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蘇菲被捕前的五個月裏，納粹曾竭盡全力將波蘭北方變成無猶區。從1942年十一月開始一直持續到次年一月，波蘭東北部的成千上萬猶太人被塞進火車送往遍布全國各地的集中營。在經過華沙中轉後，他們中的大部分來到了奧斯威辛。與此同時，在華沙的反猶太人行動宣告暫停——至少在大規模驅逐的同時是這樣的，原因是華沙的驅逐行動已經擴大到相當廣泛的程度。據統計資料顯示，德國於1939年入侵波蘭前，華沙的猶太人口接近四十五萬——僅次於紐約，是世界上猶太人口最密集的城市。而僅僅過了三年，生活在華沙的猶太人僅剩下七萬，其餘大部分人在奧斯威辛，索比堡，貝烏熱茨，海烏諾姆，麥達內克[2]等，特別是在特雷布林卡消失了。最後這個集中營坐落在離華沙不遠的荒郊。與奧斯威辛不同的是，它關押的不是苦役犯，而是專門用於最後滅絕的場所。於1942年六月和八月在華沙掀起的龐大的猶太人重新安置計劃決非偶然，那些已變成可怕的空殼一樣的猶太區域與世外桃源般的特雷布林卡修建的眾多毒氣室遙相呼應。
總之，留在華沙城裏的七萬猶太人中，大約有一半“合法”地居住在被毀壞的猶太人居住區(甚至當蘇菲在蓋世太保監獄中受盡煎熬時，他們中的許多人正準備在幾周後的四月起義裏殉難)，其他的三萬五千人——即居住區的所謂秘密居民——像被追逐的獵物一樣陷入崩潰的絕望之中。他們被納粹追捕，但這還不是全部：他們還要隨時擔心流氓“反猶者”的出賣——托澤夫捕殺的對象，以及其他一切會受到利誘的波蘭人，忍受像那個文學青年女教師一樣的見利忘義的人的出賣，甚至(不止一次地)承受被他們的猶太同胞扭曲的陰謀陷害。“真是太可怕了，”汪娜一次又一次地對蘇菲說，“托澤夫的被出賣和被殺害，以某種方式標明了納粹找到了他們所期望的突破點。家鄉軍的每一個組織被砸得稀裏嘩啦——上帝，多令人寒心啊！但畢竟——”她又加上一句“——這並不完全出乎意料，因為猶太人自己也在相互殘殺。這是一個耐人尋味的事實。”雖然除援助和隱藏猶太人外，家鄉軍和歐洲其他抵抗組織還關心別的事情(事實上波蘭有一兩個地下組織具有十分明顯的反猶傾向)，但總的說來，對隨時處於危險的猶太人的幫助仍然列在首位，所以可以說，他們為之奮鬥的事業使他們一批又一批被關進監獄，而蘇菲——一個平白無辜的不知情者——也成了無謂的犧牲品。
在三月的大部分時間裏，其中包括蘇菲在蓋世太保監獄中度過的那兩個星期，從畢亞利斯托克地區經由華沙運往奧斯威辛的猶太人轉運計劃暫時擱置了。或許這可以解釋蘇菲和其他抵抗組織成員(已接近二百五十人)為何沒被馬上運往集中營；德國人總是追求效率，他們在等待再多裝一些人，但因為華沙已沒有猶太人可運，所以隻好推延發運時間。另一個關鍵問題是，東北部驅逐猶太人的行動計劃暫停了。德國人認為需要論證這一計劃與比克瑙修建的焚屍爐之間的比例關係，因為奧斯威辛原有的焚屍爐和一個毒氣室已開始用作集體大屠殺的主要設備，最早一批受害者是俄國戰俘。奧斯威辛是一片波蘭式的建築群，波蘭騎兵部隊的核心機構便設在那些駐兵營房和建築群裏，後來被德國人占用。這片低矮雜亂的建築物全部覆蓋著傾斜的石板屋頂，曾用於儲存蔬菜。德國人一眼便發現它的結構正是他們所需要的：將足以儲藏堆積如山的蘿卜和土豆的龐大地下洞室用來大規模窒息人群再合適不過了，正如連接客廳的前屋都修有一個火爐似的，它所需要的隻是一個煙囪。隻要有一個煙囪，屠夫們便有事可做了。
