盡管我獲得眼前這個職位的方式並不正當，甚至可以說是卑鄙的、令人不齒的。
但我……並沒有因此感到慚愧。
首先，被我利用的那位領導，本就不值得同情，也不應得到同情。
其次，這種靠著裙帶關係就能安排上的職位，也並不值得炫耀。
再退一步講，對一個從上到下都充斥著潛規則和腐敗的單位，我實在是無法投入什麽忠誠、產生什麽榮譽感。
可能人在社會上混久了就會這樣，我們每個人都在自我說服的過程中變得越來越無恥了，然後又努力說服自己，這種“無恥”是“成熟”的表現。
那些無能之輩，往往會在這條“成熟”的道路上漸漸放棄思考和自省，變成既可笑又可悲的兩麵派；他們白天在人前點頭哈腰累得跟孫子一樣，晚上就到網上通過打壓和裝逼來尋求廉價的優越感並宣泄情緒。如果你在網絡上因某些觀點和人爭論時，遇到那種張口就愛問“你幾歲了？”的，那大體就是遇到這種人了……不用懷疑，屏幕後那個家夥多半沒什麽本事，而且年紀也不小了。
我不想變成那種人，所以，我在自我說服時也會自我拷問。
我也曾問過自己：“把錯的手段用在對的地方，就能被原諒了嗎？甚至可以說是在做好事了嗎？”
可惜我沒能想出答案來，隻能自諫——因人而異、因時製宜、因事而別、問心無愧。
當然了，這次的事情，並不能說是在做什麽好事，畢竟我的動機中包含著利己的成分：從結果來看，我得到了更好的報酬和更高的社會地位。
無論內部人士對我如何看待，至少在大部分不知情的外人眼裏，“調查記者”還是比“派信小弟”要體麵得多。
人活在這世上，不管別人在背後如何惡意地揣測你、詆毀你，但隻要你能讓他們在表麵上對你客客氣氣的，這就已經很不錯了。
這，也是我們大部分人一直在追求的東西。
當你想透徹了就會發現，想讓每個人都發自內心地尊重你或了解你那是不可能的，在你死的那天都不可能；在這個時代，就算是帝王、偉人、聖人……在死後也一樣會被人們拿出來隨意地編排和誹謗，更何況是我們這些凡人。
所以，我們所需要的東西，從來就不是什麽真正的“認同”，而是一些“標簽”。
“記者”、“醫生”、“導師”、“專家”、“領導”、“才俊”、“富豪”、“老板”、“著名藝人”、“成功人士”……把這些能讓陌生人高看你一眼的、至少在你的麵前得虛與委蛇的標簽，盡可能多地貼在身上，並享受既得利益，才是我們的追求、才是我們從小就一直被灌輸的理念。
不管我們念的教材是何等的假大空，現實環境終究會將我們指向這條路。
這些我明白，我都明白。
但我厲小帆，還是有一個夢想——一個不那麽現實和利己的夢想。
我要成為一雙眼睛、一對耳朵、一副喉舌……向世間的人展示那些他們看不到、也聽不到，卻應該去看一看、聽一聽的東西。
我要讓那些放棄思考和自省的人重拾反思的習慣和質疑的勇氣。
我會不擇手段地實現這個理想，貫徹我的正義，即使……那是一種卑鄙的正義。
…………
9月9日，距離我當上調查記者已經過去了一周時間。
我已差不多熟悉了這裏的工作環境，也和同事們成了點頭之交。
但其實，我這工作也並不需要和辦公室裏的其他人搞好關係，我隻要拍好主編的馬屁就行；其他人管不了我、我也管不了他們。
我負責的主要是紙媒和網絡新聞，所以我不是那種需要在鏡頭前直接采訪別人的記者，不用給我配攝影師什麽的；我要做的隻是去調查、取證，然後把自己的所見所聞變成文字報導，交到我的上司……也就是主編的辦公桌上，隻要他點頭說著可以刊登，那我就算沒白忙活。
我的主編姓羅，今年五十多了，學曆不低，年輕時還到紐約先驅報去實習過，但因為能力不行，品行也不太好，實習期還沒過就被趕走了。
