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親還是決定要把房子修建完成，即使她心裏清楚，房子將可能在半年或者一年後被拆遷掉。
這個決定是在從鎮政府回家的路上做的。在陳列室裏，她看到那條用鉛筆繪製的、潦草而別扭的線，像切豆腐一樣從這房子中間劈開。
她甚至聽得到聲音。不是“劈裏啪啦”，而是“哐”一聲。那一聲巨大的一團，一直在她耳朵裏膨脹，以至於在回來的路上，她和我說她頭痛。
她說天氣太悶，她說走得太累了，她說冬天幹燥得太厲害。她問：“我能歇息嗎？”然後就靠著路邊的一座房子，頭朝向裏麵，用手掩著臉不讓我看見。
我知道不關天氣，不關冬天，不關走路的事情。我知道她在那個角落拚命平複內心的波瀾。
這座四層樓的房子，從外觀上看，就知道不怎麽舒適。兩百平方米的地皮，朝北的前一百平方米建成了四層的樓房，後麵潦草地接著的，是已經斑斑駁駁的老石板房。即使是北邊這占地一百平方米的四層樓房，也可以清楚地看到，是幾次修建的結果：底下兩層是朝西的坐向，還開了兩個大大的迎向道路的門——母親曾天真地以為能在這條小路做點小生意，上麵兩層卻是朝南的坐向，而且，沒有如同一二層鋪上土黃色的外牆瓷磚，磚頭和鋼筋水泥就這樣裸露在外麵。
每次從工作的北京回到家，踏入小巷，遠遠看到這奇怪的房子，總會讓我想起珊瑚——一隻珊瑚蟲拚命往上長，死了變成下一隻珊瑚蟲的房子，用以支持它繼續往上長。它們的生命堆疊在一起，物化成那層層疊疊的軀殼。
有一段時間，遠在北京工作累了的我，習慣用google地圖，不斷放大、放大，直至看到老家那屋子的輪廓。從一個藍色的星球不斷聚焦到這個點，看到它別扭地窩在那。多少人每天從那條小道穿過，很多飛機載著來來往往的人的目光從那兒不經意地掠過，它奇怪的模樣甚至沒有讓人注意到，更別說停留。還有誰會在乎裏麵發生的於我來說撕心裂肺的事情。就像生態魚缸裏的珊瑚礁，安放在箱底，為那群斑斕的魚做安靜陪襯，誰也不會在意渺小但同樣驚心動魄的死亡和傳承。
母親講過太多次這塊地的故事。那年她二十四歲，父親二十七歲。兩個人在媒人的介紹下，各自害羞地瞄了一眼，彼此下半輩子的事情就這麽定了。父親的父親是個田地被政府收回而自暴自棄的浪蕩子，因為吸食鴉片，早早地把家庭拖入了困境。十幾歲的父親和他的其他兄弟一樣，結婚都得靠自己。當時他沒房沒錢，第一次約會隻是拉著母親來到這塊地，說，我會把這塊地買下來，然後蓋一座大房子。
母親相信了。
買下這塊地是他們結婚三年後的事情。父親把多年積攢的錢加上母親稀少的嫁妝湊在一起，終於把地買下。地有了，建房子還要一筆花費。當時還兼職混黑社會的父親，正處於天不怕地不怕的年紀，拍拍胸膛到處找人舉債，總算建起了前麵那一百多平方米，留下偏房的位置，說以後再修。
父親不算食言——母親總三不五時回憶這段故事，這幾乎是父親最輝煌的時刻。
她會回憶自己如何發愁欠著的幾千塊巨款，而父親一臉不屑的樣子，說，錢還不容易。母親每每回憶起這段總是要繪聲繪色，然後說，那時候你父親真是男子漢。
但男人終究是膽小的，天不怕地不怕隻是還不開竅還不知道怕——母親後來幾次這麽調侃父親。
