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抗百度，成了2003年3721的一個重要目標。我召集團隊對3721和百度的技術做了評估。
我發現，3721在流量和渠道上有絕對優勢，但是在搜索技術上明顯技不如人。這時我才意識到，我曾經痛失過一個優秀的搜索人才，也是後來去百度工作的俞軍。我也意識到了我當初輕視搜索是多麽短視的行為，而我最終要為這種短視買單。
俞軍是我從上海挖過來的一個員工，當時他對搜索有無限熱情，每天在公司工作十幾個小時。他一直對我說，他來3721的目的就是把搜索做出來。我親眼看到了這個人的激情，也相信他對技術有天分。但當時3721在nic打仗，我的注意力分不到搜索上。另外，當時公司已經開始盈利，我們的重點是在渠道上掙錢。我那時就是一意孤行。
當時我除了醉心於中文上網，還覺得搜索是非常花錢的行業。一方麵，你得有人，另一方麵需要大量的服務器支撐。當時我覺得，我們並沒有那麽多錢支撐我們做搜索這事。
其實，3721有渠道和流量的優勢，也有一定的技術積累，隻要當時繼續融一筆資，再搭建技術構架，是完全可以把搜索做起來的。隻是當時的市場競爭和眼前的競爭對手，讓我無暇開辟第二戰場。到現在，隻有後悔莫及。我後來經常教育年輕人，創業者不要過早地想著去掙錢，而是要盯準一個行業，紮紮實實地投入進去。這也是為什麽李彥宏最後能成功，他是一個很堅韌的人，看準了一個事，能夠堅持下來。
後來我推薦俞軍去了新浪工作。一段時間之後，他看到新浪也不是真心投入做搜索，就去了最適合他的平台——百度。他後來成了百度的產品靈魂人物之一。
到了2003年，我感覺到，給了我巨大幫助並且幫我建立3721帝國的idg已經很難指導我了。3721的發展已經超過了idg的駕馭範圍。互聯網的第一批風險投資家和第一批創業者，到後來都是摸著石頭過河。大家有時候都很茫然。
這一年，我決心開始大力發展搜索了。但是依靠自己的技術研發能力從頭開始，我的直覺是這肯定來不及的。要在一個已經有龐大的競爭對手的市場上取勝，我的打法是要輕靈、要快，不能用蠻力。我想到的最好的方法就是——和一家比百度技術好的高科技公司合作。隻有這樣，才能後來居上。這個時候，世界上最傳奇、最活潑的google公司就映入了眼簾。發軔於矽穀，擁有一個頑皮彩色logo的google當時已經是全世界最好的搜索公司，2001年互聯網泡沫破滅了，而google卻在這一年開始盈利，不得不說，這是一個奇跡。
我想，google還沒有正式進入中國，因此這片廣闊的市場還沒有被他們發掘，而3721有渠道和流量，google有最好的技術，如果我們雙方能夠合作，在中國市場一定是天作之合。
有了想法就要去付諸實施。我想去接觸一下google，但是如何見到google的高層對於我們這個當時的中國小公司是件頭疼事兒。在美國見一個人也是需要人際關係的，如果你沒有任何資源，找人就像大海撈針一樣艱難。這種情況和在中國是沒有什麽本質區別的。終於，我們在投資人團隊找到了一個十分曲折的關係——idg投資人團隊裏有個人的太太認識美國競選委員會的某位非裔籌款人，而這位非裔籌款人的太太和美國前副總統戈爾相識，而戈爾退出美國白宮之後，擔任google和蘋果的董事。通過這層遙遠的關係，我們才和google有了一些微弱的聯係。據說戈爾有能力把google的高官請出來，和我們談一談。而我們也就把所有的希望寄托在了這次即將到來的會談當中。
我懷著朦朧的願望，希望這次見麵能成為我們合作的突破口，心想：隻要和google的人見了麵，一切都好說。很多事情都是通過坐下來交談，才能認識到對方的價值的。而我認為3721對於google的潛在價值，是值得對方考慮合作的。正當我滿心歡喜等待這次見麵的時候，聯係戈爾的中間人卻告訴我：“在美國見政治家也是要明碼標價的，見戈爾需要交10萬美元。”
我倒吸一口涼氣，心想：“這就叫獅子大開口吧！”
盡管這筆中介費價格不菲，但是為了公司發展的大局，我還是咬咬牙把這筆錢給了。
