趁著等待楊誌剛消息的空當，我們抓緊賞析巴金先生致黛莉小姐第五封信。
此信用紙同前，豎排豎寫三頁。涉及諸多問題較前有所深入：
黛莉：
請原諒我，我到今天才來回你十月十一日的信。
這些時候我特別忙，有時可以說是無事忙，但我卻沒有工夫多寫信。
我的書使你流了眼淚，這是我料不到的事情。的確，那些景象太慘苦了。人與人中間究竟還有一種休戚相關的感情。我們常常為別人的痛苦而痛心，而淌淚。從這裏也可以看出來，你的心是善良的。是，你是一個大量的人，你想把你所有的一切貢獻出來，給你同代的人謀一幸福。我了解你那犧牲的渴望。從前有過一個時候，我也寫了同樣的信，給一個我未見過麵的人。今天你拿了周春輝的話來問我，我的回答仍是忍耐些吧。這理由你讀了我寄你的那篇《我的路》，就會明白的。
你還是繼續求學吧。我並不是叫你埋頭讀死書，不問外間的一切事情。你在課餘仍可以看報、讀書或者參加一些學生運動和社會運動。你得想，在不久的將來也許連這求學的機會也沒有了；也許在不久的將來，就會輪著每個中國人都必須為一個大的戰鬥來犧牲他的一切。所以在這時候你還有機會求學，就應該不放過機會。你不過是十七歲的孩子。而中國還充滿著三四十歲的壯年人。第一批獻身的應該是他們，而不是你。你不要那樣苛酷地責備你自己。
我看過一篇文章《一九三六年春在太原》，知道你們那地方的環境是很特別的。我隻能夠這樣簡單地告訴你，免得給你招來\一些麻煩。我希望你能夠了解。我想，倘使我能夠在你麵前絮絮地向你解說時，那麽我會有許多許多的話對你說。但是這怎麽能夠呢？我很懷念你！祝好。
十一月十日
此信距離上一封信，隔了整整四十天。正如巴金所說，“這些時候我特別忙”。可也是：巴金先生首先要為著連載而日夜寫《春》，又必須參加《文化生活叢刊》、《文學叢刊》、《文季月幹0》和《譯文叢書》等書刊的編校勞作；而上海文壇兩大陣營關於“兩個口號”的激烈論戰正處在高潮之中；同時，文化界聲援北方愛國抗日行動浪潮迭起，巴金先生亦積極參與其中。為著救亡圖存之大計，巴金先生與王統照、林語堂、洪深、魯迅、茅盾、陳望
道、郭沫若、夏丐尊、張天翼、葉聖陶、鄭振鐸、冰心、豐子愷等二十一人，聯合發表《文藝界同人為團結禦侮與言論自由宣言》，主張全國文藝界盡快形成抗日救國統一戰線；又在突然間，魯迅先生病逝，從10月19日起，一連多日，巴金含悲參加治喪送葬活動，連續撰寫紀念文章，並在《文季月刊》集中編發“哀悼魯迅先生特輯”。這些事，都是一貫主張文學參與社會生活的巴金先生要積極去做的，但是，接下來說出一句“有時可以說是無事忙”，卻又為何？通過已有的研究可知，巴金出現了“無事忙”，也足以造成一個人“沒有工夫多寫信”的局麵。一方麵，在那些日子裏，巴金與蕭珊的戀愛關係剛剛確立，對此陳丹晨認為，“從老家出來過了十多年飄零生活的巴金，這時開始體嚐到了愛情的甜蜜和溫馨”，在上海公園或者電影院或者蘇州青陽港的小河邊，時常可見他們的蹤影；另一方麵，還有許多少女向巴金示愛、求教乃至尋求援助，信件紛至遝來。有同時期友人評價巴金，說他既是一個憂患千重的工作狂，又是一個充分享有幸福的人。對於李健吾等摯友發出“巴金幸福”的喟歎，巴金回應道“我求幸福，那是為了眾人；我求痛苦，隻是為了自己”。
就在這“196年初冬”的一天，又有一位絕望少女致信巴金求助，她哀怨自己從安徽家中出走後，遭到失戀打擊，欲投西湖自殺，獨困小廟暫避，廟中和尚淫壞，如今身陷囹圄。巴金接信，當即在義憤中約了靳以和魯彥，三作家徑直奔赴杭州，營救少女。巴金扮作少女上海舅父，敲開廟門，“付給和尚80多元錢”，引領姑娘跳出苦海，乘車返滬，直至把她交給其真正的舅父。
