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麽辦?自抗戰勝利後,趙廷雅、趙廷英以及所有趙氏宗族成員,他們逆勢而為,飽受唾罵,深感無可辯解。閻錫山不待見他們,國民黨懲處漢奸,而共產黨這廂,正在倚重各路軍事力量,大舉奪取全國政權。無論怎麽說,好事兒都輪不到這家人頭上。


    一句話,趙家處境艱辛,閻錫山、國民黨、共產黨,都不會幫襯這一家族。


    黛莉太難了。眼看著上海不能生活,北京難以為繼,全家竟無立錐之地。於是,趙家上百口親友,向著東南西北11個省市,四麵八方奔散而去。


    黛莉帶著小趙健,淒淒惶惶。


    思來想去,總要依靠兩隻手,勞動工作度光陰。上海傷心地,北京謀生難,太原不能待,西安怎麽樣?黛莉決定重新投奔大慈大悲的西安堂姐趙菊生。自那年暫住西安,生育小女,黛莉與堂姐情義深厚。


    1950年春,黛莉拉扯著小趙健,投奔西安而去。


    一見堂姐菊生,二人悲從中來,相擁而泣。唔,煢哀苦獨,形影孤淒,幼兒寡母,最是可憐。趙菊生一邊安撫堂妹,一邊拜托各位山西老鄉,要為黛莉母女奔走一個飯碗。


    說來頗為奇特。堂姐趙菊生久居西安,人事較熟,居然找到了一位重量級老鄉一中共早期大樹特樹的工業勞模趙占魁。說來話長,這位老英模係山西定襄人,抗戰中在延安兵工廠搞鑄造,一個心眼踏實苦幹,為人憨厚樸實。當初,蔣介石號令圍攻陝甘寧邊區,中共猛將賀龍身為邊區聯防總司令,特命所屬溫家溝兵工廠,緊急製造十萬顆手榴彈,裝備部隊禦敵。未料兵工廠工會幹部狄德建等人,突然提出工人待遇問題,並反對十小時工作製,說不好就要罷工。狄等要求延安軍政當局給予工人以相應補償,構成中共局部執政時期首次工人怠工事件。這還得了!賀龍差一點兒就要槍斃狄德建了。延安軍政一麵嚴懲狄等毫不留情,一麵在工人中樹立典型模範,加強思想政治工作,依靠榜樣力量解決複工難題。延安《解放日報》熱烈地報道了山西籍好工人趙占魁踏實肯幹的事跡。毛澤東當即將這一典型放置到一個戰略性高度予以推廣。農村學習吳滿有,工廠學習趙占魁,太行學習李順達,軍隊學習張思德,幹部學習白求恩。後來,又加上青年學習劉胡蘭、董存瑞、黃繼光、邱少雲,少年學習劉文學,工業學大慶,農業學大寨,全國學人民解放軍,最著名者當然是學習雷鋒好榜樣……總之,要以典型帶一般,把人民話語集中起來,把人民思想統一起來,把人民行動組織起來。黨在各個曆史時期都要樹立一個或幾個乃至多個光輝榜樣,推廣為普通群眾跟黨走的新坐標和參照係。要說總體效果,當然很好,那不是一般好,而是非常好,特別好。


    這一次大敵當前,毛澤東關於學習趙占魁的指示,相當堅決,不留餘地。當時,毛澤東看了《解放日報》報道後,親自給中央職委書記鄧發打電話說:“獎勵趙占魁這件事做得很好,這不是獎勵一個人的問題,而是全邊區和其他根據地提高生產、改進工作的新生事物。平時我聽你們說,要找斯達漢諾夫,趙占魁同誌就是中國式的斯達漢諾夫。你們要把他的優點總結起來,樹立標兵,推廣到各工廠和生產單位去。”從此,一場“學習趙占魁運動”,在陝甘寧邊區轟轟烈烈地開展起來了。


    1949年後,趙占魁毫無疑問地成為全國首批勞動模範,並以西北工人代表身份,參加了首屆全國政協第一次會議,曆任第一屆.第二屆全國人大代表。1950年,趙占魁榮任西北總工會和陝西省總工會副主席,實職是西北軍政委員會勞動部副部長。直到六十年以後的今天,中華全國總工會評選六十位“新中國最具影響的勞動模範”,借此助推大型國慶紀念活動,趙占魁依然榮列其中。


    趙占魁生於1896年,逝世於197年8月6日。那麽,這麵老資格的“工人旗幟”,與黛莉母女之命運有甚關係?


