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甲睡了一個好覺，跟郭威比起來，他沒有那麽極其旺盛的精力，甚至還不如王角。
這兩人是典型的工作狂，不管是“勞人黨”還是“大唐人民革命軍”內部，比得上的都是屈指可數。
七月半，煙火氣明顯就多了，祭祖燒紙基本都會在這一天相對集中，不過因為杜如晦留下來的傳統，倒也沒有大辦特辦的。
湖南這邊樸素，江東江西也沒有奢華到哪裏去。
跟湘北大亂之後的景象相比，湘南的相對穩定，反倒是要適宜一些。
永州的山區匪患還有，因為成分複雜，甘正我的剿匪策略，從來不是針對一方一地的，而是通過自己的硬關係，在廣西、黔中、湖南、嶺南四個地方同時溝通。
哪些土匪頭子罪大惡極，哪些土匪還有挽救，這就要看傳統官場和江湖上的能量。
一年多的時間，大部分土匪寨子，都順利地接受了改造。
在沒有外部援助的情況下，拚的就是對地方的熟悉，以及地方人口的支持。
“勞人黨”在全國範圍來看，影響力不算什麽。
可是集中在湖南，那就不一樣了。
土匪們即便依托有利地形負隅頑抗，又或許糧草充沛可以支撐個一年半載的，但是三四個月的與世隔絕，就足夠讓土匪們絕望。
而每當“大唐人民革命軍”在前方獲得勝利，消息傳到湘南，都會讓土匪們的士氣暴減。
無法維持隊伍，不管是土匪還是軍隊，都會麵臨解體的風險。
土匪窩散夥成風，逃跑成習慣，久而久之，此消彼長之下，整個湘南、湘西、黔東南，除了幾股老牌土匪寨子，基本都被定點拔除。
從戰況上說，甘正我的第二軍沒有郭威的第一軍轟轟烈烈，熱度也不夠，但從殲敵數和作戰次數來講，第二軍是第一軍的數倍。
幾乎就是每天都有戰鬥，公審大會的烈度，比當初在湘東還要激烈。
說到底，論起階級矛盾，湘西、湘南其實比湘東更加深。
其中不僅僅包括大地主、大資本家對佃戶、雇工的壓榨，還有土匪跟地方豪門對地方普通百姓的治安恐嚇。
恐怖治理也是一種治理，而且基本上成為地方士紳的法寶之一。
官僚們樂見其成，倘若治下百姓不反抗，那自然是皆大歡喜；如果治下百姓反抗，那隻要抓幾個沒根腳的土匪出來，該就地正法的時候，就要就地正法。
這一套玩好了，那麽湘西、湘南的地方官，就當好了一半。
剩下的一半，無非是跟士紳們談合作，包括但不限於每年的公糧征收額度，甚至還能通過地方治下百姓的艱苦生活，通過士紳向省級單位甚至是部堂高官那裏要補助、貸款額度。
因此在這種情況下，越是匪患嚴重的地方，民風固然是更“淳樸”，但往往也更愚蠢，普通百姓非常容易被愚弄，在其他地區的人看來，是幾近蠢笨的。
說到底，就是長期壓榨之下，人為地創造了一個恐怖氛圍的環境社會，在這個環境這個社會用，又通過降低教育甚至是降智的方法，進一步構建奴化的體係。
當初整個湘東，在公審大會上反應最激烈的，正是安仁縣的佃戶，其中的道理，跟匪患嚴重地區，其實是共通的。
無知的時候有多麽奴性，受教育之後的怒火，就有多麽熾烈。
甘正我本以為自己會很快厭倦這種無聊的算計、戰鬥，可是每每看到無知的百姓在重新認識外界，知道外麵世界變化之後的眼神，甘正我便又充滿了力量。
而“大唐人民革命軍”在外部熱戰勝利，並非隻是給土匪們震懾，也不是隻激勵著湘西、湘南地區的政工幹部、普通群眾，還有他本人。
他能夠親身經曆這種變化，一支隊伍，一支革命隊伍，由弱變強，以小變大，從少變多。
