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菲並沒有說很久，但她的語言裏出現了越來越多的法語。除了疾病導致的疲倦外，她還感到一種說不出來的深深困倦--不管什麽吧，這使得她的敘述比她預想的還要簡短。她說："隻有我，沒死。可能是我比別人運氣好吧。有一陣子，我比許多囚犯的處境都好得多，因為我懂德語、俄語，特別擅長德語，這給了我一些優勢。所以，那一陣 我吃得還馬虎，穿得也比別人好一些，身體健康也不錯，身上還有勁。正是這體力讓我幸存下來。但這種情形未能持續很久。是的，到最後，我也和所有人一樣挨餓，然後因挨餓而得了--我想英語該叫做壞血症，後來又得了斑疹傷寒和肺結核[6]，或許還有猩紅熱。我在前麵說過，我在那兒呆了二十個月，卻幸存下來了。如果在那兒呆上二十個月零一天，我想我一定會死掉的！"她停頓了一下，"現在你說我貧血，我想你是對的，因為從那兒獲救後，有一位醫生--一個紅十字會人員，他讓我當心，因為我很可能會貧血。"她意識到自己已精疲力竭，聲音越來越小，"可是我忘了這個忠告。我身上的毛病太多了，我已經忘了這件事兒。" 有很長時間他們就這樣坐著，傾聽著窗外的陣陣風聲和嘩嘩的雨聲。被雨水衝刷過的空氣從窗戶湧進來，涼涼的，夾雜著被雨水浸過的泥土的芳香。風漸漸平息下來，雷聲也朝東邊的長島方向移動，不久外麵漆黑的夜色中便隻斷斷續續地有一些響動，一陣微風，或是遠處淋濕的樹葉的低語。"你該睡一會兒了，"他說，"我走了。"但她後來想起他並沒有走，至少當時沒有。收音機裏還播放著《費加羅的婚禮》的最後一章，他們一起靜靜地聽著。當時蘇菲躺在床上，把身體舒展開來，內森則坐在床邊的一張椅子上，他們頭頂的那盞燈撲滿夏日的飛蛾，在不停地撲閃著翅膀。她閉上眼睛漸漸睡去，似睡非睡間做著一些稀奇古怪但並不可怕的夢。那夢與歡快的樂曲、芬芳的青草和雨聲交織在一起。她感到他的手指尖像飛蛾一般從她的麵頰上輕柔地滑過，但隻有那麽一兩秒鍾的時間，然後就什麽也不知道了，睡著了。
可是現在有必要指出，蘇菲對過去經曆的敘述並不十分坦白，盡管她本來就隻想講一個大概。我後來才明白這一點。她向我承認說，她對內森講這些事時刪去了許多重要的細節。她並非有意要撒謊(比如說她把早年在克拉科夫時發生的兩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告訴了我)，也沒有捏造或歪曲任何重要的情節；那天晚上她對內森所說的話很容易得到證實。當然，她對奧斯威辛、比克瑙的描述十分簡單，但基本上是準確的，對她本人的病狀既未誇大也未低估。而她對其他方麵的描述，如她的母親以及她母親的病、母親的去世，她偷帶肉食的後果，被德國人逮捕，然後很快被轉運到奧斯威辛等等，更沒有懷疑的理由。那麽，她為何會還漏掉某些情節以及一些細節呢，這不正是人們期待她講述的嗎？當然，那晚她疲倦、沮喪之極；而從長遠來看，也許這裏麵還有些較複雜的原因。現在我才明白，她在重新審視她的過去時有著一種強烈的犯罪感。我也漸漸明白了，她是在一種自我憎惡的情緒中過濾過去那段曆史的。顯然，在有過這種痛苦經曆的人身上，這種現象並不罕見。西蒙o威爾對這種痛苦作過這樣的闡述："折磨輕蔑地踐踏著人們的靈魂，自我鄙視、憎惡乃至仇視和犯罪感便理所當然地產生了，而實際上情況又並非如此。"也許蘇菲正是由於這種複雜的情感，才對某些事情保持緘默，與這種強烈的負罪感相伴而生的是沉默寡言。蘇菲對她的地獄之旅總是秘而不宣。如果這就是她所希望的話，那麽，上帝知道，它是應該得到尊重的。
