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人的孤獨是什麽？”年輕的詩人保羅·策蘭[1]曾經在半個多世紀前，“二戰”剛結束時，被人這麽問道。他是我的布克維納同鄉。
“一道沒有痕跡的圈子。”他這麽回答。
在日常生活的摩擦瑣碎或掙紮中，我看，我的那些作家朋友們都是馬戲團的小醜，而我自己，也是這麽一個小醜。我們的處境可以比作那個花臉小醜奧古斯都——哈同老人用這麽個外號來愛稱他具有畫家天才的兒子漢斯。[2]這位殷切的父親用此綽號來暗示兒子的秉性：對日常生活無所適從，一個不切實際異想天開的笨拙之人，對於生活無視自己的喜好而強加給自己的角色，他老想著能得到什麽獨特的獎勵來予以補償。
不可避免地，在公共場合，花臉小醜奧古斯都出現在他的對手，那個代表了權威的白臉小醜麵前。其實，整個人類悲劇，可以在這兩個小醜的交鋒中體現出來。馬戲團的曆史，也是人的曆史……
花臉小醜奧古斯都總是在自己身上，而非他人身上，找毛病。他躺在那裏，等待著自己再次出場的時刻，來繼續充當一個卑微、多疑、自嘲的受害者——觀眾們對這一角色的指望。充當這樣一個角色，我漸漸地，在心裏累積起懷疑論和逆來順受的態度——流亡的心理療法。1986年，我遺棄社會主義喬爾馬尼亞，這無意中在我的生命裏，圓了一個圈：5歲的時候我被流放，那是因為一個獨裁者和他的意識形態所致；到了50歲，由於另一個獨裁者，由於他與前者相對立的意識形態，我亦處於流亡狀態。這個圈子所帶來的不幸，不是令我驕傲的原因，相反，這隻會激怒我。我滿懷希望，東躲西藏，一心盼著：早晚，突然，出現了一道光明，它能中斷花臉小醜奧古斯都顛三倒四的獨白。
“我相對清白地逃離了獨裁專製。我沒有玷汙自己。而這不是那麽容易忘記的事。你還記得巴薩尼[3]的《費拉拉的故事》嗎？”
我的對話者沒有作聲，他沒有打斷我。他知道我在尋找不做旅行的借口，正因為這個旅行已經不可避免。
我接著說：“作者因為電影《菲茨·康迪尼家的花園》（the garden of the finzi-continis）而在這裏很有名氣。他的《費拉拉的故事》集裏有一篇小說題為unapide in via mazzini，你不覺得意大利文念起來更好聽？u-na-pi-de in vi-a maz-zi-ni，《馬誌尼路上的紀念碑》。”
隻要能讓我平靜下來，我的對話者似乎就願意聽下去。
“‘二戰’結束後，焦·堯斯（geo iosz）出人意料地從布千瓦德（buchenwald）回到了他的故城費拉拉（ferrara）。他是那批在1943年被遣送到地獄裏的人當中唯一存活下來的。他當年的鄰居們現在看到他都感到尷尬，因為他們要忘卻過去，忘掉他們內心的內疚。這個‘不受歡迎的證人’，比起當年被遣送到集中營的那夜，決定了終身背離故城的時候，現在更加被‘孤立’。作為對比，我是否應當提到普裏莫·萊維[4]？他離開奧斯維辛[5]回到故城都靈市，回到那曾經住過父母、祖父母、曾祖父母的家時，是充滿了再生的欣喜的。”
聽者似乎並不為我的思緒所動，他仍然帶著微笑靜聽。
“總之，我相對清白地逃脫了獨裁。我得以與之保持距離。然而我發現：錯誤或妥協，甚至英雄主義都是可以原諒的，但保持距離則難以得到諒解。”
這位美國朋友看上去沒有厭煩我的絮叨，他也沒有發現我是怎麽回事：我對自己感到厭倦了，真的，真的厭倦了。
