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大時代的榮耀與頹唐
多情卻被無情惱：李商隱詩傳 作者：蘇纓、毛曉雯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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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支一百人的軍隊，為什麽可以控製一座擁有一萬人口的城市？這個看似簡單的問題，實則暴露了人類曆史上全部政治技術裏最核心的秘密，即高度組織化的少數人有能力控製住無組織的多數人，組織化的程度越高，控製能力也就越強。誰說人多力量大？隻要是個人單幹，隻要沒組織，人再多也是徒勞。
所以，統治者們的統治技術歸根結底就兩條：第一，加強核心統治團隊的組織化程度；第二，弱化被統治階層的組織化程度。
曆史上紛紛雜雜的製度變遷，無論是政治、軍事還是法律、財務，所有治象與亂象的背後莫不有著這兩條原則在或隱或現、或明或暗。魯迅先生曾經痛惜中國人是一盤散沙，其實這正是曆朝曆代的統治者刻意打造的“理想局麵”。
自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以來，儒家學說成為曆朝曆代的官方意識形態，而儒學對政府結構有一個一以貫之的理想，可以概括為虛君賢相。也就是說，皇帝不需要親自處理政務。那麽皇帝該做什麽呢？他應當修身齊家，為天下人做表率，身修家齊的流風所及，自然會國治而天下平。宰相統領政府百官，是大政方針的真正決策人，百官臣僚去做具體而微的工作，對宰相負責。在法理上，皇帝對政府的唯一重任，就是選拔一名稱職而優秀的宰相。
這種政治結構有一個很現實的好處：人非完人，做事難免出錯，一旦出錯就難免損害自己的威信。皇帝隻要不做事，就永遠不會出錯，威信就永遠不會受到損害，而皇帝的威信實在是維護天下臣民向心力的第一要素。那麽，在虛君賢相的格局裏，當政策出錯，不需要皇帝退位或者以死謝天下，永遠會有具體的某個大臣負責，隻要處罰了相關的責任人，很容易就可以安定人心。
但這隻是一種理想狀態，是建立在儒家性善學說的基礎上的。然而人性未必本善，權力的滋味總可以輕而易舉地腐化人心，使一個人建構多年的良知防線一潰千裏。“權力導致腐敗，絕對權力導致絕對腐敗”，對於政治學裏的這一條金科玉律，儒家學者們一直缺乏足夠的認識。但是，隻要是才智超過中人的皇帝，沒有誰不明白這個道理。他們更加清楚的是，權力不僅會帶來腐敗，更重要的是，它會迅速鼓勵一個人的野心。
所以在皇帝看來，虛君賢相是行不得的，相權一旦過重，宰相難免會生出不臣之心，賢相會腐化為奸相，相權必定危及皇權。既然宰相的工作必須有人來做，宰相的權力必須有人來掌握，那麽唯一的可行之計就是將宰相的職能和權力分解成幾份，交給不同的人，誰也不能獨攬大權，彼此形成製衡。
大唐王朝的政府結構正是秉持著這一思路，以三省六部製取代了漢朝的三公九卿製。三省即中書省、門下省、尚書省，中書省主管擬定和發布皇帝詔令，最高長官為中書令；門下省負責審核詔令，審核通過則交由尚書省發布執行，審核不通過則批注後退還中書省；尚書省隻有執行權，並不參與決策。這三省長官的職權合起來，約略相當於漢代一個宰相。
每有朝政大事，中書省和門下省的正副職長官都在政事堂召開聯席會議，這幾位長官都被唐人俗稱為宰相。所以唐代的宰相經常同時有五六個人，而人數一多，難免會分出親疏輕重，於是與皇帝最親、決策能力最強的那位宰相，就成為當之無愧的首相——這就是“首相”一詞的來曆。
在常態運轉下，三省六部製的確可以使大政決策保持相當程度的穩健：不但三省之間彼此製約，任一部門都不能隨心所欲；三省與皇權之間也存在製約，最高統治者不能恣意發布詔令，皇帝們並不是想幹嗎就能幹嗎的。
這聽上去很美，但人事總比製度複雜多變。舉例而言，就在唐文宗太和八年，即“甘露之變”的前一年，皇帝想要提升李訓，而李訓和鄭注作為當時最引人注目的政治新星，品格之低劣在朝野上下“有口皆碑”。所以當任命詔書從中書省送達門下省審核的時候，門下省的兩名給事中鄭肅、韓佽決定封還詔書，駁回對李訓的任命。這時候，首相李德裕剛要離開政事堂，對另一位宰相王涯說：“給事中封還詔令，真是令人欣慰啊。”誰知李德裕剛走，王涯趕忙召來那兩位給事中說：“李德裕剛剛留下話來，讓兩位不要封還詔書。”李德裕是鄭肅、韓佽素來敬重的頂頭上司，二人對王涯的話信以為真，便署名通過了對李訓的任命。直到第二天，當鄭肅和韓佽向李德裕匯報此事時，才知曉受了王涯的欺騙，但木已成舟，後悔莫及。
王涯之所以這麽做，是因為李訓背後既有宦官的支持，又有皇帝和牛黨的支持。在私利大於公利的計較下，他不惜得罪李德裕而賣給李訓一個人情，為此獲得宦官、皇帝和牛黨的支持，這當然是再劃算不過的事情。
追本溯源的話，三省六部製雖然避免不了朋黨的出現，卻不會與宦官發生任何關係。三省六部為皇帝處理國家大事，皇帝的家事則交由宦官打理，內務與外務涇渭分明。
三省六部的官署位於皇城南部，稱為南衙；宦官的官署位於皇城北部，稱為北司。宦官再如何得到皇帝的寵信，歸根結底也隻是皇帝的家奴，所以，在初唐的政治建製裏，可以說完全沒有宦官的位置。
