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餘年以前，讀到鮑斯威爾的《約翰遜博士傳》，我開始對於傳記文學感覺很大的興趣，但是對於文學的這個部門作切實的研討，隻是一九三九年以來的事。在那一年，我看到一般人對於傳記文學的觀念還是非常模糊，更談不到對於這類文學有什麽進展，於是決定替中國文學界做一番斬伐荊棘的工作。
宗旨既經決定，開始研讀。除了中國作品以外，對於西方文學，在傳記作品方麵，我從勃路泰格的《名人傳》讀到現代作家的著作；在傳記理論方麵，我從提阿梵特斯的《人格論》讀到莫洛亞的《傳記綜論》。當然，我的能力有限，所在地的書籍也有限，我隻有盡我的力量在可能範圍以內前進。
在這幾年以內，陸續寫成《中國傳記文學之進展》《傳記文學之前途》《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述論》《傳記文學與人格》和其他幾篇文字發表了，沒有發表的也有幾篇。除了散篇以外，本擬敘述中國傳記文學之趨勢，但是因為參考書籍缺乏，隻能寫定一些綱領，未能完成；完成的隻有《八代傳記文學述論》一本十餘萬字的著作。
對於中國傳記文學的進展，總算勉強有些認識，但是認識過去，當然不是開導將來。佛家所謂“閱盡他寶，終非己分”，是一句顛撲不破的名言。要想為中國文學努力，專靠稱揚古人，敘述故籍，其結果隻落得“閱盡他寶”，談不上繼往開來的工作。一般文學如此，傳記文學也是如此。所以決定實地寫一本傳記。這是一個嚐試，成功固然很好，失敗也可以給自己和別人一些警戒，實際也是一種成功。自己對於失敗，本來不感覺很大的威脅，何況現在無論如何都有相當的成就呢！
寫作的目標決定，其次便是形式的問題。自己認定世界是整個的，文學是整個的，在近代的中國，傳記文學的意識，也許不免落後，但是在不久的將來，必然有把我們的意識激蕩向前、不容落伍的一日。史漢列傳的時代過去了，漢魏別傳的時代過去了，六代唐宋墓銘的時代過去了，宋代以後年譜的時代過去了，乃至比較好的作品，如朱熹《張魏公行狀》、黃幹《朱子行狀》的時代也過去了。橫在我們麵前的，是西方三百年以來傳記文學的進展。我們對於古人的著作，要認識，要了解，要欣賞。但是我們決不承認由古人支配我們的前途。古人支配今人，縱使有人主張，其實是一個不能忍受、不能想象的謬論。
西方三百年來傳記文學經過不斷的進展，在形式和內容方麵，起了不少的變化，假如我們采取這一條路線，我們究竟采取哪一個方式呢？
最有名的著作當然是鮑斯威爾的作品。一部《約翰遜博士傳》成為家傳戶誦的文章。這裏我們看到一位不修邊幅的博士，和他的許多朋友，我們聽到他們討論文學，討論政治，乃至於討論栽樹鬻果一切零碎的小事。有時約翰遜來一次惡謔，捧腹大笑，剩得被嘲的鮑斯威爾抱怨自己的不幸。約翰遜笑也有，罵也有，但是他的學生葛立克趁先生不在的時候，描寫先生夫婦間的愛戀，躡手躡腳，更引起哄堂的狂歡。這是生活，因此這部著作成為不朽的作品。但是要寫成這樣一部作品，至少要作者和傳主在生活上有密切的關係，而後才有敘述的機會。至於作者文學上的修養和鮑斯威爾那種特有的精神，都是這類著作的必要條件。
另外一種是斯特拉哲的《維多利亞女王傳》。這是一部近代的著作，打開了“現代傳記文學”的局麵。在薄薄的二百幾十頁裏麵，作者描寫女王的生平。我們看到她的父母和伯父，看到她的保姆，看到她的丈夫和子女。我們看到英國的幾位首相，從梅爾朋到格蘭斯頓和狄士萊裏。這裏有英國的政局，也有世界的大勢。但是一切隻在這一部薄薄的小書裏麵。作者沒有冗長的引證，沒有繁瑣的考訂。假如我們甘冒比擬不倫的危險，我們不妨說《維多利亞女王傳》很有《史記》那幾篇名著的豐神。這一部書打開一個新的局麵，其實不是偶然的事。但是一九四三年的中國，似乎還不是提倡這一類著作的時期。英國人有那種所謂實事求是的精神，他們近世以來那種繁重的作品，一部《格蘭斯頓傳》便是數十萬字，一部《狄士萊裏傳》便是一百幾十萬字，他們的基礎堅固，任何的記載都要有來曆，任何的推論都要有根據。在這個情形之下，斯特拉哲脫去一切繁重的論證，探賾鉤玄，當然立刻使人耳目一新，奪取特有的地位。但是斯特拉哲的著作正築在那個堅固的基礎上麵。盡管有許多人稱道這個寫法，但是我的愚見，倘使斯特拉哲在中國，絕對不能寫成那樣的名著。中國人模仿他的寫法，隻會寫成那種含譏帶諷、似小說不是小說、似史實不是史實的作品。二三十年以來的中國文壇，轉變的次數不在少處，但是還沒有養成謹嚴的風氣。稱道斯特拉哲的人雖多，誰能記得這薄薄的一冊曾經參考過七十幾種的史料？仲弓說過：“居敬而行簡以臨其民，不亦可乎？居簡而行簡，無乃太簡乎？”朱熹《集注》：“言自處以敬，則中有主而自治嚴，如是而行簡以臨民，則事不煩而民不擾，所以為可；若先自處以簡，則中無主而自治疏矣，而所行又簡，豈不失之太簡而無法度之可守乎？”這是說的政治，但是同樣也適用於文學，沒有經過謹嚴的階段，不能談到簡易；本來已經簡易了，再提倡簡易，豈不失之太簡而無法度之可守乎？所以斯特拉哲盡管寫成一部名著，但是一九四三年的中國，不是提倡這個做法的時代和地點。
那麽唯有談到第三個做法了。十九世紀中期以來的作品，常常是那樣地繁瑣和冗長，但是一切都有來曆，有證據。笨重確是有些笨重，然而這是磐石，我們要求磐石堅固可靠，便不能不承認磐石的笨重。十九世紀以來的作品使人厭棄的，不是它的笨重，而是取材的不知抉擇和持論的不能中肯。這兩點，從斯特拉哲的著作裏，我們可以得到啟示，可以學會許多的方法。莫洛亞攻擊這派的著作，認為他們抱定頌揚傳主的宗旨，因此他們所寫的作品，隻是一種諛墓的文字，徒然博得遺族的歡心，而喪失文學的價值。這個議論，確然獲得我們的同情，傳記成為頌揚的文字，便喪失本身的價值，原是一個顯而易見的道理。
中國所需要的傳記文學，看來隻是一種有來曆、有證據、不忌繁瑣、不事頌揚的作品。至於取材有抉擇，持論能中肯，這是有關作者修養的事。在作者著手的時候，沒有一個不抱如此的期望，但是能否達到這個目標，一切隻能付之讀者的評判。孟子說過：“智譬則巧也，聖譬則力也，由射於百步之外也，其至爾力也，其中非爾力也。”力的方麵，我們應當努力；巧的方麵，不一定是單憑努力可以辦到的事。
