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巴黎途中，我順道去向居住在瓦洛涅的朋友們道別。他們得知我要返回巴黎的消息，都有些難過，他們普遍認為，新當選的議員在巴黎會遇到極大的危險。一些勇氣可嘉的朋友對我說道：“當國民議會遭到攻擊時，我們一定來保護你。”當時，我並不相信會在巴黎遭遇危險，因此認為他們的擔心是多餘的。但此時我卻為自己的這種想法感到後悔，因為他們和許多人一樣，當真為了保護朋友而來到了巴黎。
回到巴黎以後，我才知道了選舉結果，在總計大約十二萬張有效選票中，我獲得了其中的十一萬多張，當選了國民議會議員。其他當選的人大都是原來的王朝反對派，在革命之前就主張共和主義的人中，隻有兩位得以當選。法國其他地區，情況大概也是這樣的。
過去的一段時期裏，出現過比1848年的革命者還要凶狠的革命者，在我看來，他們也是有史以來最為愚笨的革命者。他們既不能讓普選成為服務工具，又不能利用普選讓自己擺脫困境。在2月24日之後，如果仍然有上層人士對突如其來的打擊感到迷茫，而且人們還處在驚慌之中，那麽就應該舉行普選，這樣也許能讓他們得到一個滿意的議會。如果他們膽敢實行獨裁，毫無疑問，他們隻能短暫地維持獨裁。
他們聲稱將依靠全體人民，但行為卻脫離了人民。換句話說，他們一麵需要依靠人民，一麵又在與人民為敵。他們提出許多瘋狂的計劃，使用大量粗暴的語言，讓人民感到害怕；同時，他們又用猶豫不決的行動，給人民提供了反抗他們的途徑；他們將人民束縛在自己的統治之下，同時，又希望人民能拯救他們。在掌握政權之後，他們不僅不擴大自己的團隊，反而還關緊了大門，不允許別人加入進來。
他們似乎在嚐試著處理這樣一個難題：既建立多數派的統治，又反對多數派的興趣與關注。他們模仿過去的例子，但實際上又缺乏對這些例子的了解。他們簡單地認為，如果想讓人民參與政治生活，隻要發出呼籲就足夠了；如果想讓人民擁護共和國，隻需要給予人民權力就足夠了。他們也許忘記了先輩們的做法，先輩們在給予農民選舉權的時候，並沒有廢除什一稅。他們的先輩們廢除了徭役、領主特權，還把地主的土地分給了農奴，不過，他們自己始終沒有放棄權力。
他們實行普選製[21]的初衷是鼓勵人民支持革命，但他們給予人民的卻是反對革命的理由。我並不認為農村就沒有革命熱情。法國農民人人都有一份土地，這是一片很小的土地，大部分農民就以此為生，為了生計還要借債。貴族不再是他們的敵人，放債人才是他們的敵人，是他們攻擊的對象。因此，要鼓勵農民支持革命，重點不在廢除所有權，而是廢除債務關係[22]。1848年的革命者沒有想到這些，但他們比這些先輩們還無能，更不會做到這些。相比而言，1848年的革命者的粗暴和不平等隻體現在行動上，而他們的粗暴和不平等體現在意願上。他們如果想在行動上體現出暴力和不平等，僅僅有握有權力的政府還不夠，還必須有符合他們心意的政府，以及符合這個時代的風俗習慣和激情。
因為這個緣故，大多數選民反對主張革命和在革命中獲得了成功的政黨，使得這個黨派在大選中遭遇慘敗。當他們看到自己的候選人遭到失敗，先是產生悲痛和憤怒的情緒，然後時而溫和時而蠻橫地抱怨選民，罵選民忘恩負義，罵選民無知愚蠢，連自己的幸福都不關心。這讓我想起了莫裏哀戲劇《太太學堂》中阿爾諾爾的台詞：你這個不知害臊的女人，怎麽不愛我了？
我在巴黎看到的情景絕對不會讓任何人高興，不僅不會令人高興，還會令人悲傷和害怕。我看到有十萬名工人被武裝了起來，加入了國民自衛軍的行列，他們不再工作，掙紮在死亡線上，腦子裏卻是沒有用處的理論和空想。我看到社會分成了兩個部分，第一個部分由兩手空空的窮人構成，他們被貪婪連到了一起；第二部分由有一定財富的人構成，他們被煩惱連到了一起。這兩個部分之間沒有任何聯係或共性，他們都認為，即將發生的鬥爭是不可避免的。
