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佯裝未醒，嘴裏含含糊糊地咕噥了幾句。但我們倆都清醒了。 他擔憂的聲音變得愉快起來：“你在叫什麽？肥皂[1]？在做噩夢吧？你一定是洗澡時遇上鬼了！”
“我不知道我在幹什麽！”我撒謊說。
他沉默了一會兒。電扇嗡嗡地轉著，斷斷續續地傳來城市嘈雜的夜聲。最後他說：“有什麽事讓你心煩？我能看出來。你想讓我知道嗎？也許我能幫上點忙。是個女孩——一個女人，對嗎？”
“是的，”我猶豫了一下，“一個女人。”
“你想給我講講嗎？我以前也有過類似的麻煩。”
我粗略地講了一下。很簡略，但大致清晰：一個無名的波蘭難民，比我大幾歲，美麗得無法形容，戰爭的受害者。我含含糊糊地提了一下奧斯威辛，但沒提內森。我曾愛上她，但由於種種原因成了泡影。我略去了一些細節：她的孩子，她如何來到布魯克林，她的工作，她不可能再留在這兒。我告訴他，一天前她消失了，我對再次見到她不抱任何希望。有好一陣子我沒有說話，接著用無所謂的口氣加了一句：“我想我會應付過去的。”我示意我想改變話題。一談起蘇菲，痛苦便開始向我襲來，五髒六腹一陣陣痙攣，揪心般地疼痛。
父親嘟嘟囔囔地說了一些含混不清的安慰話，然後沉默下來。“你的工作進展如何？”他終於問到此事。在此之前我一直避開這個話題。“你的書寫得怎麽樣了？”
我感覺渾身開始放鬆下來。“不錯。”我說，“我在布魯克林寫得很順利。至少在這事發生前，在這女人的事出現之前一直很順利。我指的是這次分離。這事幾乎把所有的事情都攪亂了。我什麽也幹不下去，都停下了。”當然我不能說這個。一想到要回到耶塔，在沒有了蘇菲和內森的令人窒息的真空籠子裏重新開始寫作，我就難受得想死。那裏會令我想起我們共同度過而現在已消失殆盡的快樂時光。“我想我會很快重新開始的。”這話並不發自真心。我感到我們的談話慢慢停了下來。
父親打了個哈欠。“唔，如果你真想重新開始的話，”他睡意濃濃地咕噥著說，“南安普頓的那個農場還給你留著。那是個寫書的好地方。希望你好好考慮考慮，孩子。”他又打起鼾來。這一次沒有動物園嘈雜的喧鬧聲，而是像炮轟一般驚天動地，就像向斯大林格勒發起的一次總攻。我絕望地用枕頭把腦袋嚴嚴地捂起來。
但我還是迷迷糊糊地打起了瞌睡，甚至小睡了一會。我夢見了那個已經死去的捐助人——黑奴男孩阿提斯特，但這夢又和另一個有關黑奴的夢攪在一起，也就是我幾年前知道的那特•特納。我大叫一聲醒了過來。天已放亮，我在晨曦蒙朧中盯著天花板，聽著下麵大街上警車尖利的鳴叫聲。那聲音越來越大，越來越刺耳，令人難以忍受。我焦慮地聽著這聲音，直到它漸漸變弱，最後成為一陣模糊的顫音，消失在擁擠不堪肮髒雜亂的住宅區裏。我的上帝，我想，在這個世紀，南方的靜謐與這都市的尖囂怎麽能同時存在呢？真不可思議。