但這地方相對於源源不斷湧來的人群來說顯然太有限了。雖說德國人在1942年又弄了一些暫時的小型地堡，但用於大規模屠殺的設備仍出現危機，所以必須修改議案，在比克瑙修造新的大型焚屍爐。德國人——還有那些猶太的和非猶太的苦役犯們——苦幹了一個冬天。第一座焚屍爐是蘇菲被蓋世太保抓住的一周後投入使用的；僅僅八天之後——她剛到奧斯威辛，即四月一日那天，第二座也投入使用。三月三十日，蘇菲離開華沙。在那一天，她，吉恩和伊娃，還有將近二百五十名抵抗組織成員(包括汪娜)被押上載有一千八百名從馬爾金尼亞(華沙東北部一個中轉營)轉運來的猶太人的列車。除猶太人和家鄉軍戰士之外，列車上還有一些波蘭人——男女都有，都是華沙平民，大約二百人左右——他們是蓋世太保心血來潮的突然圍捕的獵物，他們的罪過是在錯誤的時間出現在了錯誤的地方。
在這群倒黴的人中，司蒂芬•紮沃斯基也在其列。他沒有工作許可證，他曾對蘇菲說他預感會有麻煩的。但蘇菲發現他被抓來時仍然驚呆了。她在監獄時從遠處看見過他，在火車上也瞥見他一眼，但她無法在這擠得滿滿當當的活地獄裏與他說上一句話。這趟列車一度是送往奧斯威辛人數最多的一次運輸，它或許表明德國人急於試用他們在比克瑙新建的殺人工具的效用，炫耀一下這一最新最大最精致的殺人技術。這次沒有挑選適於服苦役的猶太人——就整個被運送去進行最後解決的行動來說，這並不算絕無僅有的一次——一千八百個猶太人全被送進二號焚屍爐，無一幸免。
雖然蘇菲把她在華沙的生活以及被捕入獄的全過程坦率地告訴了我，但對真正被放逐到奧斯威辛以及到達那裏的過程有所保留。我想這可能是因為恐懼。我猜的當然沒錯，但直到後來我才知道這種含糊其詞和躲躲閃閃的真正原因。不過，當時我知道的極其有限。如果我在前麵段落敘述過的那些統計數字顯得有些抽象的話，那是因為現在，在許多年之後，我不得不重新營造一個更大的將蘇菲和其他許多無辜者卷入其中的背景，並使用一個對一般人來說(除了那些剛剛經曆戰爭並真正關心這一切的人們)幾乎沒有任何意義的數據來說明一切。
從那時起，我想了很多。如果別岡斯基教授能活著知道他女兒的命運，尤其是知道他心愛的孫子們全都成為他夢想的國家社會主義的殉葬品時，他會作何感想？盡管他崇拜第三帝國，但他仍是個驕傲的波蘭人。他一定會想方設法成為一個十分狡猾的局外人。很難理解他如何能無視這個事實：納粹對歐洲猶太人實施的龐大的滅絕計劃像濃霧一樣降臨，將他和他的同胞團團裹住——他們如此被厭惡，隻是因為對猶太人的厭惡更甚更緊急，出於計劃上的優先考慮，他們才免於被最終滅絕。但正是這種對波蘭人的憎惡使教授本人遭致厄運。或許是對猶太問題的癡迷使他對許多事情視而不見，但更具諷刺意味的是，即使波蘭人和其他斯拉夫人不被列入被消滅的名單，他或許仍不能預見到如此強烈的仇恨就像磁鐵吸引金屬一樣，將無數身上沒有佩戴黃色六角形標誌的受害者吸向那毀滅的漩渦。蘇菲曾告訴過我——那是她繼續向我講述她在克拉科夫的生活時說的，她總是把這段生活很小心地掩蓋起來不讓別人知道——無論教授對她是如何的威嚴和不屑一顧，但他對兩個孫子的喜愛是非常真實完全徹底的。無法推測這個受盡折磨的人如果幸存下來看見吉恩和伊娃落入他為猶太人構造的黑暗境遇時會有怎樣的反應。
