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椰殼碗外的人生：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回憶錄 作者：本尼迪克特·安德森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倘若有讀者想要查閱任意幾十本重要學術著作的索引，她/他極有可能找不到“運氣”這個詞條。學界人士虔誠地致力於這樣的概念，比如“社會力量”“體製結構”“意識形態”“傳統”“人口趨勢”等等。他們同樣虔誠地致力於各種“因”，以及源自它們的各種“果”。在這樣的一種智識框架內，幾乎沒有僥幸的空間。
偶爾，我會逗我的學生，問他們的朋友或者親屬中是否有人曾卷入車禍。在得到肯定答案的時候，我接著會問：“你真的認為那是事故嗎？”他們的回答通常會類似於這樣：“是的！如果奶奶留在店裏多聊五分鍾，她就不會被騎摩托車的人撞倒了。”或者：“如果騎摩托車的人早五分鍾離開他女朋友家，奶奶現在就依然會在店裏聊天。”然後我會問他們：“那麽你們如何解釋當局可以非常準確地預言多少美國人會在聖誕節假期間死於車禍這一事實？比如說實際數量結果證明是5000人。當局將查看以往聖誕節期間的統計趨勢，預言比如4500人或者5500人，而不是32人或者15000人。是什麽‘因’讓這些關於‘意外’的預言如此準確呢？”偶爾會有聰明的學生回答說，答案是或然律理論，或者“統計或然律”。但在什麽意義上“或然律”可以被理解為一種“因”？一個多世紀之前，埃米爾·塗爾幹（emile durkheim）麵臨同樣的問題，當時他研究了一切人類行為中最孤獨的一種——自殺。
關鍵是我們在日常思考中並沒有設法消除偶然性與事故，更不用說運氣。我們確實盡力解釋壞運氣。因為這個或者那個原因，因為這個或者那個人，我遭遇了這個或者那個壞運氣。但我們無法解釋好運氣如何幹預我們的學術研究或者我們的日常生活。這就是為什麽在前文介紹我作為學者和知識分子的一生的時候，我如此強調我總體上好運連連：我出生的時間和地點、我的父母和祖先、我的語言、我的教育、我移居美國，以及我在東南亞的經曆。它讓我覺得像是留下來和店主多聊了五分鍾的老爺爺。
同時，倘若我們除了在商店裏耐心等待之外什麽也不做，運氣是不會來敲我們的大門的。運氣經常是以意想不到的機會的形式來到我們身邊的，當這樣的機會一閃而過的時候，你必須非常勇敢或者莽撞地抓住它。對真正具有生產力的學術生命而言，這樣的冒險精神在我看來是至關重要的。在印度尼西亞，當有人問你要去哪裏而你要麽不想告訴他們要麽尚未決定的時候，你回答說gi tjaji angin”，意思是“我在等風”，好像你是一艘帆船，正在駛出港口衝向浩瀚的大海。這裏的冒險不是充斥在我還是一個孩子時常常喜歡讀的書籍中的那種。學者們倘若對自己在一門學科、一個係或者一所大學中的地位感到舒服自在，就會設法既不駛出港口，也不等風。但值得珍視的是等風的準備，以及當風朝你的方向吹來的時候去追風的勇氣。借用維克多·特納關於朝聖的隱喻，身體和心理之旅都很重要。吉姆·西格爾曾經告訴我：“本，你是我的朋友和熟人中唯一一個閱讀與自己研究領域無關的書籍的人。”我認為這是一種了不起的讚美。
學者，尤其是年輕學者，需要盡可能多地了解不斷變化的學術環境，這會給他們帶來巨大的優勢，但同時往往限製他們或者讓他們陷於困境。在g8（八國集團）國家中，大多數教授報酬優渥，有足夠的自由時間和機會去旅行，經常通過報紙和電視接觸普通大眾。他們通常缺乏的東西是與他們國家的治理者的密切關係。誠然，在美國有一些備受矚目的政治教授——比如基辛格、布熱津斯基、薩默斯和賴斯——但偌大的美國共有1400多所大學，而且首都並沒有一流的模範。在貧窮或者中等收入的國家，教授們經常收入要差一些，但他們享有更高的社會地位，更容易接近媒體，尤其是如果他們是在首都的大學工作，就能夠與他們統治者的圈子建立起密切聯係。在這兩種環境下，即使原因有所不同，他們對自身的未來有高度的安全感。基於捍衛“學術自由”和確保專家地位，他們的高薪和高安全感是有正當理由的。第一個要求是一個很好的、經典的理由，隻要教授們自己實踐它——但他們並不總是這樣做。第二個要求更為晚近、更加模棱兩可，因為它取決於資深教授們定下的資格，要求長期的學科訓練，其標誌是智識外行越來越難把握的行話。另外，教授們的自我保護性眾所周知，這種觀點可能鼓勵保守主義、因循守舊和無所事事。