那天早上我父親準備動身回弗吉尼亞。也許是納特•特那打開了我記憶的閘門，那天早上躺在床上，一股思鄉之情突然湧上心頭。也許是因為失去了在布魯克林的心愛的人，於是父親提供給我的舊農場成了一個更具吸引力的所在。不管怎樣，當我們坐在麥卡阿爾賓的咖啡店裏，吃著抹上厚厚一層黃油的薄煎餅時，我告訴老頭子也替我買一張票，然後在賓夕法尼亞車站與我碰頭。他驚得目瞪口呆。我要和他一起回南方，然後去農場。我在一陣突如其來的輕鬆和愉快中宣布道。他所要做的便是給我一個上午，讓我回耶塔公寓收拾行李，結賬，然後永遠離開。
然而正如我所提到的，事情並沒有那樣發展——至少當時不是。我從布魯克林給父親打電話，告訴他我還是決定留在這個城市。因為那天早上我在粉紅色宮殿的樓上碰見了蘇菲，她孤零零地站在我以為她將永遠離去的一片狼籍的房間中。我現在才意識到，我在一個神秘的關鍵時刻回到了那裏。再過十分鍾，她便會收拾好那些雜亂的東西永遠離開，而我也將永遠不能再見到她。對過去做其他的推測是愚蠢的。但我還是忍不住想，如果我沒有偶然介入她的生活，她是否會生活得更好一些？如果她沒有留下，而是去了別的什麽地方——也許在布魯克林或美國之外的任何一個地方——天知道又會怎樣呢？
在納粹鮮為人知的諸多行動計劃中，有一項名為利波斯波恩，即所謂的新生計劃(更確切的稱呼是“生命的源泉”)。這個計劃是納粹基因熱愛狂的譫妄的產物，實施目的是擴充所謂“新秩序”的行列。它首先通過係統的繁殖計劃，然後在占領區有組織地綁架“適合”的兒童來加以實施。這些孩子被送到德國，安置在忠於元首的家庭裏，在一個冷漠純淨的國家社會主義的環境中長大成人。這些孩子在理論上應具有純粹的日耳曼血統。但正如納粹在種族問題上常常出現的頗具諷刺意義的權宜之計一樣，這項計劃的許多年輕受害者來自波蘭，因為雖然波蘭人被視為下等種族，但和其他斯拉夫人一起，在猶太人被實施最後滅絕後，波蘭人理所當然地成為繼任者；而且，他們在許多方麵符合某些殘酷的人體實驗的體格要求——麵部特征與北歐血統的人極其相似，且金發碧眼，膚色白皙，與納粹的審美觀頗為適合。 雖然新生計劃未能像納粹所期望的那樣得到大規模的實施，但它仍取得了一定的成功。僅從華沙的父母身邊被強行掠走的波蘭兒童就數以萬計，他們中的絕大部分(全被重新取名，如卡爾，萊舍爾，或海因裏齊，特魯迪等等。他們被吞沒在第三帝國的懷抱中)再也沒見到他們的家人。還有無數的孩子通過了第一道篩選，卻沒能通過更嚴格的人種試驗，因而被送去最後解決——有些就在奧斯威辛。當然，這一計劃在秘密中實施。但正如希特勒的大部分卑劣計劃一樣，這樣的罪惡不可能被完全掩蓋起來。1942年底，在華沙那棟被炸得殘缺不全的樓房裏，與蘇菲住在一起的那個女友的兒子，一個長著漂亮金發的五歲男孩便這樣消失了，再也沒有回來。雖然納粹試圖在這一罪行周圍大放煙幕彈，但每個人都清楚是何人所為，包括蘇菲在內。在後來的日子裏，蘇菲感到迷惑不解的是，利波斯波恩計劃(這計劃在華沙時令她十分懼怕，以致一聽到樓道裏的腳步聲，她便會把兒子吉恩趕緊藏進衣櫥裏)居然成了她在奧斯威辛夢寐以求的東西。她的一個難友告訴她——此人將出現在後麵的章節中——這是拯救吉恩生命的惟一辦法。
