進央視第一天陳虻問我:“你從湖南衛視來,你怎麽看它現在這麽火?”


    我胡說八道了一氣。


    陳虻指指桌上:“這是什麽?”


    “……煙?”


    “我把它放在一個醫學家麵前,我說請你給我寫三千字。他說行,你等著吧,他肯定寫尼古丁含量,幾支煙的焦油就可以毒死一隻小老鼠,吸煙者的肺癌發病率是不吸煙者的多少倍。還是這盒煙,我把他拿給一個搞美術設計的人,我說,哥們請你寫三千字。那哥們會給你寫這個設計的顏色,把它的民族化的特點、它的標識寫出來。我給一個經濟學家,他告訴你,煙草是國家稅收的大戶,如果全不吸煙的話,影響經濟向哪兒發展。”他看著我,“我現在把煙給你,請你寫三千字,你就會問:‘寫什麽呀?’”


    後來我知道,他經常拍出那盒煙當道具震懾新人。但是,他最後說的一句話十年後仍然拷問我。


    “你有自己認識事物的坐標係嗎?”


    新聞調查六年,我做得最多的就是征地題材,各種口音,各個地方,各種衝突。節目組每天一麻袋信裏,一半是關於征地的。


    在福建塗嶺,拆遷戶不同意搬遷,開發商糾集人一起衝進家門,戶主的兒子最終被砍死,頭部中三刀——一個剛複員回來的年輕人,二十三歲,一臉稚氣,胡子還沒怎麽長,腮邊連青氣都沒有。我去時是五個月後,門框上還有深褐色的血手印。


    采訪時開發商已在獄中,我把死者照片拿給他看,他麵無表情:“不認識。”


    我說:“他跟你名字一樣,叫蔡惠陽。”


    他一臉意外的模樣。


    “這是你們殺死的人。”


    “哦。”他說,“當時我昏過去了,不記得了。”


    死者的家靠近高速公路,我們去的時候,路邊都是白底黑字的標語,雨打風吹,墨淋漓地流下去,除了“冤”,看不出其他字樣了。


    開發商說:“我也是受害者啊。”


    “你?”我冷冷看著他。


    “我的錢早就給政府了,我一直追,一直追,他們承諾我村裏人要搬的。我不還錢,別人也要殺我。”他說。前一天,鎮政府的人告訴我,因為群眾上訪,政府把這個項目暫停了。


    我對開發商說:“你這個項目都停了,你憑什麽讓人家搬?”


    他兩眼圓睜:“停了?”


    “對。”


    “沒人跟我說停了呀?”他急了,“群眾上訪了,我們也可以上訪啊。你政府跟我簽協議以後一直沒提供用地,又不退我錢,你這不是騙我嗎?”


    采訪鎮長,他說,跟開發商簽的“兩個月拆遷完畢”隻是一個“書麵上的表達”,開發商“應該心知肚明的嘛”,所以說停就停了。


    我問鎮長:“那有沒有想過你們這種暫停可能激化開發商跟拆遷戶之間的矛盾?”


    他說:“我們從來就不要求開發商跟拆遷戶去接觸。”


    “你有沒有想過這種情況下,開發商和拆遷戶的矛盾就像是一個炸藥桶一樣,如果這個時候丟進一根火柴會是什麽樣?”


    他繞著圈子不正麵回答:“群眾要求緩一緩,我們就緩一緩嘛。”


    幾年下來,我要問的問題都爛熟了:“有沒有張貼拆遷的文告?”“有沒有出示安置補償的方案?”“有沒有簽補償的協議?”“有沒有跟村民協商過怎麽補償?”……


    我也聽慣了各種口音的回答:“沒有。”


    但凡我采訪過的衝突激烈的地方,沒有一個是有省裏或者國務院的土地審批手續的,全是違法征地。


    “審批了嗎?”我問。


    “報批了。”鎮長說。


    “審批和報批是一個概念麽?”


    “是一個概念。”他連眼睛都不眨。


    我隻好再問一遍:“審批和報批是一個概念麽,鎮長?”


    “嗯,是兩個概念。”


    “那為什麽要違法呢?”