這事兒……整個單位裏，除了他本人以外，隻有我知道。
因為我調查過他。
很多人覺得要調查一個人很難，不是警察就很難做到，但實際上，隻要你懂得一些技巧，並且敢於在法律的邊界遊走，很多情報都是唾手可得的。
羅主編能在我們這個單位混到如今這個位置，一方麵是靠他深厚的溜須拍馬、弄虛作假能力，另一方麵就是靠著當初那“曾在紐約先驅報工作過”的履曆。
雖然99%上班族都會在不同程度上看不慣自己的領導，或是鄙視領導的辦事能力、或是質疑領導的履曆，但真正會采取行動去證實自己看法的人恐怕還不到1%。
我就是那1%。
在我確定要調任到這個部門時，我就對羅主編……這個將來會當我頂頭上司的男人展開了全麵的調查。
首先，是看書麵材料。
羅主編的檔案，人事部自然有，雖然我不是人事部的，但我一樣能看到，因為我那會兒還是“派信小弟”；公司所有進過mailroom的文件都會在我們這兒的電腦裏留下備份，“先備份後打印”是基本章程，這是為了防止文件在遞送過程中弄丟或者損毀。
盡管這些資料無法被帶出公司（防盜措施很完備），但像人事檔案這種總共也沒多少字的東西，我在看的時候直接背下來就行了……別忘了，我可是中文係的。
接著，就是去查探這個人的“風評”。
這個更簡單，每隔一兩天，就拿上幾杯網紅店的奶茶，在下午的空閑時間到羅主編工作的那一層去，找個借口在前台那兒站一會兒，和前台聊聊天，順便再跟那些正在和前台聊天的ol一塊兒聊聊，基本就能探出個大概了。
不過這事兒不能做得太頻繁，必須懂得分寸、點到即止；你要是連續一個禮拜天天都去，那個前台就會誤會你對她有意思，然後你就必須約她出去，否則她就會發現你其實對她沒意思……那時候，她就會有點不爽，就算她本來也不喜歡你，打算拒絕你或者把你當備胎，但你如果先她一步停止了某種她認為已經存在的曖昧關係，她就會恨上你，緊接著就會開始在背後說你壞話。
人性就是這麽麻煩，懂得揣摩這些的我也覺得這些很麻煩，如果我是個女人、並且生在古代，也許有機會把這些知識用在宮鬥活動之中，可惜我不是。
言歸正傳，在對羅主編進行了一定程度的了解後，我對他那份履曆的質疑變得十分強烈，為了驗證這點……我利用一個周末的時間，辦了旅遊簽證，去了趟紐約。
出發前，我已通過郵件聯係到了一位從紐約先驅報退休的老記者，約好了和他一起喝杯咖啡。
我自然不可能在網上直接問他關於羅主編的事情，倒也不是怕留下什麽聊天記錄，而是你直接問他這種問題他未必會理你。
我與那位老記者接觸時是想好了全套說辭的，他以前曾寫過一篇挺出名的關於環境治理問題的報導，還差點兒拿了普利策獎，我就以此為突破口，宣稱自己在學校時就是因為讀了他這篇報導，才立誌成為調查記者的，如今終於得償所願，因此想跟他見一麵，聊上幾句，並請他這位“人生導師”給我傳授點經驗。
不出我所料，這老頭兒非常爽快地就答應了。
“超過平均水平的高傲”、“不同程度的自以為是”、和“渴望被人重視”，可說是律師和記者行業的通病。
想象一下，一個“差一點兒拿到普利策獎”的老頭兒，如今退休在家；他還沒有老到必須進療養院的地步，經濟上也沒什麽困難；他不再像以前那樣每天從早忙到晚，過去的人際關係也漸漸疏遠和減少；年輕時因為醉心工作，妻子早已離開了他，子女們一年裏也隻跟他見幾麵……
這樣的一名老人，需要的是什麽呢？金錢？社會地位？這些他不缺、或者說對現在的他來說已經不太重要了。
他最渴望的東西無非是別人的陪伴，這個“別人”，如果是他的親人那最好，是朋友也行，實在沒有……一個懷著善意或敬意的陌生人，也很好了。