這是史料中多有記載的一個“無事忙”，發生時間正是在巴金寫出這封信前後196年11月10日。巴金先生給予他人以溫暖和援助，確是多方麵的……
而趙黛莉，這位知識女性，拿她與諸多致信巴金的女性相比較，她不是一般的尋求援助，而是要求戰鬥，向往革命，要重建人生。竟抱著“犧牲的渴望”，要將“所有的一切貢獻出來”，為同時代的人去謀幸福。從信中可見，巴金先生十分尊敬這位黛莉，而不是憐憫與安撫。如是巴金才會由衷地傾訴：“倘使我能夠在你麵前絮絮地向你解說時，那麽我會有許多許多的話對你說。但是這怎麽能夠呢？我很懷念你！”唔，一位聲名顯赫的當紅作家，能向一名普通讀者如此真誠地敞開心扉——在我等看來極其不易，而巴金先生以其經久不渝的大愛，就這麽做到了。
向往革命的趙黛莉，她後來的人生命運究竟如何？令人切切牽掛。
信中談到，“也許在不久的將來，就會輪著每個中國人都必須為一個大的戰鬥來犧牲他的一切”，此言寄托著巴金先生對於全民族奮起抗日的渴盼。有史料載，就在同月，巴金和靳以的文季社積極聯絡了黎烈文主持的中流社、黃源主持的譯文社加上孟十還主持的作家社，四家聯名致電綏遠省主席傅作義將軍，堅決聲援該部官兵浴血抗擊日寇的壯舉。
安那其主義即無政府主義。毋庸諱言，青年巴金正是一位無政府主義的堅定信仰者。無政府主義思想及其理念，在辛亥革命前後進入中國，從政治上反對宗教、國家形式和政府，從思想文化上激烈反對傳統禮教。它在馬克思主義傳入中國之前，對於千千萬萬追尋社會改造之路的革命青年，有著獨特魅力。世界上著名的無政府主義代表人物——巴枯寧、髙德曼、柏克曼、妃格念爾，特別是克魯泡特金，他們的理論主張和革命實踐，他們身上具備的道德光輝和人民性以及殉道者精神，都給予了青年巴金及其一生以深刻影響。巴金名字中的這個“金”字，就是從克魯泡特金的名字中取來的，這位克氏被劉師複稱作“科學大家、無政府主義之泰鬥”。而“巴”字，則是為著紀念與巴金在法國一起留學的中國同學巴恩波。他們有著共同的理想與誌向，而巴同學卻絕望地在異國投水自殺。巴金先生選取這個名字，於199年元月在國內首發小說《滅亡》，轟動文壇，其思想理論方麵的起點，遠遠高於同時代和以後歲月裏的許多作家。由於無政府主義運動在中國陷入嚴重困境，巴金才轉而寫起了文學作品。在這封信中，有一句特別值得重視的話，“從前有過一個時候，我也寫了同樣的信，給一個我未見過麵的人”，這句話連著上句“我了解你那犧牲的渴望”而來。青年巴金正是一個激進的安那其鬥士。他拚命翻譯推介大量無政府主義革命家的理論著作，常常直接寫信寄給遠在天邊的、所崇敬的革命黨人，表達他那激憤之情。而這些著名的革命黨人，也往往將巴金視為一位中國小兄弟，或曰小同誌，非常認真地回複長信給他。直到半個世紀以後，有陳思和等先生還重新翻譯和發表過此類珍貴信件。一位遠赴美國組織勞工運動的意大利無政府主義職業革命家，名叫凡宰特，他甚至在波士頓一座深牢大獄中，在即將被電椅處死之前，還耐心地給從未謀麵的巴金回複了兩封長信，“這位即將就刑的長者，以從容的氣度、嚴密的邏輯和充滿思辨的語言，對他娓娓講述無政府主義者建設新社會，創造新秩序的宏大使命”，稱中國巴金為“親愛的小同誌”，在長信結束時，凡宰特寫道：“親愛的李，我現在以兄弟般的喜悅心情擁抱你！”此信後一個月，這位革命黨人死於電刑。