做法既經采取這一種，便得確定一個傳主。我曾經說過：“任何人都有自己的世界、自己的一生。這一生的記載，在優良的傳記文學家的手裏，都可以成為優良的著作。所以在下州小邑、窮鄉僻壤中，田夫野老、癡兒怨女的生活，都是傳記文學的題目。”這是一個理想的說法，事實上還有許多必要的限製。一個平常的人物，不能引起讀者的注意，所以作者對於這樣的傳主，唯有運用細膩的文學技巧，從人格分析方麵著手，使讀者對於傳主的性格，感到深切的同情，然後始能了解世界上任何一個人，都有獨特的價值。不過我們所能細密認識的，隻有最有限的幾個人，假如眼前不是替他們作傳的時候，在這方麵，實際便無從著手。在西方文學裏麵，平常人物的傳記，還是非常地寥落，這是一個理由。
因此，隻能從偉大人物著手。一九四一年的秋天，正是我徬徨不定的時候。中國曆史上的偉大人物不在少數，但是在著手的時候，許多困難來了。有的人偉大了，但是他的偉大的場所不一定為我所了解。有的人的偉大是我所了解的，但是資料方麵，不是少到無從探取，便是多到無從收拾。抗戰期間的圖書館，內部的損失和空虛，是盡人皆知的事實；抗戰期間的書生，生活的艱苦和困乏，也是盡人皆知的事實。所以在擇取傳主的時候，更有許多顧慮。其次，在下筆的時候，還得考慮寫作中的困難。傳主的時代太遠了，我們對於他的生活，永遠感覺到一層隔膜；太近了，我們又常常因為生長在他的影響下麵，對於他的一生，不能得到全麵的認識。那一個秋天，我因為傳主的選擇，經過不少的痛苦。
最後才決定了張居正。中國曆史上的偉大人物雖多，但是像居正那樣劃時代的人物，實在數不上幾個。從隆慶六年到萬曆十年之中，這整整的十年，居正占有政局的全麵，再沒有第二個和他比擬的人物。這個時期以前數十年，整個的政局是混亂，以後數十年，還是混亂；隻有在這十年之中，比較清明的時代，中國在安定的狀態中，獲得一定程度的進展，一切都是居正的大功。他所以成為劃時代的人物者，其故在此。但是居正的一生，始終沒有得到世人的了解。“譽之者或過其實，毀之者或失其真”，是一句切實的批評。最善意的評論，比居正為伊、周，最惡意的評論，比居正為溫、莽。有的推為聖人，有的甚至斥為禽獸。其實居正既非伊、周，亦非溫、莽：他固然不是禽獸，但是他也並不誌在聖人。他隻是張居正，一個受時代陶鎔而同時又想陶鎔時代的人物。
但是，許多困難的問題來了。
第一，居正是幾乎沒有私生活的人物。現代傳記文學，常常注意傳主的私生活。在私生活方麵的描寫，可以使文字生動，同時更可以使讀者對於傳主發生一種親切的感想，因此更能了解傳主的人格。但是關於居正的私生活，我們所知道的太少了；明代人筆記裏麵，也許有一些記載，我們為慎重起見，不敢輕易采用，這一個缺憾，幾於無法彌補。
第二，居正入閣以後的生活中心，隻有政治；因為他占有政局的全麵，所以對於當時的政局，不能不加以敘述。繁重、瑣屑，都是必然的結果，但是不如此便不能了解居正。也許有人以為史傳中的人物，寥寥數百字，可以挈舉當時政局的大概，為什麽要這樣地浪費筆墨？不過，任何一篇史傳，隻是全部正史的一篇，在史家運用互見之例，盡可言在於此而意喻於彼，這是傳記文學作品享受不到的便利。
最困難的是一般人對於明代大局的認識。大家知道居正綜核名實，但是要他們舉出名實是怎樣地綜核，他們便有些茫然。一個研究中國文學的大學生不知道明朝內閣的製度；一個研究政治的專家不知道明朝實際政治的運用，不是一件罕見的事。尤其不幸的是人們那番“好古”的精神。因為好古，所以不知現代，乃至不知和現代接近的時代。一般人知道秦始皇築長城，而不知現在的長城是楊一清、餘子俊、翁萬達、楊博等所築的邊牆；他們知道隋煬帝開運河，而不知現在的運河是宋禮、萬恭、李化龍、曹時聘等所鑿的水道。知識界這種知古而不用今的習氣，使得他們對於近代的事態，發生一種隔閡。說少了，他們不會明白；說多了，他們會嫌煩瀆：這是一個兩難的境地。
這許多困難的後麵，還有一個難題，便是材料的缺乏。《明史》《明史紀事本末》《明紀》《明史稿》《明會典》這一類常見的書籍，固然可以到手；但是重要的材料如《明實錄》，就正是一部不能輕易看到的書，除了間見征引以外，竟無從利用，不能不算是一件遺憾的事。
主要的史料仍是《張文忠公全集》四十六卷。以本人的著作，為本人的史料，正是西方傳記文學的通例。一個人的作品，除了有意作偽一望即知者以外，對於自己的記載，其可信的程度常在其他諸人的作品以上。關於這一點，當然還有一些限製：年齡高大，對於早年的回憶，印象不免模糊；事業完成，對於最初的動機，解釋不免遷就。對於事的認識，不免看到局部而不見全體；對於人的評判，不免全憑主觀而不能分析。人類隻是平凡的，我們不能有過大的期待，但是隻要我們細心推考，常常能從作者的一切踳駁矛盾之中，發現事態的真相。西方傳記文學以傳主的作品為主要的材料，其故在此。
《張文忠公全集》四十六卷的母本，是明刻《太嶽集》，卷數同。在這四十六卷之中，共奏疏十三卷，書牘十五卷，文集十一卷，詩六卷，《女誡直解》一卷。除《女誡直解》以外，一切都和居正生活有關，當然是最好的史料。但是事實上這並不是居正全集的原貌。居正進白蓮、白燕頌，見《明史》，今集中有《白燕曲》而無《白蓮頌》。居正為高拱墓銘，見書牘卷十四《答司馬曹傅川書》，今不見文集。居正有《請令天下度田疏》，略見《明史紀事本末》，今不見奏疏。張嗣修《編次先公文集凡例》言：“先公文集，在舊記室所者，自嗣修等逢難，十餘年後，始得完歸，存者十八，逸者十二；如少年所作諸賦，全逸；應製詩，敕撰文，逸十之二；僅據存者編次之，凡為詩六卷，為文十四卷(1)，為書牘十五卷，為奏對十一卷，合之則為全集，離之亦可四種。”所謂“存者十八，逸者十二”，大致是一句遁詞。餘懋學曾為居正進《白蓮頌》，提出彈劾(2)；神宗曾斥居正“假以丈量遮飾，騷動海內”(3)；《白蓮頌》和《請令天下度田疏》未經收入，大致是有意的刪除，不是無意的逸失。至於高拱墓銘的被刪，當然隻是嗣修、懋修的偏見。韓愈論張巡、許遠的後裔，斥為“兩家子弟材智下，不能通知二父誌”。大致嗣修、懋修恰是“不能通知二父誌”的一類。
這四種著作的編次，也不一律。假如全體都用編年的次序，對於後人當然是一種便利，偏偏嗣修等要分類，尤其是詩集、文集，非經過一番研讀參證的工夫，不能推定某篇是某年的作品，而推定的結果，隻是一種假定，不是確定，所以史料的價值，不免受到影響。
