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2>巴內綠草</h2>
春天，天堂的光明，穿過整堵牆般大的窗子，照進來。房間裏的那個男人，從十層樓的高處朝下看，觀望天堂裏的熱鬧：另一個世界中的樓房、招牌、行人。“在天堂裏人們生活得比任何其他地方都好。”這天早上，他一定也這麽重複。
街對麵，一幢紅磚建築，龐然碩大。一群群孩子在上舞蹈課和體操課。一條條黃色的出租車龍，被堵在百老匯街和阿姆斯特丹大街的十字路口，吼叫起來，這大都市早晨的脈搏因而跳到了歇斯底裏的程度。然而，這位觀望者對下麵的喧囂無動於衷。這時，他細察天空——像是無邊的沙漠，在裏麵移遊的動物群，是緩緩運行的巨形雲塊。
半小時後，他出現在那幢42層樓前的街角上，他就住在這樓裏。這樓房並無明顯的具體建築風格，僅是幾何的組裝而已：對他來說它不過是一個庇身處，一種棲身鬥室的組裝罷了。斯大林時代的公寓樓……他嘟噥道。不，斯大林時期的建築並沒有那麽高。然而，它還是斯大林式的，他對自己反複這麽說，顯然對自己在來世的所見不買賬。這天早上，他將重新回到九年前的自己嗎？麵對死亡後的新奇生活，難道自己會像那時一樣，暈頭轉向嗎？九個年頭，猶如腹腔裏的九個月，充滿了一個早晨所能生產的、冒險的各種新奇。新穎是美好的，正如初端的開頭。
左旁，天藍的招牌，上麵寫著巨大的白字：瑞特救護藥房。通常，他在那家藥店買藥。突然，警報響了！五輛消防車，像是金屬堡壘，帶著嘶鳴和喇叭聲，行進在街上。瞧，連天堂中也有火災！
但並無什麽危機。片刻後，一切又回到了正常：這不是那家照相館——他曾經為各種新證件在那裏照過相；近旁，麵包鋪的櫥窗、地鐵的黃色標記，然後是星巴克——平民知識分子的咖啡館。當然，那寫著白字、帶有巨大m的紅色標記是麥當勞。它那金屬框架的入口處，有身穿牛仔褲黑運動鞋、白網球帽壓在眼眶上、右手持一拐杖、左手攜一綠色大包的老婦進來，也有兩個高大強壯的黑人乞丐，他們各自手持一個白色的塑料杯。巴基斯坦人的報攤、印度人的香煙鋪、墨西哥餐館、女服裝店，朝鮮人的小超市有大筐的水果和鮮花：西瓜和椰子、黑紅綠色的李子、墨西哥產的芒果和海地產的芒果、黃的白的粉色的文旦果、獼猴桃、胡蘿卜、櫻桃、香蕉、富士蘋果、史密斯蘋果，玫瑰、鬱金香、康乃馨、百合花、菊花、大花小花、野花人工花、白的黃的紅的。矮樓、高樓、更高的樓，各種風格，不同的形狀及混雜的各種用處，新世界和舊世界，以及來世的巴比倫。
一個小個子日本人，身穿一件紅襯衫，頭戴一頂紅網球帽，搖晃在兩個塞滿了大包小包的大袋子中間；一個長胡子的金發男人，穿短褲吸雪茄，走在兩個碩大的金發女人中間，她們也穿短褲，綠色的，戴著黑太陽鏡，肩頭搭著背包；一個瘦高的女青年，沒穿長絲襪，她有一頭紅色的短發，穿透明的襯衫，迷你短褲，荷葉那麽點兒大；一個禿頂老頭，高大肥胖，懷抱兩個小孩；一個矮小敦矬的男人，黑八字胡，脖子上掛金項鏈；還有乞丐、警察、旅遊者，他們當中沒有一個人是地球上少不了的。
在阿姆斯特丹大街和七十二街的十字路口，有個名叫威爾第廣場的小公園，它的前麵，有一塊三角形的綠草地，四周有鐵柵欄圍著，在其中間的白色大理石石基上，是穿燕尾服、戴領帶和帽子的威爾第先生。他被自己歌劇裏的人物圍著，天堂的鴿子在他們的頭上寧靜地休息。鐵柵欄前的長椅上，零散坐著當地的平民：退休的、殘疾的、閑逛的無業遊民，他們坐在那裏，嚼著用紙袋裝的炸土豆片，或在啃一塊比薩餅。
天堂裏的一切這兒都有：食物、衣服、報紙、鋪蓋、雨傘、電腦、鞋子、家具、酒、首飾、鮮花、眼鏡、cd、燈、蠟燭、鎖、鏈子、狗、異國鳥和熱帶魚，以及小業主、銀行職員、街頭藝人、警察、理發師、擦皮鞋的、記賬的、賣淫的、乞丐——各種各樣的容貌、語言、年齡、身材和體重。而對這個存活者來說，奇異的是：他竟然是在這麽個混合體的早晨，慶祝自己九年來的新生。
