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 迎豐年荊州謀發展 圖壯大呂濤發商令
九月，荊州一派豐收景象。
荊州處在江漢平原，土地肥沃，物產豐富，乃是天然的糧食基地。在兩漢的時候，全國的經濟重心還是在以黃河流域為中心的北方地區，無論是以西漢帝都長安為核心的關中地區還是以東漢帝都洛陽為核心的中原地區，都是曆史之名的富庶之地，人口眾多。但是伴隨著戰亂、災難而產生的流民，越來越多地從戰亂頻仍的黃河流域逃亡到長江流域，他們在增加南方人口數量的同時，也帶來了相對先進的生產工具和生產技術，這在客觀上提升了長江流域的生產力。經過兩漢的發展，南方的經濟社會有了長足的進步。單就荊州而言，據史料統計，東漢順帝時，荊州全境的人口已由西漢時359萬人增加到626萬人；荊州占當時全國人口的比例，也由6％上升到13％，其中南郡（江陵，又稱荊州城，荊州治所）有16萬戶、74.7萬人口。到漢末，隨著北方戰亂頻繁，北民大量南遷荊州，荊州人口特別是南郡人口進一步增加。單關中地區遷徙到荊州的就有十餘萬戶，一戶按五口計算亦有50多萬人。人丁的興旺，是一個地區經濟發展的反映，是提供賦稅、甲兵的基礎。漢末荊州，史稱“沃野萬裏，士民殷富”，在當時是經濟相當發達的地區。這些正說明了荊州的巨大潛力，也是呂濤當時考慮來荊州的重大原因，有了人口，經濟更容易上去，經濟的發展，必然帶來社會各個層麵的發展，這將會給未來的站正帶來巨大的優勢。
而呂濤要優先考慮的，便是農業問題。眾所周知，中國曆來是一個人口大國，這片土地在繁衍著數目巨大的人的同時，也帶來了“吃飯”這個巨大的問題，“吃飯”問題是一個幾千年來長期困擾著中國曆代統治者的巨大問題，一旦人民無法解決“吃飯”問題，那麽相伴而生的必然是農民起義和戰亂，大量的饑民會輕易地摧毀任何一個朝代的統治。所以，呂濤要想以荊州為基地，完成他的理想，那麽農業乃是重中之重。
好在荊州是優良的糧食基地，這裏土地肥沃，物產豐富。荊州所處的江漢平原一帶，自古是物產富饒的魚米之鄉。這裏土壤肥沃，氣候溫和，雨量充沛，灌溉方便，盛產稻、粟、麥、豆、麻等農作物，尤以種植水稻聞名。《史記》稱荊州“飯稻羹魚”，“出產眾多”。《漢書；地理誌》說這裏“有江漢川澤之饒，民食魚稻”。考古發掘表明，遠在四、五千年以前，這裏一帶已種植水稻，考古發現多處含穀紅燒土塊。目前世界上見到的年代最早、保存最好的粳稻穀穗，就是在紀南城遺址內西漢初年古墓中發現的。這些粳稻穀穗出土時共有四束，色澤鮮黃，外形保存完好，穗形整齊，穀粒飽滿(穀中澱粉已炭化)。經鑒定，其品質與本世紀50年代長江中下遊地區的粳稻糧種基本相似，隻是每穗的穀粒數大約隻及現代稻穗的一半。這裏有廣袤平原，密布的水網，‘其穀宜稻‘。雖然漢末時候的生產力低下，荊州種植的粳稻也不耐旱澇，江漢流域頻發的水澇問題也是長期困擾荊州農業發展的重大問題。但是呂濤相信，隻要做足功課，那麽即使不能使荊州的農民發生質的改變，那麽至少在糧食收獲上也有些量的放大，如果他派往占城的“商隊”能夠順利地找到後世赫赫有名耐旱耐澇的占城稻，那麽這個問題將不再那麽令人頭痛。
占城稻耐旱耐澇，養護方便，種下以後幾乎就是等著秋收，而且種植周期又短，這些巨大的優點，使得占城稻在曆史上占據著一個顯著的位置。為了經濟的發展，必須提升生產力，稍微解放以下長久以來被牢牢束縛在土地上的農民，有了農民的解放，才有更多的富餘勞動力，才能給呂濤設想中的手工業、商業等等提供必要的人力資源。