    “法律知識淡漠。”他還跟我嬉皮笑臉。


    氣得我在采訪筆記裏寫:“太沒有道德了”。


    節目做了一遍又一遍,信件還是不斷地寄來,領導說還是要做啊,但我看來看去,覺得按著這個模式已經很難做出新的東西了。零八年十月,張潔說:“反正現在編導們都忙改革開放三十年特別節目,你自己琢磨做一期土地的節目吧,不限製內容,不限製時間。”


    我叼著橡皮頭,看著白紙發呆。


    束縛全無的時候,突然發現自己頭腦空空。我原來覺得,行萬裏路,采訪了這麽多人,還不夠理解這個問題嗎?現在才知道遠遠不夠。我原以為好節目尖銳就成了,陳虻說:“不是說你把采訪對象不願意說的一句話套出來叫牛逼,把他和你都置於風險之中,這不叫力量。要是拿掉你這句話,你還有什麽?”


    他解釋:“你的主題要蘊涵在結構裏,不要蘊涵在隻言片語裏,要追求整個結構的力量。”


    他說的是大白話,不會聽不懂。是我已經感覺到,卻說不出來的東西,又痛又快,好像從事物中間“穿”過去了,有一種非常笨重又鋒利的力量。


    我不知道這個東西是什麽。


    我找各種土地政策的書看,看到周其仁的《產權與製度變遷》,都是法律條文和術語,但步步推導酣楊淋漓“穿”過去的勁兒,一下午看來,簡直讓人狂喜。


    我和老範去北大找周其仁。


    周其仁說他不接受電視訪問,拿過我的策劃稿看一眼,裏麵都是以往節目的片段,他一分鍾不到看完,挺寬厚:“已經不容易了,我給你三點意見。”


    他說:“第一,不要用道德的眼光看經濟問題。”


    我動了下心,欲言又止。


    “第二,不要妖魔化地方政府。”


    我有點意外,我的節目裏對他們的批評,是有理有據的,為什麽說我妖魔化他們呢?


    “第三,”他說,“不管左中右,質量最重要。”


    嗯,不要用道德眼光看待經濟問題。我在紙上寫下這句話……經濟問題是什麽?很簡單,買和賣。我在紙上寫:“那買的是誰?賣的是誰?”自問自答:“買的是開發商,賣的是農民。”


    “那政府是幹什麽的?”


    “政府……嗯……把地從農民那兒買過來,再賣給開發商。”


    “你到市場上買白菜,需要政府中間倒一趟手麽?”


    “但地和白菜不一樣啊,地不都是國有的麽,國有的政府就可以拿去吧……是不是?”


    “農村土地是集體所有,不是國有,為什麽農村的地,農民的地,要讓政府來賣呢?”


    我腦子裏什麽東西搖了一下,又站住了:“別胡想了,‘任何單位和個人進行建設,需要使用土地的,必須依法申請使用國有土地’,這句話是明明白白寫在《土地管理法》裏的,這裏所說的‘依法申請使用的國有土地’,包括‘國家所有的土地和國家征收的原屬於農民集體所有的土地’,所以農村集體的土地一旦變成建設土地,就要變成國有土地。你不是背過麽?”


    我想停下了,可那個聲音不打算停下來:“這……合理嗎?”


    “怎麽不合理?”思維的慣性立刻回答,“立法都是有依據的。這可是根據憲法來的。”


    我心裏那個非常細小的聲音在問:“如果……”


    “如果什麽?”


    “……”


    “說吧,如果什麽?”


    “如果憲法有問題呢?”


    去國家圖書館,查到一九五四年憲法,沒談到城市和城市郊區土地的所有權問題。再往後,一九七五年憲法、一九七八年憲法,也沒有,再往下査……這兒,在這兒,一九八二年十二月四日,第五屆全國人大第五次會議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十條第一款:“城市的土地屬於國家所有。”


    那個聲音猶豫了一下,又掙紮著問出一個問題:“可是,礦藏、水流、森林、山嶺、草原等自然資源屬於國有還可以理解,為什麽城市的土地非得國有呢?”


