隱藏了好幾天的太陽，衝破陰晦的天空，照耀大地，這對於準備行動的羅霄縱隊，真是得了“天時”。
隊伍趁著天色晴朗，循著迂回曲折的雪道，蜿蜒向北。這天的行軍序列是，三團為前衛，一團為本隊，二團為後衛，縱隊直屬隊在前衛後行進。雪後初晴，冷氣刺骨。各人隻露出眼鼻和口。手上戴著各種顏色的手套，包袱外邊捆著幾雙草鞋，大踏步地前進。
這天正午，部隊到了一個高山下。在平常，他們一到宿營地，除了有大的敵情外，都是隨到隨宿營。這一天雖然沒有敵情顧慮，除擔任分配房子的人員外，都站在宿營地外一個廣場上。
隊列中一個背圖囊和手槍的人，身材較高而結實，濃眉，雙目炯炯，走到幾個看熱鬧的農民麵前，說了幾句客氣話，就向他們請求說：“老表，借幾把秤，行嗎？”
“行！”農民立即答應，又問，“要幾把？”
“越多越好。”
老表們和士兵們都笑起來，他們都奇怪，覺得從來還沒有看到借秤也說越多越好的。左猜右猜，誰也猜不著，隻有等秤來了再看看。
借秤人名叫黎蘇，是羅霄縱隊的參謀長。他家在賈魯河畔，土地不多，由兼做草藥醫生的父親耕種。也隻夠吃。童年讀私塾，後考入舊製高等小學，畢業後考入中學，才一年半，因故鄉連年饑荒。便輟學投身北洋軍隊。大革命時代，參加了響應北伐軍的戰爭。武漢政府叛變革命後，他以單純的軍人態度繼續服役，參加蔣馮閻軍閥大混戰。中原戰爭結束後，由蔣介石統率他們在鄂豫皖地區打紅軍。黎蘇本來在大革命時期就受過在軍隊中工作的共產黨員的影響，知道蘇維埃政府是最廉潔的政府，紅軍是代表工人農民利益的軍隊。後來更多更直接看到共產黨和蘇維埃政府、紅軍的主張和行動，就確認他們和中國其他任何政黨、政府和軍隊不同。他當時是副營長，他那營獨立駐在蘇區邊一個鎮子裏擔任守備。他的團有個團副和他那營有兩個連長，是秘密共產黨員。他們利用國民黨軍隊中-一些士兵和軍官對進攻蘇區的不滿，決定起義。他們在黎蘇同情讚助下，做好營長的工作，派人到蘇區和共產黨聯係。就在紅軍配合下起義了。半年之後，因為黎蘇有較好軍事知識和技術，就調到羅霄縱隊工作，他仍然保持了正規軍人的氣質和風度，不同的是加入了共產黨。在起義前他是少校軍官，起義之後很快和士兵打成一片，過官兵平等和無薪餉的生活了。羅霄縱隊北上的時候，他看到部隊有個不好的習慣，沒收土豪的東西，特別是被服，臘肉之類，總想多帶。這樣很多人包袱很重，影響整個部隊的行動。這天早晨出發之前，接到紅軍總司令部的電報，要羅霄縱隊趕快進到南潯鐵路附近，為了加速行軍，必須減輕不必要的行李。他向郭楚鬆建議說：“到宿營地就減行李？”
“好。”郭楚鬆毫不猶豫地回答。他也覺得這個問題必須解決，又補充說，“必須嚴厲一點，行動要真正做到‘其疾如風’。”
黎蘇說：“不管是誰，一律不準帶不重要的東西。”
隊伍集合好了，每個人身後是自己的行李包裹，黎蘇站在一個土台上，向部隊說：“同誌們聽著，大道理我不講了，講點小道理。當兵打仗，最要緊的是輕裝上陣，如今我們是長途行軍打仗，這個問題尤其重要，俗話說遠路無輕擔，我們都是有這方麵經驗的人。可是我們有的同誌，行李太多，把沒收土豪的東西都背上了。而不管用得著用不著，有些人甚至把女人的褲子也背起走。真不象話。背的東西多了，影響行軍速度，削弱了戰鬥力，因此，我們決定輕裝。不需要的服裝、物品，一概送給老百姓，不需要的書籍文件，不能送人的，一把火燒掉。炊事員隻準挑一餐的菜——就是豬肉雞鴨，也不準多帶！”
