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篇小說《芙蓉鎮》在今年《當代》第一期刊載後，受到全國各地讀者的注意，數月內《當代》編輯部和我收到了來信數百封。文藝界的師友們也極為熱情，先後有新華社及《光明日報》、《中國青年報》、《當代》、《文匯報》、《作品與爭鳴》、《湖南日報》等報刊發了有關的消息、專訪或評論。這真使我這個土頭土腦、默默無聞的鄉下人愕然惶然了，同時也體味到一種友善的情誼和春天般的溫暖。來信的讀者朋友們大都向我提出這樣一些問題：
你走過什麽樣的創作道路?是怎樣寫出《芙蓉鎮》來的?《芙蓉鎮》“寓政治風雲於風俗民情圖畫，借人物命運演鄉鎮生活變遷”，你的生活經曆和小說裏所描繪的鄉鎮風物有些什麽具體的聯係?你的這部小說結構有些奇怪，不大容易找到相似的來類比，可以說是不中不西、不土不洋吧，這種結構是怎麽得來的?你在文學語言上有些什麽師承關係?喜歡讀哪些文學名著?小說中“玩世不恭的右派秦書田是不是作者本人的化身’’?接近文藝界的同誌講，你寫這部小說隻花了二十幾天時間，是一氣嗬成的急就章，是這樣嗎?
這些問題，使我猶如麵對著讀者朋友們一雙雙沉靜的、熱烈的、含淚的、嚴峻的眼睛，引我思索，令我激動。文學就是作者對自己所體驗的社會生活的思考和探索，也是對所認識的人生的一種“自我問答”形式。當然這種認識，思考和探索是在不斷地前進、發展著的。
麵對後兩類問題，我不禁很有些感歎、戚然。因為自己這樣一個寫作速度緩慢、工作方法笨拙的人，居然被戴上了“才思敏捷”、“日產萬言”的桂冠。“平生無大望，日月有小酌。”以我一個鄉下人的愚見，一年能有個三兩篇、十來萬字的收獲，即算是風調雨順、五穀豐登的好年景了，小康人家式的滿足也就油然而生並陶然自得了。其實，一部作品的寫作時間是不能僅僅從下筆到寫畢來計算的。《芙蓉鎮》裏所寫的社會風俗、世態民情、人物故事，是我從小就熟悉，成年之後就開始構思設想的。正如清人金聖歎在第五才子書的卷首所論及的：“然而經營於心，久而成習，不必伸紙執筆，然後發揮。蓋薄暮籬落之下，五更臥被之中，垂首撚帶、睇目觀物之際，皆有所遇矣。”我覺得，不論後人怎樣評價金聖歎在《水滸》問題上的功過，他所悟出的這個有關小說創作的道理，卻是十分精辟獨到，值得後世借鑒的。
我是怎樣學起做小說，又怎樣寫出《芙蓉鎮》來的?這要從我的閱讀興趣談起。我讀過一點書，可說是胃口頗雜，不成章法。起初，是小時候在家鄉農村半生不熟、囫圇吞棗地讀過一些劍俠小說，誌怪傳奇，倒也慶幸沒有被“武俠”引入歧途，去峨嵋山尋訪異人領授異術。接著下來讀《三國》、《水滸》、《西遊》、《紅樓》，讀“五四”以來的名作，才稍許領味到一點文學的價值所在，力量所在。至於走馬觀花地涉獵十八、十九世紀的西方文學，沉迷流連於屠格涅夫、列夫?托爾斯泰、梅裏美、巴爾紮克、喬治?桑等等巨匠所創造的藝術世界、人物麵廊，則是中學畢業以後的事了。後來年事稍長，生出些新的癖好，雞零狗碎地讀過一點曆史的、哲學的著作，中外人物傳記，戰爭回憶錄，世界大事紀等等。又因生性好奇好遊，卻無緣親眼見到美利堅的月亮、“日不落帝國”的太陽、法蘭西的水仙、古羅馬的競技場，隻好在書的原野上心馳神往。還追蹤著報刊上披露的一則則有關航天、巡海、核彈、飛碟、外星人、瑪雅文化、金字塔和百慕大魔三角奧秘的各種消息，來做一個鄉下小知識分子“精神自我會餐”的夢……叫做“好讀書，不求甚解”，以讀書自樂自慰。日積月累，春秋流轉，不知不覺中，我就跟文學結下了一種前世未了之緣似的關係。