    嗯……憲法裏就這麽一句話,無注解。


    網上也査不到。


    我問周其仁,他說他也持有同樣的疑問。


    我勸他接受訪問,他一樂:“去采訪陳錫文吧,他都知道。”


    陳錫文是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副主任,中央農村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主任。學界當時對土地問題爭論很大,我不知道一位官員的解釋是否服眾,周其仁說:“就算反對他的人,也是尊重他的。”


    我要走的時候,他又補了一句:“陳錫文是個有些emotional(感性)的人,不要讓他扮演滅火的角色,讓他順著說,他能說得很多,很好。”


    這句話後來很有用。


    我在“東方時空”時已采訪過陳錫文。采訪結束後一起吃工作餐,一大桌子人,他說起豐台民工小學被拆,小孩子背靠拆了一半的牆站著看書,等老師來了才放聲大哭。他說到這兒停下,從褲袋裏抽出一條皺巴巴的藍布手絹,擦眼睛。


    媒體這個行業,提起誰來,大都百聲雜陳,但我認識的同行私下說起他,無一吐槽。有位同事說他采訪另一個官員時,對方有點支吾,他還拿陳錫文勸人家,那位一笑,說了句掏心窩子的話:“陳主任六十了,我才五十,他已經忘我了,我還忘不了。”


    二〇〇六年兩會時,我對陳錫文有個短采訪,別人大都是對報告表態,他談農村水利,當時離西南大旱還有四年:“越來越多的水利設施是滿足城市,滿足工業,就是不讓農業用水。這種局麵如果下去,短則三五年,長則七八年,我們整個農業灌溉係統,要說得可怕的話,甚至是崩潰。”


    審片人說:“這個人說得再尖銳也能播。”


    “為什麽?”


    “因為他特別真誠。”


    采訪陳錫文,是他開會的地方。好幾天沒怎麽睡足的臉色,嘴唇青紫,滿屋子煙。在毛背心外頭套了件外衣,鞋子上頭露一點老秋褲的褲腳,坐鏡頭前,說“土地的事情是該談一談”。


    我問他,八二年憲法的“城市的土地屬於國家所有”,這話從哪兒來的?


    他答:“‘文革’前國家沒財力建設,到了八二年,人口膨脹,沒地兒住了,北京的四合院、上海的小洋樓都得住人,可是城裏不像農村,沒土改,都有地契,就改法律吧,改成城市土地國有,人就住進去了,相當於一個城市的土改。”


    這麽大的事,居然沒有引發社會動蕩,“私權”這個概念當時還讓人陌生和戒懼。沒想到的是,這一句原本為了解決城市住房問題的話,誤打誤撞居然埋下了農村征地製度的巨大矛盾。很快,中國城市化開始,城市土地都屬於國家所有,所以,農村土地一旦要用於建設,都經由政府征地,轉為國有土地。


    陳錫文說的也都是大白話,不含糊,沒有把玩語言的油滑,字字用力氣說出來,嘴角帶些白沫,他也不自知。他說問題的根源並不在政府征地上,全世界各國政府都征地,但隻有用來建醫院、學校,涉及公共利益建築時才能征。可是,一九八二年,“憲法裏加了這句話後,建設用地裏有沒有經營性的利益在裏頭?肯定是有的,那些地怎麽變成城市土地?憲法沒有講。”


    “講不清楚變成什麽結果?”


    “講不清楚就變成多征。”


    經濟學上有一個著名的理論,叫“巴澤爾困境”,就是沒主的事情,會有很多人來要占便宜。這個困境與道德關係不大,而是一種必然發生的經濟行為。


    采訪的場記我看了又看,再對著那張白紙,戰戰兢兢寫下節目中的第一句話:“在市場經濟中,有一條眾所周知的規則:自由地買和賣,等價交換。在三十年的改革開放之後,中國已經因為尊重和適用這條規律,得到巨大的發展,但是卻在影響人口最多的土地問題上有了一些例外。”


    多麽尋常的一句話,我敝帚自珍,看了又看。一個人從小到大拾人牙慧,寫日記的時候抄格言,做電台的時候念別人文章,做電視了摸仿別人提問,像是一直拄著拐杖的人,現在試著脫手,踉踉蹌蹌,想站起來。


    我猶豫著,寫下了第二句:“‘給農民的不是價格,是補償。’陳錫文用一句話說清了農民的處境,‘地拿過來了你去發展市場經濟,拿地的時候你是計劃經濟,這事兒農民就吃虧了。’”


    多大虧呢?


