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小時候住在克拉科夫，"蘇菲對我說，"我家在一條宛延的老街上，在一幢古老的房屋裏，離大學不遠。那房子很古老，我相信其中一部分修建於好幾百年前。奇怪的是，你知道嗎，那幢房子和耶塔公寓是我住過的僅有的兩個地方。我是說真正的房子。因為，我在那兒出生，並度過了整個童年時期，結婚後還住在那兒。直到德國人到來之前，我才不得不到華沙住了一段時間。我很喜歡那房子，非常幽靜，四樓上有很多陰涼之處。很小的時候，我就有了自己單獨的房間。街對麵也有一幢老房子，煙囪是彎的，白鸛在那上麵築巢。白鸛，不會吧？很好笑吧。好了，不管它了。總之我記得那煙囪上的白鸛，它們就像我在德國讀過的格林童話一樣。那些書我記得十分清楚，封麵上的顏色，上麵的鳥和人。在學會看波蘭語時，我已能看懂德語。你知道嗎，我甚至在學會說波蘭語之前就會說德語了，所以以後我第一次進教會學校時，我就能用德語去騙騙別人。
"你知道，克拉科夫是個很古老的城市。我們的房子離市中心廣場不遠。廣場中心是一棟很漂亮的建築，大約建於中世紀時期，它的波蘭名字叫sukiennice，在英語裏應該是紡織大廈之類的意思。那裏麵是一個大市場，買賣各種各樣的布料和紡織品。聖瑪麗教堂上有一個鍾樓，很高，但並不敲鍾報時，而是由真人站在欄杆前，吹號報時。晚上，那聲音很美，有一種很悠遠、憂傷的感覺，有些像巴赫管弦樂組曲中的號角聲。這聲音總讓我想起神秘的古時候。在我還很小的時候，總愛躺在黑暗的房間裏，聽著樓下的馬蹄聲。波蘭那時還沒有多少汽車。快要睡著時，我總能聽見那些人在鍾樓上吹號，那麽憂傷、遙遠。那時我總是想著時間這個神秘之物。要不，我就躺在那兒想著鍾。在我家走廊裏有一個很古老的座鍾，是祖父母傳下來的。有一次我把後蓋打開了，鍾仍然走著，我朝裏看去，看見了裏麵所有的杠杆、齒輪，還有在陽光下閃閃發光的紅寶石。於是，到了晚上，我就躺在那兒，在鍾裏盡情發揮著一個孩子的想象：我吊在那大鍾裏的一個彈簧上，看著那些杠杆擺動，各種各樣的齒輪轉動，還有那美麗晶瑩像我的頭一般大小的紅寶石。想著想著便睡著了，帶著那鍾進入了夢鄉。
"噢，克拉科夫留給我的回憶太多，太多了。我簡直無法一一描述！那是多麽好的年代啊！那是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的黃金歲月，即使波蘭這麽一個貧窮的還在經受內亂的國家也是如此。內森認為我在誇張我的那段好日子。他總是挖苦波蘭。我告訴他我的家庭，以及我們過著多麽文明的生活，你能想象的最好的生活。真的。´你們在星期天玩什麽呢？´他對我說，´朝猶太人扔土豆嗎？´你瞧，他能想到的波蘭就是如何反猶，而且總是諷刺挖苦，拿它來開玩笑，這讓我覺得很傷心，因為確實如此，我的意思是說波蘭的確以反猶著稱。這讓我覺得十分羞愧。就像你，斯汀戈，就像你麵對南方對有色人種的歧視和虐待一樣。不過我告訴內森，不錯，波蘭的確有過這段不光彩的曆史，但他必須明白，真的[1]，必須理解，並非所有的波蘭人都像這樣，還是有一些好人、正派人的，比如說我的家人，他們……噢，這一切都讓我為內森感到傷心，他太……他完全被困擾了。我想我得換個話題……
