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人潮洶湧，災民似的，我被撞得東倒西歪，還得奮力擺脫形形色色的粗暴拉客族。出站大廳，密密麻麻的警察和保安鷹一樣的目光搜尋著人群，密集地抽查旅客證件。穿製服的總是讓我這種人眼發暈腿發軟，我問旁邊一位河北旅友咋回事，他反問：“你買票沒用身份證嗎？”
“沒呀。”
“那是你沒趕上，查練功的。”
“沒聽說啊？”
“我也不知道。嗨，說得很嚴重，說是邪教。電視裏不停地放。”
我心虛地經過篩選，一出廣場，擁擠嘈雜燥熱汗臭和汽車尾氣讓我幾欲窒息。我餓狗搶食一樣擠上20路公汽。在北京站廣場又是一番掙紮，再次匯入另一片人山人海。看著巍峨的樓群開闊的街道閃爍的燈海，我如同十九世紀初到巴黎的外省人於連或拉斯蒂涅（注：於連、拉斯蒂涅，分別為法國作家司湯達（1783～1842）《紅與黑》和巴爾紮克（1799～1850）《人間喜劇》中男主角。）一樣局促不安。
一個從未想過的問題突入腦海：這個1000多萬人的城市，每天拉的屎、撒的尿都順著下水道流那去了？
汗流浹背的我拿出地圖對照著走，穿過地鐵通道，進入涼爽的恒基中心，然後通過長安街地下通道，來到長安大戲院背後僻靜的貢院胡同裏的四川駐京辦。這兒位置好，憑四川身份證可打折。中國人是靠味覺來認知世界和自我的，對於異鄉人而言，找到家鄉客棧，聽到鄉音，吃到家鄉菜，味覺上的認同就消弭了異域感，舒緩了緊張感，你也就獲得了一種短暫而虛擬的安全感。
“沒目的就不能來嗎？這事夠稀罕的。”看著登記薄上“來京目的”那一欄我就想笑。
“您第一次來北京吧？”那女子笑著問我。
“來過，前年還來過呢，住海澱那邊一賓館。”
“沒讓您填嗎？我不信。”
“是會務組幫我登記的。”我想起來了。
“對吧，不是老鄉為難您，規定不是我定的。”
“你說壞人來旅館還會寫下‘我是來犯案的’的？我算開眼啦。”我拿起筆來，飛速寫下一溜字。那女子笑得直不起腰，另一女子納悶地拿起登記簿念了出來：“瞻仰偉大領袖遺容？啊——！”
“人民想念毛主席——這理由正當吧？來一次首都我容易嗎？全村都眼巴巴等我帶回好消息呢。”在眾人的笑聲中，我拿起身份證、鑰匙、出入證轉身進了電梯。
房間正對西曬，踏進去就像進了烤箱。趕緊打開電風扇，還是大汗淋漓。我鎖好錢包和手機，取出拖鞋，來到公共浴室。隻有一男的。我一聲不吭衝了一會，那男的和我搭訕：“四川人吧？”
“啊。”
“旅遊還是開會啊？”
“瞻仰偉大領袖遺容——第二次。”
他大笑起來，笑聲既像公公又像娘娘。我掃了一眼，斯文的中年男人，身子白得晃眼，如去了毛的行貨。
“你身上好多毛啊！”他忽然說。
“嗨，我屬猴子的，沒進化完，嘢——，我直立行走了。”這無聊的地方，開開玩笑挺解悶。
他也大笑。突然，他一步上前：“哎呀，多雄性啊，好性感！”
我還沒反應過來，他就摟住我，我嚇得一退，嗬斥道：“你幹嘛呀你？”
“我給你搓背吧，我們互相搓吧。小夥子好性感啊！”他叫道，一隻手伸到我背上。我奮力甩開他的手，讓他滾蛋。這個放肆的“同誌”尷尬退後，訕訕地“不好意思不好意思”，草草穿衣滾蛋了。
次日，我並沒有去瞻仰偉大領袖遺容——再偉大的木乃伊也是木乃伊。記得首次進京去瞻仰時，那宏大而陰森差點沒讓我當場暈過去，明明想擠出眼淚，結果卻濕了褲子。打小就特怕死人，總擔心那物事會突然坐起來衝你一笑什麽的。我想如果偉大領袖在天有靈，一定大發革命雷霆，無神論領袖的遺體是爾等拿來展覽的麽？
我又看地圖，又問路人，東拐西繞，走進一大片不見邊際的迷宮般的胡同裏，好不容易才找到“燒餅胡同”。這個壓根就沒燒餅鋪子的胡同又窄又擠，一人多高的灰撲撲的老舊建築，猶如八十年代初期的靀城背街，和胡同外寬闊體麵的大街猶如兩個世界。晨歌所在的赫赫有名的出版社就位於胡同深處。
老四合院門口，一老頭命我登記。還好，登記薄上“來京目的”一欄換成了“來本單位事由”，所以“瞻仰偉大領袖遺容”就變成了“和晨歌談稿”。老頭拿起老花鏡，看看我填的信息，再抬頭掃視我一眼：“哦——四川的？出書的吧？”
我哼哼哈哈。他又問：“家鄉人民生活還好吧？”
我有些吃驚，答道：“托您的福，家鄉人民很幸福。”
他顯然很滿意這個答案，還做出禮賢下士狀，親自領我走進大院。晨歌正和一著名作家通電話。他看上去年輕，一表人才，站起來和我握手，捂著電話對我說先到對麵主編室。冬陽嬌小精幹，前幾年她和晨歌編輯的幾套作品橫掃中國之後，暢銷書不斷，名氣如日中天，門庭若市。冬陽取下眼睛，看著我：“你是戈海洋吧？”
“是的。”我就像偽軍見了太君似的點頭哈腰。
“你這是專門到北京談書稿來了？”
“好幾件事呢。”
“你的稿子我看了。”她站起來給我沏了一杯茶，安排我坐下，接著說，“你年輕，有潛力。不過這部書稿要出的話還得大改，咋改，你聽我的意見。”
“當然當然，給你們投稿，我不自量力。”我恭謙地說。
“我們社雖然名氣大，但還是小社。”她說，“你看我們這辦公環境，老民居，夠寒磣的吧，來個人都不好意思。不過我們過兩月就搬到寫字樓去了，五a級的，以後有機會可以過來坐坐。”
然後她叫一女孩將我的書稿拿來，翻開，裏麵有一些用筆標出的記號，她隨便指出幾處：“你瞧，你這樣寫，看著倒痛快，出來肯定惹事。”
“那不過一個處級幹部，這種芝麻官中國怎麽也得上百萬吧。”我小心翼翼地說。
“這個跟級別沒關係，是寫法問題，背後是態度問題。你這部稿子麻煩大了，還沒出就被盯上了，出了你可沒事，我們脫不了關係。也許別的社沒問題，我們出過一次事，檢討個沒完。”她解釋道，“我們是出版社，上邊不給你書號，你吃啥？”
“理解，理解。”我連連說。
冬陽要我把書稿拿回去動大手術，改完給晨歌。寒暄一陣，把我送出了燒餅胡同。為了確證燒餅胡同是否真有燒餅，我從另一頭走出去，連燒餅味兒都沒有，倒是有幾家杭州包子鋪把我的腸胃刺激得咕咕直叫。和四川包子相比，西湖邊的包子實在難吃，北方餃子還行，個兒大，至少填個飽。
2
長安街上道路的寬闊、建築物的宏大、車流的湍急和人流的密集，摧枯拉朽般讓人產生螻蟻般的渺小感。密集而警惕的警察、便衣和保安讓人渾身癢癢，以致於我經過他們的麵前時，努力裝出一付上對得起黨和政府下對得起人民的樣子。我在王府井附近閑逛一陣，擠上1路公汽到了西單圖書大廈這個中國最大的書店。這裏不愧是個免費看書、免費納涼的好地方。暮色蒼茫時，乘地鐵到大望路，然後倒車前往紅廟。
幾年前，李皓和楊星辰再也無法忍受清貧，從位於京郊的單位不辭而別，淪為京漂一族。後來，他們向我炫耀他們上報啦——被單位開除，報上發聲明了。
1997年初夏到北京見了兩人。李皓在一家翻譯公司，沒底薪，翻譯千把字，可以掙一個盒飯啥的。還去楊星辰的“國際貿易公司”看了看。這是他從外貿公司辭職後剛成立的公司，光杆司令。我探頭探腦地進去，嚇了一大跳。地下室一間十平米小房，既住人，還辦公。陰暗潮濕，散發著黴味，二十四小時開著慘白的吊燈，活像一處法西斯秘密專政場所。惟一有點公司痕跡的，是擁擠不堪的桌子上一台電腦、一台傳真和一堆中英文文檔，桌椅統統舊貨。那個下雨天，天花板不斷滲出水滴，楊總不得不在桌子和電腦上蓋幾張報紙，不停替換。他的生意是將國內小工藝品貼上自己的注冊商標銷往國外。楊總拿杯給我接水，飲水機活像患上慢性前列腺炎；我一坐下，屁股下的沙發發出哀嚎。我開玩笑說：“這哪是開公司，勞改啊。”