幸虧奏疏、書牘的篇次，大體是編年的，所以勉強可以尋得一些端緒，但是編年之中，還不免有些分類的意味。奏疏十三卷之中，前十一卷為居正入閣以後的作品，而後二卷為入閣以前的作品。書牘十五卷，前十三卷為居正入閣以後的作品；第十四卷為居正與徐階書三十一篇，與高拱書四篇以及其他與徐、高二人有關的書牘；第十五卷為報知己書，與王世貞、世懋兄弟書，以及入閣以前的作品，而以示季子懋修書附後。一切都看出那種編次無法的形態。
最詫異的是書牘諸篇的標題。嗣修自言：“先公書牘，自舊記室所攜來，蓋嗣修等遭家難十餘年所，而手澤完歸，考其年月，似裁答俱無恙也。或有舉其官，缺其號，或有舉其號，缺其官，或官號俱備，或直舉其諱，凡例不定。嗣修等不敢以己意追補，仍其舊日授書記語耳。”(4)嗣修認為書牘標題，出於居正口授。其實這是一句遁辭。書牘十三有《答宣大巡撫鄭範溪書》，其時鄭洛為宣大總督而非巡撫；有《答薊遼總督張崌崍書》，其時張佳胤為宣府巡撫而非薊遼總督，及居正歿後，佳胤始有薊遼總督之命。諸如此類，可舉者尚多。一切看出書牘前十三卷縱使大體保存編年的形態，但是標題方麵，還是非常淩亂；有一部分出於居正口授，還有一部分則出於事後的追題，至其或出於書記之手，或出於嗣修、懋修之手，則不可考。
即就編年的奏疏及書牘而論，所謂“編年”，其實隻給一個先後的順序，並沒有注明某疏、某書作於某年某月，也沒有指實某卷是某年某月之作，編年的作用，實際還不能充分，一切待從史實方麵推比證驗，始能得到一個大概的情形。不過比詩集、文集要每卷、每篇單獨推求的，已經便利了許多。
要為居正作傳，眼前所有的材料，隻有這一點點。倘使看到《明實錄》，對於居正入閣十六年中的政績，一定可以得到更多的認識；倘使看到同時諸人的文集，對於居正一生的史實，一定可以得到更多的參證。但是沒有辦法，一切的空論，掩飾不了材料的空虛。我感到徬徨了，幾番想把這個主題擱下，但是還有一些眷戀，終於竟把這本傳記寫成。這是為的什麽？我認定傳記文學的寫成，不完全是材料的問題，同時還有寫法的問題。蒙尼辨耐的《狄士萊裏傳》寫成六大厚冊，一百五十萬言，在材料方麵，可稱毫發無憾，但是莫洛亞的《狄士萊裏傳》繼此出版，不妨為一本有名的著作。華盛頓早年的日記，直到最近方始發現，關於他早年的戀人，還無從確定名姓，但是華盛頓的傳記，已經出到五百種以上，並沒有因為材料的不完備而停止。“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大家知道有一個“至善”，也知道這個“至善”是無法完成的，但是人類並沒有因此而停止對於“至善”的努力。也許我們對於居正的估計，未免朦朧一點，其實從他對於國家的關係講，人物不能不算偉大，隻要傳記文學的風氣一開，以後再有十種乃至百種張居正傳，並不是不能想象的事。那麽這一本材料不甚完密的著作，替大家做一個前驅，未嚐不是盡了一份必要的責任。
其次關於文字的方麵。我寫《讀詩四論》和其他幾本書的時候，用的是文言，因為這許多書中，充滿文言的引證，為求本文和引證的配合起見，當然以用文言為妥適。但是在寫的時候，時常感覺到一種新的意境，必須運用新的筆調，才沒有辭不達意的遺憾。後來寫《八代傳記文學述論》，用的語體，便是這個理由。用語體寫的時候，也有兩種困難。第一，本文和引證顯然用兩種文體，讀者最易感覺文字的不諧和，這是無可避免的困難。其次，語體的語匯比較貧乏，因此在敘述的時候，時常有借用文言語匯或另行創造的必要。這個困難也是同樣無可避免，不過最近數年以來，這樣的寫法，已經成為風氣，文字語言都在不斷地蛻變，大家在這個風氣之中，也就覺得無可非議。“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也許二十年以後，又有一種變化，一切留給將來的人批評吧。
這樣便引到對話的問題。對話是傳記文學的精神，有了對話，讀者便會感覺書中的人物一一如在目前。一篇《項羽本紀》是一個很好的例證。秦始皇帝遊會稽，渡浙江，項羽和項梁往觀，項羽說：“彼可取而代也。”項梁掩其口曰：“無妄言，族矣！”這是兩個人的對話。項羽要殺宋義，他說：“將戮力而攻秦，久留不行！今歲饑民貧，士卒食芋菽，軍無見糧，乃飲酒高會，不引兵渡河，因趙食，與趙並力攻秦，乃曰：‘承其敝！’夫以秦之強，攻新造之趙，其勢必舉趙，趙舉而秦強，何敝之承！且國兵新破，王坐不安席，掃境內而專屬於將軍，國家安危，在此一舉，今不恤士卒而徇其私，非社稷之臣！”這是項羽誓眾的宣言。其後鴻門之宴，項羽、範增、項莊、沛公、張良、樊噲，都有說話，文字非常生動，尤其是樊噲入見的一段，項羽按劍說：“客何為者？”這是問樊噲的，偏偏樊噲不答，張良說道：“沛公之驂乘樊噲者也。”項王才說“壯士，賜之卮酒”，這又是吩咐侍從了。一切都寫得錯綜變化，使人感覺異常地活躍。
這個寫法，在小說家手裏，成為最好的工具。現代傳記文學家也時常采用這個寫法。但是傳記文學是文學，同時也是史。因為傳記文學是史，所以在記載方麵，應當追求真相，和小說家那一番憑空結構的作風，絕不相同。這一點沒有看清，便會把傳記文學引入一個令人不能置信的境地；文字也許生動一些，但是付的代價太大，究竟是不甚合算的事。
在寫這本書的時候，隻要是有根據的對話，我是充分利用的，但是我擔保沒有一句憑空想象的話。這裏另外也有一些困難。從前人記對話，往往不用活的言語，而用死的文字。例如穀應泰記嚴世蕃下獄以後，徐階和刑部尚書黃光升等計議的一節：
階固已豫知，姑問稿安在，吏出懷中以進，閱畢曰：“法家斷案良佳。”延入內庭，屏左右語曰：“諸君子謂嚴公子當死乎，生乎？”曰：“死不足贖。”“然則，此案將殺之乎，生之乎？”曰：“用楊、沈正欲抵死。”徐階曰：“別自有說。楊、沈事誠犯天下公惡，然楊以計中上所諱，取特旨，沈暗入招中，取泛旨。上英明，豈肯自引為過？一入覽，疑法司借嚴氏歸過於上，必震怒，在事者皆不免，嚴公子騎款段出都門矣。”(5)
