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歲生日那天，我恰好在倫敦。規劃的行程，是去大英博物館打發一整天。
大英博物館的主展廳不定期會有展覽，那一天的展覽名叫“livinganddying”：長長的展台，鋪滿了各種藥丸和醫療器械，每一列都隸屬於最下麵標注出的一個個主人公——這裏陳列著已逝去的人們自認為生命最美好、最痛苦時刻的照片，以及，他最後時刻的麵容。
看著這一張張麵孔，我突然想起重病八年、已經離世的父親，他恰是在三十歲那年有了我這個兒子的。
我當時來來回回地閱讀這展覽上的每張照片，每段人生，忍不住揣想，當時的父親應該也和三十歲的我一樣，已經度過了人生的懵懂期。世界已經幫他剔除掉天真的虛妄，歲月也悄悄開始把他的臉捏出折痕，當時的他應該已經和真實的世界迎麵撞上。他是否已經找到辦法和自己身上的欲望講和？他如何理解這個朝他的人生撲麵而來的新生命？後來的命運如何潛伏在父親周圍，然後一點點把他最終捕獲
我才發覺，我其實不認識父親，即使我們是彼此生命中最重要的部分。嚴格來說，我隻是知道他的人生，隻是知道他作為父親這一角色在我的生活中參與的故事，我沒有真正地看見並理解他。
而認識到這一點，讓我異常難受。
我常對朋友說，理解是對他人最大的善舉。當你坐在一個人麵前，聽他開口說話，看得到各種複雜、精密的境況和命運，如何最終雕刻出這樣的性格、思想、做法、長相，這才是理解。而有了這樣的眼睛，你才算真正“看見”那個人，也才會發覺，這世界最美的風景，是一個個活出各自模樣和體係的人。
顯然，我沒能“看見”我的父親，也已經來不及這樣去看父親了，他已從我的生活中退場。我開始擔心，自己會以這樣的方式，錯過更多的人。這惶恐，猶如一種根本的意識，就這麽植入了內心。
從倫敦回來的一個月後，我試圖以僅有的記憶建構一篇文章，盡可能地去尋找父親，抵達父親，看見父親——便是殘疾。這是挽留，告別，也是對內心惶恐的交代。
也是從那篇文章開始，生發出一種緊迫感：我應該看見更多的人。這是對路過生命的所有人最好的尊重，這也是和時間抗衡、試圖挽留住每個人唯一可行的努力。還是理解自己最好的方式——路過我們生命的每個人，都參與了我們，並最終構成了我們本身。
也從那時候開始，寫這本書，就不僅僅是“自己想要做的一件事”了，而是“必須做的事情”了——我在那時候才恍惚明白寫作的意義——寫作不僅僅是種技能，是表達，而更是讓自己和他人“看見”更多人、看見“世界”的更多可能、讓每個人的人生體驗盡可能完整的路徑。
這樣的認識下，寫作注定是艱難的。
在正式從事媒體工作之前，我是個文學青年，之所以做媒體，最初的原因是為了養活自己，同時暗自懷抱著的目標是：以現實的複雜鍛煉自我的筆力，然後回歸文學。在做媒體的這十一年，我寫了二百六七十萬字的報道，這讓我明白，媒體寫作另外有複雜寬廣的空間，也讓我自以為已經積累了足夠的筆力，可以麵對自我，麵對我在乎的一切人。
然而當我真正動筆時，才發覺，這無疑像一個醫生，最終把手術刀劃向自己。寫別人時，可以模擬對象的痛感，但最終不用承擔。而在寫這本書時，每一筆每一刀的痛楚，都可以通過我敲打的一個字句，直接、完整地傳達到我的內心。直到那一刻我才明白，或許這才是寫作真正的感覺。也才理解，為什麽許多作家的第一本都是從自己和自己在乎的部分寫起：或許隻有當一個寫作者，徹徹底底地解剖過自我一次，他書寫起其他每個肉體，才會足夠的尊敬和理解。
在寫這本書的時候，有一些文章就像是從自己的骨頭裏摳出來的。那些因為太過在乎、太過珍貴，而被自己刻在骨頭裏的故事，最終通過文字，一點點重新被“拓”出來，呈現出當時的樣子和感受。我是在寫母親的房子的時候，才真正看見並理解，母親那永遠說不出口的愛情；在寫皮囊時，才明白阿太試圖留給我的最好的遺產；寫我的神明朋友時，才知道人是需要如何的幫助才能讓自己從情感的巨大衝擊中逃脫這次的寫作讓我最終盡可能地“看見”我想珍惜的人，也讓我清晰地看到，藏在人生裏的，那些我們始終要回答的問題。
人各有異，這是一種幸運：一個個風格迥異的人，構成了我們所能體會到的豐富的世界。但人本質上又那麽一致，這也是一種幸運：如果有心，便能通過這共通的部分，最終看見彼此，映照出彼此，溫暖彼此。
這是我認為的“寫作的終極意義”，這是我認為的“閱讀的終極意義”。我因此多麽希望，這本書能幫助或提醒讀者，“看見”自己，“看見”更多人。
以這本書獻給已經離世的父親、阿太，獻給陪伴著我的母親、妻子、姐姐和女兒。
我愛你們，而且我知道，你們也那麽愛我。
蔡崇達
2014年11月11日
每個讀者隻能讀到已然存在於他內心的東西。書籍隻不過是一種光學儀器，幫助讀者發現自己的內心。