我永遠忘不了蘇菲的刺紋。那一串小豆豆像一排細小的齒痕刻在她的前臂上，是她外表上露出的(我在粉紅宮殿第一次見到她的那個晚上看見了)使我錯誤地以為她是個猶太人的惟一細節。它往往被現在人們視認作幸存的猶太人的標誌。在那些非人的日子裏，猶太人的確與這個悲哀的標記不可分離地聯係在一起。但如果了解蘇菲在集中營那可怕的兩周裏遭受的折磨，就會明白這個刺紋有著十分重要的意義。蘇菲像猶太人一樣被打上印記，雖然她並不是猶太人。她和她的非猶太難友們因此獲得了一個證明，從近在眉睫的死亡厄運中被剝離出來。如果說這項政策最初令人困惑，其實解釋起來相當容易，其中暴露出納粹官僚主義的辦事作風。被刺上印記的雅利安犯人是三月底送來的，蘇菲一定是第一批接受這種印記的非猶太人中的一員。希姆萊命令，凡猶太人格殺勿論。隨著最後滅絕行動的推行，猶太人由於數量巨大和馬上被送進毒氣室的命運而無須再在身上加以任何標記，於是在集中營裏取代他們的是雅利安人，用刺紋標明身份——相對猶太人被減緩死亡速度的苦役犯。這便是蘇菲紋身的由來。(這些是原始計劃的提要，但隨著事情的進展，殺的欲望與勞動力的需求之間發生衝突。於是計劃有所改變，這個命令被撤消。在那年冬天稍晚的時候，當德國猶太人到達集中營時，一道新的命令頒布下來：凡尚有一息體力的犯人(無論男人和女人)都被分配去做苦役。蘇菲因此成為這群活死人——猶太人和非猶太人混雜群體中的一員。
那天正好是四月一日，愚人節。時鍾滴滴答答走完一年。每當這一天來臨，我的孩子們對我玩著惡作劇時(今天是愚人節，爸爸！)，我便真真切切地感到一陣徹骨的痛楚；一向寬厚溫柔和藹可親的家長臉上突然陰雲密布。我恨愚人節，如同我恨基督上帝。這一天是我和蘇菲相識的日子，也是蘇菲人生旅程的一個標誌。她到達奧斯維辛的四月一日給她開了個惡毒的玩笑；而僅僅在四天之後，魯道夫•霍斯接到柏林的命令，非猶太人不再被送進毒氣室。
有很長一段時間，蘇菲拒絕向我述說她到達那天的任何細節，或許她已平靜的心靈仍然無法使她做到這一點——也許什麽也不為。但在了解她的全部經曆之前，我希望能重現那天發生的模糊不清的事件。據記載，那是一個春暖花開的日子，厥菜展開綠葉，連翹剛剛發芽，天空晴朗，空氣清新。那天，一千八百名猶太人被裝進大卡車運到比克瑙，那時剛過中午，整個過程隻用了兩個小時。我說過，那天沒有經過“選擇”：無論男女老少身體強弱——統統得死。緊接著，就像想把所有的犯人全掃光似的，在那道傾斜的月台上，黨衛軍軍官們把一車廂抵抗組織戰士也送進了毒氣室，隻留下了大約五十個他們的同誌，其中有汪娜。
