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說：“我臨來月光縣之前，專門拜訪過第二任縣委書記。他對我說，合資公司選的項目好，既能依托月光縣的資源，又對環境也沒有什麽汙染，加上克思曼先生財大氣粗，很有經濟頭腦和戰略眼光，一定會生意興隆，財源滾滾……。”
“二任縣委書記說得對，這個項目的確不錯啊。”市委書記翁敏傑說。
我說：“第二任縣委書記還動情地對我說，月光縣積貧積弱，到處都是‘哇哇待哺的孩子’，有了錢，就可以力所能及地為老百姓辦一些實事了。”
“說的好啊，省裏下來的幹部，素質就是不一樣啊。”翁書記說。
“可他還不是站不住腳，被人‘攆走’了。省裏下來的幹部，一個個被‘攆走’，連我這麽陽光、樂觀的人，都有點心裏陰影了。”我說。
“我們不說‘攆走’不‘攆走’的事吧，省裏下來的幹部一個個離開，原因很多，很複雜，一時半刻還說不清楚。有些事情，我也弄不清楚，想不明白。”翁書記說。
我說：“我隻是隨便說一下，也沒有請您細說月光縣前幾任縣委書記的事，您也別放在心上。”
“還是說說泉水係列開發項目的事吧，德國客商的事後來沒有什麽消息了，是不是這件事搞砸了啊？我怎麽就沒有一點印象呢？”翁書記說。
我說：“您分析的對，是搞砸了。”
“怎麽搞砸的？”翁書記問。
我說：“第二天早晨，二任縣委書記去請克思曼先生，打算跟他一起去市裏簽協議的時候，他找不到克思曼先生。”
“克思曼先生怎麽了？”翁書記問。
我說：“克思曼先生出事了。”
“出什麽事了？”翁書記問。
我說：“克思曼先生因為**被抓了。”
“還有這樣的事啊，你詳細說說，到底是怎麽回事？”
我說：“克思曼先生晚餐後，就回房間休息了。到了深夜，一陣電話鈴聲驚醒了他。電話是小姐打來的。問他要不要‘服務’，克思曼先生畢竟在中國呆過一段時間，簡單的中國話還是能聽懂一點的。”
“是不是克思曼先生犯‘生活作風’錯誤了？”翁書記問。
我說：“是，是犯‘迷糊’了。或許是趁著酒興，或許是離家太久，或許是沒把這當回事，或許是有這方麵的‘愛好’。總之，克思曼先生同意接受‘服務’，與小姐‘纏綿’了一陣，就抱著小姐睡著了。”
“哪接下來怎麽樣？”翁書記問。
我說：“賓館服務員私下裏與派出所有個‘君子協定’，誰提供線索抓獲嫖客，罰了款後，派出所就給服務員‘信息費’。當班服務員看見小姐進去後，半天不出來，就想外國人有錢，可以罰更多的錢，得到更多的‘信息費’。”
“月光縣也有這種事情啊？”翁書記問。
我說：“當然有。於是，賓館服務員把賓館經理反複交待的事當成了耳邊風，偷偷摸摸地給派出所打了電話。也許派出所也認為外國人有錢，得手容易，不敲白不敲。”
“派出所辦事‘效率’是不是很高啊？”翁書記問。
我說：“的確很高，一個姓嚴的副所長接到電話後，馬上帶了幾名幹警到了賓館，當班服務員悄悄打開房間，幹警輕輕掀開被子，對著赤條條的兩人拍照攝像後，就帶走了克思曼先生和隔壁房間的翻譯。”
“派出所是不是要克思曼先生交罰款啊？”翁書記問。
我說：“翁書記猜測的很對，克思曼先生帶到派出所後，派出所告訴他違反了中國法律，讓他交5萬元罰款走人。他嗷嗷叫著，就是不交。”
“派出所怎麽辦？”翁書記問。
我說：“派出所很有‘辦法’，一個幹警用板凳打了克思曼先生，打得他直告饒，他還是不交。後來降到2萬元，他依然不交。氣極了的幹警用皮帶猛抽他，他還是不交。最後降到5000元，他就是不交，不交又挨打。”
“派出所怎麽能這樣辦事啊？”翁書記有些氣憤地說。
我說：“不管派出所怎麽弄，克思曼先生總是一副要錢沒有，要命有一條的樣子。折騰了後半夜，派出所一分錢也沒有弄到，倒是把自己弄得筋疲力盡。正不知道該怎麽收場，縣公安局文局長怒氣衝衝地趕來了。”