而到了李商隱生活的時代，北司已有與南衙相爭之力，北司從家奴躍升為國家大政的真正決策者。“甘露之變”中，權宦仇士良之所以借機誅殺宰相王涯等一幹無辜重臣，正是為了使北司完全淩駕於南衙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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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中央政府分為三省六部，地方政府則是州（府）、縣二級製。最高一級的地方政府為州（府），以唐玄宗時代為例，全國有三百二十八州（府）；州（府）下轄縣，全國有一千五百七十三縣。
將地方政府分得越多越細，分到每位官員手裏的權力就越小越弱，任何人都沒有能耐憑一己之力顛倒乾坤，這樣一來，皇權的安全係數也就越大。此番道理雖不錯，但事情總有兩麵性，唐政府將州（府）、縣劃分得如此之細，勢必會大大增加管理難度。試想一下，皇帝要直接麵對三百二十八名州府長官，怎麽可能忙得過來呢？
可想而知，如此龐雜冗繁的政治結構必定不可能長久地保持下去。早在唐太宗貞觀元年，比州（府）更高一級的行政單位出現了。這級行政單位被稱為道，全國共分十道，地方政府從此演變為道、州（府）、縣的三級製，相當於今天的省、市、縣。
然而嚴格來講，道並非一級正式的行政機構。唐代設禦史台負責監察，左禦史監察中央六部，稱為分察，右禦史巡察地方州（府）、縣，稱為分巡。分巡即分全國為十道，每一道都有相應的觀察使督察各州（府）各縣的地方行政。久而久之，督察變為常駐，觀察使成為最高一級的地方長官。而那些督察邊疆的觀察使，皇帝會委以符節，臨時授予他軍政調度的全權，那麽這樣的觀察使就成為節度使。節度使也會變臨時為常駐，掌握轄區內的行政、財稅、人事等大權，位高權重。中晚唐一直折磨著大唐王朝的所謂藩鎮割據，正是來源於這樣一種原本意在加強中央集權、分化地方力量的政策。
當藩鎮割據的局麵形成後，藩鎮轄區內的州（府）、縣長官不再由朝廷任命，而是由節度使自行任免，這樣的藩鎮就算不曾公然扯旗造反，就算名義上還奉行著唐王朝的正朔，實質上也已經變成獨立自治的主權國家了。而在這小小的“主權國家”，在藩鎮內部，節度使也會麵臨本章開頭談到的那個統治技術上的核心問題。
一個權位的危險係數是與它的利益大小成正比的，節度使在自己的地盤上能享受多少榮華與自由，就要麵對多少暗算與陰謀。節度使之所以能夠獨立自治，完全倚賴軍隊的支持。不過節度使心裏也明白，隻要對軍隊的控製稍有鬆懈，那些早就目無王法的驕兵悍將就會推翻舊主，毫不猶豫地另立新人。彼時，“帝國”再遼闊，亦不會有舊主的立錐之地了。
所以，節度使們一方麵建立親兵體係，也就是要訓練一支由自己直接統率的、戰鬥力極強的近衛部隊。他們還會把親信收為義子，以父子關係維係統治，例如在朝廷委派元老顏真卿招降反叛的節度使李希烈時，後者竟然安排了一千多名義子圍著顏真卿威脅謾罵。另一方麵，節度使還要注意分割軍權，絕不專任一人，使諸將勢均力敵，想聯合作亂則人多難以齊心，想獨自作亂則兵少力微，構不成實質性威脅。
割據一方的節度使是真正意義上的無冕之王，他們或父死子繼，或兄終弟及，在自己的小王朝裏努力經營著。
譬如魏博節度使田承嗣，臨終時任命侄兒田悅為留後，開藩鎮世襲之先例。唐德宗建中三年（782年），田悅大敗於政府軍，隻收拾殘兵一千餘人逃往魏州大本營，陣亡士兵親屬們的哭號之聲遍布大街小巷。田悅將殘兵和百姓召集到衙門外，流著淚向大家謝罪，甘願一死，而將士們爭相上前勸慰田悅：“勝敗乃兵家常事，我輩世代蒙受田家的恩情，願意追隨您再去決一死戰！”由此可見，田家對軍隊的統治是極為成功的，而轄內的百姓也是隻認節度使，不問遠在天邊的皇帝。
所以，精明的節度使非但不會以暴虐施政，反而會在保持軍隊戰鬥力的前提下，盡可能地輕徭薄賦，與民休息，使自己的轄區盡可能長久的繁榮安寧。因為這些地盤對於自己而言，再不是中央朝廷的產業，再不是自己在刮盡民脂民膏之後就可以袖手而去的地方，而是屬於自己一輩子的產業，並且還要傳給子孫後代。割據的時間一長，本地百姓也就相習而安了，士兵們也都在當地成家立業，在曆次戰爭中多少也會生出些保衛家園的勇氣。
於是，藩鎮割據的局麵愈拖愈久，而唐王朝恢複一統的機會也就越來越渺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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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王如舟，百姓如水，水能載舟，亦能覆舟。這是戰國大儒荀子的著名觀點，因為唐太宗李世民的標榜而廣為人知。真的是得民心者得天下嗎？不，精明的帝王深知，民心可以被輕易操縱，所以要提防的不是百姓本身，而是那些有能力蠱惑人心的野心家；精明的帝王同樣深知，縱然再不得民心，隻要軍心在自己一邊，也足以維護帝國的安寧。
但軍隊總是令帝王們既愛又怕。軍隊和百姓最本質的區別並非前者掌握著弓馬和鎧甲，不，這並不重要，在冷兵器時代，鋤頭的殺傷力究竟比長槍大戟少幾分呢？最重要的是，軍隊是一種高度組織化的力量，內部具有嚴格的科層體係，將軍指揮士兵可以如臂使指。如果軍隊起了謀逆之心，那可完全不是所謂農民起義可以與之相比的。