"對，談談我的家人。我的父母都是大學教授，這就是為什麽我的回憶總與大學有關。那是歐洲最古老的大學之一，大約可以追溯到十四世紀。除了教師女兒的生活之外，我幾乎不知道還有其他類型的生活。或許這就是我對那時的記憶總是那麽美好的原因。斯汀戈，將來你一定要去波蘭看看，寫一寫她。她太美，太令人傷感了。想想吧，我在那兒生活的二十年，也就是波蘭僅有的自由的二十年。我的意思是，那也是波蘭幾百年曆史上惟一的一次自由！我想，難怪父親常常說，那是波蘭最陽光燦爛的日子。因為這是第一次完全的自由，知道嗎？在大學和中小學裏，你可以學到任何一門你想學的功課；人們盡情享受生活，學習，讀書，聽音樂，在春季夏日的周末到鄉間度假。有時候我都覺得，我對音樂的熱愛不亞於對生活的熱愛。真的，我們總在聽音樂會。我小時候住在這所房子……這所古老的房子裏，晚上我總是醒著躺在床上，聽媽媽在樓下彈鋼琴，舒曼，或是肖邦，要不就是貝多芬，史卡拉特，巴赫。她是個不錯的鋼琴家。我就躺在那兒，聽著音樂在屋子裏飄蕩，覺得是那樣溫暖，舒適，安全。我總想，沒有人有我這樣的父母，有我這樣的美好生活。我還會想，我長大成人後會是什麽樣子？也許會結婚，嫁給一個像父親那樣的優秀教授；也像母親那樣當個音樂教師，演奏美妙的音樂，和教孩子。這樣的生活太美了！
"我的父母都不是克拉科夫本地人。我母親出生在洛茲，父親是盧布林人。他們在維也納讀書時相識。父親在奧地利科學院學法律，母親則在同一城市學音樂。他們都是虔誠的天主教徒，所以我在這樣的環境中長大，經常去做彌撒，上教會學校。但並不是說我是個狂熱、頑固的宗教狂。我十分信奉上帝，但我的父母並不如此……你看，我不知道英語該用哪個詞，法語好像是……是的，嚴厲。他們並不那樣。他們非常開明，甚至可以說是社會主義者，總是投勞工黨或民主黨的票。我父親仇視畢蘇斯基。他說，這個人比希特勒更仇恨波蘭。畢蘇斯基死的那天晚上，父親喝了好多荷蘭杜鬆子酒以示慶賀。他是個和平主義者。盡管他總是喜歡談論波蘭那段好日子，但我知道他很鬱悶，很焦慮。有一次我聽見他對母親說--那已是1932年了，我聽見他用一種憂鬱的聲音說，這日子不會長久了，就要打仗了。命運總是不讓波蘭永遠和平安寧下去。我還記得，這話他是用德語說的。在我的家裏，我們說德語的時候比說波蘭語的時候更多。至於法語嘛，我在學校裏說，而且相當不錯，但我覺得不如德語那麽容易。這就是維也納對我的影響。我父母在那裏住了很長時間，父親在那裏當法律教授。那時學術界都用德語交流。母親做得一手相當出色的維也納風味菜，當然她也燒波蘭菜，不過波蘭菜還沒有形成為一個菜係。至今我還記得我們在克拉科夫那間大廚房裏做的那些菜，噢，還有她做的那些美妙無比的甜食，有一道叫梅特尼布丁的東西，裏麵有栗子、黃油和桔子皮。
"我知道，我這樣嘮叨會讓你心煩，不過我父母真的都是很出色的人。你瞧，內森現在很不錯，很平靜，他正處於良好狀態之中。說´狀態´，對吧？但如果他處於不良狀態，正在氣頭上的話，就會像你第一次看見的那樣，我這樣說他，他便會對我尖叫，不停地罵我是反猶的波蘭豬。噢，我從沒聽過他罵的那些髒字，不管是英語的，依地語，還是別的什麽語言。他總是罵著同樣的話：´你這肮髒的波蘭豬，你要殺死我了，就像你們這些肮髒惡心的波蘭豬殺死猶太人一樣！´我想和他說話，但他根本不聽，隻顧氣得發瘋。我也知道，在這種時候跟他說波蘭人的好處，跟他講像父親那樣的人，根本沒用。我父親生在盧布林，那時還由俄國人控製著，有許許多多的猶太人在那裏慘遭屠殺。父親年輕時，曾和他的一個當教士的哥哥冒著生命危險，偷偷地將三個猶太家庭藏起來，躲過了那場大屠殺，躲過了那些哥薩克士兵。這是媽媽告訴我的，因為父親從不願提起這事。但我知道，如果在內森怒氣衝天時對他說這些，他隻會罵得更厲害，說我是又臭又髒的波蘭騙子。噢，那種時候，我隻能對他耐心些。我知道，那時的他十分虛弱，狀況十分糟糕。然後，我隻能走開，一聲不吭地想想別的事兒，等著他把氣發完。到時他又會對我非常和藹、溫柔，充滿柔情蜜意。