    我算了一下:“按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課題組的數據,征地之後土地增值部分的收益分配:投資者拿走大頭,占百分之四十到五十,城市政府拿走百分之二十到三十,村級組織留下百分之二十五到三十,而最多農民拿到的補償款,隻占整個土地增值收益的百分之五到十。”


    像有什麽推著我手裏的筆,去往某地。“如果一方總占便宜,另一方總吃虧,那麽這樣的商品交換,是不能持續下去的。”


    不能持續下去的結果是什麽?


    我握著筆,字歪歪斜斜寫得飛快,像扔了拐杖的人邁開打晃的腿往前跑。“不能持續下去的結果,就是中國大地上,因此而起的各種衝突和群體性事件,以至於‘征地’這樣一個普通的經濟行為,演變成為我們這個轉型時代最重要的社會問題之一。”


    我明白了,這個“穿”過去的東西就是邏輯。


    深夜裏,我細看當年的節目。


    二〇〇四年,我坐在福建一個村莊的石頭磨盤上,問對麵的小孩:


    “你幾歲啦?”


    她兩隻小辮子上係著紅色的塑料花,怯怯地伸出五個指頭。


    我說:“上學嗎?”


    孩子的奶奶說:“沒有錢。”她七十五歲,房子被拆了,沒有土地,沒有社保,兒子死了,媳婦走了,幫人掃地養活娃娃,將來讓她去學裁縫掙錢。


    “你想上學嗎?”我問那孩子。


    “想上。”


    她看我一眼,仰臉看她奶奶。奶奶滿麵的悲苦,孩子嘴一彎,哭了。


    老人把孩子按在胸前,無聲地哭,眼淚沿著皺紋縱橫地流。小孩子的哭聲憋著,過了好一會兒,才從胸前很悶地爆發出來,哭了很久。小仲在剪輯的時候,這哭聲隨著村莊的鏡頭,一直上升到空中響徹整個大地。


    鎮裏親自成立開發公司,把土地賣出去給工廠,這筆錢進了開發公司的賬,再去買地。大量征的地閑置著,有個紡織廠的地荒了四年,我們的車繞著上千畝荒地轉了好久,沙填到了半人高。買地時是兩萬五千塊錢一畝,現在最低價是十六萬八千元一畝,企業不是在做生意,是在做土地買賣。


    這種節目播出後,總有很多觀眾留言給我們,說把那些貪官汙吏抓起來就好了,事情就解決了。一九九七年修訂刑法時,非法批準征用、占用土地就已被列入刑事犯罪,嚴厲程度在全世界都是前所未有。但新刑法施行十年來,到我采訪時,陳錫文說,還沒有一位官員因此入獄——因為若想對國家機關工作人員定這個罪,必須以他有“徇私舞弊”行為作為前提。也就是說,如果你抓到一個官員違法批地,但他沒有徇私舞弊,就拿他無可奈何,而你抓到他徇私弊了,判的時候大多隻能以受賄罪判,與違法批地無關。


    這個罪名變得失去了牙齒。


    我采訪的違法批地官員,接受采訪挺坦然,一位市委書記說:“九三年分稅製改革,我現在一半以上財政收入要交給中央,剩下的這一點,要發展,要建設,經濟增長有指標,我這兒沒有什麽工業,種田也不交農業稅了,你幫我算算,我怎麽辦?也是一片公心,是吧,公心。”這是周其仁說的“不要妖魔化地方政府”的意思。


    我們采訪完,有的官員被處分了,逢年過節還給我發個短信,說謝謝你們當年的支持,現在我已改在哪哪任職了這話。


    我卡住了,控訴我擅長,觀眾會在哪裏掉眼淚我也知道,可這次,這矛盾密布的現實,要想砍一刀下去,卻如入棉被,無處著力。媒體上各派對土地產權問題的筆戰也沒有共識,幾乎人身攻擊,從譏取戾。爭議就集中解決之道上,“土地要不要私有化”。


    實習生一邊轉著手裏的圓珠筆一邊說:“趕緊把地都給農民,讓他們直接賣給商人,問題不就解決了嗎,囉嗦那麽多幹什麽呢?”