於是，在一個陽光明媚的下午，我們在矽穀帕拉阿圖咖啡館見到了戈爾，他帶來了google公司的高級副總裁、公司發展兼首席法律顧問大衛·德拉蒙德（david drummond）。這是一位非常有經驗的黑人律師，曾經幫助google完成所有的上市準備工作。因為google2010年退出中國事件，德拉蒙德在中國一度變得很出名。而當時我們知道，這個人在google應該是第三、第四號人物，有一定的發言權。德拉蒙德身高有190厘米左右，聲音洪亮，臉上有濃密的胡子楂，感覺像是從某部電影裏走出的人物。不過那一天，他的目光很遊離。
在王功權、劉千葉的陪伴之下，我和大衛·德拉蒙德展開了一場對話。我們的談話重點就是3721是做什麽的，我們在中國擁有怎樣的流量優勢，我們擁有什麽樣的渠道優勢。如果我們合作，將對中國搜索市場產生什麽樣的影響。我這邊顯然是做了充足的準備，但是對方的態度完全不是我們想象的那樣。談話進行了10分鍾，我已經明白了，對方明顯是在敷衍應付我們，德拉蒙德好像連今天為什麽被戈爾叫來都不知道。他和任何一場毫無誠意的會談主角一樣，說了一堆毫無意義的套話，比如，中國很重要，我們對中國市場很重視，但我們現在還沒有什麽明確的中國的戰略。我們會考慮中國戰略，但是也許不是當下。
這樣毫無誠意的對話進行了半個小時之後，老外們就紛紛告退了。談話毫無結果，連建立一個關係以便跟進的可能性也沒有留給我們。在這場略顯滑稽的對話裏，我一方麵感覺到了美國公司骨子裏十足的傲慢，又有一種上當受騙的感覺湧上心頭。在談話結束的那一分鍾，我已經明白，與google合作的願望也隨之付諸東流了。
被騙10萬美元事小，但是這種被美國公司歧視輕視的感覺，在一段時間裏揮之不去。總之，這是我人生之中一段不太愉快的回憶。
google最終在兩年之後正式進入中國。當然，這場盛大的入華儀式，也伴隨著一場令人歎為觀止的世紀官司。曾經在西雅圖幫助過我的李開複那段時間經曆了人生危機，因為他要從微軟跳槽到google，微軟對他提起了訴訟。而google聘請了一個豪華的律師團隊，花天價打了這場官司，並且最終與微軟達成了和解。也許從2005年開始，google才真正開始意識到中國市場已經不可小視。而正是這個時候，大衛·德拉蒙德又一次出現在了我的視野當中。他作為google的首席律師，先是幫google從微軟手裏贏得了李開複，讓穀歌正式入華有了一個在中國市場有影響力的ceo，又在四年的時間內見證了穀歌的流量從微小到到達巔峰時的30%。
當然，我們都看到了google最終退出中國的整個戲劇化的過程。
google退出中國，引發了中國幾億網民的感慨，而google退出中國的那則聲明，正是這位我求見過的大衛·德拉蒙德所寫。他在那封流傳廣泛的聲明裏寫道：“做出這個決定讓人感到難以置信的痛苦，同時，我們也十分清楚它將可能造成的深層次影響。”
目睹google在中國出生又猝死的結局，回想著和德拉蒙德在2003年無疾而終的對話，我心裏感到有些遺憾。如果2003年在加州的那場談話，哪怕德拉蒙德多花一點耐心去了解3721，也許今天搜索市場的格局就會被改寫。而google也用不著在中國自己建立渠道，做得那麽辛苦，卻完全處在百度的下風。如果2003年我們合作了，google甚至都不需要退出中國。當然，這一切隻是猜測，一切都已經無法改寫。
google在中國的策略一直充滿了悖論，它投資了它的競爭對手百度。對於百度這樣的直接競爭對手，你要不然不要投資它，要不然就投資到可以控製它。結果google投了一點點，最後又拋售了股票。總之，這顯示了一家在全球都具有優勢的跨國公司在中國發展的困境。在本地文化裏，google一直在搖擺、抗爭、試探，一直到最後的迷失。
2003年，我迫切想找到一套好的搜索技術，這個工作我一直在做，但是一直不是很順利，我想這和我國際化視野不夠有關係。
和google的談判無疾而終。競爭對手已經顯示出強大的生命力。此時此刻，在如何對待3721命運的問題上我和投資人逐漸出現了分歧。是上市，還是幹脆把公司出售？身邊的各種聲音越來越多，而投資人的退出需求這個時候開始若隱若現，各種看上3721龐大流量和資源的公司開始到和喬大廈拜訪了。