“這個文局長是不是現在你們縣公安局的那個文局長啊？”翁書記問。
我說：“是的，是公安局局長文勝天同誌。文局長向二任縣委書記報告說，人在城關鎮派出所，請二任縣委書記去接人。”
我說：“接到文局長的電話後，二任縣委書記想，這麽一鬧，克思曼先生肯定對我們不滿。如果不親自去接，做好解釋工作，恐怕協議要泡湯。若協議泡湯，不僅我們所做的工作是竹籃子打水一場空，而且市裏方方麵麵肯定會來責怪我們，新聞媒體也會刨根問底，我們就會更被動，縣委振興經濟的努力就會受到重挫，月光縣脫貧致富就更難……。”
“二任縣委書記是怎麽處理這件事呢？”翁書記問。
我說：“二任縣委書記趕到城關鎮派出所時，克思曼先生已經坐在了會議室裏，周圍的人對他‘諂媚’地笑。一夜之間，克思曼先生由原來的座上賓變成了階下囚，又由階下囚變成了座上賓。”
“這算不算‘黑色幽默’啊？”翁書記問。
我說：“我不知道算不算‘黑色幽默’？但派出所的確很不像話。當時的情況是，克思曼先生哇哇叫著，他氣憤地掀開衣服，露出上身，皮帶抽打的痕跡清晰可見，板凳打的地方是青一塊紫一塊。說良心話，幹警下手實在狠了點。”
“後來的情況怎麽樣？”翁書記問。
我說：“二任縣委書記認為，自己的當務之急就是安撫好克思曼先生，完成簽字‘大業’。他們一行將克思曼先生接到賓館，不停地陪著小心，說這絕對是誤會，說一定嚴肅處理打人的事。”
我說：“二任縣委書記很細心，還打電話讓衛生局長帶醫務人員給克思曼先生檢查身體，上藥敷藥。但克思曼先生不為所動，說馬上要離開月光縣，離開中國，他們苦苦挽留未果。”
“這麽說，這件事就這麽黃了？”翁書記問。
我說：“是的，是黃了。強扭的瓜不甜啊，他們隻好請克思曼先生做兩件事。一是相信我們一定會處理好這件事，回國後一定不要將此事講出來，特別是不能對新聞媒體講，否則，就會在西方掀起大波，釀成中德之間嚴重的外交事件，給我國帶來極為嚴重的政治影響。”
我說：“二是中國人曆來好講麵子，講形象，講虛榮心。今天的簽字儀式已經安排好，無故取消就會帶來極為惡劣的影響，請他務必堅持出席一下，簽下協議，為了不使協議生效，產生法律後果，可將原來的正式協議改為意向性協議。”
“克思曼先生按照你們的意思辦了？”翁書記問。
我說：“是。畢竟克思曼先生也有難以啟齒的地方，畢竟他們朝夕相處了這麽長時間，還有些情麵。克思曼先生勉強同意了，意向性協議簽定後，他們立即把克思曼先生一行送到了機場。”
我說：“帶著對中國人民的友好感情，滿腔熱情，執著來華投資的克思曼先生，就這樣帶著滿身的傷痕，帶著遺憾，帶著抹不掉的記憶，傷感地離開了月光縣，離開了中國。”
我說：“二任縣委書記說，他相信，克思曼先生身體痛，心裏更痛。飛機從二任縣委書記的頭上呼嘯而過，他眼望長空，極度失望，極度傷痛，極度憤怒。”
“二任縣委書記做了善後工作沒有？譬如說，怎麽處理城關鎮派出所的那些人？”翁書記問。
我說：“做了。二任縣委書記主持召開了常委會，要求立即撤銷城關派出所正副所長的職務，將姓嚴的副所長和毆打克思曼先生的幹警一同清除公安隊伍，由縣紀委、政法委、監察局和審計局等部門組成聯合調查組，對城關派出所亂罰款和私設小金庫一事進行調查，如違法就移交司法機關依法嚴懲。”
我說：“對負有領導責任的縣公安局長文勝天同誌給予警告處分，對分管副局長給予嚴重警告處分；要求撤銷賓館經理、當班經理的職務，辭退當班服務員，對負有領導責任的縣機關事務管理局局長給嚴重警告處分，並通報全縣……。”
“這樣處理很很好，就是要這樣毫不留情地處理。”翁書記說。
我說：“在開常委會時，大家的認識並不完全一致。二任書記在常委會上說，假若我們不先處理，掌握主動權，即使克思曼先生不說，萬一他妻子或朋友將他被毆打的事傳出去，經無孔不入的西方新聞媒體一渲染，我們就更被動了。”
