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頭嶺大規模的械鬥事件,給李明橋提供了一線機會。他仔細琢磨了一下:石副省長來薊原,是一個由頭;礦山發生大規模群毆事件,打死了一名煤老板,這又是一個由頭,兩個由頭加起來,李明橋想就此對這一帶的礦山進行一次強製性的整頓。


    1


    杜萬清來到省城,先是到相關部門走動了一圈,又拜訪了幾位老領導,然後才到省人民醫院見自己的老同學。他給老同學帶了兩箱50年窖藏的薊原老白幹。老同學見了酒,哈哈大笑,連說:“老杜啊,咱們同學裏麵,級別比你高,廳級副廳級的多得是,但要論權力的大小,還就數你大。”


    杜萬清說:“兩箱酒就讓你拍上馬屁了?”


    “不是,不是,”老同學說,“我說的是真話。你想想看,在中國現有的體製裏麵,哪個級別的官員手中權力最大?”


    見杜萬清微微一笑,不置可否,他又接著說:“縣委書記,權力最大的肯定是縣委書記。”


    杜萬清說:“這酒還沒喝呢,怎麽就先醉上了?盡說胡話。”


    老同學很認真地說:“怎麽是說胡話呢?你想呀,這縣委書記,自己的縣份,要怎麽樣發展,縣委書記說了算吧?縣財政的錢,打算怎麽花,縣委書記說了算吧?下麵的幹部怎麽樣任用,該提拔還是該免職,縣委書記說了算吧?要搞什麽樣的工程,要打造什麽樣的產業……凡是該縣域裏的事情,事無大小巨細,都得縣委書記拍板是吧?吃飯有人請,喝酒有人送,連找情人,都有人‘拉皮條’……說的就是你們這些縣級領導。”


    杜萬清打了一個嗬欠,無可無不可地說:“聽起來一套一套的,全都是歪理邪說……你呀,隻管治病救人,別盡瞎琢磨官場上的是是非非。”


    老同學長歎一聲,惋惜地說:“要說呀,這個社會,還盡讓你們這些官場中人給折騰壞了,我們當醫生的,上手術台前,還得用準備拿手術刀的手,掂量掂量病人家屬送來的紅包,是厚還是薄——你說,哪朝哪代,出現過這樣的事情?”


    杜萬清一想,也是,自己作為病人,不是也不敢胡亂找醫生嗎?他不大相信自己不太熟悉的大夫,懷疑對方是否真的有誠心給自己瞧病。他甚至一度產生過疑惑:做手術的醫生,如果沒有收到病人家屬送來的紅包,還真敢開膛以後不給病人縫上?


    官場中人追名逐利,自古亦然,就像綠頭蒼蠅看見長了蛆蟲的腐肉一般。隻是不知從什麽時候起,這樣的風氣,竟然影響到了以治病救人為天職的醫生身上。不隻是醫療衛生行業,就連被譽為“人類靈魂工程師”的教育行當裏,也是充滿了銅臭味:逢年過節,學生要是不把自己的班主任和代課老師走動走動,他就敢在講課的時候給你打埋伏、打折扣……杜萬清已經不止一次聽人反映過,說是薊原一中的老師,平時在課堂上從來不講重點內容,馬馬虎虎混過去就成,而把重點內容放在課後自己辦的補習班上講,逼迫學生非參加他的補習班不可。他甚至聽過一個笑話:


    某中學有一位老師,40來歲,當班主任。放寒假的時候,這位班主任給班上學生開最後一次班會,一再強調:不準學生給他拜年。班主任很嚴肅地告誡自己的學生:“要過年了,不許大家來給我拜年——雖然我的家,不是太難找,xx街xx號,左拐彎就到——但是,不許來拜年,否則,我會很生氣!”他一連把“不許來拜年”強調了很多遍。現在的學生多聰明啊,結果,春節的時候,學生挨個去給這位班主任送了禮……


    一個不是特別搞笑的段子,一度在薊原縣傳得沸沸揚揚。傳到杜萬清的耳朵裏,他琢磨著,怕不是單純的笑話那麽簡單,十有八九是真有其人其事。


    毫無疑問,這種風氣已經成為當今社會的一大弊端。當了多年的縣長和縣委書記,杜萬清太了解中國的這種基本國情了,而且比一般人的理解要更為透徹一些。他明白,這已經不單單是社會上“拜金主義”盛行的問題,而是“拜金主義”引發了一係列更為可怕的惡性循環:現實狀況是,醫生和病人之間,已經缺乏足夠的信任感;學生和老師之間,也缺乏足夠的信任感;依次類推,在領導幹部和普通老百姓之間,信任感又在什麽地方呢?


    很難想象,在信任感普遍匱乏的今天,究竟還有沒有一塊屬於心靈的淨土?


    杜萬清搖搖頭,這已經不是他一個小小的縣委書記所能左右的事情了。


    按照老同學的安排,杜萬清要在省人民醫院待將近一個月時間,以便讓醫院裏的專家們,對他的肝部做更為全麵和詳盡的檢查,期間還要進行一些必要的常規治療,目的是保護肝髒,並防止肝髒陰影部位可能產生的病變。


    老同學興師動眾,整得有些玄乎,弄得杜萬清原本淡定的心裏又七上八下的。


    他疑疑惑惑地問自己的老同學:“你是不是沒有告訴我實情?什麽陰影不陰影的,該不是‘癌’……什麽的吧?”


    說到“癌”字,杜萬清的大腦裏麵,就有些發懵。


    老同學哈哈大笑,用力拍了一下杜萬清的肩膀:“瞎說啥呢,什麽癌不癌的,你這個縣太爺的命,金貴著呢,我們必須詳細了再詳細,認真了再認真。你呀,也借機休養休養,都這個年齡了,別老是惦記縣上的工作,沒有你,地球照轉不誤。”


    杜萬清心說,沒有自己,地球是照轉不誤,但薊原縣肯定會亂成一鍋粥。但他沒有說出來,隻是囑咐老同學道:“既然沒啥大問題,就不要整這麽大的動靜,做好保密工作,別弄到最後,又成了菜市場,人來人往的。”


    老同學說:“那是當然,你老兄的習慣,我還不清楚?”


    杜萬清以往生病住院,來來往往探望的人絡繹不絕,弄得他很煩。再後來,有個頭痛腦熱的,隻好嚴密封鎖消息,偷偷地往醫院裏跑,整得跟做賊似的。


    縣委書記住院,首先聞風而動的,肯定是縣上大大小小的官員們。這些人,幹工作不見得有多積極,但到醫院這些地方向領導表忠心,則一概是前仆後繼,唯恐落在別人後麵。別看杜萬清快退休了,而且在外人的印象中,好像他這個縣委書記當得忒窩囊,但是,隻要他往醫院裏一躺,那些個科部局的頭頭,鄉鎮上的書記鎮長們,甚至班子裏的其他成員,100%都得一窩蜂往醫院裏跑。


    老虎就是老虎,不要以為老虎老了,病懨懨的,好像被人縛住了手腳,就失去了撲人的利爪和尖利的牙齒,不是,這樣的老虎,照樣擁有巨大的殺傷力——不是行不行的問題,而是主觀上願意不願意的問題。


    杜萬清知道,自己這個縣委書記當得比較保守,尤其是近一兩年來,凡事講究平穩過渡,能推就推,在外人看來,有點畏首畏尾的意思。但是,自從李明橋來到薊原,他一貫的行事方式被打破了,立場就變得有些搖擺不定:一會兒,是對代縣長李明橋不滿;一會兒,是對黃誌安和郝國光他們的橫行跋扈不滿……


    他承認,李明橋身上有他久違了的東西。是什麽呢?是無所畏懼、不顧一切往前衝的闖勁,還是年輕人身上固有的活力和事業心?總之,這個年輕的代縣長身上,有一種熱騰騰的東西。


    老同學這次要他住院,他也有借機休息休息,理理自己思路的打算。他的腦子裏有些亂,亂的人、亂的事。他想躲一陣日子,一是清靜清靜,二是看自己不在的這段日子裏,在權力真空的條件下,薊原的這些人,又能折騰出什麽事來。


    杜萬清並不懷疑李明橋的駕馭能力,但是,李明橋身邊的掣肘太多,麵對的牽製力量太過強大,如果李明橋一味地“以強製強”,那麽,最終吃虧的肯定是李明橋自己。這個人,跟翟子翊一樣,都是“一根筋”脾氣。他難道就不曉得,在多數情況下,“柔”也能“克剛”、“曲徑”也能“通幽”嗎?