專家地位也越來越多地伴有高等教育準則和實踐的變化。積極的國家幹預幾乎在所有地方都在顯而易見地增加，因為政策製定者試圖讓師生的招收數量、加工和生產與“勞務市場”的“人力需求”相符，並小心翼翼地對人口趨勢做出反應。越來越多的國家努力將研究經費與自己的政策議程捆綁在一起。（比如，在今天的美國，大量資金正在被源源不斷地投入“恐怖主義研究”和“伊斯蘭研究”之中，其中的許多資金都將被浪費在平庸或者缺乏獨創性的工作上。）直接的或者間接的、善意的或者惡意的企業介入已經處於上升勢頭一段時間了，甚至是在社會科學和人文學科之中。專業化也在影響本科教育，年齡在18—21歲之間的年輕人應該在本科階段獲得廣泛的、通識性的智識文化教育這一老觀念正在式微，學生們被鼓勵把他們的大學生活主要視作為進入就業市場做的準備。極有可能的是，這些過程將難以逆轉或者減速，這使得大學及其成員全麵認識其情勢並對之采取批評立場越來越重要。我認為我很幸運成長於這樣的一個時代，當時舊準則盡管是保守的、相對而言不切實際的，但依然令人信服。《想象的共同體》根植於這一準則，但它那種類型的著作在當下大學出現的可能性要小得多。
在1950年代的美國，有與冷戰國家的偏見和意識形態相符的巨大體製壓力，最勇敢、最有趣、最智慧的連環漫畫是沃爾特·凱利（walt kelly）的《波戈》(<i>pogo</i>)。該漫畫以佛羅裏達的濕地為背景，其動物演員的陣容包括了危險的政客、機會主義的知識分子、不關心政治的無辜者、心腸雖好但非常好笑的普通美國公民。其英雄，無害的小波戈，是唯一真正有思想的人物，凱利給了它一句有趣、生動的大師級台詞：“我們遇見了敵人，它就是我們自己。”在我看來，這種懷疑的、自我批評的立場，正是學者們今天最需要培養的。鄙視政治家、官僚、公司經理、記者和大眾媒體名人是很容易的，但要在思想上遠離我們根植於其間、視為當然的學術結構卻遠沒有這麽容易。
年輕的學者們必須認真地思考相互影響的民族主義與全球化過程的後果，民族主義和全球化都有限製視野和簡化問題的習慣。接下來，讓我以一些關於涉及歐洲特性的民族主義的看法作結吧。
在其鼎盛時期，歐洲與世界其他地區相比，有兩大獨特的、難以估計的智識優勢。第一個是它對古希臘羅馬的具有自我意識的繼承。羅馬帝國是唯一一個曾長期統治過今日歐洲大部分地區的政權——盡管這個時代是在非常久遠的過去。但它並不是一個“歐洲”國家，因為它控製了整個地中海沿岸地區，今天的埃及和蘇丹的大部分地區，以及中東的大部分地區，它並沒有統治愛爾蘭、斯堪的納維亞或東北歐的大部分地區。另外，久而久之，它的皇帝來自地中海世界的很多地區。任何歐洲國家或者民族都不可能宣稱獨自繼承這個非同尋常的政體，基督教的多個教派無不如此。羅馬帝國是無法被民族主義占有的，即使意大利也不可以。這裏存在一個與中國和日本的巨大反差，或許還有印度，在這些國家，古代很容易被民族化。雖然日本列島的古代史離不開它們和中國大陸、朝鮮半島的關係，但它是可以被民族化為“日本史”的。
更幸運的是，古希臘羅馬非凡的哲學和文學碩果大部分都幸存到了近代早期，這不但是托西方修士抄寫員的福，而且多虧了拜占庭統治時期說希臘語的阿拉伯基督徒抄寫員。隨著時間的流逝，它們的阿拉伯語譯本讓馬格裏布和伊比利亞的穆斯林思想家得以吸收亞裏士多德思想，把它傳遞到“歐洲”。這種繼承為“歐洲”提供了通向世界（希臘和羅馬）的智識入口，而這個世界實質上是與基督教歐洲格格不入的：多神崇拜的宗教信仰、奴隸製度、懷疑主義哲學、與基督教教義相悖的性道德、以法製基礎塑造人格的理念等等。直接進入這些世界取決於對兩門語言的把握，這兩門語言出於不同的原因既困難又不相容。古希臘語不但有它自己的拚寫係統，而且大量借用了當時被用於現在的中東和埃及的語言。（雖然有一種希臘語幸存到了現代，但它被拜占庭基督教、被數世紀的土耳其——奧斯曼統治深刻地改變了。）最高級的古拉丁語在語法和句法方麵遠比今天的任何一種主要歐洲語言困難和複雜。更妙的是，它漸漸變得“不通用”了。換言之，無論是古希臘語還是古拉丁語，都不屬於任何歐洲國家。
因為這些（以及我沒有提及的其他原因），古希臘羅馬的遺產給歐洲的智識和文學生活帶來的差異性與陌生感，一直延續到20世紀中葉。就像在田野工作中那樣，這種差異與陌生意識培養了智識好奇心，使自我相對化成為了可能。古希臘有城邦和民主政治。羅馬帝國比歐洲曆史上的任何其他國家大得多；因為它的廢墟散布在幾乎歐洲各地，無論一個人身在何處，他都能夠意識到它的巨大。很顯然，古希臘羅馬的文學、醫學、建築、數學和地理等學科要比中世紀歐洲的那些相應學科更發達。它們全都是前基督教文化的產物，先於“彌賽亞時間”（messianic time）出現的產物。當中國和日本設法用“閉關政策”來阻止差異與陌生的時候，歐洲格外尊重古典時代，具有自我意識地把它選作了自身的智識遺產。
學生們今天可以閱讀柏拉圖和亞裏士多德、索福克勒斯和荷馬、西塞羅和塔西佗，這是很有好處的，但他們通常是閱讀它們的譯本——用他們想當然的日常民族語言。因此，差異與陌生已然被大大減少。埃及學生不能閱讀象形文字，阿拉伯學生未必能借助他們的基督徒祖先完成的早期譯本來閱讀亞裏士多德，也沒有多少日本人或者中國人能夠閱讀巴利文佛教文本。
