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維真[1]一 前言
中國自古以農立國，受農業文化影響，向來重視所謂的“關係”，並成為建構社會人際網絡的重要媒介。[2]在傳統的人際網絡中，除了血緣及親緣關係外，最主要的還有地緣、學緣及業緣關係，這也就是“同鄉、同窗、同僚”的“三同”關係。而不論是哪一重關係，推究到最後其實皆與地緣密不可分。因此，若欲深化對蔣介石的研究，其地緣關係的探討勢不可免。蔣介石係浙江奉化人，早年留學日本，其後發跡於上海，崛起於廣東。1928年國民政府（以下簡稱“國府”）統一全國後，長期主政南京；其間因對日抗戰之故，一度退守重慶，依托西南大後方。1949年因國共戰爭失利，大陸政權易手，渡海來台，以迄辭世。故論及蔣介石的地緣關係，似可從一個中心——江浙，以及三個外擴區——廣東、西南（川滇黔湘桂）、台灣入手。 二 一個中心：江浙
蔣介石自早年留學日本及混跡上海以來，其最重要的人際網絡及地緣關係即是以江浙為核心。俗諺說：“人不親土親。”同鄉關係是蔣介石初期人際網絡極為重要的媒合點。此時期蔣介石結識的浙江同鄉陳其美、周駿彥、黃郛、張靜江、戴傳賢（原籍浙江吳興，寄籍四川廣漢）等人，有些對蔣有提攜扶持之功（如陳其美、張靜江等），有些則成為其日後重要的事業夥伴（如戴傳賢、周駿彥等）。其後，隨著蔣介石攀升權力高峰，國府浙籍人士也水漲船高：黨政方麵有邵元衝、陳果夫、陳立夫、朱家驊、陳布雷、張其昀等；軍政方麵有蔣鼎文、陳儀、陳誠、湯恩伯、胡宗南等；特務方麵有徐恩曾、陳立夫、戴笠、毛人鳳等，這些係統對蔣介石得以掌握國府軍政大權甚有裨益。此外，另有虞洽卿、盧作孚、張嘉璈、陳光甫等江浙財閥在財政上對蔣的支持。蔣介石能夠攀升權力高峰，長期統治中國，當然不是隻靠其浙江同鄉，但此地緣關係對於蔣介石的崛起仍居功厥偉。
尤為特殊的是，蔣介石的近衛係統（衛士大隊、警衛總隊等）幾乎皆由浙江子弟充任，構成一支絕對效忠於蔣的重要武力。最初蔣介石在黃埔練兵及東征時期，多由黃埔學生擔任警衛工作；及至出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後，乃逐步擴充警衛部隊，並逐漸由浙江子弟充任。1936年12月西安事變時，擔任內衛的衛士大隊為保衛蔣介石，犧牲頗大，更增蔣對浙江子弟的信心。抗戰期間，保護蔣介石官邸的是一個警衛旅，其主要骨幹均為浙江人。1945年抗戰勝利後，警衛旅編製雖調整為警衛總隊，但其下仍轄3個大隊（包括1個配備火炮及各式重兵器的重武器大隊），1個外勤隊，以及工兵、騎兵、通信等配屬部隊，其編製不下於當時的1個師。據曾任蔣介石衛士的翁元回憶，他是在1946年從浙江老家（壽昌縣）甄選入警衛總隊的，而這也是大陸時期蔣介石最後一批從浙江征召的子弟兵。[3]1949年1月蔣介石下野後，警衛總隊雖大幅縮編，但仍隨蔣返抵浙江奉化，最後更船運台灣，繼續負起保衛蔣介石的責任。此外，擔任蔣介石侍從秘書中屬於機要秘書者，亦多由奉化子弟甚至其親族擔任，如毛慶祥、汪日章、俞國華、周宏濤等。
至於蘇籍人士，除杜月笙等上海幫會人物外，主要以蔣介石留日同窗好友王柏齡為首，包括王懋功、錢大鈞、顧祝同等人。其後，錢大鈞曆任軍事委員會委員長侍從室第一處主任，並於戰後出任上海市長；而顧祝同則曆任蘭州、重慶等行營主任、第三戰區司令長官、江蘇省主席，並於戰後出任陸軍總司令、參謀總長，是蔣介石軍事體係中極為重要的人物，在軍中形成次級係統。 三 三個外擴區<h4>（一）廣東</h4>
