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寫這本書也愉快，也痛苦。我回憶起往事來，就覺得好像重新又搖著幼小的卓婭的搖籃，重新懷抱著3歲的舒拉，重新看見我的孩子們，看見他倆在一起，活活潑潑，充滿了希望。
剩餘下的需要敘述的事情愈少，我就愈痛苦，接近了的不可避免的結局愈顯然，我就愈難找到需要的話……
卓婭去後的每一天，連最瑣碎的事，我都記得很清楚。
她走後我和舒拉兩人的生活就完全變為期待了。在過去，舒拉回到家裏看不見姐姐的時候，他向來問：“卓婭在哪裏？”
現在他的第一句話是：“沒有信嗎？”以後他就不把這句問話說出來了，但是我在他的眼神裏永遠可以看見這句問話。
有一次他很興奮、很高興地跑進屋來，並且緊緊地摟抱了我，這是從來沒有過的。
“有信嗎？”我馬上猜中了。
“豈隻有，看看是什麽樣的信呀！”舒拉喊著說，“你聽：
‘親愛的媽媽！你現在好麽，精神好麽，沒害病嗎？媽媽，如有可能，就是給我寫幾行也好哇。我在完成任務的時候，一定來家裏看看。你的卓婭。’”
“哪一天寫的呀。”我問。
“11月17日。這就是說，我們等著卓婭回來吧！”
我們又開始等待了，不過現在不像那樣擔心了，而是抱著愉快的希望等待著。我們時刻地等待著，晝夜地等待著，始終在準備一聽見推開門的聲音就跑去迎接她，我們時時刻刻地準備成為幸福的人。
可是11月過去了，12月過去了，已經要到1月底了……
再也沒有過信或是別的消息。
我和舒拉倆都有工作。一切家務事都由他擔當起來了，我看出來了：他想在所有的事上都代替卓婭。如果他先回到家來，他就為我溫上湯菜。我看見過他在夜間起來給我加被，因為那時候木柴得來已經困難，我們盡可能地節省燃料。
有一次——這是在1月底——我很晚才往家走。通常都是這樣，我每逢很疲倦了，就僅僅無意地聽到一些路人談話的片斷。那一晚在街上處處聽人們說：
“今天您讀《真理報》了嗎？”
“您讀了裏多夫的那篇文章嗎？”
在電車上有一位臉色憔悴眼睛很大的青年女子對自己的同伴說：
“多麽動人的一篇通訊啊！多麽好的姑娘啊！……”
我了解了今天的報上一定登著什麽不平常的東西。
“舒拉，”我回到家裏說，“今天你讀了《真理報》嗎？據說在那上邊有一篇很使人注意的通訊。”
“讀了，”舒拉眼不看我，簡單地回答道。
“關於什麽事呀？”
“關於一個青年女遊擊隊員丹娘，德國人把她絞死了。”
屋裏很涼，我們已經習慣這樣了。但是這會兒我覺著我的內髒全涼了，全緊縮了。我想：“這不知是誰家的女孩子，家裏也一定等待著她，一定也替她擔心呢……”
過了一會兒，我聽到了無線電廣播，先是一些關於戰爭的報告和勞動戰線上的消息。忽然廣播員說：
“現在我報告登在今天（1月27日）的《真理報》上的裏多夫的一篇通訊。”
於是悲傷憤慨的聲音就開始述說，在12月上旬在彼得裏斜沃村德國人怎樣殺害了女遊擊隊員，青年團員丹娘。
舒拉忽然說：“媽媽，我把它關了，行不行？明天我需要早起。”
我覺著奇怪：舒拉向來睡得很酣，大聲說話和無線電聲音全不妨礙他睡覺。我本來很想聽到完，但是我終於把擴音器關了，對他說：“好吧，你睡吧……”
第二天我到青年團區委去了：可能那裏知道關於卓婭的什麽消息。
“任務是秘密的，可能很長時間沒有信。”區委書記對我說。
又過了幾天難熬的日子，在2月7日（這個日子我永遠忘不了），我回到家來看見桌上放著一張字條：媽媽，青年團區委請你到那裏去一趟。
我想：“可等到啦！一定是卓婭托誰帶來了消息，也可能是信。”
我像飛似地跑往區委去了。那一晚很黑，刮著風，電車沒開駛，我差不多跑著，常常滑跌，起來仍繼續跑，在我的腦子裏沒有一點兒關於慘事的思想。我沒預料到有什麽壞消息，隻是想知道：幾時我能看見卓婭？她能快回來嗎？
到區委以後，他們對我說：“你們走岔啦。您回家去吧，莫斯科團市委的人到您家裏去了。”