“既不是共產黨，也不是持不同政見者……從某種意義上說，這豈不是一種傲慢？總而言之，我在布加勒斯特那個巴爾幹人的世界裏，並不是出頭露麵的。當然，這是另一種傲慢的表現。然後，接著就是移民……移居到遙遠的，盡可能遙遠的地方。絕頂的傲慢。”
苗條的金發女招待過來了，她穿著迷你裙，右胸前掛著服務員牌子，上麵寫著名字：瑪麗安娜（marianne）。瑪麗安娜是法籍以色列人，在紐約市的一所大學讀書，課餘時間在紐約上西區七十街的“莫紮特”咖啡館打工。咖啡館距離我嚐試來世生活的寓所很近。她端來兩盤卡斯巴喬[6]，刀叉、麵包，還有微笑。
我的偉大祖國，這個達達式國家[7]的偉大……便是我企圖向我的聽者形容的。我過去並不願意遺棄她，現在也並不期望重歸於她。跟其他地方一樣，她具有無法形容的魅力與無法形容的汙垢，但其他地方與我無關。
“近幾年來，我得了一種特別的病，這病叫‘喬爾馬尼亞症’。”
咖啡館的鋼琴師還沒有到，“莫紮特咖啡”的午時顧客們也還沒有出現。陳列在兩個木架上的報紙——咖啡館盡量想模仿昔日的維也納的樣子，仍在原地。鍍金鏡框裏的莫紮特先生，從眼角裏望著牆角那兒兩個戴眼鏡的顧客。
“對自己的憎恨，是以‘親愛的，過來吧，讓我吻一下’的形式偽裝起來的。羅馬尼亞人的表達方式，跟他們的靈魂一樣，是沒法翻譯的：pupat piata independentei——我們的大作家卡拉加勒的話怎麽翻譯？[8]沒法翻譯，那個充滿了魅力和汙垢的世界是沒法翻譯的。這裏不是指什麽兩個個人之間的擁抱，而是在整個國家的汙泥濁水中，在彼此激戰之後的集體性的擁抱。而就是在那攤汙泥濁水中，在另一場激戰到來之前，野雞娼妓、蠢驢學者、狗屁部長，還有無辜的孩子們，全都醉泥般地在那裏擁抱。你相信我吧，羅馬尼亞人民不需要，不，他們不需要薩特來告訴他們地獄是指別人。地獄可以是溫和柔軟的，如那靜止的沼澤地。”
我不作聲了，講了這麽多話累了。我得調節自己的喬爾馬尼亞症。
“你聽說現在西德人與東德人相互有多麽厭惡嗎？要具體形容他們之間的厭惡程度，那塞廉或者齊奧朗要比我更合適。”[9]
“好了，別再發牢騷了。你已經寫過關於小醜、關於馬戲團的書了。你有這麽好的故事可講。上帝給你送了這麽個故事，你可別忘了。”
“這麽複雜的一個故事，隻能用格言的形式。”
“你跟你的老板，一個美國小醜一起走吧。他會在那裏像一個超級強權的超級明星那樣受到歡迎，就像你說的，那個強大的白臉小醜……你了解所有的內幕，這些全都裝在你心裏。你還奢求什麽呢？”
“一個帝國的，美帝國主義的白臉小醜？在他的旁邊，是我這麽個花臉小醜，一個流放者！上帝給了我這許多有趣的故事，我卻沒有充分利用。”
“上帝也無法做到一切。”
“我應該用格言來描寫祖國？……我得傳布善美、道德、民主？你還記得福樓拜[10]是怎麽說的嗎？他說：一個人若過分長久地傳布善美，最終，他就會變成一個白癡。福樓拜，這個家庭的白癡[11]，他很清楚自己在說什麽……布道可以改變世界？不，我不那麽傻。一位拉比曾經這麽說：‘我布道不是為了改變他人，而是為了保持自己不變。’但是，我自己已經改變了，對，我已經改變了。”
我停了極短的一小會兒，喘了口氣。這套話題全在我腦子裏。這題目我已經琢磨了很長時間，我不需要任何停頓。