歐洲的另一大智識優勢是它麵積不大，地理上和概念上的界線缺乏或者鬆弛，有一係列緊密相鄰的中小型政治體之間軍事、經濟和文化競爭的曆史。尤其是自近代早期印刷資本主義的發展和宗教改革以來，歐洲進一步被方言和宗教分割。外加武器生產的技術進步，對抗與衝突加深，這反過來為各領域競爭的加劇提供了動力。戰爭、旅行、貿易和閱讀讓麵積大小不等的政治體處於頻繁的，經常是懷有敵意的接觸之中（最重要的是，和平時期的貿易因河流和港口而得以充分發展）。代表這種情勢的是英國人與荷蘭人的關係。大多數英國人今天都不知道成百上千的英語單詞來自巨大的《牛津英語詞典》所歸類的“古荷蘭語”（old dutch），但他們銘記著帶有敵意的表達，比如“dutch courage”（酒後之勇）、“dutch treat”（邀請女士共進晚餐並堅持平攤費用）和“dutch wives”（保證睡眠舒適的實心硬墊枕）等等。另一方麵，不再通用的拉丁語讓歐洲知識分子彼此保持聯係長達若幹世紀，尤其是印刷資本主義開始發展後。在15世紀中期近代活字印刷術發明之後的大約兩個世紀裏，更多的書籍是用拉丁語印刷的，而不是用任何本地語言，當時歐洲知識分子基本都熟悉拉丁語。霍布斯和牛頓是用拉丁語寫作和公開發表的，因此他們的影響能夠遍及歐洲大部分地區。
差異與陌生被置入了由對抗和衝突造成的這種政治動亂之中。文藝複興時期對古典的重新發現最終結束了教會對拉丁語的壟斷。這一新情勢向不受教會教條約束的非神職知識分子打開了古典的大門。這些發展後來將導致歐洲國家之間的競爭越來越激烈，以期提升它們對古典及更早期的了解。17世紀末，一些法國知識分子開始宣稱他們的文明優勢。在那之前，歐洲國家都不否認古代文明優於它們自己的文明，它們競相去了解更多以使自己文明得體。無論是在戰爭期間還是在和平時期，沒有國家可以誇口說它是文明的中心——這可以說是一種歐洲版本的“中國中心主義”（sinocentrism），回過頭來宣布它是最好的。在文化（包括對古代的了解）、政治、全球地理、經濟、技術、戰略戰術等領域，創新、發明、模仿和借用在不同國家之間不斷發生。
像這樣的事情在東亞是不存在的，甚至在南亞也是不存在的。在東亞，中國和日本設定了它們的地理和文化邊界，經常試圖用嚴厲的閉關政策把“蠻夷”排斥在世界之外，幾乎感覺不到與其他國家在政治、經濟、技術和文化等方麵競爭的必要性。或許東南亞與歐洲最相似。就文化、語言、族裔和宗教而言，它是多種多樣的。其多樣性因曆史上區域性帝國的缺失（它與頻繁的政治混亂有關），和後來若幹西方列強的殖民統治而進一步加劇。在通過貿易向外部世界開放方麵，它也與歐洲相似。
因為歐洲在羅馬帝國之後從未經曆過單一穩定的統治，它始終是很多中小國家之間衝突、合作、商貿和智識交流的競技場，成為了語言/族群民族主義誕生的邏輯原點，典型表現為自下而上地反對專製的王朝政權。盡管歐洲民族主義接受了美洲克裏奧爾民族主義的關鍵思想，但它深受其克裏奧爾前輩感到陌生的19世紀初浪漫主義的影響。它對傑出的詩人、小說家、戲劇家、作曲家和畫家有著巨大的吸引力。對於把人民從專製王朝解放出來的其他流行的民族主義同類運動，它也了若指掌，並且與它們團結一致（當然也並不總是如此）——後來發展為國際聯盟、聯合國和很多其他形式的製度實體。
然而，在20世紀的世界大戰之後，很多年輕的民族主義不出所料地與老牌國家聯姻了。今天，民族主義已經成為國家和隸屬於它的機構——軍隊、媒體、各級學校、宗教機構等等——的一個強大工具。我之所以強調工具，是因為國家存在的基本邏輯仍然是“國家利益”（raison d’état）——確保自身的存在與權力，尤其是對它自己的國民。[15]因此，當代民族主義很容易被壓製性和保守力量利用，它們與之前反王朝的民族主義不一樣，對跨民族的團結幾乎沒有興趣。其結果在很多國家是顯而易見的。就亞洲而言，人們隻需想一想這些國家關於民族曆史的“國有”神話：緬甸、朝鮮和韓國、暹羅、日本、巴基斯坦、菲律賓、馬來西亞、印度、印度尼西亞、柬埔寨、孟加拉國、越南或者斯裏蘭卡。預期效果是一種未經審視的、高度敏感的偏狹和目光短淺。其標誌通常是禁忌的存在（不能寫這！不能談那！），以及強製實行的審查製度。
過去很長一段時間裏，不同形式的社會主義——無政府主義的、列寧主義的、新左派的、社會民主主義的——提供了一個“全球性的”框架，進步的、解放主義的民族主義可以在其間茁壯成長。自從“共產主義”式微以來，已經出現了一個全球性的真空狀態，女性主義、環保主義、新無政府主義和各種其他“主義”填充了部分空間，它們以不同但並不總是合作的方式反對新自由主義荒蕪和虛偽的“人權”幹涉。但填滿這個真空需要很長一段時間的大量工作。探究能做什麽並執行其發現是年輕學者可以為之做出的重要貢獻。
霸權國家往往把“人權”設定為它們可以隨心所欲地調用的一種普世的、抽象的和全球性的價值。相比之下，為國家公民爭取平等權利的民權運動很難被國家輕易否定，它們實際上已經成功拓展政治和社會經濟權利，一如見諸美國的黑人和婦女問題那樣，盡管經過很多年才有了真正解放性的變化。就此而言，“民族”和“民族主義”依然擁有很多可能性。
