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個人在家裏，閑得無聊，正好高迎春把你們的合影發過來了，就想借合影的事，跟你聊個天，沒別的意思，你不要多想。”妻子華莉說。
“好啊，聊吧。”我說。
“其實那個應老師，高迎春經常跟我談起過，我了解的，說不定比你了解的還多些。應老師擔任新淩河大橋的形象代言人，也是高迎春推薦給梁剛的。”華莉說。
“你們既然都知道她，應該跟她找個好婆家啊。”
“這事不要你操心，你幹好你的縣委書記就行了。”
“你不是說要來看看房子嗎？什麽時候來啊？”
“你們海水花園公寓的房子建起來了嗎？”
“還沒有。”
“大概好要多長時間啊？”
“半年。”
“如果還要等半年，我就不能來了。”
“為什麽不能來啊？”我問。
“我要跟你生兒子啊。”
“你有反應了？”
“哪有那麽快啊。”
“那怎麽知道是兒子啊？”
“感覺啊。我告訴你，我的感覺一向很靈敏、很準。”華莉說。
“那我就靜候佳音了。”
“我告訴你，我們在三亞就說過，你們那裏的房子我肯定是要買的，如果我來不了，我就請高迎春跟我看一看。高迎春的眼光比我還毒辣，應該知道還有多少升值空間。”
“買房子的事，也不要我操心嗎？”
“是，我不拖你的後腿，你一心一意幹好你的縣委書記就行了。”
“好。”
“時間不早了，早點休息吧。”華莉說。
“好。”
翻看手機信息，新淩河大橋形象代言人、縣一中英語教師應姍紅給我微信留言，說有話問我。剛跟華莉解釋半天，我猶豫了一下，我不想惹麻煩，本不想回話，又擔心真的有什麽事，就回話了。
“有什麽事嗎？”我問。
“您怎麽才回話啊？”
“談事在。”
“談什麽事啊？”
“工作上的事，就是怎麽把月光縣整體形象打造好。”
“我今天的茶藝表演怎麽樣？”應老師問。
“還行，比上次的表現要自然一點。”
“謝謝誇獎！謝謝鼓勵！”
“你怎麽知道這麽多茶知識啊？”我問。
“我從網上找的，又結合自己的理解，適當加工後，使之符合口語的特點，然後背了下來。”
“你背這麽多東西，不分心，影響教學嗎？”
“不會，老師始終是我第一位的工作，我是不會放棄教學的。”
“哦。”
“我聽市長說，你們說了不少的燃情故事，什麽燃情故事啊？”應老師問。
“你個小丫頭，你不懂。”
“什麽不懂啊？”
“大人的事，小孩懂什麽？”
“我不是小孩，我是人民教師，辛勤的園丁。”應老師說。
“那你就好好當好人民教師，辛勤園丁啊，問這幹什麽？”
“問一下不行嗎？再說了，您是縣委書記，中央有要求，要密切聯係群眾，群眾有要求，您就得回應啊。”
“我們在礦業公司時，談到了礦工們的情感故事，又通過礦工們的情感故事，談到了我們自己的初戀故事。”我說。
“怎麽談的啊？”
“無可奉告。”
“怎麽無可奉告啊？”
“你的問話，不著邊際。”
“怎麽不著邊際啊？”
“就是該問的就問，不該問的就別問。我該答的就答，不該答的就不回答。”我說。
“您是一名縣委書記，您對群眾的態度，不端正啊。”
“那什麽叫端正呢？”
“就是我問您答，實話實說。”
“那你問吧。”
“跟我講講您的初戀故事吧。”
“涉及到個人隱私，我選擇回避。”
“《茶賦》寫的那麽好，正如領導們說的，完全可以成為經久流傳的名篇。請問書記，您是在哪抄的啊？”
“你的問題，玷汙了我高尚的人格，我可以選擇不回答。”
“盧市長起頭，沈主任收尾，你們每人說一句的詩，說的不錯啊。你們領導們都很有才啊，出口成詩。”
“應景之作，談不上很有才。洪部長說的很中肯，就一般般，很粗糙，要想成為詩，還需要細細打磨，盧市長的任務很重啊。”
“馬縣長說了一句，技藝不凡應老師，您覺得怎麽樣？”
“那是在誇你呢。”
“這八句話，我就覺得您說的一句最好。”應老師說。
