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1章
我是一朵飄零的花：東莞打工妹生存實錄 作者：房憶蘿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剛剛收拾好，下班的鈴聲就響起了。我和李梅趕緊在左胸前掛好廠牌，拿著飯卡去食堂吃飯。正要出門，卻從門外火急火燎跑進來一個女孩子。女孩友好地衝我們笑笑，但看到我們的床，隨即尖叫起來：“你們不可以住那張床的！”
我和李梅立刻愣住了，李梅怯怯地指著自己的床鋪：“你是說這張嗎？”
女孩搖搖頭，臉上閃過一絲恐怖：“上鋪還好，但下鋪不能住人！”
我以為她嫉妒我是後來的卻占了一張下鋪，便有些不悅：“這張床好髒，我費了好大的力氣才擦幹淨，床又沒壞，不能住人放在屋內做什麽？”
女孩聽出我話中的譏刺，冷笑一聲，不再理我，從自己床上拿了飯卡，扭頭就走。我問李梅：“她是不是欺負我們後來的？”李梅茫然地搖搖頭。
金秋到底是大廠，每層宿舍下麵都有一個飯堂，十分寬敝明亮，桌椅板凳也非常幹淨。飯堂有四個打菜的窗口，靠牆的櫃子上有一次性的鋼碗和湯匙，另外還有幾個大桶，分別裝著米飯和湯。我和李梅站在人較少的隊伍後麵排起來，輪到我時，我學著別人的樣子，將飯卡遞進窗戶裏。窗戶裏麵有兩個廚工，一個拿著筆負責打菜，一個負責劃飯卡，打一份菜劃一份飯卡。
菜是統一放在一個長方型的不鏽鋼餐盤裏的，餐盤有四個象小碗形狀的凹陷。三個小的凹陷裏可以裝三份菜，可惜我們普通員工隻是一葷一素。平生第一次看到如此漂亮、新奇的餐具，真讓人愛不釋手。我悄聲跟李梅說：“這麽好的餐具，要值十塊錢吧？”
李梅也小聲道：“不止，我覺得最起碼值二十元，吃過了真不想放回去。”
我們將米飯盛在那個大一些的凹陷裏，並拿了一個不鏽鋼碗盛了湯，又拿了湯匙，這才找一處桌凳坐下來。雖然是六塊錢，但菜卻和在亮光廠吃的沒什麽區別，隻是衛生看上去好一些。一素一葷，葷菜就是切成片片的火腿腸炒雞蛋，素菜就是一個空心菜或黃豆芽。火腿炒雞蛋沒什麽味道，青菜也好象是煮而不是炒的。但奔跑了一天，我們真的餓了，吃得狼吞虎咽。來東莞後，這是我第一次不用擔心飯菜不夠吃，也不用想著怎樣去節省飯票。
我和李梅一邊吃一邊小聲討論著麵前的餐具，比如，盛菜的那個鋼盤多少錢，盛湯的鋼碗多少錢，湯匙多少錢。雖然意見不統一，但我們還是樂此不疲。乍進了一個傳說中的好廠，一切對我們來說都是這麽新奇。可惜李梅的姐姐李清在職員飯堂吃飯，而麗娟他們是梭織三廠的，也並不和我們在一個飯堂。
吃完飯，將餐盤、碗和湯匙分門別類地放好，連洗都不用洗，真是幸福。這是我來東莞後，第一次感覺良好。漂亮的花園式廠房，餐具也不用洗，可謂衣來伸手飯來張口。而在老家，哪一口飯不是汗水掉泥土裏砸八瓣換來的呢。
可惜這高興並沒有維持太久，當我們走進宿舍時，看到剛才那個女孩正和一個四十多歲的大姐正對著我們的床指指點點，兩人均是一臉肅穆。看到我們，那位大姐說：“那個下鋪不能住人的，還是搬到上鋪去吧。”
我意識到那張床可能別有隱情，但還是不甘心地問：“為什麽不能住人啊？”
在我的一再追問下，那個大姐終於支吾道：“那張床上死過人！”
一聽這話，我不由大吃一驚，心都“怦怦”地亂跳起來，恐懼地望著那張床。在我們老家，死過人的床要扔到外麵晾很久，去過晦氣才能再拿回家的。可這張床厚厚的灰塵表明，並沒有被扔到外麵去過晦氣。而我一來就選中這種床，真的是好不吉利。
原來，以前睡在那張床上的女孩才隻有17歲，進廠不到一年就死了。進廠時因為年齡不夠，還是拿她姐姐的身份證。女孩進廠時還算胖，隻是不愛講話。不知從什麽時候起，她就開始變瘦，人很快就瘦成了麻杆。很多人勸她去醫院看病，她都沒去，不是不想去，實在沒有錢。一般的打工者都是這樣，都小病硬扛著，大病就回家看，如果實在花錢太多，回家也隻能等死，誰有錢去醫院呢？她其實身上也沒有別的地方疼痛，隻是感覺渾身沒有力氣。誰知在連續一個月的大趕貨時，她就暈倒在工位上。保安趕忙將她送到醫院，但走到半路就斷了氣。