黎蘇說到這裏，停了一下，叫就近部隊行政首長來，每人發一把秤，眼睛隨即向大家掃射一下，高聲而嚴肅地說：“各人把包袱解開！”
所有的人包袱打開了，他命令大家把紅紅綠綠的和不必要的物品，通通清出來，集中一塊，叫宣傳隊長陳廉給群眾分掉，不需要的文件，一把火燒了。需要的東西，各夥食單位過秤。
黎蘇在各部隊走來走去，監督過秤。一個擔架員，正和過秤的人發牢騷：“我的東西不算多。”
“不管多少，都要過秤。”營長朱理容見黎蘇過來，也督促說。
擔架員忽然慷慨地說：“過吧！”
可是，他趁著過秤的人沒有注意，偷偷摸摸丟一件東西給了過秤的同伴。他身邊的人，都隱笑起來，黎蘇看到他們這樣子，懷疑有點名堂，就問發笑的人，但他們閉口不說，隻是冷笑。他更加懷疑了，於是親手檢查，一個兩個，到了第三個——他是過了秤的——發覺他包袱底下，有一條綾綢女人褲子。他把褲子高高舉起，揮動幾下，好象要大家看把戲一樣，同時大聲叫道：“大家看看！”
於是全隊列都大笑起來。
“你好打埋伏！”他看著那個戰士，斥責道。
“不是我的！不是我的！”他申辯說。
“是誰的？”他又窮追。
“是他的。”那人指著擔架員說。
擔架員說：“也不是我的。”
“是誰的？”
“是……”擔架員見黎蘇很嚴厲，吞吞吐吐。
“是誰的？”
擔架員還是不說。
“那就是你的！”黎蘇火了。
“真不是我的……擔架員申辯著。
“那到底是誰的？”
“是……”擔架員說著看了看旁邊的朱理容。
朱理容不看他，而是望著很遠的地方。
黎蘇明白了幾分，說：“你過來，我要和你單獨談話。”他把擔架員叫到一邊問：“到底是誰的？”
“我不敢說。”
“什麽不敢說？我給你做主。”
“營長的。”擔架員終於說了出來。
“好吧。你回去。”
黎蘇把朱理容叫過來，說：“好哇你！”又把綾綢褲子舉起來，“你帶著女人褲子幹什麽？”他這句話使大家狂笑起來。他隨即改成莊嚴的口氣說：“我們是來消滅敵人，不是搬家。你背多了東西，行軍會掉隊，不隻害了自己，而且害了大家。”
黎蘇看到他很尷尬，又想到他結婚不久，大概想給年輕小娘子穿漂亮點，口氣緩和了些：“你還舍不得？革命成功了，天下都是我們的，一條褲子算什麽！真是……”他的眉頭皺一下，沒有把話說完，心裏說：“真有點農民意識。”
黎蘇把褲子摔在一邊，就過去了。到了另一個單位，看見一個拿秤的人，正在和朱福德論理，他們兩人之間，隔著一擔挑子，挑子兩頭各有兩個敞口煤油桶。桶的兩邊上方挖了個銅板大的孔，穿一根橫木，拴上棕繩，能挑水，也能裝油鹽、菜刀之類雜物，一看就知道是炊事用具。他們越說聲音越大，如果沒有挑子隔著，似乎要吵起來。
黎蘇看到那樣子，雖然沒有聽清楚他們說什麽，但知道又出了問題，於是走近他們麵前，以指責的口氣，向著他們說：“怎麽回事？怎麽回事？”