    衢陽市領導班子變動的消息,杜萬清在第一時間就知道了。對於常務副書記翟子翊沒能出任市長一職,早在杜萬清的意料之中。


    按說,常務副書記翟子翊的口碑頗佳,在衢陽市的幹部和老百姓當中,政聲挺好。但是,這些都不作數,作數的是甯江省委領導層的意見。翟子翊的缺點,同時也是他的優點,就是太過剛硬,太過耿直。市長一職,是個很重要的角色,甯江省委當然不敢馬虎,按照常規,在人選方麵肯定會征求原市委書記和現任市委書記的意見。試想,一個動不動跟市委書記、跟市長拍桌子的人,不管是原市委書記,還是市長轉任市委書記的何培基,哪個會替他說好話呢?不落井下石,就已經算是夠仁慈的了。


    但市長一職暫時空缺,卻也充滿了玄機:這意味著,衢陽市市長的人選還存在很大的變數,翟副書記仍然有機會問鼎這一職位。


    根據杜萬清掌握的消息,在有實力問鼎這一職位的人選當中,翟子翊的希望隻占到30%,另外70%的希望,分屬於另外兩個重量級的人選:一個是省委副秘書長,海歸派,博士,在省委黨校當過副校長;另一個人,是省政府辦公廳的主任,人年輕不說,而且背景深厚,準備到基層去鍍金,衢陽市是首選。這兩個人選當中,海歸派博士背靠的大樹,是省委分管黨群組織的副書記,據說,該副書記發表在《求是》等中央黨政報刊上的大塊頭理論文章,都出自該博士之手,有爆料稱,該副書記準備在退休之前,把那些文章整理成一本書,作序的人都請好了,是某位退居二線的中央領導。而省政府辦公廳的主任,據說是有親戚在中央某部委工作,甯江省現任省長曾經給其當過副手,兩個人之間的關係親疏,自不待言。


    相較之下,背景關係最弱的,就是翟子翊。當然,翟子翊還有一個處於劣勢的條件,那就是海歸博士和省政府辦公廳主任,都早已經是正廳級,去衢陽當市長隻是平級調動,充其量隻是從“條條上”走到“塊塊上”而已;翟子翊呢,還隻是個副廳級的副書記,要出任市長,必須再上半個台階——提拔和平級調動比起來,提拔的難度自然要大一些。


    翟子翊的優勢,就是在當地的政聲好,地方上的幹部和老百姓都挺擁戴他,呼聲很高。但他那個年齡,52歲了,屬於可提拔可不提拔那種,一般情況下,去人大或者政協當一把手的可能更大一些。據說,省委常委會議議過幾次,但都不了了之,主要是省委副書記和省長各自提出的人選處於膠著狀態,誰也不讓著誰。


    讓杜萬清奇怪的是,自始至終,沒聽說省委書記有什麽明確的態度。按照常理,一個經濟大市的市長人選,作為甯江省委最大的老板,省委書記一般不會輕易放任其他領導安排自己的親信。但奇怪的是,在眾說紛紜的小道消息裏麵,壓根就沒聽說省委書記提出過什麽人選,給人的感覺是,好像這次的人事之爭,甯江省就不存在一個省委書記,從頭到尾都是省長和省委副書記在相互掐巴。但細細一琢磨,也很正常:因為省委副書記提出的人選,未必就不是省委書記默許的人選,所以,表麵上看起來是副書記和省長在爭,實際上,有可能就是省委的大老板和省政府的大老板在掐巴。


    最悲哀的無疑是翟子翊,沒聽說哪個領導在常委會上力挺他,有個別常委提過,但人微言輕,被別人的話頭一岔,就帶過去了。


    杜萬清住的是特護病室,也就是民間版本裏麵傳說的高幹病房。條件自然很好,在杜萬清的感覺裏,跟住賓館差不了多少,唯獨讓他不舒服的,就是醫院裏到處充斥著消毒液的味道,很濃烈,嘔得慌。


    負責他這個病室的,是一位20郎當歲的年輕姑娘,走起路來一彈一跳的,很輕快。她經常戴著大大的口罩,看不清她的麵目,但身材很好,體型苗條,上下都很勻稱。她每天要給杜萬清測兩次體溫,量兩次血壓,早晚各一次。每次量體溫前,她都會很細心地把體溫計放入他的腋下,然後拉好他的衣服,再順手掖掖被子,動作很溫柔。量血壓的時候也是這樣,輕輕挽起他的袖口,放好測量儀,細心纏好輸送帶,然後開始測量,邊記錄邊輕聲報個數據……杜萬清感到很溫馨,有種又回到小時候的感覺,好像他麵對的不是一個年輕的小護士,而是溫柔體貼的母親一般。杜萬清很奇怪自己為什麽會有這種錯覺,難道是平時的工作負荷太大、壓力太大所導致的?未必吧,自己一個農家子弟,從最基層的普通幹部一步步幹起,一直做到縣委書記,經曆過多少大風大浪,甭敢說別的,最起碼的承負能力還是有的。


    難道是自己老了?想到這一點,杜萬清的內心遽然一驚。他隱隱約約記得,好像什麽資料上刊載過一項心理學方麵的研究成果:說是一個人,如果動不動產生回到幼年去的想法,或者有類似的幻覺,說明這個人的身心正在急遽地變老和衰退……自己現在的心理狀態,不正是如此嗎?難道衰老正在肆意地蠶食著自己?


    他有些後怕。他知道人人都要老去,人人都要把自己的這副臭皮囊,最終交還給泥土,他58歲了,以屆知天命之年,但是,他仍然無法麵對自己日漸衰老這一可怕的事實。尤其是兩年後,他就要徹底退休,他的頭頂上再沒有了權力所帶來的榮耀和光環,那時候,他又如何麵對一個失去權力,賦閑在家,而又風燭殘年的衰敗老人?他實在不敢再往下想。


    期間,李明橋打過幾次電話,就幾項具體工作征求過他的意見。李明橋重點提到石副省長要去薊原視察,問他是不是提前返回縣裏。杜萬清沒有說死,隻說到時候看吧,但強調接待工作一定要做好,不可有任何疏漏和馬虎。臨掛電話的時候,杜萬清猶豫片刻,對李明橋說:“明橋同誌,石副省長來薊原視察的相關工作,你可以跟市委翟副書記通個氣,看他有什麽指示。”


    電話那邊,李明橋明顯地沉默了一下,顯然是在琢磨杜萬清這句話的用意,然後李明橋才回答說:“好的,好的,我會請示翟副書記的。”


    放下電話,杜萬清默默地望著病房裏雪白的牆壁。


    醫院裏就是這樣,什麽都是白顏色,牆壁是白顏色的,病床是白顏色的,床單是白顏色的,被子是白顏色的,醫生和護士穿的衣服,也是白顏色的……白得耀眼,白得單調,白得刺目。


    杜萬清的大腦並沒有閑著,有個疑問老是在他腦子裏繞來繞去:石副省長這個時候去薊原,到底有什麽目的?這位石副省長,分管工業口,衢陽市是甯江省的經濟重鎮,而薊原縣又是衢陽市的經濟命脈,他這個時候去薊原,有什麽玄機呢,未必就是單純地去視察薊原的煤炭產業吧?他估摸著,不光是去薊原視察這麽簡單。


    石副省長不是省委常委,左右不了幹部的命運,他去薊原,市委書記何培基同誌未必就肯陪他;而其他市上的領導,單由對口的副市長一個人陪同,分量又稍嫌輕些;唯一的辦法,就是常務副書記翟子翊出麵,和分管工業口的副市長兩個人陪同下去,最是合適不過。杜萬清提醒李明橋征詢翟副書記的意見,就是估計到翟副書記有可能是陪同人員之一。


    當然,杜萬清還有另一層意思:那就是他無意中得知,這位石副省長尚在南方某省工作時,曾經跟省委組織部長在中央黨校有過一段時間的同窗之誼,不管當時關係處得如何,現在畢竟都是甯江省的大員,彼此之間的走動,自然要比其他人來得親密一些。


    有時候,你要把地球撬起來,不一定非得擁有包羅天地、顛倒乾坤的本領,或許,隻需要一根小小的杠杆、一個合適的支撐點,就成!