那天我一下飛機就聯係了他，四十分鍾後我們便在咖啡館裏碰頭了。
老頭兒一看我手上還拿著行李（我的行李不多，隻帶了一個小號的旅行箱）就來了，可感動壞了，他熱情而有力地跟我握手，仿佛我是他遠隔重洋卻素未謀麵的知己。
之後的一個多小時，我和他聊得很愉快，畢竟我來之前做了不少功課，讀了不少他以前寫的報導；“背東西”算是我的看家本領了，要不然我這學渣怕是根本考不上大學。
我可以從老頭兒的眼裏看到他的滿足，看得出來……已經很久沒有人這麽長時間地認真聽他說話了。
有些人一輩子也不曾被家人以外的人重視或崇拜過，還有些人雖然享受過那些，但某天……通常是他們退休的那天，這些也都跟著煙消雲散。
這種心理落差，加上這類人慣有的高傲，會讓他們非常失落。
人上了年紀的確是很可憐、也很可悲的，當一個人不可避免地變得越來越不受重視、甚至被視為累贅，身體和大腦也都逐漸衰敗時，他們會慢慢被孤獨和落寞所吞噬；很多人到了晚年輕易就會被一些拙劣的騙子擺布、卻不信任自己的親人，就是因為可能騙子陪他們的時間相對更多些。
我，也是個騙子。
我騙取了他的信任，得到了我想要的東西。
在我那杯咖啡第三次續杯時，我假裝不經意地提到了我的上司——羅主編；老頭兒自然已經不記得那家夥了，不過我早有準備，我拿出筆記本電腦，點開了一張羅主編當年在紐約先驅報實習時的照片；這貨把這張照片直接掛在自己辦公室的牆上用來裝逼，不難弄到。
那張照片中，除了羅主編之外，還有另外幾名實習生，以及當時負責“帶”他們的記者，也就是我眼前這位老人。
像紐約先驅報這種美國老牌媒體的背後主要還是被白人財閥們掌控，明裏暗裏的種族和性別歧視根深蒂固；羅主編實習的時候是在二十多年前了，那個時候“政治正確”還沒現在這麽緊，所以華裔的實習生很少，老頭兒一看到照片，就對他有印象了。
或許是擔心我和羅主編有什麽交情，老頭兒在說話時繞了些彎子，但依然可以聽出來……姓羅的很不是個東西。
看來他那套溜須拍馬和弄虛作假的把戲，一直沒有變，隻是並非在所有的地方都行得通。
三個小時後，我和那位老記者道了別，臨行前老頭兒拍了拍我的肩膀，誇獎、並祝福了我。
如果是在十年前，他還沒退休的時候，他可能根本不屑於跟我這樣的人坐下來喝咖啡；就算來了，他也不會跟我聊那麽久。
那時的他，八成會跟我擺架子，說些自己很忙之類的話，粗暴地打斷我的陳述，抨擊我國的新聞自由，強行灌輸一些他認同的價值觀，回答一些他想回答的問題、無視其他的，刷完一波優越感後，留下一句“這單我買了，謝謝你浪費我的時間”，然後扔下幾張現金並無禮地離去。
可是現在的他，站在街上，揮手、目送我上了出租車，直到車消失在拐角，他才轉過頭，帶著歎息的意味舒了口氣，步行回家。
事後他能意識到我隻是在他身上打探情報嗎？
應該是可以的，但我想，即使可以，他也不會讓自己往那方麵去想；他會竭力說服自己，今天遇到的真的是一位滿懷熱情的年輕後輩，而這個後輩真的是因為崇拜他才來見他的。
…………
9月9日的下午，我從羅主編那裏得到了我的第一個任務：去采訪一對夫婦。
我知道他們，他們是幾年前網上炒得沸沸揚揚的“無肛嬰兒之死”事件的當事人；當然了，如今這事兒也早已經無人問津了。
主編要求我去跟進他們的情況，寫一篇關於網絡暴力的報道；按照羅主編的說法，最近上麵想抓“網絡暴力”這一塊，進行一定的輿論引導。因此，需要我們用一個較為典型和淒慘的受害者案例，寫一篇將網絡暴民妖魔化的報導。
其實這也算好事。
我沒有等到第二天，當天傍晚，我就拿著他給我的地址，乘上了前往天津的高鐵。