應該承認，雖然這些事情隨著時間的演進肯定會逐漸清晰，但蘇菲對我透露的事情是她永遠也不願意告訴內森的。這個原因我不太清楚，或許是她對內森太癡迷，太狂熱。常常是這樣，一個人對自己的過去保持緘默，以免觸動那痛苦的傷疤。同時，她又不得不把過去發生的某些事情傾述出來；我想她正在不自覺地尋找一個人來聽她的懺悔。而我，斯汀戈，正好可以補這個缺。回想起來，我敢肯定，如果她對這些事情繼續保密的話，將對她的精神造成極大的痛苦；當這個夏天快過完時更是這樣。她和內森之間的關係已變得十分糟糕。她十分脆弱，迫不及待地要把塵封已久的心事高聲宣泄出來，而我像一條不知疲倦的忠誠於主人的狼犬一樣，隨時在她身邊豎著耳朵。同時，我也開始明白她所經曆的那些噩夢中最殘酷的部分是如此的荒謬和不可理喻，以致像我這樣輕信的人都有些懷疑，而在內森那兒是絕對得不到理解的。他要麽不相信，要麽認為她瘋了，甚至有可能殺了她。比如說，她怎會有勇氣對內森講她與魯道夫.弗蘭茲.霍斯，黨衛軍支隊長，奧斯威辛集中營司令官之間的那段插曲呢？
讓我們回到內森與蘇菲初次認識的那個晚上以及以後幾個月內發生的事情之前，先來看看霍斯這個人吧。他將在我們以後的故事裏出現。但此時討論一下這個反麵人物，或許對了解這個畸形人物的背景有一些幫助。蘇菲告訴我，她早已把他從記憶裏抹去。但是最近，也就是我搬到粉紅色宮殿前不久，他又在她的意識裏突然出現。這事同樣奇妙地發生在布魯克林大街下的地鐵中，她當時正在翻閱一本幾星期前出的《了望》雜誌，突然發現其中一頁上赫然印著霍斯的照片。她嚇得怪叫一聲，把旁邊坐著的一個婦女嚇得一哆嗦。霍斯正被執行死刑。他表情木然，手被綁著，憔悴的臉上胡茬很深，身上穿著鬆鬆垮垮的囚服。這位前司令官顯然即將奔赴死亡之旅。他脖子上套著絞索，那繩子懸掛在金屬做的光禿禿的絞架上，絞架四周圍著一群行刑的波蘭士兵，他們正在做著最後的準備。蘇菲盯著那張照片，那張如同僵屍的臉。她的眼睛酸痛起來。這時她才發現那背景，雖然模糊不清但卻對她再熟悉不過了：那是奧斯威辛。她扔下雜誌，在下一站下了車，整個記憶被這一切攪醒。她漫無目的地在灑滿陽光的大街上走著，在博物館和植物園轉悠了大半天才回到布萊克斯托克醫生的診所。醫生看見她當時的模樣時問了一句："你撞見鬼了嗎？"但僅過了一兩天，她便把這事忘了。
當時，蘇菲以及整個世界並不知道，早在被審判及處決前的幾個月裏，魯道夫.霍斯已經寫下一篇自白，裏麵詳細地披露一個狂熱的極權主義者的靈魂。好幾年後，這篇東西被翻譯成英文(康斯坦丁.菲茨基博恩的精彩譯作)，現在被收入一套名為《黨衛軍眼中的奧斯威辛》的叢書，由建立在集中營原址上的波蘭國家博物館出版。它對霍斯靈魂的剖析，對那些渴望了解罪惡本質的人們相當有用。當然，這也是一本應被廣泛閱讀的書，如全世界的心理學教授們，傳播福音的牧師們，猶太法學家，曆史學家，作家，政治家，外交官，性解放擁護者們，律師，法官，犯罪教育學家，喜劇演員，電影導演，旅行家……總之，任何致力於影響他人意識的人--還包括我們可愛的孩子們，這些八年級的早期美國領導者們都應該好好讀一讀這篇自白，把它與《麥田裏的守望者》、《洞窯人》以及美國憲法一起列入必讀書目。在這篇自白裏，我們可以發現我們對真正的罪惡其實一無所知；而大多數小說和電影中所描繪的罪惡如果不是假的，也是極為平庸的，常常是粗製濫造的諸如暴力、幻想、神經過敏造成的恐懼以及鬧劇的混合物。