    2


    華源煤炭經銷公司的總經理黃小娜,如願拿到了財政局長周伯明拆借的一部分資金,3000萬元,一筆不大不小的數目,但拿到錢的過程卻有些曲折。郝國光不怎麽滿意,原因不僅僅是拿到錢的方式比較麻煩,而且,周伯明這次張的口有些大——光送給周伯明的銀行卡上,就比往年多打了50萬元,還不包括中間環節付給其他人的好處。


    周伯明先是以財政局的名義,給縣政府打了個報告,報告中稱:為了積極響應國家提出的“三農”政策,建議由財政局牽頭,成立“薊原縣涉農企業擔保基金”, 向政策性農業擔保機構增資4000萬元,以用於解決薊原縣農機公司等若幹涉農中小企業融資難的問題。報告送上去後,常務副縣長黃誌安在背後積極運作,僅用了不到一周時間,這個報告就經由縣政府常務會議審議通過並批複了。


    經過一番緊密的籌備,斥資4000萬元的“薊原縣涉農企業擔保基金”順利成立。這個擔保基金,隻是用來做抵押的,真正掏錢的主,是銀行。也就是說,受扶持的涉農企業拿到的錢,是由擔保基金抵押的銀行貸款,隻不過不用企業自己付利息,政府貼息而已。


    薊原縣的涉農企業有六家,除了不死不活的縣農機公司,另外還有一家種子公司、一家飼料廠、三家規模不太大的養殖企業。在黃誌安和周伯明的共同運作下,這六家涉農企業在很短的時間裏,就從銀行貸出了4000萬元。然後,其中3000萬元從這六家企業的賬上走了個過場,一轉眼的工夫,又轉到了華源煤炭經銷公司的賬戶上。


    黃小娜用這3000萬元,順利地簽下了十來份訂單。她粗略地算了一筆賬:到了冬季,假如煤價果如郝國光所估計的,不跌反漲,繼續往高裏走,那麽,這十來份訂單,可以給華源公司帶來一筆不薄的利潤。


    黃小娜比較高興,就有意跟郝國光溫存一番。但郝國光沒有反應,他還在生周伯明的氣:周伯明睡了自己的老婆不說,現在也學會獅子大張口,從他郝國光身上揩油了。


    黃小娜拍拍他的臉蛋,說:“犯不著生這麽大的氣嘛,不就50萬嗎?對咱們來說,隻是牛身上的一根汗毛而已。”


    50萬確實不是多大的數目,但郝國光的心裏頭,就是不舒服。他知道,這不舒服,一小半是因為周伯明多要了50萬元造成的;一大半,是他對周伯明給自己戴綠帽子一事,至今耿耿於懷。


    在這方麵,男人通常表現得非常自私。他可以擁有黃小娜,可以在風月場所和那些賣淫小姐左擁右抱,但他就是不能容忍刁月華背叛自己。


    黃小娜明白郝國光的心思,不說話,隻是用細蔥樣的手指,輕輕撫摸他的胸膛。過了小半天,才像忽然記起似的,說:“國土局的張局長,昨天找過我……”


    郝國光哦了一聲,問黃小娜:“張得貴找你幹什麽?”


    “他說,要我們幫他在省城置辦一套房子。”


    “省城?”郝國光沉吟著說,“張得貴這個人一貫謹慎,怎麽會想著去省城弄房子?”


    黃小娜說:“就是啊,他好像從來沒提過類似的要求。”


    郝國光問:“他要多大的?”


    黃小娜說:“180平米,複式的。”


    郝國光在大腦裏麵粗略地估算了一下:“連裝修帶家具,得200多萬。”


    黃小娜說:“就是,少說也得200來萬。我沒有明確表態,沒說答應,也沒說不答應,隻說忙過這兩天,再跟他聯係。”


    郝國光琢磨了一下,說:“張得貴既然開口了,就把咱們手裏的房子挪出一套來,給他。”


    黃小娜很不情願地說:“就這麽給他?西城口那塊地,我可是跟他提過好幾回了,硬是不鬆口。”


    郝國光半摟著黃小娜,捏捏她的一隻耳垂,說:“我早就勸過你,你不聽。趁早撒手,別打那塊地的主意,我們即使送給他一套房子,張得貴也不見得會把地給我們。”


    “為什麽?”黃小娜不解地問。


    “張得貴這個人,有江湖氣,仗義不說,而且行事穩健。他輕易不會給別人答應什麽,以免留下把柄。這次跑來找你,肯定是遇上麻煩事情了,否則,他不會隨便張口。”


    黃小娜用鼻子眼哼了一聲,說:“能有什麽為難事情?無非是招惹上比較難纏的女人了,你們這些臭男人啊,沒有一個好東西!”


    郝國光哈哈大笑,他說:“你們女人還不是一樣?喜歡的就是臭男人唄。”


    頓了頓,郝國光又說:“忘記是什麽書了,裏麵有句話,說什麽女人的陰道,人人都說髒,人人都想進——你說精辟不精辟?”


    “流氓。”黃小娜輕聲罵了一句。


    “是流氓。女人愛的,不都是流氓嗎?正經男人誰愛啊。”


    郝國光來了情緒,一隻手伸進黃小娜白皙的乳溝,另一隻手環著她的腰。黃小娜癢癢,邊罵邊咯咯咯地笑著。


    兩人嬉鬧了一會兒,直接就在客廳的沙發上做起來。良久,兩個人才都疲乏地癱軟在沙發上。


    郝國光撫摸著黃小娜,說:“張得貴當了多年的國土局長,從來沒有在薊原的土地征用上動過腦筋。”


    黃小娜有些疑惑地說:“不會吧?我怎麽聽說,張得貴的身家,不比你這個煤炭局長差呢?”


    “我沒說他清廉,”郝國光說,“他隻是沒有在薊原的地麵上動腦筋,但並不意味著他不動腦筋。”


    黃小娜糊塗了,奇怪地問:“他是薊原的國土局長,不在薊原的地皮上動腦筋,難不成把腦筋動到外地去?”


    “對,張得貴高明就高明在這兒,”郝國光挪了挪身子,以便讓自己靠得更舒服些,“我沒有跟你說過他的事情。張得貴要拿地,不是在薊原,而是在鄰省的一個縣級市裏。”


    “你是說,張得貴動的腦筋,都在臨省?那薊原的地皮呢,白白地便宜了那些開發商?”


    “不,張得貴沒有那麽傻,”郝國光舒了口氣,接著說,“薊原的地皮,都是留給那個縣級市的國土局長的。”


    黃小娜這下明白了:對方在張得貴的地盤上拿地,反過來,對方的地盤,又成了張得貴的天下。


    郝國光說:“張得貴這個人極端聰明,你想啊,紀檢委的人再聰明,又怎麽會懷疑到鄰省的縣份去呢?他跟那個縣級市的國土局長勾上了手,生意照做,錢照拿,卻來得很安全。”


    “也就是說,我們想要拿地的話,必須去鄰省的那個縣級市?”黃小娜字斟句酌地問。


    “對頭!”郝國光拍拍她的肩膀,“在薊原,你是不可能從張得貴手裏拿到地的。”


    不待黃小娜說什麽,郝國光又說:“在那個縣級市裏,張得貴給過我兩塊地皮,都在刁富貴名下,還沒有來得及開發呢。”


    黃小娜說:“怪不得張得貴對西城口那塊地既不鬆口,還敢跑來張口要房子。”


    “你放心,張得貴既然敢跟你張口,那說明,他手裏又有了一塊好地皮,隻不過,不是在薊原縣而已。”郝國光十分有把握地說。


    黃小娜輕描淡寫地說:“既然不在薊原,就還是讓你的小舅子出麵得了,省得你家那個母老虎,又大發雷霆,反正手心手背,還不都是你身上的肉唄。”


    “不行,”郝國光果斷地說,“這次你親自出麵,而且不能讓那姐弟倆知道。”


    黃小娜有些奇怪,沒有言語,隻是用征詢的眼光看著郝國光。郝國光讓自己親自出麵去拿地,還必須背著刁月華和刁富貴——她一時拿不準郝國光是什麽意思。


    難道是,郝國光懷疑自己有什麽野心?