拿秤的人轉過頭，向著黎蘇說：“朱老大挑了四個洋油桶，要他減兩個，他就不肯。”
黎蘇質問朱福德：“你為什麽不願意？”
“參謀長你聽我說。”朱老大理直氣壯地說，“我不是不願減輕行李，我還在勸別人減行李呢。我的工作是當炊事員，我要保證部隊吃飽飯喝足水。這四個煤油桶，是我的工具。你去問我們單位的同誌，他們到宿營地，不要好久，就可以喝到開水，因為我一到，不借老百姓的桶，很快挑水，很快燒開，還可以很快煮飯煮菜，這樣吃飯也快了。喝足水，吃飽飯，還怕什麽！”
“啊！黎蘇立即改變為和平口氣，臉上微帶笑容，“朱老大，我懂你的意思了——你都是為了大家好。不過，你擔重了，也會妨礙大家的。”
陳廉這時在黎蘇旁邊，也勸朱老大說：“老大，我看還是減兩個吧。”
朱老大有點生氣地說：“怎麽減！”他指著陳廉提的石灰桶，“我的煤油桶就象你的石灰桶一樣。你做宣傳工作，能不能把你的石灰桶減掉？”
黎蘇接著說：“朱老大，這是上級命令，誰也不能超過重量，如果你可以超過重量，那麽，別人也照你一樣，那命令怎麽辦？”
“參謀長，”朱福德辯論說，“我同別人有些不同，我身高力大，挑重一點也比他們挑輕的走得快。”
黎蘇和四周的人都笑起來。笑過一陣後，黎蘇說：“朱老大，不要這樣說，你說你氣力人，別人也還有氣力大的，如果你們氣力大的都要超過重量，那可就不好辦了。”
朱福德也笑起來說：“這好辦，我把包袱甩掉就行了。”
“那也不行。”黎蘇婉言說，“一個人換洗衣服還是要的。”
一個同朱老大同班的站起來說：“對！包袱還是要的。”他又向著黎蘇，“參謀長，朱老大的包袱我代他背，煤油桶還是不減為好。”
“那麽你的包袱不是重了？”
朱老大單位的上士說：“他那一點子東西，我分一點背就行了，我們都可以減一點自己的行李，絕不超過規定。這樣他的包袱也不要摔，我們就又有水喝又有飯吃。”
“對！”另一個也說，“我也可以幫他分背一點。”
又有幾個人接著說：“我也可以，”
黎蘇看到這個情況，就不堅持了，反而轉為和悅的顏色向他們說：“好！好！好！就這樣辦。”
朱福德立即喜悅起來，他又看了黎蘇一眼，就去整理他的行頭了。
黎蘇他們輕裝的時候，杜崇惠正朝一團團長朱彪、政委羅鐵生發脾氣：“輕裝工作是重要，可是純潔部隊更重要，我早就告訴你們要做好清洗工作，富農出身的軍隊不能要，‘自首’的不能要，流氓習氣重的不能要，喜歡發洋財的都不能要。你們就是不辦！這樣對待上級的指示，什麽意思？”
朱彪低著頭吸煙。羅鐵生手裏擺弄著棋子兒不吭聲。
“一個‘自首’分子，居然還敢講動搖軍心的話，你們還不警惕！”杜崇惠越說越氣。
“他平常有缺點錯誤，我們都同他談過。”朱彪嘟噥了一句，又埋頭抽煙。
“這樣的人談一下就行嗎？”杜崇惠氣更大了，手上的雲帚用勁一揮，“應該給他一個布爾什維克的打擊！”
朱彪、羅鐵生處在受委屈而又不好回答的地位，隻輕輕“唔”了兩聲，杜崇惠又繼續訓斥：“應該提高階級覺悟，不能讓階級異己分子自由自在呀！”
