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調查結論還沒有出來，我初步的設想是，從值班幹警開始，到值班所長，到所長、教導員，再到分管的局長，都要處理。這次處理，可能要比上次城關鎮派出所的處理要重一些。”我說。
“就是要重處理，嚴處理，讓公安局的全體成員和全縣幹部職工多長一點記性，多吸收一點教訓，以絕後患。”我說。
“我讚成書記的想法，就是要嚴處理，重處理。”組織部部長、統戰部部長邊西林說。
“就聊到這裏吧，我還要等著初步的調查結論呢。”我說。
我讓縣委辦公室主任王庭打電話問一下劉書記，縣紀委和公安局組成的聯合調查組調查得怎麽樣了，王主任打完電話後說，調查得差不多了，他們馬上過來。
剛看了幾份材料，王主任就陪著縣紀委書記劉勇剛和公安局局長文勝天進來了。
王主任正要離開，我說：“別走了，留下來一起聽聽，一起出出主意吧。”
我說：“劉書記，文局長，你們辛苦了，說說初步的調查情況吧。”
文局長說：“直接責任人有五個，四個值班幹警和一個當班的副所長。”
“說詳細一點。”我說。
文局長說：“關押礦老板的第一道關卡，就是礦老板的房間鐵門沒鎖。我們問了兩個值班的幹警，為什麽不鎖門？兩個值班的幹警說，忘記了。”
“文局長，你相信這個理由嗎？”我問。
“當然不相信。”文局長說。
“劉書記，你相信嗎？”我問。
“哄鬼鬼都不信。”劉書記說。
“王主任呢？”
“這怎麽可能呢？是不是有意為之啊？”王主任說。
“那第二道關卡呢？”我問。
“第二道關卡，就是那棟樓的鐵門也沒鎖。”文局長說。
“還是這兩個值班幹警幹的嗎？他們是不是也說忘記了？”我問。
“是啊。”文局長說。
“你們問過有沒有人指使他們，是不是故意不鎖門的啊？”我問。
“問了，他們不說。就一口咬定說，工作有些粗心，忘記鎖門了。”文局長說。
“他們還說，平時也有忘記鎖門的時候，都沒有出事，偏偏這次出事了，點子低，火氣差。”文局長說。
“讓他們狡辯去吧，那第三道關卡呢？”我問。
“第三道關卡，就是那一片區域的關卡，屬於另外兩個值班幹警負責。他們說，正要鎖門的時候，電話來了，就隻顧著接手機，接完手機後，忘記了鎖門。”文局長說。
“他們不知道自己的日常工作職責嗎？這樣的原因也敢扯啊？”我說。
“反正他們是這麽說的。”文局長說。
“那第四道關卡呢？”我問。
“第四道關卡是最後一道關卡，兩個礦老板在當時值班的副所長那裏換了衣服。出第四道關卡時，值班幹警堅決不開門，是值班副所長說是他的朋友，要值班幹警開門，值班幹警才開門的。”文局長說。
“這麽說，值班副所長的責任最大，是典型的監守自盜，明知故犯，知法犯法？”
“是。”文局長說。
“問了值班副所長嗎？一個副所長怎麽敢明目張膽地這麽幹呢？是誰讓他這麽幹的？”
“問了，值班副所長說，他跟兩個礦老板平時交情不錯，礦老板為人仗義，平時很關照他，他拉不下情麵，不得不放他們走。”
“這個理由站得住腳嗎？難道礦老板有先見之明，知道遲早有一天，要進看守所，先打個埋伏？培養一個‘臥底’？”
“那倒未必，我問過看守所的正副所長、教導員和其他的人，值班所長平時根本沒接觸過礦老板，跟礦老板並沒有什麽交集。”文局長說。
“看守所所長甚至對我說，礦老板連他這個正所長都看不上眼，怎麽會跟他一個副所長有交情呢？”文局長說。
“這麽說，是值班副所長扯了謊，他的背後，是明顯有人指使？”我問。
“這是明擺著的事啊。”文局長說。
“這五名責任人現在在哪裏？”我問。
“在看守所裏，被我們從局裏派下去的人嚴加看管著，等待我們進一步處理。”文局長說。
“那兩個礦老板跑出去的情況呢？”我問。
“我們和市局正在追捕中，目前還沒有什麽消息。”文局長說。
“他們能跑到哪裏去呢？”我問他們，也問我自己。
“礦老板脫逃，肯定是有人周密安排，周密布置的。短時間沒有消息很正常，但時間一長，我們肯定會找到蜘蛛馬跡，肯定會找到他們，肯定會把他們抓捕歸案。”文局長說。