    作為女人,從她當年進入風月場所的那刻起,黃小娜就知道金錢對她來說有多麽重要了。有時候,一個女人家,不一定非得要有美麗的容貌,但一定得有金錢。現實就是這樣,美貌不能當飯吃,金錢卻可以買來美味佳肴。她知道,郝國光就是可供她這輩子依附的一座高大的靠山。這麽說吧,如果郝國光是一棵大樹的話,那麽她黃小娜就是纏繞在樹身上的菟絲花。如果樹倒了,菟絲花也就肯定不存在了。


    所以,多年來,黃小娜一直在努力賺錢,盡管她那個總經理隻是名義上的,事實上的大老板還是郝國光和刁月華,但她知道,隻要自己一心一意地幫助郝國光,郝國光就絕不會少了自己的那份。


    她從來沒有起過二心。她太知道女人在男人們心目中的地位了:在這個弱肉強食的社會裏,女人就是男人的依附品,看似刀俎,實則魚肉。


    作為“魚肉”的女人,為什麽非要跟男人們一比高低呢?這是黃小娜的聰明之處,也是多年來她跟郝國光配合默契的根本所在。她從來不要求郝國光給予她什麽,名分、地位,統統都不需要。她要的,郝國光自然會給她,那就是錢,足夠多的金錢。在這一點上,她和郝國光的目標是高度一致的。


    黃小娜自認從沒有起過二心,她也不希望郝國光懷疑自己。她試圖從郝國光的臉上看出點什麽來,但郝國光的臉上,沒有任何開玩笑的成分。


    她問:“為什麽不讓你老婆知道?”


    郝國光說:“女人家,成事不足,敗事有餘,知道得越少越好。”


    黃小娜說:“我也是女人哎,過分!”


    郝國光一把攬過她,說:“你不一樣,在生意場上,你比很多男人都聰明。”


    ……


    郝國光沒有對黃小娜說實話。刁月華是見識短,這話不假;但郝國光擔心的不是這個。該刁月華知道的,刁月華已經知道得差不多了,即使現在想撇開她,未必是件容易的事情——不,壓根就是不可能的事情。否則,郝國光絕對不會容忍刁月華給自己戴一頂綠帽子。


    郝國光真正擔心的,是怕刁月華和刁富貴合起夥來,在背後搗鬼。他無意中發現,刁月華和刁富貴最近有些鬼鬼祟祟的,好像在謀劃什麽事情。憑直覺,這姐弟倆十有八九在動歪腦筋——郝國光在官場和生意場上,摔打滾爬了大半輩子,他的直覺,向來比較準確。


    自從刁月華和周伯明被自己捉奸在床之後,夫妻兩個基本上就形同陌路了,隻是表麵上,還維係著夫妻的名分。兒子和女兒有時候打電話回來,他倆還得裝作很高興的樣子,這個說了那個說,換著跟孩子們聊。女兒在省城,打來電話的頻率多一些;兒子在加拿大,電話就相對少一些。十年前,郝國光不顧刁月華的一再反對,把兒子送去了加拿大。刁月華哭過、鬧過,說把兒子送那麽遠,十年八年的都見不上。郝國光就罵她頭發長、見識短。郝國光比誰都清楚,別看自己現在挺風光,官場上得意,生意場上更得意,但共產黨的事情誰說得清楚,說不定哪天翻船了,總不能把兒子也牽扯進來吧?他不像周伯明那麽傻,自己當官,也拚命把兒子往這條道上拽。周伯明的做法,是很危險的。在中國當官,不是什麽好職業,隻不過,奔仕途對大多數人來說,是一條捷徑——有什麽行業,能比當官更快、更好地得到回報呢?沒有,至少目前還沒有。兒子的外語差,加拿大華人多,不至於像盲流一樣。他給兒子注冊了一家貿易公司,買了別墅和車,還給相中了一位加拿大籍的華人姑娘。但這小子,把人家姑娘的肚子搞大以後,就一腳把對方踹了;公司也不知道怎麽經營的,反正年年虧錢。但這些,郝國光都不在乎,他知道自己的兒子不是經商的料,之所以給他注冊公司,隻是讓他有個事幹,別一天到晚無所事事、遊手好閑的。他知道,官有當到頭的一天,煤有挖完的一天,必要的時刻,兒子和加拿大的公司,就是他們夫妻倆最後的退守之地。


    但讓郝國光生氣的是,刁富貴明擺著是混蛋,刁月華還偏偏護著他、寵著他,不光這樣,有時候還跟刁富貴一起瞎折騰。他勸過刁月華,讓她趁早去加拿大陪兒子,省得這小子在外麵天大地大的不學好。刁月華不聽,說什麽是自己嫌她礙眼,礙著他找狐狸精了。看看,就這見識?自己再怎麽花哨,刁月華始終是兒子的母親、閨女的娘,這一點是誰都改變不了的,他們夫妻,已經有血緣關係把他們緊緊地捆在一起了,還鬧騰個什麽勁?這傻女人,死腦筋不說,還敢犯渾,把野男人帶到家裏來?


    生氣歸生氣,這層窗戶紙還不能完全捅破,小不忍則亂大謀,他們倆的夫妻關係,還必須小心維持著。


    刁月華動不動犯渾,郝國光就提高了十二分小心。他安排人私下裏了解了一下,才知道刁富貴極力攛掇自己的姐姐,拿出錢來競購薊原酒業公司。


    薊原酒業公司的改製,郝國光曾經動過心,畢竟白酒屬於可再生產業,而煤炭,不可再生資源,總有沒得挖的一天。但他有些猶豫。他擔心兩個方麵:一是薊原的天空,究竟還能屬於他郝國光多長時間;二呢,古人說得好,隔行不取利,自己隻會喝酒,不會造酒,一旦把酒廠買到手,能不能經營得住,還很難說——劉東福那個人,別看頭發掉得沒幾根了,做酒廠做得賊好,精明著呢。


    沒想到,刁富貴竟然打起薊原酒業的主意了。刁富貴遊說自己姐姐的理由竟然是:煤礦上掙得錢再多,都是老郝家的;隻要刁月華拿出私房錢來,把薊原酒業買到手,就是老刁家世世代代的產業。更讓郝國光沒想到的是,刁月華竟然動心了,背著他積極為競購酒廠做準備。


    郝國光哭笑不得。他想,刁月華要是有黃小娜一半的聰明就好了,不,有黃小娜1/3的聰明就成。可惜,刁月華簡直笨到了家。她也不想想,作為郝國光的妻子,她自己是郝家人還是刁家人,難道都分不清楚?再說了,即使她想為娘家的這個弟弟置辦一份產業,那也得看他是不是那塊料啊。當初,刁月華一哭二鬧,郝國光不勝其煩,才把牛頭嶺的煤礦交給刁富貴經營,給了他一個總經理的頭銜,但要不是他郝國光罩著,刁富貴早都把天戳了幾個窟窿了。話又說回來,如果刁月華鐵了心要扶持弟弟刁富貴,那也沒有必要背著自己吧,私房錢,刁月華哪來的私房錢,還都不是他郝國光掙的?


    這娘們,沒得救了。


    郝國光尋思,與其讓刁富貴折騰,還不如讓黃小娜出麵競購,一來,黃小娜的身份沒有自己妻舅的身份來得顯眼,可以適當地避避嫌疑;二來,黃小娜畢竟是做生意的好料子,不像刁富貴,豬頭一個,嫖小姐都能嫖出強奸案來,什麽出息?


    但是,如果讓黃小娜出麵競購薊原酒業,很容易引起刁月華的猜忌。事情明擺著,刁月華現在最忌諱的事情,就是擔心自己夥同別的女人撇開她。她早就懷疑,黃小娜有取她而代之的野心。她不知道的是,黃小娜隻不過是一位風塵出身的女子,自古以來,婊子無情,戲子無義,跟這樣的女人,又怎麽談得上感情呢?郝國光是迷戀黃小娜的肉體,迷戀她的年輕美貌,但這並不等於就必須把黃小娜娶回家啊。更何況,黃小娜之所以多年來一直對自己忠心耿耿,還不是衝著自己手中的權力來的?權力是什麽?權力就是效益,權力就是金錢,權力就是身份和地位……郝國光心裏明白得很,黃小娜才30歲出頭,自己已經是半大老頭了,即使自己有心讓黃小娜成為自己的正宮娘娘,黃小娜也未必看得上眼,因為權力總有從自己手中溜走的一天。刁月華的擔心,完全是多餘的擔心,鹹吃蘿卜淡操心,很是莫名其妙。


    有些道理,郝國光是沒有辦法跟自己女人解釋清楚的。這就像一團亂麻,你越是急於把它理順,它就越是亂得緊。


    但郝國光明白,如果他不出麵,僅憑刁月華和刁富貴姐弟倆,即使參與競購薊原酒業,成功的概率也是小得可憐。他打定主意,不打算讓刁富貴在背後跳神弄鬼;如果非要參與競購,就得讓華源公司和黃小娜出麵,否則免談——他的這個妻舅,怎麽說呢,後腦勺上長得有反骨,說不定哪天,就把他這個姐夫給賣了,弄不好,連他老姐都賣!


