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時音樂停了，”蘇菲對我說，“不，不是那時而是後來停的，在最後一段的中間部分停了下來——你知道它正在唱什麽嗎？我想，用英語表達是這樣的：‘整個大地回響著一個字……’它卻突然停了，一下子讓我產生一種虛無縹緲的感覺，空虛極了。我沒有完成我的主禱文，後麵的便再也記不起來了。我想，也許就是從那個時候起，我開始失去我的信仰。我想我並不太明白上帝是何時離我而去的，或者說是我離他而去，不管怎樣，我感到空虛。這就像在夢中發現了寶貝，它是那樣真實——某物或某人，我是說十分珍貴——但醒來卻發現那寶貝不見了！永遠消失了！我一生中有過多次這樣的感覺，夢醒來感到一種失落！當這音樂停下來時，我就是那種感覺。我突然明白了——我有一種預兆——我再也不能聽見它了。門仍然開著，我可以聽見霍斯和斯契夫勒在樓下的說話聲，這時在下麵的愛米——我敢肯定是愛米——又放上了一張唱片，你猜是什麽？《啤酒桶波爾卡》。我一下子感到氣憤難忍。那個肥胖的小母狗，長著像石印油畫般白色圓臉的愛米，我真想殺了她。她正在放《啤酒桶波爾卡》，聲音大得足以讓花園、營地、鎮上以至整個華沙都能聽見。那愚蠢的歌曲是用英語唱的。
“但我明白必須控製自己，忘掉音樂，想點別的。還有，我知道我必須用盡所有的知識與你們所謂的智慧，從霍斯那兒得到我想要的。我知道他恨波蘭人，但這沒關係。我已經把這麵具打破了——無法彌補，嘩啦——現在我必須往前走，時間已經不容我再等待下去。布羅尼克，就是那個勤雜工，曾在地下室悄悄告訴我們，他聽到一個傳聞，說霍斯馬上就要調往柏林。我必須盡快行動——是的，我應該說，勾引霍斯。盡管一想到這點就讓我惡心，希望我能用我的心而不是用肉體去勾引他，希望我能用別的東西使他相信我，而不是用我的身體。好了，斯汀戈，我要證明卓婭•瑪利亞•別岡斯卡•澤維斯托烏斯卡，一個動物，奴隸，波蘭渣滓，或諸如此類的一切吧，仍像霍斯一樣是一個堅定的國家社會主義者，不應該在這裏受到虐待和不公平的關押。這就行了！
“終於，霍斯又回到了樓上。我能聽見那雙皮靴踩著樓梯的聲音和《啤酒桶波爾卡》。我下了決心，站到窗戶邊，盡可能做出一副性感的樣子。請原諒，斯汀戈，但你該明白我的意思——看上去我很想和誰上床，看上去好像我想被要求和誰上床。但是，唉，我的眼睛！上帝啊，我的兩眼全紅了，我知道是因為剛才的哭泣，而且我仍在哭。我擔心這會毀了我的計劃。但我終於能夠忍住哭泣，用手背拭去眼淚。我又一次想起剛才聽海頓時看到的樹林美景。但是風向突然一變，知道嗎，我看到從比克瑙飄來的煙塵鋪天蓋地地撲向田野和樹林。這時，霍斯走了進來。”
幸運的蘇菲，了不起的計劃！這顯然是經過深思熟慮後才想出來的。不過，就集中營的生活而言，在她到達後的六個月裏，她不僅身體狀況良好，而且免受饑餓之苦。但這並不意味著供應充足。每當回憶起那段日子(她幾乎不談任何細節，所以我從她那兒從未得到過像紀錄片似的有關那段地獄生活的直接感受；然而，她顯然看到了地獄，並感受了它，呼吸了它)，她總是暗示她吃得還算不錯，但那僅僅是與那些每日忍饑挨餓的普通猶太囚犯相比而言。她有少量的配給。在霍斯的地下室度過的十多天裏，她吃的是霍斯家飯桌上的殘湯剩羹，有吃剩下的雞，但大多時候是蔬菜和一些肉骨頭——這些東西使她得以保持不錯的健康狀況。她總是能僥幸地掙紮在生存線上，但這僅僅是因為她很幸運。在所有的奴隸社會，很快會形成一種社會等級結構，弱肉強食的秩序，特權的模式；由於好運氣，蘇菲發現自己置身於一小群特權階層中。
