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物起興啊，就是在講話、聊天中，在文章中，先不直接揭示主題，而是從別的事物說起或者起筆，然後引出主要事物，借以激發聽眾和讀者的想象與思考，逐步領會主題。通常暗含比喻，起烘托感情、渲染氣氛的作用。”縣委辦公室主任王庭說。
“你很會聯想啊。”我說。
“聯想無處不在啊。不是有一句廣告詞嗎？”
“什麽廣告詞啊？”
“人類失去聯想，世界會怎樣？”
“我還以為你說的是，心隨我動，聯你所想呢。”我說。
“聯想無限自由，聯想就在我們身邊。”王主任說。
“其實，你說的托物起興，在我國的古詩文中，運用的比較普遍，也很有意思。不過，我們今天的主題是說高飛飛。你的鋪墊完了，你的托物起興也用了，你就引出主要事物，說說高飛飛吧。”我說。
“說到高飛飛，必然要說馬誌，他們兩人同時落網，既在意料之中，也在情理之中。沒有意外，也沒有什麽好說的，隻是讓我感覺有點突然而已。”王主任說。
“怎麽感覺突然啊？”我問。
“原來我預想的是，隨著我們縣反腐工作力度的不斷加大，隨著工作作風的不斷好轉，隨著柳樹鄉三個村的書記被移交司法機關，隨著柳順平、周懷南被留置，隨著古漢科被追捕，隨著石遠方被尋找，隨著焦作斌、黎西煌被抓捕。”王主任說。
“隨著湯吉祥、居如意被免職，隨著公安局副局長袁飛鵬、看守所黨政負責人及五名值班幹警被懲處，隨著你來月光縣後，一係列眼花繚亂的動作，一係列‘組合拳’的實施，馬誌、高飛飛等人會慢慢地、無可爭辯地、無可奈何地、無可挽回地走向仕途的終點。”王主任說。
“誰知道，晴天一聲霹靂，淩河大橋突然垮塌，七十多人喪生，國務院深度介入，調查組馬不停蹄，馬誌、高飛飛等人比我預想的要提前很多地‘下課’了。”王主任說。
“等待馬誌、高飛飛的命運就是被‘雙開’，就是在監獄裏呆很長很長的時間。我早就預料到，這是他們的必由之路。”王主任說。
“我們需要了解他們的足跡，讓他們的成長和墮落給予我們以啟示，也讓我們的幹部們從中吸取教訓，避免我們的幹部們重蹈他們的覆轍。”我說。
“是啊，是啊。”
“你接著說下去吧。”
“好。我先說一下高飛飛的長相，應該說，高飛飛長得還可以，不醜。論外貌，論形象，論氣質，肯定是不如六峰山鎮的邱玉香鎮長，縣一中的應姍紅老師，甚至還不如旅遊局的宋梅局長。”王主任說。
“論文化水平，就一個高中肄業生。雖然說後來又獲得了國家承認的大專文憑，本科文憑，但都是成教函授大學的文憑，那些文憑的含金量實在不敢苟同。”王主任說。
“你用放大鏡看，肯定是發現不了一毫克金子的。用顯微鏡看，我估計也很難發現一微克金子。我們把話說白了，高飛飛的那些文憑，是沒有什麽含金量的，很水。”王主任說。
“論工作能力，我實在不敢恭維。即便有人跟她寫了講話稿，她照著稿子念，也會念白字、錯字，稍微長一點的句子，她連句子都不會斷，哪個地方稍停頓，哪個地方一氣嗬成，她都有問題。說句難聽的話，高飛飛的表現，的確有點丟我們月光縣的臉。在這方麵，高飛飛比邱玉香、宋梅差遠了。”王主任說。
“你也聽說過，某著名高校校長在‘五四’青年節那天，在紀念建校120周年的講話中，把‘鴻鵠（hu，第二聲）之誌’念成了‘鴻浩（hao，第四聲）之誌’。”王主任說。
“對比高飛飛，我估計，‘鴻鵠之誌’，高飛飛肯定不會認，也肯定讀不出‘鴻浩之誌’，說不定會讀成了‘鴻鳥之誌’。”王主任說。
“把‘鴻鵠之誌’讀成‘鴻浩之誌’也是需要水平的啊。我不是損高飛飛，我是說高飛飛連這樣的水平都沒有。高飛飛極有可能把‘鴻鵠之誌’讀成了‘鴻鳥之誌’或者‘鴻告之誌’。”王主任說。