在魯昂和利摩日，平民和資產階級（在之前的鬥爭中頻繁出現的這兩個詞匯再次出現了，代表了遭遇不同的兩種人）已經展開了鬥爭。巴黎的財主們再也不能任意揮霍財富了，政府有時告訴人們，隻有參加勞動才能售出東西；有時又規定，不能依靠別人的財富生活，即不允許地主收取地產租金。地主們隻好盡可能地聽從政府的指令，即使違反了指令，也要想辦法減少一些損失。當時，我從報紙上看到了一則通告，我覺得它將尊嚴、怯懦和笨拙完美地結合到了一起，給我留下了極深的印象。這則通告是這麽寫的：“編輯先生：請允許我在貴報上告知我的房客：我打算給予你們真正的民主應該恪守的仁愛準則，特此，我鄭重地向希望享有這一準則的房客轉達下次房租的交款通知。”
最終，這位同樣受到壓製和威脅的資產階級收獲的是黑暗和絕望，這種絕望又逐步變成了勇氣。我一直認為，二月革命隻能是以爆發激烈的戰鬥為結尾，絕對不可能有和平結束的希望。在2月24日之後的第一天，我就說過這樣的話：按照我看到的情景判斷，這場戰鬥不僅不可能避免，而且很快就可能發生，每個人都在尋找最好的開戰時機。
5月4日這一天，國民議會終於開會了。直到宣布開會前的最後一刻，人們都不相信這次會議能開得起來。我相信，一些熱衷於搞煽動的人多麽希望國民議會一直不要開會，但卻沒有膽量真的這麽做。自始至終，他們被自己聲稱的主權原理壓得氣喘籲籲。
我眼前出現了議會開會之時的情景，但我覺得當時的記憶還是很混亂的。如果能夠在腦海中留下清晰、深刻的記憶是因為事件的重要，那真是錯誤的。相反，日常見到的一些小事、瑣事，反而能夠銘記在心並長期不忘。比如說，我還記得在那次會議上議員們爭搶著呼喊了十五次“共和國萬歲”。那次會議發生了很多奇怪的事情。我總是能看到某個政黨為了刺激對手而表現得極為過激，但對手卻不賣帳，露出滿不在意的神情。
在議員們時而真誠、時而假裝的表演中，會議如常進行著。我認為，不論哪個派別發出叫喊聲，態度都是認真的。叫喊能反映彼此不同的思想，也能反映彼此對立的思想。每個人都願意保衛共和政體，但目的卻不一樣，有人是為了進攻利用共和國，有人是為了防守利用共和國。議員們的熱情和人民群眾的熱情見諸報端，盡管場麵熱鬧，但誰都不是真正的熱情。人們在第二天做的事並不是頭一天計劃好的，而是為了某種感情而做的。
臨時政府規定議員們要穿上以前國民公會的議員服開會，尤其是要穿上白色翻領內衣。不論是誰見到這種裝扮，都覺得羅伯斯庇爾又執掌政權了。我本以為是賴德律·羅蘭或路易·勃朗[23]想出的這個主意，後來才聽說這是馬拉斯特富有文學情調的想象力的產物。但是，除了克西迪艾爾[24]之外，包括立案人在內的所有人都沒有接受這個規定。克西迪艾爾是後來自稱為山嶽派的那個派別的成員，因此，隻要看到他這麽著裝，我就會想起1793年的那些人。他身材高大肥胖，三角形的腦袋好像鑲嵌在肩膀上一般。他的表情很豐富，眼神很狡黠，看上去有些傻氣。在外貌上，他是一個無法形容的人，好在他的體內活躍著的思想還算靈敏，能夠掩飾住無知和粗俗。
國民議會開會後的兩天裏，我們逐漸認識了臨時政府中這些在2月24日之後各有作為的成員。他們都堂而皇之地表揚自己，有時也堂而皇之地表揚自己的同事，以至於人們都不敢相信某人與某個同事曾經是死敵。我認為他們之間的關係是對立的，因為在政治上他們彼此嫉妒和憎恨。我覺得雖然他們天天見麵，但關係依然很生疏。這種情形，就好比在旅途中被迫坐同一條船的兩個人，即使麵對海上的風浪也互不了解。
在議會的第一次會議上，我就看到了很多舊議會裏的熟人。除了梯也爾落選，布羅伊公爵沒有參選，基佐和迪沙泰爾逃亡在外，其他人——以前政界著名的辯論家、說客都出現在了會場裏。不過，他們顯得很不自在，好像被人們懷疑和孤立了一般，既讓別人害怕，又害怕別人。當時的他們，不能再發揮不久以前依靠經驗和才能所得到的影響力了。
