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潮考慮問題的時間跨度自然要比其他人要大一些，他最關心的是大危機的問題，誰上台更能解決大危機呢？
按道理來說，李富安比較合適，李富安在工業領域有廣闊的人脈，也精通工業組織管理知識，經濟危機說白了，主要就是工業調整問題，雖然金融業也危機深重，但金融業不過是一個服務行業，歸類於高級服務業，理論上來講主要應該為生產服務。
世界已經進入了工業社會，那麽最重要的生產就是工業生產，這是最重要的實體經濟，隻要工業基本盤穩定了，金融業自然就能恢複穩定。
這次大危機是人類有史以來最嚴重的一次危機，因為之前太過繁榮了，所以危機及其深重，市場已經調整不過來，必須有強力的行政介入，甚至行政介入也未必能完美解決，需要動用一切力量來重塑國民經濟，其中包括人脈。
米青呢，則始終在中下層人群中間有極大的威望，她當總統的時候，就推動日薪一兩運動，時至今日也隻有最發達的地區的日薪能夠達到一兩，因此落後地區的勞動者就更渴望能夠提高工資。
這也讓她組織工會順理成章，讓工人階層天然的就接受了她。
那麽一旦米青上台，經濟危機之中，最盲目的中下層就等於看到了希望，就不容易亂，否則誰知道這些無產工人在看不到希望的時候，會幹出什麽事情，蘇俄化現在看來沒市場，倒是很有可能跟極端民族主義結合，從而法西斯化。
如果共和國法西斯化了，對整個世界來說。無異於一場災難，楊潮沒有那麽強烈的國際意識，但是法西斯最大的傷害還是對本國，盡管二戰中德國看起來風風火火，德國人對阿道夫無比崇信，可那是因為他們之前在戰後受到的屈辱和苦難太深重。阿道夫給他們帶去了穩定，短時期內他們的心理落差太大，感受到了虛幻的幸福感。
反觀意大利法西斯，墨索裏尼上台初期，也是很有威望的，但是法西斯的集權主義，一開始確實是解決經濟的一劑良藥，可時間一長，大家心中的熱情驟減。而法西斯也開始陷入沉悶，經濟問題再次出現，意大利人對墨索裏尼的信賴也就降低，甚至最後出現吊死他的事情。
可以肯定，任由阿道夫執政，十年沒事，二十年肯定出問題，還需二十年以上的跨度。德國這種經濟模式肯定要出問題，太多的資源投入了軍事工業。短時間內刺激了工業發展，但長期以來是一種嚴重的消耗，人民的生活水平自然比不上那些消耗更少的國家，長期對比之下，人民的幸福感降低，他們自己就要反對納粹了。
但法西斯這種整體。往往是人民擁護之下上台，但當人民反對的時候，他們是不會輕易下台的，鎮壓和大規模的內戰，恐怕是最後的結局。
楊潮可不想中國淪入這種境地之中。中國一旦爆發內戰，那必然是曠日持久的，重蹈民國大亂的覆轍。
因此現在選擇李富安是有助於解決經濟基本問題，選擇米青則能安撫社會穩定的問題，兩者相權還是很難取舍的。
這兩個各有所長，也各有短板，但不是最重要的，但也不是無法彌補，隻要他們願意聽從正確的建議，楊潮自信自己擁有解決問題的方案，如果兩人能虛心接受，積極配合，問題其實並不大。
米青不用說，她不是一個強勢的領袖，之所以傾心政治，楊潮不是很理解，這畢竟是一個女人，也許僅僅是幼時受到的男女不平等的遭遇所影響，所以心中才有中要證明自己不輸給男人的執拗，也許是出於一種理念抱負，但同時她不是很激進，甚至樂於扮演一個象征，放手讓手下全權負責，就好像當年她將檢察權全權交付給副總統李富安，從而開啟了一種政治模式，那就是現在的大總統主持全局，副總統專管監察的模式。