“快，快知道卓婭在什麽時候回來！”我不是走，而是跑回家去了。
我推開門就楞在門坎上了。有兩個人離開桌子起身迎我來了：齊米列捷夫區文教局局長和另一個不相識的、臉上表情嚴肅並且微微緊張的青年人。由他嘴裏冒著蒸氣：屋裏冷，誰也沒脫大衣。
舒拉靠窗站著。我看了看他的臉，我們的視線遇著了，我就忽然了解了……他撲向我來了，並且還碰倒了什麽東西，可是我好像腿被釘在地板上，絲毫不能動了。
這時我就聽見有人說：“柳鮑娃·齊莫菲耶夫娜，您讀了《真理報》上關於丹娘的那篇通訊了嗎？那是您的卓婭……日內我們到彼得裏斜沃去。”
我頹然倒在有人送過來的椅子上了。我沒有淚，也沒有呼吸。我隻希望快快地剩下我一個人，在腦子裏總是這一句話：“她犧牲了……她犧牲了……”
舒拉把我安置在床上，並在床邊坐了一整夜。他沒有哭。
他的眼睛沒有淚，隻是向前凝視著，雙手緊握著我的手。
“舒拉……現在我們怎麽辦呢？”好容易我才說出來。
一向能控製自己感情的舒拉，這時候就倒在床上嚎啕大哭起來。
“我早已知道……我全知道，”他嗚咽地重複說，“那時候《真理報》上有照片啊！脖子上帶著繩子……雖然是另外的名字……可是我了解是她……我知道這是她……我不願意對你說。我想，我可能錯認了……我就想是我錯認了。我不願意相信。可是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
“你給我看看。”我說。
“不！”他嗚咽地回答說。
“舒拉，”我說，“還有很多事擺在我前邊哪，我還要看見她哪。我要求你……”
舒拉由上衣的裏袋裏掏出了自己的日記本子：在潔白的一頁上粘著由報紙上剪下的四方的一塊。這時候我看見了她的骨肉相連的、親愛的、受盡折磨的、不動的臉。
舒拉還對我說了些什麽話，可是我沒聽見，忽然我耳朵裏聽見了他的一句話：
“你知道她為什麽說她叫丹娘麽？你還記得丹娘·索羅瑪哈嗎？”
那時候我就回想起來了，並且馬上了解了一切。是，毫無疑義，這是她回憶著很久以前犧牲了的姑娘，才報了自己的名字是丹娘……
剩餘下的需要敘述的事情愈少，我就愈痛苦，接近了的不可避免的結局愈顯然，我就愈難找到需要的話……
卓婭去後的每一天，連最瑣碎的事，我都記得很清楚。
她走後我和舒拉兩人的生活就完全變為期待了。在過去，舒拉回到家裏看不見姐姐的時候，他向來問：“卓婭在哪裏？”
現在他的第一句話是：“沒有信嗎？”以後他就不把這句問話說出來了，但是我在他的眼神裏永遠可以看見這句問話。
有一次他很興奮、很高興地跑進屋來，並且緊緊地摟抱了我，這是從來沒有過的。
“有信嗎？”我馬上猜中了。
“豈隻有，看看是什麽樣的信呀！”舒拉喊著說，“你聽：
‘親愛的媽媽！你現在好麽，精神好麽，沒害病嗎？媽媽，如有可能，就是給我寫幾行也好哇。我在完成任務的時候，一定來家裏看看。你的卓婭。’”
“哪一天寫的呀。”我問。
“11月17日。這就是說，我們等著卓婭回來吧！”
我們又開始等待了，不過現在不像那樣擔心了，而是抱著愉快的希望等待著。我們時刻地等待著，晝夜地等待著，始終在準備一聽見推開門的聲音就跑去迎接她，我們時時刻刻地準備成為幸福的人。
可是11月過去了，12月過去了，已經要到1月底了……
再也沒有過信或是別的消息。
我和舒拉倆都有工作。一切家務事都由他擔當起來了，我看出來了：他想在所有的事上都代替卓婭。如果他先回到家來，他就為我溫上湯菜。我看見過他在夜間起來給我加被，因為那時候木柴得來已經困難，我們盡可能地節省燃料。
有一次——這是在1月底——我很晚才往家走。通常都是這樣，我每逢很疲倦了，就僅僅無意地聽到一些路人談話的片斷。那一晚在街上處處聽人們說：
“今天您讀《真理報》了嗎？”
“您讀了裏多夫的那篇文章嗎？”
在電車上有一位臉色憔悴眼睛很大的青年女子對自己的同伴說：
“多麽動人的一篇通訊啊！多麽好的姑娘啊！……”
我了解了今天的報上一定登著什麽不平常的東西。