就這樣，我麻著膽子，蹣跚起步，學著做起小說來了。甚至還坐井觀天地自信自己經曆的這點生活、認識的這點社會和人生，是前人——即便是古代的哲人們所未見、所未聞的，不寫出來未免可惜。我的年紀不算大，經曆中也沒有什麽性命攸關的大起大落，卻也是從生活的春雨秋霜、運動的峽穀溝壑裏走將出來的。我生長在湘南農村，參加工作後又在五嶺山區的一個小鎮子旁一住就是一十四年，勞動、求知、求食，並身不由己地被卷進各種各樣的運動洪流裏，經曆著時代的風雲變幻，大地的寒暑滄桑。我幼稚、恭順、頑愚，偶爾也在內心深處掀起過狂熱的風暴，還曾經在“紅色恐怖”的獠牙利爪麵前做過輕生的打算。山區小鎮古老的青石板街，新造的紅磚青瓦房，枝葉四張的老樟樹，歪歪斜斜的吊腳樓，都對我有著一種古樸的吸引力，一種曆史的親切感。居民們的升遷沉浮、悲歡遭際、紅白喜慶、雞鳴犬吠，也都曆曆在目、爛熟於心。我發現，山鎮上的物質生產進展十分緩慢，而人和人的關係則在發生著各種急驟的變幻，人為的變幻。
“文化大革命”前和“文化大革命”中，我都曾深深陷入在一種苦悶的泥淖中，也可以說是交織著感性和理性的矛盾。一是自己所能表現的生活是經過粉飾的，蒼白無力的，跟自己平日耳濡目染的真實的社會生活相去甚遠，有時甚至是完全相反——這原因今天已經是不言自明的了。二是由於自己的文學根底不足，身居偏遠山區，遠離通都大邑，正是求師無望，求教無門。因之二十年來，我每寫一篇習作，哪怕是三兩千字的散文或是四五千字的小說，總是在寫作之前如臨大考，處於一種誠惶誠恐的緊張狀態。寫作過程中，也不乏“文衢通達”、“行雲流水”的時刻，卻總是寫完上一節，就焦慮著下一章能否寫得出(且不論寫得好不好)。初稿既出，也會得意一時，但過上三五天就唉聲歎氣，沒有了信心，產生出一種灰色的“失敗感”。愛人摸準了這個心性，每當我按捺不住寫作過程中的自我陶醉，眉飛色舞地向她講述自己所寫的某個人物、某個情節或是某段文字時，她就會笑罵一聲“看你鬼神氣!不出三天，又來唉聲歎氣!”果然幾天後初稿一完，我也就從妄自得意走到了反麵——心灰意冷。直到很多日子過去，才又不甘失敗地將稿子拿出來，請朋友看看有無修改價值。我的不少小說，都是受了朋友的鼓勵，才二稿三稿地另起爐灶，從頭寫起。我甚至不能在原稿的天頭地角上做大的修改，而習慣於另展紙筆，邊抄邊改，並把相當一部分精力花在了字句的推敲上。我由衷地羨慕那些寫作速度快的同行，敬佩他們具有“一次成”的本領和天分。假若不是社會主義製度的優越性保障了我的基本生活，而到別的什麽製度下去參予什麽生存競爭，非潦倒餓飯不可。
一九七八年秋天，我到一個山區大縣去采訪。時值舉國上下進行“真理標準”的大討論，全國城鄉開始平反十幾、二十年來由於左的政策失誤而造成的冤假錯案。該縣文化館的一位音樂幹部跟我講了他們縣裏一個寡婦的冤案。故事本身很悲慘，前後死了兩個丈夫，這女社員卻一腦子的宿命思想，怪自己命大，命獨，克夫。當時聽了，也動了動腦筋，但覺得就料下鍋，意思不大。不久後到省城開創作座談會，我也曾把這個故事講給一些同誌聽。大家也給我出了些主意，寫成什麽“寡婦哭墳”啦，“雙上墳”啦，“一個女人的昭雪”啦，等等。我曉得大家沒真正動什麽腦筋，隻是講講笑笑而已。
黨的具有曆史意義的三中全會的召開，製定了“實事求是、解放思想”的正確路線，使我們國家的政治生活發生了曆史性轉折。人民在思考，黨和國家在回顧，在總結建國三十年來的經驗教訓。而粉碎“四人幫”以來的文學呢，則早已經以其敏感的靈須，在觸及、探究生活的也是藝術的重大課題了。我也在回顧、在小結自己所走過的寫作道路。三中全會的路線、方針，使我茅塞頓開，給了我一個認識論的高度，給了我重新認識、剖析自己所熟悉的湘南鄉鎮生活的勇氣和膽魄。我就像上升到了一處山坡上，朝下俯視清楚了湘南鄉鎮上二三十年來的風雲聚會，山川流走，民情變異……
