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夏，我發現自己正在期望進入國立第一小學，那是座白色的一層建築，坐落於市區公園的正中。教育改革已廢除了私立學校，我的新學校意味著新朋友、新老師，也許還有沉浸在幾何原理、物理定律和中世紀曆史之中的全新的我。這學期稍後些時候，校長莊嚴地通知我，我可以加入少先隊了，這是隻有年齡在9至14歲之間的最優秀的小學生才有資格加入的組織。我的學習成績使我有資格成為我們學校少先隊組織的“隊員”，我在當地報紙《人民戰役報》（lupta poporului）上發表了一篇詩歌體的報告，表達了自己的情感。1949年5月29日，一位黨員積極分子，前鐵路工人，將神聖的紅領巾戴在我的脖子上，並儀式性地將一麵印有金色字體的紅旗交到我的手中。勞動青年聯合會是我們的兄長組織，而共產黨，是我們的父母組織。那位積極分子對聚集在公園中的聽眾發表了演說，清楚地說明了賦予黨的最年輕的戰士的責任。“為了列寧和斯大林的事業，前進！”他最後說。幼兒軍團異口同聲地回答道：“永遠前進！”
就這樣，在13歲——猶太人傳統的成年期——我成了糾正世間謬誤之重任的參與者。大家在瓦格納糖果店用蛋糕和糖果為我進行了慶祝。在1949年，該店仍按皇家傳統，在它狹窄的地下室供應餡餅皮和冰凍食品，這些東西隻有在腐化墮落的資本主義的維也納才能買到。這是種“布爾喬亞”的慶祝方式，在我身為一名熱情的革命信徒的革命工作中，我參加過多次此類慶祝。
在見過瑪麗亞的丈夫、當地共產黨組織的領導人維克多·瓦拉斯齊科同誌後，我父親的立場也發生了決定性轉變。在戰後，他對共產黨人、自由主義者和擁護猶太複國主義者一概避不接觸。可這一次，讓馬爾庫·馬內阿先生加入共產黨的建議來自一個最權威的源頭。馬內阿先生是這樣一個人，他的誠實與莊重得到了瓦拉斯齊科妻子的擔保。據建議，馬內阿先生應當采取正確的立場，與其他人一起投身於建設一個平等公正、沒有剝削和歧視的社會的工作中。畢竟，這位伊特卡尼糖廠的雇員不是一直在資本主義的剝削下當牛做馬嗎？難道馬內阿先生不應該牢記他作為一個被放逐者在特蘭尼斯特裏亞集中營中所遭受的種族歧視嗎？瑪麗亞，維克多同誌的妻子，一直像個家人。她比我們自己的親戚更有膽量，在戰爭期間努力幫助我們，乃至想把我們從被希特勒的同盟安東內斯庫元帥送去的集中營中解救出來。共產黨已處決了元帥，現在正在將我們從集中營中解放出來、挽救了我們的生命的紅軍的支持下，逐漸奪取政權。
我父親的誠實與常識會讓他成功地擺脫共產黨的鉗製嗎？由於一種曆史性的諷刺，瑪麗亞以一種新的化身重返家庭生活。麵對該城的共產黨領袖時，馬內阿先生試圖對政治和政客保持他一貫的沉默，可最終，他別無選擇，隻能屈服於壓力，變成了馬內阿同誌。他平常是一個謹小慎微的人，遵守且尊重社會規範，現在卻發現自己成了大眾（如果說不確切的話）觀念中的一個異數，而沒有成為那些通過自主行動將共產主義強加給民眾的人中的一員，也就是說，猶太人，他是個被一個徹頭徹尾地信仰基督教的女人拉進了黨組織的猶太人。然而，雖說對老套的陳規頗感認同，馬內阿同誌卻不適應那一直以來在他那麽多的共同宗教信仰者身上打有烙印的陳規老套。在接受了他的紅本本後不久，這位新黨員就被任命在當地社會主義商業係統中擔任一個重要的領導職務。
到這時，馬內阿的兒子也成了當局的紅人，可他孩子氣的熱情自然比他父親那較為抑製的反應更昭然易見。
新世界的原則聽上去簡單而公正：“按勞分配，能者多勞。”斯大林同誌向我們保證，社會主義將在世界各地大獲全勝，到那時，這項神聖的原則將變成：“按勞分配，按需分配。”與此同時，剝削階級正日趨腐朽。工廠和銀行被收歸國有，農業集體化開始實施，政治黨派、擁護猶太複國主義者的組織、私立學校都被廢除。
1949年的紅色夏天對我是個偉大的事件——少先隊夏令營，行軍，營火，詩歌朗誦，會見前共產黨地下組織的鬥士們，參觀紅色工廠和紅色農場。然後，有一天，在我們小廚房的門口，站著位衣著優雅、光彩奪目、金發碧眼的女人。她實際上可能來自莫斯科或布加勒斯特，可是不，她一定是直接從好萊塢駕臨此地。她就像個幻影：豐乳肥臀，被太陽曬得黝黑的皮膚，金黃色的頭發，蔚藍色的眼睛。她的鑽錐似的高跟鞋與別出心裁的服裝來自另一個世界。她的聲音，多麽無與倫比的聲音！她不是普普通通地說一句“你好！”而是引人注目地宣布：“我來見這男孩兒的母親。”從門口處，她饒有興趣地打量著驚愕得動彈不得的我母親和我本人。我們請她進來，了解到她是剛搬到這個鎮子上的艾伯特醫生的妻子。“我們太愛您的兒子了。”她說。這就是那位光彩奪目的女士進入我們的家庭影像的方式，作為父母未來的朋友，作為她將其視為自己女婿的不二人選的男孩的欣賞者。
緊接著那個紅色夏天的是紅色秋天、紅色新學年、聚集在市區廣場的指揮台下的革命集會。少先隊隊長與黨的書記、市區駐軍上校和民主婦女聯盟的代表站在一起，在演講壇上對公眾發表了講話，同一天晚上，又在道姆-波爾斯基大廳講話。一條嶄新的純絲紅領巾，來自蘇維埃先烈的禮物，圍在他的脖子上。接下來是為偉大的紅色紀念日做準備：約瑟夫·維薩裏昂諾維奇·斯大林的生日。
處在青春期困惑的掌握中的他發如飛蓬。在那裏，在教師房間昏暗的燈光下，男孩的手和唇正在摸索和探索著他渴望的物體。有時，我處在世界的巔峰，接下來，我又成了個孩子，敲打著結滿嚴霜的窗戶，好讓我父親來給我開門。
這位年輕的革命者發現自己不僅越來越遠離家中瑣事，而且與自己中低階層家庭那狹隘的思想越來越疏遠——他的家庭是個禁錮的世界，陷落在自己的恐懼與挫敗感中，是個飽受過去病痛折磨的猶太人區，因懷疑與流言而窒息。隻有在這種限製之外他才覺得自在；隻有在他新的擁戴對象的簡單、清晰的邏輯中他才覺得安全，它位於紅色天空中的絢爛彩虹下：全世界無產者，團結起來。那些被稱為父母、親戚、家人的人？他們一個接著一個的糾結不清的小謊言？就連他們的名字，它們怪異的發音都有點兒讓人覺得羞辱，他們小小的戲劇性、他們的恐懼、他們隻想獨處的渴望也都如此，受其負擔和幻覺的困擾，永遠覺得自己在受迫害，因兩千年前，七年前以及昨天下午加在他們身上的不公平而團結在一起。
“要不了幾年，這孩子就會要了我們大家的命。”一天夜裏，書商阿夫拉姆的女兒希埃娜對自己的丈夫馬爾庫同誌、同時也是那位少先隊隊長的父親耳語道。他沒有對此挑戰做出回應，他有足夠的問題需要思考：社會主義商業更強調社會主義而非商業。然而，生活不可能因這些小資產階級的擔心而停滯不前。斯大林同誌警告說，階級鬥爭正變得越來越尖銳，敵人的特務到處都是，甚至存在於我現在上的老哈布斯伯格公立男子中學中，存在於周圍的同伴中，他們包括聲嚴色厲的帝國主義分子教師以及反動的小學同學，他們都是新近湧現的富農、律師、商人、牧師、拉比和前政權政客的孝子賢孫。
我正處在一個充滿迫切的欲望且為之陶醉的年齡。在黑暗的電影院中碰一下女同學是真正性啟蒙的唯一替代物，因為沒有可接觸的伴侶，也許睡在廚房中的女仆除外，我會在夜裏大氣兒也不敢出地窺視她的一舉一動。
還有一個原因讓人有負罪感。我有一個來自我國南方的久爾久（giurgiu）的新同學，他申請加入勞動青年聯合會。他高挑個兒，反應靈敏，文采出眾，我喜歡他。他父母的遮遮掩掩的狀況——沒有人確切地知道他們搬到布克維納的原因——本應使我批準進行一次更深入的調查，可是，我接受了他的申請，他得到了紅色證書。這是妥協與背叛的毒劑嗎？
與此同時，黨的宣傳海報遍布大街小巷，上麵用粗大的紅色字體寫下黨對每一個可以想象得到的問題的綱領，它們總是令人難以抵禦——黨的生日、耕地問題、國際局勢、朝鮮戰爭、鐵托的威脅、警惕性。隨時隨地都存在背離、開除，重新定位，新指示，cups de théatre[1]。人民最優秀的兒女轉眼間就變成了左傾或右傾分子、叛國者、小資產階級或美帝國主義的特務。“幹部是黨的珍貴財富”，紅色司令部的題字宣稱，並飾以鑲在紅色畫框中的肖像。從工廠車間、田間地頭、研究機構和各個學校選拔出的仁人誌士是“職業革命者”，用一種秘密編碼聯係在一起。在最上層，政治局統管一切，下麵是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再下麵是青年聯合會中央委員會，商業聯盟，婦女聯盟。整個體係的分支都向下擴展到地方、區和鎮委員會。最下層的是城鎮、鄉村、工廠、集體農場、民兵與安全部部隊以及學校的組織。在此大廈的最底層是公眾集會，群眾構成了該運轉鏈條中的最後一個環節。
星期四下午四點，中學禮堂。這一年是1952年，秋天。講壇上的桌子蓋著紅布，鑲在紅色畫框中的馬、恩、列、斯的四位先驅的巨幅畫像從舞台上方俯瞰著一切。勞動青年聯合會書記——這其實是我提升到的位置——走向講台，後麵跟著一位區委員會代表，跟在他後麵的則是中學校長。校長唯唯諾諾地搶先在第一排的長凳上坐下來，旁邊是該校其他成員。黨的積極分子同誌打開自己的公文包，拿出一張當天的報紙，讀著政治局公報，此公報涉及的是黨員中那些左傾或右傾分子。他莊嚴地評論著這語氣堅定的文章。接下來的日程是一係列精心準備的演講。積極分子同誌幹預、打斷、提出問題，申斥那些仍然猶豫著不說出敵人姓名的人。
日程安排上的最後一項是開會擬定對犯罪分子、人民公敵和反革命分子的懲罰措施。這些倒黴的家夥包括一個新富農的兒子、一個屠夫的兒子、一個前自由黨律師的兒子。“這是國家的危急時刻，它要求緊密團結在黨、黨中央委員會及其總書記周圍，”積極分子同誌拖腔拖調地說，“我們必須提高警惕性，消滅可疑因素。”他的聲音提高起來，“我們不能放過下麵的三個人！三個人！”
第一位被告始終沉默不語，盡管聽眾在等。這位農場主的兒子怎麽也無法鼓起勇氣告訴他們，他的父親實際上並不是富農，即雇傭勞力的擁有土地的農民，他隻是拒絕加入集體農莊罷了。這個剛搬到鎮子裏來的八年級學生情緒激動得幾乎要昏厥過去，可就是愚蠢地牙關緊咬。投票表決。意見一致：開除。
