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許，有人認為，這一輩子，不管愛得有多麽轟轟烈烈，當天人永隔時，愛情也會寂寂散場。說這些話的人，他一定不知道，有一位女人，活在對親人的思念中走過了這一生。在彌留之際，她輕聲地問：“我死了以後，可不可以和我先生葬在一起？”
要有多勇敢，對一個人才能這樣戀戀不舍？又要有多勇敢，在天各一方時還能這樣念念不忘。
她就是莫斯科的芬娜，作為台灣的第一夫人，她更願做的，應是蔣經國一個人的“第一夫人”。
蔣經國與芬娜相逢在寒冷的西伯利亞。在有關每一段才子佳人的想象裏，他們無不是在鮮花芳菲的四月，或是落花滿階的暮春相遇，開始“金風玉露一相逢，便勝卻人間無數”的初見。然而，現實生活的殘酷不容許我們太多浪漫的想象，比如說蔣經國與芬娜。他們初遇時，身旁不是一樹一樹的花開，隻有殘酷的政治黑暗和寒冷的西伯利亞的空氣。
孫逸仙大學在蘇聯共產黨的努力下，在莫斯科成立。該學校的主要生源是中國留學生，主要教授馬列主義。出於政治的需要，也是為了送子出國深造，十六歲的蔣經國在父親的安排下，來到向往已久的蘇聯。在蘇聯留學的蔣經國，無論是在學業還是實踐各個方麵，都過得一帆風順。他不知道，災難已經悄悄地接近，不知不覺中，他被卷入了政治的漩渦。
1927年，蔣介石在上海發動了舉世震驚的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國民黨與共產黨的關係惡化，國共合作第一次破裂。在此期間，蔣經國發表聲明，聲討蔣介石。他說：“蔣介石的叛變並不使人感到意外。當他滔滔不絕地談論革命時，他已經逐漸開始背叛革命，迫切盼望與張作霖、孫傳芳謀求妥協。蔣介石已結束他的革命生涯，作為一個革命者，他死了！他已走向反革命，並且是工農大眾的敵人。蔣介石曾經是我的父親和革命的朋友，他已走向反革命陣營，現在他已經是我的敵人了。”這一聲明也是日後蔣介石對他不滿的主要原因，然而，“虎毒不食子”，蔣經國最後還是取得了父親的原諒。
因為蔣經國特殊的身世，他在蘇聯飽受苦難。曾被流放西伯利亞，後因表現良好，將其調到烏拉爾重型機械廠工作。就是在這裏，他邂逅了一生的愛情。
這段異域情緣，在人們的口耳相傳之下，越發地神秘，也為他們的愛情覆蓋上一層迷離的美感。或許，這就是愛情，兜兜轉轉，才別有一番滋味在心頭。
據說，加班到深夜的蔣經國在回宿舍的路上，看到一個身強力壯的男人糾纏一個女人，意圖不軌。於是，蔣經國上演了一幕“英雄救美人”的戲劇，三拳兩腳就將那個男人打翻在地。他救下的這位女子，就是後來成為他妻子的芬娜。這個夜晚一如繼往的寒冷，然而，芬娜眼中的光芒足以映亮黑夜、融化冰冷，這種力量叫作愛情。女人的天性使然，她們都喜歡強大的男人，他可以有一副並不高大的身板，但一定要有一方堅強的臂灣，芬娜也不例外。她在這位來自中國的男子身上遺落了一顆芳心。
四季輪回，人的一生要經曆很多春天，或許，因為一個人，總有那麽一個春天是與眾不同的。你的眼裏，不再是單純的綠、紅、黃、紫，而如萬花筒一般，呈現出繽紛絢麗的色彩。1935年的春天，在芬娜的眼裏，應該是幸福的顏色吧。她與蔣經國的婚禮在烏拉爾重型機械廠的工人俱樂部內舉行，《國際歌》在他們的婚禮上奏響，也許，這是冥冥之中的昭示，他們一生，注定要活在政治的背景下。
婚後的生活有甜蜜，也有苦楚。愛倫的出生，給蔣經國的生活增添了一抹亮色，這個自少年時代就“獨在異鄉為異客”的人，首次享受到家庭的溫暖。由於蔣經國特殊的身份，他們無法像一對平凡的夫妻那樣，過著與世無爭的生活，芬娜的肩上承擔了太多對丈夫的憂慮。
