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考時，我考上的本來是鄭州最好的高中——鄭州一中，但是由於離家太遠，我又缺乏自律，半年以後，我在父母的要求下轉入了一所普通中學——鄭州九中。雖然中學的檔次降低了一格，但是我的內心深處卻沒有任何苦大仇深的感覺。對於我來說，普通中學反而是個更接地氣的地方，學生們也沒有那麽瘋狂地在乎學習，這點特別適合我——一個渴望自由空氣的人。
鄭州九中坐落於金水區農業路21號，在鄭州的位置相當於北京的海澱區。那裏有很多學校和文化單位，河南博物院也在那裏。今天的鄭州九中，校園很漂亮，裏麵有樓閣亭台，還修建了一條蜿蜒的小溪。幾座白色的教學樓俯瞰著有400米跑道的大操場。在80年代，一個學校有400米一圈的大跑道還是一件很酷的事情，而鄭州九中當時就有。
轉入九中之前，除了小學期間的王芙蓉老師，我遇到的老師都是對抗型的，直到遇到我的高中班主任徐良老師。他身材高大，聲音洪亮，留著發哥一般的發型，十分帥氣俊朗。教我的時候，他四十出頭。在那個年代，他就擁有和諧教學的理念，經常主張學生們參加課外活動，開班會討論各種時政問題。他是教物理的，在他的物理課上，他不但給我們講普通的高中物理知識，有時候會故意延展到深一點的領域，把課堂變成大學物理的啟蒙聖地。有時候，他會啟發性地說：“你們說，如果時間能對折會怎麽樣呢？”這時候他的眼睛遠遠望向空中，引發出意味深長的思考。全班同學都被這種氣場給感染了。那時候我們全班都洋溢著一種熱愛物理的氣氛，我更是對這個學科有著一種獨特的感覺，我一度覺得，將來我會成為一個量子物理學家，去改變世界，其他的都是碌碌無為、浪費生命的工作。
我在九中上的是重點班，學習氣氛比普通班濃烈一些。班上同學你追我趕、暗自競爭的氛圍還是有的，但是我好像永遠無法和其他人一樣，一天到晚隻是單純地忙功課。這對我來說，有點太瘋狂了。中規中矩的學校生活似乎總也滿足不了我這個另類青年的需求。我太想了解學校以外的世界了，經常想逃跑，想突破課堂這個僵化無味的重圍，給自己塑造一個小星球沉湎其中。
除了物理，我最喜歡的科目是語文。今天，很多人可能認為我是標準的理工男，是產品經理，甚至是一個極客，是一個邏輯思維占主導的人，但是在上大學之前，我一直認為我其實是形象思維占據了上風。除了語文課本裏的課文知識，我特別喜歡詩歌，從唐詩宋詞到現代詩歌，我都很著迷。我最喜歡的詞人是南唐後主李煜，因此喜歡自行研究他如何完成了從詩到詞的過渡，他的詞中時時浮現亡國之痛，有很多浮華與衰敗的對比。
多少恨，昨夜夢魂中。還似舊時遊上苑，車如流水馬如龍，花月正春風。
體會他沉湎於追憶昔日繁華的情緒，我感覺自己也被觸動。沒事我也吟誦吟誦詩句——“桃李依依春暗度，誰在秋千，笑裏低低語。一片芳心千萬緒，人間沒個安排處。”可以說，我對婉約惆悵的宋詞尤為喜歡，相反，蘇軾和辛棄疾這種豪放派卻並沒有讓我癡迷，這和我那群架少年的氣質似乎相當不符。
後來我特別喜歡讀現代派詩人的詩歌，尤其喜歡戴望舒和何其芳。戴望舒的《雨巷》充滿了淡淡的憂傷——“在雨的哀曲裏，消了她的顏色，散了她的芬芳，消散了，甚至她的歎息般的目光，丁香般的惆悵。”這首詩歌和南唐二主之一李璟的詩句“青鳥不傳雲外信，丁香空結雨中愁”隔空相望，排遣了很多我在青春期的苦悶情緒。