    趙占魁的事跡,當年在西北黨政軍以及社會各界家喻戶曉。但是,人們隻知道他不辭勞苦為黨工作的一麵,卻較少知道,他原本出徒於山西民族資本家早期企業,先在山西兵工廠所屬銅圓廠學習翻砂鑄造,技術日趨成熟,又在同蒲鐵路介休工段做工三年,其文化背景正是民間傳統的忠厚信義,所接受的訓練又屬幹尊師如父理念,常與一些山西資本家打交道。說起來,那時候,廠主與工人之間的關係很好,是相當愉快和諧的。


    198年,日軍侵占山西同蒲鐵路,趙占魁逃亡下崗,一直走到延安來。如今,趙占魁既在西北軍政委員會勞動局擔任實際職務,那麽,山西老鄉趙菊生,並不費太大工夫,便輾轉相托,很快與趙占魁及其家人建立了同鄉互動聯係。於是,西北勞動局副局長趙占魁,熱情地介紹小老鄉趙黛莉,到西北勞動局機關上班,做了一名會計,而且待遇不低。其間幾乎沒有遇到什麽難處。


    讓我們整理一下思路:趙占魁來到延安時,已是一位四十多歲的人,他實在算不上一名激進的革命鬥士,隻是遵循廠規,忠厚待人,靠一身技術立足,重在養家糊口,後來做了官員,眼見得山西小老鄉有困難,孤兒寡母,他不會見死不救。一種古老的傳統義理,久存心底,很自然地發揮作用,能幫人時,盡量相幫。據趙健回憶,直到近些年,母親與趙占魁親屬仍有相互來往,母親一生都非常感謝趙叔一家人。


    這簡直有點兒“階級鬥爭熄滅論”了。是的,所謂階級鬥爭,在中國民間社會裏,並非時時刻刻呈現著尖銳狀態。倘若時時尖銳難當,試問禮儀邦國何在?傳統善德何在?仁者愛人何在?濟貧扶困何在?兩大階級殊死鬥爭千百年,缺失了和諧,這學說倒是真正匪夷所思的。


    黛莉就這樣參加了共產黨革命工作。她在西北軍政委員會機關大院裏,上班去勞動局,下班孤身一人,帶著一個小女孩,和那些剛剛打下江山的工農革命家們一道,學文件、吃食堂,竟也有過一段快樂時光。遺憾的是,這位富家小姐,從來沒有接受過中共黨組織任何訓練,也毫不熟悉黨組織周邊早已集體化、苦難化的火熱鬥爭生活,她的存在,顯得十分另類。比如,革命女同誌常常穿著隊伍裏發下來的灰色服裝,或舊軍衣或“列寧裝”,褲腿肥大,布質粗糙,形式單一,有人腰紮武裝帶,有人帶著小手槍,而黛莉卻常常把旗袍穿了起來,乃至髙跟皮鞋、長筒絲襪、彩色發帶等,時在解放區晴朗的天空下亮相。這不是資產階級,又是什麽階級?加上她那複雜多事的家庭背景,還有她流落南北曾經從業於國統區的人生經曆,這一切,簡直令革命者無法接受,尤其不能被革命女戰士們那戰鬥型審美觀所容忍。如果不是老前輩趙占魁介紹來的,如果不是有這位“英雄老鄉”罩護著,恐怕她早就被列入敵人陣營中去了,至少,也打你個“國民黨特務嫌疑”。