楊星辰苦笑：“勞改還管吃管住呢。哥們要真的撐不下去了，就學《警察讚美詩》裏的索皮去。”
當時楊星辰和李皓都勸我留在北京，和他們構成“三劍客”或“鐵三角”什麽的，我也躍躍欲試，無奈老爸突發中風住院，放棄了。
在紅廟站，我四處張望，後腦勺被人一拍，回頭看一無所有，幾米處一陌生人偷著樂。我正納悶，腳腕處再被一擊，我一個趔趄，順勢向下一看，兩家夥正蹲在地上咧開大嘴笑呢。打鬧著走向川菜館。這是楊星辰的意思，先吃飯，再去他“家”坐坐。李皓還是光棍，住在老遠的通州。兩年不見，楊星辰風采依舊，李皓半頭白發。
“一根白一段艱辛！”他歎氣，又看著我，“你也憔悴了很多，哪像當年英姿颯爽下流倜儻啊。”
“一畢業七年啦，下崗，失戀，破產，老爸又走了，我容易嗎？”我說。
“唉，都不容易都不容易。”大夥惺惺相惜異口同聲。
我問李皓：“你還準備考研？你覺得你還不夠傻麽？”
“職場混，沒辦法。”他說。
“幸好開公司沒要求本科或研究生以上學曆，要不我隻好孟薑女哭長城囉。”楊星辰說。
走進餐館，一桌邊女子站起來。楊星辰相互介紹：“我媳婦陳菊，這就是大名鼎鼎的戈瓜娃。（注：瓜娃，四川方言，“傻小子”之意。）”
“也是當年名震校園的走廊歌星。”李皓補充。
“盡拿山裏孩子開涮。咋就不說我時代的弄潮兒——下崗職工啥的。”我打趣。
陳菊人如其名，小巧玲瓏，淡雅如菊，不像辣妹子。
我們東拉西扯海闊天空，散席時已酒酣耳熱，醉意朦朧，進附近小區前，我笑問：“這裏登記嗎，‘來京目的’啥的？”
“一般填來本小區目的，這取決於你的形象——還好，你看上去不像民工。”楊星辰說。
“工人住宅，沒啥可偷的。”陳菊說。
果然那個醉貓一樣的保安瞅了我們兩眼，沒理睬。這是北京常見的老舊紅磚樓，我們在黑咕隆冬的樓道裏小心翼翼往上走，每走幾步，楊星辰就跺一次腳，或者大喝一聲，燈就應聲而亮，功率不會高於十五瓦。人還沒過，又滅了。楊星辰自我解嘲：“這就是領導階級小區，路燈都舍不得裝。”
李皓說：“楊總已經從地下室搬到五樓了，進步已經很大了。”
“你不也住樓房了嗎？”楊星辰反問。
“我在北京邊緣呢，你怎麽也算打入cbd邊緣了。”李皓說。
“啥叫cbd？”我傻冒了。
幾人相視一笑，李皓說：“哥們，真落伍啦！cbd是centralbusinessdistrict的縮寫，中央商務區，年度最酷名詞之一。”
楊星辰：“也叫chinabeijingdabeiyao，中國北京大北窯。”
他們大笑。我一頭霧水，這名字夠土的。兩居室，一間十多平米，擺著三張舊辦公桌，那台舊電腦還在，又新增了兩台，還多了打印機，新沙發，室內亮堂堂的。陳菊給我們每人取了一杯茶水，劃開一個冰鎮西瓜。
我四處溜達，說：“鳥槍換炮了啊？”
“爬雪山過草地飛奪瀘定橋的日子剛過去。”楊星辰笑，“房子是租的，連自己的窩都算不上，就遮風避雨做飯辦公睡覺。”
“還有一個功能吧？”李皓對兩男耳語，我們暴笑，陳菊頗為窘迫。
我說幹脆給他們打工算了，陳菊笑：“哪請得起你喲，就一夫妻店，都是義工。請了一個親戚，還是幹活多拿錢少，不幹活不拿錢。”
“我就一瞎說。”我轉而問，“這房多少錢？”
“你猜猜？”楊星辰反問我。
“七百？八百？”
“你租給我啊？”
“一千？”
“翻一番還差不多。”
“吃人啊！”我大吃一驚。
“就這個價，這裏是cbd邊緣，進去了更貴。我在通州和人合租，一間都要六百多呢。”李皓大發感慨，“你在北京待久了就知道殘酷性了。就跟一個磨盤、篩子似的，使勁往外篩人，你要想留下來，你就得拚命變成大沙子。別一見‘北京歡迎您’的標語，就拿它當自個家了。”
“我還不致於如此傻逼吧，想當年也是闖過深圳的。”我站起來在屋子裏轉悠。巨大的書架，塞滿了商務英語書籍、文件夾啥的。牆壁上一張英語版世界地圖上布滿了蜂窩似的小紅旗，乍一看希特勒的軍事地圖似的。
“星火燎原啊！除了南北極，生意遍天下了。”李皓讚歎。
“看著多，都是小單，累個半死做一筆，也就賺幾百英鎊千把美金萬把馬克十萬日元啥的。”楊星辰說。
“還嫌少啊？”李皓叫起來，“我累個半死，一個月才夠你賺一筆的。”
“隻見賊吃肉，不見賊挨打。”楊星辰笑，“地下室的日子你不知道？半年開不了張，夢裏哭醒好幾回。”
“現在是開張吃半年。”我接下話茬，“你們都比我強多了，我累個半死，就賺一把濁淚——還是自己的，流胃裏去了，倒也幫助消化。”
楊星辰興致勃勃地演示著他的電腦技術，擊鍵如飛，全部盲打，在喝彩中，他說他已經上網衝浪了。我惴惴不安地問：“啥叫上網？衝什麽浪？”
李皓看我的眼神就像當年迅哥兒看閏土：“嗨，剛才叫你傻根還有點於心不忍呢。”
“都是山區來的孩子，都是一個師傅帶出來的，差距咋就這麽大哩？我連電腦開機關機都不會呢，按現在標準成文盲啦。”我慚愧地說，“你們就給傻根哥掃個盲吧。”
“不可思議！不是哥們不長進，是這世界愛抽筋。”現場掃盲後我感歎。
“這在中國還是新事物，北京用的人都很少，但發展極快，你很快就知道了。”他給我一張名片，指著一個帶@的地方說，“這就是我的email，以後聯係。”
他又打開厚厚的硬殼文件夾給我們看，全是他簽的外貿合同。看著猶如看天書，這才意識到晃蕩了這些年，英語蛻化到石器時代去啦。楊星辰說這叫電子商務：“b2b，b2c聽說過嗎？”
“聽說過u2——不是美軍高空偵察機而是愛爾蘭樂隊，我最喜歡的搖滾樂隊。”為了不失麵子我東拉西扯。
“這都哪兒跟哪兒啊？”李皓忍俊不禁，解釋這是兩種電子商務模式……
“老哥我一不留神成了中國電子商務的先驅，而且一開始就盈利——盡管隻有點小錢。你看看那些大網站，燒了幾個億還沒一分錢進賬呢。山大無柴燒啊！下一步，老哥要建自己的網站了，老有外國客戶要求看看我的公司網站。”楊星辰滔滔不絕地講起他的生意經。看著他那高聳而筆直的鼻梁，深不可測的眼窩和色彩斑斕的眼球，愈發對他自我標榜的漢人血統表示懷疑，咋看咋像一個唐宋時期散落在中國東南沿海的猶太人投胎轉世。
陳菊忙打斷他：“你們別聽他瞎吹。”
楊星辰笑笑：“嗨，自己人嘛。”
分手時李皓拍著我肩膀：“哥們，咱們改天再聚，我做東。你最近幾天有啥安排？”
“見一些編輯朋友，有個是大學女助教，她下月就去美國留學啦。”
“你真行啊！咋勾搭上的？”楊星辰說。
“請注意措辭。”我提示，“純粹工作關係，我投稿，她是兼職編輯，審稿，我們談稿子。”
“嗬嗬，你投稿，她審稿，再談稿，不就搞——上了嗎？”李皓伸出兩根手指頭，湊成一對，一臉淫笑。
“趕緊拿下，把你也捎帶過去得啦。你也該結婚啦。”陳菊說。
“別拿我開涮了。我一下崗職工，天方夜譚啊。”我說。
“你也不要妄自菲薄嘛。”楊星辰說，“小米加步槍一樣取得革命勝利。”
陳菊夫唱婦隨：“愛情沒任何理由，隨時隨地都可能發生。”
“那也得王八看綠豆對上眼。”我正經說，“她給我介紹一個做小生意的夥伴，明天見那人，開書店。”
“你喜歡書，又是讀書又是寫書，倒適合幹這個。”陳菊說。
小夫妻把我們送到公汽站然後返回。在長安街，我像塞沙袋一樣把李皓往最後一趟728路公汽裏塞，他被夾在門縫裏不能動彈，我拿出吃奶撒尿的勁兒，就差飛踹一腳了。李皓走後，我穿過地下通道，向朝西的汽車站走去，迎接另一場血拚。
3