“哪一句啊？”
“淩河不幸又有幸。”
“怎麽好啊？”
“不幸，是因為大橋垮塌，死了那麽多人。有幸，是因為要建新橋，建一座人民群眾通向美好未來的金橋。這句話有一種曆史的滄桑感，這是您，一名縣委書記，心係百姓，情漫蒼天的真實寫照啊。”
“你個小丫頭，你懂什麽？”
“我對您有意見啊。”
“有什麽意見啊？”
“別總是小丫頭，小丫頭的叫。”
“那我怎麽叫？”
“我告訴您，我是人民教師，辛勤的園丁，人類靈魂的工程師。”
“人民教師，辛勤的園丁，人類靈魂的工程師同誌，你還有什麽話要說嗎？”
“您這叫的太多了。”
“不是你要我這麽叫的嗎？”
“可以簡稱啊。”
“怎麽簡稱啊？”我問。
“就叫應老師好了。”
“還是叫小丫頭順口。”
“跟您提了批評意見，您怎麽就是不虛心接受呢？您這麽對待群眾的批評意見，是典型的官僚主義的表現啊。”
“你還有什麽要問的嗎？小丫頭，不，應老師。”
“能接受批評，改正錯誤，就是好同誌，好領導。我問您，他們真能把八句詩修改潤色後，書寫出來嗎？”
“當然啊，我還要寫小序呢。”
“他們能送我一份嗎？”應老師問。
“當然。”
“我擔心他們說話不算數啊。”
“怎麽會不算數呢？”
“他們不送我怎麽辦？”
“把我的給你啊。”
“這還像個縣委書記的樣子。”應老師說。
“謝謝表揚。”
“我問您，您為什麽剛開始不同意跟我一起唱歌呢？”
“不是唱了嗎？”
“那是後來。”
“反正唱了啊。”
“您是不是覺得我歌唱得不好，配不上您的歌喉啊？”應老師問。
“別睜著眼睛說瞎話啊，誰不知道你歌唱得好啊。”
“那您是不是覺得我地位低下，不配跟您一起唱歌啊？”
“你怎麽越問越沒有水平啊，你地位低下什麽？你地位低下，怎麽我點名請你當評委？地位低下怎麽能跟央企領導、市長打分？”我說。
“你地位低下，怎麽是網絡名人？怎麽是新淩河大橋的形象代言人？”我說。
“那您是不是覺得我長得不好看，不配跟您一起唱歌啊？”
“你拿個鏡子照一照啊，看你長得好看不好看啊。”
“我照了，我覺得好像不難看啊。”
“那看跟誰比。”
“什麽意思？”應老師問。
“如果跟豬八戒比，你當然不難看啊。”
“我又對您有意見了，您一個縣委書記，怎麽能這麽貶低群眾，貶低老百姓呢？”
“好吧，我虛心接受。跟東施比，你當然不難看啊。”
“反正在您眼裏，我總是一個不好看的小丫頭。”
“我的眼長在我眼眶裏，怎麽看是我的事。”
“您知道嗎，我第一次跟您對唱，心情非常激動。能跟我的救命恩人一起唱歌，是我最大的幸福啊。”
“你接著吹啊，還什麽是最大的幸福？”
“本來是這樣啊，我沒有吹啊。”
“我記得跟你說過多次，你怎麽就一點不長記性呢？”
“怎麽不長記性？我告訴您，我記性好的很。我能熟練地學習和運用英語，就是記性好的結果。”應老師說。
“你不是我救的，我不是你的救命恩人，我也沒那個能力救你。我不是跟你說過多次嗎？你怎麽還是記不住呢？”
“您怎麽總是讓我對您有意見呢？所有的人，包括我父母都明白，如果不是您，我早就不在人間了。您說，您不是我的救命恩人，誰是我的救命恩人？”
“你的救命恩人，應該是許許多多的救援人員，包括醫務人員，包括一線、二線的所有的救援人員。說大一點，就是黨組織和人民政府。”我說。
“我當然會常常懷著感恩的心活著，不過，我心裏明白，如果沒有您縱身一躍，拉住我，我早就沒命了。”
“那也會有人施救你的啊。”
“即便有人救我，哪有像救您那樣的力度啊？沒有像救您一樣的力度，我能活到今天嗎？再說了，如果不是您緊緊抱著那顆樹，我們兩人說不定都活不成了。所以，我很感謝您。”
“你怎麽不感謝你自己啊？”我問。
“憑什麽要感謝我自己啊？”
