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任縣委書記遊有餘說：“我又吩咐秘書趕緊把賓館經理找來，一會兒，賓館經理跑過來了，睡眼惺忪，是秘書把他從床上拖起來的，想必又打了一通宵麻將。”
遊書記說：“我問他是怎麽接待克思曼先生的，他說是按縣委要求接待的。我問他克思曼先生昨晚被人抓走了知不知道，他說絕對不可能，我讓他回賓館把事情搞清楚後馬上告訴我。”
遊書記繼續說：“經理離開後，我來回踱步，心中焦躁不安。很快，賓館經理跑過來了，全身大汗淋漓，一副驚恐萬狀的樣子。‘怎麽回事？’我問他，看那個樣子，我就感到大事不妙。”
“事情弄清楚了吧？”我問。
“賓館經理嘴唇發抖，戰戰兢兢地對我說，‘書……書記，人……人的確被抓了’。我問是誰抓的？他說是城關派出所。我問為什麽抓他？他吞吞吐吐地說，‘好像……好像是嫖……**。’”
“**？幹嘛**，在縣委賓館**，不知道深淺輕重嗎？這裏麵肯定有什麽蹊蹺啊。”我分析道。
“我肺都氣炸了，直麵文局長，目露凶光地說，都是你幹的好事，快去，把原因搞清，把人接回來。不，你到派出所後，馬上給我打電話，我親自去接。我叫秘書先跟文局長一起去，弄清情況，做好安撫工作，我隨後就到。”
“情況搞清楚了嗎？”
“還沒呢，我又對賓館經理說，回到賓館後，把詳細情況搞清楚，馬上告訴我。”
“賓館經理搞清楚了嗎？”
“聽我慢慢說，接下來的時間裏，我體會到什麽叫心靈煎熬，什麽叫度日如年。等待原因的時間實在是太漫長了，我受不了這種等待。”
“我能理解。”
“賓館經理來了，他不敢隱瞞，把知道的情況一五一十地講了。”
“這下應該搞清楚了吧？”
“差不多吧。原來，克思曼先生晚餐後，就回房間休息了。到了深夜，一陣電話鈴聲驚醒了他。電話是小姐打來的。問他要不要‘服務’，克思曼先生畢竟在中國呆過很長時間，簡單的中國話還是能聽懂一點的。”遊書記說。
“或許是趁著酒興，或許是離家太久，或許是沒把這當回事。總之，他同意接受‘服務’，與小姐‘纏綿’了一陣，就抱著小姐睡著了。賓館服務員私下裏與派出所有個‘君子協定’，誰提供線索抓獲嫖客，罰了款後，派出所就給服務員‘信息費’。”遊書記說。
“當班服務員看見小姐進去後，半天不出來，就想外國人有錢，可以罰更多的錢，得到更多的‘信息費’。於是，她把賓館經理反複交待的事當成了耳邊風，偷偷摸摸地給派出所打了電話。也許派出所也認為外國人有錢，得手容易，不敲白不敲。”遊書記說。
“一個姓嚴的副所長馬上帶了幾名幹警到了賓館，當班服務員悄悄打開房間，幹警輕輕掀開被子，對著赤條條的兩人拍照攝像後，就帶走了克思曼先生和隔壁房間的翻譯。”遊書記說。
“事情是這樣的啊？”我有些哭笑不得。
遊書記苦笑著說：“城關派出所內，秘書報告說，文局長大發雷霆，讓正副所長和參與幹警把事情的經過原原本本地講了出來。克思曼先生帶到派出所後，派出所告訴他違反了中國法律，讓他交5萬元罰款走人。”
遊書記說：“他嗷嗷叫著，就是不交。幹警用板凳打了他，打得他直告饒，他還是不交。後來降到2萬元，他依然不交。氣極了的幹警用皮帶猛抽他，他還是不交。最後降到5000元，他就是不交，不交又挨打。不管派出所怎麽弄，他總是一副要錢沒有，要命有一條的樣子。”
