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後，波蘭與美國南部之間還有一塊極為相似的罪惡區域。雖然是表麵性的，卻讓這兩種文化完全等同——那便是種族的區域。在長達數世紀以來，它使這兩個世界像患上精神分裂症似的充滿噩夢。在波蘭和南方，種族問題長期存在，同樣的殘酷與憐憫，偏見和理解，敵意與友情，剝削與犧牲，刻骨的仇恨與絕望的愛戀，在兩塊大地上交互上演。
因此，當蘇菲最終編造出她父親冒險營救盧布林猶太人的故事時，她肯定早已知道我不會懷疑這種事的可能性。無論近期還是很久以前，波蘭人都曾無數次冒著生命危險救過猶太人，這早已是不爭的事實。所以即使當時我對此事有什麽疑問，我也不會懷疑蘇菲。而她正拚命與自己分裂的意識作鬥爭，於是為教授蒙上一層見義勇為的英雄光輝。但事實上，波蘭人既為猶太人提供避難所，藏匿他們，為他們犧牲自己；同時，他們也在極度痛苦中對他們進行凶殘的迫害，這便是長期延續的波蘭精神。別岡斯基教授便是這種精神的典型體現。正是從這個地方開始，蘇菲恢複了他的本來麵目，重新向我解釋在奧斯威辛發生的一切…… 教授那本小冊子後來的遭遇值得一提。蘇菲最終還是服從了她父親的意願，與卡茲克一起在大學走廊裏散發小冊子，但很快他們就徹底失敗了。在每一個地方，教師們都像克拉科夫的所有人一樣，用全部心思關注著即將爆發的戰爭——隻有幾個月時間了，根本不關心別岡斯基教授宣傳的東西。苦難正開始爆發。德國想吞並格但斯克，建立所謂的“空中走廊”；聶維爾•張伯倫尚在挖壕溝，漢斯們已在西方大肆鼓噪，使勁搖晃著波蘭脆弱的國門。用鵝卵石鋪就的克拉科夫的古老街道每天彌漫著驚惶失措的氣氛。在這種情況下，那些教師們，哪怕是最熱衷於種族問題的人們，又怎會因教授精巧的辯證法而轉移注意力呢？空氣中充斥著太多的戰爭陰霾，使每個人無法移開他們的視線，像猶太人受壓迫這樣的陳年舊事，隻是小事一樁而已。
那時，整個波蘭都感到一種潛在的壓力。還有，教授犯了一個最起碼的錯誤，使他的理論遠遠偏離正常狀態，以致連他的判斷力都引起了人們的懷疑。這不僅僅因為那肮髒的“滅絕”——即使最墨守陳規的教師也毫無興趣，隻把它看作一個速成的老掉牙的笑話。而對第三帝國的敬畏和泛德意誌的狂熱，使得教授在最後那段日子裏對他的同事們的激昂的愛國熱情不聞不問。蘇菲終於明白，如果在幾年前，在波蘭種族主義的複活期間，她的父親完全可能因此擁有一些虔誠的信徒；而現在，隨著德國軍隊向東推進，條頓人嚎叫著撲向格但斯克，德國人在邊境上不斷挑釁，問諸如國家社會主義對除了毀滅波蘭之外的任何問題是否有答案真是再愚蠢不過了。這件事的結果便是，當教授和他的小冊子在混亂的局勢中被人們漸漸遺忘時，他還遭到了一次意外的攻擊。兩個剛畢業的年輕學生，波蘭預備軍成員，在學校前廳將他狠揍了一頓，折斷了他一根手指。蘇菲回憶起那天晚上，餐廳窗戶嘩啦一響，被什麽東西砸碎了——是一塊被刷上蜘蛛狀黑色納粹標誌的鋪路石。