一九八o年七——八月間，正值酷暑，我躲進五嶺山脈腹地的一個涼爽幽靜的林場裏，開始寫作《芙蓉鎮》草稿。當時確有點“情思奔湧、下筆有神”似的，每日含淚而作，嬉笑怒罵，激動不已。短短十五、六萬字，囊括、濃縮進了二、三十年來我對社會和人生的體察認識，愛憎情懷，淚水歡欣。從這個意義上講，說我是花了二十幾年的心血才寫出了《芙蓉鎮》，也不為過分。
不少讀者對《芙蓉鎮》的結構感興趣，問這種“不中不西、不土不洋”的寫法是怎麽得來的。我覺得結構應服務於生活內容。內容是足，形式是履。足履不適是不便行走的。既不能削足適履，也不宜光了腳板走路。人類已經進入了現代化社會。科學文明的突飛猛進，加快了人類生活的速度與節奏。人們越來越講求效率與色彩。假若我們的文學作品還停留或效仿十七、八世紀西方文學的那種緩慢的節奏、細致入微的刻畫，今天的讀者(特別是中青年讀者)是會不耐煩的了。而且，我國古典文學作品中，故事發展的節奏和速度都是較快的，讀者也讀著痛快習慣。
前麵已經說過，《芙蓉鎮》最初發端於一個寡婦平反昭雪的故事。那些年我一直沒有寫它，是考慮到如果單純寫成一個婦女的命運遭際，這種作品古往今來已是屢見不鮮了，早就落套了。直到去年夏天，我才終於產生了這樣一種設想：即以某小山鎮的青石板街為中心場地，把這個寡婦的故事穿插進一組人物當中去，並由這些人物組成一個小社會，寫他們在四個不同年代裏的各自表演，悲歡離合，透過小社會來寫大社會，來寫整個走動著的大的時代。有了這個總體構思，我暗自高興了許久，覺得這部習作日後寫出來，起碼在大的結構上不會落套。於是，我進一步具體設計，決定寫四個年代(一九六三年、一九六四年、一九六九年、一九七九年)，每一年代成一章，每一章寫七節，每一節都集中寫一個人物的表演。四章共二十八節。每一節、每個人物之間必須緊密而自然地互相連結，犬齒交錯，經緯編織。
當然，這種結構也許是一次藝術上的鋌而走險。它首先要求我必須調動自己二、三十年來的全部的鄉鎮生活積蓄，必須灌注進自己的生活激情，壓縮進大量的生活內容。同時，對我駕馭語言文字的能力，也是一次新的考驗。時間跨度大，敘述必然多。我覺得敘述是小說寫作——特別是中長篇小說寫作的主要手段，敘述最能體現一個作家的語言風格和文字功力。我讀小說就特別喜歡巴爾紮克作品中的浮雕式的敘述，自己寫小說時也常常津津樂道於敘述。
《芙蓉鎮》在今年年初發表後，有段時間我頗擔心讀者能否習慣這種“土洋結合”的情節結構，以及整塊整塊的敘述文字。但是不久後，讀者的熱情來信消除了我的這種擔心，大都說“一口氣讀了下去”。當然也有些不同的看法，比方一位關心我的老
作家基本肯定之餘，指出我把素材浪費了，本來可以寫成好幾部作品的生活，都壓縮進十幾萬字的篇幅裏去了。還有，前些時一位文學評論家轉告我，《人才》雜誌有位同誌全家人都看了《芙蓉鎮》，十分喜歡，卻又說“這位作家在這部作品裏，大約是把他的生活都寫盡了”。
還有些讀者來信說，《芙蓉鎮》就像是他們家鄉的小鎮，裏邊的幾個主要人物，如胡玉音、秦書田、穀燕山、黎滿庚、王秋赦、李國香等，他們都很熟悉，都像是做過鄰居、當過街坊似的……今年四月裏的一天，我正在人民文學出版社的客房裏修訂書稿，忽然闖進來一個中年漢子，自報姓名，說是內蒙古草原上的一位中學教員。他說，“老古同誌，我就是你寫的那個秦書田……我因一本曆史小說稿，‘文革’中被揪鬥個沒完沒了，坐過班房，還被罰掃了整整六年街道……”說著，他淚水盈眶，泣不成聲。我也眼睛發辣，深深地被這位內蒙草原上的“秦書田”的真摯感情所打動。