即將秋收的時候，呂濤帶著人四處巡視，他必須全麵整體的了解一下荊州的生產力狀況。呂濤將其它內政問題都交給郭嘉等人，雖然郭嘉不像如今還是幾歲小孩的諸葛亮那麽擅長內政，但是卻也勝任有餘。
巡視過後，結合原先就派出的人得到的信息，讓呂濤有了個大致的了解，這時候的農業生產，還是處於一個相對原始的狀況，農民們被牢牢地束縛在土地之上，即便如此，一年到頭交了賦稅以後大多還是吃不飽。
了解了大致的情況，呂濤發出勸農令，號召老百姓開墾荒地。先前，呂布已經承諾所開墾的荒地隻收免租三年，並且官方將免費提供工具、種子、耕牛等生產資料呂布到來後，組織了專門的技術隊伍，專門派人給各地提供技術支持。為了提高種植技術，呂濤又發出懸賞，但凡能提供提高糧食生產的工具、技術、經驗等並經過驗證的人員，無論出身，官方都將給予各種獎勵，提升為農業生產顧問，並為之樹碑表功。另外一方麵，為了解決荊州南方水澤地密布的狀況，他帶鄭渾親入實地考察，跟當地百姓多方交流，征求各種意見，結合後世的認識，讓鄭渾寫下了《治澤要術》和《水利方略》兩本書，召集各地方相關官員集中襄陽學習。同時呂濤下令各地妥善組織人員和物資，隻等這幫“學員”出師就立馬分赴各地，趁著冬季少餘的時候盡力解決水澤地，興修水利。最後呂濤，終於拿出了早在並州就已經“寫”好的《齊民要術》《農書》等數本幾百上千年後才出現的農業專業書籍，扔給鄭渾，令他盡快研究出個所以然來，以盡快妥善地解決荊州農業問題。呂濤唯一可惜的是，這個時候大概那傳說中的馬鈞還在玩泥巴，否則這些東西拿給那個天才發明家，隻怕效果要好得多了。
安排完農業上的事，已經是十一月份的事了。這一年荊州因為組織得當，大獲豐收，收成比之往年多了近一半，雖然因為呂布早已下令下調稅租，但是收上來的稅還是比往年多了不少，但是呂濤並不滿足，他知道這麽一點的糧食儲備是遠遠不足的，為了應付未來連年的戰亂和不休的災難，他必須儲備更多的糧食，因此他不顧那些老頑固的反對，親自組織一批商人，將荊州的手工業產品運往北方銷售，然後買糧食回來。
前世讀史的時候，呂濤就知道，荊州的手工業在當時相對而言也是非常發達的。當時荊州的漆木、冶煉、紡織、造船等業出產的產品，乃是漢末赫赫有名大受歡迎的的商品。漆器之精美是楚文化的重要特征，荊州繼承發揚這一特色，漢代荊州漆木工藝承襲了楚國漆器的特色而又有新的發展，製作精湛，大受上層人士歡迎；冶鐵技術有了飛躍進步，鑄銅業有了新的發展，製作已經相當精良的鐵銅器被商人源源不斷地運到經濟相對發達的北方；荊州的麻製品也獨具一格，在紡織、印染、刺繡以及圖案設計等方麵已經達到相當高的水準，是士族生活常用奢侈品；造船業更是獨樹一幟，無論是造船的技術水平和規模，在當時世界上都堪稱一流，荊州的江陵，是當時民用船舶建造的重要基地，西漢時就能造出46槳、幾十人劃的大船，到了東漢時期，進而從槳楫發展到用櫓來扒進船舶，這是世界船舶人力推進史上劃時代的重大進步，櫓出現之後不久，又出現了帆，當時在江漢流域，已經航行著裝備有櫓、舵和風帆的舟船，乘風破浪，疾行如箭，這是中國古代造船技術劃時代的變革。