第二年，父親有了我這個兒子，把我抱在手上那個晚上據說就失眠了。第二天一早六七點就搖醒我母親，說，我怎麽心裏很慌。
愁眉苦臉的人換成是父親了。在醫院的那兩天他愁到飯量急劇下降。母親已經體驗到這男人的脆弱。第三天，因為沒錢交住院費，母親被趕出了醫院。
前麵有個姐姐，我算第二個孩子，這在當時已經超生，因而母親是跑到遙遠的廈門生的我。從廈門回老家還要搭車。因為超生的這個孩子，回家後父親的公職可能要被辭掉。從醫院出來，父親抱著我，母親一個人拖著剛生育完的虛弱身體，沒錢的兩個人一聲不吭地一步步往公路挪，不知道怎麽回到小鎮上的家。
走到一個湖邊，父親停下來，迷惘地看著那片湖，轉過頭問，我們回得了家嗎？
母親已經疼痛到有點虛脫了，她勉強笑了笑：再走幾步看看，老天爺總會給路的。
父親走了幾步又轉過頭：我們真的回得了家嗎？
再走幾步看看。
一個路口拐過去，竟然撞上一個來廈門補貨的老鄉。
“再走幾步看看。”這句話母親自說出第一次後，就開始不斷地用它來鼓勵她一輩子要依靠的這個男人。
公職果然被開除了，還罰了三年的糧食配給，內心虛弱的父親一脆弱，幹脆把自己關家裏不出去尋找工作。母親不吭聲，一個人到處找活幹——縫紉衣服、紡織、包裝。燒火的煤是她偷鄰居的，下飯的魚是她到街上找親戚討的。她不安慰父親，也不向他發火，默默地撐了三年。直到三年後某一天，父親如往常一樣慢悠悠走到大門邊，打開門，是母親種的蔬菜、養的雞鴨。父親轉過身對母親說：“我去找下工作。”然後一個月後，他去寧波當了海員。
過了三年，父親帶著一筆錢回到了老家，在這塊地上終於建成了一座完整的石板房。
父親花了好多錢，雇來石匠，把自己和母親的名字，編成一副對聯，刻在石門上，雕花刻鳥。他讓工匠瞞著母親，把石門運到工地的時候還特意用紅布蓋著，直到裝上大門宣布落成那刻，父親把紅布一扯，母親這才看到，她與父親的名字就這樣命名了這座房子。
當時我六歲，就看到母親盯著門聯杵著嘴，一句話都沒說。幾步開外的父親，站到一旁得意地看著。
第二天辦落成酒席，在喧鬧的祝福聲中，父親宣布了另一個事情：他不回寧波了。
酒桌上，親戚們都來勸，在他們看來，這是一個難得的工作：比老家一般工作多幾倍的工資，偶爾會有跑關係的商家塞錢。父親不解釋，一直揮手說反正不去了。親戚來拉母親去勸，母親淡淡地說，他不說就別問了。
後來父親果然沒回寧波了，拿著此前在寧波攢的錢，開過酒店、海鮮館、加油站，生意越做越小，每失敗一次，父親就像褪一層皮一樣，變得越發邋遢、焦慮、沉默。然後在我讀高二的時候，父親一次午睡完準備要去開店，突然一個跌倒，倒在天井裏。父親中風了。
也是直到父親中風住院，隔天要手術了，躺在病床上，母親這才開口問：“你當時在寧波是不是有什麽事情處理不來，幹脆躲了吧？”
父親笑開了滿口因為抽煙而黑的牙齒。
“我就知道。”母親淡淡地說。
父親當年建成的那座石板房子，如今隻剩下南邊的那一片了。
每次回家，我都到南邊那石板老房走走。拆掉的是北邊的主房，現在留下沒完成拆建的部分，就是父親生病長期居住的左偏房，和姐姐出嫁前住的右偏房。在左偏房裏，父親完成了兩次中風，最終塑造出離世前那左半身癱瘓的模樣。而在右偏房，姐姐哭著和我說，當時窘迫的家出不起太多嫁妝，她已經認定自己要嫁一個窮苦的人家，從此和一些家裏比較有錢的朋友，斷了聯係。