《芙蓉鎮》裏所寫的幾個主要人物，都有生活原型，有的還分別有好幾個生活原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一位從事當代文學研究的同誌曾經向我轉達過這樣一個問題，穀燕山是《芙蓉鎮》裏老幹部的正麵形象，是個令人同情、受人敬重的老好人，是否過分強調了他作為“普通人”的一麵?我覺得這確是一個值得評論家們進行探討的問題。毫無疑義，在我們當代的文學作品中已經塑造出了許多感人的老幹部形象。這些形象大都是從戰爭年代的叱吒風雲的指揮員們身上脫穎出來的，具有氣壯山河的英雄氣概和高屋建瓴的雄才大略。而我要寫的卻是和平時期，工作、生活在南方小山鎮上的一位南下老幹部。沒有槍林彈雨，也不是幹軍萬馬大會戰的建設工地。穀燕山首先是個普通人，是山鎮上百姓們中間的一員，跟山鎮上的百姓們共命運，也有著個人的喜好悲歡。然而他主要的是一個關心人、體貼人、樂於助人的正直忠誠的共產黨員。他的存在，無形中產生了一種使小山鎮的生活保持平衡、穩定的力量。在山民們的心目中，他成了新社會、共產黨的化身，是群眾公認的“領袖人物”。當然，這樣寫黨的基層領導者形象，特別是毫無隱諱地寫了他個人生活的種種情狀，喜怒哀樂。或許容易產生一種疑問：在“英雄人物”、“正麵人物”、“中間人物”、“轉變人物”等有限的幾個文藝人
物品種裏頭，他到底應該歸到哪一類、入到哪一冊去呢?要是歸不到哪一類、入不了哪一冊又怎麽辦?由此，使我聯想到我們的文學究竟應當寫生活裏的活人還是寫某些臆想中的概念?是寫真實可信的新人還是寫某種類別化了的模式人、“套中人”?所以我覺得，穀燕山這個人物盡管有種種不足，但作為我們黨的基層幹部的形象，並無不妥。
簡單地給人物分類，是左的思潮在文藝領域派生出來的一種形而上學觀點，一種習慣勢力，是人物形象概念化、雷同化、公式化的一個重要原因，在某種程度上對社會主義文學創作的繁榮起著阻礙作用。近些年來我力圖在自己的習作中少一些它的束縛，但進展甚微，今後還需要花大力氣，做長時間的探索。
許多湖南籍的老作家，總是要求、勸導我們年輕一輩，要植根於生活的土壤，開闊藝術視野，寫出生活色彩來，寫出生活情調來。他們言傳身教，以自己的作品為我們提供了範例。“寫出色彩來，寫出情調來”，這是前輩的肺腑之言，藝術的金石之音。要達到這一要求，包含著諸種因素，有語言功力問題，生活閱曆、生活地域問題，思想素養問題等等。這決不是說習作《芙蓉鎮》就已經寫出了什麽色彩和情調。恰恰相反，我的習作離老一輩作家們的教誨甚遠，期待甚遠，正需要我竭盡終生心力來執著地追求。好些讀者和評論工作者曾經熱情地指出了《芙蓉鎮》的種種不足，我都在消化中，並做認真的修改、訂正。
“看世界因作者而不同，讀作品因讀者而不同”。應當說，廣大讀者最有發言權，是最公正的評論者。以上所述，隻不過是一篇有關《芙蓉鎮》的飯後的“閑話”而已。
古華
一九八一年十一月初於北京
一九八二年七月重版校閱
你走過什麽樣的創作道路?是怎樣寫出《芙蓉鎮》來的?《芙蓉鎮》“寓政治風雲於風俗民情圖畫，借人物命運演鄉鎮生活變遷”，你的生活經曆和小說裏所描繪的鄉鎮風物有些什麽具體的聯係?你的這部小說結構有些奇怪，不大容易找到相似的來類比，可以說是不中不西、不土不洋吧，這種結構是怎麽得來的?你在文學語言上有些什麽師承關係?喜歡讀哪些文學名著?小說中“玩世不恭的右派秦書田是不是作者本人的化身’’?接近文藝界的同誌講，你寫這部小說隻花了二十幾天時間，是一氣嗬成的急就章，是這樣嗎?