接下來輪到法提·赫澤爾，屠夫和賣牛人的兒子。他是個普普通通的學生，據與會群眾所知，他像他父親一樣，唯一擅長的就是打架和賣牛。更糟的是，他的父親已申請移民到以色列！擁護猶太複國主義分子艾思多爾·赫澤爾的兒子嘟囔著什麽，卻找不到合適的詞匯。裁決再次完全一致：開除。小赫爾曼·赫澤爾，現在不再是赫澤爾同誌，向前走近紅色委員會的紅色桌子，交還了他的紅色證書。
接下來是迪努·莫戛，來自上流階層，律師之子。開除的裁決做得很容易。高個兒、冷漠、英俊的他向紅色書記交出紅色證書，一臉鎮靜地向出口走去，那樣子像是與富農、屠夫或法官席沒有任何關聯似的。
這是一個普通程序，就像許多別的時間的別的程序一樣，可這一次多少有點兒不同。說實在的，那位勞動青年聯合會書記對他的革命行為並非完全感到高興。窘迫感正噬咬著他。我不再是個12歲、13歲或14歲的男孩子，不再為我的特權作用而感到驕傲。由於迷失在了那出好戲的魔法——那嚴肅、冰冷的鬧劇的魔力之中，我連忙結結巴巴地喊出審判大會的常規口號，借以掩飾我的懷疑與局促不安。作為一個前途光明的演員，我正在模仿那些資格更老的演員，他們正在更大的舞台上表演，說著更冠冕堂皇的台詞，在所有那些紅色舞台上將巨大的紅色旗幟和橫幅鋪展開來，旗幟上印有金紅色的鐵錘和鐮刀，以及金紅色的五角星。革命意識能夠自行與道德意識相分離嗎？我最初的熱忱仍然在那些毫無感情、照貓畫虎的姿勢下日益高漲嗎？這一切加起來會是什麽？《共產黨宣言》《反杜林論》《列寧主義問題》，馬雅可夫斯基[2]的詩句，馬克思的語錄，丹東[3]的笑聲？
在那次值得記憶的會議結束時，那位書記兼演說家是否讓自己遠離了肮髒的革命行為？我16歲。那個場合還沒有向我揭示出正在進行中的所有恐怖，但我感覺到，在那脆弱的表皮下，有什麽事情已經在變糟。
我是否真的擁有特權，在這樣短的時間內，在這樣稚嫩的年齡，就已經經曆了其他人要到老年才會經曆的事情？我參加會議，開除別人，獲取信息，參加各種儀式，我必須承認，這對自我產生了巨大的影響，甚至會使它達到這樣一種程度：相信自己能統治全世界。職位的任命、保密的技巧、空虛的榮譽——無疑，其他人已經在更大規模上體驗了這一切，其輝煌的高度和悲慘的深度超出了我的承受範圍。我在聚光燈下，在那個禮堂，在蓋著紅布的桌子後主持會議的那一刻，是所有參與那個烏托邦變審訊的遊戲的人都心知肚明的東西。正是在那一時刻，你得被迫做出選擇，從所有那些居於你的內心並聲稱擁有你的自我中做出選擇，不僅要選出那一刻的最後通牒所要求的那一個，而且要選出真正代表你的那一個。我們不僅是在兒童時代、青春期和少年時代才會經曆自己潛在的多樣性。我不是一家之主，我沒有職業，我不必去麵對真正的政治背叛的風險。然而，我的兩難境地幾乎不能說是微不足道的，更別提這樣一個事實：對青春期的少年而言，根本不存在微不足道的兩難境地。
幸運的是，有一些演員缺乏爭奪權力的天分，即使是在他們被烏托邦觀念及劇院遊戲所吸引時。在1952年秋天的那個下午，我在誰都不曾注意到的情形下，退回到了水準低下的無名群眾之列。這是個重大的轉折點，在那一刻，傷口已經長了壞疽，必須有所行動。這是因為那個年輕人的臉嗎？那個迪努·莫戛，當他被剝奪了寶貴的紅色證書，沉默地離開學校禮堂時的那張臉？當著因害怕和好奇而目瞪口呆的與會者，我沒有表露自己的情感，我也不會告訴任何人。後來，我痛苦地獲知了在那天下午遭驅逐的年輕人的命運。第二年，聰明能幹的迪努·莫戛進了雅西的工藝研究所，在那裏他幹得並不好。幾年後，他回到蘇恰瓦。1959年，我以剛畢業的工程師的身份回到家鄉，在那裏找到了他。隻是到了那時我們才成為朋友。那年輕人用書籍、唱片以及一係列短命的風流韻事為自己建造了一塊飛地，在那裏，他可以愜意度日——舒適地蜷伏在他的單身公寓裏，黨或公共瑣事都與他無涉，在周圍的人中謹言慎行，彬彬有禮，是失敗者的令人欣慰的象征，如同一塊紀念碑般亙古永存。
“約瑟夫·維薩裏昂諾維奇·斯大林，蘇聯共產黨總書記，列寧同誌的戰友和繼承者，蘇聯人民的偉大領袖，1953年3月15日逝世於……”一個平淡無奇的醫學結論。人民的超級領袖，偉大的思想家、戰略家和軍隊指揮官，科學的倡導者，和平的堡壘，全世界孩子的敬愛的父親，一個被認為是不朽的人，畢竟像我們其餘人一樣，也是個凡人。他位於克裏姆林宮的辦公室的燈光過去從不熄滅，現在卻一片黑暗。
一隊隊學生和教師向市中央廣場進發。我一路相隨，走在遊行隊列的外麵。安裝在樹上和電線杆上的高音喇叭播放著來自莫斯科紅場的葬禮實況。響亮的哀樂響徹雲霄。黨的領導人，以及各組織團體——青年團體、工商協會、婦女聯盟、體育運動協會——的代表，殘疾人，郵票收藏者，獵人，都佩戴著中間有一道黑色條紋的紅色臂章，走在遊行隊伍中。我左臂上也佩戴了一枚臂章，戴臂章的地方正是我的祖先們佩戴兩個經文護符匣[4]中的一個的地方，這東西也許已將我與上帝的選民重新聯係在了一起。
廣場上擠滿了人，可我有一個預留的位置，位於國立女子中等學校與技工學校的隊伍之間。我看到女子中等學校勞動青年聯合會的書記在兩個同學的懷中絕望地啜泣。其他的女中學生也在哭，流淚的甚至還有幾位教師。男孩們表現出男子氣概，竭力控製著自己的悲傷。
偉大領袖逝世這一驚天動地的消息傳到了非洲叢林和地中海，也遠遠地傳到了中國長城和蠻荒的西方。全球人民都沉浸在悲慟之中。羅馬尼亞共和國也屏住了呼吸。布克維納也悲傷不已。蘇恰瓦覆滿了黑色旗幟，包括國立男子中等學校。
從新學年一開始，我就在尋找勞動青年聯合會書記的接任者。我已經提出請求，下學期不再擔任此職，因為我需要時間為大學入學考試做準備。我已經推薦了一位繼任者，並一直在勤勤懇懇地訓練那個八年級的農民之子，以使他適應自己的新使命。他現在正站在我的右側，懷著羞怯和對一位即將退休的老兵的尊重注視著我。
在紅場，送葬隊伍在悲傷地蜿蜒前行。羅馬尼亞代表團的領隊是喬治烏-德治[5]同誌，與他並肩而行的有多列士[6]同誌、陶裏亞蒂[7]同誌、多洛雷斯·伊巴露麗[8]同誌、胡誌明[9]同誌、約裏奧·居裏[10]同誌以及其他許多來自世界各地的同誌，他們的名字和麵孔都為我們所耳熟能詳。由於沒有電視，使得無線電台的廣播更加強大。送葬遊行，墳墓邊的演說，席卷整個世界、整個國家、布克維納、市區、學校以及我自己的十年級班級的失落感，全都是現在包圍了我們的巨大不確定感的證明。我們想，接下來會發生什麽，幾小時後，明天早晨，下個星期會發生什麽？對我而言，那枚紅黑相間的臂章有著不同的意味。我不再是那個曾經的我了。迪努·莫戛事件標誌著我的突變的開始。
1945年7月，法爾提西尼舉辦了它的年度展覽會。在那個月，我的正式教育也開始了，是在雷米爾家客廳中的家庭式學校教育。那裏有書籍、筆記本、鸚鵡學舌般地重複著詞尾變化的小同學們。有本書的封麵是綠色的，它是本有關奇跡的書，其中最令人驚奇的是文字本身。我小時候，沒有人給我講過故事，而且現在也沒有人有耐心這麽做。我已逐漸變得隻熟悉一個我所知道的故事——我實際生活的故事。
然而，那本綠皮書是種引人入勝之物。它裏麵有一個七顛八倒的世界，色彩繽紛，令人無法抗拒。它如詩如畫的獨特語言趣味盎然，充滿令人迷醉的香料和芳草的甜香，以及世間罕有的辛辣的文字作料的嗆人滋味。一則關於騙局、惡作劇和錯覺的故事，向我揭示了一個魔幻奇異的世界，既令人如癡如醉，又讓人茅塞頓開。不久，其他書籍接踵而至：有關冒險、愛情和旅行的書籍。一字字、一句句、一頁頁、一本本，廓清了視野，揭示了虛幻的自我現實。書籍成了我的世界，是自我借以發現和發明其本身的工具。內心的交談正在不知不覺間慢慢展開。
高中一年級時，我試圖用一次多情的演說去贏得我的同名校友博洛尼婭·諾曼的芳心，那演說不僅令我青春期的愛情對象驚奇，也讓應邀出席那一場合的同學們咂舌。文字的力量，它們令人好奇的輻射力，擴張而為拙劣的模仿。我不斷地閱讀：恩格斯的《反杜林論》，普希金的《上尉的女兒》，屠格涅夫的《父與子》，岡察洛夫的《奧勃洛莫夫》，以及莫泊桑的短篇小說。攪製黃油正在尋找它們自己的語言。
當時還有報紙語言。德治同誌、蘇斯洛夫[11]同誌、多列士同誌、毛澤東同誌的演說詞與馬雅可夫斯基、阿拉貢[12]、聶魯達[13]等詩人較為詩化的文字雜糅並現。文字與革命結合在一起了嗎？思維語言與公眾語言間的鴻溝在加大。報紙、演說、共產黨宣傳和社會主義法律條文所使用的語言在兵營式的簡化基礎上運行著。“鬥爭”要求幹脆利落，當機立斷，要求一種克製的語言，避免聳人聽聞。單一的政黨利用單一的語言，正規，標準，無細微差別，提倡一種非個人的、超然冷漠的風格，缺乏溫暖或智慧。
雖說簡單清晰，黨的語言卻始終含義深遠。字裏行間的閱讀變成了常規練習。形容詞的分量、動詞的激烈程度、論辯的長度給人們提供了衡量標準，可據此判斷局勢實際上有多麽嚴重，將要進行的修正是多麽嚴厲。有關我們的領導人與東西方政治家的會談或與蘇聯駐布加勒斯特大使的會晤的簡明扼要的公報，使得字謎愛好者們可以細審那些言辭中的奧妙所在，判斷它們的細微差異——“誠摯的”、“同誌般的”或“熱忱的友誼”，“相互尊重與讚同”或“充分讚同與合作”。這些都是伊索式的套語，傳達出聯盟內部的緊張狀態，標誌著國內外政治策略的開放或封閉。語言的標準化反映出社會構造的標準化。它是一種經過編碼的術語學語言，一種字謎遊戲語言，一種限製性的、單調乏味的語言，隻會破壞人們對文字的信心，鼓勵他們懷疑文字。應用性工作似乎是避免這種語言白癡行為的唯一安全的避難所。
“你說你不打算學醫是什麽意思？”在畢業宴會上，我的自然科學老師吃驚地向我提出這個問題，自然科學是一門被重新命名為“達爾文主義的基礎”的學科。我已認定，醫學不適合我，取而代之的是，我將利用我在數學方麵的高分優勢，繼續學習工程，更準確地說，是水力電氣工程。新聞中充斥著有關堤壩和社會主義水力電氣能源站的報道。1954年，以優異成績畢業的高中生，也就是說，有一列5分成績（依照蘇聯1至5級的模式）的學生，不必通過大學入學考試就可上大學。我隻是模糊地意識到了我的選擇的自然性。然而，我可以感覺得到，我正在放棄“文字”的世界，以及它所意味的一切。我是在選擇與我的更優秀的天性相對立的“現實”嗎？我是在選擇“陽剛氣質”，而不是“陰柔氣質”，采取了一種強硬的、男子氣的立場，而丟棄了我的天性中那較模糊的、不固定的、懷疑的、孩子氣的一麵嗎？那種男子氣概的選擇按說不僅會保護我不受體製陷阱的傷害，而且會保護我不受我自己的心魔——語言冒險——的傷害。
