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以為發現了大秘密的王陵基，在黃浩然乘車離開朝天門碼頭後，立即找來侄子唐勇煒，讓他趕往宜賓，想方設法混入黃浩然的團體。
“你要記住，現在是接近黃浩然的最好機會……雖然他接管了宜賓五縣，但畢竟是個外來戶，根本不懂四川的規矩。黃浩然很快就會發現，他要想在這裏站住腳，就必須倚重川中人物。此時你帶著部隊送上門去，即便是查出了你和我的關係，你也是他丟不起的馬骨，為了不寒了後續投奔者的心，他隻能重用於你……”
四川省內複雜的局麵，是王陵基這樣做的底氣。在他看來，如果沒有一個四川本地人引路，任何人都不可能看清天府之國的真正麵目。
劉湘死後，四川省脆弱的軍政係統已是搖搖欲墜，軍閥們私下開始重啟“防區製”。
而“防區製”，正是四川軍閥二十年混戰的起因。
民國初期，四川軍閥之多，割據時間之長，混戰之頻繁，為害之大，可以說是非常罕見的。然而，恐怕幾乎沒人會想到，這喪盡天良、罪惡累累的軍閥混戰竟然是“合法的”！
這“法”，就是從1918年攝行四川軍民兩政的熊克武頒布起，直到1934年劉湘統一四川軍政後才結束的四川軍閥“防區製”——一部四川大小軍閥之間劃分勢力範圍、各自進行軍閥割據魚肉百姓，乃至兵戈相向、血肉混戰的“吃人遊戲規則”。
“防區”，原本指各軍的駐防區域。但四川軍閥的“防區”卻遠遠超出了軍事方麵的意義，儼然一個個大大小小的軍事獨裁王國。1918年，熊克武決定按各軍駐防地區，劃撥地方稅款，由各軍自行向各縣征收局提用，作為糧餉之需。四川軍閥防區製由此形成。
在防區製下，各縣市的駐軍、行政和財政權力，全部全部由駐軍把持，駐軍在該地區可以自行委派官吏，自行收稅，自行擴編部隊，而省政府視為合法。雖然“防區製”作為一種法令，原本是四川軍閥避免相互兼並和爭鬥，確保各自地盤和勢力而相互協調妥協出的“遊戲規則”、“君子協定”。既然各自有“防區”，那麽別個來“侵略”，我反擊甚至於追擊，似乎就是“依法行事”了。所以在無盡的貪欲與殘暴驅使下，各軍閥為了擴大或奪取更富庶的防區而不斷進行混戰，防區製期間他們或單挑、或群毆，大戰小戰達400餘次，四川百姓無辜罹禍，死傷無數、損失至巨。
另一方麵，取得防區的軍閥，也怕剛得到的防區一不注意就會被別人奪去，因而想盡辦法從防區壓榨出大量的錢財，供自己擴充實力和享受，甚至出現民國24年收稅已經收到民國100年以後的怪現象。
防區製時期，實際上是四川現代史上的一個最黑暗的時期，也是煙毒最為猖獗的一個時期。當時，四川軍閥為暴斂財富，製造了最為驚心動魄的“壯舉”就是強迫農民棄糧種煙。當時種煙的農民都有煙捐，此項煙捐係按照窩數計算，每一窩煙苗一般征收煙捐大洋二角，叫做“窩捐”。四川各駐軍迫令農民種煙，到收獲時，以賤價收買，甚至強迫劫取，然後轉運各地，公開販賣。
四川軍閥為勸農民種煙可謂想盡各種辦法，如農民缺少煙種，他們就從別處運來散發給農民;如缺乏種煙的資金，就提供給農民貸款，本利以鴉片煙折算盡管各地軍閥想盡各種辦法勸農民種罌粟，但還是有很多農民不願種捐稅既高，又極毀地力的罌粟。軍閥們在勸種不成的情況下，就采取勒種、迫種的辦法，強迫農民種煙，對拒種罌粟或拒交高額稅金的農民甚至動用武力進行鎮壓。農民不願種煙，就說農民懶惰，課以處罰而完的稅叫懶稅。在雅州（今雅安），軍閥政府規定，每10畝地必須有3畝種罌粟，否則將科以罰金，並加以拘禁。除此之外，若農民種糧而不種煙，第一年完三年的稅；第二年再種糧食，完五年的稅；第三年還種糧，完七年的稅，而種煙則隻完本年一年的稅。軍閥政府就是用這一方法迫使農民種煙。