我記得她說那句話的那個晚上。她和當時的男友出去不到一刻鍾就回來了。進了房間，躲著父母，一聲不吭地把我拉到一邊，臉漲得通紅，眼眶盈滿了淚，卻始終不讓其中任何一滴流出來。平複了許久，她開口了：“答應我，從此別問這個人的任何事情。如果父母問，你也攔住不要讓他們再說。”
我點點頭。
直到多年後我才知道，當時他問我姐：“你家出得起多少嫁妝？”
那舊房子，母親後來租給了一個外來的務工家庭。一個月一百五十元，十年了，從來沒漲過價錢。那狹小的空間住了兩個家庭，共六個人一條狗，擁擠得看不到太多這房子舊日的痕跡。
一開始我幾次進入那房子，想尋找一些東西。中風偏癱的父親有次摔倒在地上留下的血斑，已經被他們做飯的油汙蓋住了，而那個小時候父親精心打造給我作為小樂園的樓梯間，現在全是雜物。
母親有意無意，也經常往這裏跑。
我看著這樣的母親，心裏想，母親出租給他們家，隻是因為，他們家擁擠到足夠占據這個對她來說充滿情感同時又有許多傷感的空間。
別人的生活就這麽淺淺地敷在上麵——這是母親尋找到的與它相處的最好距離。
其實，母親現在居住的這四層小樓房，於我是陌生的。
這是我讀高三的時候修建的。那也是父親生病第二年。母親把我叫到她房裏，打開中間抽屜，抽出一卷錢。她說我們有十萬了。那是她做生意，姐姐做會計，我高中主編書以及做家教的收入。她說你是一家之主，你決定怎麽用。我想都沒想，說存起來啊。
在那兩年裏，母親每天晚上八九點就要急急忙忙地拿著一個編織袋出趟門，回來時我會聽到後院裏她扔了什麽東西，然後一個人走進來，假裝每天這麽準時的出入一點都不奇怪。其實當時我和姐姐也是裝作不知道，但心裏早清楚，母親是在那個時間背著我們到菜市場撿人家不要的菜葉，隔天加上四顆肉丸就是一家人一頓飯的所有配菜。
她偷偷地出去，悄然把菜扔在後院，第二天她把這些菜清洗幹淨，去除掉那些爛掉的部分，體麵地放置在餐桌上。我們誰也沒說破，因為我們都知道，自己承受不了說破後的結果。
然而那個晚上，拿著那十萬，她說，我要建房子。
“你父親生病前就想要建房子，所以我要建房子。”這是她的理由。
“但父親還需要醫藥費。”
“我要建房子。”
她像商場裏看到心愛的玩具就不肯挪動身體的小女孩，倔強地重複她的渴望。
我點點頭。雖然明白，那意味著“不明來路”的菜葉還需要吃一段時間，但我也在那一刻想起來，好幾次一些親戚遠遠見到我們就從另一個小巷拐走，和母親去祠堂祭祀時，總有些人都當我們不存在。
我知道這房子是母親的宣言。以建築的形式，驕傲地立在那。
滿打滿算，錢隻夠拆掉一半，然後建小小的兩層。小學肄業的母親，自己畫好了設計圖，挑好日子，已經是我高考前的兩周。從醫院回來，父親和母親就住到了左偏房。到了適婚年齡的姐姐從小就一直住在右偏房。舊房子決定要拆了，我無房可住，就搬到了學校的宿舍。
舊房子拆的前一周，母親“慷慨”地買了一串一千響的大鞭炮，每天看到陽光出來，就擺到屋頂上去曬太陽。她說，曬太陽會讓聲音更大更亮。偏偏夏日常莫名其妙地大雨，那幾個下午，每次天滴了幾滴水，母親就撒開腿往家裏跑，把鞭炮搶救到樓下，用電吹風輕輕吹暖它，像照顧新生兒一般嗬護。
