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時，那位助手輕柔地牽著伊娃的手，把她帶到等待赴地獄之門的長龍陣裏去了。蘇菲一直想忘掉這個輕柔的卻帶來死亡的動作，卻總也忘不掉。她也永遠忘不掉那模糊的印象：那孩子不停地回頭望著她，哀求著，但她的眼睛全給眼淚蒙住了，以致無法看清伊娃的表情。為此她一直心存感激，因為從她的內心深處，她明白自己無法承受這種痛苦。她最後瞥了一眼那漸漸遠去的細小身影，幾乎瘋了。 “她仍然帶著她的熊和她的長笛，”蘇菲最後這樣說道，“這些年來，我一直不能說出這些話來，無論用什麽語言。”
我常常思索弗裏茲•詹蒙德•馮•聶蒙德醫生說的這些暖昧不明的話。至少他是個自行其事的人，他對蘇菲做的事顯然不應該是黨衛軍的常規做法。那位年輕的黨衛軍小隊長的困惑足以證明這一點。在遇見蘇菲和她的孩子們之前，那位醫生一定等了很長時間，一心希望能幹出這件殘忍的事。我覺得他最想幹的，便是讓蘇菲或像她一類的人——脆弱的易受傷害的基督徒——承受痛苦，犯下完全不能原諒的罪孽。他一直渴望犯下這可怕的罪惡。在他那些機械般地執行任務的黨衛軍同事中，他是一個十分獨特的例外：如果他不是好人或壞人，至少他內心還潛伏著善與惡，他的這一舉動是對納粹的典型的宗教式反抗。
我為什麽認為這與宗教有關？一方麵，或許是因為蘇菲關於忠誠的聲明引起了他的特別關注。但我寧願用另一個插曲來解釋，這是蘇菲講完這個故事後不久又補充的。她告訴我說，在到達奧斯威辛後的一段日子裏，她一直處於十分震驚的狀態之中，為那傾斜的月台上發生的事，也為吉恩消失在兒童營的背影。她幾乎無法正常思維。但在她所在的營區中，兩個設法躲過挑選的德國猶太女人的談話引起了她的注意。從她們的描繪中，她得知她們說的正是把伊娃送進毒氣室的詹蒙德•馮•聶蒙德醫生。蘇菲清楚地記得，其中一個從柏林夏洛屯堡區來的女人說，她年輕時就認識這位醫生。不過他在站台上沒認出她來，而她對他也不十分熟悉，雖然他們曾是鄰居。出於某種原因她隻記得有關他的兩件事(這也是蘇菲一直無法忘掉的兩件事)：英俊的相貌；以及他是一個虔誠的信教者。他一直堅持上教堂做禮拜，一度渴望成為一名牧師。但在他那貪圖錢財的父親的逼迫下，他學了醫。 蘇菲對醫生的其他回憶也說明他是個教徒，或至少是一個相信報應，一直在尋求贖罪，獨自尋求新的信念的人。比如說酗酒——這隻是一個象征。所有對納粹的回憶都表明，黨衛軍軍官(包括醫生)幾乎都像修道士一樣嚴謹，自製，忠於職守。然而，屠宰場卻激發了人們最原始的渴望。人們呆在焚屍爐的隔壁，大量地消耗酒精。這個血腥的工作大多是由招募來的人具體操作，他們被允許(的確也很需要)用酒精來麻醉自己。除了這項特殊的工作之外，黨衛軍的軍官們像別處的軍官一樣，希望自己能保持一種高貴的舉止，特別是在執行任務的時候。那為什麽蘇菲恰好遇上喝得醉熏熏的詹蒙德•馮•聶蒙德醫生？他不僅麵紅耳赤，酒氣熏天，而且邋裏邋塌，衣領上沾著飯粒。對一個醫生來說，這無疑是一種危險的心境。
我常常設想，弗裏茲•詹蒙德•馮•聶蒙德醫生在他生命的危機時刻遇見了蘇菲。他尋求靈魂拯救，可他的精神卻像竹子似的劈裂，崩潰。或許人們隻能通過他後來的生涯進行反思，但顯然他不能像他的上司，黨衛軍頭目魯道夫•霍斯那樣拋棄上帝，卻對外宣稱上帝仍在他心中。在如此令人惡心的環境中呆上幾個月後，誰還能相信上帝呢？每天等著從歐洲各地開來的無休無止的列車，然後從成千上萬的人群中選出健康者，把老弱病殘送進焚屍爐。他知道他所效力的苦役營(也是殺人機器)是對上帝的嘲笑和否定。還有，他屬於納粹龐大機構中的最低層。所以在這樣一個地方，隨著時間的推移，他不可能繼續保持他的信念，而早已用對現實的認識代替了上帝。他每天麵對數以萬計的猶太人，對他們做出選擇，所以當希姆萊“所有的猶太人勿需挑選一律解決”的命令下達時，他如釋重負，再也不用日複一日地用那雙眼睛做生與死的選擇。他可以離開那恐怖的斜坡，傾心於他的醫學研究。(這也許更令人難以置信，但在奧斯威辛龐大而複雜的機構中，確實允許一部分人從事一些真正的醫學研究，同時也進行一些鮮為人知的醫學實驗。不過如果馮•聶蒙德醫生敏感的話，他一定是會設法回避的。)