1936年12月12日，中國爆發西安事變。身在他鄉的蔣經國憂心忡忡，屢次向蘇聯政府申請回國，均沒有得到批準。與此同時，他候補共產黨員的資格也被取消，並且還被撤銷了他的一切職務。對於這段歲月，蔣經國在日記中記載道：我的情緒極度低落，朋友亦漸漸遠離我。這六個月的艱苦日子，一家三口隻靠我妻子的收入維生。我太太有空安慰我的時候，我就盡量鬆弛一下。
1936年，中蘇兩國關係得到緩解，蔣廷黻出任駐蘇大使，據他回憶說：“臨行前，委員長夫人曾告訴我說，委員長希望他滯留在俄國的長公子經國能回國。”斯大林得知這一消息後，經過一番深思熟慮，同意放蔣經國回到中國。他在克裏姆林宮接見了蔣經國，並對他說：“你雖然在蘇聯已經13年了，但你是個中國人。你們國家和人民正遭受著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與奴役，你應該回中國去，為你們國家和民族的解放而奮鬥。”
1937年4月，蔣經國攜芬娜踏上了中國的土地。一時間，蔣經國可謂是百感交集。“少小離家老大回，鄉音無改鬂毛衰。”對他來說，這是故土，是家鄉。然而，對於蔣方良來說，她在這裏是異客。她跟隨丈夫，穿越了千山萬水，來到他的祖國，她頭上頂著太子妃的光環，不僅僅意味著，她要從此放棄自己的政治信仰，還意味著，她必須得到這個中國“第一家庭”的認同，甚至是全國人民的認同。
在愛倫出生的時候，蔣經國曾寄相片給蔣介石，對這位洋媳婦，蔣介石自然是不陌生。然而，當金發碧眼的兒媳站在他的麵前時，蔣介石一時之間還是無從適應。經過兩三個月的相處之後，蔣介石發現，芬娜體貼、婉約、孝順，絲毫不遜色於中國婦女，是一位典型的賢妻良母。蔣介石親自為她取名“蔣方良”，取方正賢良之意。
回到溪口之後，遵循母親毛福梅的意願，二人又補辦了一場盛大的中式婚禮。不久，蔣經國赴贛南上任，蔣方良跟隨婆婆毛福梅在溪口居住，開始了她在中國的生活。
語言是蔣方良遇到的第一關，她經過一年的刻苦學習，已經能用中國話和人流利地交談了。第二關是飲食，在俄國的時候，經常是一片麵包，一盤土豆泥就度日子，麵對中國複雜的吃食，蔣方良一時間很難適應，經常吩咐廚師把菜做淡點。然而就是這個起初連口味都無法適應的俄國姑娘，日後竟然可以煮出一桌子拿手的寧波菜，連蔣介石都為之讚歎。第三關也是最難的一關，就是中國的禮節。自古以來，中國就以禮儀之邦著稱。其禮節之繁複，就連中國人都無法盡數掌握，而蔣方良就在這方麵吃過虧。
1949年清明節時，蔣介石最後一次來到溪口祭祖。他在母親王采玉的墳墓前躬身下拜，並囑咐兒孫“多磕幾個頭”。輪到蔣方良時，她隻是在墓前鞠了一躬，這讓事母至孝的蔣介石情何以堪，他連聲怒斥“不懂禮節”。
十七年之後，在蔣方良五十歲的生日上，蔣介石親筆手書“賢良慈孝”送給她留念，這是對蔣方良在禮節上所下功夫最大的肯定。
“方良”二字，可謂是實至名歸，就連蔣介石對她也是交口稱讚。他曾經對蔣經國說過，蔣經國在蘇聯最大的成就就是給他領回了這個洋兒媳。而對蔣介石，蔣方良也是極盡孝順之事，蔣經國曾記載說：父親逝世，吾妻悲痛異常，日夜痛苦，幾已成疾，頗為之憂。父親逝世之夜，吾妻曾吻父親之額以哀永別。猶憶當妻歸國拜見父母之後，曾對餘言：‘餘幼年即喪父母，而由胞姊養大成人，今來歸蔣氏，必視君之父母為我之父母。’此言相隔已有三十八年，吾妻如此言之，即如此行之，可謂盡孝矣。妻五十歲生日，父親曾親書‘賢良慈孝’，贈之以作紀念，妻視為至寶，除保留原件外，並請人將此四字刻之於石，置於室中。去年春節，父母雙親曾與妻攝影留念。此一照片亦置於房中。父親逝世之次日，餘見妻曾對石刻哭不成聲。餘獨自守靈於慈湖，時以家中病妻為念。