    我問他:“你將來想幹什麽?”


    小夥子挺坦率,“當製片人。”


    “當了製片人呢?”


    “當台長。”


    “當了台長呢?”


    “影響別人。”


    “影響別人什麽呢?”


    “……這個還沒有想。”


    我說:“你還是給我一個賓語吧。”一個動詞總是比較簡單的,但如果沒有賓語,它不知會落腳何處。


    陳錫文的采訪播出後,我在網上看到一個留言。


    這哥們是在洗腳城對著電視無意中看到的,他說聽到一個問題嚇了一跳,一腳踩進了盆底:“記者居然敢問‘土地不私有,是意識形態的原因麽?’”


    咦,這個問題怎麽了?


    中央政府的決策是土地性質不改變,陳錫文是起草決策文件的人之一,當然隻能問他。


    陳錫文說:“我覺得不是意識形態的原因,中國的資源稟賦在全世界來說非常獨特。土地人均隻有一畝三分八,很小的私有製規模非常快就會分化,這點土地隻能維持溫飽,剛過溫飽,不能有任何風險,遭遇一點風險,就得賣地賣房子。”


    “有些經濟學者說農民能判斷自己的生活,能讓自己的利益最大化,你讓他自己作判斷不就行了嗎?”


    “判斷錯了怎麽辦?現在農村沒有社會保障,賣了房賣了地誰來管?進了城要不政府管起來,要不他自己有就業。否則走第三條,出現大的貧民窟,這個社會就毀了。”


    這期節目播後,各種地方甚至找到我這兒,說能不能讓陳主任來看看,我們這兒農民用宅基地可以換戶口,換市民身份,這保障行了吧。我說跟陳錫文沒私交,沒法帶這個話,但這個問題他說過:“社會保障是政府應該提供的公共服務,在哪個國家、哪個地方,可以跟老百姓講,你要獲得我的公共服務,你就要拿你的財產來?這是在製造新的不平衡。”


    我問他:“他們認為農民是願意的呀?”


    他可能這話聽多了,有點急了,手揮起來:“你敢跟農民說實話麽?你把他的地拿過來,給他二十萬,你賣了兩百萬,你要敢跟他們說實話,農民也願意,那你就隨便。”


    他沉了一下氣,緩緩說:“不能再對不起農民。”


    陳錫文說他十八歲當知青,在黑龍江當大隊出納,當生產隊長,十年後放棄一切回上海,就為了能上一個研究農村經濟的大學。他見過在強製力下中國農民一夜之間分到的土地,也一夜之間收回,知道一個出發點再良好的概念一旦脫離現實會造成什麽,“最苦的總是農民,最無奈、最無助的也總是農民”。他說自己經曆了從理想主義向經驗主義的轉變,認識到書本概念如果變成教條,容易像飛人雜耍一樣腳不沾地,左右擺蕩。他認為解決土地問題的前提——“先要把農民社保這條路鋪平,無論在犄角旮旯還是走到最繁華的地方,都在這張社會保障網的保護之下,都有生存的能力。”


    陳錫文的說法不代表真理,但是提供了一個前提,當他說這不是意識形態的原因時,土地問題回到了原本的經濟問題、法律問題、社會管理問題。不談主義,隻談問題時,權威主義就不能在學術問題上存在了,人人都得用論據與事實來說話,也不能不尊重實際的現實經驗。


    我想起周其仁當初第三句話:“不管左中右,質量最重要。”


