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終於可以講述六月事變了。六月事變是法國（也許也包括其他國家）曆史上有史以來規模最大、性質最奇怪的一次叛亂。說它規模大，是因為在四天的時間裏，有十萬多人參加，僅將軍就死了五位；說它性質奇怪，是因為叛亂者沒有喊口號，也沒有指揮官和旗幟，但依然表現得很團結，就連富有經驗的軍事家都稱讚他們的幹練。
六十年來法國發生的同類戰鬥都有一個鮮明的特點，即並不以改變政體為目的，而是以改變社會秩序為目的。它不能被視為政治鬥爭，而是一場奴隸階級叛亂的戰爭，屬於階級鬥爭。社會主義理論讓二月革命具有了思想方麵的獨特特點，六月事變又讓自己在事實方麵具有了二月革命的特點。或者可以這樣說，就像生孩子那樣，實際上六月事變也是社會主義理論的產物；人們應該將工人階級盲目、粗暴的力量視為他們擺脫現狀的必需品，視為打通群眾的幸福之路的必需品，他們之所以走這條路是他們的權利。六月事變在發生之後就立刻變得可怕起來了，因為錯誤的理論和人的貪欲勾連到了一起。有人告訴窮人，從某種程度上說，富人的財產都是偷盜而來的。他們還告訴窮人，財產的分配不均不僅違反了自然規律， 還與社會道德相矛盾。有人相信了這些話，因為他們正處在貧困的威逼和激情的鼓動之中。這種錯誤的權利理論，一旦與盲目粗暴的力量結合到一起，就能使後者立即獲得激情和前所未有的威力。
還要說明的是，操縱這次事件的人並不是陰謀家，而是全體人民針對另一些人的叛亂。這一次，女人也加入了戰鬥，為男人們準備物資和補給，即使到了被迫投降的最後關頭，她們依然有戰鬥到最後一刻的決心。她們是帶著對家庭的感情參加戰鬥的，為了丈夫的舒適生活、為了孩子的成長，她們渴望勝利。她們對戰爭的看法，就像買彩票那樣。
這夥群眾的戰爭知識來自於法國人好戰的傳統和參與革命的經驗，很多人家世世代代都接受過軍事方麵的培訓。在巴黎的工人中，超過半數當過兵，他們願意再次投入到戰鬥中。事實上，退役的士兵們大多參加了這次叛亂。2月24日那天被圍的拉莫裏西安，先後兩次被曾經聽命於他的士兵饒過性命。對這群退役士兵而言，相比於叛亂熱情，他們對戰場的回憶更強烈。
這次叛亂的導火線是國家工廠的解散，這是所有人都知道的。國家工廠是一個很像軍事單位的可怕組織，執行委員會不敢完全解散它，所以打算逐步拆解，先將一部分工人遣散到外省的工廠，遭到拒絕。6月23日，這批工人走上巴黎街頭，發起遊行抗議。他們派出的代表向執行委員會提出了極不合理的要求，沒有得逞之後，他們宣布，將在第二天武裝抗議。
這一切都表明，醞釀已久的危機終於爆發了。
議會得知這些情況之後，很是擔憂，但並沒有因此中斷工作，仍舊按照議事日程召開各種討論會。議員們雖然心裏很不安分，但表麵上都很鎮定。當時正在討論一個非常重要的議案，一位傑出的演講家正在發言。
政府有意讓鐵路國有化，因此提出了收購全國鐵路的計劃。蒙塔朗貝爾反對這一計劃，他的理由很充分，演講也很精彩。像這樣出色的演講，在過去和以後都沒有聽到過。不僅是我，連反對他的人也覺得他的演講很好。盡管在這一次他沒有習慣性地使用侮辱性的語言，但仍然尖銳地抨擊了這一計劃。他高傲的性格被心理上的不安抑製住了，他喜歡爭論和反對別人的毛病也被抑製住了。和其他的辯論家一樣，他也是表麵堅強但內心脆弱。
議會散會了，自始至終都沒有討論外麵發生的變化。
6月23日這一天，我提早來到了議會。聖瑪德萊娜教堂時，看到那裏有很多公共馬車，據說，這些人是趕來修築堡壘的。到了議會之後，有人向我證實了這一點。不過，人們對將要發生的武裝叛亂還持懷疑態度。我決定親自去了解一些真實情況，於是就和科爾賽勒去了市政廳一帶。
在那裏，我看到靠近市政廳的所有大大小小的街道上，都有人忙著修築堡壘。所有的堡壘都很符合工程規範，像是有專門的技術人員作指導。為了打地基，他們刨開了必須刨開的路麵石板，然後運來方塊石頭，修築起堅固的堡壘。在堡壘與街邊房屋之間，他們還預留了可以保證通行的通道。
為了掌握各個街道的真實情況，我和科爾賽勒決定分頭行動，分別去了不同的街道。後來，他告訴我，他受到了人們的擺弄。剛開始，他毫不費力地通過幾處正在修築堡壘的工地，但後來就被人扣住不讓走了。他們看到這位穿著白襯衣和黑上衣的紳士，正悠閑地在市政廳周邊的街道上遊逛，然後在每個工地旁停下腳步安靜地觀看，於是打算將他也拉進他們的陣營裏。他們向他發出請求，請他幫助他們。毫不否認科爾賽勒是一位像凱撒那樣勇敢的人，他明白，在這種情況下最明智的選擇就是接受邀請。於是，他搬起被掀起來的路麵石板，盡可能地將這些石塊擺放得整整齊齊。那些人看到他笨拙的身姿和敷衍的態度，覺得他不是個幹活的好手，很快就讓他走人了。
我沒有遇到類似科爾賽勒的那種情況。我去了聖馬丁大街和聖德尼大街，沒有看到可以被當作堡壘的建築物。可是，在那裏，我目睹了規模更大的騷亂。在回來的時候，我看到一個身上沾滿了血跡和腦漿的國民自衛軍士兵，麵無血色地打算回家。我向他打聽情況，他告訴我，他所在的部隊在聖德尼門遇到強大的攻擊，他身邊的一位戰友（他還告訴我了這位戰友的名字）被打死了，腦漿噴到了他的衣服上。
我繼續往回走，一路上沒有遇到哪怕是一個常備軍士兵，這讓我感到驚奇。可是，剛剛走到波旁宮前麵，我就看到了大炮和威武雄壯的步兵。拉莫裏西安穿著軍裝騎馬走在隊伍的最前麵。我從來沒有看到過他煥發出戰鬥精神的形象，甚至可以說他感覺很高興。雖然這就是他最真實的性格，但我依然認為在這種時候不應該這樣，他似乎有報複在二月革命中受到的侮辱和傷害的心理。
我問道：“你幹什麽去呢？聖德尼門那邊正在交火，市政廳附近有大量堡壘。”他回答道：“等著看好戲吧，我就要去那裏呢！你以為在這種時候，我還會將士兵分派到居民區狹小的街道上嗎？我不會做這種愚蠢的事情！我要把叛亂分子壓縮到大的街區上，在那裏我們能戰勝他們，我們要將他們徹底擊垮，他們是逃不了的。”
回到議會以後，外麵下起了大暴雨，整個巴黎都變成了一座水城。我僥幸地希望我們能在壞天氣裏擺脫危機。實際上，如果是一般的叛亂，就會因為下雨而停止，巴黎人習慣於在晴朗的天氣裏戰鬥，相比於子彈，他們更討厭下雨。
我的這個希望很快就破滅了，不斷傳來的消息加劇了我內心的不安。議會打算按照既定日程展開工作，但這是不可能的了。叛亂雖然還沒有蔓延到議會，但議會已經有些搖搖欲墜了，時而按照日程工作，時而又脫離了日程，以至於最後拋開議程，完全討論眼前的叛亂了。幾位議員登上演講席講述了他們的見聞，還有幾位議員提出了應對之策。法盧爾[43]代表公共救助事業委員會提議解散國家工廠，得到眾人響應。