我說：“這兩個礦老板，不同以往的石遠方和古漢科，是剛剛脫逃的，你們一定要想方設法，把他們抓回來。活要見人，死要見屍。不要像石遠方和古漢科那樣，弄的我們很傷神，很被動。尤其要注意的是，不要變成無頭案。”
“行，請書記放心，我們對把礦老板抓回有信心，我們一定會把礦老板抓回來。”文局長說。
“你們的監控錄像清晰嗎？”我問。
“因為是夜晚，沒有白天清晰，但還是可以看得清楚。”文局長說。
“你們可以製作出來嗎？”我問。
“可以啊。”文局長說。
“可以在明天早晨之前製作出來嗎？”
“當然可以，製作出來幹什麽啊？”
“我想明天開常委會的時候，放給大家看一看。我們不能諱疾忌醫，家醜該外揚的還得外揚。你們說，我的這種想法合理嗎？”
“我們局沒意見，該是我們的責任就是我們的責任啊。”文局長說。
“放一下也好，也讓大家看看。形象直觀地看清是怎麽回事。”王主任說。
“書記的這個建議非常好，放出來對如何處理這件事很有幫助。”劉書記說。
“文局長，你就把這件事吩咐下去吧。你先打電話，打完電話我們再接著聊。”
文局長打完電話後，我說：“除了幕後主使短期還難以查清外，其它的事實已經很清楚了。該輪到我們快刀斬亂麻，給他們雷霆一擊了。怎麽處理相關責任人，你們有明確的意見嗎？”
“劉書記是紀委書記，又牽頭搞了調查，還是請劉書記說吧。”文局長說。
“我們跟公安局商量了一下，建議給直接責任人，四個值班幹警和值班副所長‘雙開’，鑒於這五人嚴重違法，對抗組織調查，拒不交代幕後主使，建議移交司法部門依法懲處。”劉書記說。
“還有嗎？”我問。
“鑒於看守所所長、教導員管理不到位，嚴重失職，建議給予黨內嚴重警告處分，行政記大過處分。”劉書記說。
“還有嗎？”
“沒了。”劉書記說。
“是這樣嗎？文局長？”我問。
“是啊，是縣紀委和我們局聯合調查組的意見。”文局長說。
“王主任，你對這種處理，有什麽看法？”我問。
“我覺得這種處理可以啊。”王主任說。
“書記認為不妥嗎？”劉書記問。
我說：“你們都記得城關鎮派出所，抓打德國客商克思曼先生的事吧？”
都說記得。
我說：“我記得當時的縣委書記是這樣處理的，撤銷城關派出所正副所長的職務，將姓嚴的副所長和毆打克思曼先生的幹警一同清除公安隊伍，對負有領導責任的縣公安局長文勝天同誌給予警告處分，對分管副局長給予嚴重警告處分。”
我說：“同時，由縣紀委、政法委、監察局和審計局等部門組成聯合調查組，對城關派出所亂罰款和私設小金庫一事進行調查，如違法就移交司法機關依法嚴懲。”
我說：“你們說說，克思曼被毆打事件影響大，還是礦老板脫逃事件影響大？”
“克思曼被毆打事件趕跑了客商，惡化了我們縣的投資環境，影響惡劣。礦老板脫逃事件，是我們的公安幹警監守自盜，故意放跑重要罪犯，知法犯法，同樣影響惡劣。”文局長說。
“如果書記覺得處罰過輕，再處罰我，我也沒意見。”文局長說。
“如果對比克思曼被毆打事件，那我們對礦老板脫逃事件的處理，就還沒有到位。”王主任說。
“劉書記的意見呢？”我問。
“我還沒用明確的思路，幹脆書記說個意見吧，我們再統一認識。”劉書記說。
“對，我讚成劉書記的想法。”王主任說。
“我也讚成。”文局長說。
我說：“劉書記說的，‘雙開’五個直接責任人，移交司法部門依法處理，我很讚成。但這畢竟是一個很嚴重，很惡劣的事件，我覺得，還要追加對看守所所長、教導員的處罰。”
“怎麽追加處罰呢？”劉書記問。
我說：“直接撤銷看守所所長、教導員的職務，作為一般民警安排。黨內嚴重警告處分，行政記大過處分就沒必要了。”
“書記還要往上追究嗎？”劉書記問。
“是，撤銷縣公安局分管副局長的職務，降為看守所所長，同時，縣公安局再選派一名同誌擔任教導員，在局裏的統一領導下，對看守所進行整頓，我們決不能允許再發生類似的事件。”我說。
“繼續往上追究嗎？”劉書記問。
“是，對負有領導責任的縣委副書記、政法委書記趙程大、常務副縣長錢一兵、公安局局長文勝天給予口頭批評。”我說。