從這個角度人們也可以看到“區域研究”的價值，隻要它們不被國家（叛逆的印度尼西亞人喜歡稱國家為“siluman”，即可怕的幽靈）太過急迫地引導。國家在麵對政治或者經濟困難的時候，傾向於在其國民中煽動民族主義和危機感。年輕的日本人在學習緬甸語，年輕的泰國人在學習越南語，年輕的菲律賓人在學習韓語，這一事實是一個吉兆。他們在學習跳出椰殼碗，開始留意自己頭上的巨大天空。這其中就存在著拋棄自我中心或者自戀的可能性。重要的是要記住學習一門語言並不僅僅是學習語言交流方式。它也是學習一個說和寫與我們不同語言的民族的思維和感覺方式。它也是學習構成他們的思想和情感的曆史和文化基礎，以此學習與他們感同身受。
1958年我來到康奈爾的時候，必須很快學會如何用四個指頭在一台手動打字機上打出我的研討會報告。為了分發給其他同學，我們打在一種綠色的明膠紙上，可以用白色顏料抹掉小錯誤，然後在一台普通的油印機上印出改正過的定稿。改變任何東西都是一件緩慢和痛苦的事情，為此我們必須在打字之前仔細思考。很多時候，我們利用普通手寫的草稿來工作。現在，我們在計算機上工作，可以在幾秒鍾之內修改任何東西、移動任何東西。絕對痛苦的減少是幸事，但值得記住的是，珍珠產自痛苦之中的牡蠣，而不是有筆記本電腦的快樂牡蠣。我不確定今天的研討會報告比起四十年前的作品是否有任何文體上的進步。
在那個時候，圖書館依然是神聖的地方。人們走近一列列書架，抹去他們需要閱讀的舊書上的灰塵，珍視它們的封麵，嗅一嗅它們的裝訂線，因為它們偶爾奇怪、過時的拚寫而會心一笑。然後就是最重要的部分，出於純粹的好奇隨意地取出同一書架上的書籍，發現最意想不到的東西。關於如何看待資料，如何評價它們，比較它們，剔除它們，享有它們，我們的訓練並不正式。運氣成為了學習過程的一部分。驚奇也是。
今天，圖書館在偏執地設法把一切數字化，或許是期望書籍最終被淘汰。一切都可以“在線上”（online）找到。隨意性與運氣一道，或許正在消失。穀歌自稱為是一個非凡的“搜索引擎”。它是在不帶諷刺意味的情況下使用“引擎”（engine）這個詞的，而“引擎”在古英語裏的意思是“欺騙”（正如其反映在動詞“to engineer”—狡詐地處理——中那樣），甚或是“刑具”（an engine of tortue）。無論是穀歌還是信任它的學生都沒有意識到，19世紀末期的書籍拿在手裏有這樣的感覺，而20世紀初的書籍有那樣的感覺。日本書籍是用一種方式裝訂的，而緬甸書籍是用另一種方法。在線上，一切都將成為一個民主的平等主義“詞條”。沒有驚奇，沒有偏好，沒有懷疑。學生們對穀歌的信任幾乎是虔誠的。你有對穀歌的批評性評價嗎？我們尚未教過這一點。很多學生完全不知道即使穀歌“讓一切現成可用”，它也是按程序行事的。
“輕易獲得一切”的後果之一，是我在穀歌誕生很久之前就已經注意到的一個趨勢的加速：沒有必要記住任何東西，因為我們可以通過其他手段檢索到“任何東西”。在我讀研究生的時候，我常常喜歡用詩歌摘引來美化我的研討會報告，這些詩歌要麽是我被教導要背誦的，要麽是我隨機遇見並愛上的。我背誦我喜歡的詩歌，沒有想太多，並且經常在浴室裏、公共汽車上、飛機上或者任何我無法入睡的時候默誦它們。以這種方式背誦，詩歌深深地駐紮在我的意識之中，與其說是意義，毋寧說是聲音、抑揚頓挫、韻律。我的同學既驚訝又同情。“有什麽意義呀？你完全可以查嘛！”他們是對的，但即便是穀歌也無法給你純粹的“感受”，比如蘭波（rimbaud）《醉舟》（“le bateau ivre”）的目眩神迷。
2007年前後，為了幫助一個為多所俄羅斯地方大學的年輕老師舉辦的民族主義高級班，我去了列寧格勒（今聖彼得堡）。在過去的幾十年中，我的俄語口語幾乎張不開口了，隻會說“早上好”、“非常感謝”和“我愛你”。但是為了表示團結，我開始朗誦在斯大林政權早期自殺的一位激進分子——弗拉基米爾·馬雅可夫斯基（dimir mayakovsky）的一首優美詩歌的最後一節。讓我震驚的是，所有學生旋即和我一道朗誦了起來：
svetit vsegda永遠照耀，
vestit vezde到處照耀，
do dnei poslednikh dontsa直到那日月的盡頭，
svetit—照耀——
i nikakih gvozdei！不顧一切阻撓！
vot lozung moi—這就是我和太陽的
i solntsa！口號！[16]
到結尾時我已淚眼朦朧。學生中有一些也是。他們依然是穀歌正在幫忙終結的口傳文化的一部分。但至少有一個“蓄水池”是未被染指的——保存在家中閣樓上的或者汽車行李箱裏的不為人知的手書信件，它們有時候會秘密地存在數十甚至數百年。
穀歌也許無辜，但它代表了某種更加可怕的不祥：退化的（美式）英語對全球的支配。今天，在美國本土，讀到以美式英語為文獻基礎、出版於美國的理論著作是司空見慣的。倘若有外國著作被引用，參考書目經常是原作以日語、葡萄牙語、韓語或者阿拉伯語出版大約二十年後麵世的美國譯本。這就好像直到在美國麵世，它們才有了價值。這並不全是美國的發明，因為它根植於英國在大約1820—1920年間對世界的支配。但英國依然屬於歐洲，參考以德語、法語和意大利語出版的書依然是完全正常的。但今天，越來越多的學者覺得它們必須用美式英語出版。就其本身而言這可能是可以接受的，甚至是自然的，隻要它不影響我們的認知。但結果是越來越多的不同國家的學者覺得，除非他們是用美式英語寫作，否則他們就不會獲得國際認可。與此同時，除了那些為田野工作而不得不掌握的外語之外，美國學者在學習任何外語方麵變得越來越懶。在這裏人們可以看到不再通用的拉丁語與生氣勃勃的美式英語之間的巨大差異。流亡政治學家卡爾·多伊奇（karl deutsch）可能是對的：“權力意味著不必傾聽！”