“流氓？流氓的意思是什麽？是指一個沒有根基、不循規蹈矩、無法下定義的人？一個流放者？或如《牛津英語大辭典》對它的解釋，這是‘倫敦西南部的一個愛爾蘭家庭的姓，此家庭以凶狠著名’？在米爾恰·伊利亞德的羅馬尼亞文小說《流氓》裏，有一個人物這麽宣稱：‘生活中唯一具有繁殖力的活動，就是流氓的經曆。’這裏指的是反抗到死：‘民兵和突擊隊，騎兵和軍隊……他們都被共同的命運聯結起來，一起走向死亡’……‘軍團完全徹底地陶醉於一個集體的神話之中’。流亡中的伊利亞德，因為成了著名的學者而平息了自己對羅馬尼亞的挫折感？他代表了邊區對大都市的報複。那他的猶太朋友塞巴斯蒂安呢？猶太人把他當作敵人，他參加軍團的基督教朋友們視他為猶太人，一個外人。拔掉根基、流亡、成為異己，這就是猶太流氓？現在跟你說話的人，是一個反黨分子、叛國者、治外法權者，一個沒有祖國的人。他又是怎麽一種流氓呢？”
我從口袋裏拿出一封從羅馬尼亞來的信。這封信沒有日期，像一個腐爛的傷口。一位女性朋友從祖國來信說：“困惑、混亂、傷心。你應該每年回來兩次，誠摯地問候你的知識界朋友，讓別人給你拍照，參加座談會，上餐館聚會，以此來取代他們對你的嘲諷。我倒想看看，這樣的話，最終的結果會是什麽，祖國對你的傷害還會到什麽程度。”
還能有什麽別的嗎？假如會有別的，情況是否會變得好些呢？別讓自己被同情收買——這是貢布羅維奇[12]的建議。永遠當個外國人！在他流亡阿根廷期間，他常喜歡在一麵始終存在的鏡子前衝自己伸舌頭。
除了滑稽可笑以外，我從這位美國聽者那兒什麽也沒得到。
像往常一樣，我們在百老匯和七十街的拐角分手。分手前，我的美國朋友對我們的見麵做結束語：“每天，用傳真，從布加勒斯特給我發幾個字來，讓我知道你一切安好。假如你不反對的話，就應該馬上走。經維也納、布加勒斯特、索非亞，然後，從那裏回紐約。”
在那個清新的春天早晨之前，這些新老問題已經伴隨我很長時間了。我並不需要莫紮特咖啡館和巴內綠草，或者百老匯和七十街的十字路口來成為它們的靶子。
索爾·貝婁（saul bellow）在電話裏對我說：“你別再踏上那塊土地。回去對你不利。”他這麽警告我。我們20年前在布加勒斯特相識，但僅在美國，我們倆變得接近起來。“這倒不是說你將處於什麽危險之中，但你會感到非常不幸。恰恰在前幾天我讀到一份關於另一個羅馬尼亞名人的傳記。都是些有文化、聰敏的偽君子，如你所知，那些老派的、彬彬有禮的、會吻女士手的紳士們，但暗地裏，背後……”
這位伊利亞德以前的朋友，著名羅馬尼亞女數學家的前夫，他並不因為我的沉默而改變口吻。他繼續說：“你不應該答應這次旅行，你不需要這些麻煩。”
我向他解釋：這是因為“友情的專製”，我終於被巴德學院院長利昂·波特斯坦（leon botstein）說服了。
我在電話裏聽到索爾那悅耳的笑聲。突然，我看到，他那張滿是皺紋的友好麵龐，他生動的眼光。
“你不應該。你知道，我經曆過這些。取消旅行吧，保護你的平靜。在這裏你的困難夠多的了，但你畢竟有一個優勢：距離。可別濫用了。”他說。
[1]保羅·策蘭（paul，1920—1970），生於澤諾維奇（原屬奧匈帝國，帝國瓦解後歸屬羅馬尼亞，今屬烏克蘭）一個講德語的猶太血統家庭。全家在納粹統治時期被關進集中營，僅他自己脫難，並於戰後定居巴黎，但用德文寫作。他以《死亡賦格曲》一詩成名，震動詩壇。1970年自殺。
[2]漢斯·哈同（hans hartung，1904—1989），德裔法籍畫家，是“二戰”後在巴黎出現的一種以潑油彩為主的抽象油畫派（tachisme）的代表。