與巴金通信最多者，是著名的國際無政府主義者高德曼，這位聖潔的女性成為青年巴金精神上的母親。
限於篇幅，我略去了這些信件的內容。我想說明的是，巴金先生成名後，長年累月堅持回複全國各地的讀者來信，且非常真誠細致，絕非一時心潮襲來，而是一種信仰的鄭重傳承，是一種關於“利他”理念的自身堅守。
如今，有著無數私心雜念之我輩，豈能做到？不久前，一位作家與我討論當代中國文學為什麽難以超越前人，為什麽難以崛起和領先於世界。我的感想是，除了漢語言自身確有限製外，最要命的是，我們這一代作家許多人既無中西學養亦無自身信仰！我們僅僅憑著一點聰敏悟性甚至圓滑世故，便可以混跡文壇，自然難成大器。更多後來者所繼承所迷戀所利用的，是寫作在中國具有敲門磚功能，乃至傾心於文壇藝苑極腐朽、極墮落的一麵。一個作家，如若擁有真學問、真信仰、真道德、真品位，那麽，占有哪怕其中一樣都會大成。而我們，惶惶然十三不靠，心中沒譜，不知朝著哪一路和牌。在這裏，我們絲毫不必諱言文學藝術的社會功能性，隻是該問：你要發揮什麽樣的社會功能？替怎樣的人生發揮怎樣的功能？好作品進而大作品，從來都不是一個庸人為名利的產物，而是髙貴的文化理想結晶。我向那位作家舉了巴金的例子，巴金於191年4月發表第一篇文章，題目叫做《怎樣建立真正自由平等的社會》，卻與所謂純文學毫不相幹。直到199年《滅亡》發表之前，巴金除寫過一些詩歌外，主要精力放在了譯介政治學說和宣傳無政府主義理論活動中，並隨時準備為理想而獻身。想一想，世界上根本沒有什麽純作家以及純文學，凡是喜歡這麽說話的，無非因為精神世界包括階級出身的貧困——想說點兒什麽主張吧，反正也想不出來，幹脆說說純文學得了。而文學怎麽可能純粹呢？
在這封信裏，巴金先生明確提到一篇怍品，即中國早期報告文學名篇《一九三六年春在太原》。宋之的先生這篇作品，和夏衍先生的《包身工》以及蕭乾先生同年的《流民圖》，加上範長江先生稍後推出的《中國西北角》等力作，被學界認作中國現當代報告文學奠基石。此後，這種從歐美“舶來”的新文學品種日趨興盛，直至半個多世紀以後成熟穩定下來。巴金先生正是通過閱讀此類作品，去了解昔日山西，“知道你們那地方的環境是很特別的”，閻錫山管得真嚴，他可不要什麽無政府主義！“我隻能夠這樣簡單地告訴你，免得給你招來一些麻煩。”巴金很細心，他在197年上半年以前，往往慎用“抗日”這個直接詞語。信寄閻錫山轄地，他同樣十分謹慎。殊不知閻錫山為保故土，是真正要決死抗日的。閻錫山在196年管得嚴酷，隻是因為紅軍突然東渡黃河入晉，而這時，全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尚未形成，國共兩黨尚未二度合作。紅軍突來，威脅閻政，閻故拒之。待到一年後，“七七事變”，抗日戰爭全麵爆發，國共合怍，閻錫山力倡槍口一致對外，中共八路軍三個主力師，唯有在這一偉大基礎奠定後，才能在山西公開立足。如果這時有人寫一部《一九三七年夏在太原》，情況就完全變了。
我進而想到，我國文藝理論建設曾受曆史局限，一度極“左”而又教條，難免生出些偏頗。中國早期報告文學或稱非虛構寫作、紀實作品構成，絕不僅僅與紅色革命有關。需知除了前述夏衍、宋之的、蕭乾、範長江等人的作品，除了瞿秋白的《俄鄉紀程》、《赤都心史》，除了茅盾、葉聖陶等人描寫“五卅”運動的作品，除了朱自清反映“三一八”慘案的作品，除了阿英《上海事變與報告文學》的集子，還有更多關於報告文學的寫作與探索一成果累累，極其豐碩。抗戰以降，此類成果更多更大，而我們卻隻去選取與紅色革命、紅色戰爭、紅色律動相關的作品，此外悉數免談。