在這個天國裏，所有的忌諱和界限都被取消了，知識之果可以在衣袋裏的電子屏幕上找到，長生樹在藥店裏貢獻它們的果實，在生命轉眼即逝的時代，唯一要緊的是瞬間，而眼前便是瞬間。可是，這不，重新響起了地獄的警報！……但這一次，不是火警。一個白色的尤物呼嘯而至，身後留有一個血色大圈，一個紅十字和幾個紅字：救護車。
來世的生活裏什麽都有，什麽都不缺。他抬頭看天，蒼天會讓奇跡出現；他仰望蔚藍——那是被樓群頂部的鋼筋水泥劃出的一個方塊，天空可在此方塊中被窺見。右邊的建築擋住了視線，那是一排長極了的咖啡色牆壁，沿牆走的是水管，噴水用的。左邊，是一堵黃色的牆壁。金黃油漆的牆底上，是斑斕的天藍色油漆寫出的信息：抑鬱是體內化學平衡的失調，而非個性的缺陷。
這是告誡，還是信息，很難說。然而，他在那裏停了一下，轉過腦袋，盯住這神聖的字句，重複了幾遍，這才又抬起腳，倒退了一步，繼續在阿姆斯特丹大街上行走。長生不老的好處是：獲得免疫功能。人不再像前生那樣，受猥瑣束縛，你一往無前，無所畏懼。
他朝著巴內綠草走去。“這是一個讓你想起前生的地方”，一個朋友曾經那麽對他許諾。
阿姆斯特丹大街上的樓房是往昔的那種老式的房子，磚紅的、深色的、灰的，四五層樓，陽台是黑色的、金屬的，其防火梯子由於年長日久而發黑。他初次來這兒的時候，乍看去，覺得紐約市的這個上西區地帶像是鐵道區，讓他想起舊世界[1]。但在他居住的9年或90年裏，這一帶高樓不斷興起，越來越高。相比之下，他所住的42層公寓樓，像是斯大林時期的火柴盒樓房那麽難看……瞧，斯大林這詞又回來了，莫名其妙。[2]
沿街麵與一度生活裏的一樣，是一家家店鋪：“全項服務珠寶商”、“烏托邦飯店”、“愛茉莉花鋪”、“皮鞋店”、“成人錄像店”、“中國幹洗房”、“指甲沙龍”、“羅馬鏡框店”。在與七十六街交界的十字路口處有座紀念堂：“河畔大天主教堂”。一個雙腿粗胖、披著黑色長發的姑娘從裏麵走出來。她身穿短袖黑衣、黑絲襪，戴著很大的太陽鏡，鏡片也是黑色的。街上有三輛巨長的黑色轎車，像是巨型棺材，上麵有很小的窗戶。從車裏走出幾個身穿黑服戴黑帽的優雅男人、幾個穿黑服戴黑帽的優雅女人、幾個身穿葬禮服的大孩子。生命之鍾又一次為某人敲響了永恒的時刻。生命便是動態，他沒有忘記這一條。趕緊，他走開去。走過幾步，他脫離了危險。
奧朵曼奈利。一家餐館的櫥窗玻璃上懸掛著一塊綠色的招牌，上麵寫著：“奧朵曼奈利兄弟——自1900年開業”。餐館的入口處外麵，有兩條木長凳。一位老婦坐在右邊的那條長凳上。累了，他看著她，一邊癱坐在左麵的那條長凳上。
老婦的目光漫無目的，但似乎仍注視著他的舉動。好像，他們彼此認得。他覺得她的身影很熟悉，像是在某些夜晚，在某些房間裏，突然，氤氳起一種寧靜的溫柔，這份安全感，瞬間將他包裹起來。但是，他從來也沒有在嘈雜的日間，在街上有過這份感覺。
老婦站了起來。他等著她拉開幾步遠的距離，然後起身，以往昔的節奏，跟隨她。她雙腿消瘦，蒼白，腳脖子很細；襪子很短，透明的，鞋子輕薄，平底，像是防雨型的；她的白發剪得很短，瘦骨嶙峋的肩膀佝僂前傾；她的無袖連衣裙，寬鬆型，質地細軟，天藍的底色，上麵是紅色與橘黃色相間的方格子。她的左手，提一個塑料袋子，如同往昔；她的右手，跟過去一樣，拿著裹成團的灰色針織套衫。
他加快了步子，超過她。然後，他突然轉過身來，他們麵對麵。她嚇了一跳！她也許認出，這是那個累壞了倒在奧朵曼奈利餐館門口長凳上的陌生人。他也嚇了一跳。像是魔術，竟然在一家飯店的門口，在一張長凳上，出現了這個幽靈！
她走路的樣子，身影、衣著、灰毛衣，剪短的白發，有點兒像假發套，那在瞬間看到的側臉，跟過去一樣的前額、眉毛、眼睛和耳朵，還有下巴，都很熟悉。隻是嘴巴的線條不再那麽完美，而呈彎曲狀，現在的雙唇也顯太薄，沒了唇線；鼻子的挺直也消失了，變得寬了；脖子蒼老，上麵的皮膚是鬆弛起皺的。