自晚清以來，廣東由於是革命的策源地，其革命正統觀念及地方意識較他省尤為濃烈。蔣介石自南下追隨孫中山護法，加入陳炯明粵軍，即與廣東淵源甚深；日後主持黃埔軍校，創建黨軍，統軍北伐，亦可謂發跡於廣東。唯粵籍黨政人物如胡漢民、汪精衛、孫科等，其輩分、資望皆在蔣介石之上，蔣始終無法調和與粵籍人士的關係。加上兩廣地方勢力與中央的恩恩怨怨，蔣介石在黨內主要的政治對手多來自此。
譬如1931年2月28日，時任立法院院長的胡漢民因反對製定《訓政時期約法》，與蔣介石政見不同，被蔣軟禁於南京湯山，激起廣東人士不分派係一致反蔣。同年4月30日，鄧澤如、林森、蕭佛成、古應芬4人以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會委員身份聯名通電，彈劾蔣介石違法叛黨，此4人除林森為閩籍外，皆為粵人。5月3日，有“南天王”之稱的廣東省主席陳濟棠（粵人）以第八路總指揮名義，率所部陸海空各軍將領聯名通電，要求蔣介石引退。5月11日，桂係李宗仁、白崇禧率張發奎等全體將領通電，聲援陳濟棠等，兩廣反蔣聲勢浩蕩。5月25日，唐紹儀、鄧澤如、古應芬、林森、蕭佛成、汪精衛、孫科、陳濟棠、許崇智、李宗仁、陳友仁等聯署通電，要求蔣介石於48小時內下野；其中除林森（閩人）、李宗仁（桂人）外，其餘均為粵人。5月27日，汪精衛、孫科、鄒魯（均粵人）等在廣州召開“國民黨中央執監委非常會議”，決意成立“國民政府”，史稱“寧粵分裂”。此際粵人大團結，來勢洶洶。而蔣介石也調兵遣將，向湘粵邊境進兵，內戰一觸即發。
及至1931年9月18日，九一八事變爆發，日軍進占東北。在強敵壓境下，為共赴國難，寧、粵雙方同意開啟談判，形勢乃急轉直下。此際，蔣介石雖釋放胡漢民以表達善意，但粵方仍堅持蔣必須下台負責。蔣介石對此甚為不懌，在10月23日日記中寫道：
（粵方）以為中央已無辦法，故提此苛刻無理之要求。倭寇藉粵方搗亂之機以逼迫中國，粵寇藉倭奴之力以倒中國，而且其推出代表全為粵人，是廣東毅然成一粵國，與倭國攻守同盟以攻中央。形勢至此，殊為我中華民族羞。對此叛逆，不可再以理喻，惟有負責堅持，以報黨國，豈有退步之餘地乎！[4]
蔣介石稱“代表全為粵人”，“廣東成一粵國”，顯見其對粵人意氣之深。不僅如此，當各地學生因不滿國府處理東北局勢態度軟弱，紛紛入京請願北上抗敵，甚至搗毀國民黨中央黨部、毆傷外交部長王正廷時，蔣介石在11月25日日記中，認為背後有廣東方麵的煽惑：
下午，各方學生為反動派所鼓惑，來京請願北上，故意搗亂，破壞政府，勾結日本、廣東，人格喪失殆盡，而餘處境之悲慘，亦未有如今日之甚者也。胡逆漢民之肉，不足食矣！[5]
次日，蔣在日記中也說：“國民程度至此，殊為國家危也。共產與粵派必欲毀滅國府，敗壞國家，滅亡民族而後快，可歎亦可恨也。”[6]11月27日日記更直指胡漢民、陳友仁（時任廣州“國民政府”外交部長）須負其責：“對日固難，而對內更難。倭事乃由國內賣國者所發動也，胡展堂（胡漢民）、陳友仁之肉，不足食矣！”[7]11月30日日記則全麵檢討粵係責任：
可惜而最可痛者，乃一般盲從幼稚之青年，令之安心求學以盡救國之道則不聽，煽以浮躁曠荒則樂從。國無紀律，人無道義，此國事之所以紛亂，胡、汪、孫肉，不足食矣！[8]
所謂“胡、汪、孫”，係指胡漢民、汪精衛、孫科，粵係三大領袖全部在列，足見蔣對粵係成見之深。