    老範幫著我編這個片子,到了這個部分有點愁:“你說咱片子有沒必要這麽深?觀眾會不會不容易體會?”我也沒底,這一期節目就采訪一個人,從頭說到尾,四十五分鍾。


    我倆有點發愁,扔下稿子,一起去看陳虻。他得胃病住院,一進門,他坐在沙發上,嫂子正給他洗腳。細條病號服裏人有點瘦得打晃,但看到他烏黑的頭頂,心裏一下寬了。


    “怕你病著,你又不讓來。”之前我發過幾次短信說來看他,他都回絕了。


    “我也沒讓別人來,但他們都來了。”病了還是這麽一點不留情麵,噎得我。


    他說做完手術好多了,過一陣子就能出院,還是有點虛弱,在病床上側身躺著,說了兩個小時業務。給老範解釋什麽叫“深入淺出”,有位同事跟他說片子不能編太深了,“我媽說她看不懂”。他說:“思想、你、你媽,這是三個東西,現在你媽看不懂,這是鐵定的事實,到底是這思想錯了,還是你媽的水平太低,還是你沒把這思想表達清楚?我告訴你,你媽是上帝,不會錯,思想本身也不會錯,是你錯了,是你在敘述這個思想的時候,敘述的節奏、信息的密度和它的影像化程度沒處理好,所以思想沒有被傳遞。”


    他問老範:“‘雙城的創傷’是你做的吧?”


    老範有點吃不準他是要怎麽罵,怯怯地說:“是。”


    “當初評獎是我主張給金獎的,爭議很大,我當時在台裏七〇一看的,最抓人的就是‘雙城’。大家盡管在看的時候,一會兒說這個采訪不能這樣,一會兒說那個不對,但是誰也不走,他跳不開。我有一句話,就是片子一定要帶著問號行走,不管我們在了解的過程中發生了什麽錯誤,但是這個問題本身是真的。對於記者來說是真的,對於觀眾來說就是真的。”


    老範當年被罵得夠嗆,聽到這兒喜出望外。


    我心想:“怎麽就不見你表揚我一次呢?”


    他頭就轉到我這兒來了:“柴靜這個人吧……有一些眾所周知的缺點。”


    我笑,就知道他。


    他接下去說:“但她還是有一個特點的,她不人雲亦雲。”


    剛想百感交集一下,他看了我一眼,當天剛錄完節目臉上有妝,他惡狠狠地說:“把眼線擦掉,畫的那是什麽。”


    回頭編節目,就從我們自己最大的疑問開始。


    我問陳錫文:“城市人可以賣房,農民建小產權房,中央政府不讓買賣,有人指責說這是所有製歧視,欺負農民?”


    陳錫文說:“我說句不客氣的話,有些反對者連最基本的概念都沒弄明白。北京房價到這個地步,為什麽沒有人想去把玉淵潭填了蓋房呢?把北海填掉?頤和園填掉?開發商都知道,誰要去招它,肯定是自己找死。這叫管製。”


    哪個國家都有管製,國外的農民也不能自由決定土地買賣,該長莊稼的地不能長房子。他在美國看一個縣裏的土地用途規劃圖,掛在公共禮堂裏,任何人可以提意見,“這道紅線在圖上一劃,土地價格差距至少三四十倍”,這條紅線就是管製。


    “關鍵是誰有權利來劃?”


    “就是啊,你劃到線外肯定要跳腳,憑什麽?但民主投票,從頭到尾你在現場,你都是知道的。大多數人同意了以後,由議會去審議通過,不會出不科學不公平的東西,傷了很多人利益。”


    各國政府隻有涉及公益性用地時才能出麵征地。而判斷一塊地到底是不是公益性,也不用政府來定。我問:“那怎麽判斷?”


    他說,“這個事是社會常識。”


    我一愣,“這麽複雜的事靠常識來決定嗎?”


    他說:“陪審員製度,一堆老百姓坐那兒,他一聽就明白了,這個地要幹什麽,是不是公益。”如果判下來是公益用地,價格也由市場決定。“沒有道理說因為是公益項目,所有人都可以從中得好處,完了就是我一個人吃虧。”


    我說會有人說您這樣會鼓勵釘子戶。他說,“釘子戶哪個國家都有,說白了,地貴點好,便宜了才會濫用。”在過去的十一年中,中國耕地的總麵積減少了一點二五億畝,超過了一個河南省的耕地麵積。相當部分地方政府土地占到預算外收人的百分之六十。高耗能、高汙染的企業發展模式停不下來,也與超計劃的建設用地供給有關。他的意思是,既然源頭在一九八二年憲法給予了政府商業用地的征用權,不必繞遠路改革,一步退出就是。


    “但地方政府有現實財政問題和官員考核的壓力?”