這不會使人相信徐階和黃光升等是這樣說法的。明白一點說，從前人把白話翻成文言，現在我們必須把文言仍舊翻回白話。這一類翻譯的方法，在經史方麵有相當的根據。堯典：“帝曰：‘疇谘若時登庸？’兜曰：‘胤子朱，啟明。’帝曰：‘籲，囂訟，可乎？’帝曰：‘疇谘若予采？’兜曰：‘都，共工方鳩僝工。’帝曰：‘籲，靜言庸違，象恭滔天。’”這是一段佶屈聱牙的文章。太史公五帝本紀便完全改過了，我們看到“堯曰：‘誰可順此事？’兜曰：‘嗣子丹朱開明。’堯曰：‘籲，頑凶，不用。’堯又曰：‘誰可者？’兜曰：‘共工，旁聚布功，可用。’堯曰：‘共工善言，其用僻，似恭漫天，不可。’”太史公做過一番翻譯工夫，文字便非常地通暢。假如太史公生在今日，那麽看到我們把穀應泰的文言，翻回白話，一定不會感到詫異。
在把文言翻回白話的時候，我們應當注意這是翻回明代人常用的語言，而不是翻成現代人常用的語言。我們對於明代人的說話，未必有很清楚的概念，但是不妨認為明代人不會用現代特有的語匯，不會用現代變質的文法，不會用現代稗販的幽默。在這幾方麵加以注意，也許可以得到明代人說話的大概。稍為困難的是明代帝後的說話。封建帝後早已隨著時代而消失了，我們沒有機會和他們接觸。他們是和普通人一樣地說話嗎？還是同劇本所寫的一樣，平時也是稱“孤”道“寡”嗎？從我所見到的，大致他們還是和普通人一樣。神宗生母孝定太後說過：“說與皇帝知道，爾婚禮將成，我當還本宮，凡爾動靜食息，俱不得如前時聞見訓教，為此憂思。”(6)神宗自己也說過：“我一時昏迷，以致有錯，爾等就該力諫乃可。爾等圖我一時歡喜不言，我今奉聖母聖諭教誨我，我今改過，奸邪已去。”(7)這都是極普通的說話，我們可以從此看到帝後說話的大概，在敘述對話的時候，也有一個根據。
最可喜的是居正奏疏中間留下許多對話的記載，如《謝召見疏》(8)《召辭紀事》(9)《召見紀事》(10)《召見平台紀事》(11)《送起居館講〈大寶箴〉記事》，《送起居館論邊情記事》(12)。在記載的當中，居正偶然也有把對話寫成文言的時候，但是大多數都能保存當日的語氣，即如《謝召見疏》記隆慶六年六月間居正奉召入朝以後，神宗說：“先生為父皇陵寢，辛苦受熱。”又說：“凡事要先生盡心輔佐。”其後居正奏請遵守祖宗舊製，講學親賢，愛民節用，神宗答稱：“先生說的是。”居正再請神宗慎起居、節飲食，神宗說：“知道了。與先生酒飯吃。”在這許多地方，我們看到當日的語調，正是最有價值的記載。
同時我們還得知道即使居正所記的說話，有時雖寫成文言，其實文言和語體本來沒有絕對的界限，而在說話之中，為求語言的簡練，時常有由語體轉成文言的傾向。授課的時候，教師有時采取近乎文言的語句，以便學生筆記，正是平常習見的事，何況奏對之時，更覺“天顏”咫尺，不許冗長煩瑣呢？
這本書的大體計劃，是在一九四一年決定的。次年春間，寫成《八代傳紀文學述論》。今年春間，重行寫定《中國文學批評史大綱》，是為師友琅琊館撰述第四種、第五種。在這幾年之中，一切剩餘的時間，都消耗在這本書上，實際著筆是從今年一月三日開始，八月六日終了，是為師友琅琊館撰述第六種。
也許有人看到大傳的名稱，感覺一點詫異。傳記文學裏用這兩個字，委實是一個創舉。“大傳”本來是經學中的一個名稱；尚書有《尚書大傳》，禮記也有大傳；但是在史傳裏從來沒有這樣用過。不過我們應當知道中國的史學，發源於經學，一百三十篇的《史記》，隻是模仿《春秋》的作品：十二本紀模仿十二公，七十列傳模仿公羊、穀梁。“傳”的原義，有注的意思，所以《釋名·釋典藝》雲：“傳、傳也，以傳示後人也。”七十列傳隻是七十篇注解，把本紀或其他諸篇的人物，加以應有的注釋。既然列傳之傳是一個援經入史的名稱，那麽在傳記文學裏再來一個援經入史的“大傳”，似乎也不算是破例。
幾年以來的心力，所成就的隻是這本很平常的著作，自己的學力，僅僅達到這個階段，原是無可如何的事。我的希望，本來隻是供給一般人一個參考，知道西方的傳記文學是怎樣寫法，怎樣可以介紹到中國。我隻打開園門，使大眾認識裏麵是怎樣的園地，以後遊覽的人多了，栽培花木的也有，修拾園亭的也有，隻要園地逐日繁榮，即是打開園門的人被忘去了，他也應當慶幸這一番工作不是沒有意義。《法顯行傳》記法顯經過沙河的一節：“沙河中多有惡鬼熱風，遇則皆死，無一全者。上無飛鳥，下無走獸。遍望極目，欲求度處，則莫知所擬，惟以死人枯骨為標識耳。”在一個漫無邊際的境界，我們唯有踏著前人的足跡，作為自己前進的路線。前人對於我們所盡的責任，正是我們對於後人所有的義務。無論成功或失敗，現在的努力，對於後人都是一個重要的參考。
我應當趁這個機會，對於遠方的兩個人，表示衷心的感謝。二十餘年的生活，養成我不事家人生產的習慣。我獨自漂流異地，難得在寒暑假中回去一次。對日作戰以後，我從越南入國，繞到抗戰的大後方，從此沒有看到故裏。家事的處分，兒女的教養，以及環境的應付，一向我不過問，現在更落在一個人的肩上。我沒有聽到抱怨，也沒有聽到居功。尤其在故鄉淪陷以後，地方的情形更壞，鬥大的一個縣城，充滿最複雜的事態，天涯遊子的家屬，剩得舉目無親的境地，但是我始終沒有聽到怨恨和愁訴。正因為有人把整個的心力對付家庭，我才能把整個的心力對付工作。我自己的成就隻有這一點點，但是在我曆數這幾種撰述的時候，不能忘懷數千裏以外的深閨。我認為在我的一切成就之中，這是和我共同工作的伴侶。
還有一個更遠在萬裏之外，現正在作一次國外的旅行。我們的認識遠在三十餘年以前。我們曾經共同受過小學教師的訓導，共同聽過泰晤士河的波聲；之後，在同事十餘年之中，又共同欣賞過東湖的初月、樂山的暮鍾。在我們同事的中間，他的著作，我都曾經看過；我的作品，也沒有一本不曾經過他的商訂。這本書寫成的時候，他不及看到，但是最初的計劃，曾經和他討論。從他那裏，我得到不少的鼓勵，不少的協助；但是以前因為時常見麵的關係，沒有感覺致謝的必要。現在我得告訴他，萬裏波濤的重洋，遮斷不了平生許與的友誼。
努力啊，我願有更好的成就，報答一般友好的關切。
朱東潤自序於重慶柏溪寓齋
一九四三年八月六日
————————————————————
(1) 合《女誡直解》計之，故言此。
(2) 《明史》卷二三五《餘懋學傳》。
(3) 《明史紀事本末》卷六十一。
(4) 《書牘凡例敬題》。
(5) 《明史紀事本末》卷五十四。
(6) 《張文忠公全集》奏疏六《乞遵守慈諭疏》。