在毫無意義的演講和沒有結果的討論中，時間一點點地過去了。沒有人了解外麵的確切消息，於是紛紛要求執行委員會匯報情況，但執行委員會的人都不在場。此時，看不到政府的行動，議會的處境是最慘烈的。它就像一個病人，雖然滿懷激情，但四肢已經癱瘓，什麽都做不了。終於來了兩位執行委員會的成員，他們匯報說形勢很危險，但有可能在天黑以前得到控製。議會決定繼續開會直到晚上。
會議剛剛召開，就從拉馬丁那裏傳來消息：他們嚐試著走進街上的堡壘，但遭到了槍擊；比西奧[44]和多爾內試圖對叛亂者發表演講，結果反遭重傷；貝多的大腿被子彈擊穿；許多軍人因傷陣亡或退出了戰鬥。一位名叫康西德蘭[45]的議員提議作出讓步，雖然混亂但還能控製得住局麵的議會憤怒了，議員們紛紛向他吼道：“應該懲罰他們，勝利以後就懲罰他們！”
在這天晚上的所有時間和夜裏的一部分時間裏，議會是在演講、聽取演講和等待消息中度過的。午夜時分，卡芬雅克[46]來了，中午的時候，執行委員會將軍權全都賦予了他。於是，他向議會急切而清晰地匯報了當天的重大情況。他告訴我們，他已經命令鐵路沿線的駐軍進入巴黎，周邊省份的國民自衛軍隨時待命；叛亂者已經占領了主要街道，正在嚐試著控製整個城市。議會已經筋疲力盡了，於是決定留下一部分人值班，其他人散會，明早八點再開會。
我離開一片混亂的議會，走上一座橋時，看見大鍾的指針指向了淩晨一點。此時的巴黎正靜靜地待在黑暗中，就好像睡著了似的。我相信早上的所見所聞的確是真實的，用不著再多說什麽。當我走過廣場和街道時，沒有看到哪怕是一個人，沒有聲響，也沒有說話聲。在勞累一天之後，人們都睡著了。夜晚的安靜感染了我，我覺得我們已經取得了勝利。我帶著這樣的心情回了家，然後就睡著了。
現在是全年中白天最長的時期，因此，當我醒來時，太陽已經懸在地平線上了。剛睜開眼，我就聽到了一陣震得窗戶玻璃作響的金屬響聲。巴黎的安靜已經不存在了。我問妻子：“這是什麽聲音？”她回答說：“炮聲，已經響了一個小時了。你今天還要忙很多事，所以我沒有叫醒你。”我急忙穿好衣服走了出去。
大街上到處都響著召集士兵集合的鼓聲，國民自衛軍士兵手持武器從家裏走了出來。戰鬥即將開始了。召喚這些勇敢的士兵集合的鼓聲讓其他人躲在了家裏。但是，後來發生的事情讓這些勇士們失望不已，因為他們發現自己被執行委員會帶上了一條錯誤的道路，他們可能被人出賣了。他們憤怒地咒罵著。我認為，這種士兵不信任領導的現象是可怕的。
走到聖托諾雷大街時，我看到一群對炮聲感到不安的工人。他們穿著工作服，但是他們在參加戰鬥時，也是穿著工作服的。他們雖然沒有拿武器，但是眼神和拿著武器的工人沒有什麽區別。炮聲更加清晰了，這說明叛亂者又爭奪了一塊地盤，他們高興極了。我意識到，工人們的雙手和心靈都加入到了這場戰鬥之中了。眼前的情景就證明了這一點。革命精神的傳播就像血液的循環那樣，從工人階級的這一部分擴散到另一部分，直至每個角落。在還沒有發生戰鬥的街區有這種精神，好像這裏很快也會成為戰場。在我們居住的房子裏也有這種精神，在我們可以自己做主的地方也有了家賊。這使得整個巴黎似乎都在內戰。即使一些大家都不關注的地方也有這種精神。在此，我破一次例，講一件幾天之後好友布朗基[47]告訴我的一件事。這件微不足道的事情可以說明當時事件的一些特點。
布朗基從家鄉帶來了一個窮人的孩子，讓他當了仆人。在叛亂的那個晚上，那個孩子邊做飯邊說道：“這個星期天（當天是星期四）該我們吃童子雞翅了吧？”另一位在布朗基家當仆人的女孩子說道：“也該我們穿美麗的絲綢裙子了。”對叛亂精神的合理思想，誰能比這兩個天真的孩子表現得更明白呢？需要補充的是，雖然布朗基假裝沒有聽到這些對話，但心裏卻十分害怕。叛亂剛剛被平息，他就讓那個野心不小的男孩和那個虛榮之極的女孩回家去了。
我終於來到了議會。雖然還沒有到開會的時間，但議員們都來了。炮聲把議員們召集到了議會大廳。議會大廈變成了一座軍事要塞，被好幾個營的士兵把守著，通往這裏的所有路口都架起了大炮。
議會的態度還是很堅定，但也顯得更加不安了，它的確有感到不安的理由。雖然不斷地得到互相矛盾的消息，但我們還是能夠做出判斷，我們麵對的是巴黎從來都沒有出現過的一場全麵的武裝叛亂。已經被解散了的國家工廠和一些革命組織向叛亂提供了善於指揮的軍官和訓練有素的士兵。叛亂在不斷地擴大著，根據六十年來政府在曆次重大動亂中都獲得了最終勝利的經驗分析，也無法斷定這次叛亂同樣也會被平息。參與平息叛亂的，是幾個來自富人區的國民自衛軍營、幾個在二月革命中被解除了武裝的非常備軍連，還有一支兩萬人的保安隊。作為平叛主體的保安隊不僅軍紀渙散，更要命的是，這些年輕人的父母、兄弟或親人都參與了叛亂，我們沒有理由不懷疑保安隊的動向。
最讓我們擔心的是執行委員會的態度，他們讓我們產生了不信任感。我在國民自衛軍中看到的那種不信任感，議會中也存在。我們不僅不相信執行委員會的辦事能力，而且還懷疑其中某些成員的忠誠。他們雖然有很多人，但大多是靠耍嘴皮或者筆杆子吃飯，而且很分散，很難有共同行動，因此，即使互相了解和信任，也不能采取有效的行動。
然而，可怕的叛亂終究還是被我們平息下去了，這場令人害怕的叛亂還拯救了我們。“沒有經曆過危險，就沒有資格談論脫險”這句名言在這裏絕不適用。如果叛亂的激烈程度和凶殘程度不夠，有產者就會守在家裏，整個法國也不會一起幫助我們，國民議會也會考慮作出讓步，至少少數派會提議讓步。如果議會作出讓步，就會影響士氣，對戰鬥不利。可是，叛亂者拒絕調停也不願和解，因此，叛亂一旦發生，就注定了結局隻能是勝利或者失敗。
叛亂之所以沒有得到任何重要人物的領導，也是因為上述原因。我認為，即使是最終取得了勝利的叛亂，在剛開始也是沒有領導人的，但在它結束的時候就有了領導人。這種情況是有先例的，所有的平民叛亂都是如此，而且也沒有超出這個範圍。山嶽派沒有支持這次叛亂，不僅如此，還有幾個山嶽派成員公開表示反對叛亂。他們有自己的目的，隻不過想換個方式罷了。此外，他們也擔心工人們取得勝利以後會給他們帶來厄運。他們害怕那種使人們拿起武器挺身而出的激情。事實上，這種盲目、粗魯和貪婪的激情確實很可怕。這種激情讓同情叛亂的人也感到害怕，隻會讓反對叛亂的人更加提高警惕。
在5月15日的時候，一些有可能成為這次叛亂的領導人的人物，已經被逮捕起來了，當叛亂發生時，他們隻能待在文森那監獄裏，隔著牆壁傾聽遠處的槍炮聲。
雖然我的工作很忙，但我還是無法保持安靜，我還擔心我的侄子們的安危。當時，他們寄住在一座小修道院裏，我認為，即使叛亂沒有擴散到那裏，但離那裏也不會太遠。他們的父母不在巴黎，隻有我能照料他們，我得去看看他們。