這個階層由從奧斯威辛成千上萬的犯人中選出的幾百人組成，他們通過鑽營或僅僅憑運氣，使黨衛軍認為他們是必不可少或相對重要的人物(對關押在奧斯威辛的犯人來說，“必不可少”的嚴格意義不過是“尚可利用”)。這意味著暫時的或甚至是長期的生存，不會像集中營的大批犯人那樣，因為多餘和可以替代，麵前隻有惟一的出路：做苦力直到精疲力竭，衰竭而死。這群人(其中包括來自法國和比利時的相當有才華的裁縫，他們負責把從走向毀滅的猶太人身上扒下來的好布料做成精美服裝；還有熟練的工匠和能幹的園丁，具有某種特殊才能的技師和工程師，以及極少數像蘇菲這樣有非凡語言天賦和秘書才能的人)全都躲過了大滅絕，隻因他們具有某種實用才能。除此之外，他們毫無價值，和集中營裏的任何東西完全一樣。因此，直到命運猛地把他們吹散——幾乎天天都有這樣的威脅，這些人至少不會馬上遭受被滅絕的痛苦，這是其他人的命運。
如果查實一下奧斯威辛總的情況，尤其是蘇菲1943年四月上旬到達那裏後的情形，也許有助於弄清蘇菲和霍斯之間發生的事。我強調這個時間是因為它很重要。1943年四月的第一個星期，集中營因一道命令而產生了質變。命令是希姆萊下達給霍斯的。自“最後解決”從惡魔般的豐富大腦孵化出來以後，這是納粹頒布的最重大的命令之一，即：最近在比克瑙修建的毒氣室和焚屍爐將隻用於猶太人的最後滅絕。這條命令取代了以前那條“毒氣室適用於在健康和年齡上符合與猶太人相同的‘選擇原則’的非猶太人(大部分是波蘭人、俄國人和其他斯拉夫人)”。這條新的命令絕非出於對斯拉夫人及其他“雅利安”非猶太人的仁慈心，而是更多地考慮到技術和後勤的限製條件，源於一種徹底消滅的決心——它從希特勒的腦袋傳出，經希姆萊、愛希曼的大腦在黨衛軍指揮層的每一個大腦裏蔓延——最後便是對猶太人的大屠殺，直至將歐洲所有猶太人鏟除幹淨。這條新命令實際上是一次行動的準備工作：比克瑙的設施盡管十分龐大，仍然在空間與熱能問題上受到限製，所以在集體屠殺的名單中，猶太人占有絕對的優先地位。除了極少數人(如吉普賽人)外，比克瑙幾乎是他們的天下。僅就數量而言，“一想到他們就讓我夜裏牙痛。”霍斯寫道。他想說的是磨牙。盡管想象力已是一片空白，他仍然想出了一兩個拙劣的形容詞。
在這關口，奧斯威辛顯示出雙重作用。它既可以作為大型屠宰場，也是一個規模不小的奴隸工場。當然，這是一種新型的奴隸製——可以持續不停地消耗和補充。這一點常被人們忽略。“大多數描寫集中營的文學作品都強調其死亡地這一點，”理查德•盧本斯坦在他那本最具代表性的《曆史的狡黠》中這樣寫道，“遺憾的是，很少有倫理學家或宗教思想者對這一具有高度政治意義的事實，即‘集中營實際上是人類社會的一種形態’給予足夠的重視。”阿倫特——這位美國宗教學教授在他那卓有見識的小冊子《“集體屠殺”和美國人的未來》裏，論證了人類對未來的預測，以及對曆史的令人心寒的野心和企圖。沒有人能對權力的複雜性做出公正評判，或考慮道德和它努力想要傳達的宗教的反響；那令人恐怖的精致的屍解和人類自己尚不能確定的對明天的思慮，使得它毫無疑地成為解讀納粹時代的一本必備手冊。盧本斯坦進一步論證了阿倫特的理論，認為被納粹推動的人類社會的新形態以一種最簡單卻最絕對的人類消亡這一血腥的新思想作為基點，直接從奴隸製度進化而來，是一個經過訓練“完全支配的社會”。不過，在奧斯威辛，這種新形態通過一種富有創意的手段將施行暴虐推至極點；老式的莊園奴隸製卻恰恰相反，即使在最野蠻的時期也呈現出一派祥和景象。