李梅聽到這裏己渾身發抖，恐懼地問：“那，廠裏賠錢了嗎？”
大姐苦笑一聲：“賠什麽錢？她是病死的，又不是工傷死的。不過，聽說廠裏還是補了她兩個月工資，差不多兩千塊錢吧。後來聽人說，她這是‘過勞死’。”
我求助地望著大姐，結結巴巴地問：“那，那我該怎麽辦？”
大姐果斷地說：“搬到那張上鋪去。”
雖然對那張床甚至連鋪在那張床上的席子和蚊帳都充滿了恐懼，好在屋內還有三個人，我還是鼓起勇氣，抖抖索索地把鋪蓋解下來放在另一張上鋪上。那張上鋪正好和李梅的床鋪頭挨頭。李梅也是臉色蒼白，不想再住那個上鋪。但總歸不是那張床，屋內也沒有其它的空鋪了，隻好忍了。
那個第一次提醒我的女孩叫朱素貞，朱素貞叫那位大姐為紅姐，我們也跟著叫紅姐。我搬床鋪時，朱素貞躲進蚊帳裏化了淡淡的妝，還換了一件胸開得很低的連衣裙，外麵套了一件工衣就匆匆出去了，很急的樣子。我小聲問紅姐：“她是不是拍拖了？”
紅姐不屑地撇了一下嘴，神秘地說：“不是，時間長了你們就知道了。”
朱素貞之所以沒有去車間加班，因為她是查衫，比較好請假。紅姐是清潔工，所以吃飯時間可以有一個小時休息。其他宿舍情況也類似，隻間或看到很少的幾個人在偌大的宿舍前走動，整層乃至整幢宿舍樓都還算安靜。紅姐說，這是因為最近針織一廠趕貨，她們上的是直落班。所謂直落上班，就是早上去上班時打一次卡，晚上下班時打一次卡，中午和晚上吃過飯她們就不回宿舍了，而是直接進廠區。雖然大多是計件工資，工資隻按做出件數的多少來定，但倘若遲到或沒到廠裏統一規定的下班時間早退，還是要被扣工資的。
紅姐很健談，對廠裏各種掌故如數家寶，這也難怪，她己經在這個廠做了五年了。本來是車位，去年在工位上暈倒才托關係轉成清潔工的。說到這裏，紅姐歎了一口氣：“我老了，哪裏象你們，年輕就是好。”
我安慰她：“你也不老呢。”
紅姐忽然問：“你們猜猜，我多大了？”
我和李梅立刻愣住了，李梅怯怯地指著自己的床鋪：“你是說這張嗎？”
女孩搖搖頭，臉上閃過一絲恐怖：“上鋪還好，但下鋪不能住人！”
我以為她嫉妒我是後來的卻占了一張下鋪，便有些不悅：“這張床好髒，我費了好大的力氣才擦幹淨，床又沒壞，不能住人放在屋內做什麽？”
女孩聽出我話中的譏刺，冷笑一聲，不再理我，從自己床上拿了飯卡，扭頭就走。我問李梅：“她是不是欺負我們後來的？”李梅茫然地搖搖頭。
金秋到底是大廠，每層宿舍下麵都有一個飯堂，十分寬敝明亮，桌椅板凳也非常幹淨。飯堂有四個打菜的窗口，靠牆的櫃子上有一次性的鋼碗和湯匙，另外還有幾個大桶，分別裝著米飯和湯。我和李梅站在人較少的隊伍後麵排起來，輪到我時，我學著別人的樣子，將飯卡遞進窗戶裏。窗戶裏麵有兩個廚工，一個拿著筆負責打菜，一個負責劃飯卡，打一份菜劃一份飯卡。
菜是統一放在一個長方型的不鏽鋼餐盤裏的，餐盤有四個象小碗形狀的凹陷。三個小的凹陷裏可以裝三份菜，可惜我們普通員工隻是一葷一素。平生第一次看到如此漂亮、新奇的餐具，真讓人愛不釋手。我悄聲跟李梅說：“這麽好的餐具，要值十塊錢吧？”
李梅也小聲道：“不止，我覺得最起碼值二十元，吃過了真不想放回去。”
我們將米飯盛在那個大一些的凹陷裏，並拿了一個不鏽鋼碗盛了湯，又拿了湯匙，這才找一處桌凳坐下來。雖然是六塊錢，但菜卻和在亮光廠吃的沒什麽區別，隻是衛生看上去好一些。一素一葷，葷菜就是切成片片的火腿腸炒雞蛋，素菜就是一個空心菜或黃豆芽。火腿炒雞蛋沒什麽味道，青菜也好象是煮而不是炒的。但奔跑了一天，我們真的餓了，吃得狼吞虎咽。來東莞後，這是我第一次不用擔心飯菜不夠吃，也不用想著怎樣去節省飯票。