國家是全能的。它是個人、商品、主動權、司法與運輸、集郵與體育、電影院、餐館、書店、馬戲團、孤兒院和羊群牧場的絕對擁有者。現在一切都歸國家所有，包括商業貿易、旅遊業、工廠、出版、廣播、電視、礦區、森林、公共廁所、電力、奶製品廠、煙草和酒類製造。這是擁有國家政權的左派專政的核心原則，標誌著與右派專政的根本差異，在右派專政中，私有財產至少還使人存有最後一絲獨立的機會。
緊接著空間收歸國有之後到來的，是所有社會主義新發明創造中最非同凡響的創新——時間收歸國有，這是通向將人本身收歸國有的關鍵性一步，因為時間實際上是人們保有的唯一財產。一個新詞現在加進了新時代和新現實的詞典之中：sedinta，“會議”。“我們總是在開會時見麵”是當時的一句具有諷刺性的詩句，是一種概括了陳腐現實的陳腐的公式化陳述。個人的時間被轉送給了團體：sedinta，一個從“坐”字派生出來的詞匯，現在標誌著一種重大的新狀況：盜竊時間。
“即使針對你的批評中隻有5%的批評是正確的，你也必須虛心接受。”這是社會主義初期會議上一再重複的咒語。該規定由偉大的斯大林本人闡明，沒有人會鼓起自己5%的勇氣去挑戰它，而由於接受了95%的批評都不正確的看法，該原則就暗中樹立起了欺騙和告黑狀的無上地位。它將個人的脅迫與團體的驅邪咒語神聖化，它以煽動性言論、例行公事、監視、脅迫以及舞台表演而著稱。在屈服自身的行為中，以及在對它的怨恨中，這種順從儀式是否也暗示著一種具有破壞性的團結？無論何時，他都是懷著一種好玩的冷漠對已做好的決定（“以人民的名義”）投上“無記名的”讚同票，匿名的個人成了化裝舞會的一部分，在其中，他的讚同被當作一種象征性姿態得到征集。由於與其他人比肩而立，混為一談，“頭昏眼花、不知所措的公民”加入了集體的鬧劇，這有助於幫他解除自己的個性和個人責任，再不用為選舉中的進退維穀和政治上的選擇而苦惱不已。不管他是在暗中竊笑還是在脅迫之下沉默不語，這被巴赫金[14]主稱為“可笑的大合唱”中的成員始終是一個虛假的團體、一種幽默詼諧的托詞中的一部分。
那些舞台上的演員又會怎樣？兒童演員與nomentura（社會主義權勢集團）的演說者們毫無區別。宣傳鼓動歡慶活動的大、小講壇都是mise—en—scène[15]的同一種通常的催眠狀態的一部分。那個年輕的天竺鼠經曆了舞台表演的整個過程：登台，消退，落幕。
現在輪到我來品嚐背叛者的痛苦了。這發生在1954年秋季，我進大學的第一個年頭。我終於到了布加勒斯特，為“大學頌”（gaudeamus igitur）的合唱所深深迷醉，它是一首旨在向步入禮堂的教授們致意的學院頌歌。幾天後我獲悉，鑒於我在高中時的活躍行為和考試成績，我已被提名為勞動青年聯合會執行委員會的候選人。
這一次，我拒絕了這一榮譽。我為自己找的遁詞是：我現在想全心全意地投身於學習。軍事法庭迅速開庭，這次我發現自己成了被告，很像幾年前的迪努·莫戛，我的不堪一擊的辯護隻不過是種逃避責任的借口。不過，與迪努·莫戛所不同的是，我沒有被開除。
因為從外省剛來不久，我的同學們對我的了解相對較少。有幾個同學在那次正式會議上采取的態度是，出於純粹的令人懷疑的寬宏大量，努力將我的罪行最小化——“假如他不想幹，那就隨他去吧，我們去找別人。”開除的流產激怒了幕後的傀儡操縱者。斯特凡·安德烈（stefan andrei）同誌，學生政治階層的“二號人物”，采取了積極的行動，將我送上更高一級的政治法庭。在布加勒斯特大學中心的總部，我不得不向適當的申斥和威脅低頭。
這個學年開學後的一個月，我將在我國南方的梅吉的亞（medgidia）的一個水泥廠工地再次與斯特凡相遇，在那裏，我們完全還是學生的身軀發現，它被意想不到地分派去做“誌願工作”。我父親從“最北部”來看望自己的兒子——我被那麽匆忙地從自己的學術回廊叫來——他震驚地看到，我穿著巨大的膠靴、粗呢外套，戴著蘇式帽子。他到來時，我正在建築工地那一望無際的沼澤中艱難跋涉。我們注視著彼此，在那迅速的一瞥中，交換了有關戰爭和集中營的記憶。這當然是誇大其詞。工人的工棚是臨時搭建起來的，夥食差得要命，但氣氛足夠愉快，並非不同於一部探險影片。到了晚上，有人會彈起吉他，拉起手風琴，有人試著攀談交流，甚至還有人試圖談戀愛。
我鄰床的那個人讓我覺得不自在，所以試圖對他不予理睬。然而，斯特凡·安德烈，一位四年級的學生，不久便開始發起一次非政治的閑談。他陶醉地談起書籍，這在工科學生中很少見。我有所保留地小心回應著他。在我們的一次談話中，他提到自己剛剛重新讀過的一本書：蘇聯作家尼古拉·奧斯特洛夫斯基寫的《鋼鐵是怎樣煉成的》。作者是一位全身癱瘓、雙目失明的人，它證明了災難是如何能夠使人變得堅強。我讀過它嗎？是的，我讀過此書，它在出版時得到了大力提倡。“你怎樣看它？”安德烈同誌問。“一本為兒童和少先隊員寫的書，”我誠實地回答，“我還是個少先隊員時讀過它。”我的同伴始終一言不發，久久地凝視著我，然後詢問我最近在讀什麽書。我不知道該提到哪個書名。我偶然提到了羅曼·羅蘭[16]的《母與子》（l’?me enchantée）。我的同伴再次陷入沉默，然後改變了話題。
這種具有文化氣息的幕間休息並無補於“誌願工作”所帶來的痛苦。然而，報償在我全無意料的情況下到來了——一次周末遠足，前往離梅吉的亞僅一小時路程的黑海港口康斯坦察（constanta）。生於布克維納、長於森林與山崗間的我將有生以來第一次看到大海。那次曆史性的相遇將是此後20年中每年一次前往黑海海岸的係列朝聖之舉的第一次。在那期間，我以前的同學，斯特凡·安德烈，尼古拉·奧斯特洛夫斯基的崇拜者，正平步青雲般爬向高峰，進入新領導人尼古拉·齊奧塞斯庫[17]那令人著迷的圈子，最終將成為他的外交部長。他還成了一位認真的書籍收藏者，擁有一些罕見書籍和早期報紙，以及一些珍貴的外國圖書，這都是他的外國同僚的贈予。安德烈部長同誌享有學者和善人的名聲，是一個漂亮而無能的女優的善解人意的丈夫，這名女優的多情冒險被我們無比珍貴的總統的無比珍貴的配偶的特務們偵察得一清二楚。外交部長在出訪外國和會見自己世界各地的反對者期間，恣意放縱著自己那優雅的品味，而回到國內，則對那位獨裁者所具體實施的準則唯命是從。我不曾享有他的特權，我也不曾對它們心存渴望。對黨的忠誠所獲的報償在他身上得到了體現，而不忠誠的報償則在我身上得到體現。我沒有試圖去拍現在那位名聲顯赫的奧斯特洛夫斯基和齊奧塞斯庫的崇拜者的馬屁，而當他在聯合國年度大會上用他帶有東歐口音的法語裝腔作勢地重複著例行公事的官方的愚蠢言論時，我也不曾為之歡呼雀躍。
然而，在我們的文學討論的30年後，這位外交部長令我大吃一驚。那是在他參觀布加勒斯特國立中央圖書館用於修補古籍和印刷品的圖書病理學實驗室期間。我妻子碰巧是實驗室負責人，在歡迎他時，她被這位大名鼎鼎的參觀者向她發出的親昵問候弄糊塗了：“你丈夫最近怎麽樣？”茄拉在躊躇之中簡單地答曰“還好”。事情似乎很清楚，這位參觀者曾研究過這對夫婦的檔案，對她和她丈夫的事了如指掌。後來，他提到他以前與她丈夫很熟，數十年前，他與她丈夫進的是同一所大學，對於她丈夫，他的評價甚高。他請她轉達他的親切問候，並請送他兩本她丈夫最近出版的新書。書可以直接從出版社或書店買到——要多少本給多少本，這些出版社和書店像圖書本身一樣，像作者一樣，像社會主義喬爾馬尼亞當時的其他所有產品一樣，都歸黨和國家所有。為什麽是兩本？它純屬荒謬之舉，而那個含義模糊的要求將在我遙遠的放逐地一直與我同在，在那裏，它似乎顯得更為荒謬。
工程學真的能夠保護我免於政治壓迫和“木舌病”的白癡行為嗎？那些標語口號，那些陳詞濫調，那些威脅恐嚇，那些兩麵派行為，那些約定俗成，那些或大或小、或流利或粗疏、或色彩絢麗或無色、無味、無嗅的謊言無所不在，在街道，在家中，在火車上，在體育館中，在醫院，在裁縫鋪，在法官席。在所有的地方，低能都居於至高無上的主宰地位，很難保持免疫。
我們的內心生活是可以得到保全的唯一珍寶嗎？這種茫然的內心生活有那麽重要嗎？難道它也沒有自身的和諧安寧的源泉嗎？
電氣水利工程學起來相當困難，我可以立即這樣告訴你，盡管我當時並不知道，在120個注冊了那門課程的學生中，隻有27人最終可以畢業。我初涉未知的學術世界的極度樂觀的熱情從一開始就遭到當頭棒喝——學生食堂的午餐。“茄子砂鍋菜”和“黃瓜砂鍋菜”是社會主義烹飪發明中的兩個名菜。僅僅吃了幾口，我便停了下來，胃口大壞，然後陷入平靜的虛無狀態。我的胃習慣了布克維納菜肴的精細口味，拒絕接受首都的垃圾食物。然而，最初的幾堂課為初時的挫折提供了補償。一切似乎都是新鮮有趣的，特別是數學和應用數學，可我不久就得與幾門技術方麵的描述性學科死纏爛打，它們讓我舉步不前。
我寄宿在一位老婦人家，她睡在一張設法塞在桌子與長沙發間的狹窄空間中的折疊床上。然而，我發現了更熱情的主人：中央大學圖書館，阿爾魯斯圖書館，以及外國文化交流研究所的圖書館。每到夜深人靜之時，我都會躲進帶我遠離水力學、建築結構和鋼筋混凝土的閱讀之中。
結果可想而知，我的成績排名直線下降。我應該跳下大學的樂隊花車，徹底放棄我的學業嗎？母親用一種痛心疾首的聲音宣布：“這毛病立即得改。”——絕對的愛的詠歎調。但是，我知道得太清楚了，熱愛往往與情感勒索並駕齊驅。心理分析學家告訴我們，一個人的父母會毀了一個人的生活，可也許我的生活會被我自己的情感衝突所毀壞，而在任何情況下，生活時時刻刻都在進行自我破壞，不管我們錯過的是何種機會。一個人文學科的學位會為我在專製之下提供另一個選擇嗎？我的家人經過討論，一致反對這一點，於是我聽從了他們的意見。《十誡》是一種馴服我那些桀驁不馴的祖先的努力，放逐和猶太人區強化了謹小慎微的規則，活力和勇氣似乎具有煽動性和冒險性。難道我那幹涉過度的母親和父親毀掉了我的生活？然而，通過變形而構成的組合將不會受到輕視。即使是在一個獨裁主義的政治體製之內，也會存在難以逆料之事。