“再說高飛飛的為人處世，是典型的功利主義，實用主義。用得著的，就極盡討好、獻媚之能事，而且沒有底線。用不著的，能夠跟你點個頭，打聲招呼就算是很給麵子了。”王主任說。
“你想讓她解決與老百姓的利益密切相關、與她的個人利益毫不相關的問題，我們不能說比登天還難，但至少可以說是瞎子點燈，白費蠟。她眼裏根本就沒有群眾，有的隻是她自己。”王主任說。
“就這樣一個人，怎麽會升遷得這麽快呢？”我問。
“要說清楚這個問題，必須首先從玉米地說起。”
“玉米地？”
“是啊。”
“我看過莫言寫的小說《紅高粱》，也看過由張藝謀執導，薑文、鞏俐等主演的電影《紅高粱》，還不完整地看過由鄭曉龍執導，周迅、朱亞文、秦海璐、於榮光、黃軒等領銜主演的電視劇《紅高粱》。”我說。
“在一些小說中經常會寫到在紅高粱、玉米地裏發生的一些故事，尤其是男女間發生的激情故事。你說的是不是這樣啊？”我問。
“既是又不是。”王主任說。
“此話怎麽講？”
“說是，是因為的確有男女間發生的激情故事。說不是，是因為《紅高粱》講述了在20世紀30年代初，九兒和餘占鼇在充滿生命力的山東高密大地上，用生命譜寫的一段關於愛與恨、征服與被征服，充滿激情、充滿生命力的近代傳奇故事，可歌可泣的英雄故事。”王主任說。
“而我講的玉米地的故事，僅僅是一個開始，一段孽情的開始，一段黴運的開始，一種墮落的開始，與《紅高粱》不可同日而語，談不上傳奇，更談不上可歌可泣。”王主任說。
“在講這個故事之前，我還要向你聲明一點，為了把故事講得生動形象一點，我講的可能有些曖昧，有點低級趣味，有點像黃段子，請你不要介意。”王主任說。
“你用不著拘泥，想怎麽說就怎麽說。你我兩個大男人，有什麽事沒有經曆過？”我說。
“餅分兩頭烙，話分兩頭說。高飛飛高二肄業後，無所事事，就聽人鼓動，跟幾個姐妹們一起，到深圳打工去了。”王主任說。
“具體幹什麽啊？”我問。
“服裝加工，就是操作縫紉機，幹針線活。小姑娘嘛，每天在生產線上幹活，休息就在員工集體宿舍睡覺。就這麽平平淡淡，一天一天過。也沒有什麽可說的。”王主任說。
“高飛飛家裏種了一大片玉米，到收獲的季節，人手不夠，高飛飛家裏就要高飛飛回來幫忙。高飛飛還是很聽家裏人的話的，她回來後，就幫家裏幹活。就是將成熟的玉米苞掰下來，放到籮筐裏，搬到路邊，等大人裝籮筐裏挑回去。然後，留一些自己吃，餘下的就到集市上去賣。”王主任說。
“那天，碰巧是高飛飛一個人在幹活，碰巧是馬誌路過這裏。馬誌當時由柳樹鄉副鄉長升任柳樹鄉黨委副書記、鄉長不久。”王主任說。
“主要人物都出場了。一般是男女出場了，就有故事，你講吧。”我說。
“話分兩頭說，各表一枝。經過我多方了解，馬誌在擔任鄉長以前，還是不錯的，家庭觀念很強，工作上可以說是勤政為民，也沒有什麽花心腸，壞心眼。”王主任說。
“馬誌看見高飛飛一個人在那裏忙忙碌碌，就很自然地、主動過去幫忙。客觀公正地說，當時，馬誌不是因為高飛飛是個姑娘就去幫她，馬誌也沒有什麽邪惡的想法。”王主任說。
“馬誌有幫人的習慣，馬誌經常在鄉裏晃悠，有時看見別人挑擔子很吃力，就接過去幫人挑一段路。有時看見別人幹農活，就主動幫人幹活。”王主任說。
“譬如說馬誌看見村民用鐵鍬翻地，就讓村民休息，自己拿著鍬幹一陣子。看見村民挑水澆地，就過去幫村民挑上幾擔水。馬誌幹農活是個好手，什麽農活都能幹。在當時的柳樹鄉村民眼裏，馬誌的口碑還是不錯的。”王主任說。
“馬誌不認識高飛飛，因為馬誌一直在柳樹鄉走村串巷，活躍在田間地頭，有時也到轄區中小學去轉一轉，所以，高飛飛認識馬誌，她也見過馬誌跟別人幹農活。”王主任說。
“馬誌跟高飛飛幹活時，她沒有感覺什麽意外，也沒有覺得什麽不妥。就說了一聲謝謝後，兩人就一起幹起活來。”王主任說。
