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 一代宗師
荊州書院明理堂中，呂濤對於“子”的說法，讓在場眾多學子陷入思考和議論之中，這正是他想要達成的目標。如果要他跟大家講大道理，要求人們學會對先人進行質疑，那麽顯然是難以做到的，但是在這種“無意”之下說出來，就往往有意想不到的效果。
國人向來有祖先崇拜的習慣，認為越是遠古的反而越好，尤其是對那些傑出的祖先，崇拜甚至達到盲目的程度。於是，漸漸地就出現了古代版的“兩個凡是”：凡是祖宗說的都是對的，凡是祖先定下來的規矩法度都是不能更改的。
祖先的成法對後人影響如此巨大，人們即便找到漏洞或者看到新的問題，也會下意識地去避免出現和祖製不符合的情況，舉凡和祖先說法不一致的，都要小心翼翼地進行規避。而隨著社會地進步，後人們將會發現，生活中越來越多的問題跟祖先成法相違背，這樣一來，這種祖先崇拜必然會引導產生各種各樣不合理的所謂“禮法”，通過種種渠道來約束人們的行為、思想，結果，就必然使得後人在創新的道路上舉步艱難，最終必然導致整個民族創造力的集體萎縮。
要改變一群人的行為習慣，很容易，要改變一群人的思維習慣，很難！而偏偏是這方麵，無疑卻是他呂濤最想要改變的問題，但是他也非常清楚，這不是一朝一夕的功夫，也不是僅僅他一個人的努力就能夠做得到的，一個人無論如何強大，始終也不可能和整個國度抗爭。因此，呂濤需要播下種子，然後努力使之萌芽、紮根、生長、茁壯。最終成為參天大樹！
這個時代，儒家的思想雖然已經占據著主體地位，但並不像宋以後那麽牢不可動。況且這個時代的文人們，卻也並沒有缺失創造性。麵對新時代，對比先賢的成法，並不是沒有人提出不同看法。呂濤希望能夠通過自己的點火，徹底地燃燒人們“懷疑”的能力。
環顧一下現場，呂濤咳了一聲，堂下學子們自覺地收聲，看向呂濤。
呂濤稍微整理一下思路。朗聲說道：“濤讀書，每有惑。孔夫子曰：‘有教無類。’而今日何以鄙薄商販百工之屬，唯以經書為貴？荊州書院設理工商之學，其意不過揚孔子‘有教無類’之說。何多腹誹耶？孟子雲：‘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然今日之民，其何賤也，生死不能由己。興。則官吏豪強魚肉，百姓苦；亡，則水深火熱，百姓亦苦。不亦惑哉？孔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今何以使民愚耶？民之不知家國，則何從愛之？使百姓皆知國之為要，則何以張梁之徒振臂一呼，而百萬之眾雲集響應？泱泱華夏，芸芸眾生，皆炎黃子孫也，四境之內，八方之中，皆兄弟姊妹也，何以或酒池肉林，或朝不知夕，或奢侈無度，或欲求一飯而不能？《禮記》曰：‘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然今日所見，則子弑父，弟弑兄，老輕幼，壯輕老，男賤女，貴賤貧，何也？……前後何以相去甚遠？蓋因自秦以降，讀書之人每不求甚解，歪曲先人之意也！既已歪曲，我輩讀書，豈可苟同？竊以為，學則當存疑為先，乃以實踐考究，推其曲直，合則從之，不合則去之，如此方得真理！”
呂濤說得興起，旁征博引，從古到今列舉大量事實，洋洋灑灑一大段，說了整整兩刻，直聽得在座諸人目瞪口呆。