於是，我經由那條隔開波旁宮和聖母德尚大街的道路，向那座小修道院走去。在途中，我看到一些叛亂者在夜裏修築的堡壘，到了白天，它們就會被放棄或者奪占。大街上到處都是叫聲，鬼哭狼嚎一般，與鼓聲、喇叭聲夾雜在一起，讓我覺得喧囂而粗野。這是我第一次聽到這樣的聲音，也是最後一次聽到。要求全體士兵立即集合的鼓聲隻在最危險的時刻才會響起，聽到鼓聲的國民自衛軍士兵紛紛拿起武器，走了出來。穿著工作服的工人們也三五成群地圍在一起，談論著眼下的局勢。 叛亂還沒有擴散到聖母德尚大街，但離這裏已經很近了。我把侄子們帶回家，然後就去了議會。
當我走近議會大廈，即將進入守衛大廈的軍隊的陣地的時候，一位老太太推著一輛裝滿蔬菜的車子，擋在了我麵前。她顯得很沒有禮貌，因此我也蠻橫地要求她讓開。她沒有理睬我，放下車子，猛地撲向我，凶狠地揪住我的衣服。我費了很大的勁兒才掙脫開。我看見她麵露凶光，滿臉狂怒，嚇得打了一個哆嗦。
我之所以講述這件小事，是因為從中看到了一個很大的特征。在叛亂的瞬間，即使無關政治的一些行為也帶有引發混亂和憤怒的性質。任何一個專注的目光都能發現這個特性，它反映了人們的精神的全貌。這種情緒形成了一種特殊的氛圍，就好像一堆火在燃燒著，在這個氛圍之中，各種激情被點燃或者沸騰著。
在無窮無盡的壞消息的影響下，議會越發地不安了。叛亂分子的地盤遍布整個巴黎，從設在市政廳後麵的大本營裏伸出兩隻胳膊，穿過左右兩側的貧民區，很快就要合圍住我們了。事實上，槍炮聲的確離議會大廈越來越近了。以上都是真實的情報反映的情況，除此之外，還有大量不可靠的傳聞。有的傳聞說，我們的軍隊的彈藥不夠了；還有傳聞說，我們的一支軍隊投靠了叛亂分子。
梯也爾請巴羅、狄福爾、萊薩、朗瑞內和我到一間單獨的房間議事。他對我們說道：“我去叛亂的地方查看過了。請你們相信我看到的情況，的確很可怕，很快你們也會看到了。用不了一個小時，他們就會衝到這裏，把我們全都殺掉。因此，你們有沒有想過，在有必要的時候提出建議，把議會大廈周圍的駐軍都調到這裏，保護議會逃出巴黎，到一個安全的地方，把共和國遷到一個可以命令整個法國的軍隊都來支持我們的地方。你們想過嗎？”在說這些話的時候，他的情緒很激動，聲音也很高亢，但不像是臨危不懼的樣子。在這一刻，他好像被二月革命的幽靈附體了。
狄福爾一向不願意幫助他不喜歡的人，即使為了拯救自己也不情願協助這種人，他在此時也發表了意見。根據我的記憶，狄福爾微笑著嘲諷道，現在還不是提出這種建議的時候，等到了有必要的時候才能討論這個問題，從目前的狀況來看，我們不必絕望，也不必考慮采取這樣的措施，如果有人考慮這些，那麽這個人就很無能。他的話很有道理。於是，這個由梯也爾召集的會議就此結束。
之後，我立即給我的妻子寫了一張便條，告訴她叛亂在不斷擴大，叛亂分子也許很快就會占領整個巴黎，那時，我們將被迫離開巴黎，轉移到別的地方去。我催促她，趕在叛亂分子控製鐵路之前，趕緊乘車去聖日耳曼，然後等我的消息。把便條交到侄子手裏之後，我又回到了議會。
議會正在進行一場表決，法案內容是：在巴黎實行戒嚴措施；停止執行委員會的權力；由卡芬雅克實行軍事統治。議員們都明白，這項法案必須被通過。形勢所迫，這些事情必須這麽辦，一切看上去似乎都很容易辦到，卻遲遲辦不到。議員們不斷提出一些極小的臨時動議或附加條款，導致大方向被改變以致被破壞。眾所周知，這樣的會議不可避免地會受到胡攪蠻纏的影響，有一種既看不到又摸不到的力量攪和著，阻撓著一種意見戰勝另一種意見[48]。誰都不會想到背後搗鬼的人居然是巴斯蒂德，可是的確是他。
我聽說過巴斯蒂德其人，他喜歡談論自己，每次發言的開頭幾句話，他說的都是他自己。不過，我在後來發現，如果環境適當，即使是不善言辭的人，也會比最傑出的演講家產生更大的影響。隻要他們瞅準時機，把自己的主張融入到發言裏，然後再寫成正式的書麵提案，讓所有人聽到，並且迅速理解他的意思。巴斯蒂德就是這樣做的，總是以一副看似真誠的形象出現在眾人麵前，然後以悲壯的語氣說道：“公民們，我以共和國的名義，請求你們趕快通過法案。依照目前的形勢，用不了一個小時，市政廳就會被叛亂分子占領啦。”
這個簡短的發言結束了議會無休無止的討論，法案立即得以通過。
我舉起手來，表示對法案中關於在巴黎實行戒嚴的內容有反對意見。我這麽做沒有經過反複的考慮，隻是出於本能的思考。一直以來，我都很輕視戒嚴，而且也很害怕戒嚴。當法案中提到要實施戒嚴時，我的這種想法變得更加強烈了。我承認我犯了一個錯誤，好在隻有很少的幾個人讚同我的這個錯誤。
執行委員會成員表示強烈的不滿，他們認為，他們的反對者和卡芬雅克的支持者為了促使法案得到通過，采用大聲慫恿的方法。然而，如果情況真是這樣，我也願意原諒這些慫恿的人，因為通過這項法案有利於拯救這個國家。
在通過這個法案之前，議會還通過了另一個法案。這個法案規定，在叛亂中死去的人，其家屬會得到國家的撫恤金，子女將由國家撫養。議會決定，委派六十名議員到國民自衛軍中去，向士兵們宣讀這項法案，使士兵們那據說已經極為低落的士氣再次高漲起來。然而，主席團（我也是主席團成員）並沒有立即派出議員，而是不斷地爭論這個決定有沒有好處。大量的時間又被浪費掉了。我忍無可忍，說了一句話，終於終止了這場討論。我說道：“諸位！議會可能犯了錯誤。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如果議會通過了這項決議，卻遲遲得不到執行，這是議會的恥辱；如果我們不遵守，就是我們的恥辱。”
於是，主席團很快就選出了這六十個人。不出所料，我也在這六十個人當中。這其中還有科爾莫南[49]、克勒米厄和古德索爾[50]等人。古德索爾在當時還不是著名人物，但是這三個人中最有特色的一個。他是個罕見的人，因為他既是激進派的政治家，同時還是銀行家。他善於觀察，能夠用合理的觀點解釋自己內心似是而非的道理，可是每到最後又會被人揭穿。他的父母都是猶太人，從外貌上看，他不像猶太人。他的臉頰很豐滿，嘴唇也很大，身子又矮又胖，像是富人家的廚師。他不虛榮、不暴躁、不活躍、不愛爭論，也不太容易情緒激動。在談到政府資金緊張的問題時，他會落淚。總而言之，盡管他身材矮小，但可能是最勇敢的一個人。
主席團的討論還在繼續，但有幾位議員已經出發了，給他們做向導的人和提供保護的人也一起出發了。我所在的小組也出發了，但我們沒有向導，因此略帶不安地沿著塞納河岸邊向巴黎市區走去。
這時，叛亂已經蔓延到了更多的地方，到處都能聽到炮聲，藝術橋和九號橋之間就有很多大炮。國民自衛軍士兵看到了我們，就摘下帽子向我們致敬，還低聲呼喊道：“國民議會萬歲！”與當年國王被推翻時的歡呼相比，這時的呼喊是發自內心的，更加感人，也更容易引起共鳴。
當我轉到盧浮宮，然後走到騎兵競技場時，我看到科爾莫南和克勒米厄已經右轉朝杜伊勒裏宮方向走去了。我聽到他們中的一個人（記不清是誰了）說道：“我們要去哪裏啊？沒有向導能行嗎？或者就到杜伊勒裏宮的花園裏轉一圈吧！那裏有些預備役士兵，我們就跟他們宣讀議會的法案吧！”另一個人回答道：“你說得對。我認為我們一定能很好地完成這項任務，沒有人會對第一個完成任務的人說閑話。聽說，那些預備役士兵馬上就要開赴前線了。”