偶爾，我會逗我的學生，問他們的朋友或者親屬中是否有人曾卷入車禍。在得到肯定答案的時候，我接著會問：“你真的認為那是事故嗎？”他們的回答通常會類似於這樣：“是的！如果奶奶留在店裏多聊五分鍾，她就不會被騎摩托車的人撞倒了。”或者：“如果騎摩托車的人早五分鍾離開他女朋友家，奶奶現在就依然會在店裏聊天。”然後我會問他們：“那麽你們如何解釋當局可以非常準確地預言多少美國人會在聖誕節假期間死於車禍這一事實？比如說實際數量結果證明是5000人。當局將查看以往聖誕節期間的統計趨勢，預言比如4500人或者5500人，而不是32人或者15000人。是什麽‘因’讓這些關於‘意外’的預言如此準確呢？”偶爾會有聰明的學生回答說，答案是或然律理論，或者“統計或然律”。但在什麽意義上“或然律”可以被理解為一種“因”？一個多世紀之前，埃米爾·塗爾幹（emile durkheim）麵臨同樣的問題，當時他研究了一切人類行為中最孤獨的一種——自殺。
關鍵是我們在日常思考中並沒有設法消除偶然性與事故，更不用說運氣。我們確實盡力解釋壞運氣。因為這個或者那個原因，因為這個或者那個人，我遭遇了這個或者那個壞運氣。但我們無法解釋好運氣如何幹預我們的學術研究或者我們的日常生活。這就是為什麽在前文介紹我作為學者和知識分子的一生的時候，我如此強調我總體上好運連連：我出生的時間和地點、我的父母和祖先、我的語言、我的教育、我移居美國，以及我在東南亞的經曆。它讓我覺得像是留下來和店主多聊了五分鍾的老爺爺。
同時，倘若我們除了在商店裏耐心等待之外什麽也不做，運氣是不會來敲我們的大門的。運氣經常是以意想不到的機會的形式來到我們身邊的，當這樣的機會一閃而過的時候，你必須非常勇敢或者莽撞地抓住它。對真正具有生產力的學術生命而言，這樣的冒險精神在我看來是至關重要的。在印度尼西亞，當有人問你要去哪裏而你要麽不想告訴他們要麽尚未決定的時候，你回答說gi tjaji angin”，意思是“我在等風”，好像你是一艘帆船，正在駛出港口衝向浩瀚的大海。這裏的冒險不是充斥在我還是一個孩子時常常喜歡讀的書籍中的那種。學者們倘若對自己在一門學科、一個係或者一所大學中的地位感到舒服自在，就會設法既不駛出港口，也不等風。但值得珍視的是等風的準備，以及當風朝你的方向吹來的時候去追風的勇氣。借用維克多·特納關於朝聖的隱喻，身體和心理之旅都很重要。吉姆·西格爾曾經告訴我：“本，你是我的朋友和熟人中唯一一個閱讀與自己研究領域無關的書籍的人。”我認為這是一種了不起的讚美。
學者，尤其是年輕學者，需要盡可能多地了解不斷變化的學術環境，這會給他們帶來巨大的優勢，但同時往往限製他們或者讓他們陷於困境。在g8（八國集團）國家中，大多數教授報酬優渥，有足夠的自由時間和機會去旅行，經常通過報紙和電視接觸普通大眾。他們通常缺乏的東西是與他們國家的治理者的密切關係。誠然，在美國有一些備受矚目的政治教授——比如基辛格、布熱津斯基、薩默斯和賴斯——但偌大的美國共有1400多所大學，而且首都並沒有一流的模範。在貧窮或者中等收入的國家，教授們經常收入要差一些，但他們享有更高的社會地位，更容易接近媒體，尤其是如果他們是在首都的大學工作，就能夠與他們統治者的圈子建立起密切聯係。在這兩種環境下，即使原因有所不同，他們對自身的未來有高度的安全感。基於捍衛“學術自由”和確保專家地位，他們的高薪和高安全感是有正當理由的。第一個要求是一個很好的、經典的理由，隻要教授們自己實踐它——但他們並不總是這樣做。第二個要求更為晚近、更加模棱兩可，因為它取決於資深教授們定下的資格，要求長期的學科訓練，其標誌是智識外行越來越難把握的行話。另外，教授們的自我保護性眾所周知，這種觀點可能鼓勵保守主義、因循守舊和無所事事。
專家地位也越來越多地伴有高等教育準則和實踐的變化。積極的國家幹預幾乎在所有地方都在顯而易見地增加，因為政策製定者試圖讓師生的招收數量、加工和生產與“勞務市場”的“人力需求”相符，並小心翼翼地對人口趨勢做出反應。越來越多的國家努力將研究經費與自己的政策議程捆綁在一起。（比如，在今天的美國，大量資金正在被源源不斷地投入“恐怖主義研究”和“伊斯蘭研究”之中，其中的許多資金都將被浪費在平庸或者缺乏獨創性的工作上。）直接的或者間接的、善意的或者惡意的企業介入已經處於上升勢頭一段時間了，甚至是在社會科學和人文學科之中。專業化也在影響本科教育，年齡在18—21歲之間的年輕人應該在本科階段獲得廣泛的、通識性的智識文化教育這一老觀念正在式微，學生們被鼓勵把他們的大學生活主要視作為進入就業市場做的準備。極有可能的是，這些過程將難以逆轉或者減速，這使得大學及其成員全麵認識其情勢並對之采取批評立場越來越重要。我認為我很幸運成長於這樣的一個時代，當時舊準則盡管是保守的、相對而言不切實際的，但依然令人信服。《想象的共同體》根植於這一準則，但它那種類型的著作在當下大學出現的可能性要小得多。