除此之外，我發現其他議員都是脫離了舊製度的新手，沒有從政經驗。在中央集權的統治之下，隻有議會中的少數幾個人掌握著政治生活，其他人，沒有權利和機會參加政治生活，也就不會有經驗。對於那些沒有擔任過貴族院議員和參議院議員的新手來說，他們不僅不知道在議會中應該有怎樣的言行舉止，甚至都不知道議會是幹什麽的、有什麽工作習慣和慣例。他們很容易在沒有必要認真的時候認真，在需要機警果斷的時候猶疑不決。聆聽會議主持人宣讀前一天的會議記錄是沒有多少意義的事情，但我清楚地記得，在會議的第二天，端坐在演講席周圍的新議員們，卻對此產生了極大的興趣，好像將這件沒有意義的事當成了大事。我覺得，這好像是英國或美國的九百名農民突然參加了某個政治活動，如果真是這樣，那麽表現還算合格。
效仿國民公會上的樣子發表激進而獨特的革命觀點的人，依然坐在最高的地方，雖然有些不舒服，但卻能稱自己是山嶽派。得到這個稱呼使他們很是得意，就像自願陶醉在幻想空間的人那樣，他們根本不在乎這個稱號可能被人們視為壞蛋的事實。沒過多久，山嶽派就分成了舊派革命者和社會主義者兩個派係，雖然在細節上麵的差異並不明顯，但他們依然是完全不同的派別。如果想區分他們，隻能憑借並不明顯的色調了。純正的山嶽派也有一些社會主義的想法，而社會主義者在內心深處也讚同純正山嶽派的革命方式。人們不能一直與他們相伴，因為他們也有顯著的分歧。拯救我們的正是他們之間的分歧。社會主義者具有更加鮮明的二月革命的性格和唯一激情，因此危險性極大。他們中的大部分人都是理論家，能夠引起社會思潮的動蕩，但沒有實踐的毅力，也沒有先輩具有的起義的科學。
我的座位所在的位置能夠聽清楚山嶽派發表的意見，也能看清楚山嶽派議席上發生的事情，因此，我得以仔細地觀察這群經常出入議會的人。事實上，我的感覺就像是發現了新大陸。他們以了解一些法國的事情為榮，不以不了解國外的事情為恥。然而，他們對法國的了解也遠遠不夠，因為有很多地方他們還沒有去過。在這次會議上，我發現他們的確是這樣的。他們說地方方言，而且還表現出了一些地方習俗，這讓我吃驚不小，就好像是第一次見到他們。他們嘴裏冒出來的行話令人難以理解，因為不論是無知的法國人還是有學問的法國人，都不說這樣的行話。雖然隻要是行話就有缺點，但他們的行話的缺點顯而易見，大都是粗魯或誇張的詩句。他們的座位那裏經常發出辱罵聲，其中既有侮辱性的，也有調侃性的。在辱罵的同時，他們還會引用一些諷刺人的名言警句。他們時而放肆地喊叫，時而輕柔地低語。看他們的言談舉止，既不像酒館客人，也不像沙龍嘉賓，完全是一副咖啡廳的做派；至於他們的思想境界，則受到了小報雜刊的影響。這是革命發生以來我第一次看到議會會議上出現這樣的人物。直到現在，在議會代表他們的人還是那幾位被孤立的名聲一般的人，他們不表現自己，更喜歡掩飾自己。
製憲議會與之前相比有很大的不同，在我看來，它還有兩個新特點。第一個特點是，相比較以財產為條件決定選舉權和被選舉權的時代選出的出身於貴族和大地主的議員的人數，製憲議會的這類議員的數量更多。第二個特點是，宗教人士在人數和實力上都超過了王朝複辟時期。在王朝複辟時期，這個群體裏隻有一名修道院院長，而現在則有三位主教、數名代理主教和一名多明我會修士。
廢除了選舉權的納稅額度限製，使一些選民擺脫了財產的限製。所有權麵臨的威脅，使選民們更願意投票給能夠保護他們利益的候選人。議會裏之所以出現了很多大地主出身的貴族，就是因為上述原因。雖然宗教人士也是因為這些原因才進入議會的，但他們的出現還有一個更值得研究的原因，即幾乎全體國民又出人意料地回歸於宗教事務了。