終於到拆遷的時刻了，建築師傅象征性地向牆麵錘了一下。動土了。在鄰裏的注視下，母親走到路中間，輕緩地展開那長長的鞭炮，然後，點燃。
聲音果然很響，鞭炮爆炸產生的青煙和塵土一起揚起來，彌漫了整個巷子。我聽到母親在我身旁深深地、長長地透了口氣。
建房子絕不是省心的事，特別對於拮據的我們。為了省錢，母親邊看管加油站，邊幫手做小工。八十多斤的她在加油站搬完油桶，又趕到工地顫顫悠悠地挑起那疊起來一人高的磚。收拾完，還得馬上去伺候父親。
我不放心這樣的母親，每天下課就趕到工地。看她汗濕透了全身，卻一直都邊忙邊笑著。幾次累到坐在地上，嘴巴喘著粗氣，卻還是合不上地笑。
看到有人路過工地，她無論多喘都要趕忙站起身過來說話：“都是我兒子想翻蓋新房，我都說不用了，他卻很堅持，沒辦法，但孩子有誌氣，我也要支持。”
擔心的事情終於發生了，我高考前一周的那個下午，她捂著肚子，在工地昏倒了。到醫院一查：急性盲腸炎。
我趕到醫院，她已經做完盲腸手術。二樓的住院部病床上，她半躺在那兒，見我進來就先笑：“房子已經在打地基了？”她怕我著急到凶她。
我還是想發脾氣，卻聽到走廊裏一個人拄著拐杖拖著步子走的聲音，還帶著重重的喘氣聲。是父親。他知道母親出事後，就開始出發，拄著拐杖挪了三四個小時，挪到大馬路上，自己雇了車，才到了這家醫院。
現在他拄著拐杖一點點一點點挪進來，小心翼翼地把自己安排到旁邊的病床上，如釋重負地一坐。氣還喘著，眼睛直直盯著母親，問：“沒事吧？”
母親點點頭。
這個決定是在從鎮政府回家的路上做的。在陳列室裏，她看到那條用鉛筆繪製的、潦草而別扭的線，像切豆腐一樣從這房子中間劈開。
她甚至聽得到聲音。不是“劈裏啪啦”，而是“哐”一聲。那一聲巨大的一團，一直在她耳朵裏膨脹，以至於在回來的路上，她和我說她頭痛。
她說天氣太悶，她說走得太累了，她說冬天幹燥得太厲害。她問：“我能歇息嗎？”然後就靠著路邊的一座房子，頭朝向裏麵，用手掩著臉不讓我看見。
我知道不關天氣，不關冬天，不關走路的事情。我知道她在那個角落拚命平複內心的波瀾。
這座四層樓的房子，從外觀上看，就知道不怎麽舒適。兩百平方米的地皮，朝北的前一百平方米建成了四層的樓房，後麵潦草地接著的，是已經斑斑駁駁的老石板房。即使是北邊這占地一百平方米的四層樓房，也可以清楚地看到，是幾次修建的結果：底下兩層是朝西的坐向，還開了兩個大大的迎向道路的門——母親曾天真地以為能在這條小路做點小生意，上麵兩層卻是朝南的坐向，而且，沒有如同一二層鋪上土黃色的外牆瓷磚，磚頭和鋼筋水泥就這樣裸露在外麵。
每次從工作的北京回到家，踏入小巷，遠遠看到這奇怪的房子，總會讓我想起珊瑚——一隻珊瑚蟲拚命往上長，死了變成下一隻珊瑚蟲的房子，用以支持它繼續往上長。它們的生命堆疊在一起，物化成那層層疊疊的軀殼。