挫折雖有，卻不影響信心。
尤其是，舒甲這樣在戰爭上沒有驚人才華的指揮官，也能夠完成對敵人的打擊，這就說明，這支隊伍雖然依舊需要個人的超強能力，卻已經具備了超過帝國舊時代軍隊的素質。
這是一支可以進步、進化的隊伍。
於甘正我這樣的人來說，他能夠預見到自己所在隊伍可能會遭受的挫折，甚至是重大失敗，但是，他同樣有足夠的信心，相信這支隊伍可以走出失敗，最終從一個勝利走向另外一個勝利。
這是他在教育部無論如何都感受不到的，哪怕教育賦予了他重大的權力。
“軍長，長沙來電。”
甘正我準備給一線部隊通報湘北捷報的時候，收到了新的消息。
看過了電報，甘正我點點頭：“王委員長希望我們加快湘南的交通網建設，秋收前後，將會在湘南建立一部分小工業基地。”
“軍長，這是不是有點費時費力啊。長沙那麽好的環境……”
“未雨綢繆啊。”
甘正我也是讚同王角判斷的，在針對嶽州的作戰之前，帝國核心地區的政治動向，也是有大量的推演。
其中就包括了內閣的事實分裂，以及中央政府的權力分散，最後就是權力的重新凝聚。
核心人物就是錢鏐，其餘諸如武漢集團、太原集團、廣州集團、幽州集團的地方力量，政治上的影響力都不會有錢鏐來得那麽恐怖。
最重要的一點，錢鏐的一切行為都是相對係統的，不是想一出是一出。
跟嶺南馮複的被逼無奈，河北張格的蓄謀已久完全不同，錢鏐這是步步為營。
江淮行省的災情擺爛，到錢鏐以“海軍大臣”的身份視察江都，已經具備了在外重組內閣的條件。
帝國直轄蘇州的經濟力量，已經明確地釋放了支持錢鏐的態度。
再加上整個江東，以及原稅務係統的支持，在這個特殊時期，沒有多少地方寡頭會拒絕掌握更牢靠的力量。
甘正我甚至猜測，錢鏐宣布解散政府然後重組，不會拖到明年。
在這個過程中，會有諸多變化，諸多爾虞我詐，但不變的還是權力重組，其影響便是戰爭，其結果就是大量的人口死亡。
所以，武漢集團必然擴軍備戰，必然想要保持維持過去一百多年的超然地位，而能夠直接威脅到武漢集團，或者確切點說，威脅到武漢統治集團的勢力，就是“一統湖南”的“勞人黨”。
甘正我甚至相信，此時此刻的“勞人黨”雖然對諸多統治精英造成了恐慌，可武漢方麵，必然還是狂妄自信的。
其底氣，也足以支撐這份狂妄自信。
蓋因武漢的工業力量，是全國其他任何一個地區的數十倍。
這種底蘊，靠人力想要拉平代差，就要時刻準備著以數萬人的戰死為代價。
在甘正我看來，王角是個比較冷血冷酷的年輕人，但同樣的，他也有憐憫，所以想要減少犧牲。
犧牲不可怕，但能夠減少不必要的犧牲，他還是在努力的。
將長沙的工業力量分散，盡可能地隱藏一部分甚至是大部分在偏僻落後的地區，並非是不知道增加了後勤物流的壓力，並非不知道這是增加了生產成本，而是和冷冰冰的成本數字比起來，未來因此而導致的不必要犧牲，是可以減少的。
當本就弱小的工業力量無法得到補充，甚至可能在強大敵人的猛烈摧毀下徹底喪失重建可能，那麽最終的犧牲，就會被無限放大。
到了那個時侯，就不是多損失一輛汽車、一節車皮、一台“進步一號”能夠挽回的，需要數十倍於汽車、車皮、蒸汽機甚至是牛馬的戰士，才有可能重新找到勝利的出路。
王角的危機感，同樣是甘正我對這支隊伍信心十足的底氣之一。
“先給戰士們報喜，警衛師在湘北打了個漂亮仗，我們也要‘自加壓力，敢於爭先’，子彈亂飛的戰場上我們要有幹勁，這山間的溝溝坎坎，也是我們的新戰場，同樣要有幹勁！”