“如果你不死死抱住一個人的腰，你能活下來嗎？所以，你要感謝你自己，能牢牢地抓住一棵救命稻草。”
“那不是一棵救命的稻草，那是一棵樹，一棵牢牢地紮根大地的、堅強的大樹。幸虧這個大樹，我活了下來。”
“管它是救命稻草還是救命的大樹，隻要抓住就好，抓住就有一線生機。我這不是針對單個的被洪水卷走的事說的，不是誇你，也不是誇我。我這應該是對我們彼此的人生說的。”
“所以啊，我要謝謝您。”
“你不要把救人當包袱，當成沉重的負擔。你應該好好活著，輕鬆自在地活著，幸福地活著。”
“謝謝書記。”
“不用那麽客氣。”
“書記能否告訴我？什麽叫幸福地活著呢？”
“托爾斯泰說，幸福的家庭都是相同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我對你幸福的活著的理解是，做人友，做人妻，做人母，做人祖母，平安祥和地活著，一直活到你身上所有的零部件，都自然地停止了工作為止。”我說。
“我記得有句歌詞，叫做‘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就是和你一起慢慢變老’。我希望你能找到一個人，和你一起慢慢變老。”我說。
“謝謝！您知道這首歌的歌名嗎？”
“知道啊。”
“說說看。”
“這麽簡單，還要說啊？”
“有時最簡單的，也是最容易被忽略的，您說吧。”
“《最浪漫的事》。”
“誰唱出名的呢？”
“台灣歌手趙詠華，因她的精彩演唱曾經風靡一時。”
“您知道是說作詞？誰作曲的嗎？”
“我記不得了。”
“您也有記不得的時候啊？我還以為您是一個全能型的人才，什麽都知道，什麽都記得呢？”
“你別損我了。”
“我告訴您，《最浪漫的事》是姚若龍作詞，李正帆作曲的。”
“還是你腦子好使啊。”我說。
“我還有話要問您。”
“你問吧。”
“您被洪水卷走後，為什麽翁書記要發那麽大的脾氣？為什麽要動用那麽多人力、物力、財力救您呢？”應老師問。
“好啊，聊吧。”我說。
“其實那個應老師，高迎春經常跟我談起過，我了解的，說不定比你了解的還多些。應老師擔任新淩河大橋的形象代言人，也是高迎春推薦給梁剛的。”華莉說。
“你們既然都知道她，應該跟她找個好婆家啊。”
“這事不要你操心，你幹好你的縣委書記就行了。”
“你不是說要來看看房子嗎？什麽時候來啊？”
“你們海水花園公寓的房子建起來了嗎？”
“還沒有。”
“大概好要多長時間啊？”
“半年。”
“如果還要等半年，我就不能來了。”
“為什麽不能來啊？”我問。
“我要跟你生兒子啊。”
“你有反應了？”
“哪有那麽快啊。”
“那怎麽知道是兒子啊？”
“感覺啊。我告訴你，我的感覺一向很靈敏、很準。”華莉說。
“那我就靜候佳音了。”
“我告訴你，我們在三亞就說過，你們那裏的房子我肯定是要買的，如果我來不了，我就請高迎春跟我看一看。高迎春的眼光比我還毒辣，應該知道還有多少升值空間。”
“買房子的事，也不要我操心嗎？”
“是，我不拖你的後腿，你一心一意幹好你的縣委書記就行了。”
“好。”
“時間不早了，早點休息吧。”華莉說。
“好。”
翻看手機信息，新淩河大橋形象代言人、縣一中英語教師應姍紅給我微信留言，說有話問我。剛跟華莉解釋半天，我猶豫了一下，我不想惹麻煩，本不想回話，又擔心真的有什麽事，就回話了。
“有什麽事嗎？”我問。
“您怎麽才回話啊？”
“談事在。”
“談什麽事啊？”
“工作上的事，就是怎麽把月光縣整體形象打造好。”
“我今天的茶藝表演怎麽樣？”應老師問。
“還行，比上次的表現要自然一點。”
“謝謝誇獎！謝謝鼓勵！”
“你怎麽知道這麽多茶知識啊？”我問。
“我從網上找的，又結合自己的理解，適當加工後，使之符合口語的特點，然後背了下來。”