但希姆萊的命令很快就撤銷了，因為ig公司和別的工廠需要大量的勞動力來填充他們貪得無厭的胃；於是這位受盡折磨的醫生隻得又回到斜坡上，又開始挑選。不久，隻有猶太人被送進毒氣室。但直到最後的命令下達之前，猶太人和雅利安人人都必須經過挑選這一關。(偶爾也有例外，如從莫爾金尼亞運來的猶太人全部直接走向了死亡)。這新的恐懼像堅硬的鋼刺紮著醫生的靈魂，威脅著要撕碎他的理智。他開始酗酒，開始胡吃海塞，忘掉上帝，哦，我的上帝在哪裏？
他最終會找到答案的。我相信，總有那麽一天，事實真相的揭露會讓他見到希望的曙光。這些都與罪惡有關，或者說，與罪惡感的缺席有關。他自己會認識到，罪惡感的缺席與上帝的缺席不可分割地交融在一起。沒有罪惡感！他在他曾參與的犯罪中承受著乏味枯燥和焦慮，甚至還有強烈的反感，但沒有絲毫的罪惡感，也未想到他將成千上萬的無辜者送入地獄之門有違天意。一切都那麽單調。他的所有惡行都是在一個沒有上帝，沒有罪惡感的真空中進行的，一切都是公事公辦。他隻在靈魂中呼喚上帝。
讓他重新相信上帝不是異常簡單嗎？實際上，上帝是否存在一直令他迷惑，因而他用罪惡的行為來尋求答案。人類不是先犯下原罪，然後才走向光明的嗎？
於是，他懷著這種強烈的犯罪欲望拆散了蘇菲和她的小女兒；同時又用他那殘存的善良做出了一個寬宏大量的舉動——給了蘇菲選擇的機會。畢竟他有權利把兩個孩子都送向死亡。這就是我對四月一日愚人節黃昏的暮色中，當蘇菲和孩子們出現在他麵前，在那首變了調的探戈舞曲《康巴斯塔》一直不停的伴奏下，弗裏茲•詹蒙德•馮•聶蒙德醫生對蘇菲所表現出來的反常行為的惟一解釋。
我常常思索弗裏茲•詹蒙德•馮•聶蒙德醫生說的這些暖昧不明的話。至少他是個自行其事的人，他對蘇菲做的事顯然不應該是黨衛軍的常規做法。那位年輕的黨衛軍小隊長的困惑足以證明這一點。在遇見蘇菲和她的孩子們之前，那位醫生一定等了很長時間，一心希望能幹出這件殘忍的事。我覺得他最想幹的，便是讓蘇菲或像她一類的人——脆弱的易受傷害的基督徒——承受痛苦，犯下完全不能原諒的罪孽。他一直渴望犯下這可怕的罪惡。在他那些機械般地執行任務的黨衛軍同事中，他是一個十分獨特的例外：如果他不是好人或壞人，至少他內心還潛伏著善與惡，他的這一舉動是對納粹的典型的宗教式反抗。
我為什麽認為這與宗教有關？一方麵，或許是因為蘇菲關於忠誠的聲明引起了他的特別關注。但我寧願用另一個插曲來解釋，這是蘇菲講完這個故事後不久又補充的。她告訴我說，在到達奧斯威辛後的一段日子裏，她一直處於十分震驚的狀態之中，為那傾斜的月台上發生的事，也為吉恩消失在兒童營的背影。她幾乎無法正常思維。但在她所在的營區中，兩個設法躲過挑選的德國猶太女人的談話引起了她的注意。從她們的描繪中，她得知她們說的正是把伊娃送進毒氣室的詹蒙德•馮•聶蒙德醫生。蘇菲清楚地記得，其中一個從柏林夏洛屯堡區來的女人說，她年輕時就認識這位醫生。不過他在站台上沒認出她來，而她對他也不十分熟悉，雖然他們曾是鄰居。出於某種原因她隻記得有關他的兩件事(這也是蘇菲一直無法忘掉的兩件事)：英俊的相貌；以及他是一個虔誠的信教者。他一直堅持上教堂做禮拜，一度渴望成為一名牧師。但在他那貪圖錢財的父親的逼迫下，他學了醫。 