後來的進程很奇怪地中斷了，整個下午沒有再發生任何事。在兩節仍然滿載的車廂裏，除了剩下的抵抗組織戰士之外，還有蘇菲、吉恩和伊娃，以及那次圍捕抓來的一大群波蘭人。他們一直滯留在那兒，直到黃昏時分。黨衛軍們——軍官，以及醫生和士兵——似乎沒了主意似的在那道斜坡上打轉。從柏林來了命令？朝令夕改？人們隻能就他們的緊張進行推測。終於，問題弄清了，黨衛軍決定繼續他們的工作，但這次是在選擇的基礎上進行。執行的軍士們命令每個人下車，排成隊列，然後由醫生工作。挑選工作持續了一個多小時。蘇菲，吉恩和汪娜被送往集中營——大約有一半的人被選中送往集中營。在那些挑選出來送往比克瑙二號焚屍爐處死的人中，有音樂教師司蒂芬•紮沃斯基，還有他的學生，長笛手伊娃•瑪利亞•澤維斯托烏斯卡，一星期後她將滿八周歲。
總之，留在華沙城裏的七萬猶太人中，大約有一半“合法”地居住在被毀壞的猶太人居住區(甚至當蘇菲在蓋世太保監獄中受盡煎熬時，他們中的許多人正準備在幾周後的四月起義裏殉難)，其他的三萬五千人——即居住區的所謂秘密居民——像被追逐的獵物一樣陷入崩潰的絕望之中。他們被納粹追捕，但這還不是全部：他們還要隨時擔心流氓“反猶者”的出賣——托澤夫捕殺的對象，以及其他一切會受到利誘的波蘭人，忍受像那個文學青年女教師一樣的見利忘義的人的出賣，甚至(不止一次地)承受被他們的猶太同胞扭曲的陰謀陷害。“真是太可怕了，”汪娜一次又一次地對蘇菲說，“托澤夫的被出賣和被殺害，以某種方式標明了納粹找到了他們所期望的突破點。家鄉軍的每一個組織被砸得稀裏嘩啦——上帝，多令人寒心啊！但畢竟——”她又加上一句“——這並不完全出乎意料，因為猶太人自己也在相互殘殺。這是一個耐人尋味的事實。”雖然除援助和隱藏猶太人外，家鄉軍和歐洲其他抵抗組織還關心別的事情(事實上波蘭有一兩個地下組織具有十分明顯的反猶傾向)，但總的說來，對隨時處於危險的猶太人的幫助仍然列在首位，所以可以說，他們為之奮鬥的事業使他們一批又一批被關進監獄，而蘇菲——一個平白無辜的不知情者——也成了無謂的犧牲品。
在三月的大部分時間裏，其中包括蘇菲在蓋世太保監獄中度過的那兩個星期，從畢亞利斯托克地區經由華沙運往奧斯威辛的猶太人轉運計劃暫時擱置了。或許這可以解釋蘇菲和其他抵抗組織成員(已接近二百五十人)為何沒被馬上運往集中營；德國人總是追求效率，他們在等待再多裝一些人，但因為華沙已沒有猶太人可運，所以隻好推延發運時間。另一個關鍵問題是，東北部驅逐猶太人的行動計劃暫停了。德國人認為需要論證這一計劃與比克瑙修建的焚屍爐之間的比例關係，因為奧斯威辛原有的焚屍爐和一個毒氣室已開始用作集體大屠殺的主要設備，最早一批受害者是俄國戰俘。奧斯威辛是一片波蘭式的建築群，波蘭騎兵部隊的核心機構便設在那些駐兵營房和建築群裏，後來被德國人占用。這片低矮雜亂的建築物全部覆蓋著傾斜的石板屋頂，曾用於儲存蔬菜。德國人一眼便發現它的結構正是他們所需要的：將足以儲藏堆積如山的蘿卜和土豆的龐大地下洞室用來大規模窒息人群再合適不過了，正如連接客廳的前屋都修有一個火爐似的，它所需要的隻是一個煙囪。隻要有一個煙囪，屠夫們便有事可做了。