有一段時間，遠在北京工作累了的我，習慣用google地圖，不斷放大、放大，直至看到老家那屋子的輪廓。從一個藍色的星球不斷聚焦到這個點，看到它別扭地窩在那。多少人每天從那條小道穿過，很多飛機載著來來往往的人的目光從那兒不經意地掠過，它奇怪的模樣甚至沒有讓人注意到，更別說停留。還有誰會在乎裏麵發生的於我來說撕心裂肺的事情。就像生態魚缸裏的珊瑚礁，安放在箱底，為那群斑斕的魚做安靜陪襯，誰也不會在意渺小但同樣驚心動魄的死亡和傳承。
母親講過太多次這塊地的故事。那年她二十四歲，父親二十七歲。兩個人在媒人的介紹下，各自害羞地瞄了一眼，彼此下半輩子的事情就這麽定了。父親的父親是個田地被政府收回而自暴自棄的浪蕩子，因為吸食鴉片，早早地把家庭拖入了困境。十幾歲的父親和他的其他兄弟一樣，結婚都得靠自己。當時他沒房沒錢，第一次約會隻是拉著母親來到這塊地，說，我會把這塊地買下來，然後蓋一座大房子。
母親相信了。
買下這塊地是他們結婚三年後的事情。父親把多年積攢的錢加上母親稀少的嫁妝湊在一起，終於把地買下。地有了，建房子還要一筆花費。當時還兼職混黑社會的父親，正處於天不怕地不怕的年紀，拍拍胸膛到處找人舉債，總算建起了前麵那一百多平方米，留下偏房的位置，說以後再修。
父親不算食言——母親總三不五時回憶這段故事，這幾乎是父親最輝煌的時刻。
她會回憶自己如何發愁欠著的幾千塊巨款，而父親一臉不屑的樣子，說，錢還不容易。母親每每回憶起這段總是要繪聲繪色，然後說，那時候你父親真是男子漢。
但男人終究是膽小的，天不怕地不怕隻是還不開竅還不知道怕——母親後來幾次這麽調侃父親。
第二年，父親有了我這個兒子，把我抱在手上那個晚上據說就失眠了。第二天一早六七點就搖醒我母親，說，我怎麽心裏很慌。
愁眉苦臉的人換成是父親了。在醫院的那兩天他愁到飯量急劇下降。母親已經體驗到這男人的脆弱。第三天，因為沒錢交住院費，母親被趕出了醫院。
前麵有個姐姐，我算第二個孩子，這在當時已經超生，因而母親是跑到遙遠的廈門生的我。從廈門回老家還要搭車。因為超生的這個孩子，回家後父親的公職可能要被辭掉。從醫院出來，父親抱著我，母親一個人拖著剛生育完的虛弱身體，沒錢的兩個人一聲不吭地一步步往公路挪，不知道怎麽回到小鎮上的家。
走到一個湖邊，父親停下來，迷惘地看著那片湖，轉過頭問，我們回得了家嗎？
母親已經疼痛到有點虛脫了，她勉強笑了笑：再走幾步看看，老天爺總會給路的。
父親走了幾步又轉過頭：我們真的回得了家嗎？
再走幾步看看。
一個路口拐過去，竟然撞上一個來廈門補貨的老鄉。
“再走幾步看看。”這句話母親自說出第一次後，就開始不斷地用它來鼓勵她一輩子要依靠的這個男人。
公職果然被開除了，還罰了三年的糧食配給，內心虛弱的父親一脆弱，幹脆把自己關家裏不出去尋找工作。母親不吭聲，一個人到處找活幹——縫紉衣服、紡織、包裝。燒火的煤是她偷鄰居的，下飯的魚是她到街上找親戚討的。她不安慰父親，也不向他發火，默默地撐了三年。直到三年後某一天，父親如往常一樣慢悠悠走到大門邊，打開門，是母親種的蔬菜、養的雞鴨。父親轉過身對母親說：“我去找下工作。”然後一個月後，他去寧波當了海員。
過了三年，父親帶著一筆錢回到了老家，在這塊地上終於建成了一座完整的石板房。