“舒拉，”我回到家裏說，“今天你讀了《真理報》嗎？據說在那上邊有一篇很使人注意的通訊。”
“讀了，”舒拉眼不看我，簡單地回答道。
“關於什麽事呀？”
“關於一個青年女遊擊隊員丹娘，德國人把她絞死了。”
屋裏很涼，我們已經習慣這樣了。但是這會兒我覺著我的內髒全涼了，全緊縮了。我想：“這不知是誰家的女孩子，家裏也一定等待著她，一定也替她擔心呢……”
過了一會兒，我聽到了無線電廣播，先是一些關於戰爭的報告和勞動戰線上的消息。忽然廣播員說：
“現在我報告登在今天（1月27日）的《真理報》上的裏多夫的一篇通訊。”
於是悲傷憤慨的聲音就開始述說，在12月上旬在彼得裏斜沃村德國人怎樣殺害了女遊擊隊員，青年團員丹娘。
舒拉忽然說：“媽媽，我把它關了，行不行？明天我需要早起。”
我覺著奇怪：舒拉向來睡得很酣，大聲說話和無線電聲音全不妨礙他睡覺。我本來很想聽到完，但是我終於把擴音器關了，對他說：“好吧，你睡吧……”
第二天我到青年團區委去了：可能那裏知道關於卓婭的什麽消息。
“任務是秘密的，可能很長時間沒有信。”區委書記對我說。
又過了幾天難熬的日子，在2月7日（這個日子我永遠忘不了），我回到家來看見桌上放著一張字條：媽媽，青年團區委請你到那裏去一趟。
我想：“可等到啦！一定是卓婭托誰帶來了消息，也可能是信。”
我像飛似地跑往區委去了。那一晚很黑，刮著風，電車沒開駛，我差不多跑著，常常滑跌，起來仍繼續跑，在我的腦子裏沒有一點兒關於慘事的思想。我沒預料到有什麽壞消息，隻是想知道：幾時我能看見卓婭？她能快回來嗎？
到區委以後，他們對我說：“你們走岔啦。您回家去吧，莫斯科團市委的人到您家裏去了。”
“快，快知道卓婭在什麽時候回來！”我不是走，而是跑回家去了。
我推開門就楞在門坎上了。有兩個人離開桌子起身迎我來了：齊米列捷夫區文教局局長和另一個不相識的、臉上表情嚴肅並且微微緊張的青年人。由他嘴裏冒著蒸氣：屋裏冷，誰也沒脫大衣。
舒拉靠窗站著。我看了看他的臉，我們的視線遇著了，我就忽然了解了……他撲向我來了，並且還碰倒了什麽東西，可是我好像腿被釘在地板上，絲毫不能動了。
這時我就聽見有人說：“柳鮑娃·齊莫菲耶夫娜，您讀了《真理報》上關於丹娘的那篇通訊了嗎？那是您的卓婭……日內我們到彼得裏斜沃去。”
我頹然倒在有人送過來的椅子上了。我沒有淚，也沒有呼吸。我隻希望快快地剩下我一個人，在腦子裏總是這一句話：“她犧牲了……她犧牲了……”
舒拉把我安置在床上，並在床邊坐了一整夜。他沒有哭。
他的眼睛沒有淚，隻是向前凝視著，雙手緊握著我的手。
“舒拉……現在我們怎麽辦呢？”好容易我才說出來。
一向能控製自己感情的舒拉，這時候就倒在床上嚎啕大哭起來。
“我早已知道……我全知道，”他嗚咽地重複說，“那時候《真理報》上有照片啊！脖子上帶著繩子……雖然是另外的名字……可是我了解是她……我知道這是她……我不願意對你說。我想，我可能錯認了……我就想是我錯認了。我不願意相信。可是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
“你給我看看。”我說。
“不！”他嗚咽地回答說。
“舒拉，”我說，“還有很多事擺在我前邊哪，我還要看見她哪。我要求你……”
舒拉由上衣的裏袋裏掏出了自己的日記本子：在潔白的一頁上粘著由報紙上剪下的四方的一塊。這時候我看見了她的骨肉相連的、親愛的、受盡折磨的、不動的臉。
舒拉還對我說了些什麽話，可是我沒聽見，忽然我耳朵裏聽見了他的一句話：
“你知道她為什麽說她叫丹娘麽？你還記得丹娘·索羅瑪哈嗎？”
那時候我就回想起來了，並且馬上了解了一切。是，毫無疑義，這是她回憶著很久以前犧牲了的姑娘，才報了自己的名字是丹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