李富安在自主性上比米青要堅持一些，心裏總是有一些小別扭，並不是那麽聽話，但他有時候隻是表現的強勢，內心其實遠沒有潘訓那麽強大，因此他隻是表麵上顯得強勢，真正遇到重大事情上的時候，反而有些畏首畏尾，難以決斷。這種人其實並不適合當一個領袖，更適合當一個經理人，在董事會指揮下工作。他有解決問題的能力，卻不具有決斷的魄力，他有極強的組織能力，卻缺乏承受壓力的能力，如果有一個強勢的人在指揮他，他往往會更好受一些。
因此米青當了總統，其實會沒有任何心理負擔的，按照楊潮的建議形式。李富安當了總統，也會在大事上聽從楊潮的建議。
所以說這兩人誰當選，對楊潮來說，對他將來的計劃沒有什麽太大的區別。
如果潘訓當選呢，這才是一個真正的自主自強的家夥，他的能力沒問題，決斷的魄力也不差，承受壓力更不用說，這甚至是一個遇到困難會欣喜的家夥，這種人如果掌握了權力，必然是一個強勢的領袖，他總是積極的派出其他人的影響，別說聽從別人的建議了，楊潮給他建議，甚至有可能被他感覺到是對他權力的威脅。因此這幾年楊潮才十分的低調，很少跟潘訓互動。
正因為潘訓這種性格，讓楊潮感覺到，一旦他再次當選，那麽在大危機期間，很有可能自行其是，楊潮根本就無法介入經濟調整，這次危機的深度，卻是一個需要全民一致，共同努力的事業。
如果潘訓當選，他卻不具備應對這種危機的經驗和知識，又不肯聽從楊潮的建議，那麽到時候勢必引起激烈的權力鬥爭，全民一致，眾誌成城都還未必能平穩度過這次危機，更不用說政治內訌了。
所以阻擊潘訓，是楊潮堅定不移的態度，不僅僅是要給中國政治樹立一個規矩，更是應對即將到來的困難的一種準備，因此盡管在米青還是在李福安之間的選擇還有些困難，潘訓卻從來沒有進入過楊潮的考慮範圍之內，這是一個三選二的問題。(未完待續。)（未完待續）
按道理來說，李富安比較合適，李富安在工業領域有廣闊的人脈，也精通工業組織管理知識，經濟危機說白了，主要就是工業調整問題，雖然金融業也危機深重，但金融業不過是一個服務行業，歸類於高級服務業，理論上來講主要應該為生產服務。
世界已經進入了工業社會，那麽最重要的生產就是工業生產，這是最重要的實體經濟，隻要工業基本盤穩定了，金融業自然就能恢複穩定。
這次大危機是人類有史以來最嚴重的一次危機，因為之前太過繁榮了，所以危機及其深重，市場已經調整不過來，必須有強力的行政介入，甚至行政介入也未必能完美解決，需要動用一切力量來重塑國民經濟，其中包括人脈。
米青呢，則始終在中下層人群中間有極大的威望，她當總統的時候，就推動日薪一兩運動，時至今日也隻有最發達的地區的日薪能夠達到一兩，因此落後地區的勞動者就更渴望能夠提高工資。
這也讓她組織工會順理成章，讓工人階層天然的就接受了她。
那麽一旦米青上台，經濟危機之中，最盲目的中下層就等於看到了希望，就不容易亂，否則誰知道這些無產工人在看不到希望的時候，會幹出什麽事情，蘇俄化現在看來沒市場，倒是很有可能跟極端民族主義結合，從而法西斯化。
如果共和國法西斯化了，對整個世界來說。無異於一場災難，楊潮沒有那麽強烈的國際意識，但是法西斯最大的傷害還是對本國，盡管二戰中德國看起來風風火火，德國人對阿道夫無比崇信，可那是因為他們之前在戰後受到的屈辱和苦難太深重。阿道夫給他們帶去了穩定，短時期內他們的心理落差太大，感受到了虛幻的幸福感。