武彤彤和想像中很不一樣。她輪廓硬朗，猶如硬筆版畫人物。她不高不矮，不胖不瘦，不白不黑，短發整齊而精爽。她穿灰色短衫，斜挎黑布包，淺藍色裙子，涼皮鞋。武彤彤臉上有些小痘子，疑似青春遺留物。她微笑起來顯露的牙齒略有四環素色素沉澱。她小巧的黑色邊框眼鏡後的目光有詰問般的尖銳，讓我本能回避直視。她走路說話風風火火，頗有男子風格。她不算漂亮，健康精幹，一看就是工人階級的女兒。
見我第一眼，武彤彤就像高速掃描儀迅疾將我上下瞄了一遍。我心裏嘀咕，莫非名校的書呆子就不一樣麽？
我住四人間，客人都出門了。沒空調，寒暄時，武彤彤不停用雜誌扇風。我拿出新買的礦泉水，搬過立式電扇，抱歉地說：“便宜沒好貨，有空調的標準間要二百多塊呢。”
“住找地下室啊，光線不好，但涼快。北京地下室旅館很多。”
“嗬嗬，主要還是錢的問題。”我笑著伸出拇指與食指中指快速摩挲幾下，這潛意識下的形體語言，讓我俗不可耐的嘴臉暴露無遺。
“那倒也是。”她說，然後從大布包裏拿出稿件來，滿臉窘迫，“該我說不好意思了，每次退稿都非常慚愧，這次更是，這是我出國前看的最後一部稿子。你別太難過了。”
“嗨，都麻木了。”我強作笑顏，隨手接過稿子塞到枕下，“我就是無聊透頂，庸人自擾。”
“我知道你要表達什麽，權利與金錢之爭，理想主義破滅，囚徒困境——”
我哈哈大笑：“真是英雄所見略同啊。”
“啥意思？”
“兩年前，幾個評論界的大尾巴狼也這樣說，不過我覺得更應該叫困獸猶鬥。都怪他們，書還沒出就給我一等獎，難免讓我自我爆炸。”
“都有誰啊？”
“白馬、黑馬、瘦馬、非馬、夜馬……都是馬，應該叫他們大尾巴馬才對。就一馬幫。”
“我知道這幫人，不咋地，都是走穴撈錢，滿嘴跑火車。你別在意。”
“也太不值錢了，不到五百塊，評價就這麽高——囚徒困境。要給一萬塊，肯定把茅盾獎扛回家；有個十萬八萬，還不弄個炸藥獎（注：炸藥獎，指諾貝爾獎。）——提名什麽的？”我數落起來。
“我可一分錢好處還沒落著嗬。”
我意識到不妥，立即說：“不給錢，才說真話呢。——我們說正事吧。”
“我已經約好了，下午兩點，阜成門華聯商廈門口。”她說，“那人叫陳寧安。”
“那人咋樣？”
“我覺得還行吧，不熟悉，工作關係簡單接觸過。”
我一看快午飯時間了，就邀她去吃川菜，她很高興，又說：“還是我給你接風吧，你是客人嘛。”
“這兒是四川駐京辦，誰是客人啊？”我笑。
“可這兒是北京啊。”
“北京是全國人民的，再說這兒是四川省駐京辦，你就別爭啦。”我站起來說，“這裏川菜挺地道的，就是價格有點欺負人。”
“好吧，下次我來挨這欺負吧。”
電梯口旁，她說：“你和照片上不太像了。”
“是嗎？那是八年前的照片了。”我感慨道，“生活的艱辛就像一把隱形刀子，殺人不見血啊。”
“我不是說你老了，照片上特別嚴肅，你挺可樂的。”
“像我這樣的社會渣滓，黨不疼國不愛的，再不可樂點，你說我怎麽活？”我按開電梯，讓她先入。
“哼，還挺紳士的。”她笑。
吃飯時，談起她留學的事情。我問：“為啥非要留學呢，學海無涯苦作舟啊！”
“我本來不想走，可是國內很多地方不盡如人意。”
“你能混到北京——對不起，我不該用‘混’這個詞。你留在北京，大學助教，多讓人羨慕啊，還走啊？”
“嗨，這算啥。我大學同學走得差不多啦，我算晚的了。”
“人民把你們培養出來，都這麽走了，咱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還怎麽搞啊？”我笑言。
“嗬嗬，你說話的口氣像個保守派官僚。”她也笑起來，“可是他們的子女差不多都走了，所以這個問題你問錯人了。再說，就算我想留下來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我沒機會啊。”
“咋沒機會了？”
“這兒的事情你又不是不知道，你那個小說不是一半都寫機關人際關係嗎？”
“我那是瞎編，事實上我一天也沒在機關待過，純屬意淫——不好意思。”我拍打了自己嘴巴一下，接著說，“我一畢業就淪為社會閑雜了，現在是資深社會賢達，進入政協指日可待。——大學應該單純多了吧？”
“你沒待過，文化人成堆的地方累上加累，全來陰的。我是直性子，很不適應，惹不起咱還躲不起嗎？”
“明白，《圍城》裏有一句話：雞鴨多的地方，糞多；女人多的地方，笑多。鬥膽來個狗尾續貂，文人多的地方，妖風多。”
“精辟！”
“‘川北涼粉’是我家鄉小吃，嚐嚐怎麽樣？”我把剛上的菜指給她。她嚐後說：“勁道，真辣，過癮。”
“你是去讀啥專業來著？”
“文學，也許轉成社會學，社會學更有前途。”武彤彤解釋說。聽見社會學我tmd就想抽筋，我拚命忍住了，問：“你這一去幾年啊？”
“如果讀碩士，三年吧；如果讀博士就長了，人文學科碩士加博士要讀七八年，甚至十年。國外不認中國的研究生學曆，連我母校都不認，所以我會從碩士讀起。”她辣得直噓氣，拿起涼茶喝。
“就這麽讀下去啊？”
“走一步看一步了。”
“還回來嗎？”
“不知道，看情況再說。——你咋這麽關心我啊，怕我嫁不出去啊？”她忽然異樣地盯著我。我一慌：“嗬嗬，你現在就已經很困難啦。這是個社會問題，你就研究你自己吧。”
“你啥意思啊？”她笑起來。
“地球人都知道，自太監消失後，人類就分為三類——男人、女人、女博士。”我一本正經地說，“現在人妖填補了太監的空缺，嚴格說還是有四類。”
“我抗議！我看你一點正經沒有！”她笑著嗔怒道。
“我說的是事實，要不我們做個實驗。”我喝了幾杯酒，有些不像話了。
“啥詭計？”
“也沒啥，就在這餐廳，如果嫌人少，吃完飯上長安街去做這個實驗。”我繪聲繪色：“你呀，就拿出當年偉大領袖在天安門那種氣勢高聲宣布——本人某某，京華大學博士，年方二八，待字閨中。你看有啥反應？”
“我神經病啊？”武彤彤拿餐巾紙捂住嘴笑，“我知道——我知道你拿我開涮。有啥反應？我倒想聽聽。”
“那問題可嚴重了。”我信口開河，“恐怖襲擊啊！如果在餐廳，所有男的都趴桌下去啦；如果大街上，會爬樹的都上了樹，小偷都上了房梁，不會爬樹的統統鑽進地鐵防空洞啦。”
她笑得岔氣：“笑死我啦，我有那麽寒磣嗎？”
“不是你寒磣，而是哥們寒磣。”我用餐巾紙抹抹嘴唇，問她，“吃好了吧，我們結賬吧。”
“味道真不錯，有機會再來。”武彤彤一邊收拾自己的包，一邊說，“我第一次看你書稿，還以為你也是哪個名校出來的呢。”
“嗬嗬，聽聽這個‘也’字，智力上的優越感欲蓋彌彰啊。”我說著向服務員揮手。
“你多慮了。”
“沒關係，這是骨子裏的東西，誰都一樣。”我掏錢付款，接著說，“就像從小我們受盡了老師在知識上的欺負，有機會肯定轉嫁出去——瞧瞧我對服務員的惡劣態度。”
“你真敏感，我得小心應付了。”她笑。
出院子、胡同，上長安街，我們並沒有做那實驗，而是從建國門乘地鐵前往阜成門。不是上下班高xdx潮，卻是旅遊高峰，警察和保安異常多。武彤彤動作比我還敏捷，一個閃身就擠進了地鐵門。我被人群堵在後麵，她眼明手快，不由分說一把拽住我，幾個回合，我像累贅一樣被拽了進去。剛正常呼吸幾口，突然一個男的一驚一乍：“特大消息啦：著名歌星甜妹自殺了！甜妹不堪人言可畏於昨夜兩點家中自殺，年僅三十二！……兩塊一份！”