但這地方相對於源源不斷湧來的人群來說顯然太有限了。雖說德國人在1942年又弄了一些暫時的小型地堡，但用於大規模屠殺的設備仍出現危機，所以必須修改議案，在比克瑙修造新的大型焚屍爐。德國人——還有那些猶太的和非猶太的苦役犯們——苦幹了一個冬天。第一座焚屍爐是蘇菲被蓋世太保抓住的一周後投入使用的；僅僅八天之後——她剛到奧斯威辛，即四月一日那天，第二座也投入使用。三月三十日，蘇菲離開華沙。在那一天，她，吉恩和伊娃，還有將近二百五十名抵抗組織成員(包括汪娜)被押上載有一千八百名從馬爾金尼亞(華沙東北部一個中轉營)轉運來的猶太人的列車。除猶太人和家鄉軍戰士之外，列車上還有一些波蘭人——男女都有，都是華沙平民，大約二百人左右——他們是蓋世太保心血來潮的突然圍捕的獵物，他們的罪過是在錯誤的時間出現在了錯誤的地方。
在這群倒黴的人中，司蒂芬•紮沃斯基也在其列。他沒有工作許可證，他曾對蘇菲說他預感會有麻煩的。但蘇菲發現他被抓來時仍然驚呆了。她在監獄時從遠處看見過他，在火車上也瞥見他一眼，但她無法在這擠得滿滿當當的活地獄裏與他說上一句話。這趟列車一度是送往奧斯威辛人數最多的一次運輸，它或許表明德國人急於試用他們在比克瑙新建的殺人工具的效用，炫耀一下這一最新最大最精致的殺人技術。這次沒有挑選適於服苦役的猶太人——就整個被運送去進行最後解決的行動來說，這並不算絕無僅有的一次——一千八百個猶太人全被送進二號焚屍爐，無一幸免。
雖然蘇菲把她在華沙的生活以及被捕入獄的全過程坦率地告訴了我，但對真正被放逐到奧斯威辛以及到達那裏的過程有所保留。我想這可能是因為恐懼。我猜的當然沒錯，但直到後來我才知道這種含糊其詞和躲躲閃閃的真正原因。不過，當時我知道的極其有限。如果我在前麵段落敘述過的那些統計數字顯得有些抽象的話，那是因為現在，在許多年之後，我不得不重新營造一個更大的將蘇菲和其他許多無辜者卷入其中的背景，並使用一個對一般人來說(除了那些剛剛經曆戰爭並真正關心這一切的人們)幾乎沒有任何意義的數據來說明一切。
從那時起，我想了很多。如果別岡斯基教授能活著知道他女兒的命運，尤其是知道他心愛的孫子們全都成為他夢想的國家社會主義的殉葬品時，他會作何感想？盡管他崇拜第三帝國，但他仍是個驕傲的波蘭人。他一定會想方設法成為一個十分狡猾的局外人。很難理解他如何能無視這個事實：納粹對歐洲猶太人實施的龐大的滅絕計劃像濃霧一樣降臨，將他和他的同胞團團裹住——他們如此被厭惡，隻是因為對猶太人的厭惡更甚更緊急，出於計劃上的優先考慮，他們才免於被最終滅絕。但正是這種對波蘭人的憎惡使教授本人遭致厄運。或許是對猶太問題的癡迷使他對許多事情視而不見，但更具諷刺意味的是，即使波蘭人和其他斯拉夫人不被列入被消滅的名單，他或許仍不能預見到如此強烈的仇恨就像磁鐵吸引金屬一樣，將無數身上沒有佩戴黃色六角形標誌的受害者吸向那毀滅的漩渦。蘇菲曾告訴過我——那是她繼續向我講述她在克拉科夫的生活時說的，她總是把這段生活很小心地掩蓋起來不讓別人知道——無論教授對她是如何的威嚴和不屑一顧，但他對兩個孫子的喜愛是非常真實完全徹底的。無法推測這個受盡折磨的人如果幸存下來看見吉恩和伊娃落入他為猶太人構造的黑暗境遇時會有怎樣的反應。