我說：“二任書記說，那時，如果上麵追問下來，不僅縣委、縣政府招架不住，恐怕市委、市政府，甚至省委、省政府也要受牽連。”
我說：“二任書記說，我們先處理就先掌握主動，萬一上麵問起來，我們就可以理直氣壯地說，我們已經深刻認識到了事情的嚴重性，已經嚴肅處理了當事人……。”
我說：“這次招商引資失敗，是對躊躇滿誌的二任書記的一次重大打擊，是對他努力重振月光縣經濟的一次重大打擊。他眼望蒼天，欲哭無淚。他切身感受到，貧窮的月光縣經不起這種折騰！”
我說：“二任書記跟我說起這件事的時候，眼睛濕潤，淚水順著臉頰往下流，一直不停往下流……。”
我說：“我這次到德國去，就是找到克思曼先生，請他重新回來，把前任縣委書記沒有完成完的事，繼續完成下去。”
“你有這個把握嗎？克思曼先生能夠回來嗎？”翁書記問。
“我沒有把握，但我不想錯過這個機會，我想努力說服他。”
“你說說看，你打算怎麽說服他？你做了哪些準備工作？”
我說：“第一，我想告訴克思曼先生，我們月光縣縣城的麵貌已經發生了質的變化。隨著新淩河大橋的竣工通車，隨著市民休閑廣場的落成，隨著海水花園公寓的完工，那個貧窮落後的縣城已經一去不複返了。”
“說得好，那第二呢？”翁書記問。
我說：“第二，月光縣的各個項目相繼啟動，未來月光縣的經濟蓬勃發展。以礦業公司恢複生產為代表，紅廟聯合體、道教六峰山、柳樹湖度假村等一係列項目紛紛啟動，月光縣會開啟經濟繁榮發展的新篇章。”
“有第三嗎？”翁書記問。
我說：“有。第三，文化、教育、衛生等工作有新的起色。我們投入3000多萬元，啟動各個文化項目，向文化強縣穩步前行。我們的新峽光中學全省一流。我們市縣的優質教育、衛生資源正在向鄉鎮傾斜。”
“還有嗎？”翁書記問。
我說：“有。第四，我們國家要在2020年，全麵建成小康社會，我們縣不可能掉隊。隨著人們生活水平的提高，對各種功能飲品的需求會呈現暴發似的增長，克思曼先生的公司將會欣欣向榮，不斷發展壯大。”
“說的好啊，小剛,你有什麽具體的辦法嗎？”翁書記問。
“二任縣委書記說得對，這個項目的確不錯啊。”市委書記翁敏傑說。
我說：“第二任縣委書記還動情地對我說，月光縣積貧積弱，到處都是‘哇哇待哺的孩子’，有了錢，就可以力所能及地為老百姓辦一些實事了。”
“說的好啊，省裏下來的幹部，素質就是不一樣啊。”翁書記說。
“可他還不是站不住腳，被人‘攆走’了。省裏下來的幹部，一個個被‘攆走’，連我這麽陽光、樂觀的人，都有點心裏陰影了。”我說。
“我們不說‘攆走’不‘攆走’的事吧，省裏下來的幹部一個個離開，原因很多，很複雜，一時半刻還說不清楚。有些事情，我也弄不清楚，想不明白。”翁書記說。
我說：“我隻是隨便說一下，也沒有請您細說月光縣前幾任縣委書記的事，您也別放在心上。”
“還是說說泉水係列開發項目的事吧，德國客商的事後來沒有什麽消息了，是不是這件事搞砸了啊？我怎麽就沒有一點印象呢？”翁書記說。
我說：“您分析的對，是搞砸了。”
“怎麽搞砸的？”翁書記問。
我說：“第二天早晨，二任縣委書記去請克思曼先生，打算跟他一起去市裏簽協議的時候，他找不到克思曼先生。”
“克思曼先生怎麽了？”翁書記問。
我說：“克思曼先生出事了。”
“出什麽事了？”翁書記問。
我說：“克思曼先生因為**被抓了。”
“還有這樣的事啊，你詳細說說，到底是怎麽回事？”
我說：“克思曼先生晚餐後，就回房間休息了。到了深夜，一陣電話鈴聲驚醒了他。電話是小姐打來的。問他要不要‘服務’，克思曼先生畢竟在中國呆過一段時間，簡單的中國話還是能聽懂一點的。”
“是不是克思曼先生犯‘生活作風’錯誤了？”翁書記問。
我說：“是，是犯‘迷糊’了。或許是趁著酒興，或許是離家太久，或許是沒把這當回事，或許是有這方麵的‘愛好’。總之，克思曼先生同意接受‘服務’，與小姐‘纏綿’了一陣，就抱著小姐睡著了。”