我認為，觀察聰明的人在無意之中暴露的恐懼心理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通常來說，愚蠢的人暴露的恐懼心理能夠被一眼看穿，而聰明人則不然，他們會在恐懼心理上遮擋上一塊用謊言編織而成的布。這是喜歡將謊言看成是智慧的人才做的事情。
他們知道我不會去杜伊勒裏宮的花園，也很生氣他們去那裏。於是，我叫住古德索爾，讓他也見識一下他們的行徑。古德索爾氣呼呼地說道：“我都看到了，我不和他們一起去。即使沒有他們，我們照樣行！”於是，我和古德索爾一起向盧浮宮的長廊方向走去。可能是對自己的行為感到羞恥了，科爾莫南和克勒米厄很快又和我們會合到一起了。
我們四個人來到了聖奧諾雷大街。可以說，聖奧諾雷大街的景象是整個六月事變中最能打動我的心的。這條街原本人來人往很熱鬧，此時卻很冷清，比淩晨四點鍾時還要冷清，放眼望去，看不到一個人影，甚至都看不到任何有生命的東西。所有店鋪的門窗都關著，也不見有人出來，沒有一點兒生機。除了炮聲，再沒有任何聲音，沒有人的腳步聲，也沒有馬車的聲音，即使是炮聲，似乎也是在沒有人的城市裏響著。不過，街邊的房子裏都有人，因為我看到有女人和小孩爬在窗戶上驚恐地望著我們。
我們終於在距離王宮不遠處遇到了大批的國民自衛軍。於是，我們開始執行議會交代的任務。克勒米厄發現隻要說話就能完成任務，立刻來了精神。他向士兵們宣讀了議會通過的法案，還稱讚了他們的勇敢，受到士兵們的歡迎。他們派了一個護衛隊，保護我們繼續前行。
我們在附近轉了很長時間，最後停在了位於朗比托大街的一個堡壘前麵。這個堡壘仍然被叛亂分子占據著，我們無法通過，隻好返回。這一帶的街巷上還殘留著戰鬥的痕跡，而且直到現在還有斷斷續續的戰鬥。這本身就是一場戰場不固定的斷斷續續的伏擊戰。激戰停頓一會兒，就會聽到從天窗傳來槍聲，有人跑過去搜查，開槍的人已經從後門溜走了，隻能確定確實有人在這裏開槍。國民自衛軍接到命令，凡是有百葉窗的窗戶，房主必須將百葉窗打開。命令還明確宣布，對圍觀的人也可以開槍射殺。即使我們有議員的肩章，也不能從戰鬥現場經過。
我們在兩三個小時的時間裏至少宣讀了三十次議會的法案，而且都是由我和克勒米厄宣讀的，古德索爾隻會講財政方麵的問題，而科爾莫南不愛說話，就像個啞巴。老實說，實際上重擔都壓在了克勒米厄的肩上，我很滿意他的表現，盡管我沒有讚揚他，但是他的能力的確令我感到吃驚。讓維耶認為克勒米厄是個天才的雄辯家，他的確發揮了這方麵的才能。他扯著嗓門慷慨陳詞，用一些令人驚訝的話嚇唬聽眾，又不斷地提出一些人們普遍關心的問題（一開始就提出了這些問題，現在更要引起注意）[51]。他時而用動作配合演講，時而又在演講當中穿插動作。他始終是慷慨激昂的，始終是有理有據的，始終能贏得掌聲。我認為，人們從來都沒有遇到過他這樣的人並曾經想象過這樣一個醜陋而不善言辭的人會有如此表現。
在我們向國民自衛軍宣讀議會法案期間，我注意到戒嚴令已經發揮作用了。對此，國民自衛軍深感滿意。我們又告訴他們，執行委員會已經被罷免了，他們又歡呼了起來。當人們得知自己的政府麵臨危險時是不應該高興的，但是，不到兩個月的時間，拉馬丁的聲望就下降到這種地步了。
國民自衛軍士兵們要求我們證實執行委員會是否真的被停止了工作，我們給他們看了已經由議會通過的法案。需要指出的是，他們的態度很堅定。我們鼓舞了他們的勇氣，此刻，他們也來為我們打氣。他們喊道：“我們要堅持戰鬥，議會也要態度堅決，不要和叛亂者妥協，要戰勝他們！”我從來沒有見到過國民自衛軍如此堅定的態度，我認為，任何人都不應該改變這種態度，這是他們需要的，也跟不能再次出現的局勢密切相關。古代的城市居民明白，如果他們的城市被人占領，他們將失去自由，淪落為奴隸，所以他們奮勇作戰，就為了保衛家園和自由。現在的巴黎就是這樣的一座城市[52]。
我們剛剛回到議會，古德索爾就和我們分別了。他以一半是加斯科尼方言一半是阿爾薩斯方言的口音憤恨地說道：“我們已經完成了議會的任務，我也要參加戰鬥了！”他的口氣就好像即將出征的戰士，又好像是慶祝我們平安回到議會。我笑了。
他真的去參加戰鬥了。我聽人說，他鑽進了兩三個隻能容納他一個人的堡壘，參加了戰鬥。在執行議會任務期間，我就確信我們會取得最後的勝利，在回來的途中，我更加確信了這一點。
成千上萬的外省人通過還沒有被叛亂分子占領的道路，趕來支援我們。盡管戰鬥是從昨天夜裏開始的，但他們已經從兩百公裏以外的地方趕來了。在此後的幾天裏，又有人源源不斷地從四百公裏和八百公裏以外的地方趕來。這些人來自不同的階級，有農民、城市居民，也有貴族和地主。他們站在同一個陣營裏，奔向同一個目的地。盡管他們的裝備既不正規也不齊全，但卻有滿腔熱情。相比於叛亂的場麵，這種場麵更加令人震撼，更加令人覺得新奇。我們必然取得最終的勝利，我們有整個法國的援助，而叛亂分子卻沒有後續補充。
在被人們用大炮保衛起來的路易十五廣場上，我遇到了在七月王朝末期出任眾議院副議長的勒佩爾蒂埃·道奈[53]（他是我的親戚）。他既沒有穿國民自衛軍的軍裝，也沒有拿槍，而是用白布將一把儀仗用的短劍係在了身上。我看到這位令人敬佩的老人穿著如此奇怪的衣服，眼淚都快出來了。我說道：“今天去我家吃晚飯好嗎？”他回答道：“不行啊。這些勇敢的人知道，如果叛亂分子取得勝利，我的損失會比他們大很多，如果我離開他們去享受晚餐，他們該怎麽說我呢？我必須和他們在一起，一起吃飯，一起露營。我想拜托給你一件事，如果可以，幫我催促一下，趕快把我們的麵包送來，從今早開始，我們還沒有吃東西呢。”
將近三點鍾的時候，我回到了議會，就再也沒有離開過。在這一天剩下的時間裏，議會都在討論外麵的戰鬥。不斷有新的情況發生，也不斷有新的情報傳來。情報說，有個省派來了誌願軍，有人抓了俘虜，有人在大街上舞動奪得的旗幟。此外，還有稱讚勇敢作戰的情報，不時還有大人物受傷或者陣亡的消息。這一天會怎麽結束？還不能預料到。
過了很長時間之後，議長宣布開會，但開會的時間很短。這樣開會是有原因的，議會就像個一有工夫就說瞎話或者淘氣的孩子。開會時，議長都會提到在閉會期間他得到的最新消息。這位議長是位眾所周知的人，他是魯昂最有名的律師，叫塞納爾[54]。他是個勇敢的人，但是總是耍一些律師使用的喜劇把戲，這使得他不能在應該表露真情實感時，如實地表達自己的感受。在表現勇氣時，他會說一些過分誇張的話；在表達他認為的真實感受時，他又習慣於使用低沉、顫抖的聲音，甚至還像個悲劇演員那樣帶著哭腔。莊嚴和滑稽是不能共存的，莊嚴體現在事實方麵，而滑稽體現在言談上。