物產豐饒、舟楫方便，必然帶來商貿的繁盛。荊州水陸交通曆來方便，商業貿易興旺，呂濤如果不會利用這些便利條件，將荊州出產的漆木、冶煉、紡織等商品運到北方換取錢財和糧食，那就是一大傻瓜了。荊州南有連接吳、蜀的水上交通大動脈，北邊又有漢水通中原地區，進而能將貨物轉運至關中。就陸上交通而言，從關中經中原南下湖南、兩廣的陸上交通幹線，也打南郡江陵通過。自秦始皇修築從秦都鹹陽通向全國各郡的驛道起，江陵便成為連接東西南北的樞紐。有利的交通條件方便了貨物的交流和貿易的往來。古書中記載：“荊郡業商賈者，上而滇、黔，下而吳、越，靡遠不到。”早在西漢時期，作為長江上航運基地的江陵，已發展成為全國十大商業城市之一，名列於南方各大商業都會之首( 範文瀾《中國通史》引《史記》)。當時南方所產犀兕、革、象牙、翡翠、 楠梓木、黃金等名貴物品，通過江陵北運京都長安，外地物產也由水陸交通幹線運來。現今從漢墓中發掘出土的一些精美漆器上麵，針刻著“成市草”(即成都造)的文字，說明它們是遠自成都運來的。出土文物還表明，西漢初年江陵城內，已出現十人以上合夥經營的商業組織，從事水上販運貿易。這意味著當時販運的大規模興起和繁榮。
商業的繁榮帶來的是經濟的活躍和大量的稅收，作為一個站在更高一個層次看待問題的呂濤，清醒的認識到這一點。如今他要做的，不是親自去參與這樣那樣的商業活動，而是製定相關的法律法規，規範、促進商業的發展，使之繁榮。在當時普遍鄙視經商的情況下，呂濤在發展商業這條路上並沒有得到多少支持，幸虧不羈的郭嘉給了他一臂之力，也幸虧當時人民相對純樸，更幸虧前世的呂濤見識了這樣那樣的商業案件，他費盡心思，足足花了半個月的時間，弄出一個近兩萬字的《行商法案》，粗略地對商業作出了一些宏觀上的調控。
《行商法案》的基本原則就是承認商人的地位，鼓勵人們大膽地進行合法商業，地方政府將會對合法商人加以保護，並提出了公平經商的概念。這樣一個法案出台，就很快有人大著膽子嚐試，有了第一個就有第二個，很快，一股行商風潮席卷荊州。呂濤下了嚴令，對阻撓商業改革的人員將加重責罰。荊州誰人不知道呂布對呂濤言聽計從，雖然呂布來到荊州沒多久，但是他單騎拒董卓、兩戰定荊州、威懾襄陽賊的赫赫威名，各地方政府官員誰也不敢捋其虎須，小心翼翼地行使權力義務，不敢造次，這位《行商法案》的順利實施帶來了便利。很短時間內，發展商業就在荊州看到了成果，稅收猛增，卻並沒有出現他們想象中商業橫行帶來的嚴重後果。各地方官看著日益增加的稅收，不由對呂濤的眼光震驚不已。他們人人早就聽說他們州牧的兒子天生大智：文有經天緯地之才，於洛陽一月屬文三十六，盡是經典之作；武有不弱乃父之勇，以十二之幼齡衝鋒陷陣，所向披靡。如今雖然不曾看到這州牧之子的驍勇，但是那經天緯地之才卻已經看到。
忙完商業發展計劃，已經是十二月底的光景，189年的冬天就要過去，190年的春天也就將要到來。呂濤知道，現在是最後的“和平”時光了，190年也就是初平元年正月（這年號有爭議，本書以《後漢書》為依據），東郡太守橋瑁將假借三公的名義向各州郡發布討董檄文，曆數董卓在京城所犯的罪惡，說明天子所處的危難境地，要大家起義兵以解國難。屆時，轟轟烈烈的漢末群雄爭霸將要到來，自己要做的能做的現在也就這麽多，好歹給荊州定下一個大致的方向，現在要準備的，就是策劃著如何在討董大戰中撈取更多的名聲和政治資本，從而使得荊州軍團更加具備號召力，在未來的戰爭中占取更大的優勢。
軍隊方麵，相信父親呂布已經做好了充足的準備。對於打仗，呂布天生就是個適合於戰場的人，自己要做的，就是給呂布增加政治上的眼光！
在元旦（當時的正月初一稱元旦或元日等，直到辛亥革命之後才有“春節”的稱呼）之前，呂濤屢次和呂布郭嘉等人商討。呂濤先和大家“分析”了一下形勢，得出的結論是由於董卓的倒行逆施，導致天怒人怨，加上諸侯的野心，討伐董卓的戰爭將會在短時間內爆發，他要求大家集合眾人的智慧，製定麵對即將到來的戰爭的大致方案。
初平元年的春天，不知不覺地到來了。
（第一卷終。從第二卷開始，改為每章3000餘字，每天更兩章，請大家繼續支持，多多推薦！路癡於07年3月15日）