這是一種大偏頗，也是一種大無奈。
以巴金為例，他同樣是一位“五四”以來紀實文學寫作大家，發表了大量優秀作品。但我們隻選取他上世紀五十年代寫的《我們會見了彭德懷司令員》和《生活在英雄們中間》等抗美援朝時期的文本，對他晚年寫出《隨想錄》評價亦高，被譽為“一部講真話的大書”一卻從來不去研究巴金曾經站在其他“主義”立場上，嘔心瀝血，為中國現當代紀實文學的早期開拓，作了哪些貢獻。人們似乎這樣認為：他們那種革命失敗了，還有什麽可說？簡單考察一下，巴金先生在創作前期的非虛構寫作是其大項，成果令人驚歎。早在19年，巴金就以著名無政府主義者為主人公，發表了《大杉榮年譜》，稍後完成《柏克曼傳記》，196年接連撰寫了《俄國虛無黨人的故事》和《法國虛無黨人的故事》，此後結集出版《革命的先驅》一書，同時期為《新女性》雜誌撰寫《婦女解放的悲劇》；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著名國際無政府主義革命家高德曼，在與巴金通信時，一並寄來一份令人恐怖的《在赤俄流放地和監獄中的著名女革命黨人名單》，他從中得知，大多數被關押者竟是二十歲左右的青年女子，多至七十餘人。巴金考察調研了這一批人，她們浪漫而又悲苦的殉道人生讓巴金不能安坐。於是他一篇一篇來，先後推出他所敬重的俄國女革命家傳~蘇菲亞傳、沙蘇麗奇傳、妃格念爾傳、色婷娜傳、遊珊傳、海富孟傳等十位代表人物的係列報告，合集成書《俄羅斯十女傑》；巴金另一本悲壯的報告文學集，名為《斷頭台上》，他集中筆墨反映國際社會中無政府主義先驅們的卓越鬥爭和慘烈犧牲；第三本《俄國革命史話》，則激情報告反抗沙皇暴政的十二月黨人和農民起義領袖們，為他們立傳。青年巴金毫不諱言自己的立場：“我自己早已在心靈中築就了一個祭壇，供奉著一切為人們的緣故在斷頭台上犧牲了生命的殉道者，而且在這個祭壇前立下了一個誓願：就是，隻要我的生命存在一日，便要一麵宣揚殉道者的偉大崇高的行為，一麵繼續著他們的壯誌前進！”
很可惜，巴金此類作品以及更多作家的早期非虛構文學，隻因其立場觀點與後來的主流評判存在種種差異而被整個研究界忽略、拋棄了！盡管此類作品精彩紛呈，為數眾多。
這些作品的創新及其主張，本應看作中華民族先進分子在推翻封建帝國以來，艱難探索祖國新文學道路的一部分。作家們控訴黑暗，向往光明，作品深具人民性，用陳丹晨先生的話說，“從一開始就有一種放眼世界的人類意識，思考的是全人類共同性的問題”。
近年，重寫現當代文學史的呼聲時在耳畔，倘真寫時，則要敢於重樹新史觀，尊重百年中國思想史。除此別無他途。
宋之的先生名作《一九三六年春在太原》，發表於196年9月5日《中流》創刊號。據說，魯迅和茅盾都看過此作手稿，茅盾親自寫了評論文章。巴金在信中提及此作，顯然是不久前剛剛看過，也說明這一精短作品甫一發表，在當時就影響很大了。
宋之的先生把昔年的太原描繪為一座“死城”，說此地“流言所播，草木皆兵”，並且槍殺女學生，兵匪凶悍無比。難怪巴金先生由不得要為黛莉的處境擔憂。
趙黛莉，究竟是怎樣的一位女性？她生了一副什麽樣的麵貌？她何以能讓年輕的巴金如此關切？（未完待續）