父親花了好多錢，雇來石匠，把自己和母親的名字，編成一副對聯，刻在石門上，雕花刻鳥。他讓工匠瞞著母親，把石門運到工地的時候還特意用紅布蓋著，直到裝上大門宣布落成那刻，父親把紅布一扯，母親這才看到，她與父親的名字就這樣命名了這座房子。
當時我六歲，就看到母親盯著門聯杵著嘴，一句話都沒說。幾步開外的父親，站到一旁得意地看著。
第二天辦落成酒席，在喧鬧的祝福聲中，父親宣布了另一個事情：他不回寧波了。
酒桌上，親戚們都來勸，在他們看來，這是一個難得的工作：比老家一般工作多幾倍的工資，偶爾會有跑關係的商家塞錢。父親不解釋，一直揮手說反正不去了。親戚來拉母親去勸，母親淡淡地說，他不說就別問了。
後來父親果然沒回寧波了，拿著此前在寧波攢的錢，開過酒店、海鮮館、加油站，生意越做越小，每失敗一次，父親就像褪一層皮一樣，變得越發邋遢、焦慮、沉默。然後在我讀高二的時候，父親一次午睡完準備要去開店，突然一個跌倒，倒在天井裏。父親中風了。
也是直到父親中風住院，隔天要手術了，躺在病床上，母親這才開口問：“你當時在寧波是不是有什麽事情處理不來，幹脆躲了吧？”
父親笑開了滿口因為抽煙而黑的牙齒。
“我就知道。”母親淡淡地說。
父親當年建成的那座石板房子，如今隻剩下南邊的那一片了。
每次回家，我都到南邊那石板老房走走。拆掉的是北邊的主房，現在留下沒完成拆建的部分，就是父親生病長期居住的左偏房，和姐姐出嫁前住的右偏房。在左偏房裏，父親完成了兩次中風，最終塑造出離世前那左半身癱瘓的模樣。而在右偏房，姐姐哭著和我說，當時窘迫的家出不起太多嫁妝，她已經認定自己要嫁一個窮苦的人家，從此和一些家裏比較有錢的朋友，斷了聯係。
我記得她說那句話的那個晚上。她和當時的男友出去不到一刻鍾就回來了。進了房間，躲著父母，一聲不吭地把我拉到一邊，臉漲得通紅，眼眶盈滿了淚，卻始終不讓其中任何一滴流出來。平複了許久，她開口了：“答應我，從此別問這個人的任何事情。如果父母問，你也攔住不要讓他們再說。”
我點點頭。
直到多年後我才知道，當時他問我姐：“你家出得起多少嫁妝？”
那舊房子，母親後來租給了一個外來的務工家庭。一個月一百五十元，十年了，從來沒漲過價錢。那狹小的空間住了兩個家庭，共六個人一條狗，擁擠得看不到太多這房子舊日的痕跡。
一開始我幾次進入那房子，想尋找一些東西。中風偏癱的父親有次摔倒在地上留下的血斑，已經被他們做飯的油汙蓋住了，而那個小時候父親精心打造給我作為小樂園的樓梯間，現在全是雜物。
母親有意無意，也經常往這裏跑。
我看著這樣的母親，心裏想，母親出租給他們家，隻是因為，他們家擁擠到足夠占據這個對她來說充滿情感同時又有許多傷感的空間。
別人的生活就這麽淺淺地敷在上麵——這是母親尋找到的與它相處的最好距離。
其實，母親現在居住的這四層小樓房，於我是陌生的。
這是我讀高三的時候修建的。那也是父親生病第二年。母親把我叫到她房裏，打開中間抽屜，抽出一卷錢。她說我們有十萬了。那是她做生意，姐姐做會計，我高中主編書以及做家教的收入。她說你是一家之主，你決定怎麽用。我想都沒想，說存起來啊。
在那兩年裏，母親每天晚上八九點就要急急忙忙地拿著一個編織袋出趟門，回來時我會聽到後院裏她扔了什麽東西，然後一個人走進來，假裝每天這麽準時的出入一點都不奇怪。其實當時我和姐姐也是裝作不知道，但心裏早清楚，母親是在那個時間背著我們到菜市場撿人家不要的菜葉，隔天加上四顆肉丸就是一家人一頓飯的所有配菜。
