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仇敵，必將舔土。
──《聖經·舊約》詩篇72：9
升上頂峰意味著每次邁出的都是聰明的一步。
管理，運作，操縱自己的步伐，從一塊踏腳石邁向另一塊踏腳石。
大部分踏腳石都是那些提供機遇或者故意搗亂的人。
許多人都是跟你一樣的在玩同樣遊戲的另外一些婊子養的。
有些婊子養的正在向你想得到的那些東西挑戰。
另外一些人婊子養的則對你已經擁有的那些東西造成一種威脅。
有些婊子養的是很討人喜歡的。
對所有婊子養的都必須認真區別對待。
對有些人你可以步態從容地從他們旁邊繞過，盡量少帶來一些痛苦。
對有些人你可以步態輕快地直接跨過，根本不回頭。
有些人必須踩著過。
有些人可以與之共舞，一同取樂。
我承認自己曾跟各色各樣的婊子養的一起踏過不少踏腳石。
與另外一些可愛的婊子養的一起共舞是最有趣的。人人都喜歡那種遊戲，一般來說最好的婊子養的會贏。
但是，如果彬彬有禮不起作用，來一點下作手段也無妨。
合適的搭配才是升上頂峰的確切道路。
務要謹守、警醒，因為你們的仇敵魔鬼遍地遊行，尋找可吞吃之人。
《聖經·新約》彼得前書5：8
一、 擊敗老板
艾爾·紐哈斯一級一級爬上來，他樹立了一個有爭議的形象……有點像君王，像加內特帝國的皇帝。
──《底特律月刊》
1987年8月
我在加內特公司幹了很久，時機終於成熟了，我得讓老板明白，新的一代領導人已經做好了接管公司的準備。
這可不是件容易的事情，我也不喜歡看到這種情況。
但這就是進步的代價。
隻有在確信有把握的情況下才能這麽幹。
保爾·米勒雇用我到加內特公司。一開始，他對我幫助很大。但當我成為明顯的繼承人時，他就開始不斷地折磨我了。他受到壓力，非提升我不可了，結果反倒來羞辱我。他現在開始著手驅趕我了。
在過去3年當總裁的日子裏，我實際上在掌握公司。但是，首席執行官米勒繼續享受大部分榮譽。
很明顯，隻要大老板和董事會允許，他就準備繼續操控下去。我下定決心，如果事情繼續這樣下去，我就不準備呆下去了。
他差不多都快67歲了。我也接近49歲。
我一直都是在快車道上跑著。
►16年內從記者升上總裁。
►這一路上，每隔一兩年就要提升一次，最多3年必須提升一次。
現在，3年已經過去了，我離頂層仍然還差一步。因此，我就開始著手了。我做得有點勉強，但決不急躁。
與老板打交道一向都是我的長處。
事實上，與老板打交道是任何一個人的工作中最為重要的一個層麵。哪怕他/她隻是一個婊子養的。大部分老板都是這樣的人，至少某些時候是這樣的。
跟老板打交道有三條訣竅：
►把一切事情都幹得漂漂亮亮的，讓老板看上去不錯，因為老板自己的名聲會因此得到強化。一開始，不要操心誰得好處的事情。
►減輕老板的工作量。隻要感覺能跟老板幹得一樣好的事情，都要主動要求去做，這樣你可以節省他的一部分時間，無論是去做別的工作還是去玩耍。如果這樣的事情你能辦得好，老板就會想辦法提升他自己，也就打開了提升你自己的大門。
►慢慢為自己建立一些名聲，這樣的話，如果老板炒掉你，或者你離開的話，他的麵子上就會過不去。這就需要有人注意你，要想辦法提高知名度，但一定要有真才實學的實績。
最後一條在我開始向保爾·米勒施壓的時候起的作用最大。要是有機會，他肯定願意炒掉我。如果我放棄，他一定求之不得。但是，他是個明白人，如果發生這樣的事情，無論在公司內外，他自己的形象都會大受影響。
1973年以前，我采取過多次行動，讓米勒和我本人都做好讓我接替他當首席執行官的準備。我曾希望以有條不紊、籌備細致、彼此合作的方式辦到此事。如果能夠這樣，對他、對我本人和公司都會是一件好事。
但是，每次我邁出一步，他都會把腳跟紮得更深些，全力加以抵抗。
事情是從1966年夏天開始的。我已經在佛羅裏達成功地把《今日》發射上天了。一些有眼光的人已經開始寫文章，說我已經成為加內特公司耀眼的新星。
米勒喜歡我成就的事情，但他不喜歡我受到眾人注意。
在過去，米勒和加內特差不多是同義詞。現在，紐哈斯這個新名字成為這個方程式當中的一部分了，他不喜歡這樣。
對於在佛羅裏達冒險事業中的成功，我自己也有些沾沾自喜。我希望自己得到足夠的地位，能夠嚐試更多諸如此類的事情。
我給米勒寫了一張條子，建議他公開說明我作為加內特公司二號人物的角色。我提出4點建議：
1. 任命我為副總裁。
2. 任命我為執行副總裁。
3. 任命我為總裁。
4. 開除我。
另外我還注明：
“我承認，最好是按第3條辦（總裁）。但是，由於我天生屬於保守型的，因此認為，如果我站在您的角度來做這個決定，就會考慮把第2條（執行副總裁）當做一個過渡性的步驟。如果您並不覺得我足以擔當第1、2或3條的職務，那您也許應該考慮選擇第4條（開除我）。”
之後我還加了一個附注：
“如果您決定讓我當執行副總裁，給您自己的總裁職位加上一個主席有何不妥？這樣的話，當您願意把另外的那個職位讓給我的時候也方便多了。
“如果您需要董事會投票，我會樂於做他們的工作，並保證永不再提此事，並會使其成為您60歲生日的大禮。”
我覺得自己相當聰明，跟老板講明了如何提拔他自己的方法，同時也提醒他注意自己的年齡。他覺得我操之過急，因此千方百計加以阻礙。
同樣的舞台，不同的演員
幾個月後，另一通未曾預料到的電話幫助我完成了心願。
63歲的傑克·弗林是《紐約每日新聞報》的出版人，他在找一位有新聞背景的人當繼任者。他是《芝加哥論壇報》公司的一部分，而《芝加哥論壇報》公司擁有《奧蘭多哨兵報》。《今日》在太空海岸名聲大噪而《奧蘭多哨兵報》卻承受巨大打擊的時候，我就引起了他的注意。
他邀請我去紐約見麵。