"我第一次聽父親說起大屠殺，已是十年前的事了，也就是戰前一二年吧。那是報紙上刊登納粹對德國的猶太教堂和猶太商店進行慘無人道的摧毀的時候。我記得父親第一次提到盧布林的那次大屠殺。他說：´先是從東邊往西，這次是從西邊往東。´我並不完全懂他的意思。我想，大概是因為克拉科夫猶太人居住區的猶太人不像別的地區那麽多吧，不管怎樣說，我覺得他們和我們並沒有什麽不同，也不該受到迫害或成為犧牲品。我想我還不怎麽懂事。那時，我和卡什莫爾結了婚。你瞧，我結婚很早，太年輕了，還像個小姑娘，以為美好的生活會永遠這樣舒適、祥和、安寧地繼續下去，媽媽、爸爸、卡什莫爾還有卓婭(這是我的昵稱)幸福地生活在這幢大房子裏，吃著別致的波蘭菜，看書，學習，聽巴赫的曲子，直到永遠。我真不明白我怎麽會那麽傻。卡什莫爾是數學教師，我是在父母所在的大學為青年教師舉辦的晚會上認識他的。結婚後我們曾打算去維也納，就像我的父母那樣，卡什莫爾到奧地利科學院讀數學博士，我學音樂。我從八九歲時便開始學彈鋼琴，到那裏後可以在名師弗羅o西曼的門下繼續深造。她曾教過我的母親，盡管那時她已經很老了。但就在那年，奧地利被吞並，德國人湧進維也納，形勢變得嚴峻起來。父親說，戰爭肯定會來的。
"我還記得我們一家在克拉科夫度過的最後一年的日子，不敢相信這樣的日子即將結束。我和卡什莫爾在一起的時候非常幸福，我非常愛他。他是那樣的風度翩翩，英俊瀟灑，而且十分睿智。斯汀戈，你瞧，我隻對那些聰明的人著迷。我不能肯定自己對卡茲克[1]的愛是否超過了內森。我太愛內森了，愛得讓我心碎。也許我不該將愛拿來相互比較。我愛卡茲克，愛得很深、很深。一想到戰爭就要臨近，卡茲克就要上戰場，我就感到無法忍受。於是我們幹脆把這一切拋在腦後，什麽也不想。那一年，我們聽音樂會，讀很多很多的書，到劇院看演出，在街上散步。就在那時，我開始學俄語。卡茲克原來在俄國占領區布列斯-利托夫斯克長期居住，他的俄語說得和波蘭語一樣好。這一點不像我父親。他也長期生活在俄國統治之下，但他仇視他們，隻在迫於無奈時才說那種語言。總之，我那時知道肯定會有一些變化，但以為那是很自然的事兒，比如從父母家搬出，如果需要的話安一個自己的家。但我想把這些留待戰後再說，因為我想戰爭不會很長，德國人很快就會被打敗，我和卡茲克很快就可以照原定計劃去維也納。
"你知道，克拉科夫是個很古老的城市。我們的房子離市中心廣場不遠。廣場中心是一棟很漂亮的建築，大約建於中世紀時期，它的波蘭名字叫sukiennice，在英語裏應該是紡織大廈之類的意思。那裏麵是一個大市場，買賣各種各樣的布料和紡織品。聖瑪麗教堂上有一個鍾樓，很高，但並不敲鍾報時，而是由真人站在欄杆前，吹號報時。晚上，那聲音很美，有一種很悠遠、憂傷的感覺，有些像巴赫管弦樂組曲中的號角聲。這聲音總讓我想起神秘的古時候。在我還很小的時候，總愛躺在黑暗的房間裏，聽著樓下的馬蹄聲。波蘭那時還沒有多少汽車。快要睡著時，我總能聽見那些人在鍾樓上吹號，那麽憂傷、遙遠。那時我總是想著時間這個神秘之物。要不，我就躺在那兒想著鍾。在我家走廊裏有一個很古老的座鍾，是祖父母傳下來的。有一次我把後蓋打開了，鍾仍然走著，我朝裏看去，看見了裏麵所有的杠杆、齒輪，還有在陽光下閃閃發光的紅寶石。於是，到了晚上，我就躺在那兒，在鍾裏盡情發揮著一個孩子的想象：我吊在那大鍾裏的一個彈簧上，看著那些杠杆擺動，各種各樣的齒輪轉動，還有那美麗晶瑩像我的頭一般大小的紅寶石。想著想著便睡著了，帶著那鍾進入了夢鄉。