這些問題，使我猶如麵對著讀者朋友們一雙雙沉靜的、熱烈的、含淚的、嚴峻的眼睛，引我思索，令我激動。文學就是作者對自己所體驗的社會生活的思考和探索，也是對所認識的人生的一種“自我問答”形式。當然這種認識，思考和探索是在不斷地前進、發展著的。
麵對後兩類問題，我不禁很有些感歎、戚然。因為自己這樣一個寫作速度緩慢、工作方法笨拙的人，居然被戴上了“才思敏捷”、“日產萬言”的桂冠。“平生無大望，日月有小酌。”以我一個鄉下人的愚見，一年能有個三兩篇、十來萬字的收獲，即算是風調雨順、五穀豐登的好年景了，小康人家式的滿足也就油然而生並陶然自得了。其實，一部作品的寫作時間是不能僅僅從下筆到寫畢來計算的。《芙蓉鎮》裏所寫的社會風俗、世態民情、人物故事，是我從小就熟悉，成年之後就開始構思設想的。正如清人金聖歎在第五才子書的卷首所論及的：“然而經營於心，久而成習，不必伸紙執筆，然後發揮。蓋薄暮籬落之下，五更臥被之中，垂首撚帶、睇目觀物之際，皆有所遇矣。”我覺得，不論後人怎樣評價金聖歎在《水滸》問題上的功過，他所悟出的這個有關小說創作的道理，卻是十分精辟獨到，值得後世借鑒的。
我是怎樣學起做小說，又怎樣寫出《芙蓉鎮》來的?這要從我的閱讀興趣談起。我讀過一點書，可說是胃口頗雜，不成章法。起初，是小時候在家鄉農村半生不熟、囫圇吞棗地讀過一些劍俠小說，誌怪傳奇，倒也慶幸沒有被“武俠”引入歧途，去峨嵋山尋訪異人領授異術。接著下來讀《三國》、《水滸》、《西遊》、《紅樓》，讀“五四”以來的名作，才稍許領味到一點文學的價值所在，力量所在。至於走馬觀花地涉獵十八、十九世紀的西方文學，沉迷流連於屠格涅夫、列夫?托爾斯泰、梅裏美、巴爾紮克、喬治?桑等等巨匠所創造的藝術世界、人物麵廊，則是中學畢業以後的事了。後來年事稍長，生出些新的癖好，雞零狗碎地讀過一點曆史的、哲學的著作，中外人物傳記，戰爭回憶錄，世界大事紀等等。又因生性好奇好遊，卻無緣親眼見到美利堅的月亮、“日不落帝國”的太陽、法蘭西的水仙、古羅馬的競技場，隻好在書的原野上心馳神往。還追蹤著報刊上披露的一則則有關航天、巡海、核彈、飛碟、外星人、瑪雅文化、金字塔和百慕大魔三角奧秘的各種消息，來做一個鄉下小知識分子“精神自我會餐”的夢……叫做“好讀書，不求甚解”，以讀書自樂自慰。日積月累，春秋流轉，不知不覺中，我就跟文學結下了一種前世未了之緣似的關係。
就這樣，我麻著膽子，蹣跚起步，學著做起小說來了。甚至還坐井觀天地自信自己經曆的這點生活、認識的這點社會和人生，是前人——即便是古代的哲人們所未見、所未聞的，不寫出來未免可惜。我的年紀不算大，經曆中也沒有什麽性命攸關的大起大落，卻也是從生活的春雨秋霜、運動的峽穀溝壑裏走將出來的。我生長在湘南農村，參加工作後又在五嶺山區的一個小鎮子旁一住就是一十四年，勞動、求知、求食，並身不由己地被卷進各種各樣的運動洪流裏，經曆著時代的風雲變幻，大地的寒暑滄桑。我幼稚、恭順、頑愚，偶爾也在內心深處掀起過狂熱的風暴，還曾經在“紅色恐怖”的獠牙利爪麵前做過輕生的打算。山區小鎮古老的青石板街，新造的紅磚青瓦房，枝葉四張的老樟樹，歪歪斜斜的吊腳樓，都對我有著一種古樸的吸引力，一種曆史的親切感。居民們的升遷沉浮、悲歡遭際、紅白喜慶、雞鳴犬吠，也都曆曆在目、爛熟於心。我發現，山鎮上的物質生產進展十分緩慢，而人和人的關係則在發生著各種急驟的變幻，人為的變幻。