蘇菲對醫生的其他回憶也說明他是個教徒，或至少是一個相信報應，一直在尋求贖罪，獨自尋求新的信念的人。比如說酗酒——這隻是一個象征。所有對納粹的回憶都表明，黨衛軍軍官(包括醫生)幾乎都像修道士一樣嚴謹，自製，忠於職守。然而，屠宰場卻激發了人們最原始的渴望。人們呆在焚屍爐的隔壁，大量地消耗酒精。這個血腥的工作大多是由招募來的人具體操作，他們被允許(的確也很需要)用酒精來麻醉自己。除了這項特殊的工作之外，黨衛軍的軍官們像別處的軍官一樣，希望自己能保持一種高貴的舉止，特別是在執行任務的時候。那為什麽蘇菲恰好遇上喝得醉熏熏的詹蒙德•馮•聶蒙德醫生？他不僅麵紅耳赤，酒氣熏天，而且邋裏邋塌，衣領上沾著飯粒。對一個醫生來說，這無疑是一種危險的心境。
我常常設想，弗裏茲•詹蒙德•馮•聶蒙德醫生在他生命的危機時刻遇見了蘇菲。他尋求靈魂拯救，可他的精神卻像竹子似的劈裂，崩潰。或許人們隻能通過他後來的生涯進行反思，但顯然他不能像他的上司，黨衛軍頭目魯道夫•霍斯那樣拋棄上帝，卻對外宣稱上帝仍在他心中。在如此令人惡心的環境中呆上幾個月後，誰還能相信上帝呢？每天等著從歐洲各地開來的無休無止的列車，然後從成千上萬的人群中選出健康者，把老弱病殘送進焚屍爐。他知道他所效力的苦役營(也是殺人機器)是對上帝的嘲笑和否定。還有，他屬於納粹龐大機構中的最低層。所以在這樣一個地方，隨著時間的推移，他不可能繼續保持他的信念，而早已用對現實的認識代替了上帝。他每天麵對數以萬計的猶太人，對他們做出選擇，所以當希姆萊“所有的猶太人勿需挑選一律解決”的命令下達時，他如釋重負，再也不用日複一日地用那雙眼睛做生與死的選擇。他可以離開那恐怖的斜坡，傾心於他的醫學研究。(這也許更令人難以置信，但在奧斯威辛龐大而複雜的機構中，確實允許一部分人從事一些真正的醫學研究，同時也進行一些鮮為人知的醫學實驗。不過如果馮•聶蒙德醫生敏感的話，他一定是會設法回避的。)
但希姆萊的命令很快就撤銷了，因為ig公司和別的工廠需要大量的勞動力來填充他們貪得無厭的胃；於是這位受盡折磨的醫生隻得又回到斜坡上，又開始挑選。不久，隻有猶太人被送進毒氣室。但直到最後的命令下達之前，猶太人和雅利安人人都必須經過挑選這一關。(偶爾也有例外，如從莫爾金尼亞運來的猶太人全部直接走向了死亡)。這新的恐懼像堅硬的鋼刺紮著醫生的靈魂，威脅著要撕碎他的理智。他開始酗酒，開始胡吃海塞，忘掉上帝，哦，我的上帝在哪裏？
他最終會找到答案的。我相信，總有那麽一天，事實真相的揭露會讓他見到希望的曙光。這些都與罪惡有關，或者說，與罪惡感的缺席有關。他自己會認識到，罪惡感的缺席與上帝的缺席不可分割地交融在一起。沒有罪惡感！他在他曾參與的犯罪中承受著乏味枯燥和焦慮，甚至還有強烈的反感，但沒有絲毫的罪惡感，也未想到他將成千上萬的無辜者送入地獄之門有違天意。一切都那麽單調。他的所有惡行都是在一個沒有上帝，沒有罪惡感的真空中進行的，一切都是公事公辦。他隻在靈魂中呼喚上帝。
讓他重新相信上帝不是異常簡單嗎？實際上，上帝是否存在一直令他迷惑，因而他用罪惡的行為來尋求答案。人類不是先犯下原罪，然後才走向光明的嗎？
於是，他懷著這種強烈的犯罪欲望拆散了蘇菲和她的小女兒；同時又用他那殘存的善良做出了一個寬宏大量的舉動——給了蘇菲選擇的機會。畢竟他有權利把兩個孩子都送向死亡。這就是我對四月一日愚人節黃昏的暮色中，當蘇菲和孩子們出現在他麵前，在那首變了調的探戈舞曲《康巴斯塔》一直不停的伴奏下，弗裏茲•詹蒙德•馮•聶蒙德醫生對蘇菲所表現出來的反常行為的惟一解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