    “真正的收人要靠發展經濟,不是吃地為生。真正管理好了,土地收益也未見得比現在少,中國的所得稅是累進的,人們兜裏有錢,稅才水漲船高。如果覺得現在的製度哪兒有問題,就改哪兒呀,不能把三十年好不容易建起來的法律體係給越過了。”說到這兒,他滿麵憂患,一瞬間露出衰弱之色。


    我問:“有人會問,在目前中國的現實環境下,您說的這些是不是太理想了?”


    他沒正麵冋答這個問題,隻是說:“這個征地製度不改是不行的,最可怕的就是,如果從上到下都有賣地的積極性,回過頭來再過若幹年,後悔都來不及,城市退不回農村去,農地就沒有了。”


    采訪陳錫文時隱隱感覺,不是我在引導提問,是邏輯在引導我,邏輯自會把鏈條隻隻咬合,使任何一環不能拆解,這鏈條就是結構。結構不是記者創造的,記者隻是看見它,把它從深埋的泥土裏剝離出來。


    有人看這期節目我采訪陳錫文時,透出政府要逐步退出商業用地之意,幾乎是狂喜地打電話問:“是不是定了?定了就可以現金找村支書買地了。”覺得這個熱氣騰騰的鍋蓋眼看快被頂開了。


    陳錫文在采訪中一再強調,隻能把鄉鎮企業的用地拿來直接與企業交易,這塊地才占每年出讓土地的百分之二,小得很,就像煮沸的高壓鍋隻能先一個小縫散熱。


    他的話與其說是在警告,不如說是對改革能不能再進行下去的憂慮:“如果土地大量流失,誰也擔不起這個責任,隻能停下不搞。”擔心的是當下的政府管製水平,一旦突然放開,如果與用地饑渴症結合,會帶來不可估量的風險。很多人看電視聽到這兒就有點急了——那這走一步移半步的,走到什麽時候去呢?我也是個急性子,做新聞時有一個慣性,想在節目中找一個一勞永逸的標準答案。想起有個節目拍過一個小朋友,一丁點兒大。他爸教他念課文,說雷鋒叔叔在泥地裏走路,一個腳窩,一個腳窩的。他問兒子:“為什麽是腳窩不是腳印啊?”


    圓頭娃娃想了一會兒說:“因為他背著很沉的東西,所以走得慢,踩下去就是一個窩。”


    這一腳踩下去的窩,在於鄉鎮企業用地轉成建設用地時,政府退出,不再征地,一退一進之間,就往前走了。但因為土地是集體產權,隻能由村集體與企業直接談判交易,我跟陳錫文談過,他被批評對農民是“父愛主義”,把他們捆綁在集體中,容易受到村莊裏強勢人物的左右和支配。


    他說三中全會有個關鍵性突破,講農民的土地承包經營權由三十年轉為“長久不變”,這其實就是產權的清晰——“以後拿這個地自己經營也好,股份合作也好,流轉也好,最後去組織去搞專業合作,這樣慢慢經濟上就獨立了。”


    獨立?我有一點遲疑,他想說什麽?


    他打了個比方:“就像你住的小區,有個居委會吧?它管你的衛生、安全,還收點費,但不會管你在哪兒上班、掙多少錢,更不管你的私人生活。農村的村委會也應該是這樣。”


    村委會……像居委會一樣?我從來沒這麽想過。


    多少年下來,我做過很多批評基層村組織如何侵犯村民權益的事,我記錄過很多的淚水、不公和憤怒,但一期節目做完,我總覺得換一個好的村官,或者監督上更有效果就好了,從來沒認真想過一個村莊集體生活的實質到底是什麽樣兒。他說的是一個我從未想象過的中國農村。


    “那誰來管農民的經濟生活?”