但我……並沒有因此感到慚愧。
首先，被我利用的那位領導，本就不值得同情，也不應得到同情。
其次，這種靠著裙帶關係就能安排上的職位，也並不值得炫耀。
再退一步講，對一個從上到下都充斥著潛規則和腐敗的單位，我實在是無法投入什麽忠誠、產生什麽榮譽感。
可能人在社會上混久了就會這樣，我們每個人都在自我說服的過程中變得越來越無恥了，然後又努力說服自己，這種“無恥”是“成熟”的表現。
那些無能之輩，往往會在這條“成熟”的道路上漸漸放棄思考和自省，變成既可笑又可悲的兩麵派；他們白天在人前點頭哈腰累得跟孫子一樣，晚上就到網上通過打壓和裝逼來尋求廉價的優越感並宣泄情緒。如果你在網絡上因某些觀點和人爭論時，遇到那種張口就愛問“你幾歲了？”的，那大體就是遇到這種人了……不用懷疑，屏幕後那個家夥多半沒什麽本事，而且年紀也不小了。
我不想變成那種人，所以，我在自我說服時也會自我拷問。
我也曾問過自己：“把錯的手段用在對的地方，就能被原諒了嗎？甚至可以說是在做好事了嗎？”
可惜我沒能想出答案來，隻能自諫——因人而異、因時製宜、因事而別、問心無愧。
當然了，這次的事情，並不能說是在做什麽好事，畢竟我的動機中包含著利己的成分：從結果來看，我得到了更好的報酬和更高的社會地位。
無論內部人士對我如何看待，至少在大部分不知情的外人眼裏，“調查記者”還是比“派信小弟”要體麵得多。
人活在這世上，不管別人在背後如何惡意地揣測你、詆毀你，但隻要你能讓他們在表麵上對你客客氣氣的，這就已經很不錯了。
這，也是我們大部分人一直在追求的東西。
當你想透徹了就會發現，想讓每個人都發自內心地尊重你或了解你那是不可能的，在你死的那天都不可能；在這個時代，就算是帝王、偉人、聖人……在死後也一樣會被人們拿出來隨意地編排和誹謗，更何況是我們這些凡人。
所以，我們所需要的東西，從來就不是什麽真正的“認同”，而是一些“標簽”。
“記者”、“醫生”、“導師”、“專家”、“領導”、“才俊”、“富豪”、“老板”、“著名藝人”、“成功人士”……把這些能讓陌生人高看你一眼的、至少在你的麵前得虛與委蛇的標簽，盡可能多地貼在身上，並享受既得利益，才是我們的追求、才是我們從小就一直被灌輸的理念。
不管我們念的教材是何等的假大空，現實環境終究會將我們指向這條路。
這些我明白，我都明白。
但我厲小帆，還是有一個夢想——一個不那麽現實和利己的夢想。
我要成為一雙眼睛、一對耳朵、一副喉舌……向世間的人展示那些他們看不到、也聽不到，卻應該去看一看、聽一聽的東西。
我要讓那些放棄思考和自省的人重拾反思的習慣和質疑的勇氣。
我會不擇手段地實現這個理想，貫徹我的正義，即使……那是一種卑鄙的正義。
…………
9月9日，距離我當上調查記者已經過去了一周時間。
我已差不多熟悉了這裏的工作環境，也和同事們成了點頭之交。
但其實，我這工作也並不需要和辦公室裏的其他人搞好關係，我隻要拍好主編的馬屁就行；其他人管不了我、我也管不了他們。
我負責的主要是紙媒和網絡新聞，所以我不是那種需要在鏡頭前直接采訪別人的記者，不用給我配攝影師什麽的；我要做的隻是去調查、取證，然後把自己的所見所聞變成文字報導，交到我的上司……也就是主編的辦公桌上，隻要他點頭說著可以刊登，那我就算沒白忙活。
我的主編姓羅，今年五十多了，學曆不低，年輕時還到紐約先驅報去實習過，但因為能力不行，品行也不太好，實習期還沒過就被趕走了。
這事兒……整個單位裏，除了他本人以外，隻有我知道。
因為我調查過他。