但作為一個愛國者，教授不應該受此罪責。至少有一件小事對他是有利的。他並非出於形象的塑造而寫這本小冊子裏，尤其不是為了拍納粹的馬屁(這一點蘇菲說她可以肯定)。他是基於波蘭文化的角度才寫了這文章。另外，教授本人是一個十分嚴謹的思想家，崇尚廣泛意義上的哲學真諦，所以在他的腦子裏，以這本小冊子作為個人前途進步的工具，是絕對不允許出現的念頭，更勿論以此獲得肉體的拯救。(事實上，由於局勢的危急，這本小冊子不能以任何形式在德國出現)。教授也沒有成為一個真正的賣國賊，或所謂的合作者，因為，當這個國家在那年九月被侵占後，克拉科夫實際上並未受損，反而成為波蘭的政治中心。他並非有意要背叛他的祖國，要為那位總督，希特勒的朋友漢斯•弗蘭克效力(一位傑出的律師，和教授一樣)，隻是在某一領域——當然，這是德國和波蘭擁有共同敵人和巨大利益的領域——裏作為顧問或專家什麽的。毫無疑問，他的努力中甚至包含著一種理想主義成分。
她開始厭惡她的父親，厭惡他的走狗——她的丈夫。當他們在門廳竊竊私語時，她便從他們身邊悄悄溜開。教授身著定做的禮服大衣，一撮灰色頭發修剪得十分漂亮，散發著科隆香水的味道。他正準備出去求情。但他肯定沒洗頭發。蘇菲記得她看見了他肩膀上的頭皮屑。他的聲音裏有一種奇特的噝噝聲。盡管總督前一天拒絕見他，但今天——今天他肯定(特別是他有一口純正的德語)會受到這位保安警察特別工作組[1]長官的熱誠接待的。他從一位在埃爾富特的朋友那裏搞到了一封推薦信(這位朋友研究社會學，是納粹在猶太人問題方麵的理論家)，而且帶上了不可能不給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海德堡和萊比錫大學的榮譽學位證書(印在權威的羊皮紙上)，以及這本在美因茨[2]出版的《波蘭猶太問題》小冊子。那麽今天一定……
唉，對教授來說，雖然他四處祈求、遊說，費盡口舌，在十多天裏去了十幾個辦公室，但他愈加瘋狂的努力全都成了泡影。一定有一股邪惡的風吹著他。他沒有引起絲毫注意，爭取到一隻官僚主義的耳朵。而且不幸的是，教授在另一點上出現重大的失誤。他的情感和思維都屬於另一個世紀，那個充滿浪漫色彩但一去不複返的德國文化的繼承者。因此，他絲毫沒有意識到，在那不鏽鋼的充滿長統馬靴，有著巨大現代威力，第一個專製官僚國家的走廊裏，他穿著那身過時的裝束去討好他人是多麽的不可能。對那個擁有電子檔案係統，鐵麵無私的命令與快捷的數據處理方法，便利的翻譯機器，直通柏林的電話線的機構來說，像他這麽一個手持一劄證件，胸插石竹花，肩披雪花般的頭皮屑，閃著兩顆銀牙，腿上裹著蠢笨的皮綁腿的晦暗的波蘭法律教師，是沒有容身之地的。教授是納粹戰爭機器的第一批受害人。他之所以成為受害者，是因為他沒有被“編入程序”——幾乎如此。我們可以說幾乎如此，而不能說完全如此。因為將他拒之門外的另一個重要原因是，他是個波蘭佬[3]。一如在英語中那樣，這個詞在德語裏不無輕蔑之意。因為他是個波蘭人，同時又是一個學者，他過分的渴望、貪婪和急於討好的麵目，在蓋世太保上層圈子不受歡迎的程度不亞於一個傷寒患者，但教授顯然不清楚他已遠遠落後於時代。
雖然在最初淪陷的那段時間緊趕慢趕，但教授並沒意識到時鍾正殘忍地一分一秒地走向他最後的時刻。在納粹莫洛克神[1]的眼中，他是又一個不起眼的小人物，於是在八月一個灰蒙蒙的早晨，當蘇菲正孤零零地跪在聖•瑪麗教堂，那不祥的凶兆突然而至時——我已在前麵提到過——她一下子跳起來，朝學校飛奔而去。在那兒，她發現那個具有光榮傳統的中世紀庭院已被德國軍隊團團包圍，來福槍和機關槍對準了那一百八十多名學校教師。教授、卡茲克也在其中，在寒風中瑟瑟發抖，徒勞的雙手伸向空中。她從此再沒見過他們。