“可是……軍長，警衛師都撈著仗打了，咱們總不能老跟土匪過不去吧？”
“我們打仗，不是為了打仗而打仗。否則，甘正我不會在這裏，甘仁會在河中，會在保加爾部。不要有嫉妒的情緒，兄弟部隊的戰鬥，不是為了炫耀打勝仗的能力，隻是想要給老百姓爭分奪秒。”
甘正我笑了笑，“我們要有一顆建功立業的心，但不純粹是為了自己，當然，更不會是為了這個大唐帝國。如果有時候迷茫了，就看一看胸章。”
點了點胸口，胸章上最上方有一行小字：大唐人民革命軍第二軍。
甘正我並沒有批評這個想要自己打勝仗的參謀，因為他也是這麽過來的。
從滿懷私心，到公私參半，再到私心逐漸淡薄下來。
不是因為他變得更加高尚，僅僅是他的對手，他的敵人，還和原先一樣卑劣。
僅此而已。
接下來隻要湘北的勝利成果得到鞏固，第二軍根本不愁仗打。
除開嶺南方向的軍事壓力，因為甘正我打擊地方土匪的行動，使得黔中、廣西相鄰湖南的地區，土匪的數量猛增。
這也跟土匪的江湖習性有關，有些祖傳無本買賣的寨子，往往在多省跨州跨縣有門路，甚至是有分號。
和湖南官場一樣，廣西本地土豪同樣需要黑手套，該做髒活兒的時候，沒道理親自下手。
甘正我幾次去衡陽跟王角匯報工作，也確定了一個“勞人黨”的統治區擴張計劃，主要就是針對偏遠山區、落後地區的。
不是“勞人黨”不想去大城市、工業區發展力量，而是在現有的技術條件，甚至直白一點，在“勞人黨”現在掌握軍工力量的層次來看，對人的需要，遠遠地高於技戰術。
那麽，這時候山區中的人，和工業區中的人，其實沒有差別。
從湖南向外爭取工業區工人是困難的，但是向貧困地區、欠發達地區爭取工人，卻就沒有那麽困難。
那些有個幾畝地的農村家庭，除了江東省這樣的發達地區，其實不能稱之為小有產者，因為那幾畝地的產權，並非是真正的掌握在落後地區的農民家庭手中。
欠下的種子錢、耕牛錢、農具錢、代銷錢以及各種攤派，實際上落後地區的小農，往往就是赤貧，在總的資產上，其實是負值。
這樣的小農，他們自然也是遭受著壓迫，所以，也是天然的同盟。
大家感同身受，大家都被嚴酷地壓迫、剝削，才會互相取暖，才會團結在同一個理想旗幟之下成為同誌、同行者。
和普通戰士考慮著建功立業不一樣，甘正我跟王角分析過，隻要湘南地區的路橋稍微能夠走馬趕車，那麽，就有了在黔中、廣西甚至是嶺南落後地區建立地方政權的實力。
不是失而複得、得而複失的那種不穩定，而是牢牢地掌控著最基層的統治權，使得通知範圍內的人口，成為支持“勞人黨”的重要力量。
其中一個最大的特點，就是和麵對武漢集團的工業壟斷資本相比，廣西、黔中等地的地方敵人，他們大多都是地主武裝，或者就是依附在朝廷這棵大樹上的傳統羈縻州武裝。
這樣的敵人，顯而易見要脆弱的多。
所以，不管武漢那邊有多麽大的吸引力，從壯大自身的角度來看，先易後難，都是沒有問題的。
不是畏懼啃硬骨頭，而是盡可能地在軟骨頭變成硬骨頭之前，將它們扼殺在搖籃裏。
“勞人黨”能夠短短數年發展到這種地步，其中的一個重大因素，就是中央核心區的諸多地方集團，即便想過要扼殺在搖籃裏，卻最終沒有下定決心。
諸如“南海四大家族”這種，甚至為了短期利益，直接選擇了放任“勞人黨”的壯大，最後也間接推動了“勞人黨”對整個湖南地方政權的奪取。
從己出發，甘正我毫無疑問不想犯敵人一樣的錯誤，在“大唐人民革命軍”被大量牽製之前，盡可能地保障好湖南現有的來之不易的成果。