處在互聯網激流當中的3721，該如何被左右？
我發現，3721在流量和渠道上有絕對優勢，但是在搜索技術上明顯技不如人。這時我才意識到，我曾經痛失過一個優秀的搜索人才，也是後來去百度工作的俞軍。我也意識到了我當初輕視搜索是多麽短視的行為，而我最終要為這種短視買單。
俞軍是我從上海挖過來的一個員工，當時他對搜索有無限熱情，每天在公司工作十幾個小時。他一直對我說，他來3721的目的就是把搜索做出來。我親眼看到了這個人的激情，也相信他對技術有天分。但當時3721在nic打仗，我的注意力分不到搜索上。另外，當時公司已經開始盈利，我們的重點是在渠道上掙錢。我那時就是一意孤行。
當時我除了醉心於中文上網，還覺得搜索是非常花錢的行業。一方麵，你得有人，另一方麵需要大量的服務器支撐。當時我覺得，我們並沒有那麽多錢支撐我們做搜索這事。
其實，3721有渠道和流量的優勢，也有一定的技術積累，隻要當時繼續融一筆資，再搭建技術構架，是完全可以把搜索做起來的。隻是當時的市場競爭和眼前的競爭對手，讓我無暇開辟第二戰場。到現在，隻有後悔莫及。我後來經常教育年輕人，創業者不要過早地想著去掙錢，而是要盯準一個行業，紮紮實實地投入進去。這也是為什麽李彥宏最後能成功，他是一個很堅韌的人，看準了一個事，能夠堅持下來。
後來我推薦俞軍去了新浪工作。一段時間之後，他看到新浪也不是真心投入做搜索，就去了最適合他的平台——百度。他後來成了百度的產品靈魂人物之一。
到了2003年，我感覺到，給了我巨大幫助並且幫我建立3721帝國的idg已經很難指導我了。3721的發展已經超過了idg的駕馭範圍。互聯網的第一批風險投資家和第一批創業者，到後來都是摸著石頭過河。大家有時候都很茫然。
這一年，我決心開始大力發展搜索了。但是依靠自己的技術研發能力從頭開始，我的直覺是這肯定來不及的。要在一個已經有龐大的競爭對手的市場上取勝，我的打法是要輕靈、要快，不能用蠻力。我想到的最好的方法就是——和一家比百度技術好的高科技公司合作。隻有這樣，才能後來居上。這個時候，世界上最傳奇、最活潑的google公司就映入了眼簾。發軔於矽穀，擁有一個頑皮彩色logo的google當時已經是全世界最好的搜索公司，2001年互聯網泡沫破滅了，而google卻在這一年開始盈利，不得不說，這是一個奇跡。
我想，google還沒有正式進入中國，因此這片廣闊的市場還沒有被他們發掘，而3721有渠道和流量，google有最好的技術，如果我們雙方能夠合作，在中國市場一定是天作之合。
有了想法就要去付諸實施。我想去接觸一下google，但是如何見到google的高層對於我們這個當時的中國小公司是件頭疼事兒。在美國見一個人也是需要人際關係的，如果你沒有任何資源，找人就像大海撈針一樣艱難。這種情況和在中國是沒有什麽本質區別的。終於，我們在投資人團隊找到了一個十分曲折的關係——idg投資人團隊裏有個人的太太認識美國競選委員會的某位非裔籌款人，而這位非裔籌款人的太太和美國前副總統戈爾相識，而戈爾退出美國白宮之後，擔任google和蘋果的董事。通過這層遙遠的關係，我們才和google有了一些微弱的聯係。據說戈爾有能力把google的高官請出來，和我們談一談。而我們也就把所有的希望寄托在了這次即將到來的會談當中。
我懷著朦朧的願望，希望這次見麵能成為我們合作的突破口，心想：隻要和google的人見了麵，一切都好說。很多事情都是通過坐下來交談，才能認識到對方的價值的。而我認為3721對於google的潛在價值，是值得對方考慮合作的。正當我滿心歡喜等待這次見麵的時候，聯係戈爾的中間人卻告訴我：“在美國見政治家也是要明碼標價的，見戈爾需要交10萬美元。”
我倒吸一口涼氣，心想：“這就叫獅子大開口吧！”
盡管這筆中介費價格不菲，但是為了公司發展的大局，我還是咬咬牙把這筆錢給了。