上層階級在1792年的革命中受到的打擊，促使他們反思自己不信仰宗教的行為，雖然沒有理解宗教的精神，卻了解了它的社會作用。後來，在政治上繼承了上層階級並仍然是上層階級嫉妒的對手的中產階級，沒有接受這個教訓，在上層階級回歸宗教事務時，中產階級反而不信仰宗教了。相比較1792年革命給予貴族的打擊，1848年革命對資產階級的打擊要小很多，雖然基本情況是一樣的，但規模要小一些，革命色彩也不夠鮮明，更重要的是持續時間較短。神職人員脫離了任何政治派別，回歸到天主教原有的真正精神，這種精神是隻有教士才能具有的。神職人員的回歸，促進了資產階級的回歸。因此，在向原有的宗教精神宣誓保護傳統習俗和等級製度的同時，也宣傳了共和主義。人們重新接受和尊重神職人員，進入議會的神職人員尤其如此。事實上，他們是值得被尊重的，因為他們立場中庸、態度謙和。雖然有些神職人員希望能夠登上演講席發表講話，但他們始終不能很好地使用政治語匯，演講因此也變成了傳教布道。他們早就忘記了如何使用政治語匯。
雖然全國都進行了普選，但是應該當選的新人還沒有出現。我一直認為，不論怎麽選舉，極為罕見的人才最終都會當選。當時的選舉製度隻對下層的普通民眾有影響，因為這個群體是當時的議會所關注的。伴隨著不同製度下的選舉的開展，他們的地位將發生變化，心情也會因此發生變化。製憲議會的選舉就證實了這種意見是正確的。我很早就認識了幾乎所有的在製憲議會發揮影響的人，而其他人則與至今我看到的人沒有相同點。在我看來，這個議會是我見過的議會裏最好的一個。與我曾經工作過的眾議院相比，這個議會擁有的負責的人、正直的人、誠實的人和勇敢的人更多。
製憲議會是選舉產生的，它的價值在於應付可能爆發的內戰。但是，隻要它有戰鬥的能力，它就是偉大的。在獲得勝利之後，如果勝利的重擔導致它不能正常運轉時，它的處境會很悲慘。
我把自己的座位選在了左側。坐在這個位置上，我能夠聽清楚每個人的發言，在我需要發言時，又可以很方便地登上演講席。在靠近我的座位上坐的是朗瑞內、狄福爾、博蒙、科爾賽勒等我的好朋友。
盡管大家都很熟悉議會大廳的布局，但為了更好地理解我的敘述，我必須談一談這個話題。這幢由木料和磚瓦修築的具有紀念意義的建築的壽命比共和國還要長一些，但我認為它不可能存在很長時間。在遭到破壞之後，裏麵發生了很多很難解釋的事情。
會場是長方形的，其中一麵牆壁底下是主席團和演講席的位置，另外三麵牆壁底下是議員的座位，各有九排座位。演講席的正對麵是一個小小的廣場，很像羅馬圓形劇場的競技場[25]，不過不是圓形的，而是正方形的。因此，坐在側麵的議員隻能模糊地看到演講席，能清晰地看到演講席的議員又坐在很遠的地方。這種布局利於分散注意力和製造混亂。坐在側麵的議員看不清演講者，就不會向演講者發難，轉而與身邊的人爭吵；能看清演講席的議員隻顧著觀察演講者，沒有留意他講了什麽。
在大廳的頂部，有幾扇可以向外開啟的窗戶，通過窗戶，陽光和新鮮的空氣進入了會場。牆壁上還掛著幾麵用於裝飾的旗幟，好在我沒有時間觀察這些用布料和厚紙板做成的裝飾品。雖然專業人士和普通民眾對裝飾物毫無興趣，但法國人依然習慣於將這種裝飾物掛在他們認為有紀念意義的建築上。會場很寬敞，顯得很冷漠，甚至有些淒涼。會場裏有九百個議員座位，是法國議會六十年來最多的。
很快我就意識到這個會場的氛圍很適合我，雖然其間也發生了一些嚴重事件，但我仍然有一種舒適感，這是一種至今為止都沒有過的舒適感。實際上，這是我加入政界以來第一次在感覺上進入多數派的隊列，跟著多數派，我讓自己的愛好和意識服從自己的唯一方針。這種經曆帶給我了新鮮、刺激的感覺。我了解了多數派抵製山嶽派和社會主義者的原因，然後由衷地願意支持共和製。
和多數派一樣，我也在考慮兩個問題。第一，我不能有建立君主政體的想法，不能憐惜任何一位君主。第二，我沒有理由不維護人的自由和尊嚴。我的唯一的目標是，為了防止改革者利用政府和共和主義原則獲得新力量和搞破壞，必須維護原有的法律；在麵對巴黎工人的意願和激情時，讓法國人民的主要願望成為主導；用民主主義抵製蠱惑。我覺得我的這個目標不算高大，也不算光彩照人。我喜歡冒險，但我不知道我現在走的這條漫長而又危險的路，會怎樣吸引我的冒險興趣。如果走過去近距離地觀察這個危險，我會產生不滿情緒。但我依然認為，即使是摸一摸這個危險東西的尖角，也能給我的生活的大部分活動帶來很好的刺激。