——馬塞爾普魯斯特
大英博物館的主展廳不定期會有展覽，那一天的展覽名叫“livinganddying”：長長的展台，鋪滿了各種藥丸和醫療器械，每一列都隸屬於最下麵標注出的一個個主人公——這裏陳列著已逝去的人們自認為生命最美好、最痛苦時刻的照片，以及，他最後時刻的麵容。
看著這一張張麵孔，我突然想起重病八年、已經離世的父親，他恰是在三十歲那年有了我這個兒子的。
我當時來來回回地閱讀這展覽上的每張照片，每段人生，忍不住揣想，當時的父親應該也和三十歲的我一樣，已經度過了人生的懵懂期。世界已經幫他剔除掉天真的虛妄，歲月也悄悄開始把他的臉捏出折痕，當時的他應該已經和真實的世界迎麵撞上。他是否已經找到辦法和自己身上的欲望講和？他如何理解這個朝他的人生撲麵而來的新生命？後來的命運如何潛伏在父親周圍，然後一點點把他最終捕獲
我才發覺，我其實不認識父親，即使我們是彼此生命中最重要的部分。嚴格來說，我隻是知道他的人生，隻是知道他作為父親這一角色在我的生活中參與的故事，我沒有真正地看見並理解他。
而認識到這一點，讓我異常難受。
我常對朋友說，理解是對他人最大的善舉。當你坐在一個人麵前，聽他開口說話，看得到各種複雜、精密的境況和命運，如何最終雕刻出這樣的性格、思想、做法、長相，這才是理解。而有了這樣的眼睛，你才算真正“看見”那個人，也才會發覺，這世界最美的風景，是一個個活出各自模樣和體係的人。
顯然，我沒能“看見”我的父親，也已經來不及這樣去看父親了，他已從我的生活中退場。我開始擔心，自己會以這樣的方式，錯過更多的人。這惶恐，猶如一種根本的意識，就這麽植入了內心。
從倫敦回來的一個月後，我試圖以僅有的記憶建構一篇文章，盡可能地去尋找父親，抵達父親，看見父親——便是殘疾。這是挽留，告別，也是對內心惶恐的交代。
也是從那篇文章開始，生發出一種緊迫感：我應該看見更多的人。這是對路過生命的所有人最好的尊重，這也是和時間抗衡、試圖挽留住每個人唯一可行的努力。還是理解自己最好的方式——路過我們生命的每個人，都參與了我們，並最終構成了我們本身。
也從那時候開始，寫這本書，就不僅僅是“自己想要做的一件事”了，而是“必須做的事情”了——我在那時候才恍惚明白寫作的意義——寫作不僅僅是種技能，是表達，而更是讓自己和他人“看見”更多人、看見“世界”的更多可能、讓每個人的人生體驗盡可能完整的路徑。
這樣的認識下，寫作注定是艱難的。
在正式從事媒體工作之前，我是個文學青年，之所以做媒體，最初的原因是為了養活自己，同時暗自懷抱著的目標是：以現實的複雜鍛煉自我的筆力，然後回歸文學。在做媒體的這十一年，我寫了二百六七十萬字的報道，這讓我明白，媒體寫作另外有複雜寬廣的空間，也讓我自以為已經積累了足夠的筆力，可以麵對自我，麵對我在乎的一切人。
然而當我真正動筆時，才發覺，這無疑像一個醫生，最終把手術刀劃向自己。寫別人時，可以模擬對象的痛感，但最終不用承擔。而在寫這本書時，每一筆每一刀的痛楚，都可以通過我敲打的一個字句，直接、完整地傳達到我的內心。直到那一刻我才明白，或許這才是寫作真正的感覺。也才理解，為什麽許多作家的第一本都是從自己和自己在乎的部分寫起：或許隻有當一個寫作者，徹徹底底地解剖過自我一次，他書寫起其他每個肉體，才會足夠的尊敬和理解。
在寫這本書的時候，有一些文章就像是從自己的骨頭裏摳出來的。那些因為太過在乎、太過珍貴，而被自己刻在骨頭裏的故事，最終通過文字，一點點重新被“拓”出來，呈現出當時的樣子和感受。我是在寫母親的房子的時候，才真正看見並理解，母親那永遠說不出口的愛情；在寫皮囊時，才明白阿太試圖留給我的最好的遺產；寫我的神明朋友時，才知道人是需要如何的幫助才能讓自己從情感的巨大衝擊中逃脫這次的寫作讓我最終盡可能地“看見”我想珍惜的人，也讓我清晰地看到，藏在人生裏的，那些我們始終要回答的問題。
人各有異，這是一種幸運：一個個風格迥異的人，構成了我們所能體會到的豐富的世界。但人本質上又那麽一致，這也是一種幸運：如果有心，便能通過這共通的部分，最終看見彼此，映照出彼此，溫暖彼此。
這是我認為的“寫作的終極意義”，這是我認為的“閱讀的終極意義”。我因此多麽希望，這本書能幫助或提醒讀者，“看見”自己，“看見”更多人。
以這本書獻給已經離世的父親、阿太，獻給陪伴著我的母親、妻子、姐姐和女兒。
我愛你們，而且我知道，你們也那麽愛我。
蔡崇達
2014年11月11日
每個讀者隻能讀到已然存在於他內心的東西。書籍隻不過是一種光學儀器，幫助讀者發現自己的內心。
——馬塞爾普魯斯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