那個時候，我一本接一本地讀《李白全集》，讀李商隱，以及從小書攤買回的各種詩人全集。後來，我就懵懵懂懂地讀《莊子》，讀《道德經》。這些既不是高考要求的範圍，也不是語文課要求的內容。讀這些，全是憑我自己的一腔熱情。詞中的美學對我的感染很深，也許人們會覺得那很不像我，但我其實也有感春悲秋的時候。
我當時還是延續了初中的閱讀習慣，讀得多，讀得快，完全沒有按照中學課本的要求那樣讀書做題。我讀弗洛伊德，也讀黑格爾和卡夫卡，當然也讀中國的一些文學作品。不知不覺地，我對各種文體都有了一些認知。我深刻地記得，《中國作家》1985年第2期刊登了莫言的小說《透明的胡蘿卜》，我覺得那是我讀過的最好的小說。那時，我甚至想：是不是以後專門就待在家裏寫作，當一個純寫字的人？當然，這種想法也就是一閃念的工夫就消退了，我後來發現了更吸引我的事情。雖然這種大量閱讀的習慣並不是課堂的要求，但是閱讀給我帶來的副產品是，它會對我的課堂表現產生各種意想不到的影響。
有一次，語文老師給了我們兩天時間，讓我們第一次去嚐試小說寫作。當時我對魔幻現實主義的小說特別膜拜，對卡夫卡非常著迷。於是我模仿卡夫卡的《變形記》寫了一篇小說，叫《我與蒼蠅的對話》。在作文閱評課堂上，老師拿回了那一摞作業，緩緩地對台下的我們說：“上次，我給大家留的作業是寫小說，大家完成得不太好。所有的人幾乎寫的還是敘事性作文，文體上不太像小說。隻有周鴻禕，這次的作文是全班唯一寫得真正像小說的！”聽了這番評論，我心中大喜。不料老師話鋒一轉：“不過，他寫得亂七八糟的，我完全看不懂！”
班上同學頓時爆發出哈哈大笑。
事到如今，我完全想不起我的這篇小說處女作的具體內容了，但是依然驚詫於這個標新立異的標題。
泛讀讓我有異於同齡人的思維，而且當時就已經爆發出“語不驚人死不休”的潛質。多年後我回河南鄭州探望高中班主任徐老師，我們聊起高中時的一些往事，徐老師說：“我當時覺得你的想法和別人的很不一樣。我都不知道怎麽表揚你！”
他說起的是一次討論班會，徐良老師當時拿出《中國青年報》上發表的一篇文章給大家閱讀，文章裏一個學者發表了到美國參觀後的感想。徐老師讓我們根據這篇文章寫一篇讀後感。
那個學者的觀點主要以批判美國為主，寫了很多到美國旅行的觀感。他說美國將自己的礦產封存起來，又將汙染工業放到了國外。現在美國青山綠水、環境優美，但是這是以犧牲其他國家的利益為代價的。還說到美國親情淡漠，父母和孩子一起吃飯，也要實行aa製，父母竟然也要出錢。這種親情關係的淡漠，無法和中國的親情關係相提並論。
在1986年高二（4）班的那次主題班會上，帥氣的發哥徐良老師平淡地點評了我們寫的讀後感，並且做了總結發言。他鼓勵同學們獨立思考，並且不要在人生關鍵的時候走錯路等，但是對於我的文章隻字未提。直到多年之後，徐良老師見到我才對我說，他當時沒有評論我的那篇讀後感，但是我的那篇文章卻讓他默默地記了30年。
他對我說：“幾乎所有的學生都是在一致地批評美國，說美國把自己的國家利益淩駕於其他國家之上，大部分學生把美國淡漠的家庭關係歸結於資本主義製度的弊端，但是你的觀點和其他人的都不一樣。”時隔多年，徐良老師依然精神矍鑠，聲音高亢。