遊書記說：“折騰了後半夜，派出所一分錢也沒有弄到，倒是把自己弄得筋疲力盡。正不知道該怎麽收場，文局長怒氣衝衝地趕來了。文局長要我去接人，我立即驅車前往，走到半路，司機忽然把車停了下來，我正要發問，司機小心翼翼地跟我說了話。”
“司機說了什麽？”我問。
“他說，能不能聽他說一句話，這句話本來不該他說。我讓他快說，他說，我不能去接。”
“為什麽不能去？這時候就是要以最快速度趕過去，做好賠禮、解釋、安慰工作啊？”我大惑不解。
“司機很耐心地對我說，無論怎麽說，克思曼先生的身份已經變了。他不再是客商，而是一個嫖客，我作為一個縣委書記，親自到公安部門去接一個玩弄中國女性的外國嫖客，實在有些不妥，影響恐怕不好。”遊書記說。
“說得有道理啊，看來，你的司機是個明白人啊。”
“是啊，司機的確說的不錯。我大吃一驚，馬上警醒過來，像是對司機又像是對自己說，這麽一鬧，克思曼先生肯定對我們不滿。如果不親自去接，做好解釋工作，恐怕協議要泡湯。”遊書記說。
“若協議泡湯，不僅我們所做的工作是竹籃子打水一場空，而且市裏方方麵麵肯定會來責怪我們，新聞媒體也會刨根問底，我們就會更被動，縣委振興經濟的努力就會受到重挫，月光縣脫貧致富就更難……。”遊書記說。
“是啊，是啊。”我也深有同感。
“司機聽了我的話後，有些善解人意地說，我如果堅持要去，可以請馬縣長、經貿委郭主任一起去，最好不要一個人去。司機說得有道理，我定好時間，分別給馬縣長、郭主任打了電話，讓他倆立即趕到城關派出所。”
“派出所那裏怎麽樣？”
“我們到了派出所，克思曼先生已經坐在了會議室裏，周圍的人對他‘諂媚’地笑。一夜之間，克思曼先生由原來的座上賓變成了階下囚，又由階下囚變成了座上賓。我不知道他感覺怎樣，我不知道他是否能通過這件事，對我們這個有悠久曆史的古老而常新的國家有了更進一步的了解。”遊書記說。
“克思曼先生有什麽反應呢？”我問。
“克思曼先生哇哇叫著，他氣憤地掀開衣服，露出上身，皮帶抽打的痕跡清晰可見，板凳打的地方是青一塊紫一塊。幹警下手實在狠了點。”
“是不是應該狠狠處理一下？這麽下去怎麽得了啊！”我聽不下去了。
“是要狠狠處理，不過，我們的當務之急是要安撫好克思曼先生，完成簽字‘大業’。我們一行將克思曼先生接到賓館，不停地陪著小心，說這絕對是誤會，我們一定嚴肅處理打人的事。”遊書記說。
“我開始做善後工作，打電話讓衛生局長帶醫務人員給他檢查身體，上藥服藥。但他不為所動，說馬上要離開月光縣，離開中國，我們苦苦挽留未果。”遊書記說。
“這麽說，這件事黃了？”我問。
“是的，黃了。強扭的瓜不甜，我們隻好請他做兩件事。一是相信我們一定會處理好這件事，回國後一定不要將此事講出來，特別是不能對新聞媒體講，否則，就會在西方掀起大波，釀成中德之間嚴重的外交事件，給我國帶來極為嚴重的政治影響。”遊書記說。
“二是中國人曆來好講麵子，講形象，講虛榮心。今天的簽字儀式已經安排好，無故取消就會帶來極為惡劣的影響，請他務必堅持出席一下，簽下協議，為了不使協議生效，產生法律後果，可將原來的正式協議改為意向性協議。”遊書記說。