蘇菲告訴我，那天下午和魯道夫•霍斯在一起時，她一直努力想引起司令官對這項計劃的關注。她本可以用迂回的辦法做得更巧妙一些，但當時似乎不可能了。她在前一天還認真分析過，隻有這個計劃才能把吉恩救出兒童營。這種做法的可能性似乎特別大，因為吉恩像她一樣可以說波蘭語和德語。接著，她把以前向我隱瞞的一些事也告訴了我。她說，在得到司令官的信任之後，她打算向他提議，利用他的權利得到一個金發碧眼、臉上長著白種人特有的雀斑和矢車菊藍眼睛，擁有一個初出茅廬的德國空軍飛行員的側麵輪廓，說一口流利德語的波蘭小男孩，將他從兒童營中毫不費力地轉移到設在克拉科夫、凱妥維斯、洛克羅或無論什麽地方的官僚機構裏，然後重新安排將他轉送到德國境內的安全地方。她不必知道孩子的具體下落，她甚至可以發誓，隻要確信孩子在第三帝國的某個地方安全地生活，她絕不會去打聽他的下落和他今後的生活，隻要他不繼續留在奧斯威辛，留在這兒他必死無疑。但是，她在那天下午把一切都搞砸了。驚慌失措之餘，她直接懇求霍斯救出吉恩，而且因為事先沒想到他的反應(他的憤怒)她感到自己完全失去了控製。即使她還能想起利波斯波恩，也不可能再向他提出。不過，一切似乎還未到不可救藥的地步。為了獲得另一次向霍斯提議營救她兒子的方案的機會，蘇菲隻得等待——第二天，這事卷入到一場奇怪而痛苦的場景中。
但她沒有馬上把這一切告訴我。在楓苑的那個下午，在講到她跪在司令官麵前的時候，她突然止住了，目光從我身上移向窗戶，許久沒有說話。然後她突然說聲抱歉，便直奔洗手間而去。留聲機突然響了起來，又是《安德魯姐妹》。我抬頭看了看那隻汙漬斑斑的塑料鍾，時間已近五點半，我這才發現我們已在這兒呆了差不多一個下午。我以前從沒聽蘇菲談起過霍斯，但今天聽她這麽一講，他的形象居然栩栩如生地出現在我那神經質的腦海中。但顯然她無法再繼續談論這樣一個人和這樣的過去，因為這麽一中斷，我便不能再狠心催促她繼續講下去，哪怕她留給我如此多的神秘和意猶未盡。我準備結束這個話題，盡管我對她有個孩子這件事仍感到十分震驚。她剛才對我傾述的一切已遠遠超出她的承受力：那段黑暗的記憶使她神情恍惚，我曾瞥見那雙如墮深淵一般充滿痛苦與不安的眼睛。所以我對自己說，不要再談這個話題了，至少暫時不談。
我向愛爾蘭侍者要了一杯啤酒，等著蘇菲回來。楓苑的常客(下了班的警察，電梯管理員，建築工地的監工，還有一些泡吧的散客)開始陸續湧入，將持續幾個小時的大雨的潮氣帶了進來。從布魯克林防禦牆方向傳來陣陣雷聲，雨仍像踢踏舞者的舞步一樣，零零落落地打在地上。暴雨已經過去。我用一隻耳朵聽著別人談論有關羅吉斯的小道消息，這是那年夏天使人們幾近瘋狂的熱門話題。我喝著啤酒，突然感到一種絕望的衝動襲過全身。這衝動的一部分原因來自於蘇菲所講述的奧斯威辛的景象，它像我有一次在紐約的義塚地裏嗅到過的腐爛的裹屍布一樣，化作一種真正的惡臭直鑽我的鼻孔。那是一個偏僻的孤島，我最近才知道它像奧斯威辛一樣曾是囚犯和死屍的聚集地。在服役期即將結束前，我在那兒呆了很短一段時間。我真的又聞到了那種屠宰場的氣味。為了趨散它，我大口喝著啤酒。而另一部分原因則與蘇菲本人有關。我一直盯著女洗手間的門，憂心忡忡——她要是突然躲開我，怎麽辦？如果她一去不複返呢？我不能應付她注入到我生命中的新的危機，也無法抑製我對她的瘋狂的渴望。這種愚蠢的病態的心理饑餓早已麻醉了我的意誌。我那清教徒式的教養肯定從未預想過會遭遇這樣一場精神錯亂。