反觀意大利法西斯，墨索裏尼上台初期，也是很有威望的，但是法西斯的集權主義，一開始確實是解決經濟的一劑良藥，可時間一長，大家心中的熱情驟減。而法西斯也開始陷入沉悶，經濟問題再次出現，意大利人對墨索裏尼的信賴也就降低，甚至最後出現吊死他的事情。
可以肯定，任由阿道夫執政，十年沒事，二十年肯定出問題，還需二十年以上的跨度。德國這種經濟模式肯定要出問題，太多的資源投入了軍事工業。短時間內刺激了工業發展，但長期以來是一種嚴重的消耗，人民的生活水平自然比不上那些消耗更少的國家，長期對比之下，人民的幸福感降低，他們自己就要反對納粹了。
但法西斯這種整體。往往是人民擁護之下上台，但當人民反對的時候，他們是不會輕易下台的，鎮壓和大規模的內戰，恐怕是最後的結局。
楊潮可不想中國淪入這種境地之中。中國一旦爆發內戰，那必然是曠日持久的，重蹈民國大亂的覆轍。
因此現在選擇李富安是有助於解決經濟基本問題，選擇米青則能安撫社會穩定的問題，兩者相權還是很難取舍的。
這兩個各有所長，也各有短板，但不是最重要的，但也不是無法彌補，隻要他們願意聽從正確的建議，楊潮自信自己擁有解決問題的方案，如果兩人能虛心接受，積極配合，問題其實並不大。
米青不用說，她不是一個強勢的領袖，之所以傾心政治，楊潮不是很理解，這畢竟是一個女人，也許僅僅是幼時受到的男女不平等的遭遇所影響，所以心中才有中要證明自己不輸給男人的執拗，也許是出於一種理念抱負，但同時她不是很激進，甚至樂於扮演一個象征，放手讓手下全權負責，就好像當年她將檢察權全權交付給副總統李富安，從而開啟了一種政治模式，那就是現在的大總統主持全局，副總統專管監察的模式。
李富安在自主性上比米青要堅持一些，心裏總是有一些小別扭，並不是那麽聽話，但他有時候隻是表現的強勢，內心其實遠沒有潘訓那麽強大，因此他隻是表麵上顯得強勢，真正遇到重大事情上的時候，反而有些畏首畏尾，難以決斷。這種人其實並不適合當一個領袖，更適合當一個經理人，在董事會指揮下工作。他有解決問題的能力，卻不具有決斷的魄力，他有極強的組織能力，卻缺乏承受壓力的能力，如果有一個強勢的人在指揮他，他往往會更好受一些。
因此米青當了總統，其實會沒有任何心理負擔的，按照楊潮的建議形式。李富安當了總統，也會在大事上聽從楊潮的建議。
所以說這兩人誰當選，對楊潮來說，對他將來的計劃沒有什麽太大的區別。
如果潘訓當選呢，這才是一個真正的自主自強的家夥，他的能力沒問題，決斷的魄力也不差，承受壓力更不用說，這甚至是一個遇到困難會欣喜的家夥，這種人如果掌握了權力，必然是一個強勢的領袖，他總是積極的派出其他人的影響，別說聽從別人的建議了，楊潮給他建議，甚至有可能被他感覺到是對他權力的威脅。因此這幾年楊潮才十分的低調，很少跟潘訓互動。
正因為潘訓這種性格，讓楊潮感覺到，一旦他再次當選，那麽在大危機期間，很有可能自行其是，楊潮根本就無法介入經濟調整，這次危機的深度，卻是一個需要全民一致，共同努力的事業。
如果潘訓當選，他卻不具備應對這種危機的經驗和知識，又不肯聽從楊潮的建議，那麽到時候勢必引起激烈的權力鬥爭，全民一致，眾誌成城都還未必能平穩度過這次危機，更不用說政治內訌了。
所以阻擊潘訓，是楊潮堅定不移的態度，不僅僅是要給中國政治樹立一個規矩，更是應對即將到來的困難的一種準備，因此盡管在米青還是在李福安之間的選擇還有些困難，潘訓卻從來沒有進入過楊潮的考慮範圍之內，這是一個三選二的問題。(未完待續。)（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