回到巴黎以後，我才知道了選舉結果，在總計大約十二萬張有效選票中，我獲得了其中的十一萬多張，當選了國民議會議員。其他當選的人大都是原來的王朝反對派，在革命之前就主張共和主義的人中，隻有兩位得以當選。法國其他地區，情況大概也是這樣的。
過去的一段時期裏，出現過比1848年的革命者還要凶狠的革命者，在我看來，他們也是有史以來最為愚笨的革命者。他們既不能讓普選成為服務工具，又不能利用普選讓自己擺脫困境。在2月24日之後，如果仍然有上層人士對突如其來的打擊感到迷茫，而且人們還處在驚慌之中，那麽就應該舉行普選，這樣也許能讓他們得到一個滿意的議會。如果他們膽敢實行獨裁，毫無疑問，他們隻能短暫地維持獨裁。
他們聲稱將依靠全體人民，但行為卻脫離了人民。換句話說，他們一麵需要依靠人民，一麵又在與人民為敵。他們提出許多瘋狂的計劃，使用大量粗暴的語言，讓人民感到害怕；同時，他們又用猶豫不決的行動，給人民提供了反抗他們的途徑；他們將人民束縛在自己的統治之下，同時，又希望人民能拯救他們。在掌握政權之後，他們不僅不擴大自己的團隊，反而還關緊了大門，不允許別人加入進來。
他們似乎在嚐試著處理這樣一個難題：既建立多數派的統治，又反對多數派的興趣與關注。他們模仿過去的例子，但實際上又缺乏對這些例子的了解。他們簡單地認為，如果想讓人民參與政治生活，隻要發出呼籲就足夠了；如果想讓人民擁護共和國，隻需要給予人民權力就足夠了。他們也許忘記了先輩們的做法，先輩們在給予農民選舉權的時候，並沒有廢除什一稅。他們的先輩們廢除了徭役、領主特權，還把地主的土地分給了農奴，不過，他們自己始終沒有放棄權力。
他們實行普選製[21]的初衷是鼓勵人民支持革命，但他們給予人民的卻是反對革命的理由。我並不認為農村就沒有革命熱情。法國農民人人都有一份土地，這是一片很小的土地，大部分農民就以此為生，為了生計還要借債。貴族不再是他們的敵人，放債人才是他們的敵人，是他們攻擊的對象。因此，要鼓勵農民支持革命，重點不在廢除所有權，而是廢除債務關係[22]。1848年的革命者沒有想到這些，但他們比這些先輩們還無能，更不會做到這些。相比而言，1848年的革命者的粗暴和不平等隻體現在行動上，而他們的粗暴和不平等體現在意願上。他們如果想在行動上體現出暴力和不平等，僅僅有握有權力的政府還不夠，還必須有符合他們心意的政府，以及符合這個時代的風俗習慣和激情。
因為這個緣故，大多數選民反對主張革命和在革命中獲得了成功的政黨，使得這個黨派在大選中遭遇慘敗。當他們看到自己的候選人遭到失敗，先是產生悲痛和憤怒的情緒，然後時而溫和時而蠻橫地抱怨選民，罵選民忘恩負義，罵選民無知愚蠢，連自己的幸福都不關心。這讓我想起了莫裏哀戲劇《太太學堂》中阿爾諾爾的台詞：你這個不知害臊的女人，怎麽不愛我了？
我在巴黎看到的情景絕對不會讓任何人高興，不僅不會令人高興，還會令人悲傷和害怕。我看到有十萬名工人被武裝了起來，加入了國民自衛軍的行列，他們不再工作，掙紮在死亡線上，腦子裏卻是沒有用處的理論和空想。我看到社會分成了兩個部分，第一個部分由兩手空空的窮人構成，他們被貪婪連到了一起；第二部分由有一定財富的人構成，他們被煩惱連到了一起。這兩個部分之間沒有任何聯係或共性，他們都認為，即將發生的鬥爭是不可避免的。