在基督教義的束縛下，西方世界傳統的奴隸主們無法采取與“最後解決”相似的任何措施來解決勞動力過剩問題；人們不能槍殺已喪失勞動力的奴隸，隻能忍痛等他年老退休，在家中安度晚年直到平靜死去。(當然情況並不完全如此。有很多證據表明，在十八世紀中葉的西印度群島，歐洲奴隸主們對奴隸的死絲毫不感到內疚。不過，前麵那種情況占絕對優勢。)隨著國家社會主義的到來，僅餘的憐憫被一掃而光。正像盧本斯坦所指出的那樣，納粹是第一個完全廢除有關生命本質的人道主義情感的奴隸主。他們率先將人類變成了完全遵從自己意願的機器，即使後者知道自己已躺在墳墓中等待死亡。
那些到達奧斯威辛的人，如果通過了區別“選擇”和其他的詳細檢查，還能指望苟延殘喘活上一段時間：三個月。蘇菲在剛到的一兩天後知道了這一點。當時她和她的同胞被圈成一堆——大部分是各種年齡的波蘭婦女，髒兮兮亂糟糟，像被拔光了毛的家禽似的擠滿倉前空場，衣衫襤褸，剛被剃光的頭皮白晃晃的——她那受傷模糊的意識裏漏進了一些話——一個黨衛軍小隊長弗裏希口齒清晰地宣講著這座傷心之城的設計，使那些剛到這裏的人一下子感到徹骨寒冷。“我還記得他說的每一個字，”蘇菲對我說，“他說，‘你們來到了集中營，不是療養院。這裏惟一的出口——就是這個煙鹵。’他說，‘有誰不喜歡這樣的，可以試試把自己吊在鐵絲網上。如果是猶太人，最多可以活兩個星期。’然後他接著說：‘有修女嗎？像牧師、教士什麽的，你們有一個月時間；其餘的，三個月。’”
對這種讓人“活死”的事，納粹已老於此道，因為有少數人從一開始便死去了。從第一天起，他們便在計算死亡之期中度日，誰都知道活著時經受的勞役之苦，以及疾病、饑餓等，不過是為了通往死亡之路。盧本斯坦總結道：“因此，相比僅僅作為大型屠宰場的作用來說，集中營對人類未來所形成的恐懼、威脅是永遠的。一個殺人中心隻會製造死屍，而一個完全統治的社會則創造出一個活死人的世界。”
或者用蘇菲的話來形容，“大多數剛到那兒的人，如果他們知道的話，他們就會為毒氣而祈禱。”
“但我明白必須控製自己，忘掉音樂，想點別的。還有，我知道我必須用盡所有的知識與你們所謂的智慧，從霍斯那兒得到我想要的。我知道他恨波蘭人，但這沒關係。我已經把這麵具打破了——無法彌補，嘩啦——現在我必須往前走，時間已經不容我再等待下去。布羅尼克，就是那個勤雜工，曾在地下室悄悄告訴我們，他聽到一個傳聞，說霍斯馬上就要調往柏林。我必須盡快行動——是的，我應該說，勾引霍斯。盡管一想到這點就讓我惡心，希望我能用我的心而不是用肉體去勾引他，希望我能用別的東西使他相信我，而不是用我的身體。好了，斯汀戈，我要證明卓婭•瑪利亞•別岡斯卡•澤維斯托烏斯卡，一個動物，奴隸，波蘭渣滓，或諸如此類的一切吧，仍像霍斯一樣是一個堅定的國家社會主義者，不應該在這裏受到虐待和不公平的關押。這就行了！
“終於，霍斯又回到了樓上。我能聽見那雙皮靴踩著樓梯的聲音和《啤酒桶波爾卡》。我下了決心，站到窗戶邊，盡可能做出一副性感的樣子。請原諒，斯汀戈，但你該明白我的意思——看上去我很想和誰上床，看上去好像我想被要求和誰上床。但是，唉，我的眼睛！上帝啊，我的兩眼全紅了，我知道是因為剛才的哭泣，而且我仍在哭。我擔心這會毀了我的計劃。但我終於能夠忍住哭泣，用手背拭去眼淚。我又一次想起剛才聽海頓時看到的樹林美景。但是風向突然一變，知道嗎，我看到從比克瑙飄來的煙塵鋪天蓋地地撲向田野和樹林。這時，霍斯走了進來。”