我告訴他說，管理《紐約每日新聞報》的前景對我很有吸引力，但是，我此時並不想掉換工作。當時，《紐約每日新聞報》有210萬份的發行量，是美國最大的日報。
對於南達科他州的一位小子來說，那是相當刺激人的機會。我告訴弗林，說我會考慮他的邀請，但必須讓他先跟保爾·米勒打電話，並告訴他說已經選中了我。這跟底特律與奈特·米勒之間進行的電話交談沒有太大差別。
跟上次一樣，我安排弗林按照指定的時間給米勒打電話，到那時，我將去米勒的辦公室。保爾拿起電話，他喜歡報業同仁打來的電話，尤其是那些大人物打來的電話。
“傑克你好，接到你的電話很高興。”他很熱情地說。
之後，當米勒接聽弗林和我兩個人安排好的講話內容時，我在一旁仔細觀察他。
“保爾啊，我隻是想讓你知道，我們在找貴公司的一位年輕人。他並不想掉換工作。我們跟他談過，我們準備向他發出邀請。他說，除非我先告訴你，否則他不予考慮。此人名叫艾爾·紐哈斯。”
米勒不動聲色，他想起過去的那一幕情景。但是，跟平常一樣，他對弗林相當客氣，彬彬有禮。他感謝弗林打來電話，閑談了一陣子。掛上電話後，他轉向我，冷酷地盯著我問：
“你想怎樣？”
我的答複：“您知道我想怎樣。我想要您宣布我為本公司的二號人物。如果辦得到，我想留在這裏。如果不行，那我就得另尋機會了。”
米勒建議我們當天下午到他家去談論此事。
把職位印到信紙上
他總是一位有風度的主人，喝著馬爹利酒的時候，他再次問我：“你想怎樣？”
“我希望人人都知道我是公司的二號人物，並且會成為您的繼任者。”我重複了原來的話。
“他們已經都知道了。”他駁回。
“你我可能知道，但他們不知道。我需要有一個相當明確的頭銜來麵對同仁。如果您任命我為執行副總裁，那我對您的幫助會更大。如果不行，我就得考慮別的選擇了。”我重複了這種幾乎不加掩飾的威脅，好像隨時準備打起背包去紐約。
最後，米勒看出了我這套滑頭把戲的實質。“你來寫新聞稿，我拿去發表。”他說。
保爾·米勒極有風度。他喜歡體麵地贏，但輸也輸得有風度，臉上掛著笑，還跟你握手。
這樣，我就把自己提升為執行副總裁了。當時我42歲，感覺自己到了世界頂峰。老板差不多60歲了，我感覺自己很快就要坐到他的位置上去了。
不久就發現，米勒對此重新加以考慮了。他想要我放慢速度，而不是加速列車運行。
我加快速度，印好了信紙名片，加上我的新職位。我把發給加內特公司各位編輯的關於一個即將到來的項目信件複印了一份給米勒。
他在印有我職位的那個角上用鉛筆畫了一個圓圈，並寫道：“為何要印新信紙？”
我立即予以反擊：“原來的信紙已經過時了。我已經有了新職位，還記得嗎？”
老板與即將接任的新老板之間就備忘錄進行的戰鬥早已經打響。後來連續打了7年，而且隨著時間的推移，戰鬥越來越嚴酷了。
事實上，擔任新職位的頭幾年，我們兩個人彼此容忍的情況相當不錯。他喜歡我們給全國範圍的加內特公司營造的更佳形象。我喜歡所采取的行動和更寬闊的視野。
但是，一些小事情讓他不安。一般來說，這些事情是我在報紙的事情上帶來的一些變更，或者是不願意做出的變更。
米勒是尼克鬆總統和副總統阿格尼斯的高爾夫球友，他不喜歡看到新聞對這兩個人的處理方式。
他發了一封電報給華盛頓地區編輯部的主任傑克·格蒙德：“請不要再寫阿格尼斯在‘批評、質問、嚴責大學領導和年輕人’這一類的話了。這是不準確，也不公平的。不要以不公平和錯誤的方法濫發言論了，而你們那個編輯部最近好幾天都在這麽幹。”
關於電報的事情，格蒙德打來了電話。我告訴他別理睬。
之後我跟米勒寫了這麽一張條子：“建議您不要再對像格蒙德這樣的記者說他們應該寫什麽，應該不寫什麽。至少您應該事先跟我商量這一類的事情吧？！”
米勒予以回擊，用鉛筆草草地寫出了這樣的辯駁：
“我是老板，對吧？！請努力記住這一點。”
的確是不錯的建議。我的褲子已經顯得有點窄小了。
破爛報紙
格蒙德後來退出加內特公司，去《華盛頓星報》當了政論記者。告別的時候，他稱加內特公司是“一堆破爛報紙”。
米勒貪求他作為《羅切斯特時報聯盟》編輯的職位，希望該報的一切都反映出他那種超級保守的思想觀點。
我們每周都登載《紐約時報》的魯塞爾·貝克主持的一個辛迪加欄目，而米勒對此欄目寫了一個嚴厲的字條，說：“為什麽要把貝克的許多欄目裏麵的垃圾，包括今天的那一欄印在我們的報紙裏？不要再印了。”
我們沒有聽他的。我給米勒寫了這麽一張字條：
“《羅切斯特時報聯盟》今年的發行量僅增長了2，000份，而《民主黨人和新聞報》的發行量卻增長了3，000份，其中的一個原因是，編輯們為時報聯盟挑選內容時，常常要把你的興趣考慮在內，而不是多達10萬的讀者家庭的廣泛的不同的興趣。”
這個字條激怒了他，我也知道會激怒他的。他做出了反擊：
“這可真是愚蠢之言，而且完全沒有證據。無論怎麽說，如果擴大發行量是指把一堆垃圾印在報紙上……那我就不用操心發行量的事情。”
盡管我們兩人之間的關係越來越緊張，盡管我自己也越來越煩躁，但是，加內特公司的事情還是沒有受影響，運轉良好。米勒把越來越多的精力投入他在美聯社的角色中，包括幾次海外的突襲活動。加內特公司內部哪怕很保守的業務層也接受了這樣的一個事實：米勒不在的時候由我負責。
但是，隻要有機會，我就會不斷地催促米勒把他自己提升為主席，並任命我為總裁。最後，在1970年5月26日舉行的年度會議上，他變得溫和起來，並做出了他自己所謂的驚人公告──任命我為加內特公司的總裁。
我得到自己想要的了，但是，所產生的反應對米勒來說卻太大了。
第二天，他竭盡全力想通過這樣一份備忘錄反悔他自己說過的話：
致加內特公司所有出版人、總經理及編輯：