在魯昂和利摩日，平民和資產階級（在之前的鬥爭中頻繁出現的這兩個詞匯再次出現了，代表了遭遇不同的兩種人）已經展開了鬥爭。巴黎的財主們再也不能任意揮霍財富了，政府有時告訴人們，隻有參加勞動才能售出東西；有時又規定，不能依靠別人的財富生活，即不允許地主收取地產租金。地主們隻好盡可能地聽從政府的指令，即使違反了指令，也要想辦法減少一些損失。當時，我從報紙上看到了一則通告，我覺得它將尊嚴、怯懦和笨拙完美地結合到了一起，給我留下了極深的印象。這則通告是這麽寫的：“編輯先生：請允許我在貴報上告知我的房客：我打算給予你們真正的民主應該恪守的仁愛準則，特此，我鄭重地向希望享有這一準則的房客轉達下次房租的交款通知。”
最終，這位同樣受到壓製和威脅的資產階級收獲的是黑暗和絕望，這種絕望又逐步變成了勇氣。我一直認為，二月革命隻能是以爆發激烈的戰鬥為結尾，絕對不可能有和平結束的希望。在2月24日之後的第一天，我就說過這樣的話：按照我看到的情景判斷，這場戰鬥不僅不可能避免，而且很快就可能發生，每個人都在尋找最好的開戰時機。
5月4日這一天，國民議會終於開會了。直到宣布開會前的最後一刻，人們都不相信這次會議能開得起來。我相信，一些熱衷於搞煽動的人多麽希望國民議會一直不要開會，但卻沒有膽量真的這麽做。自始至終，他們被自己聲稱的主權原理壓得氣喘籲籲。
我眼前出現了議會開會之時的情景，但我覺得當時的記憶還是很混亂的。如果能夠在腦海中留下清晰、深刻的記憶是因為事件的重要，那真是錯誤的。相反，日常見到的一些小事、瑣事，反而能夠銘記在心並長期不忘。比如說，我還記得在那次會議上議員們爭搶著呼喊了十五次“共和國萬歲”。那次會議發生了很多奇怪的事情。我總是能看到某個政黨為了刺激對手而表現得極為過激，但對手卻不賣帳，露出滿不在意的神情。
在議員們時而真誠、時而假裝的表演中，會議如常進行著。我認為，不論哪個派別發出叫喊聲，態度都是認真的。叫喊能反映彼此不同的思想，也能反映彼此對立的思想。每個人都願意保衛共和政體，但目的卻不一樣，有人是為了進攻利用共和國，有人是為了防守利用共和國。議員們的熱情和人民群眾的熱情見諸報端，盡管場麵熱鬧，但誰都不是真正的熱情。人們在第二天做的事並不是頭一天計劃好的，而是為了某種感情而做的。
臨時政府規定議員們要穿上以前國民公會的議員服開會，尤其是要穿上白色翻領內衣。不論是誰見到這種裝扮，都覺得羅伯斯庇爾又執掌政權了。我本以為是賴德律·羅蘭或路易·勃朗[23]想出的這個主意，後來才聽說這是馬拉斯特富有文學情調的想象力的產物。但是，除了克西迪艾爾[24]之外，包括立案人在內的所有人都沒有接受這個規定。克西迪艾爾是後來自稱為山嶽派的那個派別的成員，因此，隻要看到他這麽著裝，我就會想起1793年的那些人。他身材高大肥胖，三角形的腦袋好像鑲嵌在肩膀上一般。他的表情很豐富，眼神很狡黠，看上去有些傻氣。在外貌上，他是一個無法形容的人，好在他的體內活躍著的思想還算靈敏，能夠掩飾住無知和粗俗。
國民議會開會後的兩天裏，我們逐漸認識了臨時政府中這些在2月24日之後各有作為的成員。他們都堂而皇之地表揚自己，有時也堂而皇之地表揚自己的同事，以至於人們都不敢相信某人與某個同事曾經是死敵。我認為他們之間的關係是對立的，因為在政治上他們彼此嫉妒和憎恨。我覺得雖然他們天天見麵，但關係依然很生疏。這種情形，就好比在旅途中被迫坐同一條船的兩個人，即使麵對海上的風浪也互不了解。
在議會的第一次會議上，我就看到了很多舊議會裏的熟人。除了梯也爾落選，布羅伊公爵沒有參選，基佐和迪沙泰爾逃亡在外，其他人——以前政界著名的辯論家、說客都出現在了會場裏。不過，他們顯得很不自在，好像被人們懷疑和孤立了一般，既讓別人害怕，又害怕別人。當時的他們，不能再發揮不久以前依靠經驗和才能所得到的影響力了。