很多人覺得要調查一個人很難，不是警察就很難做到，但實際上，隻要你懂得一些技巧，並且敢於在法律的邊界遊走，很多情報都是唾手可得的。
羅主編能在我們這個單位混到如今這個位置，一方麵是靠他深厚的溜須拍馬、弄虛作假能力，另一方麵就是靠著當初那“曾在紐約先驅報工作過”的履曆。
雖然99%上班族都會在不同程度上看不慣自己的領導，或是鄙視領導的辦事能力、或是質疑領導的履曆，但真正會采取行動去證實自己看法的人恐怕還不到1%。
我就是那1%。
在我確定要調任到這個部門時，我就對羅主編……這個將來會當我頂頭上司的男人展開了全麵的調查。
首先，是看書麵材料。
羅主編的檔案，人事部自然有，雖然我不是人事部的，但我一樣能看到，因為我那會兒還是“派信小弟”；公司所有進過mailroom的文件都會在我們這兒的電腦裏留下備份，“先備份後打印”是基本章程，這是為了防止文件在遞送過程中弄丟或者損毀。
盡管這些資料無法被帶出公司（防盜措施很完備），但像人事檔案這種總共也沒多少字的東西，我在看的時候直接背下來就行了……別忘了，我可是中文係的。
接著，就是去查探這個人的“風評”。
這個更簡單，每隔一兩天，就拿上幾杯網紅店的奶茶，在下午的空閑時間到羅主編工作的那一層去，找個借口在前台那兒站一會兒，和前台聊聊天，順便再跟那些正在和前台聊天的ol一塊兒聊聊，基本就能探出個大概了。
不過這事兒不能做得太頻繁，必須懂得分寸、點到即止；你要是連續一個禮拜天天都去，那個前台就會誤會你對她有意思，然後你就必須約她出去，否則她就會發現你其實對她沒意思……那時候，她就會有點不爽，就算她本來也不喜歡你，打算拒絕你或者把你當備胎，但你如果先她一步停止了某種她認為已經存在的曖昧關係，她就會恨上你，緊接著就會開始在背後說你壞話。
人性就是這麽麻煩，懂得揣摩這些的我也覺得這些很麻煩，如果我是個女人、並且生在古代，也許有機會把這些知識用在宮鬥活動之中，可惜我不是。
言歸正傳，在對羅主編進行了一定程度的了解後，我對他那份履曆的質疑變得十分強烈，為了驗證這點……我利用一個周末的時間，辦了旅遊簽證，去了趟紐約。
出發前，我已通過郵件聯係到了一位從紐約先驅報退休的老記者，約好了和他一起喝杯咖啡。
我自然不可能在網上直接問他關於羅主編的事情，倒也不是怕留下什麽聊天記錄，而是你直接問他這種問題他未必會理你。
我與那位老記者接觸時是想好了全套說辭的，他以前曾寫過一篇挺出名的關於環境治理問題的報導，還差點兒拿了普利策獎，我就以此為突破口，宣稱自己在學校時就是因為讀了他這篇報導，才立誌成為調查記者的，如今終於得償所願，因此想跟他見一麵，聊上幾句，並請他這位“人生導師”給我傳授點經驗。
不出我所料，這老頭兒非常爽快地就答應了。
“超過平均水平的高傲”、“不同程度的自以為是”、和“渴望被人重視”，可說是律師和記者行業的通病。
想象一下，一個“差一點兒拿到普利策獎”的老頭兒，如今退休在家；他還沒有老到必須進療養院的地步，經濟上也沒什麽困難；他不再像以前那樣每天從早忙到晚，過去的人際關係也漸漸疏遠和減少；年輕時因為醉心工作，妻子早已離開了他，子女們一年裏也隻跟他見幾麵……
這樣的一名老人，需要的是什麽呢？金錢？社會地位？這些他不缺、或者說對現在的他來說已經不太重要了。
他最渴望的東西無非是別人的陪伴，這個“別人”，如果是他的親人那最好，是朋友也行，實在沒有……一個懷著善意或敬意的陌生人，也很好了。
那天我一下飛機就聯係了他，四十分鍾後我們便在咖啡館裏碰頭了。