“就這樣處理了？克思曼先生能聽你們的嗎？”我問。
“不這樣處理怎麽辦？你說，你有什麽更好的辦法？畢竟克思曼先生也有難以啟齒的地方，畢竟我們朝夕相處這麽些日子，有些情麵。他勉強同意了，意向性協議簽定後，我們立即把克思曼先生一行送到機場。”遊書記說。
“唉……。”我仰天長歎一聲。
“帶著對中國人民的友好感情，滿腔熱情，執著來華投資的克思曼先生，就這樣帶著滿身的傷痕，帶著遺憾，帶著抹不掉的記憶，傷感地離開了月光縣，離開了中國。”遊書記說。
“我相信，克思曼先生身體痛，心裏更痛。飛機從我頭上呼嘯而過，我眼望長空，極度失望，極度傷痛，極度憤怒。我咬牙切齒，開始行使縣委書記的權利，清算一些人的‘罪行’。”遊書記說。
“怎麽清算啊？”我問。
“這次事前沒做那麽多工作，我提議召開了常委會，要求立即撤銷城關派出所正副所長的職務，將姓嚴的副所長和毆打克思曼先生的幹警一同清除公安隊伍，由縣紀委、政法委、監察局和審計局等部門組成聯合調查組，對城關派出所亂罰款和私設小金庫一事進行調查，如違法就移交司法機關依法嚴懲。”遊書記說。
“對負有領導責任的縣公安局長文勝天同誌給予警告處分，對分管副局長給予嚴重警告處分；要求撤銷賓館經理、當班經理的職務，辭退當班服務員，對負有領導責任的縣機關事務管理局局長給嚴重警告處分，並通報全縣………。”遊書記說。
“這次常委們反應如何？”我問。
“大多數常委表示讚同，隻有縣委副書記兼政法委書記趙程大說，不管怎麽說，克思曼先生是因為**才被抓的，賣淫**畢竟是社會醜惡現象，打擊賣淫**畢竟是精神文明建設的一部分。如果這麽大張旗鼓地處分人，恐怕對精神文明建設不利，對‘掃黃打非’不利。如果他們對處理決定不服上告、伸冤，我們就很被動。要記住，抓嫖客的大方向還是對的。”
“你怎麽說？”
“我解釋說，我們當然不會因為抓嫖客而處分人，而是有其它的理由。比如隨便打人、亂罰款、私設小金庫，賓館方麵沒有完成縣委、縣政府的重要接待任務等。退一步說，假若我們不先處理，掌握主動權，即使克思曼先生不說，萬一他妻子或朋友將他被毆打的事傳出去，經無孔不入的西方新聞媒體一渲染，我們就更被動了。”遊書記說。
“那時，上麵過問下來，不僅縣委、縣政府招架不住，恐怕市委、市政府，甚至省委、省政府也要受牽連。我們先處理就先掌握主動，萬一上麵問起來，我們就可以理直氣壯地說，我們已經深刻認識到了事情的嚴重性，已經嚴肅處理了當事人……。”遊書記說。
“當然，我們這麽處理並不是說我們怕什麽，是因為我們有些單位和當事人的確有錯，的確做得有些過分。你們想想，好端端的一個項目，就這麽沒了，多可惜啊，我心痛啊，不這麽處理能行嗎？月光縣總要進步，總得橫下一條心往前走啊！總之，人是要堅決處理的，請各位常委按管理權限分頭執行吧。”遊書記說。
“處理得幹淨利落嗎？”我問。
“可以這樣說，基本上幹淨利落。這次反對的聲音不大，阻力也不大，常委會的意見也得到了很好的落實，事情就這樣告了一個段落。”遊書記說。
“這次招商引資失敗，是對躊躇滿誌的我的一次重大打擊，是對我重振月光縣經濟努力的一次重大打擊。我眼望蒼天，欲哭無淚。我切身感受到，我貧窮的月光縣經不起這種折騰！”遊書記說。