    到了1954年,西北軍政委員會撤銷。黛莉先後任職於陝西省勞動局、西安交通大學、省交通廳下屬汽車配件公司等單位。


    黛莉仍做會計工作,但人們從政治上歧視她的情形也越來越嚴重了。


    她仍做會計工作,但人們從政治上歧視她的情形也越來越嚴重了。


    在那個嚴酷年代,任何人都無法逃脫沒完沒了的政審。據黛莉老人回憶,光她知道和配合過的“寧武外調”,至少有過十八次到二十次。萬幸者,她僅僅在太原讀過書,在寧武並沒有生活過,又從未參加過國民黨或閻錫山的任何組織,因此每次運動,每次審幹,每次調査,她尚且能在危如累卵的態勢下,勉強保存“完卵”,因而也就保留了她和小趙健賴以生存的工資來源。


    黛莉在“文革”前即任髙級會計之職,每月工資七十元左右。這在許多人看來,一老一小母女倆,掙這個數目的錢,本身就近乎罪惡,許多人把這娘兒倆嫉恨得要死。據女兒趙健說:1965年前後,經濟形勢緩解一些了,母親除了喜歡讀書看報,還喜歡獨自一人穿戴整齊去逛一逛百貨商場,有時當作散步,一逛好長時間。她當然希望生活得更好一點。這是什麽人才有的習慣?貧下中農和城市貧民們,絕不這樣做!堅決反對這樣做!


    一場接一場的大運動,人們瞪著血紅的眼睛,與其說是査她政治,不如說是妒她經濟,或者說,在完全公有製的條件下,政治命運和經濟待遇兩者簡直不可分開,幾乎是同一場鬥爭。長期以來,我們研究政治運動包括“文革”的殘酷性,總是很自然地側重於政治傾向和幫派集團的鬥爭,更重視意識形態的鬥爭,而容易忽視經濟利益因素。事實上,運動中兩大派,拚殺到你死我活而絕不罷休,與高度公有製條件下每個人的經濟利益相關至密。誰若輸了,對立派必將扣發工資,你們全家就艱難得活不下去。而各地造反之初,有一多半首發陣容,幹脆就是向上要求落實經濟補償,而並非糾正什麽“思想路線”。同理,“文革”運動也是公有製條件下的產物,其殘酷程度,與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製,是攪在一起的。


    趙黛莉母女倆,在長期運動中,尚且能夠相擁喘息活下來,全憑這份工資了。令人感慨的是,一個無政府主義者,年輕時不參加任何組織,真是不幸中的萬幸,事實上,黛莉後來已經被當作真正的“特務嫌疑”而被控製著,這相當可怕。遙想當年,國民黨在貴州、雲南、重慶、湖南、廣西、浙江、福建等統治區,大力推行多項組織活動,高喊著“一寸山河一寸血,十萬青年十萬軍”等口號,許多青年投筆從戎,參加了“三青團”或者“青年軍”組織。這事兒放在1949年以後,隨時可以要人性命,或者難逃牢獄之災,多年勞動改造更是常見的事。


    趙健深有慘痛記憶:同學們集體看罷電影《智取華山》,很快將趙母黛莉當作影片中女特務的翻版。事雖荒唐,卻極痛苦,以至於別人打罵欺負,將其當作特務女兒來對待,仿佛這一切並非聯想,而是現實,而是果真。