[3]巴薩尼（giorgior bassani，1916—2000），意大利作家，猶太人。
[4]普裏莫·萊維（primo levi，1919—1987），意大利作家和評論家，猶太人。
[5]奧斯維辛（auschwitz），波蘭南方一地名，德國納粹在此設立了最臭名昭著的集中營和處死地，那裏的毒氣室，曾毒死了成千上萬的男女老少猶太人。
[6]卡斯巴喬（gaspacho），一種南美式的冷豆湯。
[7]源於達達主義，這裏是離奇、不規則、超現實的意思。
[8]卡拉加勒（ion luca caragiale，1852—1912），羅馬尼亞劇作家、散文家。文中所引是他在一篇題為“電報”的愛情和政治的諷刺故事裏的話。其中的每一個詞都可以拆開或組合，意思是：大家在獨立廣場擁抱。
[9]路易斯·塞廉（louis céline，1894—1961），法國作家、醫生。其寫作風格有意獨特混亂，並刻意反人物的典型化，重點揭示人生的痛苦麵。代表作有：《走向夜末的征途》《從古堡到古堡》《北方》等；埃米爾·齊奧朗（emile michel cioran，1911—1995），羅馬尼亞哲學家、作家。1937年後移居法國，極少參加社交活動，從不接受采訪。代表作有小說《萬念俱滅之中》，以及他用法文寫的小說《化解的代價》等。
[10]福樓拜（gustave ubert，1821—1880），法國小說家。作品有《包法利夫人》《薩朗波》《聖安東的誘惑》《三故事》等。
[11]此語出自薩特為福樓拜所寫的傳記《家庭的白癡》。
[12]維托爾德·貢布羅維奇（witold gombrowicz，1904—1969），波蘭文學家，荒誕派代表人物。作品有長篇小說《費爾迪杜凱》，劇作《婚禮》《勃艮第公主伊沃娜》等。
“一道沒有痕跡的圈子。”他這麽回答。
在日常生活的摩擦瑣碎或掙紮中，我看，我的那些作家朋友們都是馬戲團的小醜，而我自己，也是這麽一個小醜。我們的處境可以比作那個花臉小醜奧古斯都——哈同老人用這麽個外號來愛稱他具有畫家天才的兒子漢斯。[2]這位殷切的父親用此綽號來暗示兒子的秉性：對日常生活無所適從，一個不切實際異想天開的笨拙之人，對於生活無視自己的喜好而強加給自己的角色，他老想著能得到什麽獨特的獎勵來予以補償。
不可避免地，在公共場合，花臉小醜奧古斯都出現在他的對手，那個代表了權威的白臉小醜麵前。其實，整個人類悲劇，可以在這兩個小醜的交鋒中體現出來。馬戲團的曆史，也是人的曆史……
花臉小醜奧古斯都總是在自己身上，而非他人身上，找毛病。他躺在那裏，等待著自己再次出場的時刻，來繼續充當一個卑微、多疑、自嘲的受害者——觀眾們對這一角色的指望。充當這樣一個角色，我漸漸地，在心裏累積起懷疑論和逆來順受的態度——流亡的心理療法。1986年，我遺棄社會主義喬爾馬尼亞，這無意中在我的生命裏，圓了一個圈：5歲的時候我被流放，那是因為一個獨裁者和他的意識形態所致；到了50歲，由於另一個獨裁者，由於他與前者相對立的意識形態，我亦處於流亡狀態。這個圈子所帶來的不幸，不是令我驕傲的原因，相反，這隻會激怒我。我滿懷希望，東躲西藏，一心盼著：早晚，突然，出現了一道光明，它能中斷花臉小醜奧古斯都顛三倒四的獨白。
“我相對清白地逃離了獨裁專製。我沒有玷汙自己。而這不是那麽容易忘記的事。你還記得巴薩尼[3]的《費拉拉的故事》嗎？”