杜崇患說的是這個團的機槍排長桂森。兩年前蘇區肅反時，他被別人交代出是ab團。那時他在師裏當通信員，經過審訊，他承認了。郭楚鬆、黃曄春認為他出身貧農，一貫表現好，就保他，組織上準許他“自首”1，才留在這支部隊的。幾天前，他和幾個戰士發牢騷，說往哪裏走，去做什麽都不知道，是“打糊塗仗”。恰巧被部隊中的“十人團”2成員昕見了，報告了杜崇惠政委。杜崇惠指示一團立即把這個人開除回家。誰知今天又在行軍的隊伍裏見到了他。
朱彪、羅鐵生他們沒有處理桂森，是經過調查沒有發現桂森有什麽問題，牢騷話也不常說，同時認為象桂森這個人，出身好，打仗勇敢，對同誌忠厚，怎麽會去當ab團？他們對杜崇惠根據“十人團”的報告，就要把他洗刷出紅軍，總覺得窩心。他們知道，前幾年蘇區和紅軍打ab團，有很多他們認識的好人被殺了，他們心裏都認為冤枉了，沒有殺的，雖準許“自首”。但仍是懷疑對象。對“十人團”這個組織也半信半疑。不信嗎？那是上級設立的搞軍隊內部保衛工作的秘密組織，信嗎？隻要講錯幾句話就被懷疑甚至抓起來，這樣，對這個組織就有意無意的采取敬而遠之的態度。在杜崇惠根據“十人團”的報告要處理桂森的時候，他們就向老首長郭楚鬆、黃曄春報告，並經他們同意留下了桂森，杜崇惠也知道內情，不好朝郭楚鬆、黃曄春發脾氣，就在下級麵前出氣。等杜崇惠停下來，羅鐵生說：“杜政委，這樣吧，我們派人監視，如果有情況馬上處理。”
杜崇惠沒有別的辦法，隻好就坡下驢，悻悻地走了。
1“自首”是指肅反中被迫承認參加過反動組織的行為。
2“十人團”是紅軍時期國家保衛局為純潔部隊、加強內部保衛設立在基層的半公開組織。
隊伍趁著天色晴朗，循著迂回曲折的雪道，蜿蜒向北。這天的行軍序列是，三團為前衛，一團為本隊，二團為後衛，縱隊直屬隊在前衛後行進。雪後初晴，冷氣刺骨。各人隻露出眼鼻和口。手上戴著各種顏色的手套，包袱外邊捆著幾雙草鞋，大踏步地前進。
這天正午，部隊到了一個高山下。在平常，他們一到宿營地，除了有大的敵情外，都是隨到隨宿營。這一天雖然沒有敵情顧慮，除擔任分配房子的人員外，都站在宿營地外一個廣場上。
隊列中一個背圖囊和手槍的人，身材較高而結實，濃眉，雙目炯炯，走到幾個看熱鬧的農民麵前，說了幾句客氣話，就向他們請求說：“老表，借幾把秤，行嗎？”
“行！”農民立即答應，又問，“要幾把？”
“越多越好。”
老表們和士兵們都笑起來，他們都奇怪，覺得從來還沒有看到借秤也說越多越好的。左猜右猜，誰也猜不著，隻有等秤來了再看看。
借秤人名叫黎蘇，是羅霄縱隊的參謀長。他家在賈魯河畔，土地不多，由兼做草藥醫生的父親耕種。也隻夠吃。童年讀私塾，後考入舊製高等小學，畢業後考入中學，才一年半，因故鄉連年饑荒。便輟學投身北洋軍隊。大革命時代，參加了響應北伐軍的戰爭。武漢政府叛變革命後，他以單純的軍人態度繼續服役，參加蔣馮閻軍閥大混戰。中原戰爭結束後，由蔣介石統率他們在鄂豫皖地區打紅軍。黎蘇本來在大革命時期就受過在軍隊中工作的共產黨員的影響，知道蘇維埃政府是最廉潔的政府，紅軍是代表工人農民利益的軍隊。後來更多更直接看到共產黨和蘇維埃政府、紅軍的主張和行動，就確認他們和中國其他任何政黨、政府和軍隊不同。