“文化大革命”前和“文化大革命”中，我都曾深深陷入在一種苦悶的泥淖中，也可以說是交織著感性和理性的矛盾。一是自己所能表現的生活是經過粉飾的，蒼白無力的，跟自己平日耳濡目染的真實的社會生活相去甚遠，有時甚至是完全相反——這原因今天已經是不言自明的了。二是由於自己的文學根底不足，身居偏遠山區，遠離通都大邑，正是求師無望，求教無門。因之二十年來，我每寫一篇習作，哪怕是三兩千字的散文或是四五千字的小說，總是在寫作之前如臨大考，處於一種誠惶誠恐的緊張狀態。寫作過程中，也不乏“文衢通達”、“行雲流水”的時刻，卻總是寫完上一節，就焦慮著下一章能否寫得出(且不論寫得好不好)。初稿既出，也會得意一時，但過上三五天就唉聲歎氣，沒有了信心，產生出一種灰色的“失敗感”。愛人摸準了這個心性，每當我按捺不住寫作過程中的自我陶醉，眉飛色舞地向她講述自己所寫的某個人物、某個情節或是某段文字時，她就會笑罵一聲“看你鬼神氣!不出三天，又來唉聲歎氣!”果然幾天後初稿一完，我也就從妄自得意走到了反麵——心灰意冷。直到很多日子過去，才又不甘失敗地將稿子拿出來，請朋友看看有無修改價值。我的不少小說，都是受了朋友的鼓勵，才二稿三稿地另起爐灶，從頭寫起。我甚至不能在原稿的天頭地角上做大的修改，而習慣於另展紙筆，邊抄邊改，並把相當一部分精力花在了字句的推敲上。我由衷地羨慕那些寫作速度快的同行，敬佩他們具有“一次成”的本領和天分。假若不是社會主義製度的優越性保障了我的基本生活，而到別的什麽製度下去參予什麽生存競爭，非潦倒餓飯不可。
一九七八年秋天，我到一個山區大縣去采訪。時值舉國上下進行“真理標準”的大討論，全國城鄉開始平反十幾、二十年來由於左的政策失誤而造成的冤假錯案。該縣文化館的一位音樂幹部跟我講了他們縣裏一個寡婦的冤案。故事本身很悲慘，前後死了兩個丈夫，這女社員卻一腦子的宿命思想，怪自己命大，命獨，克夫。當時聽了，也動了動腦筋，但覺得就料下鍋，意思不大。不久後到省城開創作座談會，我也曾把這個故事講給一些同誌聽。大家也給我出了些主意，寫成什麽“寡婦哭墳”啦，“雙上墳”啦，“一個女人的昭雪”啦，等等。我曉得大家沒真正動什麽腦筋，隻是講講笑笑而已。
黨的具有曆史意義的三中全會的召開，製定了“實事求是、解放思想”的正確路線，使我們國家的政治生活發生了曆史性轉折。人民在思考，黨和國家在回顧，在總結建國三十年來的經驗教訓。而粉碎“四人幫”以來的文學呢，則早已經以其敏感的靈須，在觸及、探究生活的也是藝術的重大課題了。我也在回顧、在小結自己所走過的寫作道路。三中全會的路線、方針，使我茅塞頓開，給了我一個認識論的高度，給了我重新認識、剖析自己所熟悉的湘南鄉鎮生活的勇氣和膽魄。我就像上升到了一處山坡上，朝下俯視清楚了湘南鄉鎮上二三十年來的風雲聚會，山川流走，民情變異……