九月，荊州一派豐收景象。
荊州處在江漢平原，土地肥沃，物產豐富，乃是天然的糧食基地。在兩漢的時候，全國的經濟重心還是在以黃河流域為中心的北方地區，無論是以西漢帝都長安為核心的關中地區還是以東漢帝都洛陽為核心的中原地區，都是曆史之名的富庶之地，人口眾多。但是伴隨著戰亂、災難而產生的流民，越來越多地從戰亂頻仍的黃河流域逃亡到長江流域，他們在增加南方人口數量的同時，也帶來了相對先進的生產工具和生產技術，這在客觀上提升了長江流域的生產力。經過兩漢的發展，南方的經濟社會有了長足的進步。單就荊州而言，據史料統計，東漢順帝時，荊州全境的人口已由西漢時359萬人增加到626萬人；荊州占當時全國人口的比例，也由6％上升到13％，其中南郡（江陵，又稱荊州城，荊州治所）有16萬戶、74.7萬人口。到漢末，隨著北方戰亂頻繁，北民大量南遷荊州，荊州人口特別是南郡人口進一步增加。單關中地區遷徙到荊州的就有十餘萬戶，一戶按五口計算亦有50多萬人。人丁的興旺，是一個地區經濟發展的反映，是提供賦稅、甲兵的基礎。漢末荊州，史稱“沃野萬裏，士民殷富”，在當時是經濟相當發達的地區。這些正說明了荊州的巨大潛力，也是呂濤當時考慮來荊州的重大原因，有了人口，經濟更容易上去，經濟的發展，必然帶來社會各個層麵的發展，這將會給未來的站正帶來巨大的優勢。
而呂濤要優先考慮的，便是農業問題。眾所周知，中國曆來是一個人口大國，這片土地在繁衍著數目巨大的人的同時，也帶來了“吃飯”這個巨大的問題，“吃飯”問題是一個幾千年來長期困擾著中國曆代統治者的巨大問題，一旦人民無法解決“吃飯”問題，那麽相伴而生的必然是農民起義和戰亂，大量的饑民會輕易地摧毀任何一個朝代的統治。所以，呂濤要想以荊州為基地，完成他的理想，那麽農業乃是重中之重。
好在荊州是優良的糧食基地，這裏土地肥沃，物產豐富。荊州所處的江漢平原一帶，自古是物產富饒的魚米之鄉。這裏土壤肥沃，氣候溫和，雨量充沛，灌溉方便，盛產稻、粟、麥、豆、麻等農作物，尤以種植水稻聞名。《史記》稱荊州“飯稻羹魚”，“出產眾多”。《漢書；地理誌》說這裏“有江漢川澤之饒，民食魚稻”。考古發掘表明，遠在四、五千年以前，這裏一帶已種植水稻，考古發現多處含穀紅燒土塊。目前世界上見到的年代最早、保存最好的粳稻穀穗，就是在紀南城遺址內西漢初年古墓中發現的。這些粳稻穀穗出土時共有四束，色澤鮮黃，外形保存完好，穗形整齊，穀粒飽滿(穀中澱粉已炭化)。經鑒定，其品質與本世紀50年代長江中下遊地區的粳稻糧種基本相似，隻是每穗的穀粒數大約隻及現代稻穗的一半。這裏有廣袤平原，密布的水網，‘其穀宜稻‘。雖然漢末時候的生產力低下，荊州種植的粳稻也不耐旱澇，江漢流域頻發的水澇問題也是長期困擾荊州農業發展的重大問題。但是呂濤相信，隻要做足功課，那麽即使不能使荊州的農民發生質的改變，那麽至少在糧食收獲上也有些量的放大，如果他派往占城的“商隊”能夠順利地找到後世赫赫有名耐旱耐澇的占城稻，那麽這個問題將不再那麽令人頭痛。
占城稻耐旱耐澇，養護方便，種下以後幾乎就是等著秋收，而且種植周期又短，這些巨大的優點，使得占城稻在曆史上占據著一個顯著的位置。為了經濟的發展，必須提升生產力，稍微解放以下長久以來被牢牢束縛在土地上的農民，有了農民的解放，才有更多的富餘勞動力，才能給呂濤設想中的手工業、商業等等提供必要的人力資源。
即將秋收的時候，呂濤帶著人四處巡視，他必須全麵整體的了解一下荊州的生產力狀況。呂濤將其它內政問題都交給郭嘉等人，雖然郭嘉不像如今還是幾歲小孩的諸葛亮那麽擅長內政，但是卻也勝任有餘。