“我不知道我在幹什麽！”我撒謊說。
他沉默了一會兒。電扇嗡嗡地轉著，斷斷續續地傳來城市嘈雜的夜聲。最後他說：“有什麽事讓你心煩？我能看出來。你想讓我知道嗎？也許我能幫上點忙。是個女孩——一個女人，對嗎？”
“是的，”我猶豫了一下，“一個女人。”
“你想給我講講嗎？我以前也有過類似的麻煩。”
我粗略地講了一下。很簡略，但大致清晰：一個無名的波蘭難民，比我大幾歲，美麗得無法形容，戰爭的受害者。我含含糊糊地提了一下奧斯威辛，但沒提內森。我曾愛上她，但由於種種原因成了泡影。我略去了一些細節：她的孩子，她如何來到布魯克林，她的工作，她不可能再留在這兒。我告訴他，一天前她消失了，我對再次見到她不抱任何希望。有好一陣子我沒有說話，接著用無所謂的口氣加了一句：“我想我會應付過去的。”我示意我想改變話題。一談起蘇菲，痛苦便開始向我襲來，五髒六腹一陣陣痙攣，揪心般地疼痛。
父親嘟嘟囔囔地說了一些含混不清的安慰話，然後沉默下來。“你的工作進展如何？”他終於問到此事。在此之前我一直避開這個話題。“你的書寫得怎麽樣了？”
我感覺渾身開始放鬆下來。“不錯。”我說，“我在布魯克林寫得很順利。至少在這事發生前，在這女人的事出現之前一直很順利。我指的是這次分離。這事幾乎把所有的事情都攪亂了。我什麽也幹不下去，都停下了。”當然我不能說這個。一想到要回到耶塔，在沒有了蘇菲和內森的令人窒息的真空籠子裏重新開始寫作，我就難受得想死。那裏會令我想起我們共同度過而現在已消失殆盡的快樂時光。“我想我會很快重新開始的。”這話並不發自真心。我感到我們的談話慢慢停了下來。
父親打了個哈欠。“唔，如果你真想重新開始的話，”他睡意濃濃地咕噥著說，“南安普頓的那個農場還給你留著。那是個寫書的好地方。希望你好好考慮考慮，孩子。”他又打起鼾來。這一次沒有動物園嘈雜的喧鬧聲，而是像炮轟一般驚天動地，就像向斯大林格勒發起的一次總攻。我絕望地用枕頭把腦袋嚴嚴地捂起來。
但我還是迷迷糊糊地打起了瞌睡，甚至小睡了一會。我夢見了那個已經死去的捐助人——黑奴男孩阿提斯特，但這夢又和另一個有關黑奴的夢攪在一起，也就是我幾年前知道的那特•特納。我大叫一聲醒了過來。天已放亮，我在晨曦蒙朧中盯著天花板，聽著下麵大街上警車尖利的鳴叫聲。那聲音越來越大，越來越刺耳，令人難以忍受。我焦慮地聽著這聲音，直到它漸漸變弱，最後成為一陣模糊的顫音，消失在擁擠不堪肮髒雜亂的住宅區裏。我的上帝，我想，在這個世紀，南方的靜謐與這都市的尖囂怎麽能同時存在呢？真不可思議。
那天早上我父親準備動身回弗吉尼亞。也許是納特•特那打開了我記憶的閘門，那天早上躺在床上，一股思鄉之情突然湧上心頭。也許是因為失去了在布魯克林的心愛的人，於是父親提供給我的舊農場成了一個更具吸引力的所在。不管怎樣，當我們坐在麥卡阿爾賓的咖啡店裏，吃著抹上厚厚一層黃油的薄煎餅時，我告訴老頭子也替我買一張票，然後在賓夕法尼亞車站與我碰頭。他驚得目瞪口呆。我要和他一起回南方，然後去農場。我在一陣突如其來的輕鬆和愉快中宣布道。他所要做的便是給我一個上午，讓我回耶塔公寓收拾行李，結賬，然後永遠離開。