見到這些東西收到效果，呂濤遂將話題一轉，引到祖宗成法必須要和時代相適合這一點上，鏗然說道：“先賢之法，應時而生，為時所用耳。夏商周之時，天子以天下付諸侯，萬民皆諸侯之奴也；比及七雄爭霸，西秦乃因功封建，舉國踴躍，遂有天下；而項羽雖有蓋世之勇，然欲回複爭霸之局，大封天下諸侯，不顧百姓思安之心，不施仁義，其得不敗耶？是故，春秋秦漢，時也勢也，皆不同矣，而時人猶法先人之成法，此刻舟求劍也，豈不謬哉？故秦所以吞並六國者，何也？非兵之力也，變法使之強也！自商鞅變法以降，秦日漸強盛，至始皇帝，六國遂滅，此變法之利也。始皇既收天下，以為依成法則天下可控，乃以治秦之法治天下，以致須臾殆滅，此不變之亂也！高祖得天下，乃休養生息，以財貨女子賂匈奴，忍辱負重，囑後世子孫不得妄言刀兵，何也？中國紛亂既久，民生艱難，高祖遂變革始皇之非也！及至孝武，乃舉合國之力，使衛霍北擊匈奴，追亡逐北，匈奴遂弱，此亦變之利也！今之天下，流民何多，其百姓不愛故地鄉土耶？非也，實身處水火，而求自救也！使天下賤人皆暖衣飽食，縱刀劍加頸，亦不得使流徙也！故今日南來荊州百萬之眾，乃窮則思變也。既來荊州，遂得求存，安然自樂，此變則通也！……”
講壇之上，呂濤滔滔不絕，舉出各個層次各個方麵眾多事實，充當自己的論據，將火力完全集中到“變”字上來，圍繞著法度應該隨著時代的進步而發展變化的中心，進行長時間的演講，最後一錘定音，道：“是故，先人之法，固當敬而重之，然則雖重之，不可以為定法。時不定，法豈可定？我輩當以時為據而疑之，使有所損益，以合時勢也！上治國如是，我輩學亦當如是，諸君可共勉之！”
明理堂裏麵，陷入長久的靜默，今天呂濤帶給他們的震撼，實在太大了。
呂濤所舉的事實，有些是史書記載的，有些是新近發生的，有些甚至就是大家身邊的小事情，都是眾所周知的，讓人無從辯駁。況且這些事情，雖然是呂濤率先說的。但是平常他們或多或少都有過一些思索，隻是要麽不成係統，要麽不敢深入去思考。遠沒有呂濤這麽清晰明了罷了。故此呂濤這番講演，讓學子們一時都呆住了。內心那些以往被死死壓抑著的疑問，一個個地翻騰開來。
辯論的後段，變成樂學子們的提問和呂濤一個人的演講，足足兩個半時辰之後，夕陽西下，這才最終結束。至於早早退到一邊的陳登，卻誰也沒注意到。他什麽時候悄悄退場了。
呂濤並不理會陳登，他還有許多事情要做，要改變現狀，並不是光說說就能做到的。他還要做一些努力，設法讓這些種子發芽得快一些。
為了這思想上得改造，呂濤已經準備了足足五年時間，現在，也該是大規模展開行動的時候了。
“子曰之辯”後。很快的，呂濤就展開了行動，他全力開動自己控製在手的商業資源，將前段時間已經印刷完畢的《五經正義》正式發行。這本書，卻是他前後花了兩年時間寫出來的。專門針對那些可能會形成思想桎梏的言論進行辨析，將之引到符合自己未來發展的方向上來。整本書字數並不多，不過二十餘萬字，核心更是緊緊圍繞著“曆史與變革”“存疑與學問”“實踐與真理”“成法與創新”這四個方麵。
呂濤的前世，本來就因為家庭的影響，從小跟古文字打交道，這《五經正義》，卻是他綜合了“後人”的見識以及自己的見解整出來的，寫起來並不困難，更多的時間花在挑毛病之上。原本他早就想把這書發出去，但是考慮到衛道士們的抵抗，所以才推遲到今天，讓荊州眾多文人們在遭受商業興盛等的衝擊之活，這才作為一個大規模行動的一部分來運行。
當然，呂濤也知道，即便如此，這書中很多觀點隻怕要爭論一段相當長的時間，比如“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比如“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等等。但他也從來沒指望所有人一下子就接受他的思想，他的希望，在於荊州書院的學子們，在於年輕的一代人。隻要百人當中有那麽一兩個接受得了，那就已經很有成就了。