除此之外，我發現其他議員都是脫離了舊製度的新手，沒有從政經驗。在中央集權的統治之下，隻有議會中的少數幾個人掌握著政治生活，其他人，沒有權利和機會參加政治生活，也就不會有經驗。對於那些沒有擔任過貴族院議員和參議院議員的新手來說，他們不僅不知道在議會中應該有怎樣的言行舉止，甚至都不知道議會是幹什麽的、有什麽工作習慣和慣例。他們很容易在沒有必要認真的時候認真，在需要機警果斷的時候猶疑不決。聆聽會議主持人宣讀前一天的會議記錄是沒有多少意義的事情，但我清楚地記得，在會議的第二天，端坐在演講席周圍的新議員們，卻對此產生了極大的興趣，好像將這件沒有意義的事當成了大事。我覺得，這好像是英國或美國的九百名農民突然參加了某個政治活動，如果真是這樣，那麽表現還算合格。
效仿國民公會上的樣子發表激進而獨特的革命觀點的人，依然坐在最高的地方，雖然有些不舒服，但卻能稱自己是山嶽派。得到這個稱呼使他們很是得意，就像自願陶醉在幻想空間的人那樣，他們根本不在乎這個稱號可能被人們視為壞蛋的事實。沒過多久，山嶽派就分成了舊派革命者和社會主義者兩個派係，雖然在細節上麵的差異並不明顯，但他們依然是完全不同的派別。如果想區分他們，隻能憑借並不明顯的色調了。純正的山嶽派也有一些社會主義的想法，而社會主義者在內心深處也讚同純正山嶽派的革命方式。人們不能一直與他們相伴，因為他們也有顯著的分歧。拯救我們的正是他們之間的分歧。社會主義者具有更加鮮明的二月革命的性格和唯一激情，因此危險性極大。他們中的大部分人都是理論家，能夠引起社會思潮的動蕩，但沒有實踐的毅力，也沒有先輩具有的起義的科學。
我的座位所在的位置能夠聽清楚山嶽派發表的意見，也能看清楚山嶽派議席上發生的事情，因此，我得以仔細地觀察這群經常出入議會的人。事實上，我的感覺就像是發現了新大陸。他們以了解一些法國的事情為榮，不以不了解國外的事情為恥。然而，他們對法國的了解也遠遠不夠，因為有很多地方他們還沒有去過。在這次會議上，我發現他們的確是這樣的。他們說地方方言，而且還表現出了一些地方習俗，這讓我吃驚不小，就好像是第一次見到他們。他們嘴裏冒出來的行話令人難以理解，因為不論是無知的法國人還是有學問的法國人，都不說這樣的行話。雖然隻要是行話就有缺點，但他們的行話的缺點顯而易見，大都是粗魯或誇張的詩句。他們的座位那裏經常發出辱罵聲，其中既有侮辱性的，也有調侃性的。在辱罵的同時，他們還會引用一些諷刺人的名言警句。他們時而放肆地喊叫，時而輕柔地低語。看他們的言談舉止，既不像酒館客人，也不像沙龍嘉賓，完全是一副咖啡廳的做派；至於他們的思想境界，則受到了小報雜刊的影響。這是革命發生以來我第一次看到議會會議上出現這樣的人物。直到現在，在議會代表他們的人還是那幾位被孤立的名聲一般的人，他們不表現自己，更喜歡掩飾自己。
製憲議會與之前相比有很大的不同，在我看來，它還有兩個新特點。第一個特點是，相比較以財產為條件決定選舉權和被選舉權的時代選出的出身於貴族和大地主的議員的人數，製憲議會的這類議員的數量更多。第二個特點是，宗教人士在人數和實力上都超過了王朝複辟時期。在王朝複辟時期，這個群體裏隻有一名修道院院長，而現在則有三位主教、數名代理主教和一名多明我會修士。
廢除了選舉權的納稅額度限製，使一些選民擺脫了財產的限製。所有權麵臨的威脅，使選民們更願意投票給能夠保護他們利益的候選人。議會裏之所以出現了很多大地主出身的貴族，就是因為上述原因。雖然宗教人士也是因為這些原因才進入議會的，但他們的出現還有一個更值得研究的原因，即幾乎全體國民又出人意料地回歸於宗教事務了。
上層階級在1792年的革命中受到的打擊，促使他們反思自己不信仰宗教的行為，雖然沒有理解宗教的精神，卻了解了它的社會作用。後來，在政治上繼承了上層階級並仍然是上層階級嫉妒的對手的中產階級，沒有接受這個教訓，在上層階級回歸宗教事務時，中產階級反而不信仰宗教了。相比較1792年革命給予貴族的打擊，1848年革命對資產階級的打擊要小很多，雖然基本情況是一樣的，但規模要小一些，革命色彩也不夠鮮明，更重要的是持續時間較短。神職人員脫離了任何政治派別，回歸到天主教原有的真正精神，這種精神是隻有教士才能具有的。神職人員的回歸，促進了資產階級的回歸。因此，在向原有的宗教精神宣誓保護傳統習俗和等級製度的同時，也宣傳了共和主義。人們重新接受和尊重神職人員，進入議會的神職人員尤其如此。事實上，他們是值得被尊重的，因為他們立場中庸、態度謙和。雖然有些神職人員希望能夠登上演講席發表講話，但他們始終不能很好地使用政治語匯，演講因此也變成了傳教布道。他們早就忘記了如何使用政治語匯。