這兩人是典型的工作狂，不管是“勞人黨”還是“大唐人民革命軍”內部，比得上的都是屈指可數。
七月半，煙火氣明顯就多了，祭祖燒紙基本都會在這一天相對集中，不過因為杜如晦留下來的傳統，倒也沒有大辦特辦的。
湖南這邊樸素，江東江西也沒有奢華到哪裏去。
跟湘北大亂之後的景象相比，湘南的相對穩定，反倒是要適宜一些。
永州的山區匪患還有，因為成分複雜，甘正我的剿匪策略，從來不是針對一方一地的，而是通過自己的硬關係，在廣西、黔中、湖南、嶺南四個地方同時溝通。
哪些土匪頭子罪大惡極，哪些土匪還有挽救，這就要看傳統官場和江湖上的能量。
一年多的時間，大部分土匪寨子，都順利地接受了改造。
在沒有外部援助的情況下，拚的就是對地方的熟悉，以及地方人口的支持。
“勞人黨”在全國範圍來看，影響力不算什麽。
可是集中在湖南，那就不一樣了。
土匪們即便依托有利地形負隅頑抗，又或許糧草充沛可以支撐個一年半載的，但是三四個月的與世隔絕，就足夠讓土匪們絕望。
而每當“大唐人民革命軍”在前方獲得勝利，消息傳到湘南，都會讓土匪們的士氣暴減。
無法維持隊伍，不管是土匪還是軍隊，都會麵臨解體的風險。
土匪窩散夥成風，逃跑成習慣，久而久之，此消彼長之下，整個湘南、湘西、黔東南，除了幾股老牌土匪寨子，基本都被定點拔除。
從戰況上說，甘正我的第二軍沒有郭威的第一軍轟轟烈烈，熱度也不夠，但從殲敵數和作戰次數來講，第二軍是第一軍的數倍。
幾乎就是每天都有戰鬥，公審大會的烈度，比當初在湘東還要激烈。
說到底，論起階級矛盾，湘西、湘南其實比湘東更加深。
其中不僅僅包括大地主、大資本家對佃戶、雇工的壓榨，還有土匪跟地方豪門對地方普通百姓的治安恐嚇。
恐怖治理也是一種治理，而且基本上成為地方士紳的法寶之一。
官僚們樂見其成，倘若治下百姓不反抗，那自然是皆大歡喜；如果治下百姓反抗，那隻要抓幾個沒根腳的土匪出來，該就地正法的時候，就要就地正法。
這一套玩好了，那麽湘西、湘南的地方官，就當好了一半。
剩下的一半，無非是跟士紳們談合作，包括但不限於每年的公糧征收額度，甚至還能通過地方治下百姓的艱苦生活，通過士紳向省級單位甚至是部堂高官那裏要補助、貸款額度。
因此在這種情況下，越是匪患嚴重的地方，民風固然是更“淳樸”，但往往也更愚蠢，普通百姓非常容易被愚弄，在其他地區的人看來，是幾近蠢笨的。
說到底，就是長期壓榨之下，人為地創造了一個恐怖氛圍的環境社會，在這個環境這個社會用，又通過降低教育甚至是降智的方法，進一步構建奴化的體係。
當初整個湘東，在公審大會上反應最激烈的，正是安仁縣的佃戶，其中的道理，跟匪患嚴重地區，其實是共通的。
無知的時候有多麽奴性，受教育之後的怒火，就有多麽熾烈。
甘正我本以為自己會很快厭倦這種無聊的算計、戰鬥，可是每每看到無知的百姓在重新認識外界，知道外麵世界變化之後的眼神，甘正我便又充滿了力量。
而“大唐人民革命軍”在外部熱戰勝利，並非隻是給土匪們震懾，也不是隻激勵著湘西、湘南地區的政工幹部、普通群眾，還有他本人。
他能夠親身經曆這種變化，一支隊伍，一支革命隊伍，由弱變強，以小變大，從少變多。
挫折雖有，卻不影響信心。
尤其是，舒甲這樣在戰爭上沒有驚人才華的指揮官，也能夠完成對敵人的打擊，這就說明，這支隊伍雖然依舊需要個人的超強能力，卻已經具備了超過帝國舊時代軍隊的素質。