這種"虛幻"的罪惡--我們再次引用西蒙.威爾的話--"是浪漫和富於變化的，而真正的罪惡是那樣模糊、單調和令人乏味的"。毫無疑問，這些話描繪出魯道夫.霍斯的性格特征及思維方式。他的內心世界是如此平庸，以至於漢娜.阿蘭特在他被絞死幾年後，還把這作為一個極富說服力的範例。霍斯很難說是一個濫施淫威的人，他並不野蠻殘暴，甚至並不凶狠。我們甚至可以把他稱作一個肯幫忙的正派人。確實，傑西.拉維卡，為霍斯寫傳記的波蘭編輯，也是奧斯威辛的幸存者，曾因他的難友們在霍斯濫施酷刑的指控中作證而隱晦地責備過他們。"霍斯絕不屑於做這樣的事，"拉維卡堅持說，"他有更重要的職責。"正如我們所見，這位長官是一個以家庭為重的人，卻盲目地獻身於職責與使命；他因此成為一個機構裏的自動裝置。在這個機構裏，人們如同進入道德的真空，每一個細胞裏的良知和羞恥心都被清洗一淨，不再是罪惡，而是如同漂浮於身外的天真無邪的幻覺。然而這種自動裝置卻是血肉之軀，就像你我一樣；他生長在一個基督徒家庭，差一點成為一個天主教牧師；那種精神上甚至是道德上的痛楚不時襲擊著他，就像無法治愈的頑症一樣。正是這種痛楚，這種人道的反應在冷酷無情和絕對服從的機器人體內攪動，使得他的回憶錄如此令人著迷，如此恐懼異常，以至富有極深的教育意義。
可是現在有必要指出，蘇菲對過去經曆的敘述並不十分坦白，盡管她本來就隻想講一個大概。我後來才明白這一點。她向我承認說，她對內森講這些事時刪去了許多重要的細節。她並非有意要撒謊(比如說她把早年在克拉科夫時發生的兩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告訴了我)，也沒有捏造或歪曲任何重要的情節；那天晚上她對內森所說的話很容易得到證實。當然，她對奧斯威辛、比克瑙的描述十分簡單，但基本上是準確的，對她本人的病狀既未誇大也未低估。而她對其他方麵的描述，如她的母親以及她母親的病、母親的去世，她偷帶肉食的後果，被德國人逮捕，然後很快被轉運到奧斯威辛等等，更沒有懷疑的理由。那麽，她為何會還漏掉某些情節以及一些細節呢，這不正是人們期待她講述的嗎？當然，那晚她疲倦、沮喪之極；而從長遠來看，也許這裏麵還有些較複雜的原因。現在我才明白，她在重新審視她的過去時有著一種強烈的犯罪感。我也漸漸明白了，她是在一種自我憎惡的情緒中過濾過去那段曆史的。顯然，在有過這種痛苦經曆的人身上，這種現象並不罕見。西蒙o威爾對這種痛苦作過這樣的闡述："折磨輕蔑地踐踏著人們的靈魂，自我鄙視、憎惡乃至仇視和犯罪感便理所當然地產生了，而實際上情況又並非如此。"也許蘇菲正是由於這種複雜的情感，才對某些事情保持緘默，與這種強烈的負罪感相伴而生的是沉默寡言。蘇菲對她的地獄之旅總是秘而不宣。如果這就是她所希望的話，那麽，上帝知道，它是應該得到尊重的。
應該承認，雖然這些事情隨著時間的演進肯定會逐漸清晰，但蘇菲對我透露的事情是她永遠也不願意告訴內森的。這個原因我不太清楚，或許是她對內森太癡迷，太狂熱。常常是這樣，一個人對自己的過去保持緘默，以免觸動那痛苦的傷疤。同時，她又不得不把過去發生的某些事情傾述出來；我想她正在不自覺地尋找一個人來聽她的懺悔。而我，斯汀戈，正好可以補這個缺。回想起來，我敢肯定，如果她對這些事情繼續保密的話，將對她的精神造成極大的痛苦；當這個夏天快過完時更是這樣。她和內森之間的關係已變得十分糟糕。她十分脆弱，迫不及待地要把塵封已久的心事高聲宣泄出來，而我像一條不知疲倦的忠誠於主人的狼犬一樣，隨時在她身邊豎著耳朵。同時，我也開始明白她所經曆的那些噩夢中最殘酷的部分是如此的荒謬和不可理喻，以致像我這樣輕信的人都有些懷疑，而在內森那兒是絕對得不到理解的。他要麽不相信，要麽認為她瘋了，甚至有可能殺了她。比如說，她怎會有勇氣對內森講她與魯道夫.弗蘭茲.霍斯，黨衛軍支隊長，奧斯威辛集中營司令官之間的那段插曲呢？