昨天晚上，我在公司年度大會上宣布了本人當選為公司主席和首席執行官，並宣布艾爾·紐哈斯為公司總裁。公布了這個消息後，顯然已經出現了一些混亂狀態……
當然，美聯社並不幫忙。也許大家已經知道了，我最喜歡的那家通訊社報道說，米勒已經“引退了”。
我附帶一份供會議使用的陳述。如我所說，本人已經接受公司主席和首席執行官的職位。
在加內特公司，主席將成為最高職位。
艾爾是我的代理人，也是我的得力助手，他的全稱是總裁，我和公司董事會指派他為首席運營官。但是，這是一種描述性的說法，並非其職位的一部分。
我在不到24小時內由首席運營官變成了助手。我感覺到他開始怨恨自己被迫去做的事情了。從那天起，事情已經很明顯，再怎麽哄他也不能讓他交出首席執行官的職位了。
米勒65歲的生日接近了，他在加內特公司董事會裏最好的朋友、羅切斯特的銀行家約翰·雷明頓建議我們為保爾舉辦一個大型的生日宴會。
我們請米勒的妻子路易絲也參加籌劃，她的熱情很高。我們把羅切斯特鄉村俱樂部全都訂下了，邀請了全紐約州有頭有臉的人物。
抵製自己的生日宴會
發出邀請函的那天，雷明頓把我們為他所做的安排這個驚喜的消息告訴了他。
米勒說：“我才不去！”
雷明頓覺得保爾是在開玩笑，但是，他這種態度的原因很快就明朗了：
“你去告訴紐哈斯，我知道他想幹什麽。他想讓人人都十分明白我已經65歲了。我是說真的，我不去。”
雷明頓進退兩難，跑來找我。邀請函已經發出去了。我們還能做什麽？
“那是你的問題，約翰，”我說，“坦率地講，反正是他自己的生日宴會，他去不去我才懶得管呢。”
到最後，雷明頓說服保爾，要他務必參加。他一整個晚上都不開心。
宴會結束之後，我向他保證說，再也不會為他安排生日宴會了。我一直信守這個諾言，直到他80歲生日。那個時候，他已經退休了，也更老成了，喜歡我對他的每一點注意，哪怕這樣的注意會更加突出他的年齡。首席執行官的職位拿到手之後，我也老成得起了，至少在保爾·米勒麵前是如此。
米勒抱怨我太急躁，這樣的怨憤越來越針對個人了。我從來沒有見過他比在1972年11月在堪薩斯城召開的美聯社執行編輯大會上更憤怒的時候。
當年早些時候，我的第一次婚姻以離婚結束。當時我在與羅裏·威爾遜約會，她是佛羅裏達州一位頗受歡迎的參議員，當時引起媒體注意，因為她是作為獨立參選人被選為議員的。
我以前請這位議員做過一個apme節目，跟阿拉巴馬州的州長喬治·華萊斯和他當時的妻子勒琳以及“杜恩斯貝裏”藝術家加裏·特魯多一起進行一場政治話題的專家討論。
羅裏參議員過來以後，我安排她住在賓館裏，是保爾·米勒的套間。她隻是在那裏過一夜，而米勒要到第二天才回來。當然，我把老板豪華的套間給她住，目的也是想給約會的對象留下深一點的印象。
第二天下午，米勒打電話要我去他的套間。
他大發脾氣：“你是想自動辭職，還是被開除，或者從頭幹起呢？”
“你在說什麽事情？”我問。
“你不覺得我知道昨天晚上發生的事情嗎？你讓那個女人住在我的套間裏。你好大的膽子！”他一臉鐵青。
“你知道那個女人是誰嗎？”我問。
“我他媽的才不管她是誰哩。你讓她住在我的套間裏。很多人在談論那個女人住在我的套間裏這件事情！”他氣得不行。
我想，要是說句俏皮話，也許能夠讓他安靜下來。
“你昨晚不在這裏，所以沒有人會認為你跟她睡過覺。我也沒有跟她睡覺，沒有在你的套間裏睡。”我最後補上一句，是為了言辭準確無誤，“所以說，這到底有什麽問題呢？”
他氣急敗壞，讓我馬上滾出房間，否則他要將我扔出去。
後來，我和羅裏結了婚，保爾和她成為好朋友。
當天晚上，我和保爾在一個會議接待室裏碰上了，他又變成了一個十分友好的人，而且是他那種特色的友好，根本就不提那天發生的不愉快的事情。無論私下裏多麽可惡，公開場合他總是一位禮貌先生。
這是與保爾·米勒鬥爭當中令人痛苦的一部分。我跟任何人一樣都想好好打一場硬仗，尤其是當賭注是我老板作為首席執行官的那個職位。但是，我的競爭對象又是一位師長，雖然剛愎自用，但又很有風度。
甚至在寫這篇文章的時候，我的內心裏還是在感到遺憾，不該讓事情變得那麽難受的。但是，要讓一個到了時間卻不肯讓位的老板離開他的座位，並沒有讓人人都開心的好辦法。當老板迷戀權力，大部分事情懸置不決的時候，對於公司的損害是很大的。
65歲生日宴會事件使我相信，再也不可能哄著米勒改變他的角色或者我的角色了。我推測，下次再不能手下留情了，必須帶上大錘子。這樣，我就開始找錘子了。
在70年代初期，加內特的董事會一共有12名董事。他們都有一些共同特點：
►全都是男性白人。
►所有董事都是米勒提拔到董事會的。
即使如此，大部分人還是慢慢地對我產生了尊敬。在他們看來十分清楚的是，實際上是我在掌握著公司的運轉。
有一些──而非全部──董事感覺到，加內特公司不成文的規定是，65歲就退休，這樣的規定應該適用於所有人，包括首席執行官在內。
最強有力的董事是詹姆斯·韋勃，就是約翰·f·肯尼迪總統提拔去當美國航空航天局局長，完成首次登月飛行任務的那一位，韋勃還在杜魯門政府當過副國務卿和預算主管人。
保爾問題：好友兼保護者
最軟弱的一位董事是威廉·羅傑斯。他一直擔任艾森豪威爾政府的司法部長，後來又在尼克鬆總統手下當國務卿，直到亨利·基辛格接管他的權力。羅傑斯長期以來一直都是米勒的高爾夫球友。
韋勃是董事會管理交接委員會的主席。該委員會的其他董事為羅切斯特市的銀行家威爾莫·克萊格和前任商務部長亞曆山大·特羅布裏奇。
65歲生日宴會事件之後，我和韋勃經常在非正式的場合談起我們所謂的保爾問題。韋勃告訴我說，根據他的試探，差不多所有董事都讚成我當首席執行官，惟一的不合作者就是羅傑斯。他認為應該隻有保爾本人才能決定什麽時候或者是否下台。