所以，軍隊的組織化既要保持，也要拆散。保持，是為了提高軍隊的戰鬥力；拆散，是為了降低軍隊叛變的可能性以及叛變之後的殺傷力。要在這兩個看似彼此衝突的目標之間取得某種微妙的平衡，實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唐王朝處心積慮地設計了全國範圍裏的府兵製度。所謂府兵製，是在各個軍事要地設置軍區，稱為折衝府，總數在六百到八百之間，每個折衝府都招募殷實人家的壯丁當兵，稱為府兵。府兵之家自己有田有地，享受若幹優惠政策，農時生產勞作，農閑時在折衝府長官折衝都尉的帶領下操練軍事技能。府兵全兵皆農，自給自足，並不需要政府有任何軍費開支。府兵的武器裝備全屬自備，一來因為家境殷實，二來因為這是保命與立功的關鍵之資，所以府兵裝備精良，戰鬥力極強。
折衝都尉雖然是每個折衝府的最高長官，卻隻負責練兵，不負責統兵打仗。統兵打仗有專門的軍官負責，這些軍官全部集中在京城長安，隸屬於中央直轄的十六衛。每逢戰事，折衝府出兵，十六衛出將，待戰事結束，兵歸於府，將歸於衛，兵是無將之兵，將是無兵之將，李唐皇族因此可以高枕無憂。
但再好的製度，若缺乏強有力的保障，也會在人事中凋殘瓦解，府兵製也不例外。就在衛將與府兵們功勳最顯著的時候，府兵製度卻崩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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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個人都希望在自己的領域裏建功立業，作為一位有理想、有才幹的皇帝，最顯赫的功業莫過於開疆拓土。漢武帝就是這樣的一位皇帝，而當詩人杜甫寫出“邊庭流血成海水，武皇開邊意未已”的時候，其實是以漢喻唐，以漢武帝影射唐玄宗李隆基。
唐玄宗李隆基，這位締造了開元盛世的偉大君主，以其雄才偉略堅定地執行著令人生畏的擴張政策，帝國府兵在長年的戍邊與遠征中將青春消磨為白發。“或從十五北防河，便至四十西營田。去時裏正與裹頭，歸來頭白還戍邊”，誰還願意把身家性命交托給這樣的政府呢？在府兵們整裝待發的時候，“耶娘妻子走相送，塵埃不見鹹陽橋。牽衣頓足攔道哭，哭聲直上幹雲霄”。
府兵中老實些的在邊疆或戰死，或老死，無論生死都沒機會回返故鄉了，土地拋荒，人丁絕後；而那些機靈些的，在本府就先自逃亡。雖然皇帝和朝臣們把邊疆的捷報、帝國的榮譽看得比府兵們的生命及妻兒老小重要，無奈府兵們自己不這樣想。
折衝府漸漸無兵可征，名存實亡。但唐帝國財大氣粗，用高薪大舉招募職業軍人。軍隊裏迅速胡漢相雜，外族士兵占到了極大比重。從此之後，募兵製取代了府兵製，亦兵亦農、自給自足的府兵一變而為需要軍費開支、領取固定軍餉的職業軍人。
在開疆拓土的浩大戰事裏，邊境的節度使們獲得了越來越多的便宜行事之權，以至於有處置軍政、民政、財政、人事任免的全權，這就如同拿到了一把傳說中的尚方寶劍，而這把寶劍一旦拿到手裏，就再也不肯交回去了。至此，軍隊與軍政大權過度集中在邊境的幾大節度使手中，大唐帝國已在不經意中演變成了內輕外重的結構，邊境軍隊一旦反叛，一旦入侵內地，內地將毫無還手之力。
安祿山、史思明，北境的這兩位大員，正是在這樣的局麵裏慢慢蓄養了自己的羽翼與爪牙。他們手中握持的軍事力量，已使帝國徹底失去了原有的平衡。而失衡的局麵注定不可能持續多久，除非安祿山、史思明甘願放棄自己已擁有的權力，否則衝突在所難免，隻是看誰先動手而已。雙方所缺的，不過是一條導火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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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史之亂是大唐王朝由盛轉衰的一個轉捩點，中晚唐漫長的衰微期裏幾乎所有的政治亂象都可以看作安史之亂的後遺症。
唐玄宗天寶十三載（754年），正是高僧鑒真東渡日本的那年。長安朝廷裏，宰相楊國忠等人向唐玄宗提出建議，希望能召安祿山入朝，以宰相的高位來安置他，然後把他統轄的軍隊分割成幾部分，由漢族將領分別節製，以削弱外族勢力並剝奪安祿山的實權。
唐玄宗對宰相們的建議頗有些猶豫，他搞不清究竟是安祿山真有謀反之心，還是宰相們在懷著私心排斥異己。唐玄宗最後決定派人到安祿山的駐節之地親自觀察一下，自己需要依據更加可靠的信息做出決策。那麽，派誰去呢？
誰才是最可靠的人？對於帝王來說，這實在是一個既緊要又難解的問題。宮廷向來都是陰謀家的舞台，善男信女能爬上高位的即便不是絕無僅有，至少也屬鳳毛麟角。唐玄宗本人就是靠搞陰謀才登上了帝位，他深知什麽叫翻雲覆雨，什麽叫兩麵三刀；他深知在巨大的利益麵前，什麽父子夫婦之親，什麽君臣師友之義，全都脆弱得不堪一擊。
而在對安祿山的處置上，朝廷上會有多少盤根錯節的人事關係呢？如此重大的人事變遷又將牽涉多少朝臣的切身利益呢？誰才是最可靠的人，誰才可以無黨無派、無偏無私地完成這項重要的使命呢？
在這樣的局麵下，許多帝王都會做出同樣的選擇：宦官。
在帝王看來，宦官隻是自己的家奴，知根知底，和朝廷大員們也無甚瓜葛；宦官也沒有子女，不致為了家庭而藏有私心；宦官整日服侍在自己的身邊，百依百順，不像朝臣們有直言頂撞的，有陽奉陰違的，總之都不讓自己省心，更不讓自己舒心。
於是，唐玄宗委派了親信宦官輔璆琳去安祿山那裏探聽虛實。輔璆琳回報說，安祿山沒有任何謀反跡象，對朝廷除了耿耿忠心之外再無其他，唐玄宗因此徹底放下心來。而到了翌年初春，門下省給事中裴士淹奉使河北慰問軍民時，安祿山卻稱病不起，連帶著也收起了所謂拳拳赤膽與耿耿忠心，給了這位朝廷使者以十足的冷遇。