我很好奇我是怎麽寫的。
據徐良老師的回憶，我寫的是——
確實美國有美國的問題，但是我們國家的資源管理是不是也有問題呢？現在很多地方對環境治理實行“以罰代治”，不管人們怎麽侵害了當地的自然環境，隻要交了罰款就好，之後該怎麽破壞就怎麽破壞，這給環境治理造成了更嚴重的問題。
美國的親情關係倡導的應該不是家庭的隔離，而是家庭關係的獨立，這是一種文化上的原因。如果說，很多人認為美國的親子關係不正常，中國的親子關係真的就完全健康嗎？中國父母認為自己給予了孩子生命，就拿孩子當私有財產，對孩子享有絕對的權威，甚至替孩子做一切決定。這種親子關係，簡直是對孩子追求獨立生活的一種扼殺。
我個人對這篇文章的記憶已經很模糊了，但是我的班主任徐良老師提起來還是感慨不已。現在的徐老師滿頭白發，但是說起話來依然字正腔圓：“當時我就想，這小子看上去貌不驚人，腦子裏怎麽裝了那麽多驚人的觀點。我覺得你寫得很標新立異，但是也不敢公開表揚你。那個年代嘛，哈哈哈。”
我想，如果這是一篇命題作文，放在那個年代，算是有點大逆不道，不可能得到高分。就算思想前衛的徐良老師，也隻是在心中給我默默點了一個讚，甚至沒有敢把這篇東西拿出來和同學們分享。但是，這篇讀後感也許反映了我這個另類青年的一種真實狀態。
我當時並不知道自己是太不隨大流，還是生錯了世界。
我一度熱情洋溢地參加了鄭州九中的文學社，成為校刊《小樹林》的編輯。這可能是我當過文藝青年的唯一標誌了。同學們來稿，我負責審稿，但經常是來的稿子我都不滿意，我大筆一揮，用紅筆在格子紙上打上大叉，然後把稿子扔在地上。文學社的老師看了大為光火，怎麽能這麽扔同學的稿子呢！過了不久，我就被《小樹林》編輯部趕了出來——我被文學社開除了。
鄭州九中坐落於金水區農業路21號，在鄭州的位置相當於北京的海澱區。那裏有很多學校和文化單位，河南博物院也在那裏。今天的鄭州九中，校園很漂亮，裏麵有樓閣亭台，還修建了一條蜿蜒的小溪。幾座白色的教學樓俯瞰著有400米跑道的大操場。在80年代，一個學校有400米一圈的大跑道還是一件很酷的事情，而鄭州九中當時就有。
轉入九中之前，除了小學期間的王芙蓉老師，我遇到的老師都是對抗型的，直到遇到我的高中班主任徐良老師。他身材高大，聲音洪亮，留著發哥一般的發型，十分帥氣俊朗。教我的時候，他四十出頭。在那個年代，他就擁有和諧教學的理念，經常主張學生們參加課外活動，開班會討論各種時政問題。他是教物理的，在他的物理課上，他不但給我們講普通的高中物理知識，有時候會故意延展到深一點的領域，把課堂變成大學物理的啟蒙聖地。有時候，他會啟發性地說：“你們說，如果時間能對折會怎麽樣呢？”這時候他的眼睛遠遠望向空中，引發出意味深長的思考。全班同學都被這種氣場給感染了。那時候我們全班都洋溢著一種熱愛物理的氣氛，我更是對這個學科有著一種獨特的感覺，我一度覺得，將來我會成為一個量子物理學家，去改變世界，其他的都是碌碌無為、浪費生命的工作。