一個看上去頗有氣質卻失魂落魄的男青年拿著一摞報紙，在旅客眼前一晃，反複吆喝。這是一份聞所未聞的報紙，封麵上的確有甜妹自殺大標題，配以甜妹玉照。大多數人都木然，一人咕噥：“關我屁事！”
武彤彤說：“得了，這一段時間甜妹天天自殺！”
我湊趣：“與時俱進了，兩年前我來北京時劉德華天天自殺，現在成甜妹啦。”
果然，幾個買了報的發現上當，破口大罵，報販已經勝利大逃亡。幾個職業地鐵乞丐換班了，他們挨個兒要錢，髒兮兮的手伸到你的鼻子前，眼睛直勾勾地盯著你，把你盯得問心有愧魂飛魄散。我們拒絕和乞丐對視，麵對麵交談著。半個小時裏，我們緊緊站在一起，拉住吊環，前言不搭後語地聊著瑣碎的話題：北京交通、天氣、食物、留學……有時候，我們身體不由自主地磕磕碰碰；有時候，我能感覺到她溫熱的鼻吸氣流拂過我濕漉漉的臉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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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蘇人陳寧安典型的、還沒富起來的中年知識分子形象，清矍、精明而虛頭巴腦。他背著黑帆布包，眼鏡背後是疲憊、機警而遊離的雙眼。寒暄幾句後，他拿出一包民工特供煙“黑河”，示意我也來一支，我婉拒了。這和香煙牌子無關，我當時已經戒煙三年了。
在阜成門華聯商廈頂樓餐飲部，我買了一堆飲料，開始暢談我們的發財大計。陳寧安先問我對圖書行業是否熟悉。武彤彤幫我回答：“人家都寫書了，能不熟悉嗎？”
“我愛逛書店，也挺愛買書。閑人嘛。”我說。
“那多好，以後出書了直接放自個店裏賣得了，省得被剝削一次，書店黑著呢。”陳寧安將煙點燃，猛吸一口，興奮地說，“書店賺的就是閑人的錢。咱中國這麽多人，閑人也少不了。您一年買書花多少錢？”
“難說，時多時少，一年下來怎麽也得幾百塊錢吧。”我說。
“如果每個人花你一個零頭就不得了，‘席叔書屋’您知道嗎？”陳寧安問我。
“聽說過。”
“那就是幾個閑人開給閑人的書店，現在做大了，聽說要上市了。還有‘三聯書店’也是閑人養起來的。”
“‘三聯’是老字號了。”武彤彤補充，“改天我帶你看看吧，很有特色。”
“更不要說——”陳寧安繼續說，“咱還可以賺學生的錢。中國幾億學生呢，這市場，可以說無窮大。光北京就有幾百萬學生。”
“理論上說沒問題，還是越細越好，最終還得落實到細節上。”我說。
“有道理，魔鬼在細節中。”陳寧安從黑包裏拿出一個大本子，翻開，再取出一支筆。我們幾個像研究軍事地圖的參謀一樣俯身端詳起來，就差一個放大鏡了。陳寧安指著簡約地圖上密布的三角形說：“我經過各種途徑，基本摸清了北京書店分布圖。根據我們現有資金，隻能開一家店，小店麵，還不能在繁華地段。”
我笑言：“小米加步槍啊。”
“可不是嘛。”陳寧安歎息，又轉問武彤彤，“要不你也入一股吧。”
武彤彤直搖頭：“你看我像有閑錢的人嗎？能給你介紹一個就不錯啦。我才上了三年班，一月一千多，我能幹啥；做兼職那點錢，還不夠我考g（re）考t（oefl）的。”
“那行吧，你以後寄點美元來也行，咱一不留神成中美合資啦。”陳寧安說。
“學校周圍怎麽樣？”我問。
陳寧安摁滅煙屁股，說：“主意是不錯，但每個人都這樣想，就麻煩了，房租貴，還打折，反而掙不了幾個，競爭太激烈了。”
“看來我們隻能走農村包圍城市的老路了。”我說。
“戰略上是這樣。”陳寧安說。
武彤彤給我們打氣：“北京發展多快啊，攤大餅似的。現在的城郊，沒幾天就是城裏了。海澱、朝陽、豐台以前都是農村呢，我以前上學時校外北大荒似的。北大窯，現在多牛，百年前就一官家瓦窯。”
“武老師——武編輯說的有道理——就是一百年太磨人了點。”我嗬嗬一笑，“那咱們有什麽選址呢？”
“去天通苑或回龍觀。”陳寧安大手一揮，落到地圖北部邊緣地帶，狠命一掐，那勁頭活像發現了國軍老巢的共軍將領，“天通苑號稱建成亞洲最大小區，七十萬常住人口規模！比一個中等城市還大；回龍觀是北京最大的經濟適用房小區，也有幾十萬人。這兩個地方，正大興土木呢，輕軌也開工了，用不了五年，絕對人山人海。要不我在天通苑買房？那裏一家書店還沒呢，房租很便宜。我看過，三十平米的門麵房，月租五千可以拿下。”
“聽上去不錯。”我附和道。
“當然了，我盯上這很久了。”陳寧安信心百倍地的樣子，“我不迷信，但風水還不得不考慮一下，這兩地方都在城北，上風上水。”
研究的結果是謹慎樂觀。陳寧安建議：“我們不妨實地去看看，我和媳婦現在租房住在那裏，我們去坐坐，我讓她早點做飯。”
武彤彤問：“那得倒幾次車啊？”
“是挺遠，不過從這兒過去隻倒三次，估計兩個多小時就到啦。”
我大吃一驚：“還不遠哪？從成都到北京坐飛機也夠啦。”
“在北京這很正常，時間長了就習慣了。”武彤彤說。
我征求武彤彤的意見，她說看我，我說咱就是衝這個來北京的。計程車從西二環北上，北二環向東，再從安定橋北上，進入亞運村地區，一出立水橋，龐大的建築工地望不到邊，塵土遮天蔽日，各種工程機械震耳欲聾，簡易工棚隨處可見；灰頭土臉油光閃亮的民工們或來回穿梭或緊張施工，和阿富汗難民相比，他們少了一件長衫和頭巾，多了一個安全帽。
在破舊不堪的紅磚樓小區下車。附近街上布滿各種簡陋商店，商店內外擺放著質量可疑的商品，劣質錄音機播放著民工們喜歡的《大花轎》啥的，炮製出神經質般的喜慶氣。花花綠綠的劣質廣告牌參差不齊，髒兮兮的玻璃上貼著明星圖片，建築物牆上到處是紅油漆刷寫的“拆”字，狂草筆法，極凶悍。街上行人寥寥，大多數是民工。如果不是周圍的龐大建築工地和高架橋，你很容易把這裏認成某個內地小鎮。這地方，我看三五年內難成成熟社區。看了幾處門麵房，我臉上若無其事，心裏一片冰涼。
進屋時陳寧安老婆正做飯，油煙嗆人，趕緊進屋坐在簡陋的沙發上。武彤彤問：“嫂子從老家過來的吧？”
“是的，下崗啦。”他說。
“好啊，我也下崗啦。”我說。
“你也下了？嗨，你才多大呀？”陳寧安說。
“這個不取決於你的年齡而取決於你的運氣。”我忿忿地說，“一個行業不行了所有人都遭殃，一刀切。”
“嗨，咱這兒的事很難說，體製性的。”陳寧安。
武彤彤說：“不合理的事情多了去了，合理我就不走啦。”
“還是你好啊，惹不起躲得起，我是無處可躲啊。”陳寧安給我們倒水，“說實話，我也是為老婆找個事情做，剛開始不用雇人手。”
陳寧安又問我感覺咋樣，我說回去琢磨一下，明天有空去回龍觀看看，反正沒事。武彤彤說：“我陪你去吧，離我那裏也不太遠，明天我就一件事——遞交辭職報告。你趕過來吃午飯吧。”
我說：“學生食堂我就去，很久沒吃學生食堂啦，挺懷念的。”
“替我省錢啊，那好啊。就這麽定啦。”
“他們放你走嗎？”陳寧安問武彤彤。
“我想巴不得吧，少個刺兒。不過也許會做深感震驚狀，假惺惺挽留一下。”武彤彤聳了個肩，“然後雙方都解脫了。”
“這就叫雙贏。”我插嘴。
我和武彤彤在亞運村分手。倒了幾次車，炎熱、擁擠、喧囂和兩個多小時的漫長路途把我折磨得就像打了一場大規模內髒戰爭。還好，一路上沒遇到查證件的，回到住處，五髒六腑基本還在。
旅友們都睡了，我探頭探腦地進屋，取出洗漱用具。平躺在床上，突然電話響了，武彤彤來的，我壓低聲音說都睡了，她趕緊說怕你丟了，晚安，明天再見。