裴士淹不是第一次出使河北了，早在十幾年前，他還是一名郎官的時候，就曾在這條官道上往來，回程中經過汾州眾香寺，帶回了寺中的白牡丹，引發了整個大唐帝國的牡丹狂潮。而這一次他的出使，帶回的是另外一種席卷全國的狂潮，驚醒了唐人的牡丹夢和霓裳曲。
幾個月後，隨著中央政府和安祿山矛盾的激化，輔璆琳被查出在出使時，接受了安祿山的巨額賄賂。於是，安祿山到底會不會反這個問題再一次令唐玄宗困擾不已。他下令處死了輔璆琳，但他依然信用宦官，也許是覺得一兩個害群之馬不足以損害純潔忠誠的宦官隊伍吧。然而，就是在這一年裏，漁陽鼙鼓動地來，驚破《霓裳羽衣曲》，安史之亂終於爆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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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呼籲孝道，認為孝道即治道。
在孝道的傳統裏，有兩個很要緊的原則。第一是所謂“身體發膚，受之父母”，不敢有絲毫損傷，所以不要說肢體傷殘，就連頭發也不可以剃掉。古人講“理發”的時候，意思是說梳理頭發，而不是剪發、剃發。第二是所謂“不孝有三，無後為大”。有三種最嚴重的不孝行為，一是家長作惡的時候，兒子非但不加以勸阻，反而曲意逢迎；二是家裏貧困，父母老邁，兒子卻不肯工作賺錢；而第三種情形是最惡劣的，也就是生不出後嗣，使祖先斷了香火，再也享受不到後代子孫的祭祀。
儒家還有所謂“刑不上大夫，禮不下庶人”的說法，這裏的刑特指傷殘肢體的肉刑。庶民犯罪，可以用肉刑來懲罰他們，或者削掉鼻子，或者砍掉雙腳，在他們的身體上留下陪伴一生的屈辱記號，讓大家都曉得要規避這些惡人。士大夫階層若是犯罪，可殺而不可辱，絕對不可以處以肉刑。儒家認為，如果對犯罪的士大夫處以肉刑，整個士大夫階層在庶民百姓心中的威嚴感勢必受到減損，後者會覺得前者無非是和自己一樣的人，並不高人一等。而如果庶民百姓有了這樣的想法，統治秩序也就不再穩固了。
所以，身體被刑法傷殘的人，斷絕了祖宗香火的人，在儒家社會裏都會受到嚴重的歧視，而宦官恰恰以一身兼具了這兩種被歧視的理由。因此，和宦官同列或同乘一車，對於士大夫階層而言，都是一種無法忍受的屈辱。
所以，宦官幹政，在任何時代都被看作政治亂象的標誌。但宦官明明也是人，和士大夫一樣的人，也許淨身手術會使他們的性情變得古怪一點，他們一般也沒有多高的文化修養，但除此之外，他們和士大夫還有什麽不同呢？宦官為什麽就不能具備勇敢、忠誠、智慧、清廉這些美好的素質呢？
很多時候，宦官看上去的確比朝官可靠。在安史之亂中，宦官曹日昇曾經奉命到南陽宣慰士卒。當時叛軍名將田承嗣正在圍攻南陽，城內彈盡糧絕，餓殍遍地，一隻老鼠可以賣到數百錢，眼看城池就要失守。曹日昇隻帶著十名騎兵，硬是闖過了叛軍的重圍，進入南陽宣讀皇命，極大地鼓舞了守軍的士氣。隨即曹日昇又衝出重圍，到襄陽籌集糧草運進南陽。這一進一出，叛軍無人可攖其鋒。
曹日昇如此向世人證明：宦官縱使比朝官卑賤，但至少不比朝官還無能。宦官，在這個亂世之中，為什麽不可以擔負起皇帝的信任和重托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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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史之亂最終被艱難地平定了，但後遺症始終無法根除，直至唐王朝氣數敗盡。安史之亂的後遺症之一，就是皇帝深感無人可以信用。
唐代宗廣德元年（763年），吐蕃輕輕鬆鬆攻入長安。唐代宗倉皇出逃，眼見著士兵們沒人拚死作戰，四十多天裏沒有人率兵勤王。而唐代宗才一逃出長安，老百姓就鼓噪著衝進皇宮，哄搶府庫裏的財物。這個亂象令人寒徹了心，眼見得軍心、民心、士大夫之心都像舊山河一樣，一經破碎便再難收拾。
人心越散，皇帝也就越容易信靠身邊的宦官。唐代宗安排宦官出使各地、監督軍務，一貫任其索賄。而最滑稽的是，如果宦官收到的賄賂少了，唐代宗還會大為不快，認為自己間接地受到了輕視。
唐德宗繼位之後，試圖改變這種狀況，於是親近士大夫而疏遠宦官，先後重用了精通儒學的張涉和溫文爾雅的薛邕，朝廷麵貌似乎為之一新。但沒過多久，張涉和薛邕先後爆出貪贓醜聞，宦官譏諷說：“文官貪贓動輒巨萬，反而說我輩敗壞朝政！”自此以後，唐德宗疑慮重重，不知道究竟何人可以信靠。
手握重兵的節度使似乎是最不可靠的一群人，昨天的平叛功臣轉眼就變成今天的亂臣賊子，舊患才去，新患便生。所以每逢用兵，皇帝越來越喜歡委派親信宦官前去監軍。如果必須依靠暫時還對自己效忠的藩鎮去製衡那些已經叛亂或行將叛亂的藩鎮，那麽除了宦官監軍，誰還能製衡那些或許明日就反的節度使呢？
建中四年（783年），曾經的平叛功臣、淮西節度使李希烈起兵叛亂。唐德宗匆忙征發涇原各道兵馬，沒想到五千涇原兵才到長安便發生兵變。京城素來由神策軍衛戍，但神策軍仿佛從來不曾存在過一般，任由亂兵殺進皇宮。唐德宗倉皇出逃，在這最絕望的時刻，隻有竇文場和霍仙鳴，兩名在德宗當太子的時候就侍奉過他的宦官，集結了僅有百人的宦官侍從，追隨、護衛在德宗身邊。
唐德宗事後才知道，神策軍的兵員早已嚴重短缺，頗具經營頭腦的將領們在缺員之後非但不去招募新兵，反而把編製名額賣給長安的商販。而這些名義上的新兵一邊享受著政策優惠，一邊繼續在長安市井裏經營買賣，在“從軍”的全部生涯裏連一次軍服都沒穿過。當召集神策軍緊急平亂的時候，這些人沒有夥同亂軍趁火打劫就已經算是不幸中的萬幸了。