"噢，克拉科夫留給我的回憶太多，太多了。我簡直無法一一描述！那是多麽好的年代啊！那是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的黃金歲月，即使波蘭這麽一個貧窮的還在經受內亂的國家也是如此。內森認為我在誇張我的那段好日子。他總是挖苦波蘭。我告訴他我的家庭，以及我們過著多麽文明的生活，你能想象的最好的生活。真的。´你們在星期天玩什麽呢？´他對我說，´朝猶太人扔土豆嗎？´你瞧，他能想到的波蘭就是如何反猶，而且總是諷刺挖苦，拿它來開玩笑，這讓我覺得很傷心，因為確實如此，我的意思是說波蘭的確以反猶著稱。這讓我覺得十分羞愧。就像你，斯汀戈，就像你麵對南方對有色人種的歧視和虐待一樣。不過我告訴內森，不錯，波蘭的確有過這段不光彩的曆史，但他必須明白，真的[1]，必須理解，並非所有的波蘭人都像這樣，還是有一些好人、正派人的，比如說我的家人，他們……噢，這一切都讓我為內森感到傷心，他太……他完全被困擾了。我想我得換個話題……
"對，談談我的家人。我的父母都是大學教授，這就是為什麽我的回憶總與大學有關。那是歐洲最古老的大學之一，大約可以追溯到十四世紀。除了教師女兒的生活之外，我幾乎不知道還有其他類型的生活。或許這就是我對那時的記憶總是那麽美好的原因。斯汀戈，將來你一定要去波蘭看看，寫一寫她。她太美，太令人傷感了。想想吧，我在那兒生活的二十年，也就是波蘭僅有的自由的二十年。我的意思是，那也是波蘭幾百年曆史上惟一的一次自由！我想，難怪父親常常說，那是波蘭最陽光燦爛的日子。因為這是第一次完全的自由，知道嗎？在大學和中小學裏，你可以學到任何一門你想學的功課；人們盡情享受生活，學習，讀書，聽音樂，在春季夏日的周末到鄉間度假。有時候我都覺得，我對音樂的熱愛不亞於對生活的熱愛。真的，我們總在聽音樂會。我小時候住在這所房子……這所古老的房子裏，晚上我總是醒著躺在床上，聽媽媽在樓下彈鋼琴，舒曼，或是肖邦，要不就是貝多芬，史卡拉特，巴赫。她是個不錯的鋼琴家。我就躺在那兒，聽著音樂在屋子裏飄蕩，覺得是那樣溫暖，舒適，安全。我總想，沒有人有我這樣的父母，有我這樣的美好生活。我還會想，我長大成人後會是什麽樣子？也許會結婚，嫁給一個像父親那樣的優秀教授；也像母親那樣當個音樂教師，演奏美妙的音樂，和教孩子。這樣的生活太美了！
"我的父母都不是克拉科夫本地人。我母親出生在洛茲，父親是盧布林人。他們在維也納讀書時相識。父親在奧地利科學院學法律，母親則在同一城市學音樂。他們都是虔誠的天主教徒，所以我在這樣的環境中長大，經常去做彌撒，上教會學校。但並不是說我是個狂熱、頑固的宗教狂。我十分信奉上帝，但我的父母並不如此……你看，我不知道英語該用哪個詞，法語好像是……是的，嚴厲。他們並不那樣。他們非常開明，甚至可以說是社會主義者，總是投勞工黨或民主黨的票。我父親仇視畢蘇斯基。他說，這個人比希特勒更仇恨波蘭。畢蘇斯基死的那天晚上，父親喝了好多荷蘭杜鬆子酒以示慶賀。他是個和平主義者。盡管他總是喜歡談論波蘭那段好日子，但我知道他很鬱悶，很焦慮。有一次我聽見他對母親說--那已是1932年了，我聽見他用一種憂鬱的聲音說，這日子不會長久了，就要打仗了。命運總是不讓波蘭永遠和平安寧下去。我還記得，這話他是用德語說的。在我的家裏，我們說德語的時候比說波蘭語的時候更多。至於法語嘛，我在學校裏說，而且相當不錯，但我覺得不如德語那麽容易。這就是維也納對我的影響。我父母在那裏住了很長時間，父親在那裏當法律教授。那時學術界都用德語交流。母親做得一手相當出色的維也納風味菜，當然她也燒波蘭菜，不過波蘭菜還沒有形成為一個菜係。至今我還記得我們在克拉科夫那間大廚房裏做的那些菜，噢，還有她做的那些美妙無比的甜食，有一道叫梅特尼布丁的東西，裏麵有栗子、黃油和桔子皮。