此刻，他保持距離地跟著她。她的側影、走路的樣子、整個形象：你不需要熟識的記號，一切全在你心中，都熟得不能再熟悉了，一切都沒變。你沒有理由在街上繼續跟蹤她的蹤影。他沉浸在自己的思緒裏，心不在焉，放慢了腳步，而那個幽靈，如他所盼，消失得無影無蹤。
終於，在八十六街和八十七街之間，到了目的地——巴內綠草餐館。靠窗，老板攤手攤腳地坐在一張椅子裏。他佝僂的背脊和碩大的肚子，裹在長袖子帶金扣的白大衣褂裏。沒脖子，他的腦袋上披蓋著白發，鼻子、嘴巴、前額和耳朵的線條倒是分明。一個身穿白製服的店員在左邊的香腸熟食櫃台後麵忙碌，另一個在右邊的麵包烙餅蛋糕櫃台後幹活。
他向店老板和旁邊的年輕人打招呼——這年輕人的兩個耳朵都貼在電話機上。然後，他向著左前方走去，那裏是餐廳部。
靠牆的一張桌子，一位高瘦戴眼鏡的先生，從報紙上抬起頭。然後是非常實際的問候：“老小孩，你怎麽樣？”
熟悉的麵孔，熟悉的聲音……流亡者們對這類時刻總是懷有感激。
“近來怎麽樣？有什麽新聞？”
“一點兒也沒有！就像我們的同事，波蘭詩人齊別根紐·赫伯特[3]講的那樣：‘社會製度穩定，執政者們講道理，人們在天堂裏比在任何其他國家都要過得好。’”
這位小說家對詩人們並不熱衷，幸虧這些詩行有點像散文。
“近來如何？我是說在這兒，而不是在華沙，有什麽新聞？”
“慶賀！慶賀在天堂的九個年頭。1988年3月9日，我擱淺在新世界之岸。”
“孩童們喜歡過周年，巴內綠草是過周年的好地方。它的一切都讓人想起猶太區。oy mein yiddishe mame。古舊的世界，古老的生活。”
一份夾在塑料片裏的菜單向我遞來。真的，充滿了猶太區的誘惑：奶酪汁拌酸黃瓜，炸豬排，小牛肉煎雞蛋，牛舌加雞蛋，醬汁熏牛肉加雞蛋，熏腸煮雞蛋，家製雞肝醬，芥末拌醃魚。
但這是雞肝醬，不是鵝肝醬；雞是在美國人工養育出來的，而不是東歐生長的那種；魚也不是歐洲大陸的，雞蛋也如此。誘惑存在，正如往昔確實存在過，正如往昔的替身也是存在的那樣。瞧，到處是俄國汁，俄國汁拌烤牛肉、拌火雞、拌胡蘿卜生菜沙拉……確實，這就是認同的奧秘，記憶的替身被寫進了存活的語言裏。
一個年輕、高大、健美的侍者，一眼認出了這個著名的小說家：
“先生，我讀過您新出的那本書。”
菲利浦[4]似乎並未因此而得意起來，但也沒有感到討厭：“是嗎？你喜歡嗎？”
他喜歡，但他承認，不如前一本來勁，那本更加色情。
“好吧，好吧。”小說家同意，他連眼都沒從菜單上抬起。
“請給我來份炒雞蛋和熏鮭魚，一杯橘子汁。雞蛋隻要蛋白，不要蛋黃。”
侍者轉向這位顧客那默默無聞的夥伴：“您呢？”
“一樣，一樣。”我有點兒結結巴巴。
“你覺得巴內綠草的烹調怎麽樣？”
巴內綠草餐館仿製的東歐猶太烹調還算過得去，但為了保持往昔的口味，光是在菜單上加進煎洋蔥和猶太餡餅顯然是不夠的。
“那麽，你喜歡巴內的烹飪嗎？”
沒有回答。
“ok，你還沒有回答我的問題。你到底去不去羅馬尼亞？你怎麽決定的？”
“我還沒有決定。”
“你害怕嗎？你還在想芝加哥暗殺事件嗎？……那個教授……他叫什麽來著？那個芝加哥的教授。”
“古利阿努，全名是約·貝特魯·古利阿努[5]。不，我跟古利阿努毫不相幹。我不是那個神秘派的學生，我也沒有背叛過我的大師，我更不是一個因迷戀上了猶太人而要轉入猶太教門的基督徒。我隻是一個可憐的遊民，而非一個叛徒。叛徒是應當受到懲罰的。而我……我不過是一個討人嫌的老頭兒而已。我沒有什麽花頭經。”
“花頭經，我不知道，但討人嫌，你以前倒有一點兒。一個有嫌疑的人，變得愈加可疑起來。這對你可不利。”