1931年12月15日，蔣介石在內外壓力下辭去國民政府主席、行政院長、陸海空軍總司令各職，這也是蔣的第二次下野。蔣介石原本同意辭卸國府主席等職位後，出任監察院長，以示共赴國難及與粵係的和解。但不料粵方內部又生風波，汪係人馬被迫離開，到上海另樹一幟。蔣於12月19日日記寫道：“汪派在滬選舉十人，與粵方爭持，始則粵與中央之爭，今則粵又自爭，此種爭權奪利之政客，毫無革命精神。”[9]因此，蔣決定徑返故裏，不就監察院長職。12月24日，蔣介石由寧返裏後，檢討此次下野，於日記中稱：
今次革命失敗，是由於餘不能自主。始誤於老者，對俄對左，皆不能貫徹本人主張，一意遷就，以誤大局；再誤於本黨之曆史，允納胡漢民、孫科，一意遷就，乃至於不可收拾；而本人無幹部、無組織、無情報，以致外交派唐紹儀、陳友仁、伍朝樞、孫科勾結倭寇以賣國，而未之預知。陳濟棠勾結左桂各派，古應芬利用陳逆，皆未能信，乃至陷於內外夾攻之境，此皆無人之所致也。[10]
此處所謂“老者”，係孫中山，而日記中所指胡漢民、孫科、唐紹儀、陳友仁、伍朝樞、陳濟棠、古應芬等全為粵人，粵係實為蔣心中大患。蔣介石曾謂“粵人重地域而排外，其私心較任何一省為甚也”，[11]足見其對粵係之惡感。國民黨聯俄時期的蘇俄顧問鮑羅廷也認為：“除少數例外，廣州人不適合做革命者，其它省的國民黨人隻好利用廣東的基地，把廣州本地人排除在外。”[12]鮑羅廷這段話，或許也能說明蔣介石與粵係關係緊張的由來。是故後來蔣介石對粵籍人士多尊而不親，對粵軍將領則多由亦曾在粵軍任職的親信陳誠負責聯絡。也因為如此，在1936年胡漢民過世及1939年汪精衛出走投日，而孫科逐漸被邊緣化後，國府內為蔣所重用的粵人寥寥無幾，僅吳鐵城、曾養甫、鄭彥棻等人而已。 <h4>（二）西南（川滇黔湘桂）</h4>
1905年中國同盟會成立之初，兩湖、兩粵及四川的會員數有突出的現象，此五省會員數幾乎占全部會員的三分之二。[13]這一方麵反映了同盟會主要是由孫中山領導的興中會（以兩粵人士為主）及黃興領導的華興會（以兩湖人士為主）組織而成；另一方麵也使革命黨人在西南地區紮下深厚的根基，因此辛亥革命爆發前後，革命行動亦以西南地區最為激烈。民國肇建後，反對袁世凱亂政的二次革命（1913）及護國運動（1915～1916，亦稱“三次革命”），均以西南為主戰場，實與此形勢密切相關。1917年孫中山因反對段祺瑞毀棄臨時約法，乃率部分國會議員南下護法，開府廣州，冀望固結西南團體以對抗北方，於是形成“一國兩府”，南北亦告正式分裂。此後，南方政府雖屢有更迭，但仍具有對抗北京政府的象征意義及一定的政治影響力。在南北分裂局勢下，西南各省政爭失敗者在離開本省後，多率部往投廣州政府，如湖南譚延闓、程潛，四川楊庶堪、熊克武，貴州何應欽、穀正倫，雲南楊希閔、朱培德，廣西劉震寰、林虎等，而廣東的“客軍”（外省駐軍）問題也最為嚴重。
1925年7月廣州國府成立，將所轄各軍統編為國民革命軍時，其麾下6個軍分屬湘（二、六軍）、粵（四、五軍）、滇（三軍）係，僅第一軍為黨軍擴編而成，足見西南地方勢力與國府之緊密關係。而蔣介石於同年7月7日向國民黨軍事委員會提出《革命六大計劃》時，即建議國府首要之務莫過於固結西南團體，發展西南革命勢力，以抗拒帝國主義及軍閥。至於其進行的步驟有三：（一）三個月內（即1925年10月以前）肅清廣東境內之殘逆；（二）盡本年（1925）內，將廣西軍政整理完竣，建設事業亦次第興辦，使兩廣同為革命政府根據地；（三）盡1927年內，將貴州、雲南、湖南、四川等省一律置於國民革命之下，使西南重行團結，與北方國民軍得相銜接。[14]足見蔣介石對西南地區革命勢力的看重。緣此，北伐後蔣介石乃以張群、戴傳賢聯係四川，王伯群、何應欽聯係貴州，張群、何應欽、朱培德聯係雲南，譚延闓聯係湖南，黃紹竑聯係廣西，以收團結西南之效。