    3


    “胡說八道!問問省廳的那幫子狗屁專家,還有沒有最起碼的驗屍常識?別他媽司馬懿破八卦陣——不懂裝懂。”


    沈小初眉頭緊蹙,一邊把驗屍報告“嘩”地扔在辦公桌上,一邊對站在一旁的韓大偉說。


    “就是,我也覺得很奇怪,結果怎麽會是這樣子的呢?”韓大偉謹慎地說。


    本來,黃楊鎮發現的那具屍體,縣局做過一次詳細的檢驗,臨了卻沒能得出確切的結論,連死亡的具體時間都無法搞清楚。沈小初窩火,把檢驗科的一幹技術人員罵了個狗血噴頭。他親自給市公安局打電話,讓市局派兩個得力的技術人員下來。市局的人前前後後來了七八趟,最後一次,取了相關的檢驗樣本,直接奔了省廳。


    結論是省廳的人下的,驗屍報告上說:死者係死於八年前,或者更早;致死原因,疑為溺水窒息而亡。


    “八年前?八年前的屍體,還能保存到現在?早都隻剩骨架子了……這還用檢驗?豬腦子都想得出來。”沈小初用右手的指關節敲敲桌麵,接著說,“發現屍體的位置雖然是河床,但明擺著是山洪從山上衝下來的,100%是煤礦上的工人——溺水窒息死亡?山上又沒有河流,怎麽個溺法?難不成是謀殺,用臉盆盛水淹死的?簡直是開國際玩笑嘛。”


    電話就是在這個時候打來的,黃楊鎮派出所所長在電話裏麵幾乎帶了哭腔,他說:“沈局,不好了,出大事了!山上打群架,好幾百人,動了家夥,還死了人……”


    沈小初先是一愣,緊接著反應過來,立馬扔掉電話,抓過搭在扶手上的警服,邊往外跑邊命令韓大偉:“牛頭嶺出事了,械鬥。緊急集合,馬上出發;還有,通知醫院,讓派幾輛救護車,順便給黎局說一聲,讓他給縣上相關領導匯報一下。”


    話未說完,沈小初的人已經到了院子裏,上了他那輛越野吉普車。


    身為公安局副局長兼刑警隊隊長,沈小初不能不急。牛頭嶺是薊原縣最大的煤炭產地,不出事則已,一出事,就是能把天戳個窟窿的大事情——沈小初太知道薊原的這一畝三分地上,都潛藏著哪些不穩定分子。別的地不說,單說牛頭嶺:大大小小的煤老板、街頭混混、外來工、逃犯、打手等等,不一而足。這樣龐雜的人員結構,平時的磕磕碰碰,打個架、爭口閑氣什麽的,多得跟牛毛一樣,當地的派出所,雖然隔幾天就派民警去山上溜達一圈,卻也頂不了多大事。


    沈小初和韓大偉帶著一幹刑警趕到牛頭嶺的時候,局麵已經得到了初步的控製:群毆的人群被派出所民警和鎮上的幹部分割幾處,分別看管起來。


    出事地點是一處煤井。不用說,場麵一片狼藉:塔吊被推倒在一邊,有幾個運送煤礦的車兜子,被砸扁了,掀翻在地;煤井前的場地上,亂扔著磚頭、棍棒、鋼管、鋼釺、大錘、斧頭、鐵鍁、頭、砍刀等等,有的棍棒上麵沾滿了血跡;另外,還有一杆雙管獵槍、一杆小口徑步槍、一把五四手槍,醒目地夾雜在棍棒和鋼管中間;一具屍體橫臥在地上,看不清麵目,血糊糊一片,大腿上有一處槍傷,還在往外滲血;屍體旁邊,躺著一二十個衣衫不整的煤工,大多數人滿臉血汙,不間斷地呻吟著;其他人則一律抱著腦袋,分幾堆就地蹲著。


    派出所所長和鎮上的領導迎了上來。


    情況基本上摸清楚了:參與械鬥的人共有237人,都是煤窯上的工人,分屬3家公司:一家是華光煤業公司,總經理刁富貴;還有兩家,公司規模小一些,一家的老板姓馬,回民,本地人;一家的老板姓高,河南人。群毆原因是,華光煤業公司所屬的3號煤井,在進尺打到1300米的時候,又分出兩條岔道,以“人”字形向兩旁掘進,結果,開采到了高姓老板和馬姓老板兩家公司的地盤上。對方不服,來找刁富貴說理,被刁富貴的爪牙打了個鼻青臉腫。姓馬的回民和姓高的河南人都咽不下這口氣,組織自己礦上的民工和嘍,有鐵鍁的拿鐵鍁,有大錘的扛大錘,浩浩蕩蕩地開了過來。然後就是一場混戰,高姓老板大腿上挨了一槍,混亂中被亂棒打死了,馬姓老板已經躲了,據說也受了傷,左邊的耳朵隻剩下了半拉子;另外,重傷7人,輕傷23人……


    黃楊鎮黨委書記虞守義不住地搓著一雙大手,略顯尷尬地說:“老,老,老同學,你看這事鬧的?又麻煩你跑一趟……”


    沈小初用鼻子眼哼了一聲,心說,我來如果能讓這個地方安生的話,就天天往這疙瘩跑。他說:“虞大麻子,你這一畝三分地,真他媽夠亂的,上次的案子還沒有眉目呢,看看,又整出這麽大的事情?不知道的人,還以為是在拍土匪混戰的電影呢?”


    虞守義苦著臉說:“這不是沒有辦法嗎?礦山上的情況,你又不是不清楚?”


    沈小初不再跟他嗦,吩咐幹警把受傷的人抬到救護車上去,先往醫院送;然後就地審問幾個小頭目,重點是打死人的凶手和槍的主人。但問了半天,沒有問出個所以然來,比較一致的口供是:當時場麵太亂,沒看清姓高的老板是哪個打死的,也不知道哪個是槍的主人……


    等於沒問。


    半個小時後,局長黎長鈞陪著一幹縣上領導趕了來,代縣長李明橋、常務副書記年長富、常務副縣長黃誌安,人大主任、政協主席,還有政法委書記,以及國土、煤炭、安監等幾家相關局委的一把手。


    李明橋的臉色很難看,其他縣上領導,也都黑著臉,一臉肅穆。


    薊原縣的煤老板們有句非常流行的口頭禪,就是“擺平”。


    煤窯上出事了,死了礦工,家屬找來了,怎麽辦?擺平;手底下的嘍打了人,被派出所扣了,咋辦?擺平;證照不齊了、違規使用爆炸物品了、不符合安全施工標準了,相關部門找了來,要關閉洞子,要罰款……咋辦?擺平。是的,“擺平”,看似簡簡單單的兩個漢字,卻是用成摞成摞的人民幣堆砌出來的——這是薊原的煤老板們慣用的伎倆。


    但這次,事情的嚴重性遠遠超出了煤老板們自己的想象:200多人的一場混戰,磚頭、棍棒、鋼管、斧頭、鐵鍁、頭、砍刀,還有國家明令禁止私藏的槍支,死了人,傷的就更不用說了,幾十個呢……是不是真的發生過規模如此龐大的械鬥場麵?他們自己都有些懷疑和納悶:好像是又回到了土匪橫行、軍閥亂世的舊社會,又好像是在某部影視劇裏麵充當了一回群眾演員。


    但有一點是肯定的:這次,絕對不可能像往常那樣,輕輕鬆鬆地“擺平”!


    李明橋的惱火是顯而易見的。他剛剛給各部門下達了死任務,要求各部委局和相關企業,切實做好石副省長來薊原視察的一應準備工作。沒想到,在不到幾天的工夫裏,礦山上竟然出現如此大規模的械鬥場麵,甚至打死了人。


    這還了得?