說到這裏，遊書記的眼睛濕潤了，有淚水順著臉頰往下流，一直往下流。
遊書記說：“我問他是怎麽接待克思曼先生的，他說是按縣委要求接待的。我問他克思曼先生昨晚被人抓走了知不知道，他說絕對不可能，我讓他回賓館把事情搞清楚後馬上告訴我。”
遊書記繼續說：“經理離開後，我來回踱步，心中焦躁不安。很快，賓館經理跑過來了，全身大汗淋漓，一副驚恐萬狀的樣子。‘怎麽回事？’我問他，看那個樣子，我就感到大事不妙。”
“事情弄清楚了吧？”我問。
“賓館經理嘴唇發抖，戰戰兢兢地對我說，‘書……書記，人……人的確被抓了’。我問是誰抓的？他說是城關派出所。我問為什麽抓他？他吞吞吐吐地說，‘好像……好像是嫖……**。’”
“**？幹嘛**，在縣委賓館**，不知道深淺輕重嗎？這裏麵肯定有什麽蹊蹺啊。”我分析道。
“我肺都氣炸了，直麵文局長，目露凶光地說，都是你幹的好事，快去，把原因搞清，把人接回來。不，你到派出所後，馬上給我打電話，我親自去接。我叫秘書先跟文局長一起去，弄清情況，做好安撫工作，我隨後就到。”
“情況搞清楚了嗎？”
“還沒呢，我又對賓館經理說，回到賓館後，把詳細情況搞清楚，馬上告訴我。”
“賓館經理搞清楚了嗎？”
“聽我慢慢說，接下來的時間裏，我體會到什麽叫心靈煎熬，什麽叫度日如年。等待原因的時間實在是太漫長了，我受不了這種等待。”
“我能理解。”
“賓館經理來了，他不敢隱瞞，把知道的情況一五一十地講了。”
“這下應該搞清楚了吧？”
“差不多吧。原來，克思曼先生晚餐後，就回房間休息了。到了深夜，一陣電話鈴聲驚醒了他。電話是小姐打來的。問他要不要‘服務’，克思曼先生畢竟在中國呆過很長時間，簡單的中國話還是能聽懂一點的。”遊書記說。
“或許是趁著酒興，或許是離家太久，或許是沒把這當回事。總之，他同意接受‘服務’，與小姐‘纏綿’了一陣，就抱著小姐睡著了。賓館服務員私下裏與派出所有個‘君子協定’，誰提供線索抓獲嫖客，罰了款後，派出所就給服務員‘信息費’。”遊書記說。
“當班服務員看見小姐進去後，半天不出來，就想外國人有錢，可以罰更多的錢，得到更多的‘信息費’。於是，她把賓館經理反複交待的事當成了耳邊風，偷偷摸摸地給派出所打了電話。也許派出所也認為外國人有錢，得手容易，不敲白不敲。”遊書記說。
“一個姓嚴的副所長馬上帶了幾名幹警到了賓館，當班服務員悄悄打開房間，幹警輕輕掀開被子，對著赤條條的兩人拍照攝像後，就帶走了克思曼先生和隔壁房間的翻譯。”遊書記說。
“事情是這樣的啊？”我有些哭笑不得。
遊書記苦笑著說：“城關派出所內，秘書報告說，文局長大發雷霆，讓正副所長和參與幹警把事情的經過原原本本地講了出來。克思曼先生帶到派出所後，派出所告訴他違反了中國法律，讓他交5萬元罰款走人。”
遊書記說：“他嗷嗷叫著，就是不交。幹警用板凳打了他，打得他直告饒，他還是不交。後來降到2萬元，他依然不交。氣極了的幹警用皮帶猛抽他，他還是不交。最後降到5000元，他就是不交，不交又挨打。不管派出所怎麽弄，他總是一副要錢沒有，要命有一條的樣子。”