1937年抗戰爆發後，國府內遷重慶，蔣介石與西南地方關係進入更緊密也更複雜的階段。其實蔣介石早已將西南、西北視為中國革命的根據地。在前述1925年7月7日的《革命六大計劃》中，蔣就表示當日中國革命運動受到帝國主義壓迫愈甚，因此沿海、沿江、沿鐵路各交通地點的革命怒潮，特別高於內地；但這些地帶僅能為革命運動的中心，不能為革命之根據地，因其很容易成為帝國主義攻擊的目標。故而，如國民革命欲保持革命永久的根據地，則應預備強固可恃，交通可達，而帝國主義炮艦政策無可用武之地，準備與帝國主義作5年、10年的長期對抗。此種地利，在西北為甘陝察綏，在西南則為桂林、成都。[15]足見蔣介石對於建構西北、西南革命根據地的重視。到了抗戰階段，由於國府內遷重慶，西南成為抗戰大後方，其戰略地位更為重要。蔣介石於1937年11月19日發表《國府遷渝與抗戰前途》演講時稱：
自從“九一八”經過“一二八”以至於長城戰役，中正苦心焦慮，都不能定出一個妥善的方案來執行抗日之戰。關於如何使國家轉敗為勝轉危為安，我個人總想不出一個比較可行的辦法……但後來終於定下了抗日戰爭的根本計劃。這個根本計劃什麽時候才定下來的呢？我今天明白告訴各位，就是決定於二十四年入川剿共之時。到川以後，我才覺得我們抗日之戰，一定有辦法。因為對外作戰，首先要有後方根據地。如果沒有像四川那樣地大物博人力眾廣的區域作基礎，那我們對抗暴日，隻能如“一二八”時候將中樞退至洛陽為止。而政府所在地，仍不能算安全。所以自民國二十一年至二十四年入川剿共為止，那時候是絕無對日抗戰的把握……到了二十四年進入四川，這才找到了真正可以持久抗戰的後方。[16]
抗戰之初，全國人心激昂，向來獨自為政的川、滇諸省地方軍隊開拔東下，投入抗戰洪流；即連素與中央不和的桂、粵當局也遵奉中央號令，戮力殺敵。誠如雲南省主席龍雲所說：“抗戰開始後，雲南出糧出力，於國家可告無愧。雲南軍隊的裝備是雲南人民用自己的力量辦的。但雲南的軍隊首先服從統帥部的遠調，而出滇作戰，並且已成為國家化。”[17]隨著戰局的進展，西南地方當局開始真正納入中央政治結構中，這是前所難見的。
此外，特別值得一提的是，由於蔣介石對湘軍統帥曾國藩、胡林翼的崇拜，其對湖南人士特有好感。先是1913年二次革命失敗後，蔣介石亡命日本東京，在這一年盡力讀書，讀完《曾國藩全集》，深受影響。[18]1914年至1915年之間，蔣再三研讀曾國藩、胡林翼等人著作，自稱頗有心得，並將之用於個人道德修養。[19]蔣介石高度評價曾國藩，也對胡林翼甚為佩服，掌理黃埔軍校時除通令軍校師生人手一冊《曾胡治兵語錄》，早期蔣的侍從秘書在奉化子弟之外，亦有湘籍黃埔軍校學生如鄧文儀、蕭讚育等出任。其後侍從秘書中屬於文稿秘書者多由湘籍人士出任，如蕭乃華、蕭自誠、曹聖芬、楚崧秋、唐振楚、秦孝儀等，其中多為中央政治學校出身（國立政治大學前身，自1926年創校以來即由蔣介石任校長）。蔣介石來台後，這些秘書（包含前述浙籍機要秘書）逐漸成為黨政方麵的核心骨幹，在日後台灣政壇扮演重要角色。 <h4>（三）台灣</h4>
1946年10月21日，蔣介石以國民政府主席身份，首次赴台灣巡視並宣慰台民，受到各界盛大的歡迎，其初見台灣的印象頗為深刻。台灣孤懸海外，憑借海疆的屏障，曆來常能自外於中國大陸的動亂。蔣在同年10月26日的《本周反省錄》中，即指出台灣在未來國共戰爭中的重要性：