讓我們回到內森與蘇菲初次認識的那個晚上以及以後幾個月內發生的事情之前，先來看看霍斯這個人吧。他將在我們以後的故事裏出現。但此時討論一下這個反麵人物，或許對了解這個畸形人物的背景有一些幫助。蘇菲告訴我，她早已把他從記憶裏抹去。但是最近，也就是我搬到粉紅色宮殿前不久，他又在她的意識裏突然出現。這事同樣奇妙地發生在布魯克林大街下的地鐵中，她當時正在翻閱一本幾星期前出的《了望》雜誌，突然發現其中一頁上赫然印著霍斯的照片。她嚇得怪叫一聲，把旁邊坐著的一個婦女嚇得一哆嗦。霍斯正被執行死刑。他表情木然，手被綁著，憔悴的臉上胡茬很深，身上穿著鬆鬆垮垮的囚服。這位前司令官顯然即將奔赴死亡之旅。他脖子上套著絞索，那繩子懸掛在金屬做的光禿禿的絞架上，絞架四周圍著一群行刑的波蘭士兵，他們正在做著最後的準備。蘇菲盯著那張照片，那張如同僵屍的臉。她的眼睛酸痛起來。這時她才發現那背景，雖然模糊不清但卻對她再熟悉不過了：那是奧斯威辛。她扔下雜誌，在下一站下了車，整個記憶被這一切攪醒。她漫無目的地在灑滿陽光的大街上走著，在博物館和植物園轉悠了大半天才回到布萊克斯托克醫生的診所。醫生看見她當時的模樣時問了一句："你撞見鬼了嗎？"但僅過了一兩天，她便把這事忘了。
當時，蘇菲以及整個世界並不知道，早在被審判及處決前的幾個月裏，魯道夫.霍斯已經寫下一篇自白，裏麵詳細地披露一個狂熱的極權主義者的靈魂。好幾年後，這篇東西被翻譯成英文(康斯坦丁.菲茨基博恩的精彩譯作)，現在被收入一套名為《黨衛軍眼中的奧斯威辛》的叢書，由建立在集中營原址上的波蘭國家博物館出版。它對霍斯靈魂的剖析，對那些渴望了解罪惡本質的人們相當有用。當然，這也是一本應被廣泛閱讀的書，如全世界的心理學教授們，傳播福音的牧師們，猶太法學家，曆史學家，作家，政治家，外交官，性解放擁護者們，律師，法官，犯罪教育學家，喜劇演員，電影導演，旅行家……總之，任何致力於影響他人意識的人--還包括我們可愛的孩子們，這些八年級的早期美國領導者們都應該好好讀一讀這篇自白，把它與《麥田裏的守望者》、《洞窯人》以及美國憲法一起列入必讀書目。在這篇自白裏，我們可以發現我們對真正的罪惡其實一無所知；而大多數小說和電影中所描繪的罪惡如果不是假的，也是極為平庸的，常常是粗製濫造的諸如暴力、幻想、神經過敏造成的恐懼以及鬧劇的混合物。
這種"虛幻"的罪惡--我們再次引用西蒙.威爾的話--"是浪漫和富於變化的，而真正的罪惡是那樣模糊、單調和令人乏味的"。毫無疑問，這些話描繪出魯道夫.霍斯的性格特征及思維方式。他的內心世界是如此平庸，以至於漢娜.阿蘭特在他被絞死幾年後，還把這作為一個極富說服力的範例。霍斯很難說是一個濫施淫威的人，他並不野蠻殘暴，甚至並不凶狠。我們甚至可以把他稱作一個肯幫忙的正派人。確實，傑西.拉維卡，為霍斯寫傳記的波蘭編輯，也是奧斯威辛的幸存者，曾因他的難友們在霍斯濫施酷刑的指控中作證而隱晦地責備過他們。"霍斯絕不屑於做這樣的事，"拉維卡堅持說，"他有更重要的職責。"正如我們所見，這位長官是一個以家庭為重的人，卻盲目地獻身於職責與使命；他因此成為一個機構裏的自動裝置。在這個機構裏，人們如同進入道德的真空，每一個細胞裏的良知和羞恥心都被清洗一淨，不再是罪惡，而是如同漂浮於身外的天真無邪的幻覺。然而這種自動裝置卻是血肉之軀，就像你我一樣；他生長在一個基督徒家庭，差一點成為一個天主教牧師；那種精神上甚至是道德上的痛楚不時襲擊著他，就像無法治愈的頑症一樣。正是這種痛楚，這種人道的反應在冷酷無情和絕對服從的機器人體內攪動，使得他的回憶錄如此令人著迷，如此恐懼異常，以至富有極深的教育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