經過此劫，唐德宗除了對兩位功臣大加恩賞之外，終於明白了誰才是最可以信靠的人。他建立了新的神策軍，分為左、右兩廂，由竇文場和霍仙鳴分別統率。這是唐王朝命運的一個重要轉捩點，自此以後，宦官始終掌握著神策軍的兵權，對外抑製藩鎮割據，對內左右朝臣任免，甚至可以輕易地廢立皇帝。
當宦官掌握的權力如此之大以後，什麽“身體發膚，受之父母”，什麽“不孝有三，無後為大”，什麽“君子恥與刑餘之人同車”，這些儒家道德終於泮渙冰釋。是的，人情逐利，在任何時代這都是最不可逆的大勢。一旦士大夫階層升沉榮辱的樞機被宦官掌握，操守也就往往讓位於實利了。而那些尊嚴未泯又前程心重的士子，那些在操行與實利之間掙紮、糾結的官宦，是這個大時代裏最難挨的一群人。
在這樣的時代裏，節度使們彼此聯姻，締結軍事同盟；朝廷大員們各結朋黨，進取者以之牟利，淡泊者以之自保；隻有庶民百姓無黨可結，無盟可締，惶惶不可終日地等待著叛軍的洗劫、官軍的洗劫、朝官與宦官的洗劫、外族友軍的洗劫，以及大唐政府的稅收、專賣與役力政策的合法洗劫。
若你是一個單純、善良的人，一個對愛與美有著狂熱執念的人，一個頭頂著理想主義光環的人，在這樣的一個大時代裏，究竟該怎樣幸存下去呢？
一支一百人的軍隊，為什麽可以控製一座擁有一萬人口的城市？這個看似簡單的問題，實則暴露了人類曆史上全部政治技術裏最核心的秘密，即高度組織化的少數人有能力控製住無組織的多數人，組織化的程度越高，控製能力也就越強。誰說人多力量大？隻要是個人單幹，隻要沒組織，人再多也是徒勞。
所以，統治者們的統治技術歸根結底就兩條：第一，加強核心統治團隊的組織化程度；第二，弱化被統治階層的組織化程度。
曆史上紛紛雜雜的製度變遷，無論是政治、軍事還是法律、財務，所有治象與亂象的背後莫不有著這兩條原則在或隱或現、或明或暗。魯迅先生曾經痛惜中國人是一盤散沙，其實這正是曆朝曆代的統治者刻意打造的“理想局麵”。
自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以來，儒家學說成為曆朝曆代的官方意識形態，而儒學對政府結構有一個一以貫之的理想，可以概括為虛君賢相。也就是說，皇帝不需要親自處理政務。那麽皇帝該做什麽呢？他應當修身齊家，為天下人做表率，身修家齊的流風所及，自然會國治而天下平。宰相統領政府百官，是大政方針的真正決策人，百官臣僚去做具體而微的工作，對宰相負責。在法理上，皇帝對政府的唯一重任，就是選拔一名稱職而優秀的宰相。
這種政治結構有一個很現實的好處：人非完人，做事難免出錯，一旦出錯就難免損害自己的威信。皇帝隻要不做事，就永遠不會出錯，威信就永遠不會受到損害，而皇帝的威信實在是維護天下臣民向心力的第一要素。那麽，在虛君賢相的格局裏，當政策出錯，不需要皇帝退位或者以死謝天下，永遠會有具體的某個大臣負責，隻要處罰了相關的責任人，很容易就可以安定人心。
但這隻是一種理想狀態，是建立在儒家性善學說的基礎上的。然而人性未必本善，權力的滋味總可以輕而易舉地腐化人心，使一個人建構多年的良知防線一潰千裏。“權力導致腐敗，絕對權力導致絕對腐敗”，對於政治學裏的這一條金科玉律，儒家學者們一直缺乏足夠的認識。但是，隻要是才智超過中人的皇帝，沒有誰不明白這個道理。他們更加清楚的是，權力不僅會帶來腐敗，更重要的是，它會迅速鼓勵一個人的野心。
所以在皇帝看來，虛君賢相是行不得的，相權一旦過重，宰相難免會生出不臣之心，賢相會腐化為奸相，相權必定危及皇權。既然宰相的工作必須有人來做，宰相的權力必須有人來掌握，那麽唯一的可行之計就是將宰相的職能和權力分解成幾份，交給不同的人，誰也不能獨攬大權，彼此形成製衡。
大唐王朝的政府結構正是秉持著這一思路，以三省六部製取代了漢朝的三公九卿製。三省即中書省、門下省、尚書省，中書省主管擬定和發布皇帝詔令，最高長官為中書令；門下省負責審核詔令，審核通過則交由尚書省發布執行，審核不通過則批注後退還中書省；尚書省隻有執行權，並不參與決策。這三省長官的職權合起來，約略相當於漢代一個宰相。
每有朝政大事，中書省和門下省的正副職長官都在政事堂召開聯席會議，這幾位長官都被唐人俗稱為宰相。所以唐代的宰相經常同時有五六個人，而人數一多，難免會分出親疏輕重，於是與皇帝最親、決策能力最強的那位宰相，就成為當之無愧的首相——這就是“首相”一詞的來曆。
在常態運轉下，三省六部製的確可以使大政決策保持相當程度的穩健：不但三省之間彼此製約，任一部門都不能隨心所欲；三省與皇權之間也存在製約，最高統治者不能恣意發布詔令，皇帝們並不是想幹嗎就能幹嗎的。
這聽上去很美，但人事總比製度複雜多變。舉例而言，就在唐文宗太和八年，即“甘露之變”的前一年，皇帝想要提升李訓，而李訓和鄭注作為當時最引人注目的政治新星，品格之低劣在朝野上下“有口皆碑”。所以當任命詔書從中書省送達門下省審核的時候，門下省的兩名給事中鄭肅、韓佽決定封還詔書，駁回對李訓的任命。這時候，首相李德裕剛要離開政事堂，對另一位宰相王涯說：“給事中封還詔令，真是令人欣慰啊。”誰知李德裕剛走，王涯趕忙召來那兩位給事中說：“李德裕剛剛留下話來，讓兩位不要封還詔書。”李德裕是鄭肅、韓佽素來敬重的頂頭上司，二人對王涯的話信以為真，便署名通過了對李訓的任命。直到第二天，當鄭肅和韓佽向李德裕匯報此事時，才知曉受了王涯的欺騙，但木已成舟，後悔莫及。