“你背這麽多東西，不分心，影響教學嗎？”
“不會，老師始終是我第一位的工作，我是不會放棄教學的。”
“哦。”
“我聽市長說，你們說了不少的燃情故事，什麽燃情故事啊？”應老師問。
“你個小丫頭，你不懂。”
“什麽不懂啊？”
“大人的事，小孩懂什麽？”
“我不是小孩，我是人民教師，辛勤的園丁。”應老師說。
“那你就好好當好人民教師，辛勤園丁啊，問這幹什麽？”
“問一下不行嗎？再說了，您是縣委書記，中央有要求，要密切聯係群眾，群眾有要求，您就得回應啊。”
“我們在礦業公司時，談到了礦工們的情感故事，又通過礦工們的情感故事，談到了我們自己的初戀故事。”我說。
“怎麽談的啊？”
“無可奉告。”
“怎麽無可奉告啊？”
“你的問話，不著邊際。”
“怎麽不著邊際啊？”
“就是該問的就問，不該問的就別問。我該答的就答，不該答的就不回答。”我說。
“您是一名縣委書記，您對群眾的態度，不端正啊。”
“那什麽叫端正呢？”
“就是我問您答，實話實說。”
“那你問吧。”
“跟我講講您的初戀故事吧。”
“涉及到個人隱私，我選擇回避。”
“《茶賦》寫的那麽好，正如領導們說的，完全可以成為經久流傳的名篇。請問書記，您是在哪抄的啊？”
“你的問題，玷汙了我高尚的人格，我可以選擇不回答。”
“盧市長起頭，沈主任收尾，你們每人說一句的詩，說的不錯啊。你們領導們都很有才啊，出口成詩。”
“應景之作，談不上很有才。洪部長說的很中肯，就一般般，很粗糙，要想成為詩，還需要細細打磨，盧市長的任務很重啊。”
“馬縣長說了一句，技藝不凡應老師，您覺得怎麽樣？”
“那是在誇你呢。”
“這八句話，我就覺得您說的一句最好。”應老師說。
“哪一句啊？”
“淩河不幸又有幸。”
“怎麽好啊？”
“不幸，是因為大橋垮塌，死了那麽多人。有幸，是因為要建新橋，建一座人民群眾通向美好未來的金橋。這句話有一種曆史的滄桑感，這是您，一名縣委書記，心係百姓，情漫蒼天的真實寫照啊。”
“你個小丫頭，你懂什麽？”
“我對您有意見啊。”
“有什麽意見啊？”
“別總是小丫頭，小丫頭的叫。”
“那我怎麽叫？”
“我告訴您，我是人民教師，辛勤的園丁，人類靈魂的工程師。”
“人民教師，辛勤的園丁，人類靈魂的工程師同誌，你還有什麽話要說嗎？”
“您這叫的太多了。”
“不是你要我這麽叫的嗎？”
“可以簡稱啊。”
“怎麽簡稱啊？”我問。
“就叫應老師好了。”
“還是叫小丫頭順口。”
“跟您提了批評意見，您怎麽就是不虛心接受呢？您這麽對待群眾的批評意見，是典型的官僚主義的表現啊。”
“你還有什麽要問的嗎？小丫頭，不，應老師。”
“能接受批評，改正錯誤，就是好同誌，好領導。我問您，他們真能把八句詩修改潤色後，書寫出來嗎？”
“當然啊，我還要寫小序呢。”
“他們能送我一份嗎？”應老師問。
“當然。”
“我擔心他們說話不算數啊。”
“怎麽會不算數呢？”
“他們不送我怎麽辦？”
“把我的給你啊。”
“這還像個縣委書記的樣子。”應老師說。
“謝謝表揚。”
“我問您，您為什麽剛開始不同意跟我一起唱歌呢？”
“不是唱了嗎？”
“那是後來。”
“反正唱了啊。”
“您是不是覺得我歌唱得不好，配不上您的歌喉啊？”應老師問。
“別睜著眼睛說瞎話啊，誰不知道你歌唱得好啊。”
“那您是不是覺得我地位低下，不配跟您一起唱歌啊？”
“你怎麽越問越沒有水平啊，你地位低下什麽？你地位低下，怎麽我點名請你當評委？地位低下怎麽能跟央企領導、市長打分？”我說。
“你地位低下，怎麽是網絡名人？怎麽是新淩河大橋的形象代言人？”我說。
“那您是不是覺得我長得不好看，不配跟您一起唱歌啊？”
“你拿個鏡子照一照啊，看你長得好看不好看啊。”
“我照了，我覺得好像不難看啊。”