巡視過後，結合原先就派出的人得到的信息，讓呂濤有了個大致的了解，這時候的農業生產，還是處於一個相對原始的狀況，農民們被牢牢地束縛在土地之上，即便如此，一年到頭交了賦稅以後大多還是吃不飽。
了解了大致的情況，呂濤發出勸農令，號召老百姓開墾荒地。先前，呂布已經承諾所開墾的荒地隻收免租三年，並且官方將免費提供工具、種子、耕牛等生產資料呂布到來後，組織了專門的技術隊伍，專門派人給各地提供技術支持。為了提高種植技術，呂濤又發出懸賞，但凡能提供提高糧食生產的工具、技術、經驗等並經過驗證的人員，無論出身，官方都將給予各種獎勵，提升為農業生產顧問，並為之樹碑表功。另外一方麵，為了解決荊州南方水澤地密布的狀況，他帶鄭渾親入實地考察，跟當地百姓多方交流，征求各種意見，結合後世的認識，讓鄭渾寫下了《治澤要術》和《水利方略》兩本書，召集各地方相關官員集中襄陽學習。同時呂濤下令各地妥善組織人員和物資，隻等這幫“學員”出師就立馬分赴各地，趁著冬季少餘的時候盡力解決水澤地，興修水利。最後呂濤，終於拿出了早在並州就已經“寫”好的《齊民要術》《農書》等數本幾百上千年後才出現的農業專業書籍，扔給鄭渾，令他盡快研究出個所以然來，以盡快妥善地解決荊州農業問題。呂濤唯一可惜的是，這個時候大概那傳說中的馬鈞還在玩泥巴，否則這些東西拿給那個天才發明家，隻怕效果要好得多了。
安排完農業上的事，已經是十一月份的事了。這一年荊州因為組織得當，大獲豐收，收成比之往年多了近一半，雖然因為呂布早已下令下調稅租，但是收上來的稅還是比往年多了不少，但是呂濤並不滿足，他知道這麽一點的糧食儲備是遠遠不足的，為了應付未來連年的戰亂和不休的災難，他必須儲備更多的糧食，因此他不顧那些老頑固的反對，親自組織一批商人，將荊州的手工業產品運往北方銷售，然後買糧食回來。
前世讀史的時候，呂濤就知道，荊州的手工業在當時相對而言也是非常發達的。當時荊州的漆木、冶煉、紡織、造船等業出產的產品，乃是漢末赫赫有名大受歡迎的的商品。漆器之精美是楚文化的重要特征，荊州繼承發揚這一特色，漢代荊州漆木工藝承襲了楚國漆器的特色而又有新的發展，製作精湛，大受上層人士歡迎；冶鐵技術有了飛躍進步，鑄銅業有了新的發展，製作已經相當精良的鐵銅器被商人源源不斷地運到經濟相對發達的北方；荊州的麻製品也獨具一格，在紡織、印染、刺繡以及圖案設計等方麵已經達到相當高的水準，是士族生活常用奢侈品；造船業更是獨樹一幟，無論是造船的技術水平和規模，在當時世界上都堪稱一流，荊州的江陵，是當時民用船舶建造的重要基地，西漢時就能造出46槳、幾十人劃的大船，到了東漢時期，進而從槳楫發展到用櫓來扒進船舶，這是世界船舶人力推進史上劃時代的重大進步，櫓出現之後不久，又出現了帆，當時在江漢流域，已經航行著裝備有櫓、舵和風帆的舟船，乘風破浪，疾行如箭，這是中國古代造船技術劃時代的變革。
物產豐饒、舟楫方便，必然帶來商貿的繁盛。荊州水陸交通曆來方便，商業貿易興旺，呂濤如果不會利用這些便利條件，將荊州出產的漆木、冶煉、紡織等商品運到北方換取錢財和糧食，那就是一大傻瓜了。荊州南有連接吳、蜀的水上交通大動脈，北邊又有漢水通中原地區，進而能將貨物轉運至關中。就陸上交通而言，從關中經中原南下湖南、兩廣的陸上交通幹線，也打南郡江陵通過。自秦始皇修築從秦都鹹陽通向全國各郡的驛道起，江陵便成為連接東西南北的樞紐。有利的交通條件方便了貨物的交流和貿易的往來。古書中記載：“荊郡業商賈者，上而滇、黔，下而吳、越，靡遠不到。”早在西漢時期，作為長江上航運基地的江陵，已發展成為全國十大商業城市之一，名列於南方各大商業都會之首( 範文瀾《中國通史》引《史記》)。當時南方所產犀兕、革、象牙、翡翠、 楠梓木、黃金等名貴物品，通過江陵北運京都長安，外地物產也由水陸交通幹線運來。現今從漢墓中發掘出土的一些精美漆器上麵，針刻著“成市草”(即成都造)的文字，說明它們是遠自成都運來的。出土文物還表明，西漢初年江陵城內，已出現十人以上合夥經營的商業組織，從事水上販運貿易。這意味著當時販運的大規模興起和繁榮。
