國家各個普普通通的教區中的大多數天主教徒的角度來看待這一問題時所得出的結論，關於這一點我可以向沃先生做出保證。
當我和妻子在一九五九年結婚時，天主教關於禁止人工避孕的教義對我們來說就如同信經中的任何一條一樣天經地義、無法更改。可以想象，如果不遵守這一教義，就意味著脫離教會。當時人們無法想象，一個人既可以不遵守這一教義又可以留在教會中做一個虔誠的教徒或者教會本身會改變其觀點。但是在二十世紀六十年代早期，人們終於可以想象上述兩件事，並開始思考這一問題。導致大氣候發生這一變化的原因有二：首先，孕酮藥的發明似乎給人們帶來了一種安全避孕的希望，而且這種方法不會受到天主教傳統教義的反對。因此，有可能得到批準，不會嚴重影響人們在信仰方麵的一致性。第二，一九五八年被選為代理教皇的約翰二十三世鼓勵天主教徒對他們信仰中某些以前被視為神聖不可侵犯的方麵進行重新審視。一九六二年，他號召第二屆梵蒂岡大會向現代世界重新闡釋天主教信仰，並且在同一年成立了教皇委員會，研究那些與家庭、人口和生育控製有關的問題。次年接替他的教是保羅六世專門授權該委員會，參照避孕藥物，對教會有關生育控製的教義進行審查。由此可見，教會最高層都承認教會教義可以更改。
這顯然是我寫得最快的一部小說。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我擺脫了繁忙的教學工作，此外在美國的那段經曆給我莫大的啟迪與自由。但促使我在相對較短的時間內完成該書的另一個原因是，我深信自己找到了一個大眾普遍關心與感興趣的話題。尤其是（但並非隻是）對羅馬夫主教徒來說。據我所知，此前還沒有任何作家對這個話題進行詳盡的描述，更不用說采用（我打算使用的）幽默的喜劇方式了。這一話題就是天主教會有關生育控製方麵的教諭對已婚天主教徒的生活產生的影響，以及新近始於教會內部、對上述教諭提出質疑。我想在這一話題降溫之前將我的小說推出來，當然要走在其他作家意識到描寫這一話題的可能性之前。
我不必為第一件事擔心：羅馬直到一九六八年才開始嚐試解決該問題，教皇保羅六世在這一年發給教會的通諭《人類生活論》中表示支持禁止人工控製生育的傳統做法，從而引發了一場規模空前的大辯論。這場辯論一直持續到今天，辯論的核心是權威、良心與性。雖然我在最近的一部小說《你能走多遠？》（一九八o年出版，書中對過去二十五年中天主教的發展與演變作了全麵而綜合的審視）中已經寫過這一話題，我想提醒讀者的是，《大英博物館在倒塌》的首版時間在一九六五年，比《人類生活論》早大約三年。如果不考慮最後這一事實，就難以理解這兩部小說之間的聯係與區別。
亞當與芭芭拉·埃普比並不是我與妻子的化身。我要指出的是，我們婚後的生活情況與他們毫無關係。但是，如果我們謊稱在婚後頭幾年沒有發現（如同我們大多數已婚的天主教朋友們一樣）如下情況，就想到了寫這本小說，那是撒謊；教會批準使用的推一的生育控製方法——所謂的“經或避孕法”或“安全或避孕法”——實際上根本不安全，紹夫婦雙方帶來了巨大的精神壓力。在《你能走多遠報一書中，一群人聚集在一個酒館中，問自己為何“這麽多年來要忍受那個給人帶來失敗、不便、無能、焦慮與不安的政體”。他們找出了許多答案：它製約著人們的生活；神職人員壓製普通人；在性問題上的負疚感；對地獄的懼怕。在此我想提出另一個原因，《你能走多遠計一書中可能沒有講到這點。在從青少年到成年早期還是一名虔城天主教徒的一代人中，任何受過教育的人似乎都簽訂了一份生存合同：天主教玄學係統為他們消除了疑慮，使他們獲得了穩定的心境，作為回報，他們便接受了相應的道德規範，即使這些規範在實際生活中對人的要求極為苛刻，甚至有時是人類難以達到的。該係統的一大長處在於它的整一性、綜。合性與不屈服性，對那些在該係統中成長起來的人們來說，對其中一部分觀點提出質疑就等於懷疑其全部。在它主張的各種道德規範中挑挑揀揀，對那些讓人難以履行的條規表示輕蔑簡直就是偽善的行徑。這種對一致性的狂熱追求構成了英美兩國天主教的一大特點，因為歐洲大陸各國文化在對待原則與實踐之間的矛盾時表現得比較寬容。這在工人階級與小資產階級構成的天主教“貧民窟”中表現得最為明顯。在一篇關於獼能走多遠件的評論文章中，作者奧伯侖·沃表現得火藥味極濃。他談到基督教在性問題上的傳統教義時聲明，“勿庸置疑，少數認真履行這一教義的人發現它對人的壓抑太大；但大多數人過著一種歡快的不服從生活。”但我要指出的是，這種觀點是從庫姆·弗羅裏·豪斯與唐塞德、而非生活在這個國家各個普普通通的教區中的大多數天主教徒的角度來看待這一問題時所得出的結論，關於這一點我可以向沃先生做出保證。
當我和妻子在一九五九年結婚時，天主教關於禁止人工避孕的教義對我們來說就如同信經中的任何一條一樣天經地義、無法更改。可以想象，如果不遵守這一教義，就意味著脫離教會。當時人們無法想象，一個人既可以不遵守這一教義又可以留在教會中做一個虔誠的教徒或者教會本身會改變其觀點。但是在二十世紀六十年代早期，人們終於可以想象上述兩件事，並開始思考這一問題。導致大氣候發生這一變化的原因有二：首先，孕酮藥的發明似乎給人們帶來了一種安全避孕的希望，而且這種方法不會受到天主教傳統教義的反對。因此，有可能得到批準，不會嚴重影響人們在信仰方麵的一致性。第二，一九五八年被選為代理教皇的約翰二十三世鼓勵天主教徒對他們信仰中某些以前被視為神聖不可侵犯的方麵進行重新審視。一九六二年，他號召第二屆梵蒂岡大會向現代世界重新闡釋天主教信仰，並且在同一年成立了教皇委員會，研究那些與家庭、人口和生育控製有關的問題。次年接替他的教是保羅六世專門授權該委員會，參照避孕藥物，對教會有關生育控製的教義進行審查。由此可見，教會最高層都承認教會教義可以更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