1959年，我從水力電氣專業畢業。隨後，職業傳送帶開始運作——見習工程師、項目負責人、工地工程師、主要項目負責人、首席研究員。口是心非每天都在時時刻刻地循環往複著。直到14年4個月零16天後，我才終於能夠拋下這一角色。
難道放逐的啟蒙曾告訴孩提時代的我，要拒絕外部世界，拒絕出生，推遲脫離營養豐富的胎盤？結果，在後來的生活中，假如你接受了你可利用的所有情境關卡，這會導致自我的多樣性，而其中隻有一個代表著你的真實自我嗎？如果你竟幸運地找到了這個真實的自我，你是否竟會去否認它？你一直在千方百計地想要被模糊性所毒害和折磨。教堂與官僚機構、職業與婚姻，隻不過是每日加在多樣化身份檔案中的材料而已。
命運對我們扮著鬼臉，以便使事物保持活力。在我讀大學的最後一年，我偶然遇見了斯特凡·安德烈，現在他已提升為地質係的助教。這是個微不足道的過渡性工作，他在重新進入政治領域之前，假裝是一個“科學”研究者。社會主義的居住規定隻給那些在布加勒斯特有長期居住權的人發放布加勒斯特的工作執照，誰都不得搬到首都去住。我沒有像我一樣來自外省的安德烈同誌的政治關係，所以，與他不同，我無法讓人們忽視這種障礙。“你似乎有望進入一項偉大事業的行列中，可是你卻選擇回歸平庸。”在我上高中時退出政治活動之後，有人就曾這樣告訴我。1959年，當我回到我的家鄉布克維納時，也許有人會對我說出同樣的話。
六年後，在“自由化”放鬆了規定，在成功地通過了首都的一個工程職位的資格考試後，我將重返布加勒斯特。在這時，我也必須出示證據，表明我擁有一個最小不少於八平方米的居住空間，這是在社會主義喬爾馬尼亞對居民身份的法定要求。布加勒斯特的猶太人社團給我出具了一份證明，證實我居住在前猶太人區儀式用的公共浴室中的一個房間中。
命運為我在居住方麵所取得的勝利表示了慶賀，因為我安定下來後沒多久，便聽說了卡夫卡的《審判》的羅馬尼亞譯本出版的消息。告訴我這一消息的是我以前上高中時的朋友利維尤·奧布雷傑（liviu obreja），他現在混跡於首都的文化消費者的含混圈子中。城裏的書商定期向他提供此類書重要進展的情況。學院書店就在我剛剛就職的研究機構旁邊，在那個春天早晨的七點左右，也就是離書店開門營業還有一個小時的時候，書店門外就已開始排起長龍。我去上班時，看到了排著隊的第一撥顧客。簽過到後，我請了兩個小時的假，沒有泄露請假的原因，因為我的那些閱讀《體育報》的工程師同事們在看到我在細讀一些稀奇古怪的報紙、雜誌和書籍時，已經對我產生了懷疑，我不想再在這些懷疑之中添油加醋。那幾年是偉大的“解凍”期，新的出版物和翻譯作品會以小批量發行的形式定期問世，所以你總是必須得在正確的時間、正確的地點，並且到得足夠早，才能加入如饑似渴的讀者的行列，等著成為幸運的購買者，買到一本新出版的普魯斯特[18]、福克納[19]、洛特雷阿蒙[20]、馬爾羅[21]的著作。在這一努力中，由一群誌同道合的獻身者組成的狂熱隊伍會聚集到臉色蒼白、麵帶羞澀的同謀者的親切神情的利維尤·奧布雷傑身邊，我也位列其中，隻要信號一出，這些人就會在正確的時間出現在正確的書店中。
與此同時，我自己的第一本小說正付梓出版。與此相伴——幸運仍在向我微笑——我在一家頂級的工程研究所——丘雷爾水療院實驗室找到份新工作，由於我那倒黴的檔案，我的工作申請曾在那裏多年遭拒。就在那時，在1969年，我成了一家真正的學術機構最年輕的首席科學研究員。為了證明我的新頭銜名副其實，我理當開始攻讀博士學位。假如我真的那麽做了，我的冒牌行為將達到它的極點。相反——現在我的幸運有所下降——我偏偏被收容進一家精神病醫院，盡管時間很短暫。不知怎的，在進行某種反思之後，這似乎是對我令人懷疑的職業成就的最準確的蓋棺定論。
所以，在70年代中期，我到了這裏，被禁閉在一間精神病房中，與我在大學三年級時所做的第一次休學努力相距20年。在太長的時間裏，我一直試圖保持常態，而這種表演現在適時地記錄在精神病醫師的筆記中。與我的公民同事們的兩麵派做法和政治欺詐相比，這算得了什麽呢？“職業失調症”看上去不像由大型的政治化裝舞會所導致的疏離那樣嚴重，在這樣的舞會上，我們全都經曆過在一個虛假的世界中的虛假的自我代表的精神分裂症的折磨，在這個虛假的世界中，你的替代者不是你自己，卻存在於你自身之中。這難道不像莫迪裏阿尼[22]的肖像畫中的扭曲姿勢或格羅茲[23]、迪克斯[24]的諷刺漫畫？
突然間，在最出乎你意料的時刻，你現了原形，你失去了控製，或者你認為你失去了控製，或者你完美地模仿了那種狀況。現在，你終於可以拿到醫療證書，它將送你回家，進入你的房間，你的單人牢房，將你與周圍環境隔離起來的棺材——一切費用由仁慈的國家支付。成為一名工程師能夠像我所希望的那樣，保護我免遭我的社會的掠奪嗎？如果是這樣的話，它是一種代價高昂的保護。然而，當說了一切，做過一切後，我的結論是，我的困境不隻是遭受審訊、關押或被送進集中營和反映了社會主義喬爾馬尼亞特點的“再教育”收容所的結果，而且每天的夢遊症也在折磨著我。反常無所不在，沒有人對那愚民化的毒素是免疫的，沒有什麽東西能夠提供一種完美的保護罩來抵禦這一陰險的疾病。另一方麵，許多作家、藝術家和默默無聞的普通人一直冒險生活在貧窮和不確定之中，生活在大腦粉碎機所能觸及的範圍之外。也許你根本不必成為一名工程師。
工程學最終治愈了我的不確定感和焦慮感、我對懶惰的愛好和精力的散射嗎？它幫助我征服了我的喜歡摳字眼、過分區分細節的惡習了嗎？工程學將我引入了非如此就不可能接觸到的境況，介紹給了非如此就不會遇到的人。無疑，這些是收獲，但是，其中有多少主動性則是另一回事。此類收獲的代價是那無價的流通物：時間。然而，沒有什麽錯誤值得被過高估計。過另外一種生活就能匹配我們為生活所繪製的理想化藍圖嗎？工程學是苦役嗎？那麽，由對家庭、對朋友、愛人和孩子的義務所構成的苦役又當如何？由對你的敵人的憎恨所構成的苦役又當如何？
在我18歲時寄托在那不起眼的職業上的希望中，有一種保護自己不受自身傷害的需求。此類願望始終未能得到實現。工程學沒有治愈我，感謝上帝，我自己的上帝。
[1]法語，指戲劇性的事態突變。
[2]馬雅可夫斯基（mayakovsky，1893—1930），蘇聯最有影響的詩人。早年參加過未來派詩歌運動，同時很早就參加了布爾什維克黨的活動。
[3]丹東（danton，1759—1794），法國大革命時期的政治活動家、雅各賓派領袖之一，後因反對雅各賓派革命政府的各項政策被處死。
[4]經文護符匣（phctery），兩個成對、內裝有書寫經文的羊皮紙條的小匣，由猶太男子佩戴，一在左臂，一在額部，用以提醒佩戴者遵守法律。
[5]喬治烏-德治（gheorghiu dej，1901—1965），羅馬尼亞人民共和國黨和國家領導人。
[6]多列士（maurice thorez，1900—1964），法國共產黨主要領導人之一。
[7]陶裏亞蒂（palmiro togliati，1893—1964），意大利共產黨創始人和主要領導人之一。
[8]多洛雷斯·伊巴露麗（dolores ibarruri，1895—1989），西班牙共產黨創始人和主要領導人之一。
[9]胡誌明（ho chi minh，1890—1969），越南共產黨的締造者，越南共和國主席（1945—1969）。
[10]約裏奧·居裏（frederic joliot-curie，1900—1958），法國核物理學家。
[11]蘇斯洛夫（mikhail andreyevich suslov，1902—1982），蘇聯政治家，理論家，長期從事意識形態、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和工人運動方麵的工作。
[12]阿拉貢（louis aragon，1897—1982），法國詩人、小說家，早期倡導超現實主義，曾加入法國共產黨，主要作品有詩集《歡樂的火》《斷腸集》，以及長篇小說《共產黨員們》等。
[13]聶魯達（pablo neruda，1904—1973），智利詩人，1945年加入智利共產黨，主要作品有《西班牙在心中》《詩歌總集》等，獲1971年諾貝爾文學獎。
[14]巴赫金（mikhail mikhailovich bakhtin，1895—1975），蘇聯文學理論家，批評家。主要著作有《陀思妥耶夫斯基詩學問題》等。
[15]mise—en—scène，法語，有演出、舞台調度、布景和道具等義。
[16]羅曼·羅蘭（romain rond，1866—1944），法國作家、音樂評論家。代表作有長篇小說《約翰·克利斯朵夫》《母與子》等。
[17]齊奧塞斯庫（nice ceausescu，1918—1989），羅馬尼亞社會主義共和國黨和國家主要領導人，1989年12月22日在國內政局劇變中被捕並處死。
[18]普魯斯特（marcel proust，1871—1922），法國意識流作家，代表作有《追憶似水年華》等。
[19]福克納（william faulkner，1897—1962），美國小說家，美國“南方文學”流派的代表人物，代表作有《喧囂與騷動》《村子》等，獲1949年諾貝爾文學獎。
[20]洛特雷阿蒙u treamont，1846—1870），法國作家，超現實主義的先驅人物，作品包括《馬爾多羅之歌》，斷篇《詩一》《詩二》等。
[21]馬爾羅（andré malraux，1901—1976），法國作家、政治活動家，著有長篇小說《征服者》《人類的命運》等。
[22]莫迪裏阿尼（amedeo modigliani，1884—1920），意大利畫家，以形象頎長、色域廣闊、構圖不對稱的肖像畫和裸體像著稱，代表作有《裏維拉》《新郎和新娘》《躺著的裸體》等。