這是一支可以進步、進化的隊伍。
於甘正我這樣的人來說，他能夠預見到自己所在隊伍可能會遭受的挫折，甚至是重大失敗，但是，他同樣有足夠的信心，相信這支隊伍可以走出失敗，最終從一個勝利走向另外一個勝利。
這是他在教育部無論如何都感受不到的，哪怕教育賦予了他重大的權力。
“軍長，長沙來電。”
甘正我準備給一線部隊通報湘北捷報的時候，收到了新的消息。
看過了電報，甘正我點點頭：“王委員長希望我們加快湘南的交通網建設，秋收前後，將會在湘南建立一部分小工業基地。”
“軍長，這是不是有點費時費力啊。長沙那麽好的環境……”
“未雨綢繆啊。”
甘正我也是讚同王角判斷的，在針對嶽州的作戰之前，帝國核心地區的政治動向，也是有大量的推演。
其中就包括了內閣的事實分裂，以及中央政府的權力分散，最後就是權力的重新凝聚。
核心人物就是錢鏐，其餘諸如武漢集團、太原集團、廣州集團、幽州集團的地方力量，政治上的影響力都不會有錢鏐來得那麽恐怖。
最重要的一點，錢鏐的一切行為都是相對係統的，不是想一出是一出。
跟嶺南馮複的被逼無奈，河北張格的蓄謀已久完全不同，錢鏐這是步步為營。
江淮行省的災情擺爛，到錢鏐以“海軍大臣”的身份視察江都，已經具備了在外重組內閣的條件。
帝國直轄蘇州的經濟力量，已經明確地釋放了支持錢鏐的態度。
再加上整個江東，以及原稅務係統的支持，在這個特殊時期，沒有多少地方寡頭會拒絕掌握更牢靠的力量。
甘正我甚至猜測，錢鏐宣布解散政府然後重組，不會拖到明年。
在這個過程中，會有諸多變化，諸多爾虞我詐，但不變的還是權力重組，其影響便是戰爭，其結果就是大量的人口死亡。
所以，武漢集團必然擴軍備戰，必然想要保持維持過去一百多年的超然地位，而能夠直接威脅到武漢集團，或者確切點說，威脅到武漢統治集團的勢力，就是“一統湖南”的“勞人黨”。
甘正我甚至相信，此時此刻的“勞人黨”雖然對諸多統治精英造成了恐慌，可武漢方麵，必然還是狂妄自信的。
其底氣，也足以支撐這份狂妄自信。
蓋因武漢的工業力量，是全國其他任何一個地區的數十倍。
這種底蘊，靠人力想要拉平代差，就要時刻準備著以數萬人的戰死為代價。
在甘正我看來，王角是個比較冷血冷酷的年輕人，但同樣的，他也有憐憫，所以想要減少犧牲。
犧牲不可怕，但能夠減少不必要的犧牲，他還是在努力的。
將長沙的工業力量分散，盡可能地隱藏一部分甚至是大部分在偏僻落後的地區，並非是不知道增加了後勤物流的壓力，並非不知道這是增加了生產成本，而是和冷冰冰的成本數字比起來，未來因此而導致的不必要犧牲，是可以減少的。
當本就弱小的工業力量無法得到補充，甚至可能在強大敵人的猛烈摧毀下徹底喪失重建可能，那麽最終的犧牲，就會被無限放大。
到了那個時侯，就不是多損失一輛汽車、一節車皮、一台“進步一號”能夠挽回的，需要數十倍於汽車、車皮、蒸汽機甚至是牛馬的戰士，才有可能重新找到勝利的出路。
王角的危機感，同樣是甘正我對這支隊伍信心十足的底氣之一。
“先給戰士們報喜，警衛師在湘北打了個漂亮仗，我們也要‘自加壓力，敢於爭先’，子彈亂飛的戰場上我們要有幹勁，這山間的溝溝坎坎，也是我們的新戰場，同樣要有幹勁！”
“可是……軍長，警衛師都撈著仗打了，咱們總不能老跟土匪過不去吧？”