(7) 奏疏九《處治邪佞內臣疏》。
(8) 奏疏二。
(9) 奏疏七。
(10) 奏疏八。
(11) 奏疏九。
(12) 奏疏十一。
宗旨既經決定，開始研讀。除了中國作品以外，對於西方文學，在傳記作品方麵，我從勃路泰格的《名人傳》讀到現代作家的著作；在傳記理論方麵，我從提阿梵特斯的《人格論》讀到莫洛亞的《傳記綜論》。當然，我的能力有限，所在地的書籍也有限，我隻有盡我的力量在可能範圍以內前進。
在這幾年以內，陸續寫成《中國傳記文學之進展》《傳記文學之前途》《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述論》《傳記文學與人格》和其他幾篇文字發表了，沒有發表的也有幾篇。除了散篇以外，本擬敘述中國傳記文學之趨勢，但是因為參考書籍缺乏，隻能寫定一些綱領，未能完成；完成的隻有《八代傳記文學述論》一本十餘萬字的著作。
對於中國傳記文學的進展，總算勉強有些認識，但是認識過去，當然不是開導將來。佛家所謂“閱盡他寶，終非己分”，是一句顛撲不破的名言。要想為中國文學努力，專靠稱揚古人，敘述故籍，其結果隻落得“閱盡他寶”，談不上繼往開來的工作。一般文學如此，傳記文學也是如此。所以決定實地寫一本傳記。這是一個嚐試，成功固然很好，失敗也可以給自己和別人一些警戒，實際也是一種成功。自己對於失敗，本來不感覺很大的威脅，何況現在無論如何都有相當的成就呢！
寫作的目標決定，其次便是形式的問題。自己認定世界是整個的，文學是整個的，在近代的中國，傳記文學的意識，也許不免落後，但是在不久的將來，必然有把我們的意識激蕩向前、不容落伍的一日。史漢列傳的時代過去了，漢魏別傳的時代過去了，六代唐宋墓銘的時代過去了，宋代以後年譜的時代過去了，乃至比較好的作品，如朱熹《張魏公行狀》、黃幹《朱子行狀》的時代也過去了。橫在我們麵前的，是西方三百年以來傳記文學的進展。我們對於古人的著作，要認識，要了解，要欣賞。但是我們決不承認由古人支配我們的前途。古人支配今人，縱使有人主張，其實是一個不能忍受、不能想象的謬論。
西方三百年來傳記文學經過不斷的進展，在形式和內容方麵，起了不少的變化，假如我們采取這一條路線，我們究竟采取哪一個方式呢？
最有名的著作當然是鮑斯威爾的作品。一部《約翰遜博士傳》成為家傳戶誦的文章。這裏我們看到一位不修邊幅的博士，和他的許多朋友，我們聽到他們討論文學，討論政治，乃至於討論栽樹鬻果一切零碎的小事。有時約翰遜來一次惡謔，捧腹大笑，剩得被嘲的鮑斯威爾抱怨自己的不幸。約翰遜笑也有，罵也有，但是他的學生葛立克趁先生不在的時候，描寫先生夫婦間的愛戀，躡手躡腳，更引起哄堂的狂歡。這是生活，因此這部著作成為不朽的作品。但是要寫成這樣一部作品，至少要作者和傳主在生活上有密切的關係，而後才有敘述的機會。至於作者文學上的修養和鮑斯威爾那種特有的精神，都是這類著作的必要條件。
另外一種是斯特拉哲的《維多利亞女王傳》。這是一部近代的著作，打開了“現代傳記文學”的局麵。在薄薄的二百幾十頁裏麵，作者描寫女王的生平。我們看到她的父母和伯父，看到她的保姆，看到她的丈夫和子女。我們看到英國的幾位首相，從梅爾朋到格蘭斯頓和狄士萊裏。這裏有英國的政局，也有世界的大勢。但是一切隻在這一部薄薄的小書裏麵。作者沒有冗長的引證，沒有繁瑣的考訂。假如我們甘冒比擬不倫的危險，我們不妨說《維多利亞女王傳》很有《史記》那幾篇名著的豐神。這一部書打開一個新的局麵，其實不是偶然的事。但是一九四三年的中國，似乎還不是提倡這一類著作的時期。英國人有那種所謂實事求是的精神，他們近世以來那種繁重的作品，一部《格蘭斯頓傳》便是數十萬字，一部《狄士萊裏傳》便是一百幾十萬字，他們的基礎堅固，任何的記載都要有來曆，任何的推論都要有根據。在這個情形之下，斯特拉哲脫去一切繁重的論證，探賾鉤玄，當然立刻使人耳目一新，奪取特有的地位。但是斯特拉哲的著作正築在那個堅固的基礎上麵。盡管有許多人稱道這個寫法，但是我的愚見，倘使斯特拉哲在中國，絕對不能寫成那樣的名著。中國人模仿他的寫法，隻會寫成那種含譏帶諷、似小說不是小說、似史實不是史實的作品。二三十年以來的中國文壇，轉變的次數不在少處，但是還沒有養成謹嚴的風氣。稱道斯特拉哲的人雖多，誰能記得這薄薄的一冊曾經參考過七十幾種的史料？仲弓說過：“居敬而行簡以臨其民，不亦可乎？居簡而行簡，無乃太簡乎？”朱熹《集注》：“言自處以敬，則中有主而自治嚴，如是而行簡以臨民，則事不煩而民不擾，所以為可；若先自處以簡，則中無主而自治疏矣，而所行又簡，豈不失之太簡而無法度之可守乎？”這是說的政治，但是同樣也適用於文學，沒有經過謹嚴的階段，不能談到簡易；本來已經簡易了，再提倡簡易，豈不失之太簡而無法度之可守乎？所以斯特拉哲盡管寫成一部名著，但是一九四三年的中國，不是提倡這個做法的時代和地點。
那麽唯有談到第三個做法了。十九世紀中期以來的作品，常常是那樣地繁瑣和冗長，但是一切都有來曆，有證據。笨重確是有些笨重，然而這是磐石，我們要求磐石堅固可靠，便不能不承認磐石的笨重。十九世紀以來的作品使人厭棄的，不是它的笨重，而是取材的不知抉擇和持論的不能中肯。這兩點，從斯特拉哲的著作裏，我們可以得到啟示，可以學會許多的方法。莫洛亞攻擊這派的著作，認為他們抱定頌揚傳主的宗旨，因此他們所寫的作品，隻是一種諛墓的文字，徒然博得遺族的歡心，而喪失文學的價值。這個議論，確然獲得我們的同情，傳記成為頌揚的文字，便喪失本身的價值，原是一個顯而易見的道理。
中國所需要的傳記文學，看來隻是一種有來曆、有證據、不忌繁瑣、不事頌揚的作品。至於取材有抉擇，持論能中肯，這是有關作者修養的事。在作者著手的時候，沒有一個不抱如此的期望，但是能否達到這個目標，一切隻能付之讀者的評判。孟子說過：“智譬則巧也，聖譬則力也，由射於百步之外也，其至爾力也，其中非爾力也。”力的方麵，我們應當努力；巧的方麵，不一定是單憑努力可以辦到的事。