我永遠忘不了蘇菲的刺紋。那一串小豆豆像一排細小的齒痕刻在她的前臂上，是她外表上露出的(我在粉紅宮殿第一次見到她的那個晚上看見了)使我錯誤地以為她是個猶太人的惟一細節。它往往被現在人們視認作幸存的猶太人的標誌。在那些非人的日子裏，猶太人的確與這個悲哀的標記不可分離地聯係在一起。但如果了解蘇菲在集中營那可怕的兩周裏遭受的折磨，就會明白這個刺紋有著十分重要的意義。蘇菲像猶太人一樣被打上印記，雖然她並不是猶太人。她和她的非猶太難友們因此獲得了一個證明，從近在眉睫的死亡厄運中被剝離出來。如果說這項政策最初令人困惑，其實解釋起來相當容易，其中暴露出納粹官僚主義的辦事作風。被刺上印記的雅利安犯人是三月底送來的，蘇菲一定是第一批接受這種印記的非猶太人中的一員。希姆萊命令，凡猶太人格殺勿論。隨著最後滅絕行動的推行，猶太人由於數量巨大和馬上被送進毒氣室的命運而無須再在身上加以任何標記，於是在集中營裏取代他們的是雅利安人，用刺紋標明身份——相對猶太人被減緩死亡速度的苦役犯。這便是蘇菲紋身的由來。(這些是原始計劃的提要，但隨著事情的進展，殺的欲望與勞動力的需求之間發生衝突。於是計劃有所改變，這個命令被撤消。在那年冬天稍晚的時候，當德國猶太人到達集中營時，一道新的命令頒布下來：凡尚有一息體力的犯人(無論男人和女人)都被分配去做苦役。蘇菲因此成為這群活死人——猶太人和非猶太人混雜群體中的一員。
那天正好是四月一日，愚人節。時鍾滴滴答答走完一年。每當這一天來臨，我的孩子們對我玩著惡作劇時(今天是愚人節，爸爸！)，我便真真切切地感到一陣徹骨的痛楚；一向寬厚溫柔和藹可親的家長臉上突然陰雲密布。我恨愚人節，如同我恨基督上帝。這一天是我和蘇菲相識的日子，也是蘇菲人生旅程的一個標誌。她到達奧斯維辛的四月一日給她開了個惡毒的玩笑；而僅僅在四天之後，魯道夫•霍斯接到柏林的命令，非猶太人不再被送進毒氣室。
有很長一段時間，蘇菲拒絕向我述說她到達那天的任何細節，或許她已平靜的心靈仍然無法使她做到這一點——也許什麽也不為。但在了解她的全部經曆之前，我希望能重現那天發生的模糊不清的事件。據記載，那是一個春暖花開的日子，厥菜展開綠葉，連翹剛剛發芽，天空晴朗，空氣清新。那天，一千八百名猶太人被裝進大卡車運到比克瑙，那時剛過中午，整個過程隻用了兩個小時。我說過，那天沒有經過“選擇”：無論男女老少身體強弱——統統得死。緊接著，就像想把所有的犯人全掃光似的，在那道傾斜的月台上，黨衛軍軍官們把一車廂抵抗組織戰士也送進了毒氣室，隻留下了大約五十個他們的同誌，其中有汪娜。
後來的進程很奇怪地中斷了，整個下午沒有再發生任何事。在兩節仍然滿載的車廂裏，除了剩下的抵抗組織戰士之外，還有蘇菲、吉恩和伊娃，以及那次圍捕抓來的一大群波蘭人。他們一直滯留在那兒，直到黃昏時分。黨衛軍們——軍官，以及醫生和士兵——似乎沒了主意似的在那道斜坡上打轉。從柏林來了命令？朝令夕改？人們隻能就他們的緊張進行推測。終於，問題弄清了，黨衛軍決定繼續他們的工作，但這次是在選擇的基礎上進行。執行的軍士們命令每個人下車，排成隊列，然後由醫生工作。挑選工作持續了一個多小時。蘇菲，吉恩和汪娜被送往集中營——大約有一半的人被選中送往集中營。在那些挑選出來送往比克瑙二號焚屍爐處死的人中，有音樂教師司蒂芬•紮沃斯基，還有他的學生，長笛手伊娃•瑪利亞•澤維斯托烏斯卡，一星期後她將滿八周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