老頭兒一看我手上還拿著行李（我的行李不多，隻帶了一個小號的旅行箱）就來了，可感動壞了，他熱情而有力地跟我握手，仿佛我是他遠隔重洋卻素未謀麵的知己。
之後的一個多小時，我和他聊得很愉快，畢竟我來之前做了不少功課，讀了不少他以前寫的報導；“背東西”算是我的看家本領了，要不然我這學渣怕是根本考不上大學。
我可以從老頭兒的眼裏看到他的滿足，看得出來……已經很久沒有人這麽長時間地認真聽他說話了。
有些人一輩子也不曾被家人以外的人重視或崇拜過，還有些人雖然享受過那些，但某天……通常是他們退休的那天，這些也都跟著煙消雲散。
這種心理落差，加上這類人慣有的高傲，會讓他們非常失落。
人上了年紀的確是很可憐、也很可悲的，當一個人不可避免地變得越來越不受重視、甚至被視為累贅，身體和大腦也都逐漸衰敗時，他們會慢慢被孤獨和落寞所吞噬；很多人到了晚年輕易就會被一些拙劣的騙子擺布、卻不信任自己的親人，就是因為可能騙子陪他們的時間相對更多些。
我，也是個騙子。
我騙取了他的信任，得到了我想要的東西。
在我那杯咖啡第三次續杯時，我假裝不經意地提到了我的上司——羅主編；老頭兒自然已經不記得那家夥了，不過我早有準備，我拿出筆記本電腦，點開了一張羅主編當年在紐約先驅報實習時的照片；這貨把這張照片直接掛在自己辦公室的牆上用來裝逼，不難弄到。
那張照片中，除了羅主編之外，還有另外幾名實習生，以及當時負責“帶”他們的記者，也就是我眼前這位老人。
像紐約先驅報這種美國老牌媒體的背後主要還是被白人財閥們掌控，明裏暗裏的種族和性別歧視根深蒂固；羅主編實習的時候是在二十多年前了，那個時候“政治正確”還沒現在這麽緊，所以華裔的實習生很少，老頭兒一看到照片，就對他有印象了。
或許是擔心我和羅主編有什麽交情，老頭兒在說話時繞了些彎子，但依然可以聽出來……姓羅的很不是個東西。
看來他那套溜須拍馬和弄虛作假的把戲，一直沒有變，隻是並非在所有的地方都行得通。
三個小時後，我和那位老記者道了別，臨行前老頭兒拍了拍我的肩膀，誇獎、並祝福了我。
如果是在十年前，他還沒退休的時候，他可能根本不屑於跟我這樣的人坐下來喝咖啡；就算來了，他也不會跟我聊那麽久。
那時的他，八成會跟我擺架子，說些自己很忙之類的話，粗暴地打斷我的陳述，抨擊我國的新聞自由，強行灌輸一些他認同的價值觀，回答一些他想回答的問題、無視其他的，刷完一波優越感後，留下一句“這單我買了，謝謝你浪費我的時間”，然後扔下幾張現金並無禮地離去。
可是現在的他，站在街上，揮手、目送我上了出租車，直到車消失在拐角，他才轉過頭，帶著歎息的意味舒了口氣，步行回家。
事後他能意識到我隻是在他身上打探情報嗎？
應該是可以的，但我想，即使可以，他也不會讓自己往那方麵去想；他會竭力說服自己，今天遇到的真的是一位滿懷熱情的年輕後輩，而這個後輩真的是因為崇拜他才來見他的。
…………
9月9日的下午，我從羅主編那裏得到了我的第一個任務：去采訪一對夫婦。
我知道他們，他們是幾年前網上炒得沸沸揚揚的“無肛嬰兒之死”事件的當事人；當然了，如今這事兒也早已經無人問津了。
主編要求我去跟進他們的情況，寫一篇關於網絡暴力的報道；按照羅主編的說法，最近上麵想抓“網絡暴力”這一塊，進行一定的輿論引導。因此，需要我們用一個較為典型和淒慘的受害者案例，寫一篇將網絡暴民妖魔化的報導。
其實這也算好事。
我沒有等到第二天，當天傍晚，我就拿著他給我的地址，乘上了前往天津的高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