做法既經采取這一種，便得確定一個傳主。我曾經說過：“任何人都有自己的世界、自己的一生。這一生的記載，在優良的傳記文學家的手裏，都可以成為優良的著作。所以在下州小邑、窮鄉僻壤中，田夫野老、癡兒怨女的生活，都是傳記文學的題目。”這是一個理想的說法，事實上還有許多必要的限製。一個平常的人物，不能引起讀者的注意，所以作者對於這樣的傳主，唯有運用細膩的文學技巧，從人格分析方麵著手，使讀者對於傳主的性格，感到深切的同情，然後始能了解世界上任何一個人，都有獨特的價值。不過我們所能細密認識的，隻有最有限的幾個人，假如眼前不是替他們作傳的時候，在這方麵，實際便無從著手。在西方文學裏麵，平常人物的傳記，還是非常地寥落，這是一個理由。
因此，隻能從偉大人物著手。一九四一年的秋天，正是我徬徨不定的時候。中國曆史上的偉大人物不在少數，但是在著手的時候，許多困難來了。有的人偉大了，但是他的偉大的場所不一定為我所了解。有的人的偉大是我所了解的，但是資料方麵，不是少到無從探取，便是多到無從收拾。抗戰期間的圖書館，內部的損失和空虛，是盡人皆知的事實；抗戰期間的書生，生活的艱苦和困乏，也是盡人皆知的事實。所以在擇取傳主的時候，更有許多顧慮。其次，在下筆的時候，還得考慮寫作中的困難。傳主的時代太遠了，我們對於他的生活，永遠感覺到一層隔膜；太近了，我們又常常因為生長在他的影響下麵，對於他的一生，不能得到全麵的認識。那一個秋天，我因為傳主的選擇，經過不少的痛苦。
最後才決定了張居正。中國曆史上的偉大人物雖多，但是像居正那樣劃時代的人物，實在數不上幾個。從隆慶六年到萬曆十年之中，這整整的十年，居正占有政局的全麵，再沒有第二個和他比擬的人物。這個時期以前數十年，整個的政局是混亂，以後數十年，還是混亂；隻有在這十年之中，比較清明的時代，中國在安定的狀態中，獲得一定程度的進展，一切都是居正的大功。他所以成為劃時代的人物者，其故在此。但是居正的一生，始終沒有得到世人的了解。“譽之者或過其實，毀之者或失其真”，是一句切實的批評。最善意的評論，比居正為伊、周，最惡意的評論，比居正為溫、莽。有的推為聖人，有的甚至斥為禽獸。其實居正既非伊、周，亦非溫、莽：他固然不是禽獸，但是他也並不誌在聖人。他隻是張居正，一個受時代陶鎔而同時又想陶鎔時代的人物。
但是，許多困難的問題來了。
第一，居正是幾乎沒有私生活的人物。現代傳記文學，常常注意傳主的私生活。在私生活方麵的描寫，可以使文字生動，同時更可以使讀者對於傳主發生一種親切的感想，因此更能了解傳主的人格。但是關於居正的私生活，我們所知道的太少了；明代人筆記裏麵，也許有一些記載，我們為慎重起見，不敢輕易采用，這一個缺憾，幾於無法彌補。
第二，居正入閣以後的生活中心，隻有政治；因為他占有政局的全麵，所以對於當時的政局，不能不加以敘述。繁重、瑣屑，都是必然的結果，但是不如此便不能了解居正。也許有人以為史傳中的人物，寥寥數百字，可以挈舉當時政局的大概，為什麽要這樣地浪費筆墨？不過，任何一篇史傳，隻是全部正史的一篇，在史家運用互見之例，盡可言在於此而意喻於彼，這是傳記文學作品享受不到的便利。
最困難的是一般人對於明代大局的認識。大家知道居正綜核名實，但是要他們舉出名實是怎樣地綜核，他們便有些茫然。一個研究中國文學的大學生不知道明朝內閣的製度；一個研究政治的專家不知道明朝實際政治的運用，不是一件罕見的事。尤其不幸的是人們那番“好古”的精神。因為好古，所以不知現代，乃至不知和現代接近的時代。一般人知道秦始皇築長城，而不知現在的長城是楊一清、餘子俊、翁萬達、楊博等所築的邊牆；他們知道隋煬帝開運河，而不知現在的運河是宋禮、萬恭、李化龍、曹時聘等所鑿的水道。知識界這種知古而不用今的習氣，使得他們對於近代的事態，發生一種隔閡。說少了，他們不會明白；說多了，他們會嫌煩瀆：這是一個兩難的境地。
這許多困難的後麵，還有一個難題，便是材料的缺乏。《明史》《明史紀事本末》《明紀》《明史稿》《明會典》這一類常見的書籍，固然可以到手；但是重要的材料如《明實錄》，就正是一部不能輕易看到的書，除了間見征引以外，竟無從利用，不能不算是一件遺憾的事。
主要的史料仍是《張文忠公全集》四十六卷。以本人的著作，為本人的史料，正是西方傳記文學的通例。一個人的作品，除了有意作偽一望即知者以外，對於自己的記載，其可信的程度常在其他諸人的作品以上。關於這一點，當然還有一些限製：年齡高大，對於早年的回憶，印象不免模糊；事業完成，對於最初的動機，解釋不免遷就。對於事的認識，不免看到局部而不見全體；對於人的評判，不免全憑主觀而不能分析。人類隻是平凡的，我們不能有過大的期待，但是隻要我們細心推考，常常能從作者的一切踳駁矛盾之中，發現事態的真相。西方傳記文學以傳主的作品為主要的材料，其故在此。
《張文忠公全集》四十六卷的母本，是明刻《太嶽集》，卷數同。在這四十六卷之中，共奏疏十三卷，書牘十五卷，文集十一卷，詩六卷，《女誡直解》一卷。除《女誡直解》以外，一切都和居正生活有關，當然是最好的史料。但是事實上這並不是居正全集的原貌。居正進白蓮、白燕頌，見《明史》，今集中有《白燕曲》而無《白蓮頌》。居正為高拱墓銘，見書牘卷十四《答司馬曹傅川書》，今不見文集。居正有《請令天下度田疏》，略見《明史紀事本末》，今不見奏疏。張嗣修《編次先公文集凡例》言：“先公文集，在舊記室所者，自嗣修等逢難，十餘年後，始得完歸，存者十八，逸者十二；如少年所作諸賦，全逸；應製詩，敕撰文，逸十之二；僅據存者編次之，凡為詩六卷，為文十四卷(1)，為書牘十五卷，為奏對十一卷，合之則為全集，離之亦可四種。”所謂“存者十八，逸者十二”，大致是一句遁詞。餘懋學曾為居正進《白蓮頌》，提出彈劾(2)；神宗曾斥居正“假以丈量遮飾，騷動海內”(3)；《白蓮頌》和《請令天下度田疏》未經收入，大致是有意的刪除，不是無意的逸失。至於高拱墓銘的被刪，當然隻是嗣修、懋修的偏見。韓愈論張巡、許遠的後裔，斥為“兩家子弟材智下，不能通知二父誌”。大致嗣修、懋修恰是“不能通知二父誌”的一類。
這四種著作的編次，也不一律。假如全體都用編年的次序，對於後人當然是一種便利，偏偏嗣修等要分類，尤其是詩集、文集，非經過一番研讀參證的工夫，不能推定某篇是某年的作品，而推定的結果，隻是一種假定，不是確定，所以史料的價值，不免受到影響。