我和李梅一邊吃一邊小聲討論著麵前的餐具，比如，盛菜的那個鋼盤多少錢，盛湯的鋼碗多少錢，湯匙多少錢。雖然意見不統一，但我們還是樂此不疲。乍進了一個傳說中的好廠，一切對我們來說都是這麽新奇。可惜李梅的姐姐李清在職員飯堂吃飯，而麗娟他們是梭織三廠的，也並不和我們在一個飯堂。
吃完飯，將餐盤、碗和湯匙分門別類地放好，連洗都不用洗，真是幸福。這是我來東莞後，第一次感覺良好。漂亮的花園式廠房，餐具也不用洗，可謂衣來伸手飯來張口。而在老家，哪一口飯不是汗水掉泥土裏砸八瓣換來的呢。
可惜這高興並沒有維持太久，當我們走進宿舍時，看到剛才那個女孩正和一個四十多歲的大姐正對著我們的床指指點點，兩人均是一臉肅穆。看到我們，那位大姐說：“那個下鋪不能住人的，還是搬到上鋪去吧。”
我意識到那張床可能別有隱情，但還是不甘心地問：“為什麽不能住人啊？”
在我的一再追問下，那個大姐終於支吾道：“那張床上死過人！”
一聽這話，我不由大吃一驚，心都“怦怦”地亂跳起來，恐懼地望著那張床。在我們老家，死過人的床要扔到外麵晾很久，去過晦氣才能再拿回家的。可這張床厚厚的灰塵表明，並沒有被扔到外麵去過晦氣。而我一來就選中這種床，真的是好不吉利。
原來，以前睡在那張床上的女孩才隻有17歲，進廠不到一年就死了。進廠時因為年齡不夠，還是拿她姐姐的身份證。女孩進廠時還算胖，隻是不愛講話。不知從什麽時候起，她就開始變瘦，人很快就瘦成了麻杆。很多人勸她去醫院看病，她都沒去，不是不想去，實在沒有錢。一般的打工者都是這樣，都小病硬扛著，大病就回家看，如果實在花錢太多，回家也隻能等死，誰有錢去醫院呢？她其實身上也沒有別的地方疼痛，隻是感覺渾身沒有力氣。誰知在連續一個月的大趕貨時，她就暈倒在工位上。保安趕忙將她送到醫院，但走到半路就斷了氣。
李梅聽到這裏己渾身發抖，恐懼地問：“那，廠裏賠錢了嗎？”
大姐苦笑一聲：“賠什麽錢？她是病死的，又不是工傷死的。不過，聽說廠裏還是補了她兩個月工資，差不多兩千塊錢吧。後來聽人說，她這是‘過勞死’。”
我求助地望著大姐，結結巴巴地問：“那，那我該怎麽辦？”
大姐果斷地說：“搬到那張上鋪去。”
雖然對那張床甚至連鋪在那張床上的席子和蚊帳都充滿了恐懼，好在屋內還有三個人，我還是鼓起勇氣，抖抖索索地把鋪蓋解下來放在另一張上鋪上。那張上鋪正好和李梅的床鋪頭挨頭。李梅也是臉色蒼白，不想再住那個上鋪。但總歸不是那張床，屋內也沒有其它的空鋪了，隻好忍了。
那個第一次提醒我的女孩叫朱素貞，朱素貞叫那位大姐為紅姐，我們也跟著叫紅姐。我搬床鋪時，朱素貞躲進蚊帳裏化了淡淡的妝，還換了一件胸開得很低的連衣裙，外麵套了一件工衣就匆匆出去了，很急的樣子。我小聲問紅姐：“她是不是拍拖了？”
紅姐不屑地撇了一下嘴，神秘地說：“不是，時間長了你們就知道了。”
朱素貞之所以沒有去車間加班，因為她是查衫，比較好請假。紅姐是清潔工，所以吃飯時間可以有一個小時休息。其他宿舍情況也類似，隻間或看到很少的幾個人在偌大的宿舍前走動，整層乃至整幢宿舍樓都還算安靜。紅姐說，這是因為最近針織一廠趕貨，她們上的是直落班。所謂直落上班，就是早上去上班時打一次卡，晚上下班時打一次卡，中午和晚上吃過飯她們就不回宿舍了，而是直接進廠區。雖然大多是計件工資，工資隻按做出件數的多少來定，但倘若遲到或沒到廠裏統一規定的下班時間早退，還是要被扣工資的。
紅姐很健談，對廠裏各種掌故如數家寶，這也難怪，她己經在這個廠做了五年了。本來是車位，去年在工位上暈倒才托關係轉成清潔工的。說到這裏，紅姐歎了一口氣：“我老了，哪裏象你們，年輕就是好。”
我安慰她：“你也不老呢。”
紅姐忽然問：“你們猜猜，我多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