我在九中上的是重點班，學習氣氛比普通班濃烈一些。班上同學你追我趕、暗自競爭的氛圍還是有的，但是我好像永遠無法和其他人一樣，一天到晚隻是單純地忙功課。這對我來說，有點太瘋狂了。中規中矩的學校生活似乎總也滿足不了我這個另類青年的需求。我太想了解學校以外的世界了，經常想逃跑，想突破課堂這個僵化無味的重圍，給自己塑造一個小星球沉湎其中。
除了物理，我最喜歡的科目是語文。今天，很多人可能認為我是標準的理工男，是產品經理，甚至是一個極客，是一個邏輯思維占主導的人，但是在上大學之前，我一直認為我其實是形象思維占據了上風。除了語文課本裏的課文知識，我特別喜歡詩歌，從唐詩宋詞到現代詩歌，我都很著迷。我最喜歡的詞人是南唐後主李煜，因此喜歡自行研究他如何完成了從詩到詞的過渡，他的詞中時時浮現亡國之痛，有很多浮華與衰敗的對比。
多少恨，昨夜夢魂中。還似舊時遊上苑，車如流水馬如龍，花月正春風。
體會他沉湎於追憶昔日繁華的情緒，我感覺自己也被觸動。沒事我也吟誦吟誦詩句——“桃李依依春暗度，誰在秋千，笑裏低低語。一片芳心千萬緒，人間沒個安排處。”可以說，我對婉約惆悵的宋詞尤為喜歡，相反，蘇軾和辛棄疾這種豪放派卻並沒有讓我癡迷，這和我那群架少年的氣質似乎相當不符。
後來我特別喜歡讀現代派詩人的詩歌，尤其喜歡戴望舒和何其芳。戴望舒的《雨巷》充滿了淡淡的憂傷——“在雨的哀曲裏，消了她的顏色，散了她的芬芳，消散了，甚至她的歎息般的目光，丁香般的惆悵。”這首詩歌和南唐二主之一李璟的詩句“青鳥不傳雲外信，丁香空結雨中愁”隔空相望，排遣了很多我在青春期的苦悶情緒。
那個時候，我一本接一本地讀《李白全集》，讀李商隱，以及從小書攤買回的各種詩人全集。後來，我就懵懵懂懂地讀《莊子》，讀《道德經》。這些既不是高考要求的範圍，也不是語文課要求的內容。讀這些，全是憑我自己的一腔熱情。詞中的美學對我的感染很深，也許人們會覺得那很不像我，但我其實也有感春悲秋的時候。
我當時還是延續了初中的閱讀習慣，讀得多，讀得快，完全沒有按照中學課本的要求那樣讀書做題。我讀弗洛伊德，也讀黑格爾和卡夫卡，當然也讀中國的一些文學作品。不知不覺地，我對各種文體都有了一些認知。我深刻地記得，《中國作家》1985年第2期刊登了莫言的小說《透明的胡蘿卜》，我覺得那是我讀過的最好的小說。那時，我甚至想：是不是以後專門就待在家裏寫作，當一個純寫字的人？當然，這種想法也就是一閃念的工夫就消退了，我後來發現了更吸引我的事情。雖然這種大量閱讀的習慣並不是課堂的要求，但是閱讀給我帶來的副產品是，它會對我的課堂表現產生各種意想不到的影響。
有一次，語文老師給了我們兩天時間，讓我們第一次去嚐試小說寫作。當時我對魔幻現實主義的小說特別膜拜，對卡夫卡非常著迷。於是我模仿卡夫卡的《變形記》寫了一篇小說，叫《我與蒼蠅的對話》。在作文閱評課堂上，老師拿回了那一摞作業，緩緩地對台下的我們說：“上次，我給大家留的作業是寫小說，大家完成得不太好。所有的人幾乎寫的還是敘事性作文，文體上不太像小說。隻有周鴻禕，這次的作文是全班唯一寫得真正像小說的！”聽了這番評論，我心中大喜。不料老師話鋒一轉：“不過，他寫得亂七八糟的，我完全看不懂！”
班上同學頓時爆發出哈哈大笑。
事到如今，我完全想不起我的這篇小說處女作的具體內容了，但是依然驚詫於這個標新立異的標題。