她偷偷地出去，悄然把菜扔在後院，第二天她把這些菜清洗幹淨，去除掉那些爛掉的部分，體麵地放置在餐桌上。我們誰也沒說破，因為我們都知道，自己承受不了說破後的結果。
然而那個晚上，拿著那十萬，她說，我要建房子。
“你父親生病前就想要建房子，所以我要建房子。”這是她的理由。
“但父親還需要醫藥費。”
“我要建房子。”
她像商場裏看到心愛的玩具就不肯挪動身體的小女孩，倔強地重複她的渴望。
我點點頭。雖然明白，那意味著“不明來路”的菜葉還需要吃一段時間，但我也在那一刻想起來，好幾次一些親戚遠遠見到我們就從另一個小巷拐走，和母親去祠堂祭祀時，總有些人都當我們不存在。
我知道這房子是母親的宣言。以建築的形式，驕傲地立在那。
滿打滿算，錢隻夠拆掉一半，然後建小小的兩層。小學肄業的母親，自己畫好了設計圖，挑好日子，已經是我高考前的兩周。從醫院回來，父親和母親就住到了左偏房。到了適婚年齡的姐姐從小就一直住在右偏房。舊房子決定要拆了，我無房可住，就搬到了學校的宿舍。
舊房子拆的前一周，母親“慷慨”地買了一串一千響的大鞭炮，每天看到陽光出來，就擺到屋頂上去曬太陽。她說，曬太陽會讓聲音更大更亮。偏偏夏日常莫名其妙地大雨，那幾個下午，每次天滴了幾滴水，母親就撒開腿往家裏跑，把鞭炮搶救到樓下，用電吹風輕輕吹暖它，像照顧新生兒一般嗬護。
終於到拆遷的時刻了，建築師傅象征性地向牆麵錘了一下。動土了。在鄰裏的注視下，母親走到路中間，輕緩地展開那長長的鞭炮，然後，點燃。
聲音果然很響，鞭炮爆炸產生的青煙和塵土一起揚起來，彌漫了整個巷子。我聽到母親在我身旁深深地、長長地透了口氣。
建房子絕不是省心的事，特別對於拮據的我們。為了省錢，母親邊看管加油站，邊幫手做小工。八十多斤的她在加油站搬完油桶，又趕到工地顫顫悠悠地挑起那疊起來一人高的磚。收拾完，還得馬上去伺候父親。
我不放心這樣的母親，每天下課就趕到工地。看她汗濕透了全身，卻一直都邊忙邊笑著。幾次累到坐在地上，嘴巴喘著粗氣，卻還是合不上地笑。
看到有人路過工地，她無論多喘都要趕忙站起身過來說話：“都是我兒子想翻蓋新房，我都說不用了，他卻很堅持，沒辦法，但孩子有誌氣，我也要支持。”
擔心的事情終於發生了，我高考前一周的那個下午，她捂著肚子，在工地昏倒了。到醫院一查：急性盲腸炎。
我趕到醫院，她已經做完盲腸手術。二樓的住院部病床上，她半躺在那兒，見我進來就先笑：“房子已經在打地基了？”她怕我著急到凶她。
我還是想發脾氣，卻聽到走廊裏一個人拄著拐杖拖著步子走的聲音，還帶著重重的喘氣聲。是父親。他知道母親出事後，就開始出發，拄著拐杖挪了三四個小時，挪到大馬路上，自己雇了車，才到了這家醫院。
現在他拄著拐杖一點點一點點挪進來，小心翼翼地把自己安排到旁邊的病床上，如釋重負地一坐。氣還喘著，眼睛直直盯著母親，問：“沒事吧？”
母親點點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