我的對話者沒有作聲，他沒有打斷我。他知道我在尋找不做旅行的借口，正因為這個旅行已經不可避免。
我接著說：“作者因為電影《菲茨·康迪尼家的花園》（the garden of the finzi-continis）而在這裏很有名氣。他的《費拉拉的故事》集裏有一篇小說題為unapide in via mazzini，你不覺得意大利文念起來更好聽？u-na-pi-de in vi-a maz-zi-ni，《馬誌尼路上的紀念碑》。”
隻要能讓我平靜下來，我的對話者似乎就願意聽下去。
“‘二戰’結束後，焦·堯斯（geo iosz）出人意料地從布千瓦德（buchenwald）回到了他的故城費拉拉（ferrara）。他是那批在1943年被遣送到地獄裏的人當中唯一存活下來的。他當年的鄰居們現在看到他都感到尷尬，因為他們要忘卻過去，忘掉他們內心的內疚。這個‘不受歡迎的證人’，比起當年被遣送到集中營的那夜，決定了終身背離故城的時候，現在更加被‘孤立’。作為對比，我是否應當提到普裏莫·萊維[4]？他離開奧斯維辛[5]回到故城都靈市，回到那曾經住過父母、祖父母、曾祖父母的家時，是充滿了再生的欣喜的。”
聽者似乎並不為我的思緒所動，他仍然帶著微笑靜聽。
“總之，我相對清白地逃脫了獨裁。我得以與之保持距離。然而我發現：錯誤或妥協，甚至英雄主義都是可以原諒的，但保持距離則難以得到諒解。”
這位美國朋友看上去沒有厭煩我的絮叨，他也沒有發現我是怎麽回事：我對自己感到厭倦了，真的，真的厭倦了。
“既不是共產黨，也不是持不同政見者……從某種意義上說，這豈不是一種傲慢？總而言之，我在布加勒斯特那個巴爾幹人的世界裏，並不是出頭露麵的。當然，這是另一種傲慢的表現。然後，接著就是移民……移居到遙遠的，盡可能遙遠的地方。絕頂的傲慢。”
苗條的金發女招待過來了，她穿著迷你裙，右胸前掛著服務員牌子，上麵寫著名字：瑪麗安娜（marianne）。瑪麗安娜是法籍以色列人，在紐約市的一所大學讀書，課餘時間在紐約上西區七十街的“莫紮特”咖啡館打工。咖啡館距離我嚐試來世生活的寓所很近。她端來兩盤卡斯巴喬[6]，刀叉、麵包，還有微笑。
我的偉大祖國，這個達達式國家[7]的偉大……便是我企圖向我的聽者形容的。我過去並不願意遺棄她，現在也並不期望重歸於她。跟其他地方一樣，她具有無法形容的魅力與無法形容的汙垢，但其他地方與我無關。
“近幾年來，我得了一種特別的病，這病叫‘喬爾馬尼亞症’。”
咖啡館的鋼琴師還沒有到，“莫紮特咖啡”的午時顧客們也還沒有出現。陳列在兩個木架上的報紙——咖啡館盡量想模仿昔日的維也納的樣子，仍在原地。鍍金鏡框裏的莫紮特先生，從眼角裏望著牆角那兒兩個戴眼鏡的顧客。
“對自己的憎恨，是以‘親愛的，過來吧，讓我吻一下’的形式偽裝起來的。羅馬尼亞人的表達方式，跟他們的靈魂一樣，是沒法翻譯的：pupat piata independentei——我們的大作家卡拉加勒的話怎麽翻譯？[8]沒法翻譯，那個充滿了魅力和汙垢的世界是沒法翻譯的。這裏不是指什麽兩個個人之間的擁抱，而是在整個國家的汙泥濁水中，在彼此激戰之後的集體性的擁抱。而就是在那攤汙泥濁水中，在另一場激戰到來之前，野雞娼妓、蠢驢學者、狗屁部長，還有無辜的孩子們，全都醉泥般地在那裏擁抱。你相信我吧，羅馬尼亞人民不需要，不，他們不需要薩特來告訴他們地獄是指別人。地獄可以是溫和柔軟的，如那靜止的沼澤地。”
