嶽震身材中等,不胖不瘦,既不英俊也不醜陋,是一個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人。套用一句俗話,要是把他扔進人堆裏,絕對找不到。這樣的男孩子,應該不是玩感情遊戲的人。經過一連幾次的挫敗,我早己失去了愛與被愛的能力。隻要能有人娶我,我就心滿意足了。如果嶽震追我,或許我可以考慮和他相處。


    回廠的路上,我走在湯燕英和嶽震之間,湯燕英似乎有些醉酒,一直在絮絮叨叨地訴說著她和她老公之間的事情。


    湯燕英己經33歲了,14歲就出來打工,整整19年過去了。在這19年了,她聽從父母之命,回家結了婚,生了個兒子。她本來再不想外出打工的,可家裏的收入實在太低。雖然深圳的收入同樣低,但總比家裏要好過得多。


    她隻好把孩子留在家裏,帶著老公一起出來了,在老鄉的幫助下,兩人同時進了一家電子廠。她老公雖然半輩子都是麵朝黃土背朝天的農民,但相貌不俗,能說會道,很快就由一名普工升為組長。與此同時,她在車間因為接觸連自己都叫不出名字的有毒氣體,頭發大把大把脫落,雖然及時辭職了,還是變成了現在這種半禿不禿的樣子,並且麵色灰暗,皮膚粗糙。


    健康和漂亮離遠去了,她老公便也開始嫌棄起她來。開始還偷偷摸摸的,很快發展到和一個隻有18歲的江西女孩租房同居,並堅持要求離婚。雖然婚最終是離了,但在和江西女孩長達6年的拔河比賽中,湯燕英心力憔悴,傷痕累累。


    說到這裏,她的聲音哽咽起來。其實她所經曆的,也正是很多打工妹的縮影,隻是希望這樣的悲劇不要在我的身上重演。


    我試探著問:“那你兒子還好嗎?”


    她沮喪地說:“不好,從小在家留給她爺爺奶奶帶,嬌慣得不成樣子,不聽話,好罵人。在他爺爺奶奶的教唆下,一直認為那個biaozi是他親媽呢。”她稱那個江西女孩為“biaozi”。


    我心裏一動,不由暗自慶幸,雖然沈洲離開我非常絕情,但對我來說,豈不是一種解脫呢?6年的拔河,就是6年的青春,女孩子的青春那麽短暫,誰耗費得起?於是就有感而發:“你老公真是的,浪費了兩個女人的青春。”


    沒想到一直聆聽的嶽震卻輕聲一笑,得意地說:“雖然我是個男人,但我不得不說,男人沒一個是好東西。”


    湯燕英立刻隨時附合:“就是,就是,你們男人真的沒一個好東西。”


    我詫異地“哦”了一聲,沒想到一個有臉說這樣話的男人竟然還如此理直氣壯,立刻象吃了一隻綠頭蒼蠅似的惡心。


    嶽震了自知失言,又趕緊補充道:“當然,不過我是例外。”


    多麽明顯的謊言,真沒想到他這樣貌不驚人的一個男人竟然為自己和同類“沒有一個是好東西”沾沾上自喜?是什麽讓他如此沾沾自喜?他有什麽資格沾沾自喜?我為剛才竟然產生和他相處的念頭感到羞愧,立刻在心裏把他的人品劃到最低等。


    到廠門口,己經是淩晨兩點了。廠裏有明文規定,每天晚上12:00非因工作關係嚴禁出入廠區,違者不但要重罰,還要出通告知會全廠。好在春節三天有薪假期可以例外,保安也並沒有為難我們,互相道了聲“新年好”,便很順利地打開了電動門。


    走進生活區後,嶽震借故撇開湯燕英,小聲問我:“明天我請你吃餃子好不好?”


    想到他剛才的話,我斷然拒絕:“不好。”


    可以感覺到,他很是失望。


    雖然除夕夜可以晚歸,但12:00後熄燈是不能更改的。所以我摸黑進了宿舍,輕手輕腳衝了涼,剛躺上床便立刻沉沉睡去。難得可以好好睡一個懶覺,不用擔心明天上班遲到。自從進“櫻之”廠後,晚上不加班對我來說都是奢望,想休息一天簡直比登天還難!


    不知過了多久,我被人叫醒,說外麵有帥哥找。翻開床頭的電子鍾一看,還不到12:00呢。我很不高興地穿上衣服,迷迷糊糊到門口一看,竟然是嶽震。我詫異地問:“你找我有事嗎?”


    他訕笑道:“今天是大年初一,我說過要請你吃餃子的。”


    我還沒有完全從睡夢中醒來,嘟囔了一句:“我不去。”立刻轉身回到床上,重又鑽進了熱呼呼的被窩。“騎馬坐轎,不如睡覺。”古人這句話說得真是經典。


    可我剛剛進入夢鄉,又被人叫醒,說有電話找。我以為又是嶽震叫我去吃餃子,心裏真是煩透了。可電話一直在響,又不能不接,隻好趿拉著鞋出去,抓過話筒,沒好氣地說:“哪位?”


    沒想到,話筒裏卻傳來一個陌生而熟悉的聲音:“新年好,海燕。”


    我迅速反應過來,驚喜地問:“陳剛?你是陳剛?”


    陳剛好脾氣地笑笑:“我是陳剛,你還好嗎?”


    兩年不見,他的聲音滄桑了許多,想起初中校園裏那個清秀愛笑的少年,我忍不住傷感,哽咽道:“不好,一點都不好,你呢?”


    他沉默好一會兒才說:“我也不好,前段時間剛從國外回來。我們這一批勞務輸入伊朗是經過縣外經辦的,每人花了五、六萬,原以為是正常渠道,沒想到還是被騙了。是蛇頭帶我們過去的,路上差點被悶死,到伊朗才知道被騙了。但因為沒錢,找中國駐伊朗大使館也沒人管。沒辦法,隻好打黑工,我在餐館裏端過盤子,在建築工地搬過磚頭,在碼頭上扛過大包,什麽髒重的活兒都幹過。最後終於掙夠了一筆錢,大使館才幫助我們回了國。”


    我很驚訝:“不會吧,大使館不就是維護海外華人利益的嗎?”


    他苦笑道:“早就心寒了,找他們,有錢才行,跟國內政府沒什麽兩樣。就說回國這次吧,凡拿中國護照的都站在一邊,外國人基本免檢,也不用抽血化驗。但中國人則挨個檢查,每人抽一針管子血,還要交80塊人民幣進行所謂的艾滋病檢測,10分鍾就有結果了,讓人不得不懷疑結果是否是真實的。”


    我歎了一口氣,難過地問:“那你還來廣東打工嗎?”


    他傷感地說:“還回去做什麽呢?打再多年的工,我們在那邊也買不起房,孩子上不起學,生病看不起醫生,老了還不是要回家守著一畝三分地。與其早晚都是回來,還不如早點回來。”


    我無語,又和他聊了一會兒,我們都想提起麗娟,但又都竭力在回避著,但我們共同經曆過的一切,都是與麗娟有關的,不講麗娟,便無語可說了。


    最後,互相祝福了“新年好”,便悻悻放下電話。我可以想象得到,在伊朗兩年的打黑工生涯中,他該是怎樣思念著麗娟,麗娟是他青春歲月中所有的愛與希望。但他們今生,卻是有緣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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