人潮洶湧，災民似的，我被撞得東倒西歪，還得奮力擺脫形形色色的粗暴拉客族。出站大廳，密密麻麻的警察和保安鷹一樣的目光搜尋著人群，密集地抽查旅客證件。穿製服的總是讓我這種人眼發暈腿發軟，我問旁邊一位河北旅友咋回事，他反問：“你買票沒用身份證嗎？”
“沒呀。”
“那是你沒趕上，查練功的。”
“沒聽說啊？”
“我也不知道。嗨，說得很嚴重，說是邪教。電視裏不停地放。”
我心虛地經過篩選，一出廣場，擁擠嘈雜燥熱汗臭和汽車尾氣讓我幾欲窒息。我餓狗搶食一樣擠上20路公汽。在北京站廣場又是一番掙紮，再次匯入另一片人山人海。看著巍峨的樓群開闊的街道閃爍的燈海，我如同十九世紀初到巴黎的外省人於連或拉斯蒂涅（注：於連、拉斯蒂涅，分別為法國作家司湯達（1783～1842）《紅與黑》和巴爾紮克（1799～1850）《人間喜劇》中男主角。）一樣局促不安。
一個從未想過的問題突入腦海：這個1000多萬人的城市，每天拉的屎、撒的尿都順著下水道流那去了？
汗流浹背的我拿出地圖對照著走，穿過地鐵通道，進入涼爽的恒基中心，然後通過長安街地下通道，來到長安大戲院背後僻靜的貢院胡同裏的四川駐京辦。這兒位置好，憑四川身份證可打折。中國人是靠味覺來認知世界和自我的，對於異鄉人而言，找到家鄉客棧，聽到鄉音，吃到家鄉菜，味覺上的認同就消弭了異域感，舒緩了緊張感，你也就獲得了一種短暫而虛擬的安全感。
“沒目的就不能來嗎？這事夠稀罕的。”看著登記薄上“來京目的”那一欄我就想笑。
“您第一次來北京吧？”那女子笑著問我。
“來過，前年還來過呢，住海澱那邊一賓館。”
“沒讓您填嗎？我不信。”
“是會務組幫我登記的。”我想起來了。
“對吧，不是老鄉為難您，規定不是我定的。”
“你說壞人來旅館還會寫下‘我是來犯案的’的？我算開眼啦。”我拿起筆來，飛速寫下一溜字。那女子笑得直不起腰，另一女子納悶地拿起登記簿念了出來：“瞻仰偉大領袖遺容？啊——！”
“人民想念毛主席——這理由正當吧？來一次首都我容易嗎？全村都眼巴巴等我帶回好消息呢。”在眾人的笑聲中，我拿起身份證、鑰匙、出入證轉身進了電梯。
房間正對西曬，踏進去就像進了烤箱。趕緊打開電風扇，還是大汗淋漓。我鎖好錢包和手機，取出拖鞋，來到公共浴室。隻有一男的。我一聲不吭衝了一會，那男的和我搭訕：“四川人吧？”
“啊。”
“旅遊還是開會啊？”
“瞻仰偉大領袖遺容——第二次。”
他大笑起來，笑聲既像公公又像娘娘。我掃了一眼，斯文的中年男人，身子白得晃眼，如去了毛的行貨。
“你身上好多毛啊！”他忽然說。
“嗨，我屬猴子的，沒進化完，嘢——，我直立行走了。”這無聊的地方，開開玩笑挺解悶。
他也大笑。突然，他一步上前：“哎呀，多雄性啊，好性感！”
我還沒反應過來，他就摟住我，我嚇得一退，嗬斥道：“你幹嘛呀你？”
“我給你搓背吧，我們互相搓吧。小夥子好性感啊！”他叫道，一隻手伸到我背上。我奮力甩開他的手，讓他滾蛋。這個放肆的“同誌”尷尬退後，訕訕地“不好意思不好意思”，草草穿衣滾蛋了。
次日，我並沒有去瞻仰偉大領袖遺容——再偉大的木乃伊也是木乃伊。記得首次進京去瞻仰時，那宏大而陰森差點沒讓我當場暈過去，明明想擠出眼淚，結果卻濕了褲子。打小就特怕死人，總擔心那物事會突然坐起來衝你一笑什麽的。我想如果偉大領袖在天有靈，一定大發革命雷霆，無神論領袖的遺體是爾等拿來展覽的麽？
我又看地圖，又問路人，東拐西繞，走進一大片不見邊際的迷宮般的胡同裏，好不容易才找到“燒餅胡同”。這個壓根就沒燒餅鋪子的胡同又窄又擠，一人多高的灰撲撲的老舊建築，猶如八十年代初期的靀城背街，和胡同外寬闊體麵的大街猶如兩個世界。晨歌所在的赫赫有名的出版社就位於胡同深處。
老四合院門口，一老頭命我登記。還好，登記薄上“來京目的”一欄換成了“來本單位事由”，所以“瞻仰偉大領袖遺容”就變成了“和晨歌談稿”。老頭拿起老花鏡，看看我填的信息，再抬頭掃視我一眼：“哦——四川的？出書的吧？”
我哼哼哈哈。他又問：“家鄉人民生活還好吧？”
我有些吃驚，答道：“托您的福，家鄉人民很幸福。”
他顯然很滿意這個答案，還做出禮賢下士狀，親自領我走進大院。晨歌正和一著名作家通電話。他看上去年輕，一表人才，站起來和我握手，捂著電話對我說先到對麵主編室。冬陽嬌小精幹，前幾年她和晨歌編輯的幾套作品橫掃中國之後，暢銷書不斷，名氣如日中天，門庭若市。冬陽取下眼睛，看著我：“你是戈海洋吧？”
“是的。”我就像偽軍見了太君似的點頭哈腰。
“你這是專門到北京談書稿來了？”
“好幾件事呢。”
“你的稿子我看了。”她站起來給我沏了一杯茶，安排我坐下，接著說，“你年輕，有潛力。不過這部書稿要出的話還得大改，咋改，你聽我的意見。”
“當然當然，給你們投稿，我不自量力。”我恭謙地說。
“我們社雖然名氣大，但還是小社。”她說，“你看我們這辦公環境，老民居，夠寒磣的吧，來個人都不好意思。不過我們過兩月就搬到寫字樓去了，五a級的，以後有機會可以過來坐坐。”
然後她叫一女孩將我的書稿拿來，翻開，裏麵有一些用筆標出的記號，她隨便指出幾處：“你瞧，你這樣寫，看著倒痛快，出來肯定惹事。”
“那不過一個處級幹部，這種芝麻官中國怎麽也得上百萬吧。”我小心翼翼地說。
“這個跟級別沒關係，是寫法問題，背後是態度問題。你這部稿子麻煩大了，還沒出就被盯上了，出了你可沒事，我們脫不了關係。也許別的社沒問題，我們出過一次事，檢討個沒完。”她解釋道，“我們是出版社，上邊不給你書號，你吃啥？”
“理解，理解。”我連連說。
冬陽要我把書稿拿回去動大手術，改完給晨歌。寒暄一陣，把我送出了燒餅胡同。為了確證燒餅胡同是否真有燒餅，我從另一頭走出去，連燒餅味兒都沒有，倒是有幾家杭州包子鋪把我的腸胃刺激得咕咕直叫。和四川包子相比，西湖邊的包子實在難吃，北方餃子還行，個兒大，至少填個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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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安街上道路的寬闊、建築物的宏大、車流的湍急和人流的密集，摧枯拉朽般讓人產生螻蟻般的渺小感。密集而警惕的警察、便衣和保安讓人渾身癢癢，以致於我經過他們的麵前時，努力裝出一付上對得起黨和政府下對得起人民的樣子。我在王府井附近閑逛一陣，擠上1路公汽到了西單圖書大廈這個中國最大的書店。這裏不愧是個免費看書、免費納涼的好地方。暮色蒼茫時，乘地鐵到大望路，然後倒車前往紅廟。
幾年前，李皓和楊星辰再也無法忍受清貧，從位於京郊的單位不辭而別，淪為京漂一族。後來，他們向我炫耀他們上報啦——被單位開除，報上發聲明了。
1997年初夏到北京見了兩人。李皓在一家翻譯公司，沒底薪，翻譯千把字，可以掙一個盒飯啥的。還去楊星辰的“國際貿易公司”看了看。這是他從外貿公司辭職後剛成立的公司，光杆司令。我探頭探腦地進去，嚇了一大跳。地下室一間十平米小房，既住人，還辦公。陰暗潮濕，散發著黴味，二十四小時開著慘白的吊燈，活像一處法西斯秘密專政場所。惟一有點公司痕跡的，是擁擠不堪的桌子上一台電腦、一台傳真和一堆中英文文檔，桌椅統統舊貨。那個下雨天，天花板不斷滲出水滴，楊總不得不在桌子和電腦上蓋幾張報紙，不停替換。他的生意是將國內小工藝品貼上自己的注冊商標銷往國外。楊總拿杯給我接水，飲水機活像患上慢性前列腺炎；我一坐下，屁股下的沙發發出哀嚎。我開玩笑說：“這哪是開公司，勞改啊。”