    看來,沈小初在報告裏說得沒錯,薊原縣治安環境比較差的根子,就是在礦山上——煤炭產業在給人們帶來高額利潤的同時,也滋生了腐敗和罪惡,就像這次上百人的械鬥事件,還不是利益之爭?馬姓老板扔下煤窯跑了,縣公安局已經發了追捕令;最倒黴的是那位姓高的河南人,雖有上億家財,卻已經無福消受,為爭地盤把小命都搭進去了;唯獨華光煤業公司的刁富貴,出具了飛機票、外地賓館的住宿發票、以及隨從人員的證供等等,有不在場的證據。調查顯示,華光煤業公司的3號煤井開采到別家公司的地盤上,是刁富貴的手下、3號煤井的礦長自作主張幹的,跟刁富貴沒有直接關係,群毆事件也是該礦長帶人參與的,跟刁富貴一點邊都沾不上。


    但李明橋有些懷疑。


    刁富貴是煤炭局長郝國光的小舅子,不排除有人為了包庇刁富貴而出具假證據、假口供的可能。對刁富貴這樣的人而言,別說弄幾張外地的住宿發票、找幾個狗腿子做不在場證明,就是把薊原縣的天和地打個顛倒,都完全是有可能的事情。另外,這裏麵有沒有煤炭局長郝國光什麽事,也很難說——弄不好,牛頭嶺的煤井,就是他和刁富貴兩個人的。


    但懷疑歸懷疑,在沒有足夠的證據之前,刁富貴這樣的人,暫時是不能碰的——牽一發而動全身,誰知道刁富貴的背後,除了他姐夫郝國光以外,還靠著些什麽人。他隻是私下裏囑咐沈小初,繼續搜尋證據,密切注視刁富貴的動向,以這次群毆事件為由頭,一查到底……李明橋壓根就不相信:朗朗乾坤之下,在龐大的國家機器麵前,還收拾不了刁富貴這樣的混球?


    前些個日子,就是駱曉戈休假來薊原的那幾天,李明橋抽空帶她去一家小飯館吃飯。飯館不大,沒有雅座,大通間,但川菜做得賊好吃。李明橋和駱曉戈要了幾個菜、兩碗米飯。正吃著,旁邊一張桌子上,一幫人在拚酒,一位膀大腰圓、滿臉絡腮胡子的主,臉都喝紅了,舌頭打著卷說:“在薊原,就沒有老子、老子辦不成的事。”


    旁邊的人附和著說:“是啊,是啊,羅總黑道白道通吃,厲害著呢。”


    那位叫羅總的,經人一誇,更得意了,說:“知道,知道李明橋不?新來的縣長,他,他是,是我本家侄子,親的……我讓他往,往,往東,他他他,不敢往西……我讓他掂,掂,掂皮鞋來,他不敢,不敢,掂拖鞋來……”


    駱曉戈用胳膊肘搗搗李明橋,朝旁邊的桌子努了努嘴,說:“你大伯在那兒呢,不上去敬個酒?”


    李明橋白了駱曉戈一眼,沒理她,仍舊埋頭吃飯。


    駱曉戈自顧自話,又來了一句:“奇了怪了,既然是本家,又是親的,怎麽一個姓羅,一個姓李?該不是你打小就過繼給別的人家了吧?”


    ……


    想想看,連他這個當縣長的,都成了人家老板們茶餘飯後揶揄的對象——也就是說,人家腰包裏有錢,根本沒把他這個代縣長放在眼裏——更遑論老百姓在這些人眼中的地位了,治安環境不差才怪呢。


    李明橋臊得慌,更加堅定了他整頓礦山的決心。


    牛頭嶺大規模的械鬥事件,給李明橋提供了一線機會。他仔細琢磨了一下:石副省長來薊原,是一個由頭;礦山發生大規模群毆事件,打死了一名煤老板,這又是一個由頭,兩個由頭加起來,李明橋想就此對這一帶的礦山進行一次強製性的整頓。


    要是放在平時,李明橋一旦提出整頓礦山,班子裏肯定會有人跳出來反對,甚至驚動上麵的個別領導也不一定。但這次,估計再沒有誰敢跳出來提反對意見,因為,血淋淋的教訓就在那兒擺著,借他仨膽他都不敢說個“不”字。


    李明橋把自己的意見跟書記杜萬清溝通了一下。杜萬清在電話那頭沉默良久,沒有表示反對,但他強調:一方麵,一定要就事論事,盡量不要擴大化;另一方麵呢,礦山整頓明著要觸動一部分人的切身利益,一旦發生衝突,或者出現僵持局麵,要以說服教育為主,宜軟不宜硬,萬萬不可激化矛盾。


    李明橋表示同意。書記杜萬清的擔心不是沒有道理。很明顯,一些非法小煤窯,窯主本來就是把腦袋別在褲腰帶上掙錢,你把人家的礦井給封了,對方不跟你拚命才怪?這些窯主裏麵,可是不乏亡命之徒。


    但李明橋打定了主意,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難度再大,困難再多,也要拚一把。這就跟割毒瘡一樣,你越怕疼,越不敢割,它就越能化膿,甚至會衍生出更多的膿瘡;如果你咬著牙,狠著心一刀下去,把腐爛部位全給割掉了,說不定啊,這毒瘡早都治愈了。


    李明橋主持召開了一次“四大班子”聯席會議,縣委、人大、政府、政協等四套班子在家的領導統統出席。


    在會上,李明橋明確提出,要把整頓礦山作為全縣工作的重中之重來抓。他指出,礦山上的濫挖濫采、非法開采、監管力度不夠,已經成為製約和影響全縣經濟、環境保護、治安環境等健康發展的重要因素,是大膿瘡,必須把它一刀割掉。李明橋甚至打了一個官腔,他說,石副省長來薊原視察,是一項艱巨的政治任務,我們必須給石副省長的視察,創造一個規範而有序的礦山環境。


    會議決定:由煤炭管理局、國土資源局、安監局、公安局、工商局、電力公司等各部門,抽調具有實踐經驗、且熟悉煤礦安全生產法律法規的采掘、機電、通風、地質、防治水、安全等專業人員,組成薊原縣煤礦整頓(監管)檢查小組。李明橋親自掛帥,擔任組長,常務副書記年長富和常務副縣長黃誌安擔任副組長,其他相關部委局的頭頭擔任組員,針對礦山上存在的一係列問題,做一次大徹查:凡是存在安全隱患的礦井,責成有關部門吊銷其相關證照,堅決停業整頓;凡是無證照、非法開采的小煤窯,一經查實,必須在限定的時間段內,拆除其主副井提升運煤係統的動力設備,遣退從業人員,公安部門停供並清繳火工品,供電部門停止動力供電,監管單位派專人24小時逐礦盯守,確保不再具備生產條件,直至最後完成關閉礦井工作。


    在會議進行的過程中,李明橋發現,與會人員的表情各異,有的人滿臉驚懼,有的人眉頭緊蹙,有的人低頭竊笑、一副幸災樂禍的樣子……李明橋知道,在四大班子的成員裏麵,有相當一部分領導幹部,在一些煤炭企業裏麵明裏暗裏地擁有股份,甚至有個別領導,自家就開得有煤窯。


    這是一張網,一張密而結實的網,用於連接這張網的,就是煤炭產業,能夠攫取高額利潤的礦山資源,以及個別官員們手中的權力——一些老板,借助官員們手中的權力,謀求利益的最大化和最快化;而這些官員們,則用自己手中的權力,換取物質利益。歸根到底,這都是煤炭惹的禍,由煤炭產業形成的利益鏈條上,個別政府官員充當了這個鏈條中的一環。


    李明橋現在準備做的,就是要把這張密實的網撕開一道明顯的口子,把這道環環相扣的利益鏈條,攔腰砍斷!


    4


    煤礦上出事情,最惱火的自然是郝國光。身為煤炭局長,礦山上一有風吹草動,第一責任人肯定是他。更要命的是,這次上百人的械鬥事件,肇事一方,竟然是自己的公司——華光煤業公司名義上的總經理雖然是刁富貴,但明眼人一看就知道,公司背後真正的大老板,實際上是他郝國光夫妻倆。


    出事以後,刁富貴最先躥到了自己家裏,找他姐刁月華。刁月華畢竟是女人家,一聽發生這麽大的事情,還打死了人,嚇得雙腿直打嗦,說話上下嘴唇都碰不到一起,連連說:“老郝,你說咋辦……老郝,你說咋辦?”