“我們打仗，不是為了打仗而打仗。否則，甘正我不會在這裏，甘仁會在河中，會在保加爾部。不要有嫉妒的情緒，兄弟部隊的戰鬥，不是為了炫耀打勝仗的能力，隻是想要給老百姓爭分奪秒。”
甘正我笑了笑，“我們要有一顆建功立業的心，但不純粹是為了自己，當然，更不會是為了這個大唐帝國。如果有時候迷茫了，就看一看胸章。”
點了點胸口，胸章上最上方有一行小字：大唐人民革命軍第二軍。
甘正我並沒有批評這個想要自己打勝仗的參謀，因為他也是這麽過來的。
從滿懷私心，到公私參半，再到私心逐漸淡薄下來。
不是因為他變得更加高尚，僅僅是他的對手，他的敵人，還和原先一樣卑劣。
僅此而已。
接下來隻要湘北的勝利成果得到鞏固，第二軍根本不愁仗打。
除開嶺南方向的軍事壓力，因為甘正我打擊地方土匪的行動，使得黔中、廣西相鄰湖南的地區，土匪的數量猛增。
這也跟土匪的江湖習性有關，有些祖傳無本買賣的寨子，往往在多省跨州跨縣有門路，甚至是有分號。
和湖南官場一樣，廣西本地土豪同樣需要黑手套，該做髒活兒的時候，沒道理親自下手。
甘正我幾次去衡陽跟王角匯報工作，也確定了一個“勞人黨”的統治區擴張計劃，主要就是針對偏遠山區、落後地區的。
不是“勞人黨”不想去大城市、工業區發展力量，而是在現有的技術條件，甚至直白一點，在“勞人黨”現在掌握軍工力量的層次來看，對人的需要，遠遠地高於技戰術。
那麽，這時候山區中的人，和工業區中的人，其實沒有差別。
從湖南向外爭取工業區工人是困難的，但是向貧困地區、欠發達地區爭取工人，卻就沒有那麽困難。
那些有個幾畝地的農村家庭，除了江東省這樣的發達地區，其實不能稱之為小有產者，因為那幾畝地的產權，並非是真正的掌握在落後地區的農民家庭手中。
欠下的種子錢、耕牛錢、農具錢、代銷錢以及各種攤派，實際上落後地區的小農，往往就是赤貧，在總的資產上，其實是負值。
這樣的小農，他們自然也是遭受著壓迫，所以，也是天然的同盟。
大家感同身受，大家都被嚴酷地壓迫、剝削，才會互相取暖，才會團結在同一個理想旗幟之下成為同誌、同行者。
和普通戰士考慮著建功立業不一樣，甘正我跟王角分析過，隻要湘南地區的路橋稍微能夠走馬趕車，那麽，就有了在黔中、廣西甚至是嶺南落後地區建立地方政權的實力。
不是失而複得、得而複失的那種不穩定，而是牢牢地掌控著最基層的統治權，使得通知範圍內的人口，成為支持“勞人黨”的重要力量。
其中一個最大的特點，就是和麵對武漢集團的工業壟斷資本相比，廣西、黔中等地的地方敵人，他們大多都是地主武裝，或者就是依附在朝廷這棵大樹上的傳統羈縻州武裝。
這樣的敵人，顯而易見要脆弱的多。
所以，不管武漢那邊有多麽大的吸引力，從壯大自身的角度來看，先易後難，都是沒有問題的。
不是畏懼啃硬骨頭，而是盡可能地在軟骨頭變成硬骨頭之前，將它們扼殺在搖籃裏。
“勞人黨”能夠短短數年發展到這種地步，其中的一個重大因素，就是中央核心區的諸多地方集團，即便想過要扼殺在搖籃裏，卻最終沒有下定決心。
諸如“南海四大家族”這種，甚至為了短期利益，直接選擇了放任“勞人黨”的壯大，最後也間接推動了“勞人黨”對整個湖南地方政權的奪取。
從己出發，甘正我毫無疑問不想犯敵人一樣的錯誤，在“大唐人民革命軍”被大量牽製之前，盡可能地保障好湖南現有的來之不易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