台灣尚未被“共黨”分子所滲透，可視為一片幹淨土，今後應積極加以建設，使之成為一模範省，則俄共雖狡詐百出，必欲亡我而甘心者，其將無如我何乎！[20]
蔣介石的預言，後來果然成真。自1948年11月以來，政府軍於國共內戰中屢遭敗績；共軍則橫掃半壁江山，陳兵江北，京滬等地為之震動。同年12月下旬，翁文灝內閣因金圓券幣製改革失敗總辭，全國杌隉不安。此時“停止內戰、國共和談”的呼聲四起，桂係複有“逼宮”之舉，在內外交迫下，蔣介石開始慎重思考引退問題，並於1949年1月21日正式下野。[21]蔣對國共和談從未存有任何幻想，因此在其下野前夕，即對未來局勢預作全盤規劃；為“另起爐灶，複位革命基礎”，[22]尤將重點置於台灣的經營上。
早在1948年12月7日，正在台灣養病的前參謀總長陳誠即曾函呈蔣介石，以大局演變至此，決非枝節所能挽救，必須從戰略、政略上作通盤計劃；並建議目前戰略，“應以廣州為中心，以海南、台灣為後方基地，爭取時間，積極部署，如在情況許可範圍，再及其它次要地區”。[23]對於陳誠的建議，蔣介石頗為重視。蔣既然早已認為台灣是“一片幹淨土”，可作為反共的新基地；加以國共戰事雖然逆轉，但因台灣孤懸海上，國民黨憑借優勢的海空軍力量，仍可暫保台灣安全無虞。此際蔣介石行將下野，為預留後路，須由其親信掌控台灣，而最佳人選即為陳誠。1948年12月28日，蔣介石手諭任陳誠為台灣省主席。[24]12月29日，在蔣主導下，孫科主持的行政院第32次政務會議通過陳誠出任台灣省政府主席的任命案。次日（30日），中國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會也通過以蔣經國為國民黨台灣省黨部主任委員的人事案。[25]此二項人事案標誌了蔣介石將以台灣作為日後反共複國的新基地。同時據1948年底蔣日記顯示，其1949年預定工作計劃之一即為“建設台灣為反共複興基地”。而1949年初改組台灣省府，任命陳誠主台，即為建設複興基地之起點。
蔣介石對於陳誠主台格外關切，除於1949年1月7日去電陳誠，表示對其就任深感欣慰外，[26]並於1月11日致電陳誠告以治台方針：
台灣陳主席：今後治台方針：一、多方引用台籍學識較優，資望素孚之人士，參加政府。二、特別培植台灣有為之青年與組訓。三、收攬人心，安定地方。四、處事穩重，對下和藹，切不可躁急，亦不可操切，毋求速功速效，亦不必多訂計劃，總以腳踏實地，實心實力實地做事，而不多發議論。五、每日特別注意各種製度之建立，注意治事方法與檢點用人標準，不可專憑熱情與個人主觀。六、勤求己過，用人自輔，此為補救吾人過去躁急驕矜，以致今日失敗之大過，望共勉之。[27]
此電不僅有指示，有告誡，更有期許，寄望陳誠在台能“補救吾人過去躁急驕矜，以致今日失敗之大過”，自是一番深痛的反省。從此，陳誠肩負起確保台灣複興基地之重責大任。1949年5月17日，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電請蔣介石“打消遁跡遠隱之意”；蔣以此際江南半壁業已風聲鶴唳，草木皆兵，乃“決計去台，重振革命大業”，遂由定海飛抵澎湖馬公。[28]5月26日，複由澎湖飛抵高雄。6月21日，轉往桃園大溪；24日，複移節台北草山，嗣後即長駐此地。7月1日，蔣介石於台北成立總裁辦公室，以國民黨總裁身份指導從政、從軍黨員，並協調、溝通黨政關係，開啟在台之曆史新頁。此後蔣介石與台灣地緣關係的發展，宜有專章處理。 四 幾點特色
綜觀蔣介石的地緣關係，可粗略歸納下列幾點特色。 <h4>（一）蔣介石的地緣關係偏重南方</h4>