"我知道，我這樣嘮叨會讓你心煩，不過我父母真的都是很出色的人。你瞧，內森現在很不錯，很平靜，他正處於良好狀態之中。說´狀態´，對吧？但如果他處於不良狀態，正在氣頭上的話，就會像你第一次看見的那樣，我這樣說他，他便會對我尖叫，不停地罵我是反猶的波蘭豬。噢，我從沒聽過他罵的那些髒字，不管是英語的，依地語，還是別的什麽語言。他總是罵著同樣的話：´你這肮髒的波蘭豬，你要殺死我了，就像你們這些肮髒惡心的波蘭豬殺死猶太人一樣！´我想和他說話，但他根本不聽，隻顧氣得發瘋。我也知道，在這種時候跟他說波蘭人的好處，跟他講像父親那樣的人，根本沒用。我父親生在盧布林，那時還由俄國人控製著，有許許多多的猶太人在那裏慘遭屠殺。父親年輕時，曾和他的一個當教士的哥哥冒著生命危險，偷偷地將三個猶太家庭藏起來，躲過了那場大屠殺，躲過了那些哥薩克士兵。這是媽媽告訴我的，因為父親從不願提起這事。但我知道，如果在內森怒氣衝天時對他說這些，他隻會罵得更厲害，說我是又臭又髒的波蘭騙子。噢，那種時候，我隻能對他耐心些。我知道，那時的他十分虛弱，狀況十分糟糕。然後，我隻能走開，一聲不吭地想想別的事兒，等著他把氣發完。到時他又會對我非常和藹、溫柔，充滿柔情蜜意。
"我第一次聽父親說起大屠殺，已是十年前的事了，也就是戰前一二年吧。那是報紙上刊登納粹對德國的猶太教堂和猶太商店進行慘無人道的摧毀的時候。我記得父親第一次提到盧布林的那次大屠殺。他說：´先是從東邊往西，這次是從西邊往東。´我並不完全懂他的意思。我想，大概是因為克拉科夫猶太人居住區的猶太人不像別的地區那麽多吧，不管怎樣說，我覺得他們和我們並沒有什麽不同，也不該受到迫害或成為犧牲品。我想我還不怎麽懂事。那時，我和卡什莫爾結了婚。你瞧，我結婚很早，太年輕了，還像個小姑娘，以為美好的生活會永遠這樣舒適、祥和、安寧地繼續下去，媽媽、爸爸、卡什莫爾還有卓婭(這是我的昵稱)幸福地生活在這幢大房子裏，吃著別致的波蘭菜，看書，學習，聽巴赫的曲子，直到永遠。我真不明白我怎麽會那麽傻。卡什莫爾是數學教師，我是在父母所在的大學為青年教師舉辦的晚會上認識他的。結婚後我們曾打算去維也納，就像我的父母那樣，卡什莫爾到奧地利科學院讀數學博士，我學音樂。我從八九歲時便開始學彈鋼琴，到那裏後可以在名師弗羅o西曼的門下繼續深造。她曾教過我的母親，盡管那時她已經很老了。但就在那年，奧地利被吞並，德國人湧進維也納，形勢變得嚴峻起來。父親說，戰爭肯定會來的。
"我還記得我們一家在克拉科夫度過的最後一年的日子，不敢相信這樣的日子即將結束。我和卡什莫爾在一起的時候非常幸福，我非常愛他。他是那樣的風度翩翩，英俊瀟灑，而且十分睿智。斯汀戈，你瞧，我隻對那些聰明的人著迷。我不能肯定自己對卡茲克[1]的愛是否超過了內森。我太愛內森了，愛得讓我心碎。也許我不該將愛拿來相互比較。我愛卡茲克，愛得很深、很深。一想到戰爭就要臨近，卡茲克就要上戰場，我就感到無法忍受。於是我們幹脆把這一切拋在腦後，什麽也不想。那一年，我們聽音樂會，讀很多很多的書，到劇院看演出，在街上散步。就在那時，我開始學俄語。卡茲克原來在俄國占領區布列斯-利托夫斯克長期居住，他的俄語說得和波蘭語一樣好。這一點不像我父親。他也長期生活在俄國統治之下，但他仇視他們，隻在迫於無奈時才說那種語言。總之，我那時知道肯定會有一些變化，但以為那是很自然的事兒，比如從父母家搬出，如果需要的話安一個自己的家。但我想把這些留待戰後再說，因為我想戰爭不會很長，德國人很快就會被打敗，我和卡茲克很快就可以照原定計劃去維也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