“哪接下來怎麽樣？”翁書記問。
我說：“賓館服務員私下裏與派出所有個‘君子協定’，誰提供線索抓獲嫖客，罰了款後，派出所就給服務員‘信息費’。當班服務員看見小姐進去後，半天不出來，就想外國人有錢，可以罰更多的錢，得到更多的‘信息費’。”
“月光縣也有這種事情啊？”翁書記問。
我說：“當然有。於是，賓館服務員把賓館經理反複交待的事當成了耳邊風，偷偷摸摸地給派出所打了電話。也許派出所也認為外國人有錢，得手容易，不敲白不敲。”
“派出所辦事‘效率’是不是很高啊？”翁書記問。
我說：“的確很高，一個姓嚴的副所長接到電話後，馬上帶了幾名幹警到了賓館，當班服務員悄悄打開房間，幹警輕輕掀開被子，對著赤條條的兩人拍照攝像後，就帶走了克思曼先生和隔壁房間的翻譯。”
“派出所是不是要克思曼先生交罰款啊？”翁書記問。
我說：“翁書記猜測的很對，克思曼先生帶到派出所後，派出所告訴他違反了中國法律，讓他交5萬元罰款走人。他嗷嗷叫著，就是不交。”
“派出所怎麽辦？”翁書記問。
我說：“派出所很有‘辦法’，一個幹警用板凳打了克思曼先生，打得他直告饒，他還是不交。後來降到2萬元，他依然不交。氣極了的幹警用皮帶猛抽他，他還是不交。最後降到5000元，他就是不交，不交又挨打。”
“派出所怎麽能這樣辦事啊？”翁書記有些氣憤地說。
我說：“不管派出所怎麽弄，克思曼先生總是一副要錢沒有，要命有一條的樣子。折騰了後半夜，派出所一分錢也沒有弄到，倒是把自己弄得筋疲力盡。正不知道該怎麽收場，縣公安局文局長怒氣衝衝地趕來了。”
“這個文局長是不是現在你們縣公安局的那個文局長啊？”翁書記問。
我說：“是的，是公安局局長文勝天同誌。文局長向二任縣委書記報告說，人在城關鎮派出所，請二任縣委書記去接人。”
我說：“接到文局長的電話後，二任縣委書記想，這麽一鬧，克思曼先生肯定對我們不滿。如果不親自去接，做好解釋工作，恐怕協議要泡湯。若協議泡湯，不僅我們所做的工作是竹籃子打水一場空，而且市裏方方麵麵肯定會來責怪我們，新聞媒體也會刨根問底，我們就會更被動，縣委振興經濟的努力就會受到重挫，月光縣脫貧致富就更難……。”
“二任縣委書記是怎麽處理這件事呢？”翁書記問。
我說：“二任縣委書記趕到城關鎮派出所時，克思曼先生已經坐在了會議室裏，周圍的人對他‘諂媚’地笑。一夜之間，克思曼先生由原來的座上賓變成了階下囚，又由階下囚變成了座上賓。”
“這算不算‘黑色幽默’啊？”翁書記問。
我說：“我不知道算不算‘黑色幽默’？但派出所的確很不像話。當時的情況是，克思曼先生哇哇叫著，他氣憤地掀開衣服，露出上身，皮帶抽打的痕跡清晰可見，板凳打的地方是青一塊紫一塊。說良心話，幹警下手實在狠了點。”
“後來的情況怎麽樣？”翁書記問。
我說：“二任縣委書記認為，自己的當務之急就是安撫好克思曼先生，完成簽字‘大業’。他們一行將克思曼先生接到賓館，不停地陪著小心，說這絕對是誤會，說一定嚴肅處理打人的事。”
我說：“二任縣委書記很細心，還打電話讓衛生局長帶醫務人員給克思曼先生檢查身體，上藥敷藥。但克思曼先生不為所動，說馬上要離開月光縣，離開中國，他們苦苦挽留未果。”
“這麽說，這件事就這麽黃了？”翁書記問。
我說：“是的，是黃了。強扭的瓜不甜啊，他們隻好請克思曼先生做兩件事。一是相信我們一定會處理好這件事，回國後一定不要將此事講出來，特別是不能對新聞媒體講，否則，就會在西方掀起大波，釀成中德之間嚴重的外交事件，給我國帶來極為嚴重的政治影響。”
我說：“二是中國人曆來好講麵子，講形象，講虛榮心。今天的簽字儀式已經安排好，無故取消就會帶來極為惡劣的影響，請他務必堅持出席一下，簽下協議，為了不使協議生效，產生法律後果，可將原來的正式協議改為意向性協議。”