在1950年代的美國，有與冷戰國家的偏見和意識形態相符的巨大體製壓力，最勇敢、最有趣、最智慧的連環漫畫是沃爾特·凱利（walt kelly）的《波戈》(<i>pogo</i>)。該漫畫以佛羅裏達的濕地為背景，其動物演員的陣容包括了危險的政客、機會主義的知識分子、不關心政治的無辜者、心腸雖好但非常好笑的普通美國公民。其英雄，無害的小波戈，是唯一真正有思想的人物，凱利給了它一句有趣、生動的大師級台詞：“我們遇見了敵人，它就是我們自己。”在我看來，這種懷疑的、自我批評的立場，正是學者們今天最需要培養的。鄙視政治家、官僚、公司經理、記者和大眾媒體名人是很容易的，但要在思想上遠離我們根植於其間、視為當然的學術結構卻遠沒有這麽容易。
年輕的學者們必須認真地思考相互影響的民族主義與全球化過程的後果，民族主義和全球化都有限製視野和簡化問題的習慣。接下來，讓我以一些關於涉及歐洲特性的民族主義的看法作結吧。
在其鼎盛時期，歐洲與世界其他地區相比，有兩大獨特的、難以估計的智識優勢。第一個是它對古希臘羅馬的具有自我意識的繼承。羅馬帝國是唯一一個曾長期統治過今日歐洲大部分地區的政權——盡管這個時代是在非常久遠的過去。但它並不是一個“歐洲”國家，因為它控製了整個地中海沿岸地區，今天的埃及和蘇丹的大部分地區，以及中東的大部分地區，它並沒有統治愛爾蘭、斯堪的納維亞或東北歐的大部分地區。另外，久而久之，它的皇帝來自地中海世界的很多地區。任何歐洲國家或者民族都不可能宣稱獨自繼承這個非同尋常的政體，基督教的多個教派無不如此。羅馬帝國是無法被民族主義占有的，即使意大利也不可以。這裏存在一個與中國和日本的巨大反差，或許還有印度，在這些國家，古代很容易被民族化。雖然日本列島的古代史離不開它們和中國大陸、朝鮮半島的關係，但它是可以被民族化為“日本史”的。
更幸運的是，古希臘羅馬非凡的哲學和文學碩果大部分都幸存到了近代早期，這不但是托西方修士抄寫員的福，而且多虧了拜占庭統治時期說希臘語的阿拉伯基督徒抄寫員。隨著時間的流逝，它們的阿拉伯語譯本讓馬格裏布和伊比利亞的穆斯林思想家得以吸收亞裏士多德思想，把它傳遞到“歐洲”。這種繼承為“歐洲”提供了通向世界（希臘和羅馬）的智識入口，而這個世界實質上是與基督教歐洲格格不入的：多神崇拜的宗教信仰、奴隸製度、懷疑主義哲學、與基督教教義相悖的性道德、以法製基礎塑造人格的理念等等。直接進入這些世界取決於對兩門語言的把握，這兩門語言出於不同的原因既困難又不相容。古希臘語不但有它自己的拚寫係統，而且大量借用了當時被用於現在的中東和埃及的語言。（雖然有一種希臘語幸存到了現代，但它被拜占庭基督教、被數世紀的土耳其——奧斯曼統治深刻地改變了。）最高級的古拉丁語在語法和句法方麵遠比今天的任何一種主要歐洲語言困難和複雜。更妙的是，它漸漸變得“不通用”了。換言之，無論是古希臘語還是古拉丁語，都不屬於任何歐洲國家。
因為這些（以及我沒有提及的其他原因），古希臘羅馬的遺產給歐洲的智識和文學生活帶來的差異性與陌生感，一直延續到20世紀中葉。就像在田野工作中那樣，這種差異與陌生意識培養了智識好奇心，使自我相對化成為了可能。古希臘有城邦和民主政治。羅馬帝國比歐洲曆史上的任何其他國家大得多；因為它的廢墟散布在幾乎歐洲各地，無論一個人身在何處，他都能夠意識到它的巨大。很顯然，古希臘羅馬的文學、醫學、建築、數學和地理等學科要比中世紀歐洲的那些相應學科更發達。它們全都是前基督教文化的產物，先於“彌賽亞時間”（messianic time）出現的產物。當中國和日本設法用“閉關政策”來阻止差異與陌生的時候，歐洲格外尊重古典時代，具有自我意識地把它選作了自身的智識遺產。
學生們今天可以閱讀柏拉圖和亞裏士多德、索福克勒斯和荷馬、西塞羅和塔西佗，這是很有好處的，但他們通常是閱讀它們的譯本——用他們想當然的日常民族語言。因此，差異與陌生已然被大大減少。埃及學生不能閱讀象形文字，阿拉伯學生未必能借助他們的基督徒祖先完成的早期譯本來閱讀亞裏士多德，也沒有多少日本人或者中國人能夠閱讀巴利文佛教文本。
歐洲的另一大智識優勢是它麵積不大，地理上和概念上的界線缺乏或者鬆弛，有一係列緊密相鄰的中小型政治體之間軍事、經濟和文化競爭的曆史。尤其是自近代早期印刷資本主義的發展和宗教改革以來，歐洲進一步被方言和宗教分割。外加武器生產的技術進步，對抗與衝突加深，這反過來為各領域競爭的加劇提供了動力。戰爭、旅行、貿易和閱讀讓麵積大小不等的政治體處於頻繁的，經常是懷有敵意的接觸之中（最重要的是，和平時期的貿易因河流和港口而得以充分發展）。代表這種情勢的是英國人與荷蘭人的關係。大多數英國人今天都不知道成百上千的英語單詞來自巨大的《牛津英語詞典》所歸類的“古荷蘭語”（old dutch），但他們銘記著帶有敵意的表達，比如“dutch courage”（酒後之勇）、“dutch treat”（邀請女士共進晚餐並堅持平攤費用）和“dutch wives”（保證睡眠舒適的實心硬墊枕）等等。另一方麵，不再通用的拉丁語讓歐洲知識分子彼此保持聯係長達若幹世紀，尤其是印刷資本主義開始發展後。在15世紀中期近代活字印刷術發明之後的大約兩個世紀裏，更多的書籍是用拉丁語印刷的，而不是用任何本地語言，當時歐洲知識分子基本都熟悉拉丁語。霍布斯和牛頓是用拉丁語寫作和公開發表的，因此他們的影響能夠遍及歐洲大部分地區。