楊星辰苦笑：“勞改還管吃管住呢。哥們要真的撐不下去了，就學《警察讚美詩》裏的索皮去。”
當時楊星辰和李皓都勸我留在北京，和他們構成“三劍客”或“鐵三角”什麽的，我也躍躍欲試，無奈老爸突發中風住院，放棄了。
在紅廟站，我四處張望，後腦勺被人一拍，回頭看一無所有，幾米處一陌生人偷著樂。我正納悶，腳腕處再被一擊，我一個趔趄，順勢向下一看，兩家夥正蹲在地上咧開大嘴笑呢。打鬧著走向川菜館。這是楊星辰的意思，先吃飯，再去他“家”坐坐。李皓還是光棍，住在老遠的通州。兩年不見，楊星辰風采依舊，李皓半頭白發。
“一根白一段艱辛！”他歎氣，又看著我，“你也憔悴了很多，哪像當年英姿颯爽下流倜儻啊。”
“一畢業七年啦，下崗，失戀，破產，老爸又走了，我容易嗎？”我說。
“唉，都不容易都不容易。”大夥惺惺相惜異口同聲。
我問李皓：“你還準備考研？你覺得你還不夠傻麽？”
“職場混，沒辦法。”他說。
“幸好開公司沒要求本科或研究生以上學曆，要不我隻好孟薑女哭長城囉。”楊星辰說。
走進餐館，一桌邊女子站起來。楊星辰相互介紹：“我媳婦陳菊，這就是大名鼎鼎的戈瓜娃。（注：瓜娃，四川方言，“傻小子”之意。）”
“也是當年名震校園的走廊歌星。”李皓補充。
“盡拿山裏孩子開涮。咋就不說我時代的弄潮兒——下崗職工啥的。”我打趣。
陳菊人如其名，小巧玲瓏，淡雅如菊，不像辣妹子。
我們東拉西扯海闊天空，散席時已酒酣耳熱，醉意朦朧，進附近小區前，我笑問：“這裏登記嗎，‘來京目的’啥的？”
“一般填來本小區目的，這取決於你的形象——還好，你看上去不像民工。”楊星辰說。
“工人住宅，沒啥可偷的。”陳菊說。
果然那個醉貓一樣的保安瞅了我們兩眼，沒理睬。這是北京常見的老舊紅磚樓，我們在黑咕隆冬的樓道裏小心翼翼往上走，每走幾步，楊星辰就跺一次腳，或者大喝一聲，燈就應聲而亮，功率不會高於十五瓦。人還沒過，又滅了。楊星辰自我解嘲：“這就是領導階級小區，路燈都舍不得裝。”
李皓說：“楊總已經從地下室搬到五樓了，進步已經很大了。”
“你不也住樓房了嗎？”楊星辰反問。
“我在北京邊緣呢，你怎麽也算打入cbd邊緣了。”李皓說。
“啥叫cbd？”我傻冒了。
幾人相視一笑，李皓說：“哥們，真落伍啦！cbd是centralbusinessdistrict的縮寫，中央商務區，年度最酷名詞之一。”
楊星辰：“也叫chinabeijingdabeiyao，中國北京大北窯。”
他們大笑。我一頭霧水，這名字夠土的。兩居室，一間十多平米，擺著三張舊辦公桌，那台舊電腦還在，又新增了兩台，還多了打印機，新沙發，室內亮堂堂的。陳菊給我們每人取了一杯茶水，劃開一個冰鎮西瓜。
我四處溜達，說：“鳥槍換炮了啊？”
“爬雪山過草地飛奪瀘定橋的日子剛過去。”楊星辰笑，“房子是租的，連自己的窩都算不上，就遮風避雨做飯辦公睡覺。”
“還有一個功能吧？”李皓對兩男耳語，我們暴笑，陳菊頗為窘迫。
我說幹脆給他們打工算了，陳菊笑：“哪請得起你喲，就一夫妻店，都是義工。請了一個親戚，還是幹活多拿錢少，不幹活不拿錢。”
“我就一瞎說。”我轉而問，“這房多少錢？”
“你猜猜？”楊星辰反問我。
“七百？八百？”
“你租給我啊？”
“一千？”
“翻一番還差不多。”
“吃人啊！”我大吃一驚。
“就這個價，這裏是cbd邊緣，進去了更貴。我在通州和人合租，一間都要六百多呢。”李皓大發感慨，“你在北京待久了就知道殘酷性了。就跟一個磨盤、篩子似的，使勁往外篩人，你要想留下來，你就得拚命變成大沙子。別一見‘北京歡迎您’的標語，就拿它當自個家了。”
“我還不致於如此傻逼吧，想當年也是闖過深圳的。”我站起來在屋子裏轉悠。巨大的書架，塞滿了商務英語書籍、文件夾啥的。牆壁上一張英語版世界地圖上布滿了蜂窩似的小紅旗，乍一看希特勒的軍事地圖似的。
“星火燎原啊！除了南北極，生意遍天下了。”李皓讚歎。
“看著多，都是小單，累個半死做一筆，也就賺幾百英鎊千把美金萬把馬克十萬日元啥的。”楊星辰說。
“還嫌少啊？”李皓叫起來，“我累個半死，一個月才夠你賺一筆的。”
“隻見賊吃肉，不見賊挨打。”楊星辰笑，“地下室的日子你不知道？半年開不了張，夢裏哭醒好幾回。”
“現在是開張吃半年。”我接下話茬，“你們都比我強多了，我累個半死，就賺一把濁淚——還是自己的，流胃裏去了，倒也幫助消化。”
楊星辰興致勃勃地演示著他的電腦技術，擊鍵如飛，全部盲打，在喝彩中，他說他已經上網衝浪了。我惴惴不安地問：“啥叫上網？衝什麽浪？”
李皓看我的眼神就像當年迅哥兒看閏土：“嗨，剛才叫你傻根還有點於心不忍呢。”
“都是山區來的孩子，都是一個師傅帶出來的，差距咋就這麽大哩？我連電腦開機關機都不會呢，按現在標準成文盲啦。”我慚愧地說，“你們就給傻根哥掃個盲吧。”
“不可思議！不是哥們不長進，是這世界愛抽筋。”現場掃盲後我感歎。
“這在中國還是新事物，北京用的人都很少，但發展極快，你很快就知道了。”他給我一張名片，指著一個帶@的地方說，“這就是我的email，以後聯係。”
他又打開厚厚的硬殼文件夾給我們看，全是他簽的外貿合同。看著猶如看天書，這才意識到晃蕩了這些年，英語蛻化到石器時代去啦。楊星辰說這叫電子商務：“b2b，b2c聽說過嗎？”
“聽說過u2——不是美軍高空偵察機而是愛爾蘭樂隊，我最喜歡的搖滾樂隊。”為了不失麵子我東拉西扯。
“這都哪兒跟哪兒啊？”李皓忍俊不禁，解釋這是兩種電子商務模式……
“老哥我一不留神成了中國電子商務的先驅，而且一開始就盈利——盡管隻有點小錢。你看看那些大網站，燒了幾個億還沒一分錢進賬呢。山大無柴燒啊！下一步，老哥要建自己的網站了，老有外國客戶要求看看我的公司網站。”楊星辰滔滔不絕地講起他的生意經。看著他那高聳而筆直的鼻梁，深不可測的眼窩和色彩斑斕的眼球，愈發對他自我標榜的漢人血統表示懷疑，咋看咋像一個唐宋時期散落在中國東南沿海的猶太人投胎轉世。
陳菊忙打斷他：“你們別聽他瞎吹。”
楊星辰笑笑：“嗨，自己人嘛。”
分手時李皓拍著我肩膀：“哥們，咱們改天再聚，我做東。你最近幾天有啥安排？”
“見一些編輯朋友，有個是大學女助教，她下月就去美國留學啦。”
“你真行啊！咋勾搭上的？”楊星辰說。
“請注意措辭。”我提示，“純粹工作關係，我投稿，她是兼職編輯，審稿，我們談稿子。”
“嗬嗬，你投稿，她審稿，再談稿，不就搞——上了嗎？”李皓伸出兩根手指頭，湊成一對，一臉淫笑。
“趕緊拿下，把你也捎帶過去得啦。你也該結婚啦。”陳菊說。
“別拿我開涮了。我一下崗職工，天方夜譚啊。”我說。
“你也不要妄自菲薄嘛。”楊星辰說，“小米加步槍一樣取得革命勝利。”
陳菊夫唱婦隨：“愛情沒任何理由，隨時隨地都可能發生。”
“那也得王八看綠豆對上眼。”我正經說，“她給我介紹一個做小生意的夥伴，明天見那人，開書店。”
“你喜歡書，又是讀書又是寫書，倒適合幹這個。”陳菊說。