然而正如我所提到的，事情並沒有那樣發展——至少當時不是。我從布魯克林給父親打電話，告訴他我還是決定留在這個城市。因為那天早上我在粉紅色宮殿的樓上碰見了蘇菲，她孤零零地站在我以為她將永遠離去的一片狼籍的房間中。我現在才意識到，我在一個神秘的關鍵時刻回到了那裏。再過十分鍾，她便會收拾好那些雜亂的東西永遠離開，而我也將永遠不能再見到她。對過去做其他的推測是愚蠢的。但我還是忍不住想，如果我沒有偶然介入她的生活，她是否會生活得更好一些？如果她沒有留下，而是去了別的什麽地方——也許在布魯克林或美國之外的任何一個地方——天知道又會怎樣呢？
在納粹鮮為人知的諸多行動計劃中，有一項名為利波斯波恩，即所謂的新生計劃(更確切的稱呼是“生命的源泉”)。這個計劃是納粹基因熱愛狂的譫妄的產物，實施目的是擴充所謂“新秩序”的行列。它首先通過係統的繁殖計劃，然後在占領區有組織地綁架“適合”的兒童來加以實施。這些孩子被送到德國，安置在忠於元首的家庭裏，在一個冷漠純淨的國家社會主義的環境中長大成人。這些孩子在理論上應具有純粹的日耳曼血統。但正如納粹在種族問題上常常出現的頗具諷刺意義的權宜之計一樣，這項計劃的許多年輕受害者來自波蘭，因為雖然波蘭人被視為下等種族，但和其他斯拉夫人一起，在猶太人被實施最後滅絕後，波蘭人理所當然地成為繼任者；而且，他們在許多方麵符合某些殘酷的人體實驗的體格要求——麵部特征與北歐血統的人極其相似，且金發碧眼，膚色白皙，與納粹的審美觀頗為適合。 雖然新生計劃未能像納粹所期望的那樣得到大規模的實施，但它仍取得了一定的成功。僅從華沙的父母身邊被強行掠走的波蘭兒童就數以萬計，他們中的絕大部分(全被重新取名，如卡爾，萊舍爾，或海因裏齊，特魯迪等等。他們被吞沒在第三帝國的懷抱中)再也沒見到他們的家人。還有無數的孩子通過了第一道篩選，卻沒能通過更嚴格的人種試驗，因而被送去最後解決——有些就在奧斯威辛。當然，這一計劃在秘密中實施。但正如希特勒的大部分卑劣計劃一樣，這樣的罪惡不可能被完全掩蓋起來。1942年底，在華沙那棟被炸得殘缺不全的樓房裏，與蘇菲住在一起的那個女友的兒子，一個長著漂亮金發的五歲男孩便這樣消失了，再也沒有回來。雖然納粹試圖在這一罪行周圍大放煙幕彈，但每個人都清楚是何人所為，包括蘇菲在內。在後來的日子裏，蘇菲感到迷惑不解的是，利波斯波恩計劃(這計劃在華沙時令她十分懼怕，以致一聽到樓道裏的腳步聲，她便會把兒子吉恩趕緊藏進衣櫥裏)居然成了她在奧斯威辛夢寐以求的東西。她的一個難友告訴她——此人將出現在後麵的章節中——這是拯救吉恩生命的惟一辦法。