跟“子曰之辯”一樣，這本書的目的，在於宣揚“變革”“存疑”“實踐”和“創新”，設法讓更多人去思考：我們到底該怎麽麵對祖先留下來的規則。呂濤的希望，是改變人們對祖法諱莫如深的傳統，讓更多人敢於提出不同的見解，從而為整個社會的思想和文化帶來活力和新鮮空氣。這是第一步。
果然，借助於呂濤控製在手的天羅地網一樣的商業資源，《五經正義》一麵世，很快就傳播開來，頓時引起軒然大波，仿佛是在一潭平靜無波的湖水中投入千鈞巨石，是晴天一聲久久不去的霹靂。有人強烈反對，有人堅決支持支持，有人茫然不知所措，有人不屑一顧，有人如獲至寶，有人心有兮兮焉……但不管是誰，隻要是認真讀了這書的，都不得不對呂濤那“淵博”的知識震撼，書中，那信手拈來的從容，那上達天文下至地理的廣博，那博古通今的洞察，那清晰明了的表述，那恢宏壯闊的行文，那縝密細致的邏輯，那一環扣著一環的推論，那犀利雄壯的語言，那幾乎句句成警句的用語，讓無數的人汗顏或者傾倒。一本書的震撼力，莫過於此。
借著這一波巨大的衝擊，五月份的時候，早有準備的呂濤再次出擊，一口氣發行了《聖人論》《古今論》《學而論》三本書。這三本篇幅較小，都在三萬字以內，呂濤當作大學論文來完成，幾經修改，在去年書院遇刺之前剛交付印刷。
這三論，《聖人論》旨在論述什麽樣的人才能稱為聖人，聖人到底是不是人，聖人到底是不是完人，孔子他們到底能不能成為聖人，等等。《古今論》則論證社會是在發展進步的，後代的總是比前代的好，古人的很多成法在現代是無法適用的，作為後人應該正確地對待祖先留下來的文化遺產，加以辨證吸收。《學而論》是前兩論的補充，說明了不光隻是“經學”儒學，其餘諸子百家理工商等等，都是知識構成不可缺少的部分，它們各有各的用處；同時，《學而論》強調，學習應該是提出問題、分析問題、解決問題最後總結經驗的這麽一個過程，對先人留下來的知識，應加以存疑辨析，取長去短，從是革非。
跟《五經正要》對比，這三本書可以說是一種具體的發揮，最終的目的卻是要在《五經正義》的基礎之上，將孔子等所謂“聖人”拉下神台。
呂濤始終認為，南宋理學盛行之前的儒家思想，正麵意義要比負麵意義大得多，不能全盤否認。儒家思想本身並沒有缺少血性，曆史上那麽多蔑視生死的文人，早已證實了這一點。儒家思想對世事積極進取勇於承擔的態度，對外界事物追求不偏不倚看待的理想，對外來文化和思想的巨大融合吸收能力，等等，都是值得推崇的。隻是，它最大的壞處，卻是將偉人神化，將先人美化，將遠古理想化，這才是要命的，這才是漸漸束縛住後人手腳的罪魁禍首，是呂濤改良的重中之重！
三論之後沒多久，關於社會關係的《國民論》，關於工業的《百工論》，關於商業的《行商論》，關於科技的《機巧論》，關於少數民族的《蠻夷論》，關於開啟民智的《教育論》，等等，總計二十餘篇少則數千多則萬言的政論文，被集中在呂濤謀劃已久的集子《國計民生書》中發行，結合荊州的各種政策變動，完成了呂濤迅猛而強大的組合拳，重重地搖撼著漢末思想界。
在洛陽時的數十篇文章，使得呂濤隱然有成為一代宗師的跡象。到荊州後先後出手的政論，讓他初具宗師風範。而現在，《聖人論》讓世人開始以看待宗師來看待他，等到三論一書的發行，不滿十七周歲的呂濤，已經儼然漢末第一號宗師級人物，眾多被他征服的學子文人，從四麵八方趕過來，虔誠地要拜在他門下。而荊州，也因此一躍成為漢末的思想文化中心，每天都有人慕名前來就讀遊學。
如果您喜歡這本書，請來起點中文網，章節更多，支持作者，支持正版閱讀！