小夫妻把我們送到公汽站然後返回。在長安街，我像塞沙袋一樣把李皓往最後一趟728路公汽裏塞，他被夾在門縫裏不能動彈，我拿出吃奶撒尿的勁兒，就差飛踹一腳了。李皓走後，我穿過地下通道，向朝西的汽車站走去，迎接另一場血拚。
3
武彤彤和想像中很不一樣。她輪廓硬朗，猶如硬筆版畫人物。她不高不矮，不胖不瘦，不白不黑，短發整齊而精爽。她穿灰色短衫，斜挎黑布包，淺藍色裙子，涼皮鞋。武彤彤臉上有些小痘子，疑似青春遺留物。她微笑起來顯露的牙齒略有四環素色素沉澱。她小巧的黑色邊框眼鏡後的目光有詰問般的尖銳，讓我本能回避直視。她走路說話風風火火，頗有男子風格。她不算漂亮，健康精幹，一看就是工人階級的女兒。
見我第一眼，武彤彤就像高速掃描儀迅疾將我上下瞄了一遍。我心裏嘀咕，莫非名校的書呆子就不一樣麽？
我住四人間，客人都出門了。沒空調，寒暄時，武彤彤不停用雜誌扇風。我拿出新買的礦泉水，搬過立式電扇，抱歉地說：“便宜沒好貨，有空調的標準間要二百多塊呢。”
“住找地下室啊，光線不好，但涼快。北京地下室旅館很多。”
“嗬嗬，主要還是錢的問題。”我笑著伸出拇指與食指中指快速摩挲幾下，這潛意識下的形體語言，讓我俗不可耐的嘴臉暴露無遺。
“那倒也是。”她說，然後從大布包裏拿出稿件來，滿臉窘迫，“該我說不好意思了，每次退稿都非常慚愧，這次更是，這是我出國前看的最後一部稿子。你別太難過了。”
“嗨，都麻木了。”我強作笑顏，隨手接過稿子塞到枕下，“我就是無聊透頂，庸人自擾。”
“我知道你要表達什麽，權利與金錢之爭，理想主義破滅，囚徒困境——”
我哈哈大笑：“真是英雄所見略同啊。”
“啥意思？”
“兩年前，幾個評論界的大尾巴狼也這樣說，不過我覺得更應該叫困獸猶鬥。都怪他們，書還沒出就給我一等獎，難免讓我自我爆炸。”
“都有誰啊？”
“白馬、黑馬、瘦馬、非馬、夜馬……都是馬，應該叫他們大尾巴馬才對。就一馬幫。”
“我知道這幫人，不咋地，都是走穴撈錢，滿嘴跑火車。你別在意。”
“也太不值錢了，不到五百塊，評價就這麽高——囚徒困境。要給一萬塊，肯定把茅盾獎扛回家；有個十萬八萬，還不弄個炸藥獎（注：炸藥獎，指諾貝爾獎。）——提名什麽的？”我數落起來。
“我可一分錢好處還沒落著嗬。”
我意識到不妥，立即說：“不給錢，才說真話呢。——我們說正事吧。”
“我已經約好了，下午兩點，阜成門華聯商廈門口。”她說，“那人叫陳寧安。”
“那人咋樣？”
“我覺得還行吧，不熟悉，工作關係簡單接觸過。”
我一看快午飯時間了，就邀她去吃川菜，她很高興，又說：“還是我給你接風吧，你是客人嘛。”
“這兒是四川駐京辦，誰是客人啊？”我笑。
“可這兒是北京啊。”
“北京是全國人民的，再說這兒是四川省駐京辦，你就別爭啦。”我站起來說，“這裏川菜挺地道的，就是價格有點欺負人。”
“好吧，下次我來挨這欺負吧。”
電梯口旁，她說：“你和照片上不太像了。”
“是嗎？那是八年前的照片了。”我感慨道，“生活的艱辛就像一把隱形刀子，殺人不見血啊。”
“我不是說你老了，照片上特別嚴肅，你挺可樂的。”
“像我這樣的社會渣滓，黨不疼國不愛的，再不可樂點，你說我怎麽活？”我按開電梯，讓她先入。
“哼，還挺紳士的。”她笑。
吃飯時，談起她留學的事情。我問：“為啥非要留學呢，學海無涯苦作舟啊！”
“我本來不想走，可是國內很多地方不盡如人意。”
“你能混到北京——對不起，我不該用‘混’這個詞。你留在北京，大學助教，多讓人羨慕啊，還走啊？”
“嗨，這算啥。我大學同學走得差不多啦，我算晚的了。”
“人民把你們培養出來，都這麽走了，咱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還怎麽搞啊？”我笑言。
“嗬嗬，你說話的口氣像個保守派官僚。”她也笑起來，“可是他們的子女差不多都走了，所以這個問題你問錯人了。再說，就算我想留下來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我沒機會啊。”
“咋沒機會了？”
“這兒的事情你又不是不知道，你那個小說不是一半都寫機關人際關係嗎？”
“我那是瞎編，事實上我一天也沒在機關待過，純屬意淫——不好意思。”我拍打了自己嘴巴一下，接著說，“我一畢業就淪為社會閑雜了，現在是資深社會賢達，進入政協指日可待。——大學應該單純多了吧？”
“你沒待過，文化人成堆的地方累上加累，全來陰的。我是直性子，很不適應，惹不起咱還躲不起嗎？”
“明白，《圍城》裏有一句話：雞鴨多的地方，糞多；女人多的地方，笑多。鬥膽來個狗尾續貂，文人多的地方，妖風多。”
“精辟！”
“‘川北涼粉’是我家鄉小吃，嚐嚐怎麽樣？”我把剛上的菜指給她。她嚐後說：“勁道，真辣，過癮。”
“你是去讀啥專業來著？”
“文學，也許轉成社會學，社會學更有前途。”武彤彤解釋說。聽見社會學我tmd就想抽筋，我拚命忍住了，問：“你這一去幾年啊？”
“如果讀碩士，三年吧；如果讀博士就長了，人文學科碩士加博士要讀七八年，甚至十年。國外不認中國的研究生學曆，連我母校都不認，所以我會從碩士讀起。”她辣得直噓氣，拿起涼茶喝。
“就這麽讀下去啊？”
“走一步看一步了。”
“還回來嗎？”
“不知道，看情況再說。——你咋這麽關心我啊，怕我嫁不出去啊？”她忽然異樣地盯著我。我一慌：“嗬嗬，你現在就已經很困難啦。這是個社會問題，你就研究你自己吧。”
“你啥意思啊？”她笑起來。
“地球人都知道，自太監消失後，人類就分為三類——男人、女人、女博士。”我一本正經地說，“現在人妖填補了太監的空缺，嚴格說還是有四類。”
“我抗議！我看你一點正經沒有！”她笑著嗔怒道。
“我說的是事實，要不我們做個實驗。”我喝了幾杯酒，有些不像話了。
“啥詭計？”
“也沒啥，就在這餐廳，如果嫌人少，吃完飯上長安街去做這個實驗。”我繪聲繪色：“你呀，就拿出當年偉大領袖在天安門那種氣勢高聲宣布——本人某某，京華大學博士，年方二八，待字閨中。你看有啥反應？”
“我神經病啊？”武彤彤拿餐巾紙捂住嘴笑，“我知道——我知道你拿我開涮。有啥反應？我倒想聽聽。”
“那問題可嚴重了。”我信口開河，“恐怖襲擊啊！如果在餐廳，所有男的都趴桌下去啦；如果大街上，會爬樹的都上了樹，小偷都上了房梁，不會爬樹的統統鑽進地鐵防空洞啦。”
她笑得岔氣：“笑死我啦，我有那麽寒磣嗎？”
“不是你寒磣，而是哥們寒磣。”我用餐巾紙抹抹嘴唇，問她，“吃好了吧，我們結賬吧。”
“味道真不錯，有機會再來。”武彤彤一邊收拾自己的包，一邊說，“我第一次看你書稿，還以為你也是哪個名校出來的呢。”
“嗬嗬，聽聽這個‘也’字，智力上的優越感欲蓋彌彰啊。”我說著向服務員揮手。
“你多慮了。”
“沒關係，這是骨子裏的東西，誰都一樣。”我掏錢付款，接著說，“就像從小我們受盡了老師在知識上的欺負，有機會肯定轉嫁出去——瞧瞧我對服務員的惡劣態度。”
“你真敏感，我得小心應付了。”她笑。
出院子、胡同，上長安街，我們並沒有做那實驗，而是從建國門乘地鐵前往阜成門。不是上下班高xdx潮，卻是旅遊高峰，警察和保安異常多。武彤彤動作比我還敏捷，一個閃身就擠進了地鐵門。我被人群堵在後麵，她眼明手快，不由分說一把拽住我，幾個回合，我像累贅一樣被拽了進去。剛正常呼吸幾口，突然一個男的一驚一乍：“特大消息啦：著名歌星甜妹自殺了！甜妹不堪人言可畏於昨夜兩點家中自殺，年僅三十二！……兩塊一份！”