幸運的蘇菲，了不起的計劃！這顯然是經過深思熟慮後才想出來的。不過，就集中營的生活而言，在她到達後的六個月裏，她不僅身體狀況良好，而且免受饑餓之苦。但這並不意味著供應充足。每當回憶起那段日子(她幾乎不談任何細節，所以我從她那兒從未得到過像紀錄片似的有關那段地獄生活的直接感受；然而，她顯然看到了地獄，並感受了它，呼吸了它)，她總是暗示她吃得還算不錯，但那僅僅是與那些每日忍饑挨餓的普通猶太囚犯相比而言。她有少量的配給。在霍斯的地下室度過的十多天裏，她吃的是霍斯家飯桌上的殘湯剩羹，有吃剩下的雞，但大多時候是蔬菜和一些肉骨頭——這些東西使她得以保持不錯的健康狀況。她總是能僥幸地掙紮在生存線上，但這僅僅是因為她很幸運。在所有的奴隸社會，很快會形成一種社會等級結構，弱肉強食的秩序，特權的模式；由於好運氣，蘇菲發現自己置身於一小群特權階層中。
這個階層由從奧斯威辛成千上萬的犯人中選出的幾百人組成，他們通過鑽營或僅僅憑運氣，使黨衛軍認為他們是必不可少或相對重要的人物(對關押在奧斯威辛的犯人來說，“必不可少”的嚴格意義不過是“尚可利用”)。這意味著暫時的或甚至是長期的生存，不會像集中營的大批犯人那樣，因為多餘和可以替代，麵前隻有惟一的出路：做苦力直到精疲力竭，衰竭而死。這群人(其中包括來自法國和比利時的相當有才華的裁縫，他們負責把從走向毀滅的猶太人身上扒下來的好布料做成精美服裝；還有熟練的工匠和能幹的園丁，具有某種特殊才能的技師和工程師，以及極少數像蘇菲這樣有非凡語言天賦和秘書才能的人)全都躲過了大滅絕，隻因他們具有某種實用才能。除此之外，他們毫無價值，和集中營裏的任何東西完全一樣。因此，直到命運猛地把他們吹散——幾乎天天都有這樣的威脅，這些人至少不會馬上遭受被滅絕的痛苦，這是其他人的命運。
如果查實一下奧斯威辛總的情況，尤其是蘇菲1943年四月上旬到達那裏後的情形，也許有助於弄清蘇菲和霍斯之間發生的事。我強調這個時間是因為它很重要。1943年四月的第一個星期，集中營因一道命令而產生了質變。命令是希姆萊下達給霍斯的。自“最後解決”從惡魔般的豐富大腦孵化出來以後，這是納粹頒布的最重大的命令之一，即：最近在比克瑙修建的毒氣室和焚屍爐將隻用於猶太人的最後滅絕。這條命令取代了以前那條“毒氣室適用於在健康和年齡上符合與猶太人相同的‘選擇原則’的非猶太人(大部分是波蘭人、俄國人和其他斯拉夫人)”。這條新的命令絕非出於對斯拉夫人及其他“雅利安”非猶太人的仁慈心，而是更多地考慮到技術和後勤的限製條件，源於一種徹底消滅的決心——它從希特勒的腦袋傳出，經希姆萊、愛希曼的大腦在黨衛軍指揮層的每一個大腦裏蔓延——最後便是對猶太人的大屠殺，直至將歐洲所有猶太人鏟除幹淨。這條新命令實際上是一次行動的準備工作：比克瑙的設施盡管十分龐大，仍然在空間與熱能問題上受到限製，所以在集體屠殺的名單中，猶太人占有絕對的優先地位。除了極少數人(如吉普賽人)外，比克瑙幾乎是他們的天下。僅就數量而言，“一想到他們就讓我夜裏牙痛。”霍斯寫道。他想說的是磨牙。盡管想象力已是一片空白，他仍然想出了一兩個拙劣的形容詞。