泛讀讓我有異於同齡人的思維，而且當時就已經爆發出“語不驚人死不休”的潛質。多年後我回河南鄭州探望高中班主任徐老師，我們聊起高中時的一些往事，徐老師說：“我當時覺得你的想法和別人的很不一樣。我都不知道怎麽表揚你！”
他說起的是一次討論班會，徐良老師當時拿出《中國青年報》上發表的一篇文章給大家閱讀，文章裏一個學者發表了到美國參觀後的感想。徐老師讓我們根據這篇文章寫一篇讀後感。
那個學者的觀點主要以批判美國為主，寫了很多到美國旅行的觀感。他說美國將自己的礦產封存起來，又將汙染工業放到了國外。現在美國青山綠水、環境優美，但是這是以犧牲其他國家的利益為代價的。還說到美國親情淡漠，父母和孩子一起吃飯，也要實行aa製，父母竟然也要出錢。這種親情關係的淡漠，無法和中國的親情關係相提並論。
在1986年高二（4）班的那次主題班會上，帥氣的發哥徐良老師平淡地點評了我們寫的讀後感，並且做了總結發言。他鼓勵同學們獨立思考，並且不要在人生關鍵的時候走錯路等，但是對於我的文章隻字未提。直到多年之後，徐良老師見到我才對我說，他當時沒有評論我的那篇讀後感，但是我的那篇文章卻讓他默默地記了30年。
他對我說：“幾乎所有的學生都是在一致地批評美國，說美國把自己的國家利益淩駕於其他國家之上，大部分學生把美國淡漠的家庭關係歸結於資本主義製度的弊端，但是你的觀點和其他人的都不一樣。”時隔多年，徐良老師依然精神矍鑠，聲音高亢。
我很好奇我是怎麽寫的。
據徐良老師的回憶，我寫的是——
確實美國有美國的問題，但是我們國家的資源管理是不是也有問題呢？現在很多地方對環境治理實行“以罰代治”，不管人們怎麽侵害了當地的自然環境，隻要交了罰款就好，之後該怎麽破壞就怎麽破壞，這給環境治理造成了更嚴重的問題。
美國的親情關係倡導的應該不是家庭的隔離，而是家庭關係的獨立，這是一種文化上的原因。如果說，很多人認為美國的親子關係不正常，中國的親子關係真的就完全健康嗎？中國父母認為自己給予了孩子生命，就拿孩子當私有財產，對孩子享有絕對的權威，甚至替孩子做一切決定。這種親子關係，簡直是對孩子追求獨立生活的一種扼殺。
我個人對這篇文章的記憶已經很模糊了，但是我的班主任徐良老師提起來還是感慨不已。現在的徐老師滿頭白發，但是說起話來依然字正腔圓：“當時我就想，這小子看上去貌不驚人，腦子裏怎麽裝了那麽多驚人的觀點。我覺得你寫得很標新立異，但是也不敢公開表揚你。那個年代嘛，哈哈哈。”
我想，如果這是一篇命題作文，放在那個年代，算是有點大逆不道，不可能得到高分。就算思想前衛的徐良老師，也隻是在心中給我默默點了一個讚，甚至沒有敢把這篇東西拿出來和同學們分享。但是，這篇讀後感也許反映了我這個另類青年的一種真實狀態。
我當時並不知道自己是太不隨大流，還是生錯了世界。
我一度熱情洋溢地參加了鄭州九中的文學社，成為校刊《小樹林》的編輯。這可能是我當過文藝青年的唯一標誌了。同學們來稿，我負責審稿，但經常是來的稿子我都不滿意，我大筆一揮，用紅筆在格子紙上打上大叉，然後把稿子扔在地上。文學社的老師看了大為光火，怎麽能這麽扔同學的稿子呢！過了不久，我就被《小樹林》編輯部趕了出來——我被文學社開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