一個看上去頗有氣質卻失魂落魄的男青年拿著一摞報紙，在旅客眼前一晃，反複吆喝。這是一份聞所未聞的報紙，封麵上的確有甜妹自殺大標題，配以甜妹玉照。大多數人都木然，一人咕噥：“關我屁事！”
武彤彤說：“得了，這一段時間甜妹天天自殺！”
我湊趣：“與時俱進了，兩年前我來北京時劉德華天天自殺，現在成甜妹啦。”
果然，幾個買了報的發現上當，破口大罵，報販已經勝利大逃亡。幾個職業地鐵乞丐換班了，他們挨個兒要錢，髒兮兮的手伸到你的鼻子前，眼睛直勾勾地盯著你，把你盯得問心有愧魂飛魄散。我們拒絕和乞丐對視，麵對麵交談著。半個小時裏，我們緊緊站在一起，拉住吊環，前言不搭後語地聊著瑣碎的話題：北京交通、天氣、食物、留學……有時候，我們身體不由自主地磕磕碰碰；有時候，我能感覺到她溫熱的鼻吸氣流拂過我濕漉漉的臉麵。
4
江蘇人陳寧安典型的、還沒富起來的中年知識分子形象，清矍、精明而虛頭巴腦。他背著黑帆布包，眼鏡背後是疲憊、機警而遊離的雙眼。寒暄幾句後，他拿出一包民工特供煙“黑河”，示意我也來一支，我婉拒了。這和香煙牌子無關，我當時已經戒煙三年了。
在阜成門華聯商廈頂樓餐飲部，我買了一堆飲料，開始暢談我們的發財大計。陳寧安先問我對圖書行業是否熟悉。武彤彤幫我回答：“人家都寫書了，能不熟悉嗎？”
“我愛逛書店，也挺愛買書。閑人嘛。”我說。
“那多好，以後出書了直接放自個店裏賣得了，省得被剝削一次，書店黑著呢。”陳寧安將煙點燃，猛吸一口，興奮地說，“書店賺的就是閑人的錢。咱中國這麽多人，閑人也少不了。您一年買書花多少錢？”
“難說，時多時少，一年下來怎麽也得幾百塊錢吧。”我說。
“如果每個人花你一個零頭就不得了，‘席叔書屋’您知道嗎？”陳寧安問我。
“聽說過。”
“那就是幾個閑人開給閑人的書店，現在做大了，聽說要上市了。還有‘三聯書店’也是閑人養起來的。”
“‘三聯’是老字號了。”武彤彤補充，“改天我帶你看看吧，很有特色。”
“更不要說——”陳寧安繼續說，“咱還可以賺學生的錢。中國幾億學生呢，這市場，可以說無窮大。光北京就有幾百萬學生。”
“理論上說沒問題，還是越細越好，最終還得落實到細節上。”我說。
“有道理，魔鬼在細節中。”陳寧安從黑包裏拿出一個大本子，翻開，再取出一支筆。我們幾個像研究軍事地圖的參謀一樣俯身端詳起來，就差一個放大鏡了。陳寧安指著簡約地圖上密布的三角形說：“我經過各種途徑，基本摸清了北京書店分布圖。根據我們現有資金，隻能開一家店，小店麵，還不能在繁華地段。”
我笑言：“小米加步槍啊。”
“可不是嘛。”陳寧安歎息，又轉問武彤彤，“要不你也入一股吧。”
武彤彤直搖頭：“你看我像有閑錢的人嗎？能給你介紹一個就不錯啦。我才上了三年班，一月一千多，我能幹啥；做兼職那點錢，還不夠我考g（re）考t（oefl）的。”
“那行吧，你以後寄點美元來也行，咱一不留神成中美合資啦。”陳寧安說。
“學校周圍怎麽樣？”我問。
陳寧安摁滅煙屁股，說：“主意是不錯，但每個人都這樣想，就麻煩了，房租貴，還打折，反而掙不了幾個，競爭太激烈了。”
“看來我們隻能走農村包圍城市的老路了。”我說。
“戰略上是這樣。”陳寧安說。
武彤彤給我們打氣：“北京發展多快啊，攤大餅似的。現在的城郊，沒幾天就是城裏了。海澱、朝陽、豐台以前都是農村呢，我以前上學時校外北大荒似的。北大窯，現在多牛，百年前就一官家瓦窯。”
“武老師——武編輯說的有道理——就是一百年太磨人了點。”我嗬嗬一笑，“那咱們有什麽選址呢？”
“去天通苑或回龍觀。”陳寧安大手一揮，落到地圖北部邊緣地帶，狠命一掐，那勁頭活像發現了國軍老巢的共軍將領，“天通苑號稱建成亞洲最大小區，七十萬常住人口規模！比一個中等城市還大；回龍觀是北京最大的經濟適用房小區，也有幾十萬人。這兩個地方，正大興土木呢，輕軌也開工了，用不了五年，絕對人山人海。要不我在天通苑買房？那裏一家書店還沒呢，房租很便宜。我看過，三十平米的門麵房，月租五千可以拿下。”
“聽上去不錯。”我附和道。
“當然了，我盯上這很久了。”陳寧安信心百倍地的樣子，“我不迷信，但風水還不得不考慮一下，這兩地方都在城北，上風上水。”
研究的結果是謹慎樂觀。陳寧安建議：“我們不妨實地去看看，我和媳婦現在租房住在那裏，我們去坐坐，我讓她早點做飯。”
武彤彤問：“那得倒幾次車啊？”
“是挺遠，不過從這兒過去隻倒三次，估計兩個多小時就到啦。”
我大吃一驚：“還不遠哪？從成都到北京坐飛機也夠啦。”
“在北京這很正常，時間長了就習慣了。”武彤彤說。
我征求武彤彤的意見，她說看我，我說咱就是衝這個來北京的。計程車從西二環北上，北二環向東，再從安定橋北上，進入亞運村地區，一出立水橋，龐大的建築工地望不到邊，塵土遮天蔽日，各種工程機械震耳欲聾，簡易工棚隨處可見；灰頭土臉油光閃亮的民工們或來回穿梭或緊張施工，和阿富汗難民相比，他們少了一件長衫和頭巾，多了一個安全帽。
在破舊不堪的紅磚樓小區下車。附近街上布滿各種簡陋商店，商店內外擺放著質量可疑的商品，劣質錄音機播放著民工們喜歡的《大花轎》啥的，炮製出神經質般的喜慶氣。花花綠綠的劣質廣告牌參差不齊，髒兮兮的玻璃上貼著明星圖片，建築物牆上到處是紅油漆刷寫的“拆”字，狂草筆法，極凶悍。街上行人寥寥，大多數是民工。如果不是周圍的龐大建築工地和高架橋，你很容易把這裏認成某個內地小鎮。這地方，我看三五年內難成成熟社區。看了幾處門麵房，我臉上若無其事，心裏一片冰涼。
進屋時陳寧安老婆正做飯，油煙嗆人，趕緊進屋坐在簡陋的沙發上。武彤彤問：“嫂子從老家過來的吧？”
“是的，下崗啦。”他說。
“好啊，我也下崗啦。”我說。
“你也下了？嗨，你才多大呀？”陳寧安說。
“這個不取決於你的年齡而取決於你的運氣。”我忿忿地說，“一個行業不行了所有人都遭殃，一刀切。”
“嗨，咱這兒的事很難說，體製性的。”陳寧安。
武彤彤說：“不合理的事情多了去了，合理我就不走啦。”
“還是你好啊，惹不起躲得起，我是無處可躲啊。”陳寧安給我們倒水，“說實話，我也是為老婆找個事情做，剛開始不用雇人手。”
陳寧安又問我感覺咋樣，我說回去琢磨一下，明天有空去回龍觀看看，反正沒事。武彤彤說：“我陪你去吧，離我那裏也不太遠，明天我就一件事——遞交辭職報告。你趕過來吃午飯吧。”
我說：“學生食堂我就去，很久沒吃學生食堂啦，挺懷念的。”
“替我省錢啊，那好啊。就這麽定啦。”
“他們放你走嗎？”陳寧安問武彤彤。
“我想巴不得吧，少個刺兒。不過也許會做深感震驚狀，假惺惺挽留一下。”武彤彤聳了個肩，“然後雙方都解脫了。”
“這就叫雙贏。”我插嘴。
我和武彤彤在亞運村分手。倒了幾次車，炎熱、擁擠、喧囂和兩個多小時的漫長路途把我折磨得就像打了一場大規模內髒戰爭。還好，一路上沒遇到查證件的，回到住處，五髒六腑基本還在。
旅友們都睡了，我探頭探腦地進屋，取出洗漱用具。平躺在床上，突然電話響了，武彤彤來的，我壓低聲音說都睡了，她趕緊說怕你丟了，晚安，明天再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