“這時候的高飛飛大約十**歲，正是‘有家有女初長成’，身材勻稱，長相俏麗。當時，天氣晴好。兩人自顧忙碌著，並沒有相互看對方，也沒有調情的什麽舉動。”王主任說。
“那後來呢？”我問。
“你很會聯想啊。”我說。
“聯想無處不在啊。不是有一句廣告詞嗎？”
“什麽廣告詞啊？”
“人類失去聯想，世界會怎樣？”
“我還以為你說的是，心隨我動，聯你所想呢。”我說。
“聯想無限自由，聯想就在我們身邊。”王主任說。
“其實，你說的托物起興，在我國的古詩文中，運用的比較普遍，也很有意思。不過，我們今天的主題是說高飛飛。你的鋪墊完了，你的托物起興也用了，你就引出主要事物，說說高飛飛吧。”我說。
“說到高飛飛，必然要說馬誌，他們兩人同時落網，既在意料之中，也在情理之中。沒有意外，也沒有什麽好說的，隻是讓我感覺有點突然而已。”王主任說。
“怎麽感覺突然啊？”我問。
“原來我預想的是，隨著我們縣反腐工作力度的不斷加大，隨著工作作風的不斷好轉，隨著柳樹鄉三個村的書記被移交司法機關，隨著柳順平、周懷南被留置，隨著古漢科被追捕，隨著石遠方被尋找，隨著焦作斌、黎西煌被抓捕。”王主任說。
“隨著湯吉祥、居如意被免職，隨著公安局副局長袁飛鵬、看守所黨政負責人及五名值班幹警被懲處，隨著你來月光縣後，一係列眼花繚亂的動作，一係列‘組合拳’的實施，馬誌、高飛飛等人會慢慢地、無可爭辯地、無可奈何地、無可挽回地走向仕途的終點。”王主任說。
“誰知道，晴天一聲霹靂，淩河大橋突然垮塌，七十多人喪生，國務院深度介入，調查組馬不停蹄，馬誌、高飛飛等人比我預想的要提前很多地‘下課’了。”王主任說。
“等待馬誌、高飛飛的命運就是被‘雙開’，就是在監獄裏呆很長很長的時間。我早就預料到，這是他們的必由之路。”王主任說。
“我們需要了解他們的足跡，讓他們的成長和墮落給予我們以啟示，也讓我們的幹部們從中吸取教訓，避免我們的幹部們重蹈他們的覆轍。”我說。
“是啊，是啊。”
“你接著說下去吧。”
“好。我先說一下高飛飛的長相，應該說，高飛飛長得還可以，不醜。論外貌，論形象，論氣質，肯定是不如六峰山鎮的邱玉香鎮長，縣一中的應姍紅老師，甚至還不如旅遊局的宋梅局長。”王主任說。
“論文化水平，就一個高中肄業生。雖然說後來又獲得了國家承認的大專文憑，本科文憑，但都是成教函授大學的文憑，那些文憑的含金量實在不敢苟同。”王主任說。
“你用放大鏡看，肯定是發現不了一毫克金子的。用顯微鏡看，我估計也很難發現一微克金子。我們把話說白了，高飛飛的那些文憑，是沒有什麽含金量的，很水。”王主任說。
“論工作能力，我實在不敢恭維。即便有人跟她寫了講話稿，她照著稿子念，也會念白字、錯字，稍微長一點的句子，她連句子都不會斷，哪個地方稍停頓，哪個地方一氣嗬成，她都有問題。說句難聽的話，高飛飛的表現，的確有點丟我們月光縣的臉。在這方麵，高飛飛比邱玉香、宋梅差遠了。”王主任說。
“你也聽說過，某著名高校校長在‘五四’青年節那天，在紀念建校120周年的講話中，把‘鴻鵠（hu，第二聲）之誌’念成了‘鴻浩（hao，第四聲）之誌’。”王主任說。
“對比高飛飛，我估計，‘鴻鵠之誌’，高飛飛肯定不會認，也肯定讀不出‘鴻浩之誌’，說不定會讀成了‘鴻鳥之誌’。”王主任說。
“把‘鴻鵠之誌’讀成‘鴻浩之誌’也是需要水平的啊。我不是損高飛飛，我是說高飛飛連這樣的水平都沒有。高飛飛極有可能把‘鴻鵠之誌’讀成了‘鴻鳥之誌’或者‘鴻告之誌’。”王主任說。
“再說高飛飛的為人處世，是典型的功利主義，實用主義。用得著的，就極盡討好、獻媚之能事，而且沒有底線。用不著的，能夠跟你點個頭，打聲招呼就算是很給麵子了。”王主任說。
“你想讓她解決與老百姓的利益密切相關、與她的個人利益毫不相關的問題，我們不能說比登天還難，但至少可以說是瞎子點燈，白費蠟。她眼裏根本就沒有群眾，有的隻是她自己。”王主任說。