他當時是副營長，他那營獨立駐在蘇區邊一個鎮子裏擔任守備。他的團有個團副和他那營有兩個連長，是秘密共產黨員。他們利用國民黨軍隊中-一些士兵和軍官對進攻蘇區的不滿，決定起義。他們在黎蘇同情讚助下，做好營長的工作，派人到蘇區和共產黨聯係。就在紅軍配合下起義了。半年之後，因為黎蘇有較好軍事知識和技術，就調到羅霄縱隊工作，他仍然保持了正規軍人的氣質和風度，不同的是加入了共產黨。在起義前他是少校軍官，起義之後很快和士兵打成一片，過官兵平等和無薪餉的生活了。羅霄縱隊北上的時候，他看到部隊有個不好的習慣，沒收土豪的東西，特別是被服，臘肉之類，總想多帶。這樣很多人包袱很重，影響整個部隊的行動。這天早晨出發之前，接到紅軍總司令部的電報，要羅霄縱隊趕快進到南潯鐵路附近，為了加速行軍，必須減輕不必要的行李。他向郭楚鬆建議說：“到宿營地就減行李？”
“好。”郭楚鬆毫不猶豫地回答。他也覺得這個問題必須解決，又補充說，“必須嚴厲一點，行動要真正做到‘其疾如風’。”
黎蘇說：“不管是誰，一律不準帶不重要的東西。”
隊伍集合好了，每個人身後是自己的行李包裹，黎蘇站在一個土台上，向部隊說：“同誌們聽著，大道理我不講了，講點小道理。當兵打仗，最要緊的是輕裝上陣，如今我們是長途行軍打仗，這個問題尤其重要，俗話說遠路無輕擔，我們都是有這方麵經驗的人。可是我們有的同誌，行李太多，把沒收土豪的東西都背上了。而不管用得著用不著，有些人甚至把女人的褲子也背起走。真不象話。背的東西多了，影響行軍速度，削弱了戰鬥力，因此，我們決定輕裝。不需要的服裝、物品，一概送給老百姓，不需要的書籍文件，不能送人的，一把火燒掉。炊事員隻準挑一餐的菜——就是豬肉雞鴨，也不準多帶！”
黎蘇說到這裏，停了一下，叫就近部隊行政首長來，每人發一把秤，眼睛隨即向大家掃射一下，高聲而嚴肅地說：“各人把包袱解開！”
所有的人包袱打開了，他命令大家把紅紅綠綠的和不必要的物品，通通清出來，集中一塊，叫宣傳隊長陳廉給群眾分掉，不需要的文件，一把火燒了。需要的東西，各夥食單位過秤。
黎蘇在各部隊走來走去，監督過秤。一個擔架員，正和過秤的人發牢騷：“我的東西不算多。”
“不管多少，都要過秤。”營長朱理容見黎蘇過來，也督促說。
擔架員忽然慷慨地說：“過吧！”
可是，他趁著過秤的人沒有注意，偷偷摸摸丟一件東西給了過秤的同伴。他身邊的人，都隱笑起來，黎蘇看到他們這樣子，懷疑有點名堂，就問發笑的人，但他們閉口不說，隻是冷笑。他更加懷疑了，於是親手檢查，一個兩個，到了第三個——他是過了秤的——發覺他包袱底下，有一條綾綢女人褲子。他把褲子高高舉起，揮動幾下，好象要大家看把戲一樣，同時大聲叫道：“大家看看！”
於是全隊列都大笑起來。
“你好打埋伏！”他看著那個戰士，斥責道。
“不是我的！不是我的！”他申辯說。
“是誰的？”他又窮追。
“是他的。”那人指著擔架員說。
擔架員說：“也不是我的。”
“是誰的？”
“是……”擔架員見黎蘇很嚴厲，吞吞吐吐。
“是誰的？”
擔架員還是不說。
“那就是你的！”黎蘇火了。