此信用紙同前，豎排豎寫三頁。涉及諸多問題較前有所深入：
黛莉：
請原諒我，我到今天才來回你十月十一日的信。
這些時候我特別忙，有時可以說是無事忙，但我卻沒有工夫多寫信。
我的書使你流了眼淚，這是我料不到的事情。的確，那些景象太慘苦了。人與人中間究竟還有一種休戚相關的感情。我們常常為別人的痛苦而痛心，而淌淚。從這裏也可以看出來，你的心是善良的。是，你是一個大量的人，你想把你所有的一切貢獻出來，給你同代的人謀一幸福。我了解你那犧牲的渴望。從前有過一個時候，我也寫了同樣的信，給一個我未見過麵的人。今天你拿了周春輝的話來問我，我的回答仍是忍耐些吧。這理由你讀了我寄你的那篇《我的路》，就會明白的。
你還是繼續求學吧。我並不是叫你埋頭讀死書，不問外間的一切事情。你在課餘仍可以看報、讀書或者參加一些學生運動和社會運動。你得想，在不久的將來也許連這求學的機會也沒有了；也許在不久的將來，就會輪著每個中國人都必須為一個大的戰鬥來犧牲他的一切。所以在這時候你還有機會求學，就應該不放過機會。你不過是十七歲的孩子。而中國還充滿著三四十歲的壯年人。第一批獻身的應該是他們，而不是你。你不要那樣苛酷地責備你自己。
我看過一篇文章《一九三六年春在太原》，知道你們那地方的環境是很特別的。我隻能夠這樣簡單地告訴你，免得給你招來\一些麻煩。我希望你能夠了解。我想，倘使我能夠在你麵前絮絮地向你解說時，那麽我會有許多許多的話對你說。但是這怎麽能夠呢？我很懷念你！祝好。
十一月十日
此信距離上一封信，隔了整整四十天。正如巴金所說，“這些時候我特別忙”。可也是：巴金先生首先要為著連載而日夜寫《春》，又必須參加《文化生活叢刊》、《文學叢刊》、《文季月幹0》和《譯文叢書》等書刊的編校勞作；而上海文壇兩大陣營關於“兩個口號”的激烈論戰正處在高潮之中；同時，文化界聲援北方愛國抗日行動浪潮迭起，巴金先生亦積極參與其中。為著救亡圖存之大計，巴金先生與王統照、林語堂、洪深、魯迅、茅盾、陳望
道、郭沫若、夏丐尊、張天翼、葉聖陶、鄭振鐸、冰心、豐子愷等二十一人，聯合發表《文藝界同人為團結禦侮與言論自由宣言》，主張全國文藝界盡快形成抗日救國統一戰線；又在突然間，魯迅先生病逝，從10月19日起，一連多日，巴金含悲參加治喪送葬活動，連續撰寫紀念文章，並在《文季月刊》集中編發“哀悼魯迅先生特輯”。這些事，都是一貫主張文學參與社會生活的巴金先生要積極去做的，但是，接下來說出一句“有時可以說是無事忙”，卻又為何？通過已有的研究可知，巴金出現了“無事忙”，也足以造成一個人“沒有工夫多寫信”的局麵。一方麵，在那些日子裏，巴金與蕭珊的戀愛關係剛剛確立，對此陳丹晨認為，“從老家出來過了十多年飄零生活的巴金，這時開始體嚐到了愛情的甜蜜和溫馨”，在上海公園或者電影院或者蘇州青陽港的小河邊，時常可見他們的蹤影；另一方麵，還有許多少女向巴金示愛、求教乃至尋求援助，信件紛至遝來。有同時期友人評價巴金，說他既是一個憂患千重的工作狂，又是一個充分享有幸福的人。對於李健吾等摯友發出“巴金幸福”的喟歎，巴金回應道“我求幸福，那是為了眾人；我求痛苦，隻是為了自己”。
就在這“196年初冬”的一天，又有一位絕望少女致信巴金求助，她哀怨自己從安徽家中出走後，遭到失戀打擊，欲投西湖自殺，獨困小廟暫避，廟中和尚淫壞，如今身陷囹圄。巴金接信，當即在義憤中約了靳以和魯彥，三作家徑直奔赴杭州，營救少女。巴金扮作少女上海舅父，敲開廟門，“付給和尚80多元錢”，引領姑娘跳出苦海，乘車返滬，直至把她交給其真正的舅父。