六年前，1991年5月21日，約·貝特魯·古利阿努教授在光天化日下，在芝加哥大學內遭謀殺。從表麵看來，這場謀殺執行得無懈可擊：在該大學神學院的教員洗手間裏，僅一顆子彈，從相鄰的小隔間射進了坐在馬桶上的古利阿努的腦袋。因這場謀殺案一直未破獲，自然引起了多種猜測：年輕的古利阿努教授與他導師之間的關係——正是由於他的導師，著名的羅馬尼亞學者、宗教史專家米爾恰·伊利亞德[6]，他才到美國來的；他與芝加哥羅馬尼亞社群的關係；他與羅馬尼亞流亡國王的關係；他對心理玄學的著迷；等等。當然，甚至還牽涉到他與鐵衛軍——極右的羅馬尼亞民族主義運動組織，其成員叫legionari，軍團兵——之間的關係。他的導師米爾恰·伊利亞德在30年代支持過鐵衛軍，而芝加哥很有一些熱衷鐵衛軍的流亡羅馬尼亞人。據說，當時古利阿努正準備審閱其導師早年的政治背景。
1991年芝加哥的謀殺案發生時，正值我的一篇論伊利亞德的軍團兵經曆的文章在《新共和國》上發表。結果，美國聯邦調查局找了我，告誡我在與羅馬尼亞人及其他人接觸時要小心。
這不是我頭一次與我麵前的這位美國朋友提起這個話題。古利阿努、伊利亞德，還有伊利亞德的猶太朋友米哈伊·塞巴斯蒂安[7]，這些名字最近經常在我們的談話中出現。
隨著我去布加勒斯特的啟程日越來越近，菲利浦堅持要我把自己內心不安的原因弄清楚。但我做不到，這些感覺非常含糊。我不知道自己是下意識地避免在那裏會麵對曾經的自我，還是無法忍受目前他人眼中自己的新形象——流亡者心目中的英雄；被祖國詛咒的逆子。
“我還是有點兒理解的。這種含糊感覺也許別人也有。但這趟旅行可能最終能治愈你的東歐症。”
“也許吧。但對於回歸，我還沒有充分的心理準備。對於往昔，我還沒有完全無動於衷。”
“恰恰因為如此！這趟旅行之後，你就會無動於衷了。誰能回來，誰就會痊愈。”
我們又在老問題上僵住了。但這一次，菲利浦非常頑固。
“你難道不想重見一些朋友嗎？看看一些舊地？……你說過，盡管沒有心理準備，但還是想看朋友的。上星期你還提到要去墓地，為你母親掃墓。”
一陣冗長的沉默。
“今天上午，半小時前，在來這兒的路上，我又見到她了。在阿姆斯特丹大街，突然，她坐在一張長椅上，在那個叫作奧朵曼奈利的餐館門口的一張木製長椅上……”
我們倆再次沉默起來。離開巴內綠草時，我們的交談回到了熟悉的話題之上，並恢複了愉快的基調。跟以往一樣，我們在七十九街的街角分手。菲利浦朝左邊的哥倫布大道拐去，我繼續順著阿姆斯特丹大街朝著七十街和我那幢非斯大林式的斯大林式公寓樓走去。
[1]舊世界，在這裏指歐洲。——譯注。以下所有注釋，均為譯者所加，除非另有說明。
[2]作者用斯大林一詞來概括自己“前生”時代的性質——社會主義。
[3]齊別根紐·赫伯特（zbigniew herbert，1924— ），波蘭詩人。著有詩集《光線的一種和聲》《赫爾墨斯，狗和星星》《對於客體的一種研究》《我思先生》等。
[4]菲利浦·羅斯（philip roth,1933— ），美國當代著名小說家，猶太人。在他出版的20部以上的小說和故事集中，曾數次榮獲文學大獎，如《再見，哥倫布》獲全國文學獎；《反生活》和《遺產》獲全國圖書評論獎；《夏洛克在行動》和《人性的汙穢》獲金福克納筆獎；《美國牧歌》獲普利策獎等。
[5]約·貝特魯·古利阿努（ioan petru culianu,1950—1991）,羅馬尼亞宗教史學家、哲學家、政治評論家和短篇小說家，長期擔任美國芝加哥大學神學教授。1991年5月被謀殺，凶手及殺人動機至今不明。
[6]米爾恰·伊利亞德（mircea eliade，1907—1986），羅馬尼亞出生的哲學家，主要從事哲學、宗教史研究。去世前，為芝加哥大學宗教曆史係教授，被視為現代最重要的學者和知識分子之一，也被他本國的人視為羅馬尼亞的驕傲。代表作有《永恒回歸的神話》等。
[7]米哈伊·塞巴斯蒂安（milhail sebastian，1907—1945），羅馬尼亞猶太小說家。著有《日記：1935—1944》《兩千年》等。