我不作聲了，講了這麽多話累了。我得調節自己的喬爾馬尼亞症。
“你聽說現在西德人與東德人相互有多麽厭惡嗎？要具體形容他們之間的厭惡程度，那塞廉或者齊奧朗要比我更合適。”[9]
“好了，別再發牢騷了。你已經寫過關於小醜、關於馬戲團的書了。你有這麽好的故事可講。上帝給你送了這麽個故事，你可別忘了。”
“這麽複雜的一個故事，隻能用格言的形式。”
“你跟你的老板，一個美國小醜一起走吧。他會在那裏像一個超級強權的超級明星那樣受到歡迎，就像你說的，那個強大的白臉小醜……你了解所有的內幕，這些全都裝在你心裏。你還奢求什麽呢？”
“一個帝國的，美帝國主義的白臉小醜？在他的旁邊，是我這麽個花臉小醜，一個流放者！上帝給了我這許多有趣的故事，我卻沒有充分利用。”
“上帝也無法做到一切。”
“我應該用格言來描寫祖國？……我得傳布善美、道德、民主？你還記得福樓拜[10]是怎麽說的嗎？他說：一個人若過分長久地傳布善美，最終，他就會變成一個白癡。福樓拜，這個家庭的白癡[11]，他很清楚自己在說什麽……布道可以改變世界？不，我不那麽傻。一位拉比曾經這麽說：‘我布道不是為了改變他人，而是為了保持自己不變。’但是，我自己已經改變了，對，我已經改變了。”
我停了極短的一小會兒，喘了口氣。這套話題全在我腦子裏。這題目我已經琢磨了很長時間，我不需要任何停頓。
“流氓？流氓的意思是什麽？是指一個沒有根基、不循規蹈矩、無法下定義的人？一個流放者？或如《牛津英語大辭典》對它的解釋，這是‘倫敦西南部的一個愛爾蘭家庭的姓，此家庭以凶狠著名’？在米爾恰·伊利亞德的羅馬尼亞文小說《流氓》裏，有一個人物這麽宣稱：‘生活中唯一具有繁殖力的活動，就是流氓的經曆。’這裏指的是反抗到死：‘民兵和突擊隊，騎兵和軍隊……他們都被共同的命運聯結起來，一起走向死亡’……‘軍團完全徹底地陶醉於一個集體的神話之中’。流亡中的伊利亞德，因為成了著名的學者而平息了自己對羅馬尼亞的挫折感？他代表了邊區對大都市的報複。那他的猶太朋友塞巴斯蒂安呢？猶太人把他當作敵人，他參加軍團的基督教朋友們視他為猶太人，一個外人。拔掉根基、流亡、成為異己，這就是猶太流氓？現在跟你說話的人，是一個反黨分子、叛國者、治外法權者，一個沒有祖國的人。他又是怎麽一種流氓呢？”
我從口袋裏拿出一封從羅馬尼亞來的信。這封信沒有日期，像一個腐爛的傷口。一位女性朋友從祖國來信說：“困惑、混亂、傷心。你應該每年回來兩次，誠摯地問候你的知識界朋友，讓別人給你拍照，參加座談會，上餐館聚會，以此來取代他們對你的嘲諷。我倒想看看，這樣的話，最終的結果會是什麽，祖國對你的傷害還會到什麽程度。”
還能有什麽別的嗎？假如會有別的，情況是否會變得好些呢？別讓自己被同情收買——這是貢布羅維奇[12]的建議。永遠當個外國人！在他流亡阿根廷期間，他常喜歡在一麵始終存在的鏡子前衝自己伸舌頭。
除了滑稽可笑以外，我從這位美國聽者那兒什麽也沒得到。
像往常一樣，我們在百老匯和七十街的拐角分手。分手前，我的美國朋友對我們的見麵做結束語：“每天，用傳真，從布加勒斯特給我發幾個字來，讓我知道你一切安好。假如你不反對的話，就應該馬上走。經維也納、布加勒斯特、索非亞，然後，從那裏回紐約。”
在那個清新的春天早晨之前，這些新老問題已經伴隨我很長時間了。我並不需要莫紮特咖啡館和巴內綠草，或者百老匯和七十街的十字路口來成為它們的靶子。