這是史料中多有記載的一個“無事忙”，發生時間正是在巴金寫出這封信前後196年11月10日。巴金先生給予他人以溫暖和援助，確是多方麵的……
而趙黛莉，這位知識女性，拿她與諸多致信巴金的女性相比較，她不是一般的尋求援助，而是要求戰鬥，向往革命，要重建人生。竟抱著“犧牲的渴望”，要將“所有的一切貢獻出來”，為同時代的人去謀幸福。從信中可見，巴金先生十分尊敬這位黛莉，而不是憐憫與安撫。如是巴金才會由衷地傾訴：“倘使我能夠在你麵前絮絮地向你解說時，那麽我會有許多許多的話對你說。但是這怎麽能夠呢？我很懷念你！”唔，一位聲名顯赫的當紅作家，能向一名普通讀者如此真誠地敞開心扉——在我等看來極其不易，而巴金先生以其經久不渝的大愛，就這麽做到了。
向往革命的趙黛莉，她後來的人生命運究竟如何？令人切切牽掛。
信中談到，“也許在不久的將來，就會輪著每個中國人都必須為一個大的戰鬥來犧牲他的一切”，此言寄托著巴金先生對於全民族奮起抗日的渴盼。有史料載，就在同月，巴金和靳以的文季社積極聯絡了黎烈文主持的中流社、黃源主持的譯文社加上孟十還主持的作家社，四家聯名致電綏遠省主席傅作義將軍，堅決聲援該部官兵浴血抗擊日寇的壯舉。
安那其主義即無政府主義。毋庸諱言，青年巴金正是一位無政府主義的堅定信仰者。無政府主義思想及其理念，在辛亥革命前後進入中國，從政治上反對宗教、國家形式和政府，從思想文化上激烈反對傳統禮教。它在馬克思主義傳入中國之前，對於千千萬萬追尋社會改造之路的革命青年，有著獨特魅力。世界上著名的無政府主義代表人物——巴枯寧、髙德曼、柏克曼、妃格念爾，特別是克魯泡特金，他們的理論主張和革命實踐，他們身上具備的道德光輝和人民性以及殉道者精神，都給予了青年巴金及其一生以深刻影響。巴金名字中的這個“金”字，就是從克魯泡特金的名字中取來的，這位克氏被劉師複稱作“科學大家、無政府主義之泰鬥”。而“巴”字，則是為著紀念與巴金在法國一起留學的中國同學巴恩波。他們有著共同的理想與誌向，而巴同學卻絕望地在異國投水自殺。巴金先生選取這個名字，於199年元月在國內首發小說《滅亡》，轟動文壇，其思想理論方麵的起點，遠遠高於同時代和以後歲月裏的許多作家。由於無政府主義運動在中國陷入嚴重困境，巴金才轉而寫起了文學作品。在這封信中，有一句特別值得重視的話，“從前有過一個時候，我也寫了同樣的信，給一個我未見過麵的人”，這句話連著上句“我了解你那犧牲的渴望”而來。青年巴金正是一個激進的安那其鬥士。他拚命翻譯推介大量無政府主義革命家的理論著作，常常直接寫信寄給遠在天邊的、所崇敬的革命黨人，表達他那激憤之情。而這些著名的革命黨人，也往往將巴金視為一位中國小兄弟，或曰小同誌，非常認真地回複長信給他。直到半個世紀以後，有陳思和等先生還重新翻譯和發表過此類珍貴信件。一位遠赴美國組織勞工運動的意大利無政府主義職業革命家，名叫凡宰特，他甚至在波士頓一座深牢大獄中，在即將被電椅處死之前，還耐心地給從未謀麵的巴金回複了兩封長信，“這位即將就刑的長者，以從容的氣度、嚴密的邏輯和充滿思辨的語言，對他娓娓講述無政府主義者建設新社會，創造新秩序的宏大使命”，稱中國巴金為“親愛的小同誌”，在長信結束時，凡宰特寫道：“親愛的李，我現在以兄弟般的喜悅心情擁抱你！”此信後一個月，這位革命黨人死於電刑。