一直到夜很深了，議會才宣布散會，我們才得到了休息。戰鬥已經停止了，但是明天還會繼續。叛亂也在繼續，沒有一個地方得以平息。
六十年來法國發生的同類戰鬥都有一個鮮明的特點，即並不以改變政體為目的，而是以改變社會秩序為目的。它不能被視為政治鬥爭，而是一場奴隸階級叛亂的戰爭，屬於階級鬥爭。社會主義理論讓二月革命具有了思想方麵的獨特特點，六月事變又讓自己在事實方麵具有了二月革命的特點。或者可以這樣說，就像生孩子那樣，實際上六月事變也是社會主義理論的產物；人們應該將工人階級盲目、粗暴的力量視為他們擺脫現狀的必需品，視為打通群眾的幸福之路的必需品，他們之所以走這條路是他們的權利。六月事變在發生之後就立刻變得可怕起來了，因為錯誤的理論和人的貪欲勾連到了一起。有人告訴窮人，從某種程度上說，富人的財產都是偷盜而來的。他們還告訴窮人，財產的分配不均不僅違反了自然規律， 還與社會道德相矛盾。有人相信了這些話，因為他們正處在貧困的威逼和激情的鼓動之中。這種錯誤的權利理論，一旦與盲目粗暴的力量結合到一起，就能使後者立即獲得激情和前所未有的威力。
還要說明的是，操縱這次事件的人並不是陰謀家，而是全體人民針對另一些人的叛亂。這一次，女人也加入了戰鬥，為男人們準備物資和補給，即使到了被迫投降的最後關頭，她們依然有戰鬥到最後一刻的決心。她們是帶著對家庭的感情參加戰鬥的，為了丈夫的舒適生活、為了孩子的成長，她們渴望勝利。她們對戰爭的看法，就像買彩票那樣。
這夥群眾的戰爭知識來自於法國人好戰的傳統和參與革命的經驗，很多人家世世代代都接受過軍事方麵的培訓。在巴黎的工人中，超過半數當過兵，他們願意再次投入到戰鬥中。事實上，退役的士兵們大多參加了這次叛亂。2月24日那天被圍的拉莫裏西安，先後兩次被曾經聽命於他的士兵饒過性命。對這群退役士兵而言，相比於叛亂熱情，他們對戰場的回憶更強烈。
這次叛亂的導火線是國家工廠的解散，這是所有人都知道的。國家工廠是一個很像軍事單位的可怕組織，執行委員會不敢完全解散它，所以打算逐步拆解，先將一部分工人遣散到外省的工廠，遭到拒絕。6月23日，這批工人走上巴黎街頭，發起遊行抗議。他們派出的代表向執行委員會提出了極不合理的要求，沒有得逞之後，他們宣布，將在第二天武裝抗議。
這一切都表明，醞釀已久的危機終於爆發了。
議會得知這些情況之後，很是擔憂，但並沒有因此中斷工作，仍舊按照議事日程召開各種討論會。議員們雖然心裏很不安分，但表麵上都很鎮定。當時正在討論一個非常重要的議案，一位傑出的演講家正在發言。
政府有意讓鐵路國有化，因此提出了收購全國鐵路的計劃。蒙塔朗貝爾反對這一計劃，他的理由很充分，演講也很精彩。像這樣出色的演講，在過去和以後都沒有聽到過。不僅是我，連反對他的人也覺得他的演講很好。盡管在這一次他沒有習慣性地使用侮辱性的語言，但仍然尖銳地抨擊了這一計劃。他高傲的性格被心理上的不安抑製住了，他喜歡爭論和反對別人的毛病也被抑製住了。和其他的辯論家一樣，他也是表麵堅強但內心脆弱。
議會散會了，自始至終都沒有討論外麵發生的變化。
6月23日這一天，我提早來到了議會。聖瑪德萊娜教堂時，看到那裏有很多公共馬車，據說，這些人是趕來修築堡壘的。到了議會之後，有人向我證實了這一點。不過，人們對將要發生的武裝叛亂還持懷疑態度。我決定親自去了解一些真實情況，於是就和科爾賽勒去了市政廳一帶。
在那裏，我看到靠近市政廳的所有大大小小的街道上，都有人忙著修築堡壘。所有的堡壘都很符合工程規範，像是有專門的技術人員作指導。為了打地基，他們刨開了必須刨開的路麵石板，然後運來方塊石頭，修築起堅固的堡壘。在堡壘與街邊房屋之間，他們還預留了可以保證通行的通道。
為了掌握各個街道的真實情況，我和科爾賽勒決定分頭行動，分別去了不同的街道。後來，他告訴我，他受到了人們的擺弄。剛開始，他毫不費力地通過幾處正在修築堡壘的工地，但後來就被人扣住不讓走了。他們看到這位穿著白襯衣和黑上衣的紳士，正悠閑地在市政廳周邊的街道上遊逛，然後在每個工地旁停下腳步安靜地觀看，於是打算將他也拉進他們的陣營裏。他們向他發出請求，請他幫助他們。毫不否認科爾賽勒是一位像凱撒那樣勇敢的人，他明白，在這種情況下最明智的選擇就是接受邀請。於是，他搬起被掀起來的路麵石板，盡可能地將這些石塊擺放得整整齊齊。那些人看到他笨拙的身姿和敷衍的態度，覺得他不是個幹活的好手，很快就讓他走人了。
我沒有遇到類似科爾賽勒的那種情況。我去了聖馬丁大街和聖德尼大街，沒有看到可以被當作堡壘的建築物。可是，在那裏，我目睹了規模更大的騷亂。在回來的時候，我看到一個身上沾滿了血跡和腦漿的國民自衛軍士兵，麵無血色地打算回家。我向他打聽情況，他告訴我，他所在的部隊在聖德尼門遇到強大的攻擊，他身邊的一位戰友（他還告訴我了這位戰友的名字）被打死了，腦漿噴到了他的衣服上。
我繼續往回走，一路上沒有遇到哪怕是一個常備軍士兵，這讓我感到驚奇。可是，剛剛走到波旁宮前麵，我就看到了大炮和威武雄壯的步兵。拉莫裏西安穿著軍裝騎馬走在隊伍的最前麵。我從來沒有看到過他煥發出戰鬥精神的形象，甚至可以說他感覺很高興。雖然這就是他最真實的性格，但我依然認為在這種時候不應該這樣，他似乎有報複在二月革命中受到的侮辱和傷害的心理。
我問道：“你幹什麽去呢？聖德尼門那邊正在交火，市政廳附近有大量堡壘。”他回答道：“等著看好戲吧，我就要去那裏呢！你以為在這種時候，我還會將士兵分派到居民區狹小的街道上嗎？我不會做這種愚蠢的事情！我要把叛亂分子壓縮到大的街區上，在那裏我們能戰勝他們，我們要將他們徹底擊垮，他們是逃不了的。”
回到議會以後，外麵下起了大暴雨，整個巴黎都變成了一座水城。我僥幸地希望我們能在壞天氣裏擺脫危機。實際上，如果是一般的叛亂，就會因為下雨而停止，巴黎人習慣於在晴朗的天氣裏戰鬥，相比於子彈，他們更討厭下雨。
我的這個希望很快就破滅了，不斷傳來的消息加劇了我內心的不安。議會打算按照既定日程展開工作，但這是不可能的了。叛亂雖然還沒有蔓延到議會，但議會已經有些搖搖欲墜了，時而按照日程工作，時而又脫離了日程，以至於最後拋開議程，完全討論眼前的叛亂了。幾位議員登上演講席講述了他們的見聞，還有幾位議員提出了應對之策。法盧爾[43]代表公共救助事業委員會提議解散國家工廠，得到眾人響應。
在毫無意義的演講和沒有結果的討論中，時間一點點地過去了。沒有人了解外麵的確切消息，於是紛紛要求執行委員會匯報情況，但執行委員會的人都不在場。此時，看不到政府的行動，議會的處境是最慘烈的。它就像一個病人，雖然滿懷激情，但四肢已經癱瘓，什麽都做不了。終於來了兩位執行委員會的成員，他們匯報說形勢很危險，但有可能在天黑以前得到控製。議會決定繼續開會直到晚上。