遊書記說：“折騰了後半夜，派出所一分錢也沒有弄到，倒是把自己弄得筋疲力盡。正不知道該怎麽收場，文局長怒氣衝衝地趕來了。文局長要我去接人，我立即驅車前往，走到半路，司機忽然把車停了下來，我正要發問，司機小心翼翼地跟我說了話。”
“司機說了什麽？”我問。
“他說，能不能聽他說一句話，這句話本來不該他說。我讓他快說，他說，我不能去接。”
“為什麽不能去？這時候就是要以最快速度趕過去，做好賠禮、解釋、安慰工作啊？”我大惑不解。
“司機很耐心地對我說，無論怎麽說，克思曼先生的身份已經變了。他不再是客商，而是一個嫖客，我作為一個縣委書記，親自到公安部門去接一個玩弄中國女性的外國嫖客，實在有些不妥，影響恐怕不好。”遊書記說。
“說得有道理啊，看來，你的司機是個明白人啊。”
“是啊，司機的確說的不錯。我大吃一驚，馬上警醒過來，像是對司機又像是對自己說，這麽一鬧，克思曼先生肯定對我們不滿。如果不親自去接，做好解釋工作，恐怕協議要泡湯。”遊書記說。
“若協議泡湯，不僅我們所做的工作是竹籃子打水一場空，而且市裏方方麵麵肯定會來責怪我們，新聞媒體也會刨根問底，我們就會更被動，縣委振興經濟的努力就會受到重挫，月光縣脫貧致富就更難……。”遊書記說。
“是啊，是啊。”我也深有同感。
“司機聽了我的話後，有些善解人意地說，我如果堅持要去，可以請馬縣長、經貿委郭主任一起去，最好不要一個人去。司機說得有道理，我定好時間，分別給馬縣長、郭主任打了電話，讓他倆立即趕到城關派出所。”
“派出所那裏怎麽樣？”
“我們到了派出所，克思曼先生已經坐在了會議室裏，周圍的人對他‘諂媚’地笑。一夜之間，克思曼先生由原來的座上賓變成了階下囚，又由階下囚變成了座上賓。我不知道他感覺怎樣，我不知道他是否能通過這件事，對我們這個有悠久曆史的古老而常新的國家有了更進一步的了解。”遊書記說。
“克思曼先生有什麽反應呢？”我問。
“克思曼先生哇哇叫著，他氣憤地掀開衣服，露出上身，皮帶抽打的痕跡清晰可見，板凳打的地方是青一塊紫一塊。幹警下手實在狠了點。”
“是不是應該狠狠處理一下？這麽下去怎麽得了啊！”我聽不下去了。
“是要狠狠處理，不過，我們的當務之急是要安撫好克思曼先生，完成簽字‘大業’。我們一行將克思曼先生接到賓館，不停地陪著小心，說這絕對是誤會，我們一定嚴肅處理打人的事。”遊書記說。
“我開始做善後工作，打電話讓衛生局長帶醫務人員給他檢查身體，上藥服藥。但他不為所動，說馬上要離開月光縣，離開中國，我們苦苦挽留未果。”遊書記說。
“這麽說，這件事黃了？”我問。
“是的，黃了。強扭的瓜不甜，我們隻好請他做兩件事。一是相信我們一定會處理好這件事，回國後一定不要將此事講出來，特別是不能對新聞媒體講，否則，就會在西方掀起大波，釀成中德之間嚴重的外交事件，給我國帶來極為嚴重的政治影響。”遊書記說。
“二是中國人曆來好講麵子，講形象，講虛榮心。今天的簽字儀式已經安排好，無故取消就會帶來極為惡劣的影響，請他務必堅持出席一下，簽下協議，為了不使協議生效，產生法律後果，可將原來的正式協議改為意向性協議。”遊書記說。
“就這樣處理了？克思曼先生能聽你們的嗎？”我問。
“不這樣處理怎麽辦？你說，你有什麽更好的辦法？畢竟克思曼先生也有難以啟齒的地方，畢竟我們朝夕相處這麽些日子，有些情麵。他勉強同意了，意向性協議簽定後，我們立即把克思曼先生一行送到機場。”遊書記說。