差異與陌生被置入了由對抗和衝突造成的這種政治動亂之中。文藝複興時期對古典的重新發現最終結束了教會對拉丁語的壟斷。這一新情勢向不受教會教條約束的非神職知識分子打開了古典的大門。這些發展後來將導致歐洲國家之間的競爭越來越激烈，以期提升它們對古典及更早期的了解。17世紀末，一些法國知識分子開始宣稱他們的文明優勢。在那之前，歐洲國家都不否認古代文明優於它們自己的文明，它們競相去了解更多以使自己文明得體。無論是在戰爭期間還是在和平時期，沒有國家可以誇口說它是文明的中心——這可以說是一種歐洲版本的“中國中心主義”（sinocentrism），回過頭來宣布它是最好的。在文化（包括對古代的了解）、政治、全球地理、經濟、技術、戰略戰術等領域，創新、發明、模仿和借用在不同國家之間不斷發生。
像這樣的事情在東亞是不存在的，甚至在南亞也是不存在的。在東亞，中國和日本設定了它們的地理和文化邊界，經常試圖用嚴厲的閉關政策把“蠻夷”排斥在世界之外，幾乎感覺不到與其他國家在政治、經濟、技術和文化等方麵競爭的必要性。或許東南亞與歐洲最相似。就文化、語言、族裔和宗教而言，它是多種多樣的。其多樣性因曆史上區域性帝國的缺失（它與頻繁的政治混亂有關），和後來若幹西方列強的殖民統治而進一步加劇。在通過貿易向外部世界開放方麵，它也與歐洲相似。
因為歐洲在羅馬帝國之後從未經曆過單一穩定的統治，它始終是很多中小國家之間衝突、合作、商貿和智識交流的競技場，成為了語言/族群民族主義誕生的邏輯原點，典型表現為自下而上地反對專製的王朝政權。盡管歐洲民族主義接受了美洲克裏奧爾民族主義的關鍵思想，但它深受其克裏奧爾前輩感到陌生的19世紀初浪漫主義的影響。它對傑出的詩人、小說家、戲劇家、作曲家和畫家有著巨大的吸引力。對於把人民從專製王朝解放出來的其他流行的民族主義同類運動，它也了若指掌，並且與它們團結一致（當然也並不總是如此）——後來發展為國際聯盟、聯合國和很多其他形式的製度實體。
然而，在20世紀的世界大戰之後，很多年輕的民族主義不出所料地與老牌國家聯姻了。今天，民族主義已經成為國家和隸屬於它的機構——軍隊、媒體、各級學校、宗教機構等等——的一個強大工具。我之所以強調工具，是因為國家存在的基本邏輯仍然是“國家利益”（raison d’état）——確保自身的存在與權力，尤其是對它自己的國民。[15]因此，當代民族主義很容易被壓製性和保守力量利用，它們與之前反王朝的民族主義不一樣，對跨民族的團結幾乎沒有興趣。其結果在很多國家是顯而易見的。就亞洲而言，人們隻需想一想這些國家關於民族曆史的“國有”神話：緬甸、朝鮮和韓國、暹羅、日本、巴基斯坦、菲律賓、馬來西亞、印度、印度尼西亞、柬埔寨、孟加拉國、越南或者斯裏蘭卡。預期效果是一種未經審視的、高度敏感的偏狹和目光短淺。其標誌通常是禁忌的存在（不能寫這！不能談那！），以及強製實行的審查製度。
過去很長一段時間裏，不同形式的社會主義——無政府主義的、列寧主義的、新左派的、社會民主主義的——提供了一個“全球性的”框架，進步的、解放主義的民族主義可以在其間茁壯成長。自從“共產主義”式微以來，已經出現了一個全球性的真空狀態，女性主義、環保主義、新無政府主義和各種其他“主義”填充了部分空間，它們以不同但並不總是合作的方式反對新自由主義荒蕪和虛偽的“人權”幹涉。但填滿這個真空需要很長一段時間的大量工作。探究能做什麽並執行其發現是年輕學者可以為之做出的重要貢獻。
霸權國家往往把“人權”設定為它們可以隨心所欲地調用的一種普世的、抽象的和全球性的價值。相比之下，為國家公民爭取平等權利的民權運動很難被國家輕易否定，它們實際上已經成功拓展政治和社會經濟權利，一如見諸美國的黑人和婦女問題那樣，盡管經過很多年才有了真正解放性的變化。就此而言，“民族”和“民族主義”依然擁有很多可能性。
從這個角度人們也可以看到“區域研究”的價值，隻要它們不被國家（叛逆的印度尼西亞人喜歡稱國家為“siluman”，即可怕的幽靈）太過急迫地引導。國家在麵對政治或者經濟困難的時候，傾向於在其國民中煽動民族主義和危機感。年輕的日本人在學習緬甸語，年輕的泰國人在學習越南語，年輕的菲律賓人在學習韓語，這一事實是一個吉兆。他們在學習跳出椰殼碗，開始留意自己頭上的巨大天空。這其中就存在著拋棄自我中心或者自戀的可能性。重要的是要記住學習一門語言並不僅僅是學習語言交流方式。它也是學習一個說和寫與我們不同語言的民族的思維和感覺方式。它也是學習構成他們的思想和情感的曆史和文化基礎，以此學習與他們感同身受。