荊州書院明理堂中，呂濤對於“子”的說法，讓在場眾多學子陷入思考和議論之中，這正是他想要達成的目標。如果要他跟大家講大道理，要求人們學會對先人進行質疑，那麽顯然是難以做到的，但是在這種“無意”之下說出來，就往往有意想不到的效果。
國人向來有祖先崇拜的習慣，認為越是遠古的反而越好，尤其是對那些傑出的祖先，崇拜甚至達到盲目的程度。於是，漸漸地就出現了古代版的“兩個凡是”：凡是祖宗說的都是對的，凡是祖先定下來的規矩法度都是不能更改的。
祖先的成法對後人影響如此巨大，人們即便找到漏洞或者看到新的問題，也會下意識地去避免出現和祖製不符合的情況，舉凡和祖先說法不一致的，都要小心翼翼地進行規避。而隨著社會地進步，後人們將會發現，生活中越來越多的問題跟祖先成法相違背，這樣一來，這種祖先崇拜必然會引導產生各種各樣不合理的所謂“禮法”，通過種種渠道來約束人們的行為、思想，結果，就必然使得後人在創新的道路上舉步艱難，最終必然導致整個民族創造力的集體萎縮。
要改變一群人的行為習慣，很容易，要改變一群人的思維習慣，很難！而偏偏是這方麵，無疑卻是他呂濤最想要改變的問題，但是他也非常清楚，這不是一朝一夕的功夫，也不是僅僅他一個人的努力就能夠做得到的，一個人無論如何強大，始終也不可能和整個國度抗爭。因此，呂濤需要播下種子，然後努力使之萌芽、紮根、生長、茁壯。最終成為參天大樹！
這個時代，儒家的思想雖然已經占據著主體地位，但並不像宋以後那麽牢不可動。況且這個時代的文人們，卻也並沒有缺失創造性。麵對新時代，對比先賢的成法，並不是沒有人提出不同看法。呂濤希望能夠通過自己的點火，徹底地燃燒人們“懷疑”的能力。
環顧一下現場，呂濤咳了一聲，堂下學子們自覺地收聲，看向呂濤。
呂濤稍微整理一下思路。朗聲說道：“濤讀書，每有惑。孔夫子曰：‘有教無類。’而今日何以鄙薄商販百工之屬，唯以經書為貴？荊州書院設理工商之學，其意不過揚孔子‘有教無類’之說。何多腹誹耶？孟子雲：‘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然今日之民，其何賤也，生死不能由己。興。則官吏豪強魚肉，百姓苦；亡，則水深火熱，百姓亦苦。不亦惑哉？孔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今何以使民愚耶？民之不知家國，則何從愛之？使百姓皆知國之為要，則何以張梁之徒振臂一呼，而百萬之眾雲集響應？泱泱華夏，芸芸眾生，皆炎黃子孫也，四境之內，八方之中，皆兄弟姊妹也，何以或酒池肉林，或朝不知夕，或奢侈無度，或欲求一飯而不能？《禮記》曰：‘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然今日所見，則子弑父，弟弑兄，老輕幼，壯輕老，男賤女，貴賤貧，何也？……前後何以相去甚遠？蓋因自秦以降，讀書之人每不求甚解，歪曲先人之意也！既已歪曲，我輩讀書，豈可苟同？竊以為，學則當存疑為先，乃以實踐考究，推其曲直，合則從之，不合則去之，如此方得真理！”
呂濤說得興起，旁征博引，從古到今列舉大量事實，洋洋灑灑一大段，說了整整兩刻，直聽得在座諸人目瞪口呆。