中國是一個幅員廣大的國家，各地區之間的差異甚大，其中尤以南北問題最為明顯。南北問題最初源於生活形態的不同，正如所謂“南人行船，北人跑馬；南人吃米，北人食麥”。及至宋朝於科舉應試中，依考生籍貫分南北卷，各有錄取名額，始將南北問題定製化，地方意識逐漸強化，這也是宋朝黨爭激烈的原因之一。與此同時，由於中國的外患多來自於北方，在長年戰亂的衝擊下，隨著北人南渡及南方水利設施興修，中國經濟重心逐漸由西北往東南轉移，“湖廣熟，天下足”，“上有天堂，下有蘇杭”，已成為南宋社會經濟突出的現象。而文化發展及人才升降，又往往與社會經濟緊密相關。據學者研究，若以科舉取士為指標，宋以後出身南方的人才已占優勢，及至明清更為明顯，人才區域失衡的現象已然形成。縱使清末科舉廢除，改采新教育，也未能改變此一趨勢。
中國自古以農立國，受農業文化影響，向來重視所謂的“關係”，並成為建構社會人際網絡的重要媒介。[2]在傳統的人際網絡中，除了血緣及親緣關係外，最主要的還有地緣、學緣及業緣關係，這也就是“同鄉、同窗、同僚”的“三同”關係。而不論是哪一重關係，推究到最後其實皆與地緣密不可分。因此，若欲深化對蔣介石的研究，其地緣關係的探討勢不可免。蔣介石係浙江奉化人，早年留學日本，其後發跡於上海，崛起於廣東。1928年國民政府（以下簡稱“國府”）統一全國後，長期主政南京；其間因對日抗戰之故，一度退守重慶，依托西南大後方。1949年因國共戰爭失利，大陸政權易手，渡海來台，以迄辭世。故論及蔣介石的地緣關係，似可從一個中心——江浙，以及三個外擴區——廣東、西南（川滇黔湘桂）、台灣入手。 二 一個中心：江浙
蔣介石自早年留學日本及混跡上海以來，其最重要的人際網絡及地緣關係即是以江浙為核心。俗諺說：“人不親土親。”同鄉關係是蔣介石初期人際網絡極為重要的媒合點。此時期蔣介石結識的浙江同鄉陳其美、周駿彥、黃郛、張靜江、戴傳賢（原籍浙江吳興，寄籍四川廣漢）等人，有些對蔣有提攜扶持之功（如陳其美、張靜江等），有些則成為其日後重要的事業夥伴（如戴傳賢、周駿彥等）。其後，隨著蔣介石攀升權力高峰，國府浙籍人士也水漲船高：黨政方麵有邵元衝、陳果夫、陳立夫、朱家驊、陳布雷、張其昀等；軍政方麵有蔣鼎文、陳儀、陳誠、湯恩伯、胡宗南等；特務方麵有徐恩曾、陳立夫、戴笠、毛人鳳等，這些係統對蔣介石得以掌握國府軍政大權甚有裨益。此外，另有虞洽卿、盧作孚、張嘉璈、陳光甫等江浙財閥在財政上對蔣的支持。蔣介石能夠攀升權力高峰，長期統治中國，當然不是隻靠其浙江同鄉，但此地緣關係對於蔣介石的崛起仍居功厥偉。
尤為特殊的是，蔣介石的近衛係統（衛士大隊、警衛總隊等）幾乎皆由浙江子弟充任，構成一支絕對效忠於蔣的重要武力。最初蔣介石在黃埔練兵及東征時期，多由黃埔學生擔任警衛工作；及至出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後，乃逐步擴充警衛部隊，並逐漸由浙江子弟充任。1936年12月西安事變時，擔任內衛的衛士大隊為保衛蔣介石，犧牲頗大，更增蔣對浙江子弟的信心。抗戰期間，保護蔣介石官邸的是一個警衛旅，其主要骨幹均為浙江人。1945年抗戰勝利後，警衛旅編製雖調整為警衛總隊，但其下仍轄3個大隊（包括1個配備火炮及各式重兵器的重武器大隊），1個外勤隊，以及工兵、騎兵、通信等配屬部隊，其編製不下於當時的1個師。據曾任蔣介石衛士的翁元回憶，他是在1946年從浙江老家（壽昌縣）甄選入警衛總隊的，而這也是大陸時期蔣介石最後一批從浙江征召的子弟兵。[3]1949年1月蔣介石下野後，警衛總隊雖大幅縮編，但仍隨蔣返抵浙江奉化，最後更船運台灣，繼續負起保衛蔣介石的責任。此外，擔任蔣介石侍從秘書中屬於機要秘書者，亦多由奉化子弟甚至其親族擔任，如毛慶祥、汪日章、俞國華、周宏濤等。