王涯之所以這麽做，是因為李訓背後既有宦官的支持，又有皇帝和牛黨的支持。在私利大於公利的計較下，他不惜得罪李德裕而賣給李訓一個人情，為此獲得宦官、皇帝和牛黨的支持，這當然是再劃算不過的事情。
追本溯源的話，三省六部製雖然避免不了朋黨的出現，卻不會與宦官發生任何關係。三省六部為皇帝處理國家大事，皇帝的家事則交由宦官打理，內務與外務涇渭分明。
三省六部的官署位於皇城南部，稱為南衙；宦官的官署位於皇城北部，稱為北司。宦官再如何得到皇帝的寵信，歸根結底也隻是皇帝的家奴，所以，在初唐的政治建製裏，可以說完全沒有宦官的位置。
而到了李商隱生活的時代，北司已有與南衙相爭之力，北司從家奴躍升為國家大政的真正決策者。“甘露之變”中，權宦仇士良之所以借機誅殺宰相王涯等一幹無辜重臣，正是為了使北司完全淩駕於南衙之上。
2
唐代中央政府分為三省六部，地方政府則是州（府）、縣二級製。最高一級的地方政府為州（府），以唐玄宗時代為例，全國有三百二十八州（府）；州（府）下轄縣，全國有一千五百七十三縣。
將地方政府分得越多越細，分到每位官員手裏的權力就越小越弱，任何人都沒有能耐憑一己之力顛倒乾坤，這樣一來，皇權的安全係數也就越大。此番道理雖不錯，但事情總有兩麵性，唐政府將州（府）、縣劃分得如此之細，勢必會大大增加管理難度。試想一下，皇帝要直接麵對三百二十八名州府長官，怎麽可能忙得過來呢？
可想而知，如此龐雜冗繁的政治結構必定不可能長久地保持下去。早在唐太宗貞觀元年，比州（府）更高一級的行政單位出現了。這級行政單位被稱為道，全國共分十道，地方政府從此演變為道、州（府）、縣的三級製，相當於今天的省、市、縣。
然而嚴格來講，道並非一級正式的行政機構。唐代設禦史台負責監察，左禦史監察中央六部，稱為分察，右禦史巡察地方州（府）、縣，稱為分巡。分巡即分全國為十道，每一道都有相應的觀察使督察各州（府）各縣的地方行政。久而久之，督察變為常駐，觀察使成為最高一級的地方長官。而那些督察邊疆的觀察使，皇帝會委以符節，臨時授予他軍政調度的全權，那麽這樣的觀察使就成為節度使。節度使也會變臨時為常駐，掌握轄區內的行政、財稅、人事等大權，位高權重。中晚唐一直折磨著大唐王朝的所謂藩鎮割據，正是來源於這樣一種原本意在加強中央集權、分化地方力量的政策。
當藩鎮割據的局麵形成後，藩鎮轄區內的州（府）、縣長官不再由朝廷任命，而是由節度使自行任免，這樣的藩鎮就算不曾公然扯旗造反，就算名義上還奉行著唐王朝的正朔，實質上也已經變成獨立自治的主權國家了。而在這小小的“主權國家”，在藩鎮內部，節度使也會麵臨本章開頭談到的那個統治技術上的核心問題。
一個權位的危險係數是與它的利益大小成正比的，節度使在自己的地盤上能享受多少榮華與自由，就要麵對多少暗算與陰謀。節度使之所以能夠獨立自治，完全倚賴軍隊的支持。不過節度使心裏也明白，隻要對軍隊的控製稍有鬆懈，那些早就目無王法的驕兵悍將就會推翻舊主，毫不猶豫地另立新人。彼時，“帝國”再遼闊，亦不會有舊主的立錐之地了。
所以，節度使們一方麵建立親兵體係，也就是要訓練一支由自己直接統率的、戰鬥力極強的近衛部隊。他們還會把親信收為義子，以父子關係維係統治，例如在朝廷委派元老顏真卿招降反叛的節度使李希烈時，後者竟然安排了一千多名義子圍著顏真卿威脅謾罵。另一方麵，節度使還要注意分割軍權，絕不專任一人，使諸將勢均力敵，想聯合作亂則人多難以齊心，想獨自作亂則兵少力微，構不成實質性威脅。
割據一方的節度使是真正意義上的無冕之王，他們或父死子繼，或兄終弟及，在自己的小王朝裏努力經營著。
譬如魏博節度使田承嗣，臨終時任命侄兒田悅為留後，開藩鎮世襲之先例。唐德宗建中三年（782年），田悅大敗於政府軍，隻收拾殘兵一千餘人逃往魏州大本營，陣亡士兵親屬們的哭號之聲遍布大街小巷。田悅將殘兵和百姓召集到衙門外，流著淚向大家謝罪，甘願一死，而將士們爭相上前勸慰田悅：“勝敗乃兵家常事，我輩世代蒙受田家的恩情，願意追隨您再去決一死戰！”由此可見，田家對軍隊的統治是極為成功的，而轄內的百姓也是隻認節度使，不問遠在天邊的皇帝。
所以，精明的節度使非但不會以暴虐施政，反而會在保持軍隊戰鬥力的前提下，盡可能地輕徭薄賦，與民休息，使自己的轄區盡可能長久的繁榮安寧。因為這些地盤對於自己而言，再不是中央朝廷的產業，再不是自己在刮盡民脂民膏之後就可以袖手而去的地方，而是屬於自己一輩子的產業，並且還要傳給子孫後代。割據的時間一長，本地百姓也就相習而安了，士兵們也都在當地成家立業，在曆次戰爭中多少也會生出些保衛家園的勇氣。
於是，藩鎮割據的局麵愈拖愈久，而唐王朝恢複一統的機會也就越來越渺茫。
3
君王如舟，百姓如水，水能載舟，亦能覆舟。這是戰國大儒荀子的著名觀點，因為唐太宗李世民的標榜而廣為人知。真的是得民心者得天下嗎？不，精明的帝王深知，民心可以被輕易操縱，所以要提防的不是百姓本身，而是那些有能力蠱惑人心的野心家；精明的帝王同樣深知，縱然再不得民心，隻要軍心在自己一邊，也足以維護帝國的安寧。
但軍隊總是令帝王們既愛又怕。軍隊和百姓最本質的區別並非前者掌握著弓馬和鎧甲，不，這並不重要，在冷兵器時代，鋤頭的殺傷力究竟比長槍大戟少幾分呢？最重要的是，軍隊是一種高度組織化的力量，內部具有嚴格的科層體係，將軍指揮士兵可以如臂使指。如果軍隊起了謀逆之心，那可完全不是所謂農民起義可以與之相比的。