“那看跟誰比。”
“什麽意思？”應老師問。
“如果跟豬八戒比，你當然不難看啊。”
“我又對您有意見了，您一個縣委書記，怎麽能這麽貶低群眾，貶低老百姓呢？”
“好吧，我虛心接受。跟東施比，你當然不難看啊。”
“反正在您眼裏，我總是一個不好看的小丫頭。”
“我的眼長在我眼眶裏，怎麽看是我的事。”
“您知道嗎，我第一次跟您對唱，心情非常激動。能跟我的救命恩人一起唱歌，是我最大的幸福啊。”
“你接著吹啊，還什麽是最大的幸福？”
“本來是這樣啊，我沒有吹啊。”
“我記得跟你說過多次，你怎麽就一點不長記性呢？”
“怎麽不長記性？我告訴您，我記性好的很。我能熟練地學習和運用英語，就是記性好的結果。”應老師說。
“你不是我救的，我不是你的救命恩人，我也沒那個能力救你。我不是跟你說過多次嗎？你怎麽還是記不住呢？”
“您怎麽總是讓我對您有意見呢？所有的人，包括我父母都明白，如果不是您，我早就不在人間了。您說，您不是我的救命恩人，誰是我的救命恩人？”
“你的救命恩人，應該是許許多多的救援人員，包括醫務人員，包括一線、二線的所有的救援人員。說大一點，就是黨組織和人民政府。”我說。
“我當然會常常懷著感恩的心活著，不過，我心裏明白，如果沒有您縱身一躍，拉住我，我早就沒命了。”
“那也會有人施救你的啊。”
“即便有人救我，哪有像救您那樣的力度啊？沒有像救您一樣的力度，我能活到今天嗎？再說了，如果不是您緊緊抱著那顆樹，我們兩人說不定都活不成了。所以，我很感謝您。”
“你怎麽不感謝你自己啊？”我問。
“憑什麽要感謝我自己啊？”
“如果你不死死抱住一個人的腰，你能活下來嗎？所以，你要感謝你自己，能牢牢地抓住一棵救命稻草。”
“那不是一棵救命的稻草，那是一棵樹，一棵牢牢地紮根大地的、堅強的大樹。幸虧這個大樹，我活了下來。”
“管它是救命稻草還是救命的大樹，隻要抓住就好，抓住就有一線生機。我這不是針對單個的被洪水卷走的事說的，不是誇你，也不是誇我。我這應該是對我們彼此的人生說的。”
“所以啊，我要謝謝您。”
“你不要把救人當包袱，當成沉重的負擔。你應該好好活著，輕鬆自在地活著，幸福地活著。”
“謝謝書記。”
“不用那麽客氣。”
“書記能否告訴我？什麽叫幸福地活著呢？”
“托爾斯泰說，幸福的家庭都是相同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我對你幸福的活著的理解是，做人友，做人妻，做人母，做人祖母，平安祥和地活著，一直活到你身上所有的零部件，都自然地停止了工作為止。”我說。
“我記得有句歌詞，叫做‘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就是和你一起慢慢變老’。我希望你能找到一個人，和你一起慢慢變老。”我說。
“謝謝！您知道這首歌的歌名嗎？”
“知道啊。”
“說說看。”
“這麽簡單，還要說啊？”
“有時最簡單的，也是最容易被忽略的，您說吧。”
“《最浪漫的事》。”
“誰唱出名的呢？”
“台灣歌手趙詠華，因她的精彩演唱曾經風靡一時。”
“您知道是說作詞？誰作曲的嗎？”
“我記不得了。”
“您也有記不得的時候啊？我還以為您是一個全能型的人才，什麽都知道，什麽都記得呢？”
“你別損我了。”
“我告訴您，《最浪漫的事》是姚若龍作詞，李正帆作曲的。”
“還是你腦子好使啊。”我說。
“我還有話要問您。”
“你問吧。”
“您被洪水卷走後，為什麽翁書記要發那麽大的脾氣？為什麽要動用那麽多人力、物力、財力救您呢？”應老師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