軍閥控製區下的四川各縣各鄉，每個角落，即使沒有旅棧，沒有飯店的地方，也有煙館，距重慶約三英裏的一個小村，居民僅百二十五家，而煙館已設立二十二所。可謂“十室之邑，必有煙館；三人行，必有癮者”。任何人家，客到必擺燈盤，以煙敬客。在這一時期，四川軍閥不斷惡戰，為籌措軍餉，竟對鴉片實行專賣或設局抽稅，以獲取更大利益。賣鴉片煙土要交“泥捐”，開鴉片煙館的要按一盞紅燈每月4元交“燈捐”，開妓院要交“花捐”，還有亂七八糟的雜捐……達到“而今隻剩屁無捐”的地步。最可笑的是，政府一邊鼓勵生產鴉片，對不種植嬰粟的農民強征“懶捐”，又收“泥捐”準許鴉片自由買賣，還收“燈捐”、“許吸捐”、“癮民捐”公開允許煙民吸毒，卻又扯起“禁毒”大旗，在民間強征“禁煙特捐”，真是“既當裱子，又立牌坊”，機關算盡，兩頭撈錢。種種捐稅的設立，為鴉片的種、運、售、吸批上了合法的外衣。
當時的四川在全國是產煙最多、煙土市場最大、吸毒者最眾的一個省份。除了勒種罌粟、公賣鴉片等外，武裝護商、包運煙土和販運煙土是軍閥從鴉片煙中尋找財源的又一有效途徑。由於當時戰事繁多，土匪橫行，煙土產地又較偏僻，煙商投入巨資販運煙土，生怕途中出現意外或種種關卡的截奪，故而大多爭取軍人護送，以便順利到達目的地。當時附近諸省，如雲南、貴州、山西所產鴉片，亦輾轉雲集四川並經重慶、萬縣等地沿江而下，銷往中南、華東諸省。
軍隊參與運煙，逃免稅收；商販交結匪徒，走私鴉片，從中獲取暴利。鴉片的泛濫不斷地吞噬著四川的財富。三十年代初期，達州大竹一縣僅抽煙捐所得就高達125000餘元，內江100000元，涪陵300000元。可見鴉片真正成了軍閥的搖錢樹，不僅成為軍閥政權賴以生存的經濟基礎。也把四川人民的生活推進了深淵……(未完待續。)
“你要記住，現在是接近黃浩然的最好機會……雖然他接管了宜賓五縣，但畢竟是個外來戶，根本不懂四川的規矩。黃浩然很快就會發現，他要想在這裏站住腳，就必須倚重川中人物。此時你帶著部隊送上門去，即便是查出了你和我的關係，你也是他丟不起的馬骨，為了不寒了後續投奔者的心，他隻能重用於你……”
四川省內複雜的局麵，是王陵基這樣做的底氣。在他看來，如果沒有一個四川本地人引路，任何人都不可能看清天府之國的真正麵目。
劉湘死後，四川省脆弱的軍政係統已是搖搖欲墜，軍閥們私下開始重啟“防區製”。
而“防區製”，正是四川軍閥二十年混戰的起因。
民國初期，四川軍閥之多，割據時間之長，混戰之頻繁，為害之大，可以說是非常罕見的。然而，恐怕幾乎沒人會想到，這喪盡天良、罪惡累累的軍閥混戰竟然是“合法的”！
這“法”，就是從1918年攝行四川軍民兩政的熊克武頒布起，直到1934年劉湘統一四川軍政後才結束的四川軍閥“防區製”——一部四川大小軍閥之間劃分勢力範圍、各自進行軍閥割據魚肉百姓，乃至兵戈相向、血肉混戰的“吃人遊戲規則”。
“防區”，原本指各軍的駐防區域。但四川軍閥的“防區”卻遠遠超出了軍事方麵的意義，儼然一個個大大小小的軍事獨裁王國。1918年，熊克武決定按各軍駐防地區，劃撥地方稅款，由各軍自行向各縣征收局提用，作為糧餉之需。四川軍閥防區製由此形成。
在防區製下，各縣市的駐軍、行政和財政權力，全部全部由駐軍把持，駐軍在該地區可以自行委派官吏，自行收稅，自行擴編部隊，而省政府視為合法。雖然“防區製”作為一種法令，原本是四川軍閥避免相互兼並和爭鬥，確保各自地盤和勢力而相互協調妥協出的“遊戲規則”、“君子協定”。既然各自有“防區”，那麽別個來“侵略”，我反擊甚至於追擊，似乎就是“依法行事”了。所以在無盡的貪欲與殘暴驅使下，各軍閥為了擴大或奪取更富庶的防區而不斷進行混戰，防區製期間他們或單挑、或群毆，大戰小戰達400餘次，四川百姓無辜罹禍，死傷無數、損失至巨。