    這個時候,不管是郝國光,還是刁月華,都顧不上夫妻之間的冷戰了,他們現在是拴在一根繩上的螞蚱,必須共同麵對這場“飛來的橫禍”——對他們夫妻而言,刁富貴招惹的這場“禍事”,無疑是憑空飛來的。郝國光雖然是煤炭局長,但在牛頭嶺開礦的老板,哪個是省油的燈?各有各的門道,各有各的路數,高姓老板和馬姓老板雖然公司規模小,又哪裏是好招惹的了?公司是他們夫妻倆人的公司,總經理刁富貴出事情,就意味著公司出事情;公司出事情,想想看,他們夫妻會落個什麽樣的下場?


    郝國光很生氣。 他真是急了,張口就罵刁富貴狗肉不上台盤,沒出息。


    刁富貴不敢頂嘴,隻是嘴裏嘟囔著說:“我怎麽知道那姓高的這麽不經打……”


    刁月華這次沒敢給弟弟護短,用手指頭戳著刁富貴的腦門,拖著哭腔說:“你呀,你呀,你個渾小子,闖這麽大的禍?挖煤就挖煤,賺錢就賺錢,怎麽挖到人家的坑道裏麵去了?還打死了人?”


    刁富貴低了聲音,無力地辯解道:“我哪有打死他?隻是朝他大腿上開了一槍……後來,後來,不知道誰給補了兩磚頭……”


    郝國光一愣,刁月華也頓時張大了嘴巴,半天沒有發出聲音來。


    待換過氣來,刁月華扯直嗓子啊了一聲:“你個混球啊,你怎麽不直接朝對方心窩子上開一槍,然後去給人家償命,讓老刁家斷子絕孫得了……你個挨千刀的,你哪來的槍啊?”


    事情有些棘手。如此大規模的械鬥事件,不但會驚動市上,而且有可能驚動省上的相關部門,更何況,事情發生的時間段也比較敏感,就發生在工業口的石副省長即將帶隊下來視察的檔口。郝國光沒有想到刁富貴竟然私藏有槍支,而且高姓老板大腿上挨的一槍,就是刁富貴親自開的槍。郝國光又氣又急,他甚至不無惡毒地想:這刁家姐弟倆,簡直就是自己命裏的克星!但有一點郝國光非常明白:在這檔口,刁富貴是不能出任何事情的,千萬不能出事情,否則,他們夫妻倆苦心經營了多年的“大廈”,將會毀於一旦。


    郝國光在客廳的地板上走來走去,不住用拳頭敲擊著腦袋,焦躁、不安。必須想一個萬全的法子,不然,一損俱損。他知道,不光是代縣長李明橋對他郝國光虎視眈眈,有很多人都在打他郝國光的主意,都恨不得扒了他的皮、喝了他的血;甚至有的人,現在見了他,跟孫子見了爺的差不多,但自己一旦出事,這些人立馬會變一副嘴臉,像對付落水狗一樣對待他……琢磨來琢磨去,郝國光認為李明橋肯定會借助這次事件有所動作,弄不好,刁富貴早已經成了李明橋的首要目標。看來,隻有找公安局長黎長鈞想辦法了,郝國光摸出手機,撥了黎長鈞的號碼。黎長鈞在電話那頭說:“老郝啊,不是我不幫你,發生這麽大的事情,如果處理不好,你和我都脫不了幹係……再者說了,你這個小舅子,真不是一盞省油的燈,上次的事情好不容易給他抹平了,這次又惹事……他是肇事方的總經理,肯定跑不掉的,肯定要追究他的責任。”


    “不過,”猶豫了一下,黎長鈞又接著說:“我可以給你一個晚上的時間,就一個晚上,該做的準備抓緊時間做——拘留的命令明天再發。”


    無疑,這是黎長鈞所能提供的最大限度的幫助。


    郝國光鬆了一口氣,用右手抹了一把額頭上的汗珠,輕聲地說了一聲“謝謝”。一個晚上的時間,雖然短暫,但對郝國光來說,卻已經是綽綽有餘了——一個晚上,可以改變很多事情,郝國光要的就是這一段的時間差。


    這時,剛好黃小娜也趕了過來。郝國光讓黃小娜馬上安排人連夜把刁富貴送往鄰省機場,搭最快一班飛機直飛北京。緊接著,他又跟北京的朋友聯係了一下,讓對方想盡一切辦法,弄一張刁富貴由甯江飛北京的直達機票,但時間必須是三天前的,同時,以刁富貴的名義在北京登記了一家賓館,登記簿和住宿發票上出具的時間,也必須是三天前的。


    一個晚上的時間,確實可以改變很多事情。比方說,從現在起,華光煤業公司的總經理刁富貴,他的行蹤已經與礦山發生的械鬥沒有了任何關係——因為在三天前,他就已經由甯江機場直飛北京,並住進了北京的一家高檔賓館——礦山上發生的一應事情,都是3號煤井的礦長自作主張幹的,與公司、與總經理刁富貴關係不大……事情就是這麽簡單。


    做完這一切,時針已經指向淩晨三點鍾。黃小娜陪刁月華坐在客廳的沙發上輕聲說話。她挽著刁月華的一隻胳膊,目光柔順地望著刁月華幹枯而蒼白的麵頰。這兩個女人曾經是情敵,你死我活的那種,尤其是刁月華,恨死了黃小娜。以往,郝國光都跟刁月華在一起避黃小娜,跟黃小娜在一起避刁月華。現在,因了刁富貴的事情,兩個女人竟然不計前嫌地關係親密起來。


    黃小娜說:“嫂子,您放寬心,沒事的,都安排妥當了。”


    刁月華六神無主地點了點頭,似有似無地“嗯”了一聲。


    “刁總不會有事的,”黃小娜繼續說,“有郝哥在那兒撐著,天大的事情,也會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郝國光坐在另一邊的沙發上,沒有說話,默默地抽煙。他看著麵前這兩個女人:一個是他的結發妻子,幾十年來同床共枕;一個是他近年來最為貼心的紅粉知己,生意上和身體上的雙重親密夥伴。她們依偎在一起的樣子,讓郝國光一度產生懷疑,好像這兩個人從來就沒有相互仇視過,打一開始就是好姐妹似的——“姐妹”這個詞,不是太恰當,黃小娜叫刁月華嫂子,但兩個人坐在一起,一個光鮮、青春、靚麗,一個蒼白、幹枯,額角已經有了明顯的皺紋,咋看咋不像姐妹,倒像是母女一般。


    天亮以後,郝國光和黃小娜分別去上班,刁月華在家裏睡覺。但刁月華哪裏睡得著,郝國光就讓黃小娜安排一位公司的女同誌來家裏,陪陪刁月華——兒子在加拿大,女兒在省城,家裏就他們夫妻倆。刁月華原先雇過一位保姆,十七八歲的一個小姑娘,洗衣做飯打掃衛生,做些簡單的家務。幹了一段時間,刁月華嫌不安全,郝國光也覺得不安全,就辭了。


    黃小娜去公司,郝國光去局裏繞了一圈,叮囑兩位副局長隨時在局裏待命,他則又往縣政府趕去。


    郝國光進了縣政府大院,上了四樓,在縣長辦公室門口猶豫了一下,沒敢進去,又折過身,踅進了常務副縣長黃誌安的辦公室。


    黃誌安坐在辦公桌後麵,翻著一遝文件,看見郝國光進來,臉上的顏色就不怎麽好看。他不高興地說:“老郝,看你們家富貴幹的糗事情?明知道石副省長要來,添亂不是?”


    郝國光幹笑兩聲,說:“都是他手下那個礦長幹的,跟富貴沒有關係。”


    黃誌安用鼻子眼“哼”了一聲:“狗能改了吃屎,誰信呀?”