春天，天堂的光明，穿過整堵牆般大的窗子，照進來。房間裏的那個男人，從十層樓的高處朝下看，觀望天堂裏的熱鬧：另一個世界中的樓房、招牌、行人。“在天堂裏人們生活得比任何其他地方都好。”這天早上，他一定也這麽重複。
街對麵，一幢紅磚建築，龐然碩大。一群群孩子在上舞蹈課和體操課。一條條黃色的出租車龍，被堵在百老匯街和阿姆斯特丹大街的十字路口，吼叫起來，這大都市早晨的脈搏因而跳到了歇斯底裏的程度。然而，這位觀望者對下麵的喧囂無動於衷。這時，他細察天空——像是無邊的沙漠，在裏麵移遊的動物群，是緩緩運行的巨形雲塊。
半小時後，他出現在那幢42層樓前的街角上，他就住在這樓裏。這樓房並無明顯的具體建築風格，僅是幾何的組裝而已：對他來說它不過是一個庇身處，一種棲身鬥室的組裝罷了。斯大林時代的公寓樓……他嘟噥道。不，斯大林時期的建築並沒有那麽高。然而，它還是斯大林式的，他對自己反複這麽說，顯然對自己在來世的所見不買賬。這天早上，他將重新回到九年前的自己嗎？麵對死亡後的新奇生活，難道自己會像那時一樣，暈頭轉向嗎？九個年頭，猶如腹腔裏的九個月，充滿了一個早晨所能生產的、冒險的各種新奇。新穎是美好的，正如初端的開頭。
左旁，天藍的招牌，上麵寫著巨大的白字：瑞特救護藥房。通常，他在那家藥店買藥。突然，警報響了！五輛消防車，像是金屬堡壘，帶著嘶鳴和喇叭聲，行進在街上。瞧，連天堂中也有火災！
但並無什麽危機。片刻後，一切又回到了正常：這不是那家照相館——他曾經為各種新證件在那裏照過相；近旁，麵包鋪的櫥窗、地鐵的黃色標記，然後是星巴克——平民知識分子的咖啡館。當然，那寫著白字、帶有巨大m的紅色標記是麥當勞。它那金屬框架的入口處，有身穿牛仔褲黑運動鞋、白網球帽壓在眼眶上、右手持一拐杖、左手攜一綠色大包的老婦進來，也有兩個高大強壯的黑人乞丐，他們各自手持一個白色的塑料杯。巴基斯坦人的報攤、印度人的香煙鋪、墨西哥餐館、女服裝店，朝鮮人的小超市有大筐的水果和鮮花：西瓜和椰子、黑紅綠色的李子、墨西哥產的芒果和海地產的芒果、黃的白的粉色的文旦果、獼猴桃、胡蘿卜、櫻桃、香蕉、富士蘋果、史密斯蘋果，玫瑰、鬱金香、康乃馨、百合花、菊花、大花小花、野花人工花、白的黃的紅的。矮樓、高樓、更高的樓，各種風格，不同的形狀及混雜的各種用處，新世界和舊世界，以及來世的巴比倫。
一個小個子日本人，身穿一件紅襯衫，頭戴一頂紅網球帽，搖晃在兩個塞滿了大包小包的大袋子中間；一個長胡子的金發男人，穿短褲吸雪茄，走在兩個碩大的金發女人中間，她們也穿短褲，綠色的，戴著黑太陽鏡，肩頭搭著背包；一個瘦高的女青年，沒穿長絲襪，她有一頭紅色的短發，穿透明的襯衫，迷你短褲，荷葉那麽點兒大；一個禿頂老頭，高大肥胖，懷抱兩個小孩；一個矮小敦矬的男人，黑八字胡，脖子上掛金項鏈；還有乞丐、警察、旅遊者，他們當中沒有一個人是地球上少不了的。
在阿姆斯特丹大街和七十二街的十字路口，有個名叫威爾第廣場的小公園，它的前麵，有一塊三角形的綠草地，四周有鐵柵欄圍著，在其中間的白色大理石石基上，是穿燕尾服、戴領帶和帽子的威爾第先生。他被自己歌劇裏的人物圍著，天堂的鴿子在他們的頭上寧靜地休息。鐵柵欄前的長椅上，零散坐著當地的平民：退休的、殘疾的、閑逛的無業遊民，他們坐在那裏，嚼著用紙袋裝的炸土豆片，或在啃一塊比薩餅。
天堂裏的一切這兒都有：食物、衣服、報紙、鋪蓋、雨傘、電腦、鞋子、家具、酒、首飾、鮮花、眼鏡、cd、燈、蠟燭、鎖、鏈子、狗、異國鳥和熱帶魚，以及小業主、銀行職員、街頭藝人、警察、理發師、擦皮鞋的、記賬的、賣淫的、乞丐——各種各樣的容貌、語言、年齡、身材和體重。而對這個存活者來說，奇異的是：他竟然是在這麽個混合體的早晨，慶祝自己九年來的新生。