    長期政審上下歧視,尚且不曾將人揪出來再三批鬥,一旦1966年大風暴席卷而至,則完全撕去了一切麵紗。西安古城,批鬥打砸日趨瘋狂。試想,在那場運動中,千千萬萬老革命,無數根紅苗正之人,尚且難逃厄運,又何況種種“牛鬼蛇神”?批鬥趙黛莉,更是家常便飯,不死也脫三層皮。老人回憶說,某次批鬥會上,有一位挨鬥職員因一點點小事,被暴打在地,連續者三,結果,第三次栽倒後,再也爬不起來,此人被當場活活打死。凶手們迅速將其燒掉,又把死者骨灰胡亂拋撒到西安護城河裏,讓他死無葬身之地。在日夜不息的批鬥中,趙黛莉的宿舍連續被抄多遍,抄出來幾件旗袍或者好一點的衣服,幾條長筒絲襪,兩雙髙跟鞋,還搞了公開的“罪惡”展覽。最後,勉強收回來幾張老照片,早被人用紅筆打了叉,編號為5號、5號,其餘則被糟蹋殆盡。可歎西安紅衛兵之暴力,比起北京大興、湖南道縣以及我所熟悉的太行山等地,比起許多群體虐殺“牛鬼蛇神”的地方來,算是輕的了。深懷仇恨的人們啊,你們到底要幹什麽?


    黛莉是一位真正堅守自己人生信念的人。


    黛莉能夠活下來,實在是個奇跡。


    她什麽也不去多想,隻想到自己絕不能死,絕不能胡亂承認各種罪名,因為她還有一個可愛的女兒,她要為女兒活下去。


    黛莉從少女時代起,就心儀自由,向往革命,追求進步'',崇尚獨立,嚴於律己,寬以待人,這一切,竟換來如此悲涼的結局。即使巴金先生本人,也備受淩辱,九死一生。更有許多大小知識分子、優秀作家死於非命。唔,還是那句話:革命吃掉自己的女兒。


    屋子裏漸漸暗下來,看看天色已晚。姝言悲娓,時複欷戯,黛莉的人生命運令人心潮難平:七十餘載,風雨摧襲,世事迭變,時運多舛,她孤獨無助,步履維艱,但她不軟弱屈從。她是一位真正堅守自己人生信念的人。


    作者趙瑜觀賞黛莉章士舊相冊。


    她的身上涵蓋著更真切的曆史。


    是的,黛莉終生未嫁。趙健也從未見過親生父親。


    亂世佳人啊。


    最後一個問題:我們看到了巴金先生致黛莉七封舊信,那麽,當年黛莉女士致巴金先生的信件,是否還幸存於世呢?缺失了黛莉的表述,是一大遺憾。我明知希望甚小,但還是向趙家母女提出了這個問題“母女倆在沉默中搖搖頭,眼中一片茫然。是啊,七十年風雨過去,這些信不在了,底稿也不在了,唯寄希望於巴金研究者們,今後留心吧。


    經母女倆同意,我從趙家相冊中抓緊翻拍了一些舊照片。要想把這個故事更完善地講給和平年代的讀者們,還需圖文並茂,以利幹和大家一起,共同尋找巴金的黛莉。


    趙徤就職於西安建設銀行,直至退休。西安城裏,河南籍市民不少,趙健年輕時嫁給了一位實實在在的河南人,然後又生一女。這位女兒,我們都沒有見到。唯祝她一切都好,希望她姥姥此生悲劇,真的不再重演。


    我和李彬告別黛莉母女,下得樓來,整個西安古城車流滾滾,華燈萬千。下班人群在匆匆之中,各自奔赴其家。街邊一個乞討者拉著二胡,不是《江河水》,而是流行曲調《走進新時代》。燈光繚亂處,行人步如飛。


    1964年秋,巴金先生應山西作家邀請,曾到太原、大同、大寨、杏花村等地采風遊曆。不知他是否憶起了《一九三六年春在太原》?不知他是否還記得“坡子街0號”有一位少女叫做黛莉,曾經與他往往來來寫了一些信,說了許多話?這一切,竟不可考。


    近來有報道說,以巴金名字命名的那顆小行星,正遨遊在浩瀚無拫而朦曨迷茫的宇宙間。我由此聯想,一位中國作家,曆盡苦難,他終幹徹底獲得了自由。念天地之悠悠,獨愴然而涕下。祝福他們吧,熱愛自由的人們。


    009年10月太原—北京(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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