“真不是我的……擔架員申辯著。
“那到底是誰的？”
“是……”擔架員說著看了看旁邊的朱理容。
朱理容不看他，而是望著很遠的地方。
黎蘇明白了幾分，說：“你過來，我要和你單獨談話。”他把擔架員叫到一邊問：“到底是誰的？”
“我不敢說。”
“什麽不敢說？我給你做主。”
“營長的。”擔架員終於說了出來。
“好吧。你回去。”
黎蘇把朱理容叫過來，說：“好哇你！”又把綾綢褲子舉起來，“你帶著女人褲子幹什麽？”他這句話使大家狂笑起來。他隨即改成莊嚴的口氣說：“我們是來消滅敵人，不是搬家。你背多了東西，行軍會掉隊，不隻害了自己，而且害了大家。”
黎蘇看到他很尷尬，又想到他結婚不久，大概想給年輕小娘子穿漂亮點，口氣緩和了些：“你還舍不得？革命成功了，天下都是我們的，一條褲子算什麽！真是……”他的眉頭皺一下，沒有把話說完，心裏說：“真有點農民意識。”
黎蘇把褲子摔在一邊，就過去了。到了另一個單位，看見一個拿秤的人，正在和朱福德論理，他們兩人之間，隔著一擔挑子，挑子兩頭各有兩個敞口煤油桶。桶的兩邊上方挖了個銅板大的孔，穿一根橫木，拴上棕繩，能挑水，也能裝油鹽、菜刀之類雜物，一看就知道是炊事用具。他們越說聲音越大，如果沒有挑子隔著，似乎要吵起來。
黎蘇看到那樣子，雖然沒有聽清楚他們說什麽，但知道又出了問題，於是走近他們麵前，以指責的口氣，向著他們說：“怎麽回事？怎麽回事？”
拿秤的人轉過頭，向著黎蘇說：“朱老大挑了四個洋油桶，要他減兩個，他就不肯。”
黎蘇質問朱福德：“你為什麽不願意？”
“參謀長你聽我說。”朱老大理直氣壯地說，“我不是不願減輕行李，我還在勸別人減行李呢。我的工作是當炊事員，我要保證部隊吃飽飯喝足水。這四個煤油桶，是我的工具。你去問我們單位的同誌，他們到宿營地，不要好久，就可以喝到開水，因為我一到，不借老百姓的桶，很快挑水，很快燒開，還可以很快煮飯煮菜，這樣吃飯也快了。喝足水，吃飽飯，還怕什麽！”
“啊！黎蘇立即改變為和平口氣，臉上微帶笑容，“朱老大，我懂你的意思了——你都是為了大家好。不過，你擔重了，也會妨礙大家的。”
陳廉這時在黎蘇旁邊，也勸朱老大說：“老大，我看還是減兩個吧。”
朱老大有點生氣地說：“怎麽減！”他指著陳廉提的石灰桶，“我的煤油桶就象你的石灰桶一樣。你做宣傳工作，能不能把你的石灰桶減掉？”
黎蘇接著說：“朱老大，這是上級命令，誰也不能超過重量，如果你可以超過重量，那麽，別人也照你一樣，那命令怎麽辦？”
“參謀長，”朱福德辯論說，“我同別人有些不同，我身高力大，挑重一點也比他們挑輕的走得快。”
黎蘇和四周的人都笑起來。笑過一陣後，黎蘇說：“朱老大，不要這樣說，你說你氣力人，別人也還有氣力大的，如果你們氣力大的都要超過重量，那可就不好辦了。”
朱福德也笑起來說：“這好辦，我把包袱甩掉就行了。”
“那也不行。”黎蘇婉言說，“一個人換洗衣服還是要的。”
一個同朱老大同班的站起來說：“對！包袱還是要的。”他又向著黎蘇，“參謀長，朱老大的包袱我代他背，煤油桶還是不減為好。”