另一方麵，取得防區的軍閥，也怕剛得到的防區一不注意就會被別人奪去，因而想盡辦法從防區壓榨出大量的錢財，供自己擴充實力和享受，甚至出現民國24年收稅已經收到民國100年以後的怪現象。
防區製時期，實際上是四川現代史上的一個最黑暗的時期，也是煙毒最為猖獗的一個時期。當時，四川軍閥為暴斂財富，製造了最為驚心動魄的“壯舉”就是強迫農民棄糧種煙。當時種煙的農民都有煙捐，此項煙捐係按照窩數計算，每一窩煙苗一般征收煙捐大洋二角，叫做“窩捐”。四川各駐軍迫令農民種煙，到收獲時，以賤價收買，甚至強迫劫取，然後轉運各地，公開販賣。
四川軍閥為勸農民種煙可謂想盡各種辦法，如農民缺少煙種，他們就從別處運來散發給農民;如缺乏種煙的資金，就提供給農民貸款，本利以鴉片煙折算盡管各地軍閥想盡各種辦法勸農民種罌粟，但還是有很多農民不願種捐稅既高，又極毀地力的罌粟。軍閥們在勸種不成的情況下，就采取勒種、迫種的辦法，強迫農民種煙，對拒種罌粟或拒交高額稅金的農民甚至動用武力進行鎮壓。農民不願種煙，就說農民懶惰，課以處罰而完的稅叫懶稅。在雅州（今雅安），軍閥政府規定，每10畝地必須有3畝種罌粟，否則將科以罰金，並加以拘禁。除此之外，若農民種糧而不種煙，第一年完三年的稅；第二年再種糧食，完五年的稅；第三年還種糧，完七年的稅，而種煙則隻完本年一年的稅。軍閥政府就是用這一方法迫使農民種煙。
軍閥控製區下的四川各縣各鄉，每個角落，即使沒有旅棧，沒有飯店的地方，也有煙館，距重慶約三英裏的一個小村，居民僅百二十五家，而煙館已設立二十二所。可謂“十室之邑，必有煙館；三人行，必有癮者”。任何人家，客到必擺燈盤，以煙敬客。在這一時期，四川軍閥不斷惡戰，為籌措軍餉，竟對鴉片實行專賣或設局抽稅，以獲取更大利益。賣鴉片煙土要交“泥捐”，開鴉片煙館的要按一盞紅燈每月4元交“燈捐”，開妓院要交“花捐”，還有亂七八糟的雜捐……達到“而今隻剩屁無捐”的地步。最可笑的是，政府一邊鼓勵生產鴉片，對不種植嬰粟的農民強征“懶捐”，又收“泥捐”準許鴉片自由買賣，還收“燈捐”、“許吸捐”、“癮民捐”公開允許煙民吸毒，卻又扯起“禁毒”大旗，在民間強征“禁煙特捐”，真是“既當裱子，又立牌坊”，機關算盡，兩頭撈錢。種種捐稅的設立，為鴉片的種、運、售、吸批上了合法的外衣。
當時的四川在全國是產煙最多、煙土市場最大、吸毒者最眾的一個省份。除了勒種罌粟、公賣鴉片等外，武裝護商、包運煙土和販運煙土是軍閥從鴉片煙中尋找財源的又一有效途徑。由於當時戰事繁多，土匪橫行，煙土產地又較偏僻，煙商投入巨資販運煙土，生怕途中出現意外或種種關卡的截奪，故而大多爭取軍人護送，以便順利到達目的地。當時附近諸省，如雲南、貴州、山西所產鴉片，亦輾轉雲集四川並經重慶、萬縣等地沿江而下，銷往中南、華東諸省。
軍隊參與運煙，逃免稅收；商販交結匪徒，走私鴉片，從中獲取暴利。鴉片的泛濫不斷地吞噬著四川的財富。三十年代初期，達州大竹一縣僅抽煙捐所得就高達125000餘元，內江100000元，涪陵300000元。可見鴉片真正成了軍閥的搖錢樹，不僅成為軍閥政權賴以生存的經濟基礎。也把四川人民的生活推進了深淵……(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