“如果你願意讓保爾繼續當主席而由你出任首席執行官和總裁，我覺得我可以安排此事。”韋勃主動提議。
我告訴他，這個想法正中下懷：“我可不想一腳踹走雇傭我的人。我隻是覺得已經到了宣布我是老板的時候了，因為隻有我，才能夠讓加內特公司重新掛上檔位。”
韋勃不斷遇到來自羅傑斯的抵抗，這是保爾問題中的另一個部分，就是保爾的保護者。韋勃是一位管理人，也是一位妥協者，他喜歡在任何事情上都達成一致意見，因此，他就想不斷地推遲不可避免的難題。
我自己的探查說明，如果靠投票表決，我可以得到10票讚成2票反對的結果。米勒得到的票隻能是他自己的一票加上他的保護者羅傑斯的一票。
進入1973年以後，我就著手動作了。
“吉姆啊，今年非開始不可了。”我告訴韋勃說，“保爾今年就67歲了，我也到了49歲。如果我今年當不成首席執行官，對我和加內特公司來說就是到了盡頭。”
這不是威脅，而是一種許諾。韋勃知道我是來真的了。
1973年4月，他安排保爾和我私下裏見麵，見麵地點就在他家，是華盛頓的馬薩諸塞大道。那是外交官們住的地方，但是，韋勃對待米勒的方法一點也顯不出外交官的風範。
韋勃的妻子帕特茜給我們所有人倒上茶。之後，韋勃直截了當地說：
“我們大家都明白這次見麵的目的。保爾啊，我希望你能提個日子，把首席執行官的職位讓給艾爾。如果你不願意，董事會就隻好代替你做一個決定了。”
米勒慍怒，不出聲。
韋勃繼續說：“我建議就在下個月的年度股東大會上宣布。”
“啊，不！”米勒尖叫，“那不行！”
“為什麽下個月不行？”韋勃問。
米勒答道：“太快了。我們有很多事情要安排好和布置好，之後才能采取這樣的重大步驟。年度股東大會太快了。”
他不僅僅是想爭取更多時間，而且很明顯不想當著很多人的麵處理這件事情。我們的年度會議總是會吸引數以百計的人來，尤其是羅切斯特的一些朋友們，而且會引起媒體的廣泛注意。
我並不在意我們是在電話間裏或是在保爾的鄉村俱樂部的男士衣帽間裏成就此事，我隻是要辦成此事就行了。
“那為何不在6月的例行董事會議上完成？”我建議。
韋勃覺得那是極好的一種妥協。
米勒試著再抵抗一次。
“我想得到一些保證。”米勒說。
“比如？”韋勃問。
“我希望得到保證，可以讓我再任5年的主席。”
我讓他大吃一驚：“我是一點意見都沒有的。”一旦當上了首席執行官，我才懶得管他在我身邊到底呆上多少年。
“我還想知道新聞發布會上的措辭。”
我又讓他吃了一驚。
“很好，您來寫。我做些編輯，之後公布。”我說。
韋勃大鬆一口氣，我們都握了手。米勒臉色陰沉。但是，遊戲已經結束。
一次沒有新聞的新聞發布會
韋勃告知了其他董事。為了準備6月份的會議，米勒起草了一份新聞稿，跟我預想的差不多：
紐約州羅切斯特消息：保爾·米勒今天宣布，他將退出加內特公司首席執行官職務，但將繼續擔任公司董事會主席；米勒同時還兼任美聯社總裁一職，在過去16年裏，他一直都是加內特公司的首腦。
米勒說，他願意繼續擔任美聯社總裁，而且將在未來至少5年裏繼續積極擔當加內特公司主席的職責。
在他管理加內特期間，該公司成為美國最大的媒體公司之一……
看著他寫的新聞稿，我禁不住撲哧一笑。寫了3段，仍然不肯提新首席執行官。這位從事了一輩子新聞事業的報人竟然把真正的消息給忘了。
到第4段，他才寫道：“米勒將首席執行官的職位交給了艾倫·紐哈斯，紐哈斯擔任總裁已經有3年了。”
的確是“退出”和“交出職位”！實際上，權力早就從他手中奪走了。
我對米勒提出建議，說新老板的名字也許應該稍微往前挪一挪。這樣，我們就做了某些修改。
接下來的5年是保爾·米勒職業生涯裏最難受的日子。並不是因為我使他的日子難過的，是他自己弄的。
事實上，一旦首席執行官的職位拿到手，我的態度就友好得多了，甚至對保爾十分關懷——我為他安排好了很多有趣的公事旅遊。我催促他多多外出打高爾夫，並確保他需要使用的時候，公司的飛機總是能夠供他調用。
但是，他的內心充滿苦痛。在董事會議上，我和其他新一代領導層講話的時候，他總是一言不發地聽著，把我們正在做和即將要做的事情記一個大概，但並不給予支持。他知道，提出任何反對意見都是無濟於事的。
他的命運跟許多老板的命運是一樣的，尤其是公司的首席執行官們，他們並不知道激流勇退的道理，不知道應該在身處頂層的時候適時告退。
►當過去曾是他們的世界以自己的新節奏向前發展的時候，他們會感到悲傷。
►同事過去的尊敬或崇拜往往會轉變為冷漠和輕視。
當上了首席執行官以後，我很快調整了董事會的構成，引入一些婦女、少數民族人士，這是一種多樣化哲學。當全部由男性白人構成的董事會格局發生變化後，保爾的在場幾乎不被人注意。
當5年的主席職位臨近末期時，他問可否再留任1年。那對他是一個自我貶低的舉動。但是，我還是同意了。他對我來說並不構成問題。惟一的問題在他自身。
1979年1月1日，米勒終於作為公司主席退休，他當時已經72歲。
僅僅1年以後，1980年1月5日，他發生了嚴重的中風，以後再也沒有恢複說話的能力。他連四處走動都有困難，他深愛的高爾夫現在隻能為他提供回憶了。他受了許多年的苦，本書1989年付梓出版的時候，他仍然活在人世。
對於一位有著許多天賦和多方麵能力的人來說，他光輝燦爛的職業生涯就此結束，這可真是讓人感到不快的事情。他當主席的最後幾年，本來是應該用來享受自己一生勞動所得的，反過來，他卻在不快中度過。
我經常抱怨自己，應該在他動得了的時候早早催促他退休，這樣他就可以去享受人生。對他來說，我似乎隻是一個沒有感恩戴德之心的年輕暴發戶，隻對他的職位有興趣。
回首往事，我應該早一點打敗這位老板的。他、公司和我都會因此而更好過一些。
我當時發了一個大誓，到我退休的時候，事情應該是不一樣的。
有話直說：弄潮者應該明白激流勇退的道理。