所以，軍隊的組織化既要保持，也要拆散。保持，是為了提高軍隊的戰鬥力；拆散，是為了降低軍隊叛變的可能性以及叛變之後的殺傷力。要在這兩個看似彼此衝突的目標之間取得某種微妙的平衡，實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唐王朝處心積慮地設計了全國範圍裏的府兵製度。所謂府兵製，是在各個軍事要地設置軍區，稱為折衝府，總數在六百到八百之間，每個折衝府都招募殷實人家的壯丁當兵，稱為府兵。府兵之家自己有田有地，享受若幹優惠政策，農時生產勞作，農閑時在折衝府長官折衝都尉的帶領下操練軍事技能。府兵全兵皆農，自給自足，並不需要政府有任何軍費開支。府兵的武器裝備全屬自備，一來因為家境殷實，二來因為這是保命與立功的關鍵之資，所以府兵裝備精良，戰鬥力極強。
折衝都尉雖然是每個折衝府的最高長官，卻隻負責練兵，不負責統兵打仗。統兵打仗有專門的軍官負責，這些軍官全部集中在京城長安，隸屬於中央直轄的十六衛。每逢戰事，折衝府出兵，十六衛出將，待戰事結束，兵歸於府，將歸於衛，兵是無將之兵，將是無兵之將，李唐皇族因此可以高枕無憂。
但再好的製度，若缺乏強有力的保障，也會在人事中凋殘瓦解，府兵製也不例外。就在衛將與府兵們功勳最顯著的時候，府兵製度卻崩潰了。
4
每個人都希望在自己的領域裏建功立業，作為一位有理想、有才幹的皇帝，最顯赫的功業莫過於開疆拓土。漢武帝就是這樣的一位皇帝，而當詩人杜甫寫出“邊庭流血成海水，武皇開邊意未已”的時候，其實是以漢喻唐，以漢武帝影射唐玄宗李隆基。
唐玄宗李隆基，這位締造了開元盛世的偉大君主，以其雄才偉略堅定地執行著令人生畏的擴張政策，帝國府兵在長年的戍邊與遠征中將青春消磨為白發。“或從十五北防河，便至四十西營田。去時裏正與裹頭，歸來頭白還戍邊”，誰還願意把身家性命交托給這樣的政府呢？在府兵們整裝待發的時候，“耶娘妻子走相送，塵埃不見鹹陽橋。牽衣頓足攔道哭，哭聲直上幹雲霄”。
府兵中老實些的在邊疆或戰死，或老死，無論生死都沒機會回返故鄉了，土地拋荒，人丁絕後；而那些機靈些的，在本府就先自逃亡。雖然皇帝和朝臣們把邊疆的捷報、帝國的榮譽看得比府兵們的生命及妻兒老小重要，無奈府兵們自己不這樣想。
折衝府漸漸無兵可征，名存實亡。但唐帝國財大氣粗，用高薪大舉招募職業軍人。軍隊裏迅速胡漢相雜，外族士兵占到了極大比重。從此之後，募兵製取代了府兵製，亦兵亦農、自給自足的府兵一變而為需要軍費開支、領取固定軍餉的職業軍人。
在開疆拓土的浩大戰事裏，邊境的節度使們獲得了越來越多的便宜行事之權，以至於有處置軍政、民政、財政、人事任免的全權，這就如同拿到了一把傳說中的尚方寶劍，而這把寶劍一旦拿到手裏，就再也不肯交回去了。至此，軍隊與軍政大權過度集中在邊境的幾大節度使手中，大唐帝國已在不經意中演變成了內輕外重的結構，邊境軍隊一旦反叛，一旦入侵內地，內地將毫無還手之力。
安祿山、史思明，北境的這兩位大員，正是在這樣的局麵裏慢慢蓄養了自己的羽翼與爪牙。他們手中握持的軍事力量，已使帝國徹底失去了原有的平衡。而失衡的局麵注定不可能持續多久，除非安祿山、史思明甘願放棄自己已擁有的權力，否則衝突在所難免，隻是看誰先動手而已。雙方所缺的，不過是一條導火索。
5
安史之亂是大唐王朝由盛轉衰的一個轉捩點，中晚唐漫長的衰微期裏幾乎所有的政治亂象都可以看作安史之亂的後遺症。
唐玄宗天寶十三載（754年），正是高僧鑒真東渡日本的那年。長安朝廷裏，宰相楊國忠等人向唐玄宗提出建議，希望能召安祿山入朝，以宰相的高位來安置他，然後把他統轄的軍隊分割成幾部分，由漢族將領分別節製，以削弱外族勢力並剝奪安祿山的實權。
唐玄宗對宰相們的建議頗有些猶豫，他搞不清究竟是安祿山真有謀反之心，還是宰相們在懷著私心排斥異己。唐玄宗最後決定派人到安祿山的駐節之地親自觀察一下，自己需要依據更加可靠的信息做出決策。那麽，派誰去呢？
誰才是最可靠的人？對於帝王來說，這實在是一個既緊要又難解的問題。宮廷向來都是陰謀家的舞台，善男信女能爬上高位的即便不是絕無僅有，至少也屬鳳毛麟角。唐玄宗本人就是靠搞陰謀才登上了帝位，他深知什麽叫翻雲覆雨，什麽叫兩麵三刀；他深知在巨大的利益麵前，什麽父子夫婦之親，什麽君臣師友之義，全都脆弱得不堪一擊。
而在對安祿山的處置上，朝廷上會有多少盤根錯節的人事關係呢？如此重大的人事變遷又將牽涉多少朝臣的切身利益呢？誰才是最可靠的人，誰才可以無黨無派、無偏無私地完成這項重要的使命呢？
在這樣的局麵下，許多帝王都會做出同樣的選擇：宦官。
在帝王看來，宦官隻是自己的家奴，知根知底，和朝廷大員們也無甚瓜葛；宦官也沒有子女，不致為了家庭而藏有私心；宦官整日服侍在自己的身邊，百依百順，不像朝臣們有直言頂撞的，有陽奉陰違的，總之都不讓自己省心，更不讓自己舒心。
於是，唐玄宗委派了親信宦官輔璆琳去安祿山那裏探聽虛實。輔璆琳回報說，安祿山沒有任何謀反跡象，對朝廷除了耿耿忠心之外再無其他，唐玄宗因此徹底放下心來。而到了翌年初春，門下省給事中裴士淹奉使河北慰問軍民時，安祿山卻稱病不起，連帶著也收起了所謂拳拳赤膽與耿耿忠心，給了這位朝廷使者以十足的冷遇。
裴士淹不是第一次出使河北了，早在十幾年前，他還是一名郎官的時候，就曾在這條官道上往來，回程中經過汾州眾香寺，帶回了寺中的白牡丹，引發了整個大唐帝國的牡丹狂潮。而這一次他的出使，帶回的是另外一種席卷全國的狂潮，驚醒了唐人的牡丹夢和霓裳曲。
幾個月後，隨著中央政府和安祿山矛盾的激化，輔璆琳被查出在出使時，接受了安祿山的巨額賄賂。於是，安祿山到底會不會反這個問題再一次令唐玄宗困擾不已。他下令處死了輔璆琳，但他依然信用宦官，也許是覺得一兩個害群之馬不足以損害純潔忠誠的宦官隊伍吧。然而，就是在這一年裏，漁陽鼙鼓動地來，驚破《霓裳羽衣曲》，安史之亂終於爆發。
6
儒家呼籲孝道，認為孝道即治道。