“你們覺得，我這種思路如何？”我問。
“就是要重處理，嚴處理，讓公安局的全體成員和全縣幹部職工多長一點記性，多吸收一點教訓，以絕後患。”我說。
“我讚成書記的想法，就是要嚴處理，重處理。”組織部部長、統戰部部長邊西林說。
“就聊到這裏吧，我還要等著初步的調查結論呢。”我說。
我讓縣委辦公室主任王庭打電話問一下劉書記，縣紀委和公安局組成的聯合調查組調查得怎麽樣了，王主任打完電話後說，調查得差不多了，他們馬上過來。
剛看了幾份材料，王主任就陪著縣紀委書記劉勇剛和公安局局長文勝天進來了。
王主任正要離開，我說：“別走了，留下來一起聽聽，一起出出主意吧。”
我說：“劉書記，文局長，你們辛苦了，說說初步的調查情況吧。”
文局長說：“直接責任人有五個，四個值班幹警和一個當班的副所長。”
“說詳細一點。”我說。
文局長說：“關押礦老板的第一道關卡，就是礦老板的房間鐵門沒鎖。我們問了兩個值班的幹警，為什麽不鎖門？兩個值班的幹警說，忘記了。”
“文局長，你相信這個理由嗎？”我問。
“當然不相信。”文局長說。
“劉書記，你相信嗎？”我問。
“哄鬼鬼都不信。”劉書記說。
“王主任呢？”
“這怎麽可能呢？是不是有意為之啊？”王主任說。
“那第二道關卡呢？”我問。
“第二道關卡，就是那棟樓的鐵門也沒鎖。”文局長說。
“還是這兩個值班幹警幹的嗎？他們是不是也說忘記了？”我問。
“是啊。”文局長說。
“你們問過有沒有人指使他們，是不是故意不鎖門的啊？”我問。
“問了，他們不說。就一口咬定說，工作有些粗心，忘記鎖門了。”文局長說。
“他們還說，平時也有忘記鎖門的時候，都沒有出事，偏偏這次出事了，點子低，火氣差。”文局長說。
“讓他們狡辯去吧，那第三道關卡呢？”我問。
“第三道關卡，就是那一片區域的關卡，屬於另外兩個值班幹警負責。他們說，正要鎖門的時候，電話來了，就隻顧著接手機，接完手機後，忘記了鎖門。”文局長說。
“他們不知道自己的日常工作職責嗎？這樣的原因也敢扯啊？”我說。
“反正他們是這麽說的。”文局長說。
“那第四道關卡呢？”我問。
“第四道關卡是最後一道關卡，兩個礦老板在當時值班的副所長那裏換了衣服。出第四道關卡時，值班幹警堅決不開門，是值班副所長說是他的朋友，要值班幹警開門，值班幹警才開門的。”文局長說。
“這麽說，值班副所長的責任最大，是典型的監守自盜，明知故犯，知法犯法？”
“是。”文局長說。
“問了值班副所長嗎？一個副所長怎麽敢明目張膽地這麽幹呢？是誰讓他這麽幹的？”
“問了，值班副所長說，他跟兩個礦老板平時交情不錯，礦老板為人仗義，平時很關照他，他拉不下情麵，不得不放他們走。”
“這個理由站得住腳嗎？難道礦老板有先見之明，知道遲早有一天，要進看守所，先打個埋伏？培養一個‘臥底’？”
“那倒未必，我問過看守所的正副所長、教導員和其他的人，值班所長平時根本沒接觸過礦老板，跟礦老板並沒有什麽交集。”文局長說。
“看守所所長甚至對我說，礦老板連他這個正所長都看不上眼，怎麽會跟他一個副所長有交情呢？”文局長說。
“這麽說，是值班副所長扯了謊，他的背後，是明顯有人指使？”我問。
“這是明擺著的事啊。”文局長說。
“這五名責任人現在在哪裏？”我問。
“在看守所裏，被我們從局裏派下去的人嚴加看管著，等待我們進一步處理。”文局長說。
“那兩個礦老板跑出去的情況呢？”我問。
“我們和市局正在追捕中，目前還沒有什麽消息。”文局長說。
“他們能跑到哪裏去呢？”我問他們，也問我自己。
“礦老板脫逃，肯定是有人周密安排，周密布置的。短時間沒有消息很正常，但時間一長，我們肯定會找到蜘蛛馬跡，肯定會找到他們，肯定會把他們抓捕歸案。”文局長說。
我說：“這兩個礦老板，不同以往的石遠方和古漢科，是剛剛脫逃的，你們一定要想方設法，把他們抓回來。活要見人，死要見屍。不要像石遠方和古漢科那樣，弄的我們很傷神，很被動。尤其要注意的是，不要變成無頭案。”