[23]格羅茲（george grosz，1893—1959），達達派畫家，其漫畫作品辛辣地諷刺了德國軍國主義及當時社會的腐敗，屢遭納粹迫害，1932年移居美國，作品有係列畫《你們看這個人》等。
[24]迪克斯（otto dix，1891—1969），德國表現主義畫家，新客觀主義派成員，作品譏諷虛偽，反對軍國主義，代表作有《妓院老板和姑娘們》等。
就這樣，在13歲——猶太人傳統的成年期——我成了糾正世間謬誤之重任的參與者。大家在瓦格納糖果店用蛋糕和糖果為我進行了慶祝。在1949年，該店仍按皇家傳統，在它狹窄的地下室供應餡餅皮和冰凍食品，這些東西隻有在腐化墮落的資本主義的維也納才能買到。這是種“布爾喬亞”的慶祝方式，在我身為一名熱情的革命信徒的革命工作中，我參加過多次此類慶祝。
在見過瑪麗亞的丈夫、當地共產黨組織的領導人維克多·瓦拉斯齊科同誌後，我父親的立場也發生了決定性轉變。在戰後，他對共產黨人、自由主義者和擁護猶太複國主義者一概避不接觸。可這一次，讓馬爾庫·馬內阿先生加入共產黨的建議來自一個最權威的源頭。馬內阿先生是這樣一個人，他的誠實與莊重得到了瓦拉斯齊科妻子的擔保。據建議，馬內阿先生應當采取正確的立場，與其他人一起投身於建設一個平等公正、沒有剝削和歧視的社會的工作中。畢竟，這位伊特卡尼糖廠的雇員不是一直在資本主義的剝削下當牛做馬嗎？難道馬內阿先生不應該牢記他作為一個被放逐者在特蘭尼斯特裏亞集中營中所遭受的種族歧視嗎？瑪麗亞，維克多同誌的妻子，一直像個家人。她比我們自己的親戚更有膽量，在戰爭期間努力幫助我們，乃至想把我們從被希特勒的同盟安東內斯庫元帥送去的集中營中解救出來。共產黨已處決了元帥，現在正在將我們從集中營中解放出來、挽救了我們的生命的紅軍的支持下，逐漸奪取政權。
我父親的誠實與常識會讓他成功地擺脫共產黨的鉗製嗎？由於一種曆史性的諷刺，瑪麗亞以一種新的化身重返家庭生活。麵對該城的共產黨領袖時，馬內阿先生試圖對政治和政客保持他一貫的沉默，可最終，他別無選擇，隻能屈服於壓力，變成了馬內阿同誌。他平常是一個謹小慎微的人，遵守且尊重社會規範，現在卻發現自己成了大眾（如果說不確切的話）觀念中的一個異數，而沒有成為那些通過自主行動將共產主義強加給民眾的人中的一員，也就是說，猶太人，他是個被一個徹頭徹尾地信仰基督教的女人拉進了黨組織的猶太人。然而，雖說對老套的陳規頗感認同，馬內阿同誌卻不適應那一直以來在他那麽多的共同宗教信仰者身上打有烙印的陳規老套。在接受了他的紅本本後不久，這位新黨員就被任命在當地社會主義商業係統中擔任一個重要的領導職務。
到這時，馬內阿的兒子也成了當局的紅人，可他孩子氣的熱情自然比他父親那較為抑製的反應更昭然易見。
新世界的原則聽上去簡單而公正：“按勞分配，能者多勞。”斯大林同誌向我們保證，社會主義將在世界各地大獲全勝，到那時，這項神聖的原則將變成：“按勞分配，按需分配。”與此同時，剝削階級正日趨腐朽。工廠和銀行被收歸國有，農業集體化開始實施，政治黨派、擁護猶太複國主義者的組織、私立學校都被廢除。
1949年的紅色夏天對我是個偉大的事件——少先隊夏令營，行軍，營火，詩歌朗誦，會見前共產黨地下組織的鬥士們，參觀紅色工廠和紅色農場。然後，有一天，在我們小廚房的門口，站著位衣著優雅、光彩奪目、金發碧眼的女人。她實際上可能來自莫斯科或布加勒斯特，可是不，她一定是直接從好萊塢駕臨此地。她就像個幻影：豐乳肥臀，被太陽曬得黝黑的皮膚，金黃色的頭發，蔚藍色的眼睛。她的鑽錐似的高跟鞋與別出心裁的服裝來自另一個世界。她的聲音，多麽無與倫比的聲音！她不是普普通通地說一句“你好！”而是引人注目地宣布：“我來見這男孩兒的母親。”從門口處，她饒有興趣地打量著驚愕得動彈不得的我母親和我本人。我們請她進來，了解到她是剛搬到這個鎮子上的艾伯特醫生的妻子。“我們太愛您的兒子了。”她說。這就是那位光彩奪目的女士進入我們的家庭影像的方式，作為父母未來的朋友，作為她將其視為自己女婿的不二人選的男孩的欣賞者。
緊接著那個紅色夏天的是紅色秋天、紅色新學年、聚集在市區廣場的指揮台下的革命集會。少先隊隊長與黨的書記、市區駐軍上校和民主婦女聯盟的代表站在一起，在演講壇上對公眾發表了講話，同一天晚上，又在道姆-波爾斯基大廳講話。一條嶄新的純絲紅領巾，來自蘇維埃先烈的禮物，圍在他的脖子上。接下來是為偉大的紅色紀念日做準備：約瑟夫·維薩裏昂諾維奇·斯大林的生日。
處在青春期困惑的掌握中的他發如飛蓬。在那裏，在教師房間昏暗的燈光下，男孩的手和唇正在摸索和探索著他渴望的物體。有時，我處在世界的巔峰，接下來，我又成了個孩子，敲打著結滿嚴霜的窗戶，好讓我父親來給我開門。
這位年輕的革命者發現自己不僅越來越遠離家中瑣事，而且與自己中低階層家庭那狹隘的思想越來越疏遠——他的家庭是個禁錮的世界，陷落在自己的恐懼與挫敗感中，是個飽受過去病痛折磨的猶太人區，因懷疑與流言而窒息。隻有在這種限製之外他才覺得自在；隻有在他新的擁戴對象的簡單、清晰的邏輯中他才覺得安全，它位於紅色天空中的絢爛彩虹下：全世界無產者，團結起來。那些被稱為父母、親戚、家人的人？他們一個接著一個的糾結不清的小謊言？就連他們的名字，它們怪異的發音都有點兒讓人覺得羞辱，他們小小的戲劇性、他們的恐懼、他們隻想獨處的渴望也都如此，受其負擔和幻覺的困擾，永遠覺得自己在受迫害，因兩千年前，七年前以及昨天下午加在他們身上的不公平而團結在一起。
“要不了幾年，這孩子就會要了我們大家的命。”一天夜裏，書商阿夫拉姆的女兒希埃娜對自己的丈夫馬爾庫同誌、同時也是那位少先隊隊長的父親耳語道。他沒有對此挑戰做出回應，他有足夠的問題需要思考：社會主義商業更強調社會主義而非商業。然而，生活不可能因這些小資產階級的擔心而停滯不前。斯大林同誌警告說，階級鬥爭正變得越來越尖銳，敵人的特務到處都是，甚至存在於我現在上的老哈布斯伯格公立男子中學中，存在於周圍的同伴中，他們包括聲嚴色厲的帝國主義分子教師以及反動的小學同學，他們都是新近湧現的富農、律師、商人、牧師、拉比和前政權政客的孝子賢孫。
我正處在一個充滿迫切的欲望且為之陶醉的年齡。在黑暗的電影院中碰一下女同學是真正性啟蒙的唯一替代物，因為沒有可接觸的伴侶，也許睡在廚房中的女仆除外，我會在夜裏大氣兒也不敢出地窺視她的一舉一動。
還有一個原因讓人有負罪感。我有一個來自我國南方的久爾久（giurgiu）的新同學，他申請加入勞動青年聯合會。他高挑個兒，反應靈敏，文采出眾，我喜歡他。他父母的遮遮掩掩的狀況——沒有人確切地知道他們搬到布克維納的原因——本應使我批準進行一次更深入的調查，可是，我接受了他的申請，他得到了紅色證書。這是妥協與背叛的毒劑嗎？
與此同時，黨的宣傳海報遍布大街小巷，上麵用粗大的紅色字體寫下黨對每一個可以想象得到的問題的綱領，它們總是令人難以抵禦——黨的生日、耕地問題、國際局勢、朝鮮戰爭、鐵托的威脅、警惕性。隨時隨地都存在背離、開除，重新定位，新指示，cups de théatre[1]。人民最優秀的兒女轉眼間就變成了左傾或右傾分子、叛國者、小資產階級或美帝國主義的特務。“幹部是黨的珍貴財富”，紅色司令部的題字宣稱，並飾以鑲在紅色畫框中的肖像。從工廠車間、田間地頭、研究機構和各個學校選拔出的仁人誌士是“職業革命者”，用一種秘密編碼聯係在一起。在最上層，政治局統管一切，下麵是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再下麵是青年聯合會中央委員會，商業聯盟，婦女聯盟。整個體係的分支都向下擴展到地方、區和鎮委員會。最下層的是城鎮、鄉村、工廠、集體農場、民兵與安全部部隊以及學校的組織。在此大廈的最底層是公眾集會，群眾構成了該運轉鏈條中的最後一個環節。
星期四下午四點，中學禮堂。這一年是1952年，秋天。講壇上的桌子蓋著紅布，鑲在紅色畫框中的馬、恩、列、斯的四位先驅的巨幅畫像從舞台上方俯瞰著一切。勞動青年聯合會書記——這其實是我提升到的位置——走向講台，後麵跟著一位區委員會代表，跟在他後麵的則是中學校長。校長唯唯諾諾地搶先在第一排的長凳上坐下來，旁邊是該校其他成員。黨的積極分子同誌打開自己的公文包，拿出一張當天的報紙，讀著政治局公報，此公報涉及的是黨員中那些左傾或右傾分子。他莊嚴地評論著這語氣堅定的文章。接下來的日程是一係列精心準備的演講。積極分子同誌幹預、打斷、提出問題，申斥那些仍然猶豫著不說出敵人姓名的人。
日程安排上的最後一項是開會擬定對犯罪分子、人民公敵和反革命分子的懲罰措施。這些倒黴的家夥包括一個新富農的兒子、一個屠夫的兒子、一個前自由黨律師的兒子。“這是國家的危急時刻，它要求緊密團結在黨、黨中央委員會及其總書記周圍，”積極分子同誌拖腔拖調地說，“我們必須提高警惕性，消滅可疑因素。”他的聲音提高起來，“我們不能放過下麵的三個人！三個人！”
第一位被告始終沉默不語，盡管聽眾在等。這位農場主的兒子怎麽也無法鼓起勇氣告訴他們，他的父親實際上並不是富農，即雇傭勞力的擁有土地的農民，他隻是拒絕加入集體農莊罷了。這個剛搬到鎮子裏來的八年級學生情緒激動得幾乎要昏厥過去，可就是愚蠢地牙關緊咬。投票表決。意見一致：開除。
接下來輪到法提·赫澤爾，屠夫和賣牛人的兒子。他是個普普通通的學生，據與會群眾所知，他像他父親一樣，唯一擅長的就是打架和賣牛。更糟的是，他的父親已申請移民到以色列！擁護猶太複國主義分子艾思多爾·赫澤爾的兒子嘟囔著什麽，卻找不到合適的詞匯。裁決再次完全一致：開除。小赫爾曼·赫澤爾，現在不再是赫澤爾同誌，向前走近紅色委員會的紅色桌子，交還了他的紅色證書。
接下來是迪努·莫戛，來自上流階層，律師之子。開除的裁決做得很容易。高個兒、冷漠、英俊的他向紅色書記交出紅色證書，一臉鎮靜地向出口走去，那樣子像是與富農、屠夫或法官席沒有任何關聯似的。