至於蘇籍人士，除杜月笙等上海幫會人物外，主要以蔣介石留日同窗好友王柏齡為首，包括王懋功、錢大鈞、顧祝同等人。其後，錢大鈞曆任軍事委員會委員長侍從室第一處主任，並於戰後出任上海市長；而顧祝同則曆任蘭州、重慶等行營主任、第三戰區司令長官、江蘇省主席，並於戰後出任陸軍總司令、參謀總長，是蔣介石軍事體係中極為重要的人物，在軍中形成次級係統。 三 三個外擴區<h4>（一）廣東</h4>
自晚清以來，廣東由於是革命的策源地，其革命正統觀念及地方意識較他省尤為濃烈。蔣介石自南下追隨孫中山護法，加入陳炯明粵軍，即與廣東淵源甚深；日後主持黃埔軍校，創建黨軍，統軍北伐，亦可謂發跡於廣東。唯粵籍黨政人物如胡漢民、汪精衛、孫科等，其輩分、資望皆在蔣介石之上，蔣始終無法調和與粵籍人士的關係。加上兩廣地方勢力與中央的恩恩怨怨，蔣介石在黨內主要的政治對手多來自此。
譬如1931年2月28日，時任立法院院長的胡漢民因反對製定《訓政時期約法》，與蔣介石政見不同，被蔣軟禁於南京湯山，激起廣東人士不分派係一致反蔣。同年4月30日，鄧澤如、林森、蕭佛成、古應芬4人以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會委員身份聯名通電，彈劾蔣介石違法叛黨，此4人除林森為閩籍外，皆為粵人。5月3日，有“南天王”之稱的廣東省主席陳濟棠（粵人）以第八路總指揮名義，率所部陸海空各軍將領聯名通電，要求蔣介石引退。5月11日，桂係李宗仁、白崇禧率張發奎等全體將領通電，聲援陳濟棠等，兩廣反蔣聲勢浩蕩。5月25日，唐紹儀、鄧澤如、古應芬、林森、蕭佛成、汪精衛、孫科、陳濟棠、許崇智、李宗仁、陳友仁等聯署通電，要求蔣介石於48小時內下野；其中除林森（閩人）、李宗仁（桂人）外，其餘均為粵人。5月27日，汪精衛、孫科、鄒魯（均粵人）等在廣州召開“國民黨中央執監委非常會議”，決意成立“國民政府”，史稱“寧粵分裂”。此際粵人大團結，來勢洶洶。而蔣介石也調兵遣將，向湘粵邊境進兵，內戰一觸即發。
及至1931年9月18日，九一八事變爆發，日軍進占東北。在強敵壓境下，為共赴國難，寧、粵雙方同意開啟談判，形勢乃急轉直下。此際，蔣介石雖釋放胡漢民以表達善意，但粵方仍堅持蔣必須下台負責。蔣介石對此甚為不懌，在10月23日日記中寫道：
（粵方）以為中央已無辦法，故提此苛刻無理之要求。倭寇藉粵方搗亂之機以逼迫中國，粵寇藉倭奴之力以倒中國，而且其推出代表全為粵人，是廣東毅然成一粵國，與倭國攻守同盟以攻中央。形勢至此，殊為我中華民族羞。對此叛逆，不可再以理喻，惟有負責堅持，以報黨國，豈有退步之餘地乎！[4]
蔣介石稱“代表全為粵人”，“廣東成一粵國”，顯見其對粵人意氣之深。不僅如此，當各地學生因不滿國府處理東北局勢態度軟弱，紛紛入京請願北上抗敵，甚至搗毀國民黨中央黨部、毆傷外交部長王正廷時，蔣介石在11月25日日記中，認為背後有廣東方麵的煽惑：
下午，各方學生為反動派所鼓惑，來京請願北上，故意搗亂，破壞政府，勾結日本、廣東，人格喪失殆盡，而餘處境之悲慘，亦未有如今日之甚者也。胡逆漢民之肉，不足食矣！[5]
次日，蔣在日記中也說：“國民程度至此，殊為國家危也。共產與粵派必欲毀滅國府，敗壞國家，滅亡民族而後快，可歎亦可恨也。”[6]11月27日日記更直指胡漢民、陳友仁（時任廣州“國民政府”外交部長）須負其責：“對日固難，而對內更難。倭事乃由國內賣國者所發動也，胡展堂（胡漢民）、陳友仁之肉，不足食矣！”[7]11月30日日記則全麵檢討粵係責任：