一九八o年七——八月間，正值酷暑，我躲進五嶺山脈腹地的一個涼爽幽靜的林場裏，開始寫作《芙蓉鎮》草稿。當時確有點“情思奔湧、下筆有神”似的，每日含淚而作，嬉笑怒罵，激動不已。短短十五、六萬字，囊括、濃縮進了二、三十年來我對社會和人生的體察認識，愛憎情懷，淚水歡欣。從這個意義上講，說我是花了二十幾年的心血才寫出了《芙蓉鎮》，也不為過分。
不少讀者對《芙蓉鎮》的結構感興趣，問這種“不中不西、不土不洋”的寫法是怎麽得來的。我覺得結構應服務於生活內容。內容是足，形式是履。足履不適是不便行走的。既不能削足適履，也不宜光了腳板走路。人類已經進入了現代化社會。科學文明的突飛猛進，加快了人類生活的速度與節奏。人們越來越講求效率與色彩。假若我們的文學作品還停留或效仿十七、八世紀西方文學的那種緩慢的節奏、細致入微的刻畫，今天的讀者(特別是中青年讀者)是會不耐煩的了。而且，我國古典文學作品中，故事發展的節奏和速度都是較快的，讀者也讀著痛快習慣。
前麵已經說過，《芙蓉鎮》最初發端於一個寡婦平反昭雪的故事。那些年我一直沒有寫它，是考慮到如果單純寫成一個婦女的命運遭際，這種作品古往今來已是屢見不鮮了，早就落套了。直到去年夏天，我才終於產生了這樣一種設想：即以某小山鎮的青石板街為中心場地，把這個寡婦的故事穿插進一組人物當中去，並由這些人物組成一個小社會，寫他們在四個不同年代裏的各自表演，悲歡離合，透過小社會來寫大社會，來寫整個走動著的大的時代。有了這個總體構思，我暗自高興了許久，覺得這部習作日後寫出來，起碼在大的結構上不會落套。於是，我進一步具體設計，決定寫四個年代(一九六三年、一九六四年、一九六九年、一九七九年)，每一年代成一章，每一章寫七節，每一節都集中寫一個人物的表演。四章共二十八節。每一節、每個人物之間必須緊密而自然地互相連結，犬齒交錯，經緯編織。
當然，這種結構也許是一次藝術上的鋌而走險。它首先要求我必須調動自己二、三十年來的全部的鄉鎮生活積蓄，必須灌注進自己的生活激情，壓縮進大量的生活內容。同時，對我駕馭語言文字的能力，也是一次新的考驗。時間跨度大，敘述必然多。我覺得敘述是小說寫作——特別是中長篇小說寫作的主要手段，敘述最能體現一個作家的語言風格和文字功力。我讀小說就特別喜歡巴爾紮克作品中的浮雕式的敘述，自己寫小說時也常常津津樂道於敘述。
《芙蓉鎮》在今年年初發表後，有段時間我頗擔心讀者能否習慣這種“土洋結合”的情節結構，以及整塊整塊的敘述文字。但是不久後，讀者的熱情來信消除了我的這種擔心，大都說“一口氣讀了下去”。當然也有些不同的看法，比方一位關心我的老
作家基本肯定之餘，指出我把素材浪費了，本來可以寫成好幾部作品的生活，都壓縮進十幾萬字的篇幅裏去了。還有，前些時一位文學評論家轉告我，《人才》雜誌有位同誌全家人都看了《芙蓉鎮》，十分喜歡，卻又說“這位作家在這部作品裏，大約是把他的生活都寫盡了”。
還有些讀者來信說，《芙蓉鎮》就像是他們家鄉的小鎮，裏邊的幾個主要人物，如胡玉音、秦書田、穀燕山、黎滿庚、王秋赦、李國香等，他們都很熟悉，都像是做過鄰居、當過街坊似的……今年四月裏的一天，我正在人民文學出版社的客房裏修訂書稿，忽然闖進來一個中年漢子，自報姓名，說是內蒙古草原上的一位中學教員。他說，“老古同誌，我就是你寫的那個秦書田……我因一本曆史小說稿，‘文革’中被揪鬥個沒完沒了，坐過班房，還被罰掃了整整六年街道……”說著，他淚水盈眶，泣不成聲。我也眼睛發辣，深深地被這位內蒙草原上的“秦書田”的真摯感情所打動。