在這個天國裏，所有的忌諱和界限都被取消了，知識之果可以在衣袋裏的電子屏幕上找到，長生樹在藥店裏貢獻它們的果實，在生命轉眼即逝的時代，唯一要緊的是瞬間，而眼前便是瞬間。可是，這不，重新響起了地獄的警報！……但這一次，不是火警。一個白色的尤物呼嘯而至，身後留有一個血色大圈，一個紅十字和幾個紅字：救護車。
來世的生活裏什麽都有，什麽都不缺。他抬頭看天，蒼天會讓奇跡出現；他仰望蔚藍——那是被樓群頂部的鋼筋水泥劃出的一個方塊，天空可在此方塊中被窺見。右邊的建築擋住了視線，那是一排長極了的咖啡色牆壁，沿牆走的是水管，噴水用的。左邊，是一堵黃色的牆壁。金黃油漆的牆底上，是斑斕的天藍色油漆寫出的信息：抑鬱是體內化學平衡的失調，而非個性的缺陷。
這是告誡，還是信息，很難說。然而，他在那裏停了一下，轉過腦袋，盯住這神聖的字句，重複了幾遍，這才又抬起腳，倒退了一步，繼續在阿姆斯特丹大街上行走。長生不老的好處是：獲得免疫功能。人不再像前生那樣，受猥瑣束縛，你一往無前，無所畏懼。
他朝著巴內綠草走去。“這是一個讓你想起前生的地方”，一個朋友曾經那麽對他許諾。
阿姆斯特丹大街上的樓房是往昔的那種老式的房子，磚紅的、深色的、灰的，四五層樓，陽台是黑色的、金屬的，其防火梯子由於年長日久而發黑。他初次來這兒的時候，乍看去，覺得紐約市的這個上西區地帶像是鐵道區，讓他想起舊世界[1]。但在他居住的9年或90年裏，這一帶高樓不斷興起，越來越高。相比之下，他所住的42層公寓樓，像是斯大林時期的火柴盒樓房那麽難看……瞧，斯大林這詞又回來了，莫名其妙。[2]
沿街麵與一度生活裏的一樣，是一家家店鋪：“全項服務珠寶商”、“烏托邦飯店”、“愛茉莉花鋪”、“皮鞋店”、“成人錄像店”、“中國幹洗房”、“指甲沙龍”、“羅馬鏡框店”。在與七十六街交界的十字路口處有座紀念堂：“河畔大天主教堂”。一個雙腿粗胖、披著黑色長發的姑娘從裏麵走出來。她身穿短袖黑衣、黑絲襪，戴著很大的太陽鏡，鏡片也是黑色的。街上有三輛巨長的黑色轎車，像是巨型棺材，上麵有很小的窗戶。從車裏走出幾個身穿黑服戴黑帽的優雅男人、幾個穿黑服戴黑帽的優雅女人、幾個身穿葬禮服的大孩子。生命之鍾又一次為某人敲響了永恒的時刻。生命便是動態，他沒有忘記這一條。趕緊，他走開去。走過幾步，他脫離了危險。
奧朵曼奈利。一家餐館的櫥窗玻璃上懸掛著一塊綠色的招牌，上麵寫著：“奧朵曼奈利兄弟——自1900年開業”。餐館的入口處外麵，有兩條木長凳。一位老婦坐在右邊的那條長凳上。累了，他看著她，一邊癱坐在左麵的那條長凳上。
老婦的目光漫無目的，但似乎仍注視著他的舉動。好像，他們彼此認得。他覺得她的身影很熟悉，像是在某些夜晚，在某些房間裏，突然，氤氳起一種寧靜的溫柔，這份安全感，瞬間將他包裹起來。但是，他從來也沒有在嘈雜的日間，在街上有過這份感覺。
老婦站了起來。他等著她拉開幾步遠的距離，然後起身，以往昔的節奏，跟隨她。她雙腿消瘦，蒼白，腳脖子很細；襪子很短，透明的，鞋子輕薄，平底，像是防雨型的；她的白發剪得很短，瘦骨嶙峋的肩膀佝僂前傾；她的無袖連衣裙，寬鬆型，質地細軟，天藍的底色，上麵是紅色與橘黃色相間的方格子。她的左手，提一個塑料袋子，如同往昔；她的右手，跟過去一樣，拿著裹成團的灰色針織套衫。
他加快了步子，超過她。然後，他突然轉過身來，他們麵對麵。她嚇了一跳！她也許認出，這是那個累壞了倒在奧朵曼奈利餐館門口長凳上的陌生人。他也嚇了一跳。像是魔術，竟然在一家飯店的門口，在一張長凳上，出現了這個幽靈！
她走路的樣子，身影、衣著、灰毛衣，剪短的白發，有點兒像假發套，那在瞬間看到的側臉，跟過去一樣的前額、眉毛、眼睛和耳朵，還有下巴，都很熟悉。隻是嘴巴的線條不再那麽完美，而呈彎曲狀，現在的雙唇也顯太薄，沒了唇線；鼻子的挺直也消失了，變得寬了；脖子蒼老，上麵的皮膚是鬆弛起皺的。