昔日芬娜，今日方良。她把少女時代的芬娜留在了故國，那片雖然寒冷，卻承載了她自由的土地。如今，生活在中國的，是一位低調、隱忍，名為方良的堅強女子。
要有多勇敢，對一個人才能這樣戀戀不舍？又要有多勇敢，在天各一方時還能這樣念念不忘。
她就是莫斯科的芬娜，作為台灣的第一夫人，她更願做的，應是蔣經國一個人的“第一夫人”。
蔣經國與芬娜相逢在寒冷的西伯利亞。在有關每一段才子佳人的想象裏，他們無不是在鮮花芳菲的四月，或是落花滿階的暮春相遇，開始“金風玉露一相逢，便勝卻人間無數”的初見。然而，現實生活的殘酷不容許我們太多浪漫的想象，比如說蔣經國與芬娜。他們初遇時，身旁不是一樹一樹的花開，隻有殘酷的政治黑暗和寒冷的西伯利亞的空氣。
孫逸仙大學在蘇聯共產黨的努力下，在莫斯科成立。該學校的主要生源是中國留學生，主要教授馬列主義。出於政治的需要，也是為了送子出國深造，十六歲的蔣經國在父親的安排下，來到向往已久的蘇聯。在蘇聯留學的蔣經國，無論是在學業還是實踐各個方麵，都過得一帆風順。他不知道，災難已經悄悄地接近，不知不覺中，他被卷入了政治的漩渦。
1927年，蔣介石在上海發動了舉世震驚的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國民黨與共產黨的關係惡化，國共合作第一次破裂。在此期間，蔣經國發表聲明，聲討蔣介石。他說：“蔣介石的叛變並不使人感到意外。當他滔滔不絕地談論革命時，他已經逐漸開始背叛革命，迫切盼望與張作霖、孫傳芳謀求妥協。蔣介石已結束他的革命生涯，作為一個革命者，他死了！他已走向反革命，並且是工農大眾的敵人。蔣介石曾經是我的父親和革命的朋友，他已走向反革命陣營，現在他已經是我的敵人了。”這一聲明也是日後蔣介石對他不滿的主要原因，然而，“虎毒不食子”，蔣經國最後還是取得了父親的原諒。
因為蔣經國特殊的身世，他在蘇聯飽受苦難。曾被流放西伯利亞，後因表現良好，將其調到烏拉爾重型機械廠工作。就是在這裏，他邂逅了一生的愛情。
這段異域情緣，在人們的口耳相傳之下，越發地神秘，也為他們的愛情覆蓋上一層迷離的美感。或許，這就是愛情，兜兜轉轉，才別有一番滋味在心頭。
據說，加班到深夜的蔣經國在回宿舍的路上，看到一個身強力壯的男人糾纏一個女人，意圖不軌。於是，蔣經國上演了一幕“英雄救美人”的戲劇，三拳兩腳就將那個男人打翻在地。他救下的這位女子，就是後來成為他妻子的芬娜。這個夜晚一如繼往的寒冷，然而，芬娜眼中的光芒足以映亮黑夜、融化冰冷，這種力量叫作愛情。女人的天性使然，她們都喜歡強大的男人，他可以有一副並不高大的身板，但一定要有一方堅強的臂灣，芬娜也不例外。她在這位來自中國的男子身上遺落了一顆芳心。
四季輪回，人的一生要經曆很多春天，或許，因為一個人，總有那麽一個春天是與眾不同的。你的眼裏，不再是單純的綠、紅、黃、紫，而如萬花筒一般，呈現出繽紛絢麗的色彩。1935年的春天，在芬娜的眼裏，應該是幸福的顏色吧。她與蔣經國的婚禮在烏拉爾重型機械廠的工人俱樂部內舉行，《國際歌》在他們的婚禮上奏響，也許，這是冥冥之中的昭示，他們一生，注定要活在政治的背景下。
婚後的生活有甜蜜，也有苦楚。愛倫的出生，給蔣經國的生活增添了一抹亮色，這個自少年時代就“獨在異鄉為異客”的人，首次享受到家庭的溫暖。由於蔣經國特殊的身份，他們無法像一對平凡的夫妻那樣，過著與世無爭的生活，芬娜的肩上承擔了太多對丈夫的憂慮。
1936年12月12日，中國爆發西安事變。身在他鄉的蔣經國憂心忡忡，屢次向蘇聯政府申請回國，均沒有得到批準。與此同時，他候補共產黨員的資格也被取消，並且還被撤銷了他的一切職務。對於這段歲月，蔣經國在日記中記載道：我的情緒極度低落，朋友亦漸漸遠離我。這六個月的艱苦日子，一家三口隻靠我妻子的收入維生。我太太有空安慰我的時候，我就盡量鬆弛一下。