《芙蓉鎮》裏所寫的幾個主要人物，都有生活原型，有的還分別有好幾個生活原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一位從事當代文學研究的同誌曾經向我轉達過這樣一個問題，穀燕山是《芙蓉鎮》裏老幹部的正麵形象，是個令人同情、受人敬重的老好人，是否過分強調了他作為“普通人”的一麵?我覺得這確是一個值得評論家們進行探討的問題。毫無疑義，在我們當代的文學作品中已經塑造出了許多感人的老幹部形象。這些形象大都是從戰爭年代的叱吒風雲的指揮員們身上脫穎出來的，具有氣壯山河的英雄氣概和高屋建瓴的雄才大略。而我要寫的卻是和平時期，工作、生活在南方小山鎮上的一位南下老幹部。沒有槍林彈雨，也不是幹軍萬馬大會戰的建設工地。穀燕山首先是個普通人，是山鎮上百姓們中間的一員，跟山鎮上的百姓們共命運，也有著個人的喜好悲歡。然而他主要的是一個關心人、體貼人、樂於助人的正直忠誠的共產黨員。他的存在，無形中產生了一種使小山鎮的生活保持平衡、穩定的力量。在山民們的心目中，他成了新社會、共產黨的化身，是群眾公認的“領袖人物”。當然，這樣寫黨的基層領導者形象，特別是毫無隱諱地寫了他個人生活的種種情狀，喜怒哀樂。或許容易產生一種疑問：在“英雄人物”、“正麵人物”、“中間人物”、“轉變人物”等有限的幾個文藝人
物品種裏頭，他到底應該歸到哪一類、入到哪一冊去呢?要是歸不到哪一類、入不了哪一冊又怎麽辦?由此，使我聯想到我們的文學究竟應當寫生活裏的活人還是寫某些臆想中的概念?是寫真實可信的新人還是寫某種類別化了的模式人、“套中人”?所以我覺得，穀燕山這個人物盡管有種種不足，但作為我們黨的基層幹部的形象，並無不妥。
簡單地給人物分類，是左的思潮在文藝領域派生出來的一種形而上學觀點，一種習慣勢力，是人物形象概念化、雷同化、公式化的一個重要原因，在某種程度上對社會主義文學創作的繁榮起著阻礙作用。近些年來我力圖在自己的習作中少一些它的束縛，但進展甚微，今後還需要花大力氣，做長時間的探索。
許多湖南籍的老作家，總是要求、勸導我們年輕一輩，要植根於生活的土壤，開闊藝術視野，寫出生活色彩來，寫出生活情調來。他們言傳身教，以自己的作品為我們提供了範例。“寫出色彩來，寫出情調來”，這是前輩的肺腑之言，藝術的金石之音。要達到這一要求，包含著諸種因素，有語言功力問題，生活閱曆、生活地域問題，思想素養問題等等。這決不是說習作《芙蓉鎮》就已經寫出了什麽色彩和情調。恰恰相反，我的習作離老一輩作家們的教誨甚遠，期待甚遠，正需要我竭盡終生心力來執著地追求。好些讀者和評論工作者曾經熱情地指出了《芙蓉鎮》的種種不足，我都在消化中，並做認真的修改、訂正。
“看世界因作者而不同，讀作品因讀者而不同”。應當說，廣大讀者最有發言權，是最公正的評論者。以上所述，隻不過是一篇有關《芙蓉鎮》的飯後的“閑話”而已。
古華
一九八一年十一月初於北京
一九八二年七月重版校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