──《聖經·舊約》詩篇72：9
升上頂峰意味著每次邁出的都是聰明的一步。
管理，運作，操縱自己的步伐，從一塊踏腳石邁向另一塊踏腳石。
大部分踏腳石都是那些提供機遇或者故意搗亂的人。
許多人都是跟你一樣的在玩同樣遊戲的另外一些婊子養的。
有些婊子養的正在向你想得到的那些東西挑戰。
另外一些人婊子養的則對你已經擁有的那些東西造成一種威脅。
有些婊子養的是很討人喜歡的。
對所有婊子養的都必須認真區別對待。
對有些人你可以步態從容地從他們旁邊繞過，盡量少帶來一些痛苦。
對有些人你可以步態輕快地直接跨過，根本不回頭。
有些人必須踩著過。
有些人可以與之共舞，一同取樂。
我承認自己曾跟各色各樣的婊子養的一起踏過不少踏腳石。
與另外一些可愛的婊子養的一起共舞是最有趣的。人人都喜歡那種遊戲，一般來說最好的婊子養的會贏。
但是，如果彬彬有禮不起作用，來一點下作手段也無妨。
合適的搭配才是升上頂峰的確切道路。
務要謹守、警醒，因為你們的仇敵魔鬼遍地遊行，尋找可吞吃之人。
《聖經·新約》彼得前書5：8
一、 擊敗老板
艾爾·紐哈斯一級一級爬上來，他樹立了一個有爭議的形象……有點像君王，像加內特帝國的皇帝。
──《底特律月刊》
1987年8月
我在加內特公司幹了很久，時機終於成熟了，我得讓老板明白，新的一代領導人已經做好了接管公司的準備。
這可不是件容易的事情，我也不喜歡看到這種情況。
但這就是進步的代價。
隻有在確信有把握的情況下才能這麽幹。
保爾·米勒雇用我到加內特公司。一開始，他對我幫助很大。但當我成為明顯的繼承人時，他就開始不斷地折磨我了。他受到壓力，非提升我不可了，結果反倒來羞辱我。他現在開始著手驅趕我了。
在過去3年當總裁的日子裏，我實際上在掌握公司。但是，首席執行官米勒繼續享受大部分榮譽。
很明顯，隻要大老板和董事會允許，他就準備繼續操控下去。我下定決心，如果事情繼續這樣下去，我就不準備呆下去了。
他差不多都快67歲了。我也接近49歲。
我一直都是在快車道上跑著。
►16年內從記者升上總裁。
►這一路上，每隔一兩年就要提升一次，最多3年必須提升一次。
現在，3年已經過去了，我離頂層仍然還差一步。因此，我就開始著手了。我做得有點勉強，但決不急躁。
與老板打交道一向都是我的長處。
事實上，與老板打交道是任何一個人的工作中最為重要的一個層麵。哪怕他/她隻是一個婊子養的。大部分老板都是這樣的人，至少某些時候是這樣的。
跟老板打交道有三條訣竅：
►把一切事情都幹得漂漂亮亮的，讓老板看上去不錯，因為老板自己的名聲會因此得到強化。一開始，不要操心誰得好處的事情。
►減輕老板的工作量。隻要感覺能跟老板幹得一樣好的事情，都要主動要求去做，這樣你可以節省他的一部分時間，無論是去做別的工作還是去玩耍。如果這樣的事情你能辦得好，老板就會想辦法提升他自己，也就打開了提升你自己的大門。
►慢慢為自己建立一些名聲，這樣的話，如果老板炒掉你，或者你離開的話，他的麵子上就會過不去。這就需要有人注意你，要想辦法提高知名度，但一定要有真才實學的實績。
最後一條在我開始向保爾·米勒施壓的時候起的作用最大。要是有機會，他肯定願意炒掉我。如果我放棄，他一定求之不得。但是，他是個明白人，如果發生這樣的事情，無論在公司內外，他自己的形象都會大受影響。
1973年以前，我采取過多次行動，讓米勒和我本人都做好讓我接替他當首席執行官的準備。我曾希望以有條不紊、籌備細致、彼此合作的方式辦到此事。如果能夠這樣，對他、對我本人和公司都會是一件好事。
但是，每次我邁出一步，他都會把腳跟紮得更深些，全力加以抵抗。
事情是從1966年夏天開始的。我已經在佛羅裏達成功地把《今日》發射上天了。一些有眼光的人已經開始寫文章，說我已經成為加內特公司耀眼的新星。
米勒喜歡我成就的事情，但他不喜歡我受到眾人注意。
在過去，米勒和加內特差不多是同義詞。現在，紐哈斯這個新名字成為這個方程式當中的一部分了，他不喜歡這樣。
對於在佛羅裏達冒險事業中的成功，我自己也有些沾沾自喜。我希望自己得到足夠的地位，能夠嚐試更多諸如此類的事情。
我給米勒寫了一張條子，建議他公開說明我作為加內特公司二號人物的角色。我提出4點建議：
1. 任命我為副總裁。
2. 任命我為執行副總裁。
3. 任命我為總裁。
4. 開除我。
另外我還注明：
“我承認，最好是按第3條辦（總裁）。但是，由於我天生屬於保守型的，因此認為，如果我站在您的角度來做這個決定，就會考慮把第2條（執行副總裁）當做一個過渡性的步驟。如果您並不覺得我足以擔當第1、2或3條的職務，那您也許應該考慮選擇第4條（開除我）。”
之後我還加了一個附注：
“如果您決定讓我當執行副總裁，給您自己的總裁職位加上一個主席有何不妥？這樣的話，當您願意把另外的那個職位讓給我的時候也方便多了。
“如果您需要董事會投票，我會樂於做他們的工作，並保證永不再提此事，並會使其成為您60歲生日的大禮。”
我覺得自己相當聰明，跟老板講明了如何提拔他自己的方法，同時也提醒他注意自己的年齡。他覺得我操之過急，因此千方百計加以阻礙。
同樣的舞台，不同的演員
幾個月後，另一通未曾預料到的電話幫助我完成了心願。
63歲的傑克·弗林是《紐約每日新聞報》的出版人，他在找一位有新聞背景的人當繼任者。他是《芝加哥論壇報》公司的一部分，而《芝加哥論壇報》公司擁有《奧蘭多哨兵報》。《今日》在太空海岸名聲大噪而《奧蘭多哨兵報》卻承受巨大打擊的時候，我就引起了他的注意。
他邀請我去紐約見麵。
我告訴他說，管理《紐約每日新聞報》的前景對我很有吸引力，但是，我此時並不想掉換工作。當時，《紐約每日新聞報》有210萬份的發行量，是美國最大的日報。