會議剛剛召開，就從拉馬丁那裏傳來消息：他們嚐試著走進街上的堡壘，但遭到了槍擊；比西奧[44]和多爾內試圖對叛亂者發表演講，結果反遭重傷；貝多的大腿被子彈擊穿；許多軍人因傷陣亡或退出了戰鬥。一位名叫康西德蘭[45]的議員提議作出讓步，雖然混亂但還能控製得住局麵的議會憤怒了，議員們紛紛向他吼道：“應該懲罰他們，勝利以後就懲罰他們！”
在這天晚上的所有時間和夜裏的一部分時間裏，議會是在演講、聽取演講和等待消息中度過的。午夜時分，卡芬雅克[46]來了，中午的時候，執行委員會將軍權全都賦予了他。於是，他向議會急切而清晰地匯報了當天的重大情況。他告訴我們，他已經命令鐵路沿線的駐軍進入巴黎，周邊省份的國民自衛軍隨時待命；叛亂者已經占領了主要街道，正在嚐試著控製整個城市。議會已經筋疲力盡了，於是決定留下一部分人值班，其他人散會，明早八點再開會。
我離開一片混亂的議會，走上一座橋時，看見大鍾的指針指向了淩晨一點。此時的巴黎正靜靜地待在黑暗中，就好像睡著了似的。我相信早上的所見所聞的確是真實的，用不著再多說什麽。當我走過廣場和街道時，沒有看到哪怕是一個人，沒有聲響，也沒有說話聲。在勞累一天之後，人們都睡著了。夜晚的安靜感染了我，我覺得我們已經取得了勝利。我帶著這樣的心情回了家，然後就睡著了。
現在是全年中白天最長的時期，因此，當我醒來時，太陽已經懸在地平線上了。剛睜開眼，我就聽到了一陣震得窗戶玻璃作響的金屬響聲。巴黎的安靜已經不存在了。我問妻子：“這是什麽聲音？”她回答說：“炮聲，已經響了一個小時了。你今天還要忙很多事，所以我沒有叫醒你。”我急忙穿好衣服走了出去。
大街上到處都響著召集士兵集合的鼓聲，國民自衛軍士兵手持武器從家裏走了出來。戰鬥即將開始了。召喚這些勇敢的士兵集合的鼓聲讓其他人躲在了家裏。但是，後來發生的事情讓這些勇士們失望不已，因為他們發現自己被執行委員會帶上了一條錯誤的道路，他們可能被人出賣了。他們憤怒地咒罵著。我認為，這種士兵不信任領導的現象是可怕的。
走到聖托諾雷大街時，我看到一群對炮聲感到不安的工人。他們穿著工作服，但是他們在參加戰鬥時，也是穿著工作服的。他們雖然沒有拿武器，但是眼神和拿著武器的工人沒有什麽區別。炮聲更加清晰了，這說明叛亂者又爭奪了一塊地盤，他們高興極了。我意識到，工人們的雙手和心靈都加入到了這場戰鬥之中了。眼前的情景就證明了這一點。革命精神的傳播就像血液的循環那樣，從工人階級的這一部分擴散到另一部分，直至每個角落。在還沒有發生戰鬥的街區有這種精神，好像這裏很快也會成為戰場。在我們居住的房子裏也有這種精神，在我們可以自己做主的地方也有了家賊。這使得整個巴黎似乎都在內戰。即使一些大家都不關注的地方也有這種精神。在此，我破一次例，講一件幾天之後好友布朗基[47]告訴我的一件事。這件微不足道的事情可以說明當時事件的一些特點。
布朗基從家鄉帶來了一個窮人的孩子，讓他當了仆人。在叛亂的那個晚上，那個孩子邊做飯邊說道：“這個星期天（當天是星期四）該我們吃童子雞翅了吧？”另一位在布朗基家當仆人的女孩子說道：“也該我們穿美麗的絲綢裙子了。”對叛亂精神的合理思想，誰能比這兩個天真的孩子表現得更明白呢？需要補充的是，雖然布朗基假裝沒有聽到這些對話，但心裏卻十分害怕。叛亂剛剛被平息，他就讓那個野心不小的男孩和那個虛榮之極的女孩回家去了。
我終於來到了議會。雖然還沒有到開會的時間，但議員們都來了。炮聲把議員們召集到了議會大廳。議會大廈變成了一座軍事要塞，被好幾個營的士兵把守著，通往這裏的所有路口都架起了大炮。
議會的態度還是很堅定，但也顯得更加不安了，它的確有感到不安的理由。雖然不斷地得到互相矛盾的消息，但我們還是能夠做出判斷，我們麵對的是巴黎從來都沒有出現過的一場全麵的武裝叛亂。已經被解散了的國家工廠和一些革命組織向叛亂提供了善於指揮的軍官和訓練有素的士兵。叛亂在不斷地擴大著，根據六十年來政府在曆次重大動亂中都獲得了最終勝利的經驗分析，也無法斷定這次叛亂同樣也會被平息。參與平息叛亂的，是幾個來自富人區的國民自衛軍營、幾個在二月革命中被解除了武裝的非常備軍連，還有一支兩萬人的保安隊。作為平叛主體的保安隊不僅軍紀渙散，更要命的是，這些年輕人的父母、兄弟或親人都參與了叛亂，我們沒有理由不懷疑保安隊的動向。
最讓我們擔心的是執行委員會的態度，他們讓我們產生了不信任感。我在國民自衛軍中看到的那種不信任感，議會中也存在。我們不僅不相信執行委員會的辦事能力，而且還懷疑其中某些成員的忠誠。他們雖然有很多人，但大多是靠耍嘴皮或者筆杆子吃飯，而且很分散，很難有共同行動，因此，即使互相了解和信任，也不能采取有效的行動。
然而，可怕的叛亂終究還是被我們平息下去了，這場令人害怕的叛亂還拯救了我們。“沒有經曆過危險，就沒有資格談論脫險”這句名言在這裏絕不適用。如果叛亂的激烈程度和凶殘程度不夠，有產者就會守在家裏，整個法國也不會一起幫助我們，國民議會也會考慮作出讓步，至少少數派會提議讓步。如果議會作出讓步，就會影響士氣，對戰鬥不利。可是，叛亂者拒絕調停也不願和解，因此，叛亂一旦發生，就注定了結局隻能是勝利或者失敗。
叛亂之所以沒有得到任何重要人物的領導，也是因為上述原因。我認為，即使是最終取得了勝利的叛亂，在剛開始也是沒有領導人的，但在它結束的時候就有了領導人。這種情況是有先例的，所有的平民叛亂都是如此，而且也沒有超出這個範圍。山嶽派沒有支持這次叛亂，不僅如此，還有幾個山嶽派成員公開表示反對叛亂。他們有自己的目的，隻不過想換個方式罷了。此外，他們也擔心工人們取得勝利以後會給他們帶來厄運。他們害怕那種使人們拿起武器挺身而出的激情。事實上，這種盲目、粗魯和貪婪的激情確實很可怕。這種激情讓同情叛亂的人也感到害怕，隻會讓反對叛亂的人更加提高警惕。
在5月15日的時候，一些有可能成為這次叛亂的領導人的人物，已經被逮捕起來了，當叛亂發生時，他們隻能待在文森那監獄裏，隔著牆壁傾聽遠處的槍炮聲。
雖然我的工作很忙，但我還是無法保持安靜，我還擔心我的侄子們的安危。當時，他們寄住在一座小修道院裏，我認為，即使叛亂沒有擴散到那裏，但離那裏也不會太遠。他們的父母不在巴黎，隻有我能照料他們，我得去看看他們。
於是，我經由那條隔開波旁宮和聖母德尚大街的道路，向那座小修道院走去。在途中，我看到一些叛亂者在夜裏修築的堡壘，到了白天，它們就會被放棄或者奪占。大街上到處都是叫聲，鬼哭狼嚎一般，與鼓聲、喇叭聲夾雜在一起，讓我覺得喧囂而粗野。這是我第一次聽到這樣的聲音，也是最後一次聽到。要求全體士兵立即集合的鼓聲隻在最危險的時刻才會響起，聽到鼓聲的國民自衛軍士兵紛紛拿起武器，走了出來。穿著工作服的工人們也三五成群地圍在一起，談論著眼下的局勢。 叛亂還沒有擴散到聖母德尚大街，但離這裏已經很近了。我把侄子們帶回家，然後就去了議會。