幸虧奏疏、書牘的篇次，大體是編年的，所以勉強可以尋得一些端緒，但是編年之中，還不免有些分類的意味。奏疏十三卷之中，前十一卷為居正入閣以後的作品，而後二卷為入閣以前的作品。書牘十五卷，前十三卷為居正入閣以後的作品；第十四卷為居正與徐階書三十一篇，與高拱書四篇以及其他與徐、高二人有關的書牘；第十五卷為報知己書，與王世貞、世懋兄弟書，以及入閣以前的作品，而以示季子懋修書附後。一切都看出那種編次無法的形態。
最詫異的是書牘諸篇的標題。嗣修自言：“先公書牘，自舊記室所攜來，蓋嗣修等遭家難十餘年所，而手澤完歸，考其年月，似裁答俱無恙也。或有舉其官，缺其號，或有舉其號，缺其官，或官號俱備，或直舉其諱，凡例不定。嗣修等不敢以己意追補，仍其舊日授書記語耳。”(4)嗣修認為書牘標題，出於居正口授。其實這是一句遁辭。書牘十三有《答宣大巡撫鄭範溪書》，其時鄭洛為宣大總督而非巡撫；有《答薊遼總督張崌崍書》，其時張佳胤為宣府巡撫而非薊遼總督，及居正歿後，佳胤始有薊遼總督之命。諸如此類，可舉者尚多。一切看出書牘前十三卷縱使大體保存編年的形態，但是標題方麵，還是非常淩亂；有一部分出於居正口授，還有一部分則出於事後的追題，至其或出於書記之手，或出於嗣修、懋修之手，則不可考。
即就編年的奏疏及書牘而論，所謂“編年”，其實隻給一個先後的順序，並沒有注明某疏、某書作於某年某月，也沒有指實某卷是某年某月之作，編年的作用，實際還不能充分，一切待從史實方麵推比證驗，始能得到一個大概的情形。不過比詩集、文集要每卷、每篇單獨推求的，已經便利了許多。
要為居正作傳，眼前所有的材料，隻有這一點點。倘使看到《明實錄》，對於居正入閣十六年中的政績，一定可以得到更多的認識；倘使看到同時諸人的文集，對於居正一生的史實，一定可以得到更多的參證。但是沒有辦法，一切的空論，掩飾不了材料的空虛。我感到徬徨了，幾番想把這個主題擱下，但是還有一些眷戀，終於竟把這本傳記寫成。這是為的什麽？我認定傳記文學的寫成，不完全是材料的問題，同時還有寫法的問題。蒙尼辨耐的《狄士萊裏傳》寫成六大厚冊，一百五十萬言，在材料方麵，可稱毫發無憾，但是莫洛亞的《狄士萊裏傳》繼此出版，不妨為一本有名的著作。華盛頓早年的日記，直到最近方始發現，關於他早年的戀人，還無從確定名姓，但是華盛頓的傳記，已經出到五百種以上，並沒有因為材料的不完備而停止。“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大家知道有一個“至善”，也知道這個“至善”是無法完成的，但是人類並沒有因此而停止對於“至善”的努力。也許我們對於居正的估計，未免朦朧一點，其實從他對於國家的關係講，人物不能不算偉大，隻要傳記文學的風氣一開，以後再有十種乃至百種張居正傳，並不是不能想象的事。那麽這一本材料不甚完密的著作，替大家做一個前驅，未嚐不是盡了一份必要的責任。
其次關於文字的方麵。我寫《讀詩四論》和其他幾本書的時候，用的是文言，因為這許多書中，充滿文言的引證，為求本文和引證的配合起見，當然以用文言為妥適。但是在寫的時候，時常感覺到一種新的意境，必須運用新的筆調，才沒有辭不達意的遺憾。後來寫《八代傳記文學述論》，用的語體，便是這個理由。用語體寫的時候，也有兩種困難。第一，本文和引證顯然用兩種文體，讀者最易感覺文字的不諧和，這是無可避免的困難。其次，語體的語匯比較貧乏，因此在敘述的時候，時常有借用文言語匯或另行創造的必要。這個困難也是同樣無可避免，不過最近數年以來，這樣的寫法，已經成為風氣，文字語言都在不斷地蛻變，大家在這個風氣之中，也就覺得無可非議。“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也許二十年以後，又有一種變化，一切留給將來的人批評吧。
這樣便引到對話的問題。對話是傳記文學的精神，有了對話，讀者便會感覺書中的人物一一如在目前。一篇《項羽本紀》是一個很好的例證。秦始皇帝遊會稽，渡浙江，項羽和項梁往觀，項羽說：“彼可取而代也。”項梁掩其口曰：“無妄言，族矣！”這是兩個人的對話。項羽要殺宋義，他說：“將戮力而攻秦，久留不行！今歲饑民貧，士卒食芋菽，軍無見糧，乃飲酒高會，不引兵渡河，因趙食，與趙並力攻秦，乃曰：‘承其敝！’夫以秦之強，攻新造之趙，其勢必舉趙，趙舉而秦強，何敝之承！且國兵新破，王坐不安席，掃境內而專屬於將軍，國家安危，在此一舉，今不恤士卒而徇其私，非社稷之臣！”這是項羽誓眾的宣言。其後鴻門之宴，項羽、範增、項莊、沛公、張良、樊噲，都有說話，文字非常生動，尤其是樊噲入見的一段，項羽按劍說：“客何為者？”這是問樊噲的，偏偏樊噲不答，張良說道：“沛公之驂乘樊噲者也。”項王才說“壯士，賜之卮酒”，這又是吩咐侍從了。一切都寫得錯綜變化，使人感覺異常地活躍。
這個寫法，在小說家手裏，成為最好的工具。現代傳記文學家也時常采用這個寫法。但是傳記文學是文學，同時也是史。因為傳記文學是史，所以在記載方麵，應當追求真相，和小說家那一番憑空結構的作風，絕不相同。這一點沒有看清，便會把傳記文學引入一個令人不能置信的境地；文字也許生動一些，但是付的代價太大，究竟是不甚合算的事。
在寫這本書的時候，隻要是有根據的對話，我是充分利用的，但是我擔保沒有一句憑空想象的話。這裏另外也有一些困難。從前人記對話，往往不用活的言語，而用死的文字。例如穀應泰記嚴世蕃下獄以後，徐階和刑部尚書黃光升等計議的一節：
階固已豫知，姑問稿安在，吏出懷中以進，閱畢曰：“法家斷案良佳。”延入內庭，屏左右語曰：“諸君子謂嚴公子當死乎，生乎？”曰：“死不足贖。”“然則，此案將殺之乎，生之乎？”曰：“用楊、沈正欲抵死。”徐階曰：“別自有說。楊、沈事誠犯天下公惡，然楊以計中上所諱，取特旨，沈暗入招中，取泛旨。上英明，豈肯自引為過？一入覽，疑法司借嚴氏歸過於上，必震怒，在事者皆不免，嚴公子騎款段出都門矣。”(5)
這不會使人相信徐階和黃光升等是這樣說法的。明白一點說，從前人把白話翻成文言，現在我們必須把文言仍舊翻回白話。這一類翻譯的方法，在經史方麵有相當的根據。堯典：“帝曰：‘疇谘若時登庸？’兜曰：‘胤子朱，啟明。’帝曰：‘籲，囂訟，可乎？’帝曰：‘疇谘若予采？’兜曰：‘都，共工方鳩僝工。’帝曰：‘籲，靜言庸違，象恭滔天。’”這是一段佶屈聱牙的文章。太史公五帝本紀便完全改過了，我們看到“堯曰：‘誰可順此事？’兜曰：‘嗣子丹朱開明。’堯曰：‘籲，頑凶，不用。’堯又曰：‘誰可者？’兜曰：‘共工，旁聚布功，可用。’堯曰：‘共工善言，其用僻，似恭漫天，不可。’”太史公做過一番翻譯工夫，文字便非常地通暢。假如太史公生在今日，那麽看到我們把穀應泰的文言，翻回白話，一定不會感到詫異。