對於南達科他州的一位小子來說，那是相當刺激人的機會。我告訴弗林，說我會考慮他的邀請，但必須讓他先跟保爾·米勒打電話，並告訴他說已經選中了我。這跟底特律與奈特·米勒之間進行的電話交談沒有太大差別。
跟上次一樣，我安排弗林按照指定的時間給米勒打電話，到那時，我將去米勒的辦公室。保爾拿起電話，他喜歡報業同仁打來的電話，尤其是那些大人物打來的電話。
“傑克你好，接到你的電話很高興。”他很熱情地說。
之後，當米勒接聽弗林和我兩個人安排好的講話內容時，我在一旁仔細觀察他。
“保爾啊，我隻是想讓你知道，我們在找貴公司的一位年輕人。他並不想掉換工作。我們跟他談過，我們準備向他發出邀請。他說，除非我先告訴你，否則他不予考慮。此人名叫艾爾·紐哈斯。”
米勒不動聲色，他想起過去的那一幕情景。但是，跟平常一樣，他對弗林相當客氣，彬彬有禮。他感謝弗林打來電話，閑談了一陣子。掛上電話後，他轉向我，冷酷地盯著我問：
“你想怎樣？”
我的答複：“您知道我想怎樣。我想要您宣布我為本公司的二號人物。如果辦得到，我想留在這裏。如果不行，那我就得另尋機會了。”
米勒建議我們當天下午到他家去談論此事。
把職位印到信紙上
他總是一位有風度的主人，喝著馬爹利酒的時候，他再次問我：“你想怎樣？”
“我希望人人都知道我是公司的二號人物，並且會成為您的繼任者。”我重複了原來的話。
“他們已經都知道了。”他駁回。
“你我可能知道，但他們不知道。我需要有一個相當明確的頭銜來麵對同仁。如果您任命我為執行副總裁，那我對您的幫助會更大。如果不行，我就得考慮別的選擇了。”我重複了這種幾乎不加掩飾的威脅，好像隨時準備打起背包去紐約。
最後，米勒看出了我這套滑頭把戲的實質。“你來寫新聞稿，我拿去發表。”他說。
保爾·米勒極有風度。他喜歡體麵地贏，但輸也輸得有風度，臉上掛著笑，還跟你握手。
這樣，我就把自己提升為執行副總裁了。當時我42歲，感覺自己到了世界頂峰。老板差不多60歲了，我感覺自己很快就要坐到他的位置上去了。
不久就發現，米勒對此重新加以考慮了。他想要我放慢速度，而不是加速列車運行。
我加快速度，印好了信紙名片，加上我的新職位。我把發給加內特公司各位編輯的關於一個即將到來的項目信件複印了一份給米勒。
他在印有我職位的那個角上用鉛筆畫了一個圓圈，並寫道：“為何要印新信紙？”
我立即予以反擊：“原來的信紙已經過時了。我已經有了新職位，還記得嗎？”
老板與即將接任的新老板之間就備忘錄進行的戰鬥早已經打響。後來連續打了7年，而且隨著時間的推移，戰鬥越來越嚴酷了。
事實上，擔任新職位的頭幾年，我們兩個人彼此容忍的情況相當不錯。他喜歡我們給全國範圍的加內特公司營造的更佳形象。我喜歡所采取的行動和更寬闊的視野。
但是，一些小事情讓他不安。一般來說，這些事情是我在報紙的事情上帶來的一些變更，或者是不願意做出的變更。
米勒是尼克鬆總統和副總統阿格尼斯的高爾夫球友，他不喜歡看到新聞對這兩個人的處理方式。
他發了一封電報給華盛頓地區編輯部的主任傑克·格蒙德：“請不要再寫阿格尼斯在‘批評、質問、嚴責大學領導和年輕人’這一類的話了。這是不準確，也不公平的。不要以不公平和錯誤的方法濫發言論了，而你們那個編輯部最近好幾天都在這麽幹。”
關於電報的事情，格蒙德打來了電話。我告訴他別理睬。
之後我跟米勒寫了這麽一張條子：“建議您不要再對像格蒙德這樣的記者說他們應該寫什麽，應該不寫什麽。至少您應該事先跟我商量這一類的事情吧？！”
米勒予以回擊，用鉛筆草草地寫出了這樣的辯駁：
“我是老板，對吧？！請努力記住這一點。”
的確是不錯的建議。我的褲子已經顯得有點窄小了。
破爛報紙
格蒙德後來退出加內特公司，去《華盛頓星報》當了政論記者。告別的時候，他稱加內特公司是“一堆破爛報紙”。
米勒貪求他作為《羅切斯特時報聯盟》編輯的職位，希望該報的一切都反映出他那種超級保守的思想觀點。
我們每周都登載《紐約時報》的魯塞爾·貝克主持的一個辛迪加欄目，而米勒對此欄目寫了一個嚴厲的字條，說：“為什麽要把貝克的許多欄目裏麵的垃圾，包括今天的那一欄印在我們的報紙裏？不要再印了。”
我們沒有聽他的。我給米勒寫了這麽一張字條：
“《羅切斯特時報聯盟》今年的發行量僅增長了2，000份，而《民主黨人和新聞報》的發行量卻增長了3，000份，其中的一個原因是，編輯們為時報聯盟挑選內容時，常常要把你的興趣考慮在內，而不是多達10萬的讀者家庭的廣泛的不同的興趣。”
這個字條激怒了他，我也知道會激怒他的。他做出了反擊：
“這可真是愚蠢之言，而且完全沒有證據。無論怎麽說，如果擴大發行量是指把一堆垃圾印在報紙上……那我就不用操心發行量的事情。”
盡管我們兩人之間的關係越來越緊張，盡管我自己也越來越煩躁，但是，加內特公司的事情還是沒有受影響，運轉良好。米勒把越來越多的精力投入他在美聯社的角色中，包括幾次海外的突襲活動。加內特公司內部哪怕很保守的業務層也接受了這樣的一個事實：米勒不在的時候由我負責。
但是，隻要有機會，我就會不斷地催促米勒把他自己提升為主席，並任命我為總裁。最後，在1970年5月26日舉行的年度會議上，他變得溫和起來，並做出了他自己所謂的驚人公告──任命我為加內特公司的總裁。
我得到自己想要的了，但是，所產生的反應對米勒來說卻太大了。
第二天，他竭盡全力想通過這樣一份備忘錄反悔他自己說過的話：
致加內特公司所有出版人、總經理及編輯：
昨天晚上，我在公司年度大會上宣布了本人當選為公司主席和首席執行官，並宣布艾爾·紐哈斯為公司總裁。公布了這個消息後，顯然已經出現了一些混亂狀態……