當我走近議會大廈，即將進入守衛大廈的軍隊的陣地的時候，一位老太太推著一輛裝滿蔬菜的車子，擋在了我麵前。她顯得很沒有禮貌，因此我也蠻橫地要求她讓開。她沒有理睬我，放下車子，猛地撲向我，凶狠地揪住我的衣服。我費了很大的勁兒才掙脫開。我看見她麵露凶光，滿臉狂怒，嚇得打了一個哆嗦。
我之所以講述這件小事，是因為從中看到了一個很大的特征。在叛亂的瞬間，即使無關政治的一些行為也帶有引發混亂和憤怒的性質。任何一個專注的目光都能發現這個特性，它反映了人們的精神的全貌。這種情緒形成了一種特殊的氛圍，就好像一堆火在燃燒著，在這個氛圍之中，各種激情被點燃或者沸騰著。
在無窮無盡的壞消息的影響下，議會越發地不安了。叛亂分子的地盤遍布整個巴黎，從設在市政廳後麵的大本營裏伸出兩隻胳膊，穿過左右兩側的貧民區，很快就要合圍住我們了。事實上，槍炮聲的確離議會大廈越來越近了。以上都是真實的情報反映的情況，除此之外，還有大量不可靠的傳聞。有的傳聞說，我們的軍隊的彈藥不夠了；還有傳聞說，我們的一支軍隊投靠了叛亂分子。
梯也爾請巴羅、狄福爾、萊薩、朗瑞內和我到一間單獨的房間議事。他對我們說道：“我去叛亂的地方查看過了。請你們相信我看到的情況，的確很可怕，很快你們也會看到了。用不了一個小時，他們就會衝到這裏，把我們全都殺掉。因此，你們有沒有想過，在有必要的時候提出建議，把議會大廈周圍的駐軍都調到這裏，保護議會逃出巴黎，到一個安全的地方，把共和國遷到一個可以命令整個法國的軍隊都來支持我們的地方。你們想過嗎？”在說這些話的時候，他的情緒很激動，聲音也很高亢，但不像是臨危不懼的樣子。在這一刻，他好像被二月革命的幽靈附體了。
狄福爾一向不願意幫助他不喜歡的人，即使為了拯救自己也不情願協助這種人，他在此時也發表了意見。根據我的記憶，狄福爾微笑著嘲諷道，現在還不是提出這種建議的時候，等到了有必要的時候才能討論這個問題，從目前的狀況來看，我們不必絕望，也不必考慮采取這樣的措施，如果有人考慮這些，那麽這個人就很無能。他的話很有道理。於是，這個由梯也爾召集的會議就此結束。
之後，我立即給我的妻子寫了一張便條，告訴她叛亂在不斷擴大，叛亂分子也許很快就會占領整個巴黎，那時，我們將被迫離開巴黎，轉移到別的地方去。我催促她，趕在叛亂分子控製鐵路之前，趕緊乘車去聖日耳曼，然後等我的消息。把便條交到侄子手裏之後，我又回到了議會。
議會正在進行一場表決，法案內容是：在巴黎實行戒嚴措施；停止執行委員會的權力；由卡芬雅克實行軍事統治。議員們都明白，這項法案必須被通過。形勢所迫，這些事情必須這麽辦，一切看上去似乎都很容易辦到，卻遲遲辦不到。議員們不斷提出一些極小的臨時動議或附加條款，導致大方向被改變以致被破壞。眾所周知，這樣的會議不可避免地會受到胡攪蠻纏的影響，有一種既看不到又摸不到的力量攪和著，阻撓著一種意見戰勝另一種意見[48]。誰都不會想到背後搗鬼的人居然是巴斯蒂德，可是的確是他。
我聽說過巴斯蒂德其人，他喜歡談論自己，每次發言的開頭幾句話，他說的都是他自己。不過，我在後來發現，如果環境適當，即使是不善言辭的人，也會比最傑出的演講家產生更大的影響。隻要他們瞅準時機，把自己的主張融入到發言裏，然後再寫成正式的書麵提案，讓所有人聽到，並且迅速理解他的意思。巴斯蒂德就是這樣做的，總是以一副看似真誠的形象出現在眾人麵前，然後以悲壯的語氣說道：“公民們，我以共和國的名義，請求你們趕快通過法案。依照目前的形勢，用不了一個小時，市政廳就會被叛亂分子占領啦。”
這個簡短的發言結束了議會無休無止的討論，法案立即得以通過。
我舉起手來，表示對法案中關於在巴黎實行戒嚴的內容有反對意見。我這麽做沒有經過反複的考慮，隻是出於本能的思考。一直以來，我都很輕視戒嚴，而且也很害怕戒嚴。當法案中提到要實施戒嚴時，我的這種想法變得更加強烈了。我承認我犯了一個錯誤，好在隻有很少的幾個人讚同我的這個錯誤。
執行委員會成員表示強烈的不滿，他們認為，他們的反對者和卡芬雅克的支持者為了促使法案得到通過，采用大聲慫恿的方法。然而，如果情況真是這樣，我也願意原諒這些慫恿的人，因為通過這項法案有利於拯救這個國家。
在通過這個法案之前，議會還通過了另一個法案。這個法案規定，在叛亂中死去的人，其家屬會得到國家的撫恤金，子女將由國家撫養。議會決定，委派六十名議員到國民自衛軍中去，向士兵們宣讀這項法案，使士兵們那據說已經極為低落的士氣再次高漲起來。然而，主席團（我也是主席團成員）並沒有立即派出議員，而是不斷地爭論這個決定有沒有好處。大量的時間又被浪費掉了。我忍無可忍，說了一句話，終於終止了這場討論。我說道：“諸位！議會可能犯了錯誤。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如果議會通過了這項決議，卻遲遲得不到執行，這是議會的恥辱；如果我們不遵守，就是我們的恥辱。”
於是，主席團很快就選出了這六十個人。不出所料，我也在這六十個人當中。這其中還有科爾莫南[49]、克勒米厄和古德索爾[50]等人。古德索爾在當時還不是著名人物，但是這三個人中最有特色的一個。他是個罕見的人，因為他既是激進派的政治家，同時還是銀行家。他善於觀察，能夠用合理的觀點解釋自己內心似是而非的道理，可是每到最後又會被人揭穿。他的父母都是猶太人，從外貌上看，他不像猶太人。他的臉頰很豐滿，嘴唇也很大，身子又矮又胖，像是富人家的廚師。他不虛榮、不暴躁、不活躍、不愛爭論，也不太容易情緒激動。在談到政府資金緊張的問題時，他會落淚。總而言之，盡管他身材矮小，但可能是最勇敢的一個人。
主席團的討論還在繼續，但有幾位議員已經出發了，給他們做向導的人和提供保護的人也一起出發了。我所在的小組也出發了，但我們沒有向導，因此略帶不安地沿著塞納河岸邊向巴黎市區走去。
這時，叛亂已經蔓延到了更多的地方，到處都能聽到炮聲，藝術橋和九號橋之間就有很多大炮。國民自衛軍士兵看到了我們，就摘下帽子向我們致敬，還低聲呼喊道：“國民議會萬歲！”與當年國王被推翻時的歡呼相比，這時的呼喊是發自內心的，更加感人，也更容易引起共鳴。
當我轉到盧浮宮，然後走到騎兵競技場時，我看到科爾莫南和克勒米厄已經右轉朝杜伊勒裏宮方向走去了。我聽到他們中的一個人（記不清是誰了）說道：“我們要去哪裏啊？沒有向導能行嗎？或者就到杜伊勒裏宮的花園裏轉一圈吧！那裏有些預備役士兵，我們就跟他們宣讀議會的法案吧！”另一個人回答道：“你說得對。我認為我們一定能很好地完成這項任務，沒有人會對第一個完成任務的人說閑話。聽說，那些預備役士兵馬上就要開赴前線了。”