這是一個普通程序，就像許多別的時間的別的程序一樣，可這一次多少有點兒不同。說實在的，那位勞動青年聯合會書記對他的革命行為並非完全感到高興。窘迫感正噬咬著他。我不再是個12歲、13歲或14歲的男孩子，不再為我的特權作用而感到驕傲。由於迷失在了那出好戲的魔法——那嚴肅、冰冷的鬧劇的魔力之中，我連忙結結巴巴地喊出審判大會的常規口號，借以掩飾我的懷疑與局促不安。作為一個前途光明的演員，我正在模仿那些資格更老的演員，他們正在更大的舞台上表演，說著更冠冕堂皇的台詞，在所有那些紅色舞台上將巨大的紅色旗幟和橫幅鋪展開來，旗幟上印有金紅色的鐵錘和鐮刀，以及金紅色的五角星。革命意識能夠自行與道德意識相分離嗎？我最初的熱忱仍然在那些毫無感情、照貓畫虎的姿勢下日益高漲嗎？這一切加起來會是什麽？《共產黨宣言》《反杜林論》《列寧主義問題》，馬雅可夫斯基[2]的詩句，馬克思的語錄，丹東[3]的笑聲？
在那次值得記憶的會議結束時，那位書記兼演說家是否讓自己遠離了肮髒的革命行為？我16歲。那個場合還沒有向我揭示出正在進行中的所有恐怖，但我感覺到，在那脆弱的表皮下，有什麽事情已經在變糟。
我是否真的擁有特權，在這樣短的時間內，在這樣稚嫩的年齡，就已經經曆了其他人要到老年才會經曆的事情？我參加會議，開除別人，獲取信息，參加各種儀式，我必須承認，這對自我產生了巨大的影響，甚至會使它達到這樣一種程度：相信自己能統治全世界。職位的任命、保密的技巧、空虛的榮譽——無疑，其他人已經在更大規模上體驗了這一切，其輝煌的高度和悲慘的深度超出了我的承受範圍。我在聚光燈下，在那個禮堂，在蓋著紅布的桌子後主持會議的那一刻，是所有參與那個烏托邦變審訊的遊戲的人都心知肚明的東西。正是在那一時刻，你得被迫做出選擇，從所有那些居於你的內心並聲稱擁有你的自我中做出選擇，不僅要選出那一刻的最後通牒所要求的那一個，而且要選出真正代表你的那一個。我們不僅是在兒童時代、青春期和少年時代才會經曆自己潛在的多樣性。我不是一家之主，我沒有職業，我不必去麵對真正的政治背叛的風險。然而，我的兩難境地幾乎不能說是微不足道的，更別提這樣一個事實：對青春期的少年而言，根本不存在微不足道的兩難境地。
幸運的是，有一些演員缺乏爭奪權力的天分，即使是在他們被烏托邦觀念及劇院遊戲所吸引時。在1952年秋天的那個下午，我在誰都不曾注意到的情形下，退回到了水準低下的無名群眾之列。這是個重大的轉折點，在那一刻，傷口已經長了壞疽，必須有所行動。這是因為那個年輕人的臉嗎？那個迪努·莫戛，當他被剝奪了寶貴的紅色證書，沉默地離開學校禮堂時的那張臉？當著因害怕和好奇而目瞪口呆的與會者，我沒有表露自己的情感，我也不會告訴任何人。後來，我痛苦地獲知了在那天下午遭驅逐的年輕人的命運。第二年，聰明能幹的迪努·莫戛進了雅西的工藝研究所，在那裏他幹得並不好。幾年後，他回到蘇恰瓦。1959年，我以剛畢業的工程師的身份回到家鄉，在那裏找到了他。隻是到了那時我們才成為朋友。那年輕人用書籍、唱片以及一係列短命的風流韻事為自己建造了一塊飛地，在那裏，他可以愜意度日——舒適地蜷伏在他的單身公寓裏，黨或公共瑣事都與他無涉，在周圍的人中謹言慎行，彬彬有禮，是失敗者的令人欣慰的象征，如同一塊紀念碑般亙古永存。
“約瑟夫·維薩裏昂諾維奇·斯大林，蘇聯共產黨總書記，列寧同誌的戰友和繼承者，蘇聯人民的偉大領袖，1953年3月15日逝世於……”一個平淡無奇的醫學結論。人民的超級領袖，偉大的思想家、戰略家和軍隊指揮官，科學的倡導者，和平的堡壘，全世界孩子的敬愛的父親，一個被認為是不朽的人，畢竟像我們其餘人一樣，也是個凡人。他位於克裏姆林宮的辦公室的燈光過去從不熄滅，現在卻一片黑暗。
一隊隊學生和教師向市中央廣場進發。我一路相隨，走在遊行隊列的外麵。安裝在樹上和電線杆上的高音喇叭播放著來自莫斯科紅場的葬禮實況。響亮的哀樂響徹雲霄。黨的領導人，以及各組織團體——青年團體、工商協會、婦女聯盟、體育運動協會——的代表，殘疾人，郵票收藏者，獵人，都佩戴著中間有一道黑色條紋的紅色臂章，走在遊行隊伍中。我左臂上也佩戴了一枚臂章，戴臂章的地方正是我的祖先們佩戴兩個經文護符匣[4]中的一個的地方，這東西也許已將我與上帝的選民重新聯係在了一起。
廣場上擠滿了人，可我有一個預留的位置，位於國立女子中等學校與技工學校的隊伍之間。我看到女子中等學校勞動青年聯合會的書記在兩個同學的懷中絕望地啜泣。其他的女中學生也在哭，流淚的甚至還有幾位教師。男孩們表現出男子氣概，竭力控製著自己的悲傷。
偉大領袖逝世這一驚天動地的消息傳到了非洲叢林和地中海，也遠遠地傳到了中國長城和蠻荒的西方。全球人民都沉浸在悲慟之中。羅馬尼亞共和國也屏住了呼吸。布克維納也悲傷不已。蘇恰瓦覆滿了黑色旗幟，包括國立男子中等學校。
從新學年一開始，我就在尋找勞動青年聯合會書記的接任者。我已經提出請求，下學期不再擔任此職，因為我需要時間為大學入學考試做準備。我已經推薦了一位繼任者，並一直在勤勤懇懇地訓練那個八年級的農民之子，以使他適應自己的新使命。他現在正站在我的右側，懷著羞怯和對一位即將退休的老兵的尊重注視著我。
在紅場，送葬隊伍在悲傷地蜿蜒前行。羅馬尼亞代表團的領隊是喬治烏-德治[5]同誌，與他並肩而行的有多列士[6]同誌、陶裏亞蒂[7]同誌、多洛雷斯·伊巴露麗[8]同誌、胡誌明[9]同誌、約裏奧·居裏[10]同誌以及其他許多來自世界各地的同誌，他們的名字和麵孔都為我們所耳熟能詳。由於沒有電視，使得無線電台的廣播更加強大。送葬遊行，墳墓邊的演說，席卷整個世界、整個國家、布克維納、市區、學校以及我自己的十年級班級的失落感，全都是現在包圍了我們的巨大不確定感的證明。我們想，接下來會發生什麽，幾小時後，明天早晨，下個星期會發生什麽？對我而言，那枚紅黑相間的臂章有著不同的意味。我不再是那個曾經的我了。迪努·莫戛事件標誌著我的突變的開始。
1945年7月，法爾提西尼舉辦了它的年度展覽會。在那個月，我的正式教育也開始了，是在雷米爾家客廳中的家庭式學校教育。那裏有書籍、筆記本、鸚鵡學舌般地重複著詞尾變化的小同學們。有本書的封麵是綠色的，它是本有關奇跡的書，其中最令人驚奇的是文字本身。我小時候，沒有人給我講過故事，而且現在也沒有人有耐心這麽做。我已逐漸變得隻熟悉一個我所知道的故事——我實際生活的故事。
然而，那本綠皮書是種引人入勝之物。它裏麵有一個七顛八倒的世界，色彩繽紛，令人無法抗拒。它如詩如畫的獨特語言趣味盎然，充滿令人迷醉的香料和芳草的甜香，以及世間罕有的辛辣的文字作料的嗆人滋味。一則關於騙局、惡作劇和錯覺的故事，向我揭示了一個魔幻奇異的世界，既令人如癡如醉，又讓人茅塞頓開。不久，其他書籍接踵而至：有關冒險、愛情和旅行的書籍。一字字、一句句、一頁頁、一本本，廓清了視野，揭示了虛幻的自我現實。書籍成了我的世界，是自我借以發現和發明其本身的工具。內心的交談正在不知不覺間慢慢展開。
高中一年級時，我試圖用一次多情的演說去贏得我的同名校友博洛尼婭·諾曼的芳心，那演說不僅令我青春期的愛情對象驚奇，也讓應邀出席那一場合的同學們咂舌。文字的力量，它們令人好奇的輻射力，擴張而為拙劣的模仿。我不斷地閱讀：恩格斯的《反杜林論》，普希金的《上尉的女兒》，屠格涅夫的《父與子》，岡察洛夫的《奧勃洛莫夫》，以及莫泊桑的短篇小說。攪製黃油正在尋找它們自己的語言。
當時還有報紙語言。德治同誌、蘇斯洛夫[11]同誌、多列士同誌、毛澤東同誌的演說詞與馬雅可夫斯基、阿拉貢[12]、聶魯達[13]等詩人較為詩化的文字雜糅並現。文字與革命結合在一起了嗎？思維語言與公眾語言間的鴻溝在加大。報紙、演說、共產黨宣傳和社會主義法律條文所使用的語言在兵營式的簡化基礎上運行著。“鬥爭”要求幹脆利落，當機立斷，要求一種克製的語言，避免聳人聽聞。單一的政黨利用單一的語言，正規，標準，無細微差別，提倡一種非個人的、超然冷漠的風格，缺乏溫暖或智慧。
雖說簡單清晰，黨的語言卻始終含義深遠。字裏行間的閱讀變成了常規練習。形容詞的分量、動詞的激烈程度、論辯的長度給人們提供了衡量標準，可據此判斷局勢實際上有多麽嚴重，將要進行的修正是多麽嚴厲。有關我們的領導人與東西方政治家的會談或與蘇聯駐布加勒斯特大使的會晤的簡明扼要的公報，使得字謎愛好者們可以細審那些言辭中的奧妙所在，判斷它們的細微差異——“誠摯的”、“同誌般的”或“熱忱的友誼”，“相互尊重與讚同”或“充分讚同與合作”。這些都是伊索式的套語，傳達出聯盟內部的緊張狀態，標誌著國內外政治策略的開放或封閉。語言的標準化反映出社會構造的標準化。它是一種經過編碼的術語學語言，一種字謎遊戲語言，一種限製性的、單調乏味的語言，隻會破壞人們對文字的信心，鼓勵他們懷疑文字。應用性工作似乎是避免這種語言白癡行為的唯一安全的避難所。
“你說你不打算學醫是什麽意思？”在畢業宴會上，我的自然科學老師吃驚地向我提出這個問題，自然科學是一門被重新命名為“達爾文主義的基礎”的學科。我已認定，醫學不適合我，取而代之的是，我將利用我在數學方麵的高分優勢，繼續學習工程，更準確地說，是水力電氣工程。新聞中充斥著有關堤壩和社會主義水力電氣能源站的報道。1954年，以優異成績畢業的高中生，也就是說，有一列5分成績（依照蘇聯1至5級的模式）的學生，不必通過大學入學考試就可上大學。我隻是模糊地意識到了我的選擇的自然性。然而，我可以感覺得到，我正在放棄“文字”的世界，以及它所意味的一切。我是在選擇與我的更優秀的天性相對立的“現實”嗎？我是在選擇“陽剛氣質”，而不是“陰柔氣質”，采取了一種強硬的、男子氣的立場，而丟棄了我的天性中那較模糊的、不固定的、懷疑的、孩子氣的一麵嗎？那種男子氣概的選擇按說不僅會保護我不受體製陷阱的傷害，而且會保護我不受我自己的心魔——語言冒險——的傷害。
國家是全能的。它是個人、商品、主動權、司法與運輸、集郵與體育、電影院、餐館、書店、馬戲團、孤兒院和羊群牧場的絕對擁有者。現在一切都歸國家所有，包括商業貿易、旅遊業、工廠、出版、廣播、電視、礦區、森林、公共廁所、電力、奶製品廠、煙草和酒類製造。這是擁有國家政權的左派專政的核心原則，標誌著與右派專政的根本差異，在右派專政中，私有財產至少還使人存有最後一絲獨立的機會。