此刻，他保持距離地跟著她。她的側影、走路的樣子、整個形象：你不需要熟識的記號，一切全在你心中，都熟得不能再熟悉了，一切都沒變。你沒有理由在街上繼續跟蹤她的蹤影。他沉浸在自己的思緒裏，心不在焉，放慢了腳步，而那個幽靈，如他所盼，消失得無影無蹤。
終於，在八十六街和八十七街之間，到了目的地——巴內綠草餐館。靠窗，老板攤手攤腳地坐在一張椅子裏。他佝僂的背脊和碩大的肚子，裹在長袖子帶金扣的白大衣褂裏。沒脖子，他的腦袋上披蓋著白發，鼻子、嘴巴、前額和耳朵的線條倒是分明。一個身穿白製服的店員在左邊的香腸熟食櫃台後麵忙碌，另一個在右邊的麵包烙餅蛋糕櫃台後幹活。
他向店老板和旁邊的年輕人打招呼——這年輕人的兩個耳朵都貼在電話機上。然後，他向著左前方走去，那裏是餐廳部。
靠牆的一張桌子，一位高瘦戴眼鏡的先生，從報紙上抬起頭。然後是非常實際的問候：“老小孩，你怎麽樣？”
熟悉的麵孔，熟悉的聲音……流亡者們對這類時刻總是懷有感激。
“近來怎麽樣？有什麽新聞？”
“一點兒也沒有！就像我們的同事，波蘭詩人齊別根紐·赫伯特[3]講的那樣：‘社會製度穩定，執政者們講道理，人們在天堂裏比在任何其他國家都要過得好。’”
這位小說家對詩人們並不熱衷，幸虧這些詩行有點像散文。
“近來如何？我是說在這兒，而不是在華沙，有什麽新聞？”
“慶賀！慶賀在天堂的九個年頭。1988年3月9日，我擱淺在新世界之岸。”
“孩童們喜歡過周年，巴內綠草是過周年的好地方。它的一切都讓人想起猶太區。oy mein yiddishe mame。古舊的世界，古老的生活。”
一份夾在塑料片裏的菜單向我遞來。真的，充滿了猶太區的誘惑：奶酪汁拌酸黃瓜，炸豬排，小牛肉煎雞蛋，牛舌加雞蛋，醬汁熏牛肉加雞蛋，熏腸煮雞蛋，家製雞肝醬，芥末拌醃魚。
但這是雞肝醬，不是鵝肝醬；雞是在美國人工養育出來的，而不是東歐生長的那種；魚也不是歐洲大陸的，雞蛋也如此。誘惑存在，正如往昔確實存在過，正如往昔的替身也是存在的那樣。瞧，到處是俄國汁，俄國汁拌烤牛肉、拌火雞、拌胡蘿卜生菜沙拉……確實，這就是認同的奧秘，記憶的替身被寫進了存活的語言裏。
一個年輕、高大、健美的侍者，一眼認出了這個著名的小說家：
“先生，我讀過您新出的那本書。”
菲利浦[4]似乎並未因此而得意起來，但也沒有感到討厭：“是嗎？你喜歡嗎？”
他喜歡，但他承認，不如前一本來勁，那本更加色情。
“好吧，好吧。”小說家同意，他連眼都沒從菜單上抬起。
“請給我來份炒雞蛋和熏鮭魚，一杯橘子汁。雞蛋隻要蛋白，不要蛋黃。”
侍者轉向這位顧客那默默無聞的夥伴：“您呢？”
“一樣，一樣。”我有點兒結結巴巴。
“你覺得巴內綠草的烹調怎麽樣？”
巴內綠草餐館仿製的東歐猶太烹調還算過得去，但為了保持往昔的口味，光是在菜單上加進煎洋蔥和猶太餡餅顯然是不夠的。
“那麽，你喜歡巴內的烹飪嗎？”
沒有回答。
“ok，你還沒有回答我的問題。你到底去不去羅馬尼亞？你怎麽決定的？”
“我還沒有決定。”
“你害怕嗎？你還在想芝加哥暗殺事件嗎？……那個教授……他叫什麽來著？那個芝加哥的教授。”
“古利阿努，全名是約·貝特魯·古利阿努[5]。不，我跟古利阿努毫不相幹。我不是那個神秘派的學生，我也沒有背叛過我的大師，我更不是一個因迷戀上了猶太人而要轉入猶太教門的基督徒。我隻是一個可憐的遊民，而非一個叛徒。叛徒是應當受到懲罰的。而我……我不過是一個討人嫌的老頭兒而已。我沒有什麽花頭經。”
“花頭經，我不知道，但討人嫌，你以前倒有一點兒。一個有嫌疑的人，變得愈加可疑起來。這對你可不利。”