蘇菲告訴我，那天下午和魯道夫•霍斯在一起時，她一直努力想引起司令官對這項計劃的關注。她本可以用迂回的辦法做得更巧妙一些，但當時似乎不可能了。她在前一天還認真分析過，隻有這個計劃才能把吉恩救出兒童營。這種做法的可能性似乎特別大，因為吉恩像她一樣可以說波蘭語和德語。接著，她把以前向我隱瞞的一些事也告訴了我。她說，在得到司令官的信任之後，她打算向他提議，利用他的權利得到一個金發碧眼、臉上長著白種人特有的雀斑和矢車菊藍眼睛，擁有一個初出茅廬的德國空軍飛行員的側麵輪廓，說一口流利德語的波蘭小男孩，將他從兒童營中毫不費力地轉移到設在克拉科夫、凱妥維斯、洛克羅或無論什麽地方的官僚機構裏，然後重新安排將他轉送到德國境內的安全地方。她不必知道孩子的具體下落，她甚至可以發誓，隻要確信孩子在第三帝國的某個地方安全地生活，她絕不會去打聽他的下落和他今後的生活，隻要他不繼續留在奧斯威辛，留在這兒他必死無疑。但是，她在那天下午把一切都搞砸了。驚慌失措之餘，她直接懇求霍斯救出吉恩，而且因為事先沒想到他的反應(他的憤怒)她感到自己完全失去了控製。即使她還能想起利波斯波恩，也不可能再向他提出。不過，一切似乎還未到不可救藥的地步。為了獲得另一次向霍斯提議營救她兒子的方案的機會，蘇菲隻得等待——第二天，這事卷入到一場奇怪而痛苦的場景中。
但她沒有馬上把這一切告訴我。在楓苑的那個下午，在講到她跪在司令官麵前的時候，她突然止住了，目光從我身上移向窗戶，許久沒有說話。然後她突然說聲抱歉，便直奔洗手間而去。留聲機突然響了起來，又是《安德魯姐妹》。我抬頭看了看那隻汙漬斑斑的塑料鍾，時間已近五點半，我這才發現我們已在這兒呆了差不多一個下午。我以前從沒聽蘇菲談起過霍斯，但今天聽她這麽一講，他的形象居然栩栩如生地出現在我那神經質的腦海中。但顯然她無法再繼續談論這樣一個人和這樣的過去，因為這麽一中斷，我便不能再狠心催促她繼續講下去，哪怕她留給我如此多的神秘和意猶未盡。我準備結束這個話題，盡管我對她有個孩子這件事仍感到十分震驚。她剛才對我傾述的一切已遠遠超出她的承受力：那段黑暗的記憶使她神情恍惚，我曾瞥見那雙如墮深淵一般充滿痛苦與不安的眼睛。所以我對自己說，不要再談這個話題了，至少暫時不談。
我向愛爾蘭侍者要了一杯啤酒，等著蘇菲回來。楓苑的常客(下了班的警察，電梯管理員，建築工地的監工，還有一些泡吧的散客)開始陸續湧入，將持續幾個小時的大雨的潮氣帶了進來。從布魯克林防禦牆方向傳來陣陣雷聲，雨仍像踢踏舞者的舞步一樣，零零落落地打在地上。暴雨已經過去。我用一隻耳朵聽著別人談論有關羅吉斯的小道消息，這是那年夏天使人們幾近瘋狂的熱門話題。我喝著啤酒，突然感到一種絕望的衝動襲過全身。這衝動的一部分原因來自於蘇菲所講述的奧斯威辛的景象，它像我有一次在紐約的義塚地裏嗅到過的腐爛的裹屍布一樣，化作一種真正的惡臭直鑽我的鼻孔。那是一個偏僻的孤島，我最近才知道它像奧斯威辛一樣曾是囚犯和死屍的聚集地。在服役期即將結束前，我在那兒呆了很短一段時間。我真的又聞到了那種屠宰場的氣味。為了趨散它，我大口喝著啤酒。而另一部分原因則與蘇菲本人有關。我一直盯著女洗手間的門，憂心忡忡——她要是突然躲開我，怎麽辦？如果她一去不複返呢？我不能應付她注入到我生命中的新的危機，也無法抑製我對她的瘋狂的渴望。這種愚蠢的病態的心理饑餓早已麻醉了我的意誌。我那清教徒式的教養肯定從未預想過會遭遇這樣一場精神錯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