後來，我從她重新修改過的故事中得知(我相信這次是真的)，對父親和丈夫的被捕，她沒有絲毫的喪失親人般的痛苦感覺——當時，她與他們的感情已相當疏遠，這事已不能觸動她了。但她卻能感到觸及骨髓的另一種震動，感到一種徹骨的恐懼和難以忍受的失落感。她的感覺——對自身的感覺——完全被動搖了。因為如果德國人可以對一群又一群手無寸鐵、心無疑慮的教師進行肆無忌憚的可怕攻擊的話，那麽隻有先知才知道，在未來幾年裏波蘭麵臨的將是怎樣的恐懼。也隻是因為這個原因，她才哭著撲倒在母親懷裏。而她母親感到的是真正的悲痛欲絕。這位溫柔和藹、頭腦簡單、聽從他人的婦女，一直對她的丈夫忠貞不二。蘇菲在為母親笨拙地表演悲痛時，也忍不住為她母親的悲慟而傷心不已。
至於教授——像一條蟲豕似的被吸進薩斯赫森集中營的墳場泥土裏，被一隻在達考集中營之前產下的人類痛苦的陰沉、無情的怪獸所吞噬。他想解脫自己的努力全白費了。一切變得更具諷刺意味，因為很明顯，德國人在無意中關押並殺死了一個在後來可能被認為先知的預言家——一個偏執的斯拉夫哲學家，他的“最後解決”的幻想先於愛希曼和他的同黨們，甚至先於阿道夫•希特勒——這個計劃的夢想者和構想者；而且他的計劃還具有實質性的意義。“我帶著我的小冊子，”[2]他在一張偷偷從監獄裏帶出的給蘇菲母親的紙條上可憐巴巴地寫道，這也是她們收到的惟一消息，“我帶著我的小冊子。我不明白為什麽我不能從這裏出去，見到那些上層人物，讓他們看看……”
對死去的人來說，血肉相聯形成的愛強烈得令人迷惑，而留在記憶中的童年的記憶也前所未有地鮮明：他與她並肩散步，手指輕輕撫弄著她黃色的發辮。還有一次，他帶她乘上小馬車，在夏日鳥語花香的威維爾城堡的花園裏穿行。蘇菲還記得，當他死亡的消息傳來時，她痛苦得萬箭穿心。她看見他倒下，倒下——直到最後還在抗議他們抓錯了人——倒在薩斯赫森一堵牆前的一陣彈雨裏。
因此，當蘇菲最終編造出她父親冒險營救盧布林猶太人的故事時，她肯定早已知道我不會懷疑這種事的可能性。無論近期還是很久以前，波蘭人都曾無數次冒著生命危險救過猶太人，這早已是不爭的事實。所以即使當時我對此事有什麽疑問，我也不會懷疑蘇菲。而她正拚命與自己分裂的意識作鬥爭，於是為教授蒙上一層見義勇為的英雄光輝。但事實上，波蘭人既為猶太人提供避難所，藏匿他們，為他們犧牲自己；同時，他們也在極度痛苦中對他們進行凶殘的迫害，這便是長期延續的波蘭精神。別岡斯基教授便是這種精神的典型體現。正是從這個地方開始，蘇菲恢複了他的本來麵目，重新向我解釋在奧斯威辛發生的一切…… 教授那本小冊子後來的遭遇值得一提。蘇菲最終還是服從了她父親的意願，與卡茲克一起在大學走廊裏散發小冊子，但很快他們就徹底失敗了。在每一個地方，教師們都像克拉科夫的所有人一樣，用全部心思關注著即將爆發的戰爭——隻有幾個月時間了，根本不關心別岡斯基教授宣傳的東西。苦難正開始爆發。德國想吞並格但斯克，建立所謂的“空中走廊”；聶維爾•張伯倫尚在挖壕溝，漢斯們已在西方大肆鼓噪，使勁搖晃著波蘭脆弱的國門。用鵝卵石鋪就的克拉科夫的古老街道每天彌漫著驚惶失措的氣氛。在這種情況下，那些教師們，哪怕是最熱衷於種族問題的人們，又怎會因教授精巧的辯證法而轉移注意力呢？空氣中充斥著太多的戰爭陰霾，使每個人無法移開他們的視線，像猶太人受壓迫這樣的陳年舊事，隻是小事一樁而已。