六年前，1991年5月21日，約·貝特魯·古利阿努教授在光天化日下，在芝加哥大學內遭謀殺。從表麵看來，這場謀殺執行得無懈可擊：在該大學神學院的教員洗手間裏，僅一顆子彈，從相鄰的小隔間射進了坐在馬桶上的古利阿努的腦袋。因這場謀殺案一直未破獲，自然引起了多種猜測：年輕的古利阿努教授與他導師之間的關係——正是由於他的導師，著名的羅馬尼亞學者、宗教史專家米爾恰·伊利亞德[6]，他才到美國來的；他與芝加哥羅馬尼亞社群的關係；他與羅馬尼亞流亡國王的關係；他對心理玄學的著迷；等等。當然，甚至還牽涉到他與鐵衛軍——極右的羅馬尼亞民族主義運動組織，其成員叫legionari，軍團兵——之間的關係。他的導師米爾恰·伊利亞德在30年代支持過鐵衛軍，而芝加哥很有一些熱衷鐵衛軍的流亡羅馬尼亞人。據說，當時古利阿努正準備審閱其導師早年的政治背景。
1991年芝加哥的謀殺案發生時，正值我的一篇論伊利亞德的軍團兵經曆的文章在《新共和國》上發表。結果，美國聯邦調查局找了我，告誡我在與羅馬尼亞人及其他人接觸時要小心。
這不是我頭一次與我麵前的這位美國朋友提起這個話題。古利阿努、伊利亞德，還有伊利亞德的猶太朋友米哈伊·塞巴斯蒂安[7]，這些名字最近經常在我們的談話中出現。
隨著我去布加勒斯特的啟程日越來越近，菲利浦堅持要我把自己內心不安的原因弄清楚。但我做不到，這些感覺非常含糊。我不知道自己是下意識地避免在那裏會麵對曾經的自我，還是無法忍受目前他人眼中自己的新形象——流亡者心目中的英雄；被祖國詛咒的逆子。
“我還是有點兒理解的。這種含糊感覺也許別人也有。但這趟旅行可能最終能治愈你的東歐症。”
“也許吧。但對於回歸，我還沒有充分的心理準備。對於往昔，我還沒有完全無動於衷。”
“恰恰因為如此！這趟旅行之後，你就會無動於衷了。誰能回來，誰就會痊愈。”
我們又在老問題上僵住了。但這一次，菲利浦非常頑固。
“你難道不想重見一些朋友嗎？看看一些舊地？……你說過，盡管沒有心理準備，但還是想看朋友的。上星期你還提到要去墓地，為你母親掃墓。”
一陣冗長的沉默。
“今天上午，半小時前，在來這兒的路上，我又見到她了。在阿姆斯特丹大街，突然，她坐在一張長椅上，在那個叫作奧朵曼奈利的餐館門口的一張木製長椅上……”
我們倆再次沉默起來。離開巴內綠草時，我們的交談回到了熟悉的話題之上，並恢複了愉快的基調。跟以往一樣，我們在七十九街的街角分手。菲利浦朝左邊的哥倫布大道拐去，我繼續順著阿姆斯特丹大街朝著七十街和我那幢非斯大林式的斯大林式公寓樓走去。
[1]舊世界，在這裏指歐洲。——譯注。以下所有注釋，均為譯者所加，除非另有說明。
[2]作者用斯大林一詞來概括自己“前生”時代的性質——社會主義。
[3]齊別根紐·赫伯特（zbigniew herbert，1924— ），波蘭詩人。著有詩集《光線的一種和聲》《赫爾墨斯，狗和星星》《對於客體的一種研究》《我思先生》等。
[4]菲利浦·羅斯（philip roth,1933— ），美國當代著名小說家，猶太人。在他出版的20部以上的小說和故事集中，曾數次榮獲文學大獎，如《再見，哥倫布》獲全國文學獎；《反生活》和《遺產》獲全國圖書評論獎；《夏洛克在行動》和《人性的汙穢》獲金福克納筆獎；《美國牧歌》獲普利策獎等。
[5]約·貝特魯·古利阿努（ioan petru culianu,1950—1991）,羅馬尼亞宗教史學家、哲學家、政治評論家和短篇小說家，長期擔任美國芝加哥大學神學教授。1991年5月被謀殺，凶手及殺人動機至今不明。
[6]米爾恰·伊利亞德（mircea eliade，1907—1986），羅馬尼亞出生的哲學家，主要從事哲學、宗教史研究。去世前，為芝加哥大學宗教曆史係教授，被視為現代最重要的學者和知識分子之一，也被他本國的人視為羅馬尼亞的驕傲。代表作有《永恒回歸的神話》等。
[7]米哈伊·塞巴斯蒂安（milhail sebastian，1907—1945），羅馬尼亞猶太小說家。著有《日記：1935—1944》《兩千年》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