當然，美聯社並不幫忙。也許大家已經知道了，我最喜歡的那家通訊社報道說，米勒已經“引退了”。
我附帶一份供會議使用的陳述。如我所說，本人已經接受公司主席和首席執行官的職位。
在加內特公司，主席將成為最高職位。
艾爾是我的代理人，也是我的得力助手，他的全稱是總裁，我和公司董事會指派他為首席運營官。但是，這是一種描述性的說法，並非其職位的一部分。
我在不到24小時內由首席運營官變成了助手。我感覺到他開始怨恨自己被迫去做的事情了。從那天起，事情已經很明顯，再怎麽哄他也不能讓他交出首席執行官的職位了。
米勒65歲的生日接近了，他在加內特公司董事會裏最好的朋友、羅切斯特的銀行家約翰·雷明頓建議我們為保爾舉辦一個大型的生日宴會。
我們請米勒的妻子路易絲也參加籌劃，她的熱情很高。我們把羅切斯特鄉村俱樂部全都訂下了，邀請了全紐約州有頭有臉的人物。
抵製自己的生日宴會
發出邀請函的那天，雷明頓把我們為他所做的安排這個驚喜的消息告訴了他。
米勒說：“我才不去！”
雷明頓覺得保爾是在開玩笑，但是，他這種態度的原因很快就明朗了：
“你去告訴紐哈斯，我知道他想幹什麽。他想讓人人都十分明白我已經65歲了。我是說真的，我不去。”
雷明頓進退兩難，跑來找我。邀請函已經發出去了。我們還能做什麽？
“那是你的問題，約翰，”我說，“坦率地講，反正是他自己的生日宴會，他去不去我才懶得管呢。”
到最後，雷明頓說服保爾，要他務必參加。他一整個晚上都不開心。
宴會結束之後，我向他保證說，再也不會為他安排生日宴會了。我一直信守這個諾言，直到他80歲生日。那個時候，他已經退休了，也更老成了，喜歡我對他的每一點注意，哪怕這樣的注意會更加突出他的年齡。首席執行官的職位拿到手之後，我也老成得起了，至少在保爾·米勒麵前是如此。
米勒抱怨我太急躁，這樣的怨憤越來越針對個人了。我從來沒有見過他比在1972年11月在堪薩斯城召開的美聯社執行編輯大會上更憤怒的時候。
當年早些時候，我的第一次婚姻以離婚結束。當時我在與羅裏·威爾遜約會，她是佛羅裏達州一位頗受歡迎的參議員，當時引起媒體注意，因為她是作為獨立參選人被選為議員的。
我以前請這位議員做過一個apme節目，跟阿拉巴馬州的州長喬治·華萊斯和他當時的妻子勒琳以及“杜恩斯貝裏”藝術家加裏·特魯多一起進行一場政治話題的專家討論。
羅裏參議員過來以後，我安排她住在賓館裏，是保爾·米勒的套間。她隻是在那裏過一夜，而米勒要到第二天才回來。當然，我把老板豪華的套間給她住，目的也是想給約會的對象留下深一點的印象。
第二天下午，米勒打電話要我去他的套間。
他大發脾氣：“你是想自動辭職，還是被開除，或者從頭幹起呢？”
“你在說什麽事情？”我問。
“你不覺得我知道昨天晚上發生的事情嗎？你讓那個女人住在我的套間裏。你好大的膽子！”他一臉鐵青。
“你知道那個女人是誰嗎？”我問。
“我他媽的才不管她是誰哩。你讓她住在我的套間裏。很多人在談論那個女人住在我的套間裏這件事情！”他氣得不行。
我想，要是說句俏皮話，也許能夠讓他安靜下來。
“你昨晚不在這裏，所以沒有人會認為你跟她睡過覺。我也沒有跟她睡覺，沒有在你的套間裏睡。”我最後補上一句，是為了言辭準確無誤，“所以說，這到底有什麽問題呢？”
他氣急敗壞，讓我馬上滾出房間，否則他要將我扔出去。
後來，我和羅裏結了婚，保爾和她成為好朋友。
當天晚上，我和保爾在一個會議接待室裏碰上了，他又變成了一個十分友好的人，而且是他那種特色的友好，根本就不提那天發生的不愉快的事情。無論私下裏多麽可惡，公開場合他總是一位禮貌先生。
這是與保爾·米勒鬥爭當中令人痛苦的一部分。我跟任何人一樣都想好好打一場硬仗，尤其是當賭注是我老板作為首席執行官的那個職位。但是，我的競爭對象又是一位師長，雖然剛愎自用，但又很有風度。
甚至在寫這篇文章的時候，我的內心裏還是在感到遺憾，不該讓事情變得那麽難受的。但是，要讓一個到了時間卻不肯讓位的老板離開他的座位，並沒有讓人人都開心的好辦法。當老板迷戀權力，大部分事情懸置不決的時候，對於公司的損害是很大的。
65歲生日宴會事件使我相信，再也不可能哄著米勒改變他的角色或者我的角色了。我推測，下次再不能手下留情了，必須帶上大錘子。這樣，我就開始找錘子了。
在70年代初期，加內特的董事會一共有12名董事。他們都有一些共同特點：
►全都是男性白人。
►所有董事都是米勒提拔到董事會的。
即使如此，大部分人還是慢慢地對我產生了尊敬。在他們看來十分清楚的是，實際上是我在掌握著公司的運轉。
有一些──而非全部──董事感覺到，加內特公司不成文的規定是，65歲就退休，這樣的規定應該適用於所有人，包括首席執行官在內。
最強有力的董事是詹姆斯·韋勃，就是約翰·f·肯尼迪總統提拔去當美國航空航天局局長，完成首次登月飛行任務的那一位，韋勃還在杜魯門政府當過副國務卿和預算主管人。
保爾問題：好友兼保護者
最軟弱的一位董事是威廉·羅傑斯。他一直擔任艾森豪威爾政府的司法部長，後來又在尼克鬆總統手下當國務卿，直到亨利·基辛格接管他的權力。羅傑斯長期以來一直都是米勒的高爾夫球友。
韋勃是董事會管理交接委員會的主席。該委員會的其他董事為羅切斯特市的銀行家威爾莫·克萊格和前任商務部長亞曆山大·特羅布裏奇。
65歲生日宴會事件之後，我和韋勃經常在非正式的場合談起我們所謂的保爾問題。韋勃告訴我說，根據他的試探，差不多所有董事都讚成我當首席執行官，惟一的不合作者就是羅傑斯。他認為應該隻有保爾本人才能決定什麽時候或者是否下台。
“如果你願意讓保爾繼續當主席而由你出任首席執行官和總裁，我覺得我可以安排此事。”韋勃主動提議。