“唉……。”我仰天長歎一聲。
“帶著對中國人民的友好感情，滿腔熱情，執著來華投資的克思曼先生，就這樣帶著滿身的傷痕，帶著遺憾，帶著抹不掉的記憶，傷感地離開了月光縣，離開了中國。”遊書記說。
“我相信，克思曼先生身體痛，心裏更痛。飛機從我頭上呼嘯而過，我眼望長空，極度失望，極度傷痛，極度憤怒。我咬牙切齒，開始行使縣委書記的權利，清算一些人的‘罪行’。”遊書記說。
“怎麽清算啊？”我問。
“這次事前沒做那麽多工作，我提議召開了常委會，要求立即撤銷城關派出所正副所長的職務，將姓嚴的副所長和毆打克思曼先生的幹警一同清除公安隊伍，由縣紀委、政法委、監察局和審計局等部門組成聯合調查組，對城關派出所亂罰款和私設小金庫一事進行調查，如違法就移交司法機關依法嚴懲。”遊書記說。
“對負有領導責任的縣公安局長文勝天同誌給予警告處分，對分管副局長給予嚴重警告處分；要求撤銷賓館經理、當班經理的職務，辭退當班服務員，對負有領導責任的縣機關事務管理局局長給嚴重警告處分，並通報全縣………。”遊書記說。
“這次常委們反應如何？”我問。
“大多數常委表示讚同，隻有縣委副書記兼政法委書記趙程大說，不管怎麽說，克思曼先生是因為**才被抓的，賣淫**畢竟是社會醜惡現象，打擊賣淫**畢竟是精神文明建設的一部分。如果這麽大張旗鼓地處分人，恐怕對精神文明建設不利，對‘掃黃打非’不利。如果他們對處理決定不服上告、伸冤，我們就很被動。要記住，抓嫖客的大方向還是對的。”
“你怎麽說？”
“我解釋說，我們當然不會因為抓嫖客而處分人，而是有其它的理由。比如隨便打人、亂罰款、私設小金庫，賓館方麵沒有完成縣委、縣政府的重要接待任務等。退一步說，假若我們不先處理，掌握主動權，即使克思曼先生不說，萬一他妻子或朋友將他被毆打的事傳出去，經無孔不入的西方新聞媒體一渲染，我們就更被動了。”遊書記說。
“那時，上麵過問下來，不僅縣委、縣政府招架不住，恐怕市委、市政府，甚至省委、省政府也要受牽連。我們先處理就先掌握主動，萬一上麵問起來，我們就可以理直氣壯地說，我們已經深刻認識到了事情的嚴重性，已經嚴肅處理了當事人……。”遊書記說。
“當然，我們這麽處理並不是說我們怕什麽，是因為我們有些單位和當事人的確有錯，的確做得有些過分。你們想想，好端端的一個項目，就這麽沒了，多可惜啊，我心痛啊，不這麽處理能行嗎？月光縣總要進步，總得橫下一條心往前走啊！總之，人是要堅決處理的，請各位常委按管理權限分頭執行吧。”遊書記說。
“處理得幹淨利落嗎？”我問。
“可以這樣說，基本上幹淨利落。這次反對的聲音不大，阻力也不大，常委會的意見也得到了很好的落實，事情就這樣告了一個段落。”遊書記說。
“這次招商引資失敗，是對躊躇滿誌的我的一次重大打擊，是對我重振月光縣經濟努力的一次重大打擊。我眼望蒼天，欲哭無淚。我切身感受到，我貧窮的月光縣經不起這種折騰！”遊書記說。
說到這裏，遊書記的眼睛濕潤了，有淚水順著臉頰往下流，一直往下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