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個冬天沒有見到媽媽。爸爸也很少回來。爺爺總是唉聲歎氣的。


    我經常看到爺爺把一隻腳蹬在爐台兒上,把棉衣撩起來烤肚子,也許是爺爺的肚子冷了吧。


    今年爺爺也不去挑煤渣了,因為那個大澡堂子突然就沒人洗澡了,關了,不用燒鍋爐了,也不會再有煤渣倒出來了。再說了,我家攢了那麽一大堆煤渣,也夠燒幾年的了。


    以前可不是這樣,每天到大澡堂子洗澡的人絡繹不絕,上午八點鍾就開門了,一群一夥,男的女的,下了夜班的,下了白班的職工,都來洗澡,澡堂子一直開門到半夜以後,夏天的時候,有時天已經都有點亮了。


    現在不同了,洗澡的人很快的就少了,後來幾乎就沒人了。


    接著發現,西邊的那個大夥房也關了。之前有些日子了,不知是誰發現的,那裏竟然有雞爪子賣,每天下午開始,賣完為止,二分錢一個,也是剝皮吃的,那可比萍萍剝的“老鴰爪”的皮,好吃不知多少倍!


    我們每天下午搭夥去買,晚了就沒了。


    也許這就叫“最後的瘋狂”吧,這樣的“好日子”對我們來說太短了,沒多長時間,雞爪子賣完了,大夥房也就關門了,啥都不賣了。


    後來,小麗的二哥領著我們,到他爸爸的焦化廠食堂,去買雞蛋,五分錢一個,煮熟的。


    其實,這個二哥也挺好的,上中學了,個子很大,有了他的保護,路上也沒人敢欺負我們。


    可是沒多久,雞蛋也不賣了,不過人家食堂可沒關門。


    為什麽“大夥房”關了,“食堂”卻沒關,不如你一開始就叫個“食堂”多好。


    工棚裏的臨時工全走了。


    職工院兒的人家也搬走了不少,很多房子都空下了,沒搬走的人也都嚷嚷著,想走的人留下了,想留下的人卻走了。


    有的人很壞,他們走的時候就把門釘死了,但是把窗戶全打碎了。罵罵咧咧地發泄著怨氣。


    我們院兒新搬來的那些大人們,都是有素質的,不像那些大老粗,想說什麽就說什麽。他們很裝逼。揣著個手,低著個頭,好像怕把襠裏的東西丟了似的,兩條大腿夾得緊緊的,跑著小碎步,匆匆而過,偶爾走個對麵,錯不過去了,才互相點點頭,咧咧嘴,拿眼角瞟一下對方,擦肩而過。


    鬼鬼祟祟的,裝什麽呀裝。


    春天過去了,但風還是要刮好長時間的。


    老榆樹下麵的枝條又長新葉子了,可還是沒結榆錢兒。


    遠處的小片荒,爺爺已經懶得去種了,隻把家門口的一塊地隨便地種了點兒老玉米,想著秋天煮了給院裏的孩子們分一分。窗戶前邊種了幾棵向日葵,還有幾棵芝麻。


    去年,給姐姐留的那份葵花籽和芝麻,姐姐也沒來取,記得她好像接到我的信了,還給我來了回信,說放了假就來,可是姐姐沒來,現在已經又開學了,肯定又不能來了。


    我記得姐姐信上說,她們那裏放假和我們這裏不一樣。她們那裏一年放三次假,比我們這裏多一個秋假,但總的加起來也不如我們這裏放的多。


    她說她不願意放假,一放假就沒有補助了,那可是一天一毛錢那。


    真是個好姐姐,還挺會過日子的,誰要是娶你當媳婦,那他肯定會很高興的。


    我就不行了。看看小麗,跟個黑肉球似得,還成了班裏的運動員,每天跑的呼哧呼哧的,啥都不會幹。


    萍萍倒是老幫她媽媽哄孩子,可就是長得還是那樣。


    艾淼呢,好倒是好,就是那天幫她媽媽洗鍋,打了兩個碗。


    我們班的王雪梅,太厲害了,仗著她是班長,誰不聽話就踹誰,誒呀,嚇死我了。


    不說了,姐姐知道又該笑話我了。


    又放暑假了,再開學我就三年級了,發了新書,我自己也會包書皮了,我還給艾淼包了書皮。


    一天晚上,雖然很晚了,但天還不黑,艾淼的爸爸來了,給爺爺端來一小盆白麵,說是攢了點兒富強粉,給你們嚐嚐。還說他家就要搬走了,搬到他的廠裏。


    “去住家屬院,起碼冬天有暖氣,不用生爐子了。”艾淼的爸爸自豪地說道。


    “那做飯咋辦呢?”爺爺憨憨地問道。


    “那是他們女人的事,咱不管,反正別人咋樣,咱咋樣。”艾淼的爸爸說道。


    “艾淼上學咋辦?要不,讓艾淼住我家吧!”我隻關心艾淼。


    “不用,廠裏有學校。”艾淼的爸爸胡嚕胡嚕我的頭頂說道。


    第二天,來了一輛大卡車,把艾淼一家拉走了。


    艾淼家搬走沒幾天,又搬來一個什麽主任。


    這個人從來不跟院裏的鄰居說話,隻和遠處的幾個婦女開會,給這些婦女布置工作。他好像是管街道主任的主任。


    開學了,上學的路上和放學的路上,隻剩下我自己了。


    帶著黑不溜秋的紅領巾,穿著髒不拉幾的衣服,兩條土哄哄的褲腿,一雙快要漏腳指頭的鞋,追著一個破壘球,踢著上學,踢著回家。


    秋天到了。


    一個星期天,爺爺掰了幾個老玉米煮了,說:“還不行,將將兒挑了這幾根,今年沒好好管它,也沒澆水,長得不好,下星期就行了,等下星期吧,多煮點兒給你的‘兵’們分一分,送點兒過去。”


    “行啊。”我邊吃邊說。


    一天下午,我放學回來,見小麗的三個哥哥扛著一卷鋪蓋,拿著飯盒送到他們爸爸的廠子裏,說廠子裏很忙,他們的爸爸回不了家。


    “唉!”爺爺又歎了口氣,“忙啥呀,廠子下馬了,工人下放了。前幾年可憐的餓肚子,這兩年可以點兒了,不用撿菜葉子,不用剝樹皮了,這又要出啥洋相了,這是。”


    過了幾天,一群工人,後麵跟了好多男男女女和孩子們,押著小麗的爸爸和另外幾個人,都戴著白紙糊的高帽子,脖子上還掛著一個大牌子,上麵寫著特務啥啥的,反動專家啥啥的。換著地兒的遊街。


    小孩子們顯,見有的婦女朝他們吐吐沫,就撿起石頭打他們。


    “唉!”爺爺看了,回來又歎了口氣。


    星期六下午放學了,我踢著破壘球走在回家的路上,心裏想著,明天就要煮老玉米了,一定要多給小麗家一份,小麗家挺可憐的。


    主意打定了,就這麽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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