在把文言翻回白話的時候，我們應當注意這是翻回明代人常用的語言，而不是翻成現代人常用的語言。我們對於明代人的說話，未必有很清楚的概念，但是不妨認為明代人不會用現代特有的語匯，不會用現代變質的文法，不會用現代稗販的幽默。在這幾方麵加以注意，也許可以得到明代人說話的大概。稍為困難的是明代帝後的說話。封建帝後早已隨著時代而消失了，我們沒有機會和他們接觸。他們是和普通人一樣地說話嗎？還是同劇本所寫的一樣，平時也是稱“孤”道“寡”嗎？從我所見到的，大致他們還是和普通人一樣。神宗生母孝定太後說過：“說與皇帝知道，爾婚禮將成，我當還本宮，凡爾動靜食息，俱不得如前時聞見訓教，為此憂思。”(6)神宗自己也說過：“我一時昏迷，以致有錯，爾等就該力諫乃可。爾等圖我一時歡喜不言，我今奉聖母聖諭教誨我，我今改過，奸邪已去。”(7)這都是極普通的說話，我們可以從此看到帝後說話的大概，在敘述對話的時候，也有一個根據。
最可喜的是居正奏疏中間留下許多對話的記載，如《謝召見疏》(8)《召辭紀事》(9)《召見紀事》(10)《召見平台紀事》(11)《送起居館講〈大寶箴〉記事》，《送起居館論邊情記事》(12)。在記載的當中，居正偶然也有把對話寫成文言的時候，但是大多數都能保存當日的語氣，即如《謝召見疏》記隆慶六年六月間居正奉召入朝以後，神宗說：“先生為父皇陵寢，辛苦受熱。”又說：“凡事要先生盡心輔佐。”其後居正奏請遵守祖宗舊製，講學親賢，愛民節用，神宗答稱：“先生說的是。”居正再請神宗慎起居、節飲食，神宗說：“知道了。與先生酒飯吃。”在這許多地方，我們看到當日的語調，正是最有價值的記載。
同時我們還得知道即使居正所記的說話，有時雖寫成文言，其實文言和語體本來沒有絕對的界限，而在說話之中，為求語言的簡練，時常有由語體轉成文言的傾向。授課的時候，教師有時采取近乎文言的語句，以便學生筆記，正是平常習見的事，何況奏對之時，更覺“天顏”咫尺，不許冗長煩瑣呢？
這本書的大體計劃，是在一九四一年決定的。次年春間，寫成《八代傳紀文學述論》。今年春間，重行寫定《中國文學批評史大綱》，是為師友琅琊館撰述第四種、第五種。在這幾年之中，一切剩餘的時間，都消耗在這本書上，實際著筆是從今年一月三日開始，八月六日終了，是為師友琅琊館撰述第六種。
也許有人看到大傳的名稱，感覺一點詫異。傳記文學裏用這兩個字，委實是一個創舉。“大傳”本來是經學中的一個名稱；尚書有《尚書大傳》，禮記也有大傳；但是在史傳裏從來沒有這樣用過。不過我們應當知道中國的史學，發源於經學，一百三十篇的《史記》，隻是模仿《春秋》的作品：十二本紀模仿十二公，七十列傳模仿公羊、穀梁。“傳”的原義，有注的意思，所以《釋名·釋典藝》雲：“傳、傳也，以傳示後人也。”七十列傳隻是七十篇注解，把本紀或其他諸篇的人物，加以應有的注釋。既然列傳之傳是一個援經入史的名稱，那麽在傳記文學裏再來一個援經入史的“大傳”，似乎也不算是破例。
幾年以來的心力，所成就的隻是這本很平常的著作，自己的學力，僅僅達到這個階段，原是無可如何的事。我的希望，本來隻是供給一般人一個參考，知道西方的傳記文學是怎樣寫法，怎樣可以介紹到中國。我隻打開園門，使大眾認識裏麵是怎樣的園地，以後遊覽的人多了，栽培花木的也有，修拾園亭的也有，隻要園地逐日繁榮，即是打開園門的人被忘去了，他也應當慶幸這一番工作不是沒有意義。《法顯行傳》記法顯經過沙河的一節：“沙河中多有惡鬼熱風，遇則皆死，無一全者。上無飛鳥，下無走獸。遍望極目，欲求度處，則莫知所擬，惟以死人枯骨為標識耳。”在一個漫無邊際的境界，我們唯有踏著前人的足跡，作為自己前進的路線。前人對於我們所盡的責任，正是我們對於後人所有的義務。無論成功或失敗，現在的努力，對於後人都是一個重要的參考。
我應當趁這個機會，對於遠方的兩個人，表示衷心的感謝。二十餘年的生活，養成我不事家人生產的習慣。我獨自漂流異地，難得在寒暑假中回去一次。對日作戰以後，我從越南入國，繞到抗戰的大後方，從此沒有看到故裏。家事的處分，兒女的教養，以及環境的應付，一向我不過問，現在更落在一個人的肩上。我沒有聽到抱怨，也沒有聽到居功。尤其在故鄉淪陷以後，地方的情形更壞，鬥大的一個縣城，充滿最複雜的事態，天涯遊子的家屬，剩得舉目無親的境地，但是我始終沒有聽到怨恨和愁訴。正因為有人把整個的心力對付家庭，我才能把整個的心力對付工作。我自己的成就隻有這一點點，但是在我曆數這幾種撰述的時候，不能忘懷數千裏以外的深閨。我認為在我的一切成就之中，這是和我共同工作的伴侶。
還有一個更遠在萬裏之外，現正在作一次國外的旅行。我們的認識遠在三十餘年以前。我們曾經共同受過小學教師的訓導，共同聽過泰晤士河的波聲；之後，在同事十餘年之中，又共同欣賞過東湖的初月、樂山的暮鍾。在我們同事的中間，他的著作，我都曾經看過；我的作品，也沒有一本不曾經過他的商訂。這本書寫成的時候，他不及看到，但是最初的計劃，曾經和他討論。從他那裏，我得到不少的鼓勵，不少的協助；但是以前因為時常見麵的關係，沒有感覺致謝的必要。現在我得告訴他，萬裏波濤的重洋，遮斷不了平生許與的友誼。
努力啊，我願有更好的成就，報答一般友好的關切。
朱東潤自序於重慶柏溪寓齋
一九四三年八月六日
————————————————————
(1) 合《女誡直解》計之，故言此。
(2) 《明史》卷二三五《餘懋學傳》。
(3) 《明史紀事本末》卷六十一。
(4) 《書牘凡例敬題》。
(5) 《明史紀事本末》卷五十四。
(6) 《張文忠公全集》奏疏六《乞遵守慈諭疏》。
(7) 奏疏九《處治邪佞內臣疏》。
(8) 奏疏二。
(9) 奏疏七。
(10) 奏疏八。
(11) 奏疏九。
(12) 奏疏十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