那時，整個波蘭都感到一種潛在的壓力。還有，教授犯了一個最起碼的錯誤，使他的理論遠遠偏離正常狀態，以致連他的判斷力都引起了人們的懷疑。這不僅僅因為那肮髒的“滅絕”——即使最墨守陳規的教師也毫無興趣，隻把它看作一個速成的老掉牙的笑話。而對第三帝國的敬畏和泛德意誌的狂熱，使得教授在最後那段日子裏對他的同事們的激昂的愛國熱情不聞不問。蘇菲終於明白，如果在幾年前，在波蘭種族主義的複活期間，她的父親完全可能因此擁有一些虔誠的信徒；而現在，隨著德國軍隊向東推進，條頓人嚎叫著撲向格但斯克，德國人在邊境上不斷挑釁，問諸如國家社會主義對除了毀滅波蘭之外的任何問題是否有答案真是再愚蠢不過了。這件事的結果便是，當教授和他的小冊子在混亂的局勢中被人們漸漸遺忘時，他還遭到了一次意外的攻擊。兩個剛畢業的年輕學生，波蘭預備軍成員，在學校前廳將他狠揍了一頓，折斷了他一根手指。蘇菲回憶起那天晚上，餐廳窗戶嘩啦一響，被什麽東西砸碎了——是一塊被刷上蜘蛛狀黑色納粹標誌的鋪路石。
但作為一個愛國者，教授不應該受此罪責。至少有一件小事對他是有利的。他並非出於形象的塑造而寫這本小冊子裏，尤其不是為了拍納粹的馬屁(這一點蘇菲說她可以肯定)。他是基於波蘭文化的角度才寫了這文章。另外，教授本人是一個十分嚴謹的思想家，崇尚廣泛意義上的哲學真諦，所以在他的腦子裏，以這本小冊子作為個人前途進步的工具，是絕對不允許出現的念頭，更勿論以此獲得肉體的拯救。(事實上，由於局勢的危急，這本小冊子不能以任何形式在德國出現)。教授也沒有成為一個真正的賣國賊，或所謂的合作者，因為，當這個國家在那年九月被侵占後，克拉科夫實際上並未受損，反而成為波蘭的政治中心。他並非有意要背叛他的祖國，要為那位總督，希特勒的朋友漢斯•弗蘭克效力(一位傑出的律師，和教授一樣)，隻是在某一領域——當然，這是德國和波蘭擁有共同敵人和巨大利益的領域——裏作為顧問或專家什麽的。毫無疑問，他的努力中甚至包含著一種理想主義成分。
她開始厭惡她的父親，厭惡他的走狗——她的丈夫。當他們在門廳竊竊私語時，她便從他們身邊悄悄溜開。教授身著定做的禮服大衣，一撮灰色頭發修剪得十分漂亮，散發著科隆香水的味道。他正準備出去求情。但他肯定沒洗頭發。蘇菲記得她看見了他肩膀上的頭皮屑。他的聲音裏有一種奇特的噝噝聲。盡管總督前一天拒絕見他，但今天——今天他肯定(特別是他有一口純正的德語)會受到這位保安警察特別工作組[1]長官的熱誠接待的。他從一位在埃爾富特的朋友那裏搞到了一封推薦信(這位朋友研究社會學，是納粹在猶太人問題方麵的理論家)，而且帶上了不可能不給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海德堡和萊比錫大學的榮譽學位證書(印在權威的羊皮紙上)，以及這本在美因茨[2]出版的《波蘭猶太問題》小冊子。那麽今天一定……
唉，對教授來說，雖然他四處祈求、遊說，費盡口舌，在十多天裏去了十幾個辦公室，但他愈加瘋狂的努力全都成了泡影。一定有一股邪惡的風吹著他。他沒有引起絲毫注意，爭取到一隻官僚主義的耳朵。而且不幸的是，教授在另一點上出現重大的失誤。他的情感和思維都屬於另一個世紀，那個充滿浪漫色彩但一去不複返的德國文化的繼承者。因此，他絲毫沒有意識到，在那不鏽鋼的充滿長統馬靴，有著巨大現代威力，第一個專製官僚國家的走廊裏，他穿著那身過時的裝束去討好他人是多麽的不可能。