商業的繁榮帶來的是經濟的活躍和大量的稅收，作為一個站在更高一個層次看待問題的呂濤，清醒的認識到這一點。如今他要做的，不是親自去參與這樣那樣的商業活動，而是製定相關的法律法規，規範、促進商業的發展，使之繁榮。在當時普遍鄙視經商的情況下，呂濤在發展商業這條路上並沒有得到多少支持，幸虧不羈的郭嘉給了他一臂之力，也幸虧當時人民相對純樸，更幸虧前世的呂濤見識了這樣那樣的商業案件，他費盡心思，足足花了半個月的時間，弄出一個近兩萬字的《行商法案》，粗略地對商業作出了一些宏觀上的調控。
《行商法案》的基本原則就是承認商人的地位，鼓勵人們大膽地進行合法商業，地方政府將會對合法商人加以保護，並提出了公平經商的概念。這樣一個法案出台，就很快有人大著膽子嚐試，有了第一個就有第二個，很快，一股行商風潮席卷荊州。呂濤下了嚴令，對阻撓商業改革的人員將加重責罰。荊州誰人不知道呂布對呂濤言聽計從，雖然呂布來到荊州沒多久，但是他單騎拒董卓、兩戰定荊州、威懾襄陽賊的赫赫威名，各地方政府官員誰也不敢捋其虎須，小心翼翼地行使權力義務，不敢造次，這位《行商法案》的順利實施帶來了便利。很短時間內，發展商業就在荊州看到了成果，稅收猛增，卻並沒有出現他們想象中商業橫行帶來的嚴重後果。各地方官看著日益增加的稅收，不由對呂濤的眼光震驚不已。他們人人早就聽說他們州牧的兒子天生大智：文有經天緯地之才，於洛陽一月屬文三十六，盡是經典之作；武有不弱乃父之勇，以十二之幼齡衝鋒陷陣，所向披靡。如今雖然不曾看到這州牧之子的驍勇，但是那經天緯地之才卻已經看到。
忙完商業發展計劃，已經是十二月底的光景，189年的冬天就要過去，190年的春天也就將要到來。呂濤知道，現在是最後的“和平”時光了，190年也就是初平元年正月（這年號有爭議，本書以《後漢書》為依據），東郡太守橋瑁將假借三公的名義向各州郡發布討董檄文，曆數董卓在京城所犯的罪惡，說明天子所處的危難境地，要大家起義兵以解國難。屆時，轟轟烈烈的漢末群雄爭霸將要到來，自己要做的能做的現在也就這麽多，好歹給荊州定下一個大致的方向，現在要準備的，就是策劃著如何在討董大戰中撈取更多的名聲和政治資本，從而使得荊州軍團更加具備號召力，在未來的戰爭中占取更大的優勢。
軍隊方麵，相信父親呂布已經做好了充足的準備。對於打仗，呂布天生就是個適合於戰場的人，自己要做的，就是給呂布增加政治上的眼光！
在元旦（當時的正月初一稱元旦或元日等，直到辛亥革命之後才有“春節”的稱呼）之前，呂濤屢次和呂布郭嘉等人商討。呂濤先和大家“分析”了一下形勢，得出的結論是由於董卓的倒行逆施，導致天怒人怨，加上諸侯的野心，討伐董卓的戰爭將會在短時間內爆發，他要求大家集合眾人的智慧，製定麵對即將到來的戰爭的大致方案。
初平元年的春天，不知不覺地到來了。
（第一卷終。從第二卷開始，改為每章3000餘字，每天更兩章，請大家繼續支持，多多推薦！路癡於07年3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