“就這樣一個人，怎麽會升遷得這麽快呢？”我問。
“要說清楚這個問題，必須首先從玉米地說起。”
“玉米地？”
“是啊。”
“我看過莫言寫的小說《紅高粱》，也看過由張藝謀執導，薑文、鞏俐等主演的電影《紅高粱》，還不完整地看過由鄭曉龍執導，周迅、朱亞文、秦海璐、於榮光、黃軒等領銜主演的電視劇《紅高粱》。”我說。
“在一些小說中經常會寫到在紅高粱、玉米地裏發生的一些故事，尤其是男女間發生的激情故事。你說的是不是這樣啊？”我問。
“既是又不是。”王主任說。
“此話怎麽講？”
“說是，是因為的確有男女間發生的激情故事。說不是，是因為《紅高粱》講述了在20世紀30年代初，九兒和餘占鼇在充滿生命力的山東高密大地上，用生命譜寫的一段關於愛與恨、征服與被征服，充滿激情、充滿生命力的近代傳奇故事，可歌可泣的英雄故事。”王主任說。
“而我講的玉米地的故事，僅僅是一個開始，一段孽情的開始，一段黴運的開始，一種墮落的開始，與《紅高粱》不可同日而語，談不上傳奇，更談不上可歌可泣。”王主任說。
“在講這個故事之前，我還要向你聲明一點，為了把故事講得生動形象一點，我講的可能有些曖昧，有點低級趣味，有點像黃段子，請你不要介意。”王主任說。
“你用不著拘泥，想怎麽說就怎麽說。你我兩個大男人，有什麽事沒有經曆過？”我說。
“餅分兩頭烙，話分兩頭說。高飛飛高二肄業後，無所事事，就聽人鼓動，跟幾個姐妹們一起，到深圳打工去了。”王主任說。
“具體幹什麽啊？”我問。
“服裝加工，就是操作縫紉機，幹針線活。小姑娘嘛，每天在生產線上幹活，休息就在員工集體宿舍睡覺。就這麽平平淡淡，一天一天過。也沒有什麽可說的。”王主任說。
“高飛飛家裏種了一大片玉米，到收獲的季節，人手不夠，高飛飛家裏就要高飛飛回來幫忙。高飛飛還是很聽家裏人的話的，她回來後，就幫家裏幹活。就是將成熟的玉米苞掰下來，放到籮筐裏，搬到路邊，等大人裝籮筐裏挑回去。然後，留一些自己吃，餘下的就到集市上去賣。”王主任說。
“那天，碰巧是高飛飛一個人在幹活，碰巧是馬誌路過這裏。馬誌當時由柳樹鄉副鄉長升任柳樹鄉黨委副書記、鄉長不久。”王主任說。
“主要人物都出場了。一般是男女出場了，就有故事，你講吧。”我說。
“話分兩頭說，各表一枝。經過我多方了解，馬誌在擔任鄉長以前，還是不錯的，家庭觀念很強，工作上可以說是勤政為民，也沒有什麽花心腸，壞心眼。”王主任說。
“馬誌看見高飛飛一個人在那裏忙忙碌碌，就很自然地、主動過去幫忙。客觀公正地說，當時，馬誌不是因為高飛飛是個姑娘就去幫她，馬誌也沒有什麽邪惡的想法。”王主任說。
“馬誌有幫人的習慣，馬誌經常在鄉裏晃悠，有時看見別人挑擔子很吃力，就接過去幫人挑一段路。有時看見別人幹農活，就主動幫人幹活。”王主任說。
“譬如說馬誌看見村民用鐵鍬翻地，就讓村民休息，自己拿著鍬幹一陣子。看見村民挑水澆地，就過去幫村民挑上幾擔水。馬誌幹農活是個好手，什麽農活都能幹。在當時的柳樹鄉村民眼裏，馬誌的口碑還是不錯的。”王主任說。
“馬誌不認識高飛飛，因為馬誌一直在柳樹鄉走村串巷，活躍在田間地頭，有時也到轄區中小學去轉一轉，所以，高飛飛認識馬誌，她也見過馬誌跟別人幹農活。”王主任說。
“馬誌跟高飛飛幹活時，她沒有感覺什麽意外，也沒有覺得什麽不妥。就說了一聲謝謝後，兩人就一起幹起活來。”王主任說。
“這時候的高飛飛大約十**歲，正是‘有家有女初長成’，身材勻稱，長相俏麗。當時，天氣晴好。兩人自顧忙碌著，並沒有相互看對方，也沒有調情的什麽舉動。”王主任說。
“那後來呢？”我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