“那麽你的包袱不是重了？”
朱老大單位的上士說：“他那一點子東西，我分一點背就行了，我們都可以減一點自己的行李，絕不超過規定。這樣他的包袱也不要摔，我們就又有水喝又有飯吃。”
“對！”另一個也說，“我也可以幫他分背一點。”
又有幾個人接著說：“我也可以，”
黎蘇看到這個情況，就不堅持了，反而轉為和悅的顏色向他們說：“好！好！好！就這樣辦。”
朱福德立即喜悅起來，他又看了黎蘇一眼，就去整理他的行頭了。
黎蘇他們輕裝的時候，杜崇惠正朝一團團長朱彪、政委羅鐵生發脾氣：“輕裝工作是重要，可是純潔部隊更重要，我早就告訴你們要做好清洗工作，富農出身的軍隊不能要，‘自首’的不能要，流氓習氣重的不能要，喜歡發洋財的都不能要。你們就是不辦！這樣對待上級的指示，什麽意思？”
朱彪低著頭吸煙。羅鐵生手裏擺弄著棋子兒不吭聲。
“一個‘自首’分子，居然還敢講動搖軍心的話，你們還不警惕！”杜崇惠越說越氣。
“他平常有缺點錯誤，我們都同他談過。”朱彪嘟噥了一句，又埋頭抽煙。
“這樣的人談一下就行嗎？”杜崇惠氣更大了，手上的雲帚用勁一揮，“應該給他一個布爾什維克的打擊！”
朱彪、羅鐵生處在受委屈而又不好回答的地位，隻輕輕“唔”了兩聲，杜崇惠又繼續訓斥：“應該提高階級覺悟，不能讓階級異己分子自由自在呀！”
杜崇患說的是這個團的機槍排長桂森。兩年前蘇區肅反時，他被別人交代出是ab團。那時他在師裏當通信員，經過審訊，他承認了。郭楚鬆、黃曄春認為他出身貧農，一貫表現好，就保他，組織上準許他“自首”1，才留在這支部隊的。幾天前，他和幾個戰士發牢騷，說往哪裏走，去做什麽都不知道，是“打糊塗仗”。恰巧被部隊中的“十人團”2成員昕見了，報告了杜崇惠政委。杜崇惠指示一團立即把這個人開除回家。誰知今天又在行軍的隊伍裏見到了他。
朱彪、羅鐵生他們沒有處理桂森，是經過調查沒有發現桂森有什麽問題，牢騷話也不常說，同時認為象桂森這個人，出身好，打仗勇敢，對同誌忠厚，怎麽會去當ab團？他們對杜崇惠根據“十人團”的報告，就要把他洗刷出紅軍，總覺得窩心。他們知道，前幾年蘇區和紅軍打ab團，有很多他們認識的好人被殺了，他們心裏都認為冤枉了，沒有殺的，雖準許“自首”。但仍是懷疑對象。對“十人團”這個組織也半信半疑。不信嗎？那是上級設立的搞軍隊內部保衛工作的秘密組織，信嗎？隻要講錯幾句話就被懷疑甚至抓起來，這樣，對這個組織就有意無意的采取敬而遠之的態度。在杜崇惠根據“十人團”的報告要處理桂森的時候，他們就向老首長郭楚鬆、黃曄春報告，並經他們同意留下了桂森，杜崇惠也知道內情，不好朝郭楚鬆、黃曄春發脾氣，就在下級麵前出氣。等杜崇惠停下來，羅鐵生說：“杜政委，這樣吧，我們派人監視，如果有情況馬上處理。”
杜崇惠沒有別的辦法，隻好就坡下驢，悻悻地走了。
1“自首”是指肅反中被迫承認參加過反動組織的行為。
2“十人團”是紅軍時期國家保衛局為純潔部隊、加強內部保衛設立在基層的半公開組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