緊接著空間收歸國有之後到來的，是所有社會主義新發明創造中最非同凡響的創新——時間收歸國有，這是通向將人本身收歸國有的關鍵性一步，因為時間實際上是人們保有的唯一財產。一個新詞現在加進了新時代和新現實的詞典之中：sedinta，“會議”。“我們總是在開會時見麵”是當時的一句具有諷刺性的詩句，是一種概括了陳腐現實的陳腐的公式化陳述。個人的時間被轉送給了團體：sedinta，一個從“坐”字派生出來的詞匯，現在標誌著一種重大的新狀況：盜竊時間。
“即使針對你的批評中隻有5%的批評是正確的，你也必須虛心接受。”這是社會主義初期會議上一再重複的咒語。該規定由偉大的斯大林本人闡明，沒有人會鼓起自己5%的勇氣去挑戰它，而由於接受了95%的批評都不正確的看法，該原則就暗中樹立起了欺騙和告黑狀的無上地位。它將個人的脅迫與團體的驅邪咒語神聖化，它以煽動性言論、例行公事、監視、脅迫以及舞台表演而著稱。在屈服自身的行為中，以及在對它的怨恨中，這種順從儀式是否也暗示著一種具有破壞性的團結？無論何時，他都是懷著一種好玩的冷漠對已做好的決定（“以人民的名義”）投上“無記名的”讚同票，匿名的個人成了化裝舞會的一部分，在其中，他的讚同被當作一種象征性姿態得到征集。由於與其他人比肩而立，混為一談，“頭昏眼花、不知所措的公民”加入了集體的鬧劇，這有助於幫他解除自己的個性和個人責任，再不用為選舉中的進退維穀和政治上的選擇而苦惱不已。不管他是在暗中竊笑還是在脅迫之下沉默不語，這被巴赫金[14]主稱為“可笑的大合唱”中的成員始終是一個虛假的團體、一種幽默詼諧的托詞中的一部分。
那些舞台上的演員又會怎樣？兒童演員與nomentura（社會主義權勢集團）的演說者們毫無區別。宣傳鼓動歡慶活動的大、小講壇都是mise—en—scène[15]的同一種通常的催眠狀態的一部分。那個年輕的天竺鼠經曆了舞台表演的整個過程：登台，消退，落幕。
現在輪到我來品嚐背叛者的痛苦了。這發生在1954年秋季，我進大學的第一個年頭。我終於到了布加勒斯特，為“大學頌”（gaudeamus igitur）的合唱所深深迷醉，它是一首旨在向步入禮堂的教授們致意的學院頌歌。幾天後我獲悉，鑒於我在高中時的活躍行為和考試成績，我已被提名為勞動青年聯合會執行委員會的候選人。
這一次，我拒絕了這一榮譽。我為自己找的遁詞是：我現在想全心全意地投身於學習。軍事法庭迅速開庭，這次我發現自己成了被告，很像幾年前的迪努·莫戛，我的不堪一擊的辯護隻不過是種逃避責任的借口。不過，與迪努·莫戛所不同的是，我沒有被開除。
因為從外省剛來不久，我的同學們對我的了解相對較少。有幾個同學在那次正式會議上采取的態度是，出於純粹的令人懷疑的寬宏大量，努力將我的罪行最小化——“假如他不想幹，那就隨他去吧，我們去找別人。”開除的流產激怒了幕後的傀儡操縱者。斯特凡·安德烈（stefan andrei）同誌，學生政治階層的“二號人物”，采取了積極的行動，將我送上更高一級的政治法庭。在布加勒斯特大學中心的總部，我不得不向適當的申斥和威脅低頭。
這個學年開學後的一個月，我將在我國南方的梅吉的亞（medgidia）的一個水泥廠工地再次與斯特凡相遇，在那裏，我們完全還是學生的身軀發現，它被意想不到地分派去做“誌願工作”。我父親從“最北部”來看望自己的兒子——我被那麽匆忙地從自己的學術回廊叫來——他震驚地看到，我穿著巨大的膠靴、粗呢外套，戴著蘇式帽子。他到來時，我正在建築工地那一望無際的沼澤中艱難跋涉。我們注視著彼此，在那迅速的一瞥中，交換了有關戰爭和集中營的記憶。這當然是誇大其詞。工人的工棚是臨時搭建起來的，夥食差得要命，但氣氛足夠愉快，並非不同於一部探險影片。到了晚上，有人會彈起吉他，拉起手風琴，有人試著攀談交流，甚至還有人試圖談戀愛。
我鄰床的那個人讓我覺得不自在，所以試圖對他不予理睬。然而，斯特凡·安德烈，一位四年級的學生，不久便開始發起一次非政治的閑談。他陶醉地談起書籍，這在工科學生中很少見。我有所保留地小心回應著他。在我們的一次談話中，他提到自己剛剛重新讀過的一本書：蘇聯作家尼古拉·奧斯特洛夫斯基寫的《鋼鐵是怎樣煉成的》。作者是一位全身癱瘓、雙目失明的人，它證明了災難是如何能夠使人變得堅強。我讀過它嗎？是的，我讀過此書，它在出版時得到了大力提倡。“你怎樣看它？”安德烈同誌問。“一本為兒童和少先隊員寫的書，”我誠實地回答，“我還是個少先隊員時讀過它。”我的同伴始終一言不發，久久地凝視著我，然後詢問我最近在讀什麽書。我不知道該提到哪個書名。我偶然提到了羅曼·羅蘭[16]的《母與子》（l’?me enchantée）。我的同伴再次陷入沉默，然後改變了話題。
這種具有文化氣息的幕間休息並無補於“誌願工作”所帶來的痛苦。然而，報償在我全無意料的情況下到來了——一次周末遠足，前往離梅吉的亞僅一小時路程的黑海港口康斯坦察（constanta）。生於布克維納、長於森林與山崗間的我將有生以來第一次看到大海。那次曆史性的相遇將是此後20年中每年一次前往黑海海岸的係列朝聖之舉的第一次。在那期間，我以前的同學，斯特凡·安德烈，尼古拉·奧斯特洛夫斯基的崇拜者，正平步青雲般爬向高峰，進入新領導人尼古拉·齊奧塞斯庫[17]那令人著迷的圈子，最終將成為他的外交部長。他還成了一位認真的書籍收藏者，擁有一些罕見書籍和早期報紙，以及一些珍貴的外國圖書，這都是他的外國同僚的贈予。安德烈部長同誌享有學者和善人的名聲，是一個漂亮而無能的女優的善解人意的丈夫，這名女優的多情冒險被我們無比珍貴的總統的無比珍貴的配偶的特務們偵察得一清二楚。外交部長在出訪外國和會見自己世界各地的反對者期間，恣意放縱著自己那優雅的品味，而回到國內，則對那位獨裁者所具體實施的準則唯命是從。我不曾享有他的特權，我也不曾對它們心存渴望。對黨的忠誠所獲的報償在他身上得到了體現，而不忠誠的報償則在我身上得到體現。我沒有試圖去拍現在那位名聲顯赫的奧斯特洛夫斯基和齊奧塞斯庫的崇拜者的馬屁，而當他在聯合國年度大會上用他帶有東歐口音的法語裝腔作勢地重複著例行公事的官方的愚蠢言論時，我也不曾為之歡呼雀躍。
然而，在我們的文學討論的30年後，這位外交部長令我大吃一驚。那是在他參觀布加勒斯特國立中央圖書館用於修補古籍和印刷品的圖書病理學實驗室期間。我妻子碰巧是實驗室負責人，在歡迎他時，她被這位大名鼎鼎的參觀者向她發出的親昵問候弄糊塗了：“你丈夫最近怎麽樣？”茄拉在躊躇之中簡單地答曰“還好”。事情似乎很清楚，這位參觀者曾研究過這對夫婦的檔案，對她和她丈夫的事了如指掌。後來，他提到他以前與她丈夫很熟，數十年前，他與她丈夫進的是同一所大學，對於她丈夫，他的評價甚高。他請她轉達他的親切問候，並請送他兩本她丈夫最近出版的新書。書可以直接從出版社或書店買到——要多少本給多少本，這些出版社和書店像圖書本身一樣，像作者一樣，像社會主義喬爾馬尼亞當時的其他所有產品一樣，都歸黨和國家所有。為什麽是兩本？它純屬荒謬之舉，而那個含義模糊的要求將在我遙遠的放逐地一直與我同在，在那裏，它似乎顯得更為荒謬。
工程學真的能夠保護我免於政治壓迫和“木舌病”的白癡行為嗎？那些標語口號，那些陳詞濫調，那些威脅恐嚇，那些兩麵派行為，那些約定俗成，那些或大或小、或流利或粗疏、或色彩絢麗或無色、無味、無嗅的謊言無所不在，在街道，在家中，在火車上，在體育館中，在醫院，在裁縫鋪，在法官席。在所有的地方，低能都居於至高無上的主宰地位，很難保持免疫。
我們的內心生活是可以得到保全的唯一珍寶嗎？這種茫然的內心生活有那麽重要嗎？難道它也沒有自身的和諧安寧的源泉嗎？
電氣水利工程學起來相當困難，我可以立即這樣告訴你，盡管我當時並不知道，在120個注冊了那門課程的學生中，隻有27人最終可以畢業。我初涉未知的學術世界的極度樂觀的熱情從一開始就遭到當頭棒喝——學生食堂的午餐。“茄子砂鍋菜”和“黃瓜砂鍋菜”是社會主義烹飪發明中的兩個名菜。僅僅吃了幾口，我便停了下來，胃口大壞，然後陷入平靜的虛無狀態。我的胃習慣了布克維納菜肴的精細口味，拒絕接受首都的垃圾食物。然而，最初的幾堂課為初時的挫折提供了補償。一切似乎都是新鮮有趣的，特別是數學和應用數學，可我不久就得與幾門技術方麵的描述性學科死纏爛打，它們讓我舉步不前。
我寄宿在一位老婦人家，她睡在一張設法塞在桌子與長沙發間的狹窄空間中的折疊床上。然而，我發現了更熱情的主人：中央大學圖書館，阿爾魯斯圖書館，以及外國文化交流研究所的圖書館。每到夜深人靜之時，我都會躲進帶我遠離水力學、建築結構和鋼筋混凝土的閱讀之中。
結果可想而知，我的成績排名直線下降。我應該跳下大學的樂隊花車，徹底放棄我的學業嗎？母親用一種痛心疾首的聲音宣布：“這毛病立即得改。”——絕對的愛的詠歎調。但是，我知道得太清楚了，熱愛往往與情感勒索並駕齊驅。心理分析學家告訴我們，一個人的父母會毀了一個人的生活，可也許我的生活會被我自己的情感衝突所毀壞，而在任何情況下，生活時時刻刻都在進行自我破壞，不管我們錯過的是何種機會。一個人文學科的學位會為我在專製之下提供另一個選擇嗎？我的家人經過討論，一致反對這一點，於是我聽從了他們的意見。《十誡》是一種馴服我那些桀驁不馴的祖先的努力，放逐和猶太人區強化了謹小慎微的規則，活力和勇氣似乎具有煽動性和冒險性。難道我那幹涉過度的母親和父親毀掉了我的生活？然而，通過變形而構成的組合將不會受到輕視。即使是在一個獨裁主義的政治體製之內，也會存在難以逆料之事。
1959年，我從水力電氣專業畢業。隨後，職業傳送帶開始運作——見習工程師、項目負責人、工地工程師、主要項目負責人、首席研究員。口是心非每天都在時時刻刻地循環往複著。直到14年4個月零16天後，我才終於能夠拋下這一角色。