索爾·貝婁（saul bellow）在電話裏對我說：“你別再踏上那塊土地。回去對你不利。”他這麽警告我。我們20年前在布加勒斯特相識，但僅在美國，我們倆變得接近起來。“這倒不是說你將處於什麽危險之中，但你會感到非常不幸。恰恰在前幾天我讀到一份關於另一個羅馬尼亞名人的傳記。都是些有文化、聰敏的偽君子，如你所知，那些老派的、彬彬有禮的、會吻女士手的紳士們，但暗地裏，背後……”
這位伊利亞德以前的朋友，著名羅馬尼亞女數學家的前夫，他並不因為我的沉默而改變口吻。他繼續說：“你不應該答應這次旅行，你不需要這些麻煩。”
我向他解釋：這是因為“友情的專製”，我終於被巴德學院院長利昂·波特斯坦（leon botstein）說服了。
我在電話裏聽到索爾那悅耳的笑聲。突然，我看到，他那張滿是皺紋的友好麵龐，他生動的眼光。
“你不應該。你知道，我經曆過這些。取消旅行吧，保護你的平靜。在這裏你的困難夠多的了，但你畢竟有一個優勢：距離。可別濫用了。”他說。
[1]保羅·策蘭（paul，1920—1970），生於澤諾維奇（原屬奧匈帝國，帝國瓦解後歸屬羅馬尼亞，今屬烏克蘭）一個講德語的猶太血統家庭。全家在納粹統治時期被關進集中營，僅他自己脫難，並於戰後定居巴黎，但用德文寫作。他以《死亡賦格曲》一詩成名，震動詩壇。1970年自殺。
[2]漢斯·哈同（hans hartung，1904—1989），德裔法籍畫家，是“二戰”後在巴黎出現的一種以潑油彩為主的抽象油畫派（tachisme）的代表。
[3]巴薩尼（giorgior bassani，1916—2000），意大利作家，猶太人。
[4]普裏莫·萊維（primo levi，1919—1987），意大利作家和評論家，猶太人。
[5]奧斯維辛（auschwitz），波蘭南方一地名，德國納粹在此設立了最臭名昭著的集中營和處死地，那裏的毒氣室，曾毒死了成千上萬的男女老少猶太人。
[6]卡斯巴喬（gaspacho），一種南美式的冷豆湯。
[7]源於達達主義，這裏是離奇、不規則、超現實的意思。
[8]卡拉加勒（ion luca caragiale，1852—1912），羅馬尼亞劇作家、散文家。文中所引是他在一篇題為“電報”的愛情和政治的諷刺故事裏的話。其中的每一個詞都可以拆開或組合，意思是：大家在獨立廣場擁抱。
[9]路易斯·塞廉（louis céline，1894—1961），法國作家、醫生。其寫作風格有意獨特混亂，並刻意反人物的典型化，重點揭示人生的痛苦麵。代表作有：《走向夜末的征途》《從古堡到古堡》《北方》等；埃米爾·齊奧朗（emile michel cioran，1911—1995），羅馬尼亞哲學家、作家。1937年後移居法國，極少參加社交活動，從不接受采訪。代表作有小說《萬念俱滅之中》，以及他用法文寫的小說《化解的代價》等。
[10]福樓拜（gustave ubert，1821—1880），法國小說家。作品有《包法利夫人》《薩朗波》《聖安東的誘惑》《三故事》等。
[11]此語出自薩特為福樓拜所寫的傳記《家庭的白癡》。
[12]維托爾德·貢布羅維奇（witold gombrowicz，1904—1969），波蘭文學家，荒誕派代表人物。作品有長篇小說《費爾迪杜凱》，劇作《婚禮》《勃艮第公主伊沃娜》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