    “農民可以自由成立經濟合作組織,來管理自己。”


    我想起在美國的農業州愛荷華,見到農民的平均年紀是七十歲,家中兒女也都去了大城市,四下一望,全無人煙,隻有數隻大狗作伴。兩個老人耕種百畝土地,靠的是村民之間經濟合作,耕收需要的大型用具和勞力,都向商業公司共同租用。老爺子家裏的網絡可以看到最新的糧食行情,沒什麽村委會要來管他的經濟生活。


    自治,本就是一個解縛的過程。解,不是一扯兩斷,是需要找到線頭,以柔和手勢輕輕一抽,讓一切歸於本來應然。


    當天談了四個多小時,結束時已經半夜十二點,他已經六十歲了,我有點過意不去:“最後用不了那麽多。”陳錫文說:“不要緊,我多說點,你就多知道點。”


    初稿完成後,我發給陳錫文,讓他看看政策或者法律有無引用失誤,順便把八萬字的場記也發過去了,算個紀念。附信中我寫“如果信息有不確處,請指明”。


    他發回來,稿子動了兩處。


    一處是把解說詞裏原來寫他是“最權威的農業問題專家之一”拿掉了。還有一句話,“經濟學家周其仁也無法解釋這個疑問,直到采訪陳錫文,我們才發現這當中埋藏著一個巨大的曆史秘密”,也拿掉了。


    他把場記也發回來了,場記是我們全部的采訪記錄,速記倉促中打了不少錯別字。我讓他看的幾千字正式稿件已經核對過了,這些場記隻是個紀念,他也知道。但這八萬字裏,所有錯誤的字,他都用紅筆一個一個改過來了。


    節目裏,陳錫文說:“幾億人要轉為城市居民,這個過程你是遲早要來,這種城市化,能帶來多大的投資,造成多大的消費市場,不可估量,潛力極大,但問題是,現在才隻有一半人進城,地就成了這樣,汙染成了這樣,以後怎麽辦?不認真考慮,很難說這件事是禍是福。中國經濟如果出問題,一定是農村經濟出問題,中國未來一個大的坎就是幾億人進城,就看這個坎能不能過得去。”播出時,我媽說:“這個人怎麽這麽敢說啊,聽得我都心驚肉跳。”


    美國有一個得普利策獎的華人記者,叫劉香成。作為曾在美聯社、《時代》周刊任職的記者,他拍了四十年的中國,被認為是反映中國政治最優秀的攝影師之一。他說:“其實我從來不拍政治,我隻拍普通人,隻不過普通人的生活反映出了政治。”


    我後來琢磨,這期節目中,陳錫文看待事物的方式也是這樣。他不從意識形態或者某一概念出發,也不刻意站在它的對立麵,說出事實時無所顧忌,也不故作驚人之語。他隻是關心普通人的生活,他要解決這些生活中的具體矛盾。矛盾解決的方式,自然指出要走過什麽樣的路。


    審片時,我跟袁總談:“我在這個片子裏學到不能用道德眼光看待經濟問題。”


    他一笑,說:“不能用道德眼光看任何問題。”


    在廣東調査違法批地時,我問鎮裏的書記:“您覺得一個地方政府發展經濟的目的是什麽?”


    “我覺得就是讓自己地方的群眾過得比以前好,這是我最大的目的。”


    “那我們看到的這個發展經濟的結果,是農民失去了土地,失去了保障,沒有就業的機會,生活水平比以前下降,這是怎麽回事?”


    “因為這個……水平下降?你現在這樣提出來,我這個還要去調查,到底是下降了什麽?下降了多少?”


    “您轄區內這些人這幾年到底靠什麽生活的,您不清楚嗎?”


    “一般都是靠自己的一些,打工這樣的性質去(掙錢)。”


    “您覺得這樣對農民負責任嗎?”


    他往後一靠,一直沒有回答這個問題,通常人在沉默的壓力下都會說些什麽,但這次他打定了主意不發一言,等待著采訪的結束。


    結尾時,我錄了一段串場:“陳錫文說,中國的土地問題一定會麵臨一個非常大的坎。這個坎過去了,就能帶來對中國經濟不可估量的推動,過不去,所有的國民都要付出代價。而能不能越過這個坎,關鍵就在於有沒有科學、民主、公平、公正的製度。從這個意義上說,當前征地製度的改革,不僅僅是在為九億農民爭取他們手中應有的權益,也是在為這個社會當中的每一個人尋找公平有序的未來。”


    播出後,有位觀眾給我留言:“你為什麽要選一個特別唯美的秋天樹林邊,一個光線很漂亮的地方錄這個結尾串場呢?這樣的話,應該在裸露的土地前錄才對。”


    是,在這樣的現實麵前,不必有任何裝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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