雖然全國都進行了普選，但是應該當選的新人還沒有出現。我一直認為，不論怎麽選舉，極為罕見的人才最終都會當選。當時的選舉製度隻對下層的普通民眾有影響，因為這個群體是當時的議會所關注的。伴隨著不同製度下的選舉的開展，他們的地位將發生變化，心情也會因此發生變化。製憲議會的選舉就證實了這種意見是正確的。我很早就認識了幾乎所有的在製憲議會發揮影響的人，而其他人則與至今我看到的人沒有相同點。在我看來，這個議會是我見過的議會裏最好的一個。與我曾經工作過的眾議院相比，這個議會擁有的負責的人、正直的人、誠實的人和勇敢的人更多。
製憲議會是選舉產生的，它的價值在於應付可能爆發的內戰。但是，隻要它有戰鬥的能力，它就是偉大的。在獲得勝利之後，如果勝利的重擔導致它不能正常運轉時，它的處境會很悲慘。
我把自己的座位選在了左側。坐在這個位置上，我能夠聽清楚每個人的發言，在我需要發言時，又可以很方便地登上演講席。在靠近我的座位上坐的是朗瑞內、狄福爾、博蒙、科爾賽勒等我的好朋友。
盡管大家都很熟悉議會大廳的布局，但為了更好地理解我的敘述，我必須談一談這個話題。這幢由木料和磚瓦修築的具有紀念意義的建築的壽命比共和國還要長一些，但我認為它不可能存在很長時間。在遭到破壞之後，裏麵發生了很多很難解釋的事情。
會場是長方形的，其中一麵牆壁底下是主席團和演講席的位置，另外三麵牆壁底下是議員的座位，各有九排座位。演講席的正對麵是一個小小的廣場，很像羅馬圓形劇場的競技場[25]，不過不是圓形的，而是正方形的。因此，坐在側麵的議員隻能模糊地看到演講席，能清晰地看到演講席的議員又坐在很遠的地方。這種布局利於分散注意力和製造混亂。坐在側麵的議員看不清演講者，就不會向演講者發難，轉而與身邊的人爭吵；能看清演講席的議員隻顧著觀察演講者，沒有留意他講了什麽。
在大廳的頂部，有幾扇可以向外開啟的窗戶，通過窗戶，陽光和新鮮的空氣進入了會場。牆壁上還掛著幾麵用於裝飾的旗幟，好在我沒有時間觀察這些用布料和厚紙板做成的裝飾品。雖然專業人士和普通民眾對裝飾物毫無興趣，但法國人依然習慣於將這種裝飾物掛在他們認為有紀念意義的建築上。會場很寬敞，顯得很冷漠，甚至有些淒涼。會場裏有九百個議員座位，是法國議會六十年來最多的。
很快我就意識到這個會場的氛圍很適合我，雖然其間也發生了一些嚴重事件，但我仍然有一種舒適感，這是一種至今為止都沒有過的舒適感。實際上，這是我加入政界以來第一次在感覺上進入多數派的隊列，跟著多數派，我讓自己的愛好和意識服從自己的唯一方針。這種經曆帶給我了新鮮、刺激的感覺。我了解了多數派抵製山嶽派和社會主義者的原因，然後由衷地願意支持共和製。
和多數派一樣，我也在考慮兩個問題。第一，我不能有建立君主政體的想法，不能憐惜任何一位君主。第二，我沒有理由不維護人的自由和尊嚴。我的唯一的目標是，為了防止改革者利用政府和共和主義原則獲得新力量和搞破壞，必須維護原有的法律；在麵對巴黎工人的意願和激情時，讓法國人民的主要願望成為主導；用民主主義抵製蠱惑。我覺得我的這個目標不算高大，也不算光彩照人。我喜歡冒險，但我不知道我現在走的這條漫長而又危險的路，會怎樣吸引我的冒險興趣。如果走過去近距離地觀察這個危險，我會產生不滿情緒。但我依然認為，即使是摸一摸這個危險東西的尖角，也能給我的生活的大部分活動帶來很好的刺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