在這關口，奧斯威辛顯示出雙重作用。它既可以作為大型屠宰場，也是一個規模不小的奴隸工場。當然，這是一種新型的奴隸製——可以持續不停地消耗和補充。這一點常被人們忽略。“大多數描寫集中營的文學作品都強調其死亡地這一點，”理查德•盧本斯坦在他那本最具代表性的《曆史的狡黠》中這樣寫道，“遺憾的是，很少有倫理學家或宗教思想者對這一具有高度政治意義的事實，即‘集中營實際上是人類社會的一種形態’給予足夠的重視。”阿倫特——這位美國宗教學教授在他那卓有見識的小冊子《“集體屠殺”和美國人的未來》裏，論證了人類對未來的預測，以及對曆史的令人心寒的野心和企圖。沒有人能對權力的複雜性做出公正評判，或考慮道德和它努力想要傳達的宗教的反響；那令人恐怖的精致的屍解和人類自己尚不能確定的對明天的思慮，使得它毫無疑地成為解讀納粹時代的一本必備手冊。盧本斯坦進一步論證了阿倫特的理論，認為被納粹推動的人類社會的新形態以一種最簡單卻最絕對的人類消亡這一血腥的新思想作為基點，直接從奴隸製度進化而來，是一個經過訓練“完全支配的社會”。不過，在奧斯威辛，這種新形態通過一種富有創意的手段將施行暴虐推至極點；老式的莊園奴隸製卻恰恰相反，即使在最野蠻的時期也呈現出一派祥和景象。
在基督教義的束縛下，西方世界傳統的奴隸主們無法采取與“最後解決”相似的任何措施來解決勞動力過剩問題；人們不能槍殺已喪失勞動力的奴隸，隻能忍痛等他年老退休，在家中安度晚年直到平靜死去。(當然情況並不完全如此。有很多證據表明，在十八世紀中葉的西印度群島，歐洲奴隸主們對奴隸的死絲毫不感到內疚。不過，前麵那種情況占絕對優勢。)隨著國家社會主義的到來，僅餘的憐憫被一掃而光。正像盧本斯坦所指出的那樣，納粹是第一個完全廢除有關生命本質的人道主義情感的奴隸主。他們率先將人類變成了完全遵從自己意願的機器，即使後者知道自己已躺在墳墓中等待死亡。
那些到達奧斯威辛的人，如果通過了區別“選擇”和其他的詳細檢查，還能指望苟延殘喘活上一段時間：三個月。蘇菲在剛到的一兩天後知道了這一點。當時她和她的同胞被圈成一堆——大部分是各種年齡的波蘭婦女，髒兮兮亂糟糟，像被拔光了毛的家禽似的擠滿倉前空場，衣衫襤褸，剛被剃光的頭皮白晃晃的——她那受傷模糊的意識裏漏進了一些話——一個黨衛軍小隊長弗裏希口齒清晰地宣講著這座傷心之城的設計，使那些剛到這裏的人一下子感到徹骨寒冷。“我還記得他說的每一個字，”蘇菲對我說，“他說，‘你們來到了集中營，不是療養院。這裏惟一的出口——就是這個煙鹵。’他說，‘有誰不喜歡這樣的，可以試試把自己吊在鐵絲網上。如果是猶太人，最多可以活兩個星期。’然後他接著說：‘有修女嗎？像牧師、教士什麽的，你們有一個月時間；其餘的，三個月。’”
對這種讓人“活死”的事，納粹已老於此道，因為有少數人從一開始便死去了。從第一天起，他們便在計算死亡之期中度日，誰都知道活著時經受的勞役之苦，以及疾病、饑餓等，不過是為了通往死亡之路。盧本斯坦總結道：“因此，相比僅僅作為大型屠宰場的作用來說，集中營對人類未來所形成的恐懼、威脅是永遠的。一個殺人中心隻會製造死屍，而一個完全統治的社會則創造出一個活死人的世界。”
或者用蘇菲的話來形容，“大多數剛到那兒的人，如果他們知道的話，他們就會為毒氣而祈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