與巴金通信最多者，是著名的國際無政府主義者高德曼，這位聖潔的女性成為青年巴金精神上的母親。
限於篇幅，我略去了這些信件的內容。我想說明的是，巴金先生成名後，長年累月堅持回複全國各地的讀者來信，且非常真誠細致，絕非一時心潮襲來，而是一種信仰的鄭重傳承，是一種關於“利他”理念的自身堅守。
如今，有著無數私心雜念之我輩，豈能做到？不久前，一位作家與我討論當代中國文學為什麽難以超越前人，為什麽難以崛起和領先於世界。我的感想是，除了漢語言自身確有限製外，最要命的是，我們這一代作家許多人既無中西學養亦無自身信仰！我們僅僅憑著一點聰敏悟性甚至圓滑世故，便可以混跡文壇，自然難成大器。更多後來者所繼承所迷戀所利用的，是寫作在中國具有敲門磚功能，乃至傾心於文壇藝苑極腐朽、極墮落的一麵。一個作家，如若擁有真學問、真信仰、真道德、真品位，那麽，占有哪怕其中一樣都會大成。而我們，惶惶然十三不靠，心中沒譜，不知朝著哪一路和牌。在這裏，我們絲毫不必諱言文學藝術的社會功能性，隻是該問：你要發揮什麽樣的社會功能？替怎樣的人生發揮怎樣的功能？好作品進而大作品，從來都不是一個庸人為名利的產物，而是髙貴的文化理想結晶。我向那位作家舉了巴金的例子，巴金於191年4月發表第一篇文章，題目叫做《怎樣建立真正自由平等的社會》，卻與所謂純文學毫不相幹。直到199年《滅亡》發表之前，巴金除寫過一些詩歌外，主要精力放在了譯介政治學說和宣傳無政府主義理論活動中，並隨時準備為理想而獻身。想一想，世界上根本沒有什麽純作家以及純文學，凡是喜歡這麽說話的，無非因為精神世界包括階級出身的貧困——想說點兒什麽主張吧，反正也想不出來，幹脆說說純文學得了。而文學怎麽可能純粹呢？
在這封信裏，巴金先生明確提到一篇怍品，即中國早期報告文學名篇《一九三六年春在太原》。宋之的先生這篇作品，和夏衍先生的《包身工》以及蕭乾先生同年的《流民圖》，加上範長江先生稍後推出的《中國西北角》等力作，被學界認作中國現當代報告文學奠基石。此後，這種從歐美“舶來”的新文學品種日趨興盛，直至半個多世紀以後成熟穩定下來。巴金先生正是通過閱讀此類作品，去了解昔日山西，“知道你們那地方的環境是很特別的”，閻錫山管得真嚴，他可不要什麽無政府主義！“我隻能夠這樣簡單地告訴你，免得給你招來一些麻煩。”巴金很細心，他在197年上半年以前，往往慎用“抗日”這個直接詞語。信寄閻錫山轄地，他同樣十分謹慎。殊不知閻錫山為保故土，是真正要決死抗日的。閻錫山在196年管得嚴酷，隻是因為紅軍突然東渡黃河入晉，而這時，全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尚未形成，國共兩黨尚未二度合作。紅軍突來，威脅閻政，閻故拒之。待到一年後，“七七事變”，抗日戰爭全麵爆發，國共合怍，閻錫山力倡槍口一致對外，中共八路軍三個主力師，唯有在這一偉大基礎奠定後，才能在山西公開立足。如果這時有人寫一部《一九三七年夏在太原》，情況就完全變了。
我進而想到，我國文藝理論建設曾受曆史局限，一度極“左”而又教條，難免生出些偏頗。中國早期報告文學或稱非虛構寫作、紀實作品構成，絕不僅僅與紅色革命有關。需知除了前述夏衍、宋之的、蕭乾、範長江等人的作品，除了瞿秋白的《俄鄉紀程》、《赤都心史》，除了茅盾、葉聖陶等人描寫“五卅”運動的作品，除了朱自清反映“三一八”慘案的作品，除了阿英《上海事變與報告文學》的集子，還有更多關於報告文學的寫作與探索一成果累累，極其豐碩。抗戰以降，此類成果更多更大，而我們卻隻去選取與紅色革命、紅色戰爭、紅色律動相關的作品，此外悉數免談。