見到這些東西收到效果，呂濤遂將話題一轉，引到祖宗成法必須要和時代相適合這一點上，鏗然說道：“先賢之法，應時而生，為時所用耳。夏商周之時，天子以天下付諸侯，萬民皆諸侯之奴也；比及七雄爭霸，西秦乃因功封建，舉國踴躍，遂有天下；而項羽雖有蓋世之勇，然欲回複爭霸之局，大封天下諸侯，不顧百姓思安之心，不施仁義，其得不敗耶？是故，春秋秦漢，時也勢也，皆不同矣，而時人猶法先人之成法，此刻舟求劍也，豈不謬哉？故秦所以吞並六國者，何也？非兵之力也，變法使之強也！自商鞅變法以降，秦日漸強盛，至始皇帝，六國遂滅，此變法之利也。始皇既收天下，以為依成法則天下可控，乃以治秦之法治天下，以致須臾殆滅，此不變之亂也！高祖得天下，乃休養生息，以財貨女子賂匈奴，忍辱負重，囑後世子孫不得妄言刀兵，何也？中國紛亂既久，民生艱難，高祖遂變革始皇之非也！及至孝武，乃舉合國之力，使衛霍北擊匈奴，追亡逐北，匈奴遂弱，此亦變之利也！今之天下，流民何多，其百姓不愛故地鄉土耶？非也，實身處水火，而求自救也！使天下賤人皆暖衣飽食，縱刀劍加頸，亦不得使流徙也！故今日南來荊州百萬之眾，乃窮則思變也。既來荊州，遂得求存，安然自樂，此變則通也！……”
講壇之上，呂濤滔滔不絕，舉出各個層次各個方麵眾多事實，充當自己的論據，將火力完全集中到“變”字上來，圍繞著法度應該隨著時代的進步而發展變化的中心，進行長時間的演講，最後一錘定音，道：“是故，先人之法，固當敬而重之，然則雖重之，不可以為定法。時不定，法豈可定？我輩當以時為據而疑之，使有所損益，以合時勢也！上治國如是，我輩學亦當如是，諸君可共勉之！”
明理堂裏麵，陷入長久的靜默，今天呂濤帶給他們的震撼，實在太大了。
呂濤所舉的事實，有些是史書記載的，有些是新近發生的，有些甚至就是大家身邊的小事情，都是眾所周知的，讓人無從辯駁。況且這些事情，雖然是呂濤率先說的。但是平常他們或多或少都有過一些思索，隻是要麽不成係統，要麽不敢深入去思考。遠沒有呂濤這麽清晰明了罷了。故此呂濤這番講演，讓學子們一時都呆住了。內心那些以往被死死壓抑著的疑問，一個個地翻騰開來。
辯論的後段，變成樂學子們的提問和呂濤一個人的演講，足足兩個半時辰之後，夕陽西下，這才最終結束。至於早早退到一邊的陳登，卻誰也沒注意到。他什麽時候悄悄退場了。
呂濤並不理會陳登，他還有許多事情要做，要改變現狀，並不是光說說就能做到的。他還要做一些努力，設法讓這些種子發芽得快一些。
為了這思想上得改造，呂濤已經準備了足足五年時間，現在，也該是大規模展開行動的時候了。
“子曰之辯”後。很快的，呂濤就展開了行動，他全力開動自己控製在手的商業資源，將前段時間已經印刷完畢的《五經正義》正式發行。這本書，卻是他前後花了兩年時間寫出來的。專門針對那些可能會形成思想桎梏的言論進行辨析，將之引到符合自己未來發展的方向上來。整本書字數並不多，不過二十餘萬字，核心更是緊緊圍繞著“曆史與變革”“存疑與學問”“實踐與真理”“成法與創新”這四個方麵。
呂濤的前世，本來就因為家庭的影響，從小跟古文字打交道，這《五經正義》，卻是他綜合了“後人”的見識以及自己的見解整出來的，寫起來並不困難，更多的時間花在挑毛病之上。原本他早就想把這書發出去，但是考慮到衛道士們的抵抗，所以才推遲到今天，讓荊州眾多文人們在遭受商業興盛等的衝擊之活，這才作為一個大規模行動的一部分來運行。
當然，呂濤也知道，即便如此，這書中很多觀點隻怕要爭論一段相當長的時間，比如“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比如“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等等。但他也從來沒指望所有人一下子就接受他的思想，他的希望，在於荊州書院的學子們，在於年輕的一代人。隻要百人當中有那麽一兩個接受得了，那就已經很有成就了。