於是，在一個陽光明媚的下午，我們在矽穀帕拉阿圖咖啡館見到了戈爾，他帶來了google公司的高級副總裁、公司發展兼首席法律顧問大衛·德拉蒙德（david drummond）。這是一位非常有經驗的黑人律師，曾經幫助google完成所有的上市準備工作。因為google2010年退出中國事件，德拉蒙德在中國一度變得很出名。而當時我們知道，這個人在google應該是第三、第四號人物，有一定的發言權。德拉蒙德身高有190厘米左右，聲音洪亮，臉上有濃密的胡子楂，感覺像是從某部電影裏走出的人物。不過那一天，他的目光很遊離。
在王功權、劉千葉的陪伴之下，我和大衛·德拉蒙德展開了一場對話。我們的談話重點就是3721是做什麽的，我們在中國擁有怎樣的流量優勢，我們擁有什麽樣的渠道優勢。如果我們合作，將對中國搜索市場產生什麽樣的影響。我這邊顯然是做了充足的準備，但是對方的態度完全不是我們想象的那樣。談話進行了10分鍾，我已經明白了，對方明顯是在敷衍應付我們，德拉蒙德好像連今天為什麽被戈爾叫來都不知道。他和任何一場毫無誠意的會談主角一樣，說了一堆毫無意義的套話，比如，中國很重要，我們對中國市場很重視，但我們現在還沒有什麽明確的中國的戰略。我們會考慮中國戰略，但是也許不是當下。
這樣毫無誠意的對話進行了半個小時之後，老外們就紛紛告退了。談話毫無結果，連建立一個關係以便跟進的可能性也沒有留給我們。在這場略顯滑稽的對話裏，我一方麵感覺到了美國公司骨子裏十足的傲慢，又有一種上當受騙的感覺湧上心頭。在談話結束的那一分鍾，我已經明白，與google合作的願望也隨之付諸東流了。
被騙10萬美元事小，但是這種被美國公司歧視輕視的感覺，在一段時間裏揮之不去。總之，這是我人生之中一段不太愉快的回憶。
google最終在兩年之後正式進入中國。當然，這場盛大的入華儀式，也伴隨著一場令人歎為觀止的世紀官司。曾經在西雅圖幫助過我的李開複那段時間經曆了人生危機，因為他要從微軟跳槽到google，微軟對他提起了訴訟。而google聘請了一個豪華的律師團隊，花天價打了這場官司，並且最終與微軟達成了和解。也許從2005年開始，google才真正開始意識到中國市場已經不可小視。而正是這個時候，大衛·德拉蒙德又一次出現在了我的視野當中。他作為google的首席律師，先是幫google從微軟手裏贏得了李開複，讓穀歌正式入華有了一個在中國市場有影響力的ceo，又在四年的時間內見證了穀歌的流量從微小到到達巔峰時的30%。
當然，我們都看到了google最終退出中國的整個戲劇化的過程。
google退出中國，引發了中國幾億網民的感慨，而google退出中國的那則聲明，正是這位我求見過的大衛·德拉蒙德所寫。他在那封流傳廣泛的聲明裏寫道：“做出這個決定讓人感到難以置信的痛苦，同時，我們也十分清楚它將可能造成的深層次影響。”
目睹google在中國出生又猝死的結局，回想著和德拉蒙德在2003年無疾而終的對話，我心裏感到有些遺憾。如果2003年在加州的那場談話，哪怕德拉蒙德多花一點耐心去了解3721，也許今天搜索市場的格局就會被改寫。而google也用不著在中國自己建立渠道，做得那麽辛苦，卻完全處在百度的下風。如果2003年我們合作了，google甚至都不需要退出中國。當然，這一切隻是猜測，一切都已經無法改寫。
google在中國的策略一直充滿了悖論，它投資了它的競爭對手百度。對於百度這樣的直接競爭對手，你要不然不要投資它，要不然就投資到可以控製它。結果google投了一點點，最後又拋售了股票。總之，這顯示了一家在全球都具有優勢的跨國公司在中國發展的困境。在本地文化裏，google一直在搖擺、抗爭、試探，一直到最後的迷失。
2003年，我迫切想找到一套好的搜索技術，這個工作我一直在做，但是一直不是很順利，我想這和我國際化視野不夠有關係。
和google的談判無疾而終。競爭對手已經顯示出強大的生命力。此時此刻，在如何對待3721命運的問題上我和投資人逐漸出現了分歧。是上市，還是幹脆把公司出售？身邊的各種聲音越來越多，而投資人的退出需求這個時候開始若隱若現，各種看上3721龐大流量和資源的公司開始到和喬大廈拜訪了。
處在互聯網激流當中的3721，該如何被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