我認為，觀察聰明的人在無意之中暴露的恐懼心理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通常來說，愚蠢的人暴露的恐懼心理能夠被一眼看穿，而聰明人則不然，他們會在恐懼心理上遮擋上一塊用謊言編織而成的布。這是喜歡將謊言看成是智慧的人才做的事情。
他們知道我不會去杜伊勒裏宮的花園，也很生氣他們去那裏。於是，我叫住古德索爾，讓他也見識一下他們的行徑。古德索爾氣呼呼地說道：“我都看到了，我不和他們一起去。即使沒有他們，我們照樣行！”於是，我和古德索爾一起向盧浮宮的長廊方向走去。可能是對自己的行為感到羞恥了，科爾莫南和克勒米厄很快又和我們會合到一起了。
我們四個人來到了聖奧諾雷大街。可以說，聖奧諾雷大街的景象是整個六月事變中最能打動我的心的。這條街原本人來人往很熱鬧，此時卻很冷清，比淩晨四點鍾時還要冷清，放眼望去，看不到一個人影，甚至都看不到任何有生命的東西。所有店鋪的門窗都關著，也不見有人出來，沒有一點兒生機。除了炮聲，再沒有任何聲音，沒有人的腳步聲，也沒有馬車的聲音，即使是炮聲，似乎也是在沒有人的城市裏響著。不過，街邊的房子裏都有人，因為我看到有女人和小孩爬在窗戶上驚恐地望著我們。
我們終於在距離王宮不遠處遇到了大批的國民自衛軍。於是，我們開始執行議會交代的任務。克勒米厄發現隻要說話就能完成任務，立刻來了精神。他向士兵們宣讀了議會通過的法案，還稱讚了他們的勇敢，受到士兵們的歡迎。他們派了一個護衛隊，保護我們繼續前行。
我們在附近轉了很長時間，最後停在了位於朗比托大街的一個堡壘前麵。這個堡壘仍然被叛亂分子占據著，我們無法通過，隻好返回。這一帶的街巷上還殘留著戰鬥的痕跡，而且直到現在還有斷斷續續的戰鬥。這本身就是一場戰場不固定的斷斷續續的伏擊戰。激戰停頓一會兒，就會聽到從天窗傳來槍聲，有人跑過去搜查，開槍的人已經從後門溜走了，隻能確定確實有人在這裏開槍。國民自衛軍接到命令，凡是有百葉窗的窗戶，房主必須將百葉窗打開。命令還明確宣布，對圍觀的人也可以開槍射殺。即使我們有議員的肩章，也不能從戰鬥現場經過。
我們在兩三個小時的時間裏至少宣讀了三十次議會的法案，而且都是由我和克勒米厄宣讀的，古德索爾隻會講財政方麵的問題，而科爾莫南不愛說話，就像個啞巴。老實說，實際上重擔都壓在了克勒米厄的肩上，我很滿意他的表現，盡管我沒有讚揚他，但是他的能力的確令我感到吃驚。讓維耶認為克勒米厄是個天才的雄辯家，他的確發揮了這方麵的才能。他扯著嗓門慷慨陳詞，用一些令人驚訝的話嚇唬聽眾，又不斷地提出一些人們普遍關心的問題（一開始就提出了這些問題，現在更要引起注意）[51]。他時而用動作配合演講，時而又在演講當中穿插動作。他始終是慷慨激昂的，始終是有理有據的，始終能贏得掌聲。我認為，人們從來都沒有遇到過他這樣的人並曾經想象過這樣一個醜陋而不善言辭的人會有如此表現。
在我們向國民自衛軍宣讀議會法案期間，我注意到戒嚴令已經發揮作用了。對此，國民自衛軍深感滿意。我們又告訴他們，執行委員會已經被罷免了，他們又歡呼了起來。當人們得知自己的政府麵臨危險時是不應該高興的，但是，不到兩個月的時間，拉馬丁的聲望就下降到這種地步了。
國民自衛軍士兵們要求我們證實執行委員會是否真的被停止了工作，我們給他們看了已經由議會通過的法案。需要指出的是，他們的態度很堅定。我們鼓舞了他們的勇氣，此刻，他們也來為我們打氣。他們喊道：“我們要堅持戰鬥，議會也要態度堅決，不要和叛亂者妥協，要戰勝他們！”我從來沒有見到過國民自衛軍如此堅定的態度，我認為，任何人都不應該改變這種態度，這是他們需要的，也跟不能再次出現的局勢密切相關。古代的城市居民明白，如果他們的城市被人占領，他們將失去自由，淪落為奴隸，所以他們奮勇作戰，就為了保衛家園和自由。現在的巴黎就是這樣的一座城市[52]。
我們剛剛回到議會，古德索爾就和我們分別了。他以一半是加斯科尼方言一半是阿爾薩斯方言的口音憤恨地說道：“我們已經完成了議會的任務，我也要參加戰鬥了！”他的口氣就好像即將出征的戰士，又好像是慶祝我們平安回到議會。我笑了。
他真的去參加戰鬥了。我聽人說，他鑽進了兩三個隻能容納他一個人的堡壘，參加了戰鬥。在執行議會任務期間，我就確信我們會取得最後的勝利，在回來的途中，我更加確信了這一點。
成千上萬的外省人通過還沒有被叛亂分子占領的道路，趕來支援我們。盡管戰鬥是從昨天夜裏開始的，但他們已經從兩百公裏以外的地方趕來了。在此後的幾天裏，又有人源源不斷地從四百公裏和八百公裏以外的地方趕來。這些人來自不同的階級，有農民、城市居民，也有貴族和地主。他們站在同一個陣營裏，奔向同一個目的地。盡管他們的裝備既不正規也不齊全，但卻有滿腔熱情。相比於叛亂的場麵，這種場麵更加令人震撼，更加令人覺得新奇。我們必然取得最終的勝利，我們有整個法國的援助，而叛亂分子卻沒有後續補充。
在被人們用大炮保衛起來的路易十五廣場上，我遇到了在七月王朝末期出任眾議院副議長的勒佩爾蒂埃·道奈[53]（他是我的親戚）。他既沒有穿國民自衛軍的軍裝，也沒有拿槍，而是用白布將一把儀仗用的短劍係在了身上。我看到這位令人敬佩的老人穿著如此奇怪的衣服，眼淚都快出來了。我說道：“今天去我家吃晚飯好嗎？”他回答道：“不行啊。這些勇敢的人知道，如果叛亂分子取得勝利，我的損失會比他們大很多，如果我離開他們去享受晚餐，他們該怎麽說我呢？我必須和他們在一起，一起吃飯，一起露營。我想拜托給你一件事，如果可以，幫我催促一下，趕快把我們的麵包送來，從今早開始，我們還沒有吃東西呢。”
將近三點鍾的時候，我回到了議會，就再也沒有離開過。在這一天剩下的時間裏，議會都在討論外麵的戰鬥。不斷有新的情況發生，也不斷有新的情報傳來。情報說，有個省派來了誌願軍，有人抓了俘虜，有人在大街上舞動奪得的旗幟。此外，還有稱讚勇敢作戰的情報，不時還有大人物受傷或者陣亡的消息。這一天會怎麽結束？還不能預料到。
過了很長時間之後，議長宣布開會，但開會的時間很短。這樣開會是有原因的，議會就像個一有工夫就說瞎話或者淘氣的孩子。開會時，議長都會提到在閉會期間他得到的最新消息。這位議長是位眾所周知的人，他是魯昂最有名的律師，叫塞納爾[54]。他是個勇敢的人，但是總是耍一些律師使用的喜劇把戲，這使得他不能在應該表露真情實感時，如實地表達自己的感受。在表現勇氣時，他會說一些過分誇張的話；在表達他認為的真實感受時，他又習慣於使用低沉、顫抖的聲音，甚至還像個悲劇演員那樣帶著哭腔。莊嚴和滑稽是不能共存的，莊嚴體現在事實方麵，而滑稽體現在言談上。
一直到夜很深了，議會才宣布散會，我們才得到了休息。戰鬥已經停止了，但是明天還會繼續。叛亂也在繼續，沒有一個地方得以平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