在孝道的傳統裏，有兩個很要緊的原則。第一是所謂“身體發膚，受之父母”，不敢有絲毫損傷，所以不要說肢體傷殘，就連頭發也不可以剃掉。古人講“理發”的時候，意思是說梳理頭發，而不是剪發、剃發。第二是所謂“不孝有三，無後為大”。有三種最嚴重的不孝行為，一是家長作惡的時候，兒子非但不加以勸阻，反而曲意逢迎；二是家裏貧困，父母老邁，兒子卻不肯工作賺錢；而第三種情形是最惡劣的，也就是生不出後嗣，使祖先斷了香火，再也享受不到後代子孫的祭祀。
儒家還有所謂“刑不上大夫，禮不下庶人”的說法，這裏的刑特指傷殘肢體的肉刑。庶民犯罪，可以用肉刑來懲罰他們，或者削掉鼻子，或者砍掉雙腳，在他們的身體上留下陪伴一生的屈辱記號，讓大家都曉得要規避這些惡人。士大夫階層若是犯罪，可殺而不可辱，絕對不可以處以肉刑。儒家認為，如果對犯罪的士大夫處以肉刑，整個士大夫階層在庶民百姓心中的威嚴感勢必受到減損，後者會覺得前者無非是和自己一樣的人，並不高人一等。而如果庶民百姓有了這樣的想法，統治秩序也就不再穩固了。
所以，身體被刑法傷殘的人，斷絕了祖宗香火的人，在儒家社會裏都會受到嚴重的歧視，而宦官恰恰以一身兼具了這兩種被歧視的理由。因此，和宦官同列或同乘一車，對於士大夫階層而言，都是一種無法忍受的屈辱。
所以，宦官幹政，在任何時代都被看作政治亂象的標誌。但宦官明明也是人，和士大夫一樣的人，也許淨身手術會使他們的性情變得古怪一點，他們一般也沒有多高的文化修養，但除此之外，他們和士大夫還有什麽不同呢？宦官為什麽就不能具備勇敢、忠誠、智慧、清廉這些美好的素質呢？
很多時候，宦官看上去的確比朝官可靠。在安史之亂中，宦官曹日昇曾經奉命到南陽宣慰士卒。當時叛軍名將田承嗣正在圍攻南陽，城內彈盡糧絕，餓殍遍地，一隻老鼠可以賣到數百錢，眼看城池就要失守。曹日昇隻帶著十名騎兵，硬是闖過了叛軍的重圍，進入南陽宣讀皇命，極大地鼓舞了守軍的士氣。隨即曹日昇又衝出重圍，到襄陽籌集糧草運進南陽。這一進一出，叛軍無人可攖其鋒。
曹日昇如此向世人證明：宦官縱使比朝官卑賤，但至少不比朝官還無能。宦官，在這個亂世之中，為什麽不可以擔負起皇帝的信任和重托呢？
7
安史之亂最終被艱難地平定了，但後遺症始終無法根除，直至唐王朝氣數敗盡。安史之亂的後遺症之一，就是皇帝深感無人可以信用。
唐代宗廣德元年（763年），吐蕃輕輕鬆鬆攻入長安。唐代宗倉皇出逃，眼見著士兵們沒人拚死作戰，四十多天裏沒有人率兵勤王。而唐代宗才一逃出長安，老百姓就鼓噪著衝進皇宮，哄搶府庫裏的財物。這個亂象令人寒徹了心，眼見得軍心、民心、士大夫之心都像舊山河一樣，一經破碎便再難收拾。
人心越散，皇帝也就越容易信靠身邊的宦官。唐代宗安排宦官出使各地、監督軍務，一貫任其索賄。而最滑稽的是，如果宦官收到的賄賂少了，唐代宗還會大為不快，認為自己間接地受到了輕視。
唐德宗繼位之後，試圖改變這種狀況，於是親近士大夫而疏遠宦官，先後重用了精通儒學的張涉和溫文爾雅的薛邕，朝廷麵貌似乎為之一新。但沒過多久，張涉和薛邕先後爆出貪贓醜聞，宦官譏諷說：“文官貪贓動輒巨萬，反而說我輩敗壞朝政！”自此以後，唐德宗疑慮重重，不知道究竟何人可以信靠。
手握重兵的節度使似乎是最不可靠的一群人，昨天的平叛功臣轉眼就變成今天的亂臣賊子，舊患才去，新患便生。所以每逢用兵，皇帝越來越喜歡委派親信宦官前去監軍。如果必須依靠暫時還對自己效忠的藩鎮去製衡那些已經叛亂或行將叛亂的藩鎮，那麽除了宦官監軍，誰還能製衡那些或許明日就反的節度使呢？
建中四年（783年），曾經的平叛功臣、淮西節度使李希烈起兵叛亂。唐德宗匆忙征發涇原各道兵馬，沒想到五千涇原兵才到長安便發生兵變。京城素來由神策軍衛戍，但神策軍仿佛從來不曾存在過一般，任由亂兵殺進皇宮。唐德宗倉皇出逃，在這最絕望的時刻，隻有竇文場和霍仙鳴，兩名在德宗當太子的時候就侍奉過他的宦官，集結了僅有百人的宦官侍從，追隨、護衛在德宗身邊。
唐德宗事後才知道，神策軍的兵員早已嚴重短缺，頗具經營頭腦的將領們在缺員之後非但不去招募新兵，反而把編製名額賣給長安的商販。而這些名義上的新兵一邊享受著政策優惠，一邊繼續在長安市井裏經營買賣，在“從軍”的全部生涯裏連一次軍服都沒穿過。當召集神策軍緊急平亂的時候，這些人沒有夥同亂軍趁火打劫就已經算是不幸中的萬幸了。
經過此劫，唐德宗除了對兩位功臣大加恩賞之外，終於明白了誰才是最可以信靠的人。他建立了新的神策軍，分為左、右兩廂，由竇文場和霍仙鳴分別統率。這是唐王朝命運的一個重要轉捩點，自此以後，宦官始終掌握著神策軍的兵權，對外抑製藩鎮割據，對內左右朝臣任免，甚至可以輕易地廢立皇帝。
當宦官掌握的權力如此之大以後，什麽“身體發膚，受之父母”，什麽“不孝有三，無後為大”，什麽“君子恥與刑餘之人同車”，這些儒家道德終於泮渙冰釋。是的，人情逐利，在任何時代這都是最不可逆的大勢。一旦士大夫階層升沉榮辱的樞機被宦官掌握，操守也就往往讓位於實利了。而那些尊嚴未泯又前程心重的士子，那些在操行與實利之間掙紮、糾結的官宦，是這個大時代裏最難挨的一群人。
在這樣的時代裏，節度使們彼此聯姻，締結軍事同盟；朝廷大員們各結朋黨，進取者以之牟利，淡泊者以之自保；隻有庶民百姓無黨可結，無盟可締，惶惶不可終日地等待著叛軍的洗劫、官軍的洗劫、朝官與宦官的洗劫、外族友軍的洗劫，以及大唐政府的稅收、專賣與役力政策的合法洗劫。
若你是一個單純、善良的人，一個對愛與美有著狂熱執念的人，一個頭頂著理想主義光環的人，在這樣的一個大時代裏，究竟該怎樣幸存下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