“克思曼先生按照你們的意思辦了？”翁書記問。
我說：“是。畢竟克思曼先生也有難以啟齒的地方，畢竟他們朝夕相處了這麽長時間，還有些情麵。克思曼先生勉強同意了，意向性協議簽定後，他們立即把克思曼先生一行送到了機場。”
我說：“帶著對中國人民的友好感情，滿腔熱情，執著來華投資的克思曼先生，就這樣帶著滿身的傷痕，帶著遺憾，帶著抹不掉的記憶，傷感地離開了月光縣，離開了中國。”
我說：“二任縣委書記說，他相信，克思曼先生身體痛，心裏更痛。飛機從二任縣委書記的頭上呼嘯而過，他眼望長空，極度失望，極度傷痛，極度憤怒。”
“二任縣委書記做了善後工作沒有？譬如說，怎麽處理城關鎮派出所的那些人？”翁書記問。
我說：“做了。二任縣委書記主持召開了常委會，要求立即撤銷城關派出所正副所長的職務，將姓嚴的副所長和毆打克思曼先生的幹警一同清除公安隊伍，由縣紀委、政法委、監察局和審計局等部門組成聯合調查組，對城關派出所亂罰款和私設小金庫一事進行調查，如違法就移交司法機關依法嚴懲。”
我說：“對負有領導責任的縣公安局長文勝天同誌給予警告處分，對分管副局長給予嚴重警告處分；要求撤銷賓館經理、當班經理的職務，辭退當班服務員，對負有領導責任的縣機關事務管理局局長給嚴重警告處分，並通報全縣……。”
“這樣處理很很好，就是要這樣毫不留情地處理。”翁書記說。
我說：“在開常委會時，大家的認識並不完全一致。二任書記在常委會上說，假若我們不先處理，掌握主動權，即使克思曼先生不說，萬一他妻子或朋友將他被毆打的事傳出去，經無孔不入的西方新聞媒體一渲染，我們就更被動了。”
我說：“二任書記說，那時，如果上麵追問下來，不僅縣委、縣政府招架不住，恐怕市委、市政府，甚至省委、省政府也要受牽連。”
我說：“二任書記說，我們先處理就先掌握主動，萬一上麵問起來，我們就可以理直氣壯地說，我們已經深刻認識到了事情的嚴重性，已經嚴肅處理了當事人……。”
我說：“這次招商引資失敗，是對躊躇滿誌的二任書記的一次重大打擊，是對他努力重振月光縣經濟的一次重大打擊。他眼望蒼天，欲哭無淚。他切身感受到，貧窮的月光縣經不起這種折騰！”
我說：“二任書記跟我說起這件事的時候，眼睛濕潤，淚水順著臉頰往下流，一直不停往下流……。”
我說：“我這次到德國去，就是找到克思曼先生，請他重新回來，把前任縣委書記沒有完成完的事，繼續完成下去。”
“你有這個把握嗎？克思曼先生能夠回來嗎？”翁書記問。
“我沒有把握，但我不想錯過這個機會，我想努力說服他。”
“你說說看，你打算怎麽說服他？你做了哪些準備工作？”
我說：“第一，我想告訴克思曼先生，我們月光縣縣城的麵貌已經發生了質的變化。隨著新淩河大橋的竣工通車，隨著市民休閑廣場的落成，隨著海水花園公寓的完工，那個貧窮落後的縣城已經一去不複返了。”
“說得好，那第二呢？”翁書記問。
我說：“第二，月光縣的各個項目相繼啟動，未來月光縣的經濟蓬勃發展。以礦業公司恢複生產為代表，紅廟聯合體、道教六峰山、柳樹湖度假村等一係列項目紛紛啟動，月光縣會開啟經濟繁榮發展的新篇章。”
“有第三嗎？”翁書記問。
我說：“有。第三，文化、教育、衛生等工作有新的起色。我們投入3000多萬元，啟動各個文化項目，向文化強縣穩步前行。我們的新峽光中學全省一流。我們市縣的優質教育、衛生資源正在向鄉鎮傾斜。”
“還有嗎？”翁書記問。
我說：“有。第四，我們國家要在2020年，全麵建成小康社會，我們縣不可能掉隊。隨著人們生活水平的提高，對各種功能飲品的需求會呈現暴發似的增長，克思曼先生的公司將會欣欣向榮，不斷發展壯大。”
“說的好啊，小剛,你有什麽具體的辦法嗎？”翁書記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