1936年，中蘇兩國關係得到緩解，蔣廷黻出任駐蘇大使，據他回憶說：“臨行前，委員長夫人曾告訴我說，委員長希望他滯留在俄國的長公子經國能回國。”斯大林得知這一消息後，經過一番深思熟慮，同意放蔣經國回到中國。他在克裏姆林宮接見了蔣經國，並對他說：“你雖然在蘇聯已經13年了，但你是個中國人。你們國家和人民正遭受著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與奴役，你應該回中國去，為你們國家和民族的解放而奮鬥。”
1937年4月，蔣經國攜芬娜踏上了中國的土地。一時間，蔣經國可謂是百感交集。“少小離家老大回，鄉音無改鬂毛衰。”對他來說，這是故土，是家鄉。然而，對於蔣方良來說，她在這裏是異客。她跟隨丈夫，穿越了千山萬水，來到他的祖國，她頭上頂著太子妃的光環，不僅僅意味著，她要從此放棄自己的政治信仰，還意味著，她必須得到這個中國“第一家庭”的認同，甚至是全國人民的認同。
在愛倫出生的時候，蔣經國曾寄相片給蔣介石，對這位洋媳婦，蔣介石自然是不陌生。然而，當金發碧眼的兒媳站在他的麵前時，蔣介石一時之間還是無從適應。經過兩三個月的相處之後，蔣介石發現，芬娜體貼、婉約、孝順，絲毫不遜色於中國婦女，是一位典型的賢妻良母。蔣介石親自為她取名“蔣方良”，取方正賢良之意。
回到溪口之後，遵循母親毛福梅的意願，二人又補辦了一場盛大的中式婚禮。不久，蔣經國赴贛南上任，蔣方良跟隨婆婆毛福梅在溪口居住，開始了她在中國的生活。
語言是蔣方良遇到的第一關，她經過一年的刻苦學習，已經能用中國話和人流利地交談了。第二關是飲食，在俄國的時候，經常是一片麵包，一盤土豆泥就度日子，麵對中國複雜的吃食，蔣方良一時間很難適應，經常吩咐廚師把菜做淡點。然而就是這個起初連口味都無法適應的俄國姑娘，日後竟然可以煮出一桌子拿手的寧波菜，連蔣介石都為之讚歎。第三關也是最難的一關，就是中國的禮節。自古以來，中國就以禮儀之邦著稱。其禮節之繁複，就連中國人都無法盡數掌握，而蔣方良就在這方麵吃過虧。
1949年清明節時，蔣介石最後一次來到溪口祭祖。他在母親王采玉的墳墓前躬身下拜，並囑咐兒孫“多磕幾個頭”。輪到蔣方良時，她隻是在墓前鞠了一躬，這讓事母至孝的蔣介石情何以堪，他連聲怒斥“不懂禮節”。
十七年之後，在蔣方良五十歲的生日上，蔣介石親筆手書“賢良慈孝”送給她留念，這是對蔣方良在禮節上所下功夫最大的肯定。
“方良”二字，可謂是實至名歸，就連蔣介石對她也是交口稱讚。他曾經對蔣經國說過，蔣經國在蘇聯最大的成就就是給他領回了這個洋兒媳。而對蔣介石，蔣方良也是極盡孝順之事，蔣經國曾記載說：父親逝世，吾妻悲痛異常，日夜痛苦，幾已成疾，頗為之憂。父親逝世之夜，吾妻曾吻父親之額以哀永別。猶憶當妻歸國拜見父母之後，曾對餘言：‘餘幼年即喪父母，而由胞姊養大成人，今來歸蔣氏，必視君之父母為我之父母。’此言相隔已有三十八年，吾妻如此言之，即如此行之，可謂盡孝矣。妻五十歲生日，父親曾親書‘賢良慈孝’，贈之以作紀念，妻視為至寶，除保留原件外，並請人將此四字刻之於石，置於室中。去年春節，父母雙親曾與妻攝影留念。此一照片亦置於房中。父親逝世之次日，餘見妻曾對石刻哭不成聲。餘獨自守靈於慈湖，時以家中病妻為念。
昔日芬娜，今日方良。她把少女時代的芬娜留在了故國，那片雖然寒冷，卻承載了她自由的土地。如今，生活在中國的，是一位低調、隱忍，名為方良的堅強女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