我告訴他，這個想法正中下懷：“我可不想一腳踹走雇傭我的人。我隻是覺得已經到了宣布我是老板的時候了，因為隻有我，才能夠讓加內特公司重新掛上檔位。”
韋勃不斷遇到來自羅傑斯的抵抗，這是保爾問題中的另一個部分，就是保爾的保護者。韋勃是一位管理人，也是一位妥協者，他喜歡在任何事情上都達成一致意見，因此，他就想不斷地推遲不可避免的難題。
我自己的探查說明，如果靠投票表決，我可以得到10票讚成2票反對的結果。米勒得到的票隻能是他自己的一票加上他的保護者羅傑斯的一票。
進入1973年以後，我就著手動作了。
“吉姆啊，今年非開始不可了。”我告訴韋勃說，“保爾今年就67歲了，我也到了49歲。如果我今年當不成首席執行官，對我和加內特公司來說就是到了盡頭。”
這不是威脅，而是一種許諾。韋勃知道我是來真的了。
1973年4月，他安排保爾和我私下裏見麵，見麵地點就在他家，是華盛頓的馬薩諸塞大道。那是外交官們住的地方，但是，韋勃對待米勒的方法一點也顯不出外交官的風範。
韋勃的妻子帕特茜給我們所有人倒上茶。之後，韋勃直截了當地說：
“我們大家都明白這次見麵的目的。保爾啊，我希望你能提個日子，把首席執行官的職位讓給艾爾。如果你不願意，董事會就隻好代替你做一個決定了。”
米勒慍怒，不出聲。
韋勃繼續說：“我建議就在下個月的年度股東大會上宣布。”
“啊，不！”米勒尖叫，“那不行！”
“為什麽下個月不行？”韋勃問。
米勒答道：“太快了。我們有很多事情要安排好和布置好，之後才能采取這樣的重大步驟。年度股東大會太快了。”
他不僅僅是想爭取更多時間，而且很明顯不想當著很多人的麵處理這件事情。我們的年度會議總是會吸引數以百計的人來，尤其是羅切斯特的一些朋友們，而且會引起媒體的廣泛注意。
我並不在意我們是在電話間裏或是在保爾的鄉村俱樂部的男士衣帽間裏成就此事，我隻是要辦成此事就行了。
“那為何不在6月的例行董事會議上完成？”我建議。
韋勃覺得那是極好的一種妥協。
米勒試著再抵抗一次。
“我想得到一些保證。”米勒說。
“比如？”韋勃問。
“我希望得到保證，可以讓我再任5年的主席。”
我讓他大吃一驚：“我是一點意見都沒有的。”一旦當上了首席執行官，我才懶得管他在我身邊到底呆上多少年。
“我還想知道新聞發布會上的措辭。”
我又讓他吃了一驚。
“很好，您來寫。我做些編輯，之後公布。”我說。
韋勃大鬆一口氣，我們都握了手。米勒臉色陰沉。但是，遊戲已經結束。
一次沒有新聞的新聞發布會
韋勃告知了其他董事。為了準備6月份的會議，米勒起草了一份新聞稿，跟我預想的差不多：
紐約州羅切斯特消息：保爾·米勒今天宣布，他將退出加內特公司首席執行官職務，但將繼續擔任公司董事會主席；米勒同時還兼任美聯社總裁一職，在過去16年裏，他一直都是加內特公司的首腦。
米勒說，他願意繼續擔任美聯社總裁，而且將在未來至少5年裏繼續積極擔當加內特公司主席的職責。
在他管理加內特期間，該公司成為美國最大的媒體公司之一……
看著他寫的新聞稿，我禁不住撲哧一笑。寫了3段，仍然不肯提新首席執行官。這位從事了一輩子新聞事業的報人竟然把真正的消息給忘了。
到第4段，他才寫道：“米勒將首席執行官的職位交給了艾倫·紐哈斯，紐哈斯擔任總裁已經有3年了。”
的確是“退出”和“交出職位”！實際上，權力早就從他手中奪走了。
我對米勒提出建議，說新老板的名字也許應該稍微往前挪一挪。這樣，我們就做了某些修改。
接下來的5年是保爾·米勒職業生涯裏最難受的日子。並不是因為我使他的日子難過的，是他自己弄的。
事實上，一旦首席執行官的職位拿到手，我的態度就友好得多了，甚至對保爾十分關懷——我為他安排好了很多有趣的公事旅遊。我催促他多多外出打高爾夫，並確保他需要使用的時候，公司的飛機總是能夠供他調用。
但是，他的內心充滿苦痛。在董事會議上，我和其他新一代領導層講話的時候，他總是一言不發地聽著，把我們正在做和即將要做的事情記一個大概，但並不給予支持。他知道，提出任何反對意見都是無濟於事的。
他的命運跟許多老板的命運是一樣的，尤其是公司的首席執行官們，他們並不知道激流勇退的道理，不知道應該在身處頂層的時候適時告退。
►當過去曾是他們的世界以自己的新節奏向前發展的時候，他們會感到悲傷。
►同事過去的尊敬或崇拜往往會轉變為冷漠和輕視。
當上了首席執行官以後，我很快調整了董事會的構成，引入一些婦女、少數民族人士，這是一種多樣化哲學。當全部由男性白人構成的董事會格局發生變化後，保爾的在場幾乎不被人注意。
當5年的主席職位臨近末期時，他問可否再留任1年。那對他是一個自我貶低的舉動。但是，我還是同意了。他對我來說並不構成問題。惟一的問題在他自身。
1979年1月1日，米勒終於作為公司主席退休，他當時已經72歲。
僅僅1年以後，1980年1月5日，他發生了嚴重的中風，以後再也沒有恢複說話的能力。他連四處走動都有困難，他深愛的高爾夫現在隻能為他提供回憶了。他受了許多年的苦，本書1989年付梓出版的時候，他仍然活在人世。
對於一位有著許多天賦和多方麵能力的人來說，他光輝燦爛的職業生涯就此結束，這可真是讓人感到不快的事情。他當主席的最後幾年，本來是應該用來享受自己一生勞動所得的，反過來，他卻在不快中度過。
我經常抱怨自己，應該在他動得了的時候早早催促他退休，這樣他就可以去享受人生。對他來說，我似乎隻是一個沒有感恩戴德之心的年輕暴發戶，隻對他的職位有興趣。
回首往事，我應該早一點打敗這位老板的。他、公司和我都會因此而更好過一些。
我當時發了一個大誓，到我退休的時候，事情應該是不一樣的。
有話直說：弄潮者應該明白激流勇退的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