對那個擁有電子檔案係統，鐵麵無私的命令與快捷的數據處理方法，便利的翻譯機器，直通柏林的電話線的機構來說，像他這麽一個手持一劄證件，胸插石竹花，肩披雪花般的頭皮屑，閃著兩顆銀牙，腿上裹著蠢笨的皮綁腿的晦暗的波蘭法律教師，是沒有容身之地的。教授是納粹戰爭機器的第一批受害人。他之所以成為受害者，是因為他沒有被“編入程序”——幾乎如此。我們可以說幾乎如此，而不能說完全如此。因為將他拒之門外的另一個重要原因是，他是個波蘭佬[3]。一如在英語中那樣，這個詞在德語裏不無輕蔑之意。因為他是個波蘭人，同時又是一個學者，他過分的渴望、貪婪和急於討好的麵目，在蓋世太保上層圈子不受歡迎的程度不亞於一個傷寒患者，但教授顯然不清楚他已遠遠落後於時代。
雖然在最初淪陷的那段時間緊趕慢趕，但教授並沒意識到時鍾正殘忍地一分一秒地走向他最後的時刻。在納粹莫洛克神[1]的眼中，他是又一個不起眼的小人物，於是在八月一個灰蒙蒙的早晨，當蘇菲正孤零零地跪在聖•瑪麗教堂，那不祥的凶兆突然而至時——我已在前麵提到過——她一下子跳起來，朝學校飛奔而去。在那兒，她發現那個具有光榮傳統的中世紀庭院已被德國軍隊團團包圍，來福槍和機關槍對準了那一百八十多名學校教師。教授、卡茲克也在其中，在寒風中瑟瑟發抖，徒勞的雙手伸向空中。她從此再沒見過他們。後來，我從她重新修改過的故事中得知(我相信這次是真的)，對父親和丈夫的被捕，她沒有絲毫的喪失親人般的痛苦感覺——當時，她與他們的感情已相當疏遠，這事已不能觸動她了。但她卻能感到觸及骨髓的另一種震動，感到一種徹骨的恐懼和難以忍受的失落感。她的感覺——對自身的感覺——完全被動搖了。因為如果德國人可以對一群又一群手無寸鐵、心無疑慮的教師進行肆無忌憚的可怕攻擊的話，那麽隻有先知才知道，在未來幾年裏波蘭麵臨的將是怎樣的恐懼。也隻是因為這個原因，她才哭著撲倒在母親懷裏。而她母親感到的是真正的悲痛欲絕。這位溫柔和藹、頭腦簡單、聽從他人的婦女，一直對她的丈夫忠貞不二。蘇菲在為母親笨拙地表演悲痛時，也忍不住為她母親的悲慟而傷心不已。
至於教授——像一條蟲豕似的被吸進薩斯赫森集中營的墳場泥土裏，被一隻在達考集中營之前產下的人類痛苦的陰沉、無情的怪獸所吞噬。他想解脫自己的努力全白費了。一切變得更具諷刺意味，因為很明顯，德國人在無意中關押並殺死了一個在後來可能被認為先知的預言家——一個偏執的斯拉夫哲學家，他的“最後解決”的幻想先於愛希曼和他的同黨們，甚至先於阿道夫•希特勒——這個計劃的夢想者和構想者；而且他的計劃還具有實質性的意義。“我帶著我的小冊子，”[2]他在一張偷偷從監獄裏帶出的給蘇菲母親的紙條上可憐巴巴地寫道，這也是她們收到的惟一消息，“我帶著我的小冊子。我不明白為什麽我不能從這裏出去，見到那些上層人物，讓他們看看……”
對死去的人來說，血肉相聯形成的愛強烈得令人迷惑，而留在記憶中的童年的記憶也前所未有地鮮明：他與她並肩散步，手指輕輕撫弄著她黃色的發辮。還有一次，他帶她乘上小馬車，在夏日鳥語花香的威維爾城堡的花園裏穿行。蘇菲還記得，當他死亡的消息傳來時，她痛苦得萬箭穿心。她看見他倒下，倒下——直到最後還在抗議他們抓錯了人——倒在薩斯赫森一堵牆前的一陣彈雨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