這是一種大偏頗，也是一種大無奈。
以巴金為例，他同樣是一位“五四”以來紀實文學寫作大家，發表了大量優秀作品。但我們隻選取他上世紀五十年代寫的《我們會見了彭德懷司令員》和《生活在英雄們中間》等抗美援朝時期的文本，對他晚年寫出《隨想錄》評價亦高，被譽為“一部講真話的大書”一卻從來不去研究巴金曾經站在其他“主義”立場上，嘔心瀝血，為中國現當代紀實文學的早期開拓，作了哪些貢獻。人們似乎這樣認為：他們那種革命失敗了，還有什麽可說？簡單考察一下，巴金先生在創作前期的非虛構寫作是其大項，成果令人驚歎。早在19年，巴金就以著名無政府主義者為主人公，發表了《大杉榮年譜》，稍後完成《柏克曼傳記》，196年接連撰寫了《俄國虛無黨人的故事》和《法國虛無黨人的故事》，此後結集出版《革命的先驅》一書，同時期為《新女性》雜誌撰寫《婦女解放的悲劇》；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著名國際無政府主義革命家高德曼，在與巴金通信時，一並寄來一份令人恐怖的《在赤俄流放地和監獄中的著名女革命黨人名單》，他從中得知，大多數被關押者竟是二十歲左右的青年女子，多至七十餘人。巴金考察調研了這一批人，她們浪漫而又悲苦的殉道人生讓巴金不能安坐。於是他一篇一篇來，先後推出他所敬重的俄國女革命家傳~蘇菲亞傳、沙蘇麗奇傳、妃格念爾傳、色婷娜傳、遊珊傳、海富孟傳等十位代表人物的係列報告，合集成書《俄羅斯十女傑》；巴金另一本悲壯的報告文學集，名為《斷頭台上》，他集中筆墨反映國際社會中無政府主義先驅們的卓越鬥爭和慘烈犧牲；第三本《俄國革命史話》，則激情報告反抗沙皇暴政的十二月黨人和農民起義領袖們，為他們立傳。青年巴金毫不諱言自己的立場：“我自己早已在心靈中築就了一個祭壇，供奉著一切為人們的緣故在斷頭台上犧牲了生命的殉道者，而且在這個祭壇前立下了一個誓願：就是，隻要我的生命存在一日，便要一麵宣揚殉道者的偉大崇高的行為，一麵繼續著他們的壯誌前進！”
很可惜，巴金此類作品以及更多作家的早期非虛構文學，隻因其立場觀點與後來的主流評判存在種種差異而被整個研究界忽略、拋棄了！盡管此類作品精彩紛呈，為數眾多。
這些作品的創新及其主張，本應看作中華民族先進分子在推翻封建帝國以來，艱難探索祖國新文學道路的一部分。作家們控訴黑暗，向往光明，作品深具人民性，用陳丹晨先生的話說，“從一開始就有一種放眼世界的人類意識，思考的是全人類共同性的問題”。
近年，重寫現當代文學史的呼聲時在耳畔，倘真寫時，則要敢於重樹新史觀，尊重百年中國思想史。除此別無他途。
宋之的先生名作《一九三六年春在太原》，發表於196年9月5日《中流》創刊號。據說，魯迅和茅盾都看過此作手稿，茅盾親自寫了評論文章。巴金在信中提及此作，顯然是不久前剛剛看過，也說明這一精短作品甫一發表，在當時就影響很大了。
宋之的先生把昔年的太原描繪為一座“死城”，說此地“流言所播，草木皆兵”，並且槍殺女學生，兵匪凶悍無比。難怪巴金先生由不得要為黛莉的處境擔憂。
趙黛莉，究竟是怎樣的一位女性？她生了一副什麽樣的麵貌？她何以能讓年輕的巴金如此關切？（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