難道放逐的啟蒙曾告訴孩提時代的我，要拒絕外部世界，拒絕出生，推遲脫離營養豐富的胎盤？結果，在後來的生活中，假如你接受了你可利用的所有情境關卡，這會導致自我的多樣性，而其中隻有一個代表著你的真實自我嗎？如果你竟幸運地找到了這個真實的自我，你是否竟會去否認它？你一直在千方百計地想要被模糊性所毒害和折磨。教堂與官僚機構、職業與婚姻，隻不過是每日加在多樣化身份檔案中的材料而已。
命運對我們扮著鬼臉，以便使事物保持活力。在我讀大學的最後一年，我偶然遇見了斯特凡·安德烈，現在他已提升為地質係的助教。這是個微不足道的過渡性工作，他在重新進入政治領域之前，假裝是一個“科學”研究者。社會主義的居住規定隻給那些在布加勒斯特有長期居住權的人發放布加勒斯特的工作執照，誰都不得搬到首都去住。我沒有像我一樣來自外省的安德烈同誌的政治關係，所以，與他不同，我無法讓人們忽視這種障礙。“你似乎有望進入一項偉大事業的行列中，可是你卻選擇回歸平庸。”在我上高中時退出政治活動之後，有人就曾這樣告訴我。1959年，當我回到我的家鄉布克維納時，也許有人會對我說出同樣的話。
六年後，在“自由化”放鬆了規定，在成功地通過了首都的一個工程職位的資格考試後，我將重返布加勒斯特。在這時，我也必須出示證據，表明我擁有一個最小不少於八平方米的居住空間，這是在社會主義喬爾馬尼亞對居民身份的法定要求。布加勒斯特的猶太人社團給我出具了一份證明，證實我居住在前猶太人區儀式用的公共浴室中的一個房間中。
命運為我在居住方麵所取得的勝利表示了慶賀，因為我安定下來後沒多久，便聽說了卡夫卡的《審判》的羅馬尼亞譯本出版的消息。告訴我這一消息的是我以前上高中時的朋友利維尤·奧布雷傑（liviu obreja），他現在混跡於首都的文化消費者的含混圈子中。城裏的書商定期向他提供此類書重要進展的情況。學院書店就在我剛剛就職的研究機構旁邊，在那個春天早晨的七點左右，也就是離書店開門營業還有一個小時的時候，書店門外就已開始排起長龍。我去上班時，看到了排著隊的第一撥顧客。簽過到後，我請了兩個小時的假，沒有泄露請假的原因，因為我的那些閱讀《體育報》的工程師同事們在看到我在細讀一些稀奇古怪的報紙、雜誌和書籍時，已經對我產生了懷疑，我不想再在這些懷疑之中添油加醋。那幾年是偉大的“解凍”期，新的出版物和翻譯作品會以小批量發行的形式定期問世，所以你總是必須得在正確的時間、正確的地點，並且到得足夠早，才能加入如饑似渴的讀者的行列，等著成為幸運的購買者，買到一本新出版的普魯斯特[18]、福克納[19]、洛特雷阿蒙[20]、馬爾羅[21]的著作。在這一努力中，由一群誌同道合的獻身者組成的狂熱隊伍會聚集到臉色蒼白、麵帶羞澀的同謀者的親切神情的利維尤·奧布雷傑身邊，我也位列其中，隻要信號一出，這些人就會在正確的時間出現在正確的書店中。
與此同時，我自己的第一本小說正付梓出版。與此相伴——幸運仍在向我微笑——我在一家頂級的工程研究所——丘雷爾水療院實驗室找到份新工作，由於我那倒黴的檔案，我的工作申請曾在那裏多年遭拒。就在那時，在1969年，我成了一家真正的學術機構最年輕的首席科學研究員。為了證明我的新頭銜名副其實，我理當開始攻讀博士學位。假如我真的那麽做了，我的冒牌行為將達到它的極點。相反——現在我的幸運有所下降——我偏偏被收容進一家精神病醫院，盡管時間很短暫。不知怎的，在進行某種反思之後，這似乎是對我令人懷疑的職業成就的最準確的蓋棺定論。
所以，在70年代中期，我到了這裏，被禁閉在一間精神病房中，與我在大學三年級時所做的第一次休學努力相距20年。在太長的時間裏，我一直試圖保持常態，而這種表演現在適時地記錄在精神病醫師的筆記中。與我的公民同事們的兩麵派做法和政治欺詐相比，這算得了什麽呢？“職業失調症”看上去不像由大型的政治化裝舞會所導致的疏離那樣嚴重，在這樣的舞會上，我們全都經曆過在一個虛假的世界中的虛假的自我代表的精神分裂症的折磨，在這個虛假的世界中，你的替代者不是你自己，卻存在於你自身之中。這難道不像莫迪裏阿尼[22]的肖像畫中的扭曲姿勢或格羅茲[23]、迪克斯[24]的諷刺漫畫？
突然間，在最出乎你意料的時刻，你現了原形，你失去了控製，或者你認為你失去了控製，或者你完美地模仿了那種狀況。現在，你終於可以拿到醫療證書，它將送你回家，進入你的房間，你的單人牢房，將你與周圍環境隔離起來的棺材——一切費用由仁慈的國家支付。成為一名工程師能夠像我所希望的那樣，保護我免遭我的社會的掠奪嗎？如果是這樣的話，它是一種代價高昂的保護。然而，當說了一切，做過一切後，我的結論是，我的困境不隻是遭受審訊、關押或被送進集中營和反映了社會主義喬爾馬尼亞特點的“再教育”收容所的結果，而且每天的夢遊症也在折磨著我。反常無所不在，沒有人對那愚民化的毒素是免疫的，沒有什麽東西能夠提供一種完美的保護罩來抵禦這一陰險的疾病。另一方麵，許多作家、藝術家和默默無聞的普通人一直冒險生活在貧窮和不確定之中，生活在大腦粉碎機所能觸及的範圍之外。也許你根本不必成為一名工程師。
工程學最終治愈了我的不確定感和焦慮感、我對懶惰的愛好和精力的散射嗎？它幫助我征服了我的喜歡摳字眼、過分區分細節的惡習了嗎？工程學將我引入了非如此就不可能接觸到的境況，介紹給了非如此就不會遇到的人。無疑，這些是收獲，但是，其中有多少主動性則是另一回事。此類收獲的代價是那無價的流通物：時間。然而，沒有什麽錯誤值得被過高估計。過另外一種生活就能匹配我們為生活所繪製的理想化藍圖嗎？工程學是苦役嗎？那麽，由對家庭、對朋友、愛人和孩子的義務所構成的苦役又當如何？由對你的敵人的憎恨所構成的苦役又當如何？
在我18歲時寄托在那不起眼的職業上的希望中，有一種保護自己不受自身傷害的需求。此類願望始終未能得到實現。工程學沒有治愈我，感謝上帝，我自己的上帝。
[1]法語，指戲劇性的事態突變。
[2]馬雅可夫斯基（mayakovsky，1893—1930），蘇聯最有影響的詩人。早年參加過未來派詩歌運動，同時很早就參加了布爾什維克黨的活動。
[3]丹東（danton，1759—1794），法國大革命時期的政治活動家、雅各賓派領袖之一，後因反對雅各賓派革命政府的各項政策被處死。
[4]經文護符匣（phctery），兩個成對、內裝有書寫經文的羊皮紙條的小匣，由猶太男子佩戴，一在左臂，一在額部，用以提醒佩戴者遵守法律。
[5]喬治烏-德治（gheorghiu dej，1901—1965），羅馬尼亞人民共和國黨和國家領導人。
[6]多列士（maurice thorez，1900—1964），法國共產黨主要領導人之一。
[7]陶裏亞蒂（palmiro togliati，1893—1964），意大利共產黨創始人和主要領導人之一。
[8]多洛雷斯·伊巴露麗（dolores ibarruri，1895—1989），西班牙共產黨創始人和主要領導人之一。
[9]胡誌明（ho chi minh，1890—1969），越南共產黨的締造者，越南共和國主席（1945—1969）。
[10]約裏奧·居裏（frederic joliot-curie，1900—1958），法國核物理學家。
[11]蘇斯洛夫（mikhail andreyevich suslov，1902—1982），蘇聯政治家，理論家，長期從事意識形態、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和工人運動方麵的工作。
[12]阿拉貢（louis aragon，1897—1982），法國詩人、小說家，早期倡導超現實主義，曾加入法國共產黨，主要作品有詩集《歡樂的火》《斷腸集》，以及長篇小說《共產黨員們》等。
[13]聶魯達（pablo neruda，1904—1973），智利詩人，1945年加入智利共產黨，主要作品有《西班牙在心中》《詩歌總集》等，獲1971年諾貝爾文學獎。
[14]巴赫金（mikhail mikhailovich bakhtin，1895—1975），蘇聯文學理論家，批評家。主要著作有《陀思妥耶夫斯基詩學問題》等。
[15]mise—en—scène，法語，有演出、舞台調度、布景和道具等義。
[16]羅曼·羅蘭（romain rond，1866—1944），法國作家、音樂評論家。代表作有長篇小說《約翰·克利斯朵夫》《母與子》等。
[17]齊奧塞斯庫（nice ceausescu，1918—1989），羅馬尼亞社會主義共和國黨和國家主要領導人，1989年12月22日在國內政局劇變中被捕並處死。
[18]普魯斯特（marcel proust，1871—1922），法國意識流作家，代表作有《追憶似水年華》等。
[19]福克納（william faulkner，1897—1962），美國小說家，美國“南方文學”流派的代表人物，代表作有《喧囂與騷動》《村子》等，獲1949年諾貝爾文學獎。
[20]洛特雷阿蒙u treamont，1846—1870），法國作家，超現實主義的先驅人物，作品包括《馬爾多羅之歌》，斷篇《詩一》《詩二》等。
[21]馬爾羅（andré malraux，1901—1976），法國作家、政治活動家，著有長篇小說《征服者》《人類的命運》等。
[22]莫迪裏阿尼（amedeo modigliani，1884—1920），意大利畫家，以形象頎長、色域廣闊、構圖不對稱的肖像畫和裸體像著稱，代表作有《裏維拉》《新郎和新娘》《躺著的裸體》等。
[23]格羅茲（george grosz，1893—1959），達達派畫家，其漫畫作品辛辣地諷刺了德國軍國主義及當時社會的腐敗，屢遭納粹迫害，1932年移居美國，作品有係列畫《你們看這個人》等。
[24]迪克斯（otto dix，1891—1969），德國表現主義畫家，新客觀主義派成員，作品譏諷虛偽，反對軍國主義，代表作有《妓院老板和姑娘們》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