    黃誌安的話說得有點刺耳,郝國光就閉了嘴,不再言語。他知道,黃誌安真正擔心的,不是礦山上出了亂子影響石副省長來薊原視察,而是心疼他自己的錢。黃副縣長常年分管礦山和城建交通,沒準高姓老板和馬姓老板的公司裏,就有他的股份在裏麵。馬姓老板跑了,高姓老板死了,這兩家公司究竟怎麽處理,尚是未知數,如果黃誌安真有股份在裏麵,明擺著,隻能是白白扔進水裏打了水漂。


    黃誌安意識到自己的話重了些,放緩了語氣說:“事情已經這樣了,就盡量想辦法補救——姓李的肯定不會放過這次機會,你看那架勢,估計一些無證照和安全設施跟不上的煤窯得關掉。”


    “看來,是有點麻煩。但未必能執行下去,今天關,明天人家又開了,還不是窮折騰?”郝國光說。


    黃誌安接過話頭:“咱不管明天,先把今天應付過去再說。”


    杜萬清提前從省城返回了薊原。不回來不成,礦山上發生那麽大的事情,他這個當縣委書記的,再躲在醫院裏不出來,就有些不太像話。


    早上六點鍾從省城出發,杜萬清心裏著急,就讓司機把車開快些,結果,下午三點過十分,杜萬清的專車就開進了薊原縣城。他顧不上回家,吩咐司機直接去縣委。車子駛進東關大道,左拐,到了縣委大樓,大門前卻圍得有人,司機猛丁一踩刹車,吱——車輪跟地麵摩擦發出刺耳的聲音。坐在後排的杜萬清正在閉目養神,巨大的前衝力讓他的額頭撞到了車座背上。司機搖下車窗,往外看了看,回頭說:


    “大門被堵上了。”


    杜萬清推開車門,下了車,搭眼一望,縣委大門前堵得水泄不通。縣委辦主任和幾名幹部迎上來,辦公室主任期期艾艾地對杜萬清說:“死者家屬來鬧事,堵了兩天了,班都沒辦法上……”


    杜萬清沒有搭腔。這是意料中的事情,哪有無緣無故把人打死的?不給人家一個過得去的說法,事情就永遠沒有了銷的一天。他大步朝人群走去,縣委辦主任和司機等人趕緊跟上去,把圍觀的人群擠出一條通道來。人群起了一陣騷亂,有人小聲嘀咕:


    “書記來了!”


    “縣委書記來了!”


    “這下有好戲看了!”


    首先映入杜萬清眼簾的,是一具黑漆漆的棺材,乍一望去,怪嚇人的;縣委大樓前的鐵柵欄大門緊緊閉著,還掛了一把大鎖;大門前站了一排警察,全副武裝,手裏掂著警棍;縣上一些在家的領導,以代縣長李明橋為首,年長富、紀委書記、組織部長、宣傳部長,還有黃誌安、謝慕華等幾位副縣長,分站在大門的兩側;棺材近前,跪著一堆穿白戴孝的男男女女,有的呼天搶地,有的低聲啜泣,跪在最中間的一位女人哭得尤其厲害,不住地用腦袋撞地,嘶聲哭喊著:


    “老天爺啊,你還讓不讓我們這些老百姓活啊?


    “老天爺啊,這世道上,還有沒有法理啊?


    “娃他爸呀,你個挨千刀的,死得冤枉啊……”


    另外,裏三層外三層圍得水泄不通的,是跑來看熱鬧的群眾。


    看到杜萬清,李明橋和年長富幾位縣上領導圍過來,旁邊的群眾主動讓出了一條路。杜萬清在行政機關幹了一輩子,見過的大陣仗多了去了,但像今天這樣抬著棺材來鬧事的,還是第一次遇到。李明橋臉上的神色很凝重,一雙眼中布滿了血絲;常務副書記年長富、常務副縣長黃誌安等人,臉上的顏色也不怎麽好看。


    李明橋說:“杜書記,你看,給你添麻煩了,我沒有守好這個‘家’呀。”


    杜萬清擺擺手,低沉著聲音說:“明橋同誌,你不用自責,這跟你沒有關係,突發事件,誰碰上都是一樣。”


    李明橋簡單地介紹了一下情況:“死者姓高,是河南人,前十來年,來薊原開煤窯賺了點錢,就在薊原安了家。出事以後,河南老家那邊的親屬也趕了來……我試著跟家屬溝通了一下,但沒有任何收效……”


    杜萬清點了點頭,表示明白了。


    事實上,從車上一下來,看到縣委門前這陣勢,杜萬清立馬就反應過來:死者家屬十有八九不買代縣長李明橋的賬。事情明擺著,薊原縣委和縣政府的辦公大樓,分別矗立在東關大道的南北兩側,隔街正對,縣委書記杜萬清又不在家,這麽近的距離,死者家屬不去堵縣政府的大門,偏來堵縣委的大門,可見對方認定李明橋這個代縣長說的話不頂事——上次常委會上的事情,多多少少還是留下了一些後遺症,肯定會讓個別人極端地認為,李明橋連自己手底下的局長都沒有辦法收拾,肯定隻是個空架子。


    杜萬清說:“先把圍觀的群眾弄走吧!”


    公安局長黎長鈞和副局長沈小初趕緊安排民警去做圍觀群眾的疏散工作。


    這年頭,能讓老百姓上心的事情少而又少,倒是看熱鬧的勁頭日益見長,尤其是讓公家丟臉麵的熱鬧,賣瓜子的不賣了,擺麵皮攤的不擺了,該下地的,也不去下地了,一股腦湧到了縣委門口,像早些年看大戲一般稀奇。沒有誰把這當做一件悲劇。沒辦法,生在一個物化的時代,人們心底與生俱來的那份同情心,早就讓各種各樣的欲望蠶食得一幹二淨。


    李明橋承認,自己的工作做得很不到位,因為死者家屬根本不認他說的話,非要找書記杜萬清討個說法。開頭兩天,李明橋和其他一幹縣上領導還耐心解釋,說書記杜萬清在省城,不在薊原,但對方就是不信,高姓老板的老婆甚至說,你們這些當官的,啥時候說過真話?啥時候幹過人事?天底下最黑的,就是你們這些當幹部的心腸,比黑心棉都黑!


    李明橋沒轍,隻能幹瞪眼,非得等書記杜萬清回來找解決問題的方法。他讓政府辦主任衛振華安排好死者親屬的食宿問題,不要怕花錢,好吃好住,千萬不能再餓暈上一個兩個。死者家屬在縣委大門口跪了兩天一夜,李明橋就陪著這些家屬在縣委門口站了兩天一夜。他是縣長,是父母官,他治下的百姓出事情了,他脫不了幹係。他必須對得起自己頭上的這頂帽子。


    死者家屬鬧事,原因不外乎有三:一是出氣,他們的悲痛,他們的冤屈,他們的怨氣,都必須通過一定的渠道一股腦發泄出來——縣委和縣政府無疑是他們最好的撒氣筒;二是要求嚴懲凶手,所謂血債血償,誰打死的人,誰就得償命,古來的戲文裏麵就是這麽唱的;三呢,就是賠償事宜,看這條人命值多少錢,肯定是獅子大張口——死者已矣,活著的人,更得把該要的利益要到手。


    杜萬清和李明橋都明白這一點,但他們都知道,真正處理起來,這些事情就是一團亂麻,理不清不說,弄不好,還會整一褲子屎。別的不說,就嚴懲凶手這一條,對家屬來說,這個要求不過分吧,但是具體操作起來,問題就多了去了:首先,死者家屬認定的罪魁禍首是華光煤業公司的老總刁富貴,但證據呢?法律重的是證據。所有的證據顯示,事發之前三天,刁富貴就已經搭乘飛機去北京公幹,聽說礦山出事情以後,才匆匆忙忙地從北京趕了回來,刁富貴回到薊原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去公安局投案,因為肇事一方是他的公司;其次,對方要求的命價賠付是300萬,這一條又是無法完成的。如果走法律程序,最後的賠付,少則十幾萬,多則二三十萬,由肇事一方承擔;但300萬,張口張得忒大了些,讓哪個掏這筆錢?刁富貴的華光煤業公司,還是薊原縣委縣政府?刁富貴指定得破財,但命價賠付不會掏這麽多,法律上也不支持啊;薊原縣委縣政府掏這個錢,就更沒有法律依據了。


    這讓杜萬清和李明橋頭疼不已。


    黎長鈞和沈小初指揮著幹警,試圖把看熱鬧的百姓弄走,結果越是趕他們走,圍觀的人就越多。下午三點多鍾,太陽明晃晃地掛在天上,刺目、炎熱,加上死者家屬的哭鬧聲、圍觀群眾的聒噪聲,場麵真是一片混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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