1958年我來到康奈爾的時候，必須很快學會如何用四個指頭在一台手動打字機上打出我的研討會報告。為了分發給其他同學，我們打在一種綠色的明膠紙上，可以用白色顏料抹掉小錯誤，然後在一台普通的油印機上印出改正過的定稿。改變任何東西都是一件緩慢和痛苦的事情，為此我們必須在打字之前仔細思考。很多時候，我們利用普通手寫的草稿來工作。現在，我們在計算機上工作，可以在幾秒鍾之內修改任何東西、移動任何東西。絕對痛苦的減少是幸事，但值得記住的是，珍珠產自痛苦之中的牡蠣，而不是有筆記本電腦的快樂牡蠣。我不確定今天的研討會報告比起四十年前的作品是否有任何文體上的進步。
在那個時候，圖書館依然是神聖的地方。人們走近一列列書架，抹去他們需要閱讀的舊書上的灰塵，珍視它們的封麵，嗅一嗅它們的裝訂線，因為它們偶爾奇怪、過時的拚寫而會心一笑。然後就是最重要的部分，出於純粹的好奇隨意地取出同一書架上的書籍，發現最意想不到的東西。關於如何看待資料，如何評價它們，比較它們，剔除它們，享有它們，我們的訓練並不正式。運氣成為了學習過程的一部分。驚奇也是。
今天，圖書館在偏執地設法把一切數字化，或許是期望書籍最終被淘汰。一切都可以“在線上”（online）找到。隨意性與運氣一道，或許正在消失。穀歌自稱為是一個非凡的“搜索引擎”。它是在不帶諷刺意味的情況下使用“引擎”（engine）這個詞的，而“引擎”在古英語裏的意思是“欺騙”（正如其反映在動詞“to engineer”—狡詐地處理——中那樣），甚或是“刑具”（an engine of tortue）。無論是穀歌還是信任它的學生都沒有意識到，19世紀末期的書籍拿在手裏有這樣的感覺，而20世紀初的書籍有那樣的感覺。日本書籍是用一種方式裝訂的，而緬甸書籍是用另一種方法。在線上，一切都將成為一個民主的平等主義“詞條”。沒有驚奇，沒有偏好，沒有懷疑。學生們對穀歌的信任幾乎是虔誠的。你有對穀歌的批評性評價嗎？我們尚未教過這一點。很多學生完全不知道即使穀歌“讓一切現成可用”，它也是按程序行事的。
“輕易獲得一切”的後果之一，是我在穀歌誕生很久之前就已經注意到的一個趨勢的加速：沒有必要記住任何東西，因為我們可以通過其他手段檢索到“任何東西”。在我讀研究生的時候，我常常喜歡用詩歌摘引來美化我的研討會報告，這些詩歌要麽是我被教導要背誦的，要麽是我隨機遇見並愛上的。我背誦我喜歡的詩歌，沒有想太多，並且經常在浴室裏、公共汽車上、飛機上或者任何我無法入睡的時候默誦它們。以這種方式背誦，詩歌深深地駐紮在我的意識之中，與其說是意義，毋寧說是聲音、抑揚頓挫、韻律。我的同學既驚訝又同情。“有什麽意義呀？你完全可以查嘛！”他們是對的，但即便是穀歌也無法給你純粹的“感受”，比如蘭波（rimbaud）《醉舟》（“le bateau ivre”）的目眩神迷。
2007年前後，為了幫助一個為多所俄羅斯地方大學的年輕老師舉辦的民族主義高級班，我去了列寧格勒（今聖彼得堡）。在過去的幾十年中，我的俄語口語幾乎張不開口了，隻會說“早上好”、“非常感謝”和“我愛你”。但是為了表示團結，我開始朗誦在斯大林政權早期自殺的一位激進分子——弗拉基米爾·馬雅可夫斯基（dimir mayakovsky）的一首優美詩歌的最後一節。讓我震驚的是，所有學生旋即和我一道朗誦了起來：
svetit vsegda永遠照耀，
vestit vezde到處照耀，
do dnei poslednikh dontsa直到那日月的盡頭，
svetit—照耀——
i nikakih gvozdei！不顧一切阻撓！
vot lozung moi—這就是我和太陽的
i solntsa！口號！[16]
到結尾時我已淚眼朦朧。學生中有一些也是。他們依然是穀歌正在幫忙終結的口傳文化的一部分。但至少有一個“蓄水池”是未被染指的——保存在家中閣樓上的或者汽車行李箱裏的不為人知的手書信件，它們有時候會秘密地存在數十甚至數百年。
穀歌也許無辜，但它代表了某種更加可怕的不祥：退化的（美式）英語對全球的支配。今天，在美國本土，讀到以美式英語為文獻基礎、出版於美國的理論著作是司空見慣的。倘若有外國著作被引用，參考書目經常是原作以日語、葡萄牙語、韓語或者阿拉伯語出版大約二十年後麵世的美國譯本。這就好像直到在美國麵世，它們才有了價值。這並不全是美國的發明，因為它根植於英國在大約1820—1920年間對世界的支配。但英國依然屬於歐洲，參考以德語、法語和意大利語出版的書依然是完全正常的。但今天，越來越多的學者覺得它們必須用美式英語出版。就其本身而言這可能是可以接受的，甚至是自然的，隻要它不影響我們的認知。但結果是越來越多的不同國家的學者覺得，除非他們是用美式英語寫作，否則他們就不會獲得國際認可。與此同時，除了那些為田野工作而不得不掌握的外語之外，美國學者在學習任何外語方麵變得越來越懶。在這裏人們可以看到不再通用的拉丁語與生氣勃勃的美式英語之間的巨大差異。流亡政治學家卡爾·多伊奇（karl deutsch）可能是對的：“權力意味著不必傾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