“行，請書記放心，我們對把礦老板抓回有信心，我們一定會把礦老板抓回來。”文局長說。
“你們的監控錄像清晰嗎？”我問。
“因為是夜晚，沒有白天清晰，但還是可以看得清楚。”文局長說。
“你們可以製作出來嗎？”我問。
“可以啊。”文局長說。
“可以在明天早晨之前製作出來嗎？”
“當然可以，製作出來幹什麽啊？”
“我想明天開常委會的時候，放給大家看一看。我們不能諱疾忌醫，家醜該外揚的還得外揚。你們說，我的這種想法合理嗎？”
“我們局沒意見，該是我們的責任就是我們的責任啊。”文局長說。
“放一下也好，也讓大家看看。形象直觀地看清是怎麽回事。”王主任說。
“書記的這個建議非常好，放出來對如何處理這件事很有幫助。”劉書記說。
“文局長，你就把這件事吩咐下去吧。你先打電話，打完電話我們再接著聊。”
文局長打完電話後，我說：“除了幕後主使短期還難以查清外，其它的事實已經很清楚了。該輪到我們快刀斬亂麻，給他們雷霆一擊了。怎麽處理相關責任人，你們有明確的意見嗎？”
“劉書記是紀委書記，又牽頭搞了調查，還是請劉書記說吧。”文局長說。
“我們跟公安局商量了一下，建議給直接責任人，四個值班幹警和值班副所長‘雙開’，鑒於這五人嚴重違法，對抗組織調查，拒不交代幕後主使，建議移交司法部門依法懲處。”劉書記說。
“還有嗎？”我問。
“鑒於看守所所長、教導員管理不到位，嚴重失職，建議給予黨內嚴重警告處分，行政記大過處分。”劉書記說。
“還有嗎？”
“沒了。”劉書記說。
“是這樣嗎？文局長？”我問。
“是啊，是縣紀委和我們局聯合調查組的意見。”文局長說。
“王主任，你對這種處理，有什麽看法？”我問。
“我覺得這種處理可以啊。”王主任說。
“書記認為不妥嗎？”劉書記問。
我說：“你們都記得城關鎮派出所，抓打德國客商克思曼先生的事吧？”
都說記得。
我說：“我記得當時的縣委書記是這樣處理的，撤銷城關派出所正副所長的職務，將姓嚴的副所長和毆打克思曼先生的幹警一同清除公安隊伍，對負有領導責任的縣公安局長文勝天同誌給予警告處分，對分管副局長給予嚴重警告處分。”
我說：“同時，由縣紀委、政法委、監察局和審計局等部門組成聯合調查組，對城關派出所亂罰款和私設小金庫一事進行調查，如違法就移交司法機關依法嚴懲。”
我說：“你們說說，克思曼被毆打事件影響大，還是礦老板脫逃事件影響大？”
“克思曼被毆打事件趕跑了客商，惡化了我們縣的投資環境，影響惡劣。礦老板脫逃事件，是我們的公安幹警監守自盜，故意放跑重要罪犯，知法犯法，同樣影響惡劣。”文局長說。
“如果書記覺得處罰過輕，再處罰我，我也沒意見。”文局長說。
“如果對比克思曼被毆打事件，那我們對礦老板脫逃事件的處理，就還沒有到位。”王主任說。
“劉書記的意見呢？”我問。
“我還沒用明確的思路，幹脆書記說個意見吧，我們再統一認識。”劉書記說。
“對，我讚成劉書記的想法。”王主任說。
“我也讚成。”文局長說。
我說：“劉書記說的，‘雙開’五個直接責任人，移交司法部門依法處理，我很讚成。但這畢竟是一個很嚴重，很惡劣的事件，我覺得，還要追加對看守所所長、教導員的處罰。”
“怎麽追加處罰呢？”劉書記問。
我說：“直接撤銷看守所所長、教導員的職務，作為一般民警安排。黨內嚴重警告處分，行政記大過處分就沒必要了。”
“書記還要往上追究嗎？”劉書記問。
“是，撤銷縣公安局分管副局長的職務，降為看守所所長，同時，縣公安局再選派一名同誌擔任教導員，在局裏的統一領導下，對看守所進行整頓，我們決不能允許再發生類似的事件。”我說。
“繼續往上追究嗎？”劉書記問。
“是，對負有領導責任的縣委副書記、政法委書記趙程大、常務副縣長錢一兵、公安局局長文勝天給予口頭批評。”我說。
“你們覺得，我這種思路如何？”我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