跟“子曰之辯”一樣，這本書的目的，在於宣揚“變革”“存疑”“實踐”和“創新”，設法讓更多人去思考：我們到底該怎麽麵對祖先留下來的規則。呂濤的希望，是改變人們對祖法諱莫如深的傳統，讓更多人敢於提出不同的見解，從而為整個社會的思想和文化帶來活力和新鮮空氣。這是第一步。
果然，借助於呂濤控製在手的天羅地網一樣的商業資源，《五經正義》一麵世，很快就傳播開來，頓時引起軒然大波，仿佛是在一潭平靜無波的湖水中投入千鈞巨石，是晴天一聲久久不去的霹靂。有人強烈反對，有人堅決支持支持，有人茫然不知所措，有人不屑一顧，有人如獲至寶，有人心有兮兮焉……但不管是誰，隻要是認真讀了這書的，都不得不對呂濤那“淵博”的知識震撼，書中，那信手拈來的從容，那上達天文下至地理的廣博，那博古通今的洞察，那清晰明了的表述，那恢宏壯闊的行文，那縝密細致的邏輯，那一環扣著一環的推論，那犀利雄壯的語言，那幾乎句句成警句的用語，讓無數的人汗顏或者傾倒。一本書的震撼力，莫過於此。
借著這一波巨大的衝擊，五月份的時候，早有準備的呂濤再次出擊，一口氣發行了《聖人論》《古今論》《學而論》三本書。這三本篇幅較小，都在三萬字以內，呂濤當作大學論文來完成，幾經修改，在去年書院遇刺之前剛交付印刷。
這三論，《聖人論》旨在論述什麽樣的人才能稱為聖人，聖人到底是不是人，聖人到底是不是完人，孔子他們到底能不能成為聖人，等等。《古今論》則論證社會是在發展進步的，後代的總是比前代的好，古人的很多成法在現代是無法適用的，作為後人應該正確地對待祖先留下來的文化遺產，加以辨證吸收。《學而論》是前兩論的補充，說明了不光隻是“經學”儒學，其餘諸子百家理工商等等，都是知識構成不可缺少的部分，它們各有各的用處；同時，《學而論》強調，學習應該是提出問題、分析問題、解決問題最後總結經驗的這麽一個過程，對先人留下來的知識，應加以存疑辨析，取長去短，從是革非。
跟《五經正要》對比，這三本書可以說是一種具體的發揮，最終的目的卻是要在《五經正義》的基礎之上，將孔子等所謂“聖人”拉下神台。
呂濤始終認為，南宋理學盛行之前的儒家思想，正麵意義要比負麵意義大得多，不能全盤否認。儒家思想本身並沒有缺少血性，曆史上那麽多蔑視生死的文人，早已證實了這一點。儒家思想對世事積極進取勇於承擔的態度，對外界事物追求不偏不倚看待的理想，對外來文化和思想的巨大融合吸收能力，等等，都是值得推崇的。隻是，它最大的壞處，卻是將偉人神化，將先人美化，將遠古理想化，這才是要命的，這才是漸漸束縛住後人手腳的罪魁禍首，是呂濤改良的重中之重！
三論之後沒多久，關於社會關係的《國民論》，關於工業的《百工論》，關於商業的《行商論》，關於科技的《機巧論》，關於少數民族的《蠻夷論》，關於開啟民智的《教育論》，等等，總計二十餘篇少則數千多則萬言的政論文，被集中在呂濤謀劃已久的集子《國計民生書》中發行，結合荊州的各種政策變動，完成了呂濤迅猛而強大的組合拳，重重地搖撼著漢末思想界。
在洛陽時的數十篇文章，使得呂濤隱然有成為一代宗師的跡象。到荊州後先後出手的政論，讓他初具宗師風範。而現在，《聖人論》讓世人開始以看待宗師來看待他，等到三論一書的發行，不滿十七周歲的呂濤，已經儼然漢末第一號宗師級人物，眾多被他征服的學子文人，從四麵八方趕過來，虔誠地要拜在他門下。而荊州，也因此一躍成為漢末的思想文化中心，每天都有人慕名前來就讀遊學。
如果您喜歡這本書，請來起點中文網，章節更多，支持作者，支持正版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