可惜而最可痛者，乃一般盲從幼稚之青年，令之安心求學以盡救國之道則不聽，煽以浮躁曠荒則樂從。國無紀律，人無道義，此國事之所以紛亂，胡、汪、孫肉，不足食矣！[8]
所謂“胡、汪、孫”，係指胡漢民、汪精衛、孫科，粵係三大領袖全部在列，足見蔣對粵係成見之深。
1931年12月15日，蔣介石在內外壓力下辭去國民政府主席、行政院長、陸海空軍總司令各職，這也是蔣的第二次下野。蔣介石原本同意辭卸國府主席等職位後，出任監察院長，以示共赴國難及與粵係的和解。但不料粵方內部又生風波，汪係人馬被迫離開，到上海另樹一幟。蔣於12月19日日記寫道：“汪派在滬選舉十人，與粵方爭持，始則粵與中央之爭，今則粵又自爭，此種爭權奪利之政客，毫無革命精神。”[9]因此，蔣決定徑返故裏，不就監察院長職。12月24日，蔣介石由寧返裏後，檢討此次下野，於日記中稱：
今次革命失敗，是由於餘不能自主。始誤於老者，對俄對左，皆不能貫徹本人主張，一意遷就，以誤大局；再誤於本黨之曆史，允納胡漢民、孫科，一意遷就，乃至於不可收拾；而本人無幹部、無組織、無情報，以致外交派唐紹儀、陳友仁、伍朝樞、孫科勾結倭寇以賣國，而未之預知。陳濟棠勾結左桂各派，古應芬利用陳逆，皆未能信，乃至陷於內外夾攻之境，此皆無人之所致也。[10]
此處所謂“老者”，係孫中山，而日記中所指胡漢民、孫科、唐紹儀、陳友仁、伍朝樞、陳濟棠、古應芬等全為粵人，粵係實為蔣心中大患。蔣介石曾謂“粵人重地域而排外，其私心較任何一省為甚也”，[11]足見其對粵係之惡感。國民黨聯俄時期的蘇俄顧問鮑羅廷也認為：“除少數例外，廣州人不適合做革命者，其它省的國民黨人隻好利用廣東的基地，把廣州本地人排除在外。”[12]鮑羅廷這段話，或許也能說明蔣介石與粵係關係緊張的由來。是故後來蔣介石對粵籍人士多尊而不親，對粵軍將領則多由亦曾在粵軍任職的親信陳誠負責聯絡。也因為如此，在1936年胡漢民過世及1939年汪精衛出走投日，而孫科逐漸被邊緣化後，國府內為蔣所重用的粵人寥寥無幾，僅吳鐵城、曾養甫、鄭彥棻等人而已。 <h4>（二）西南（川滇黔湘桂）</h4>
1905年中國同盟會成立之初，兩湖、兩粵及四川的會員數有突出的現象，此五省會員數幾乎占全部會員的三分之二。[13]這一方麵反映了同盟會主要是由孫中山領導的興中會（以兩粵人士為主）及黃興領導的華興會（以兩湖人士為主）組織而成；另一方麵也使革命黨人在西南地區紮下深厚的根基，因此辛亥革命爆發前後，革命行動亦以西南地區最為激烈。民國肇建後，反對袁世凱亂政的二次革命（1913）及護國運動（1915～1916，亦稱“三次革命”），均以西南為主戰場，實與此形勢密切相關。1917年孫中山因反對段祺瑞毀棄臨時約法，乃率部分國會議員南下護法，開府廣州，冀望固結西南團體以對抗北方，於是形成“一國兩府”，南北亦告正式分裂。此後，南方政府雖屢有更迭，但仍具有對抗北京政府的象征意義及一定的政治影響力。在南北分裂局勢下，西南各省政爭失敗者在離開本省後，多率部往投廣州政府，如湖南譚延闓、程潛，四川楊庶堪、熊克武，貴州何應欽、穀正倫，雲南楊希閔、朱培德，廣西劉震寰、林虎等，而廣東的“客軍”（外省駐軍）問題也最為嚴重。
1925年7月廣州國府成立，將所轄各軍統編為國民革命軍時，其麾下6個軍分屬湘（二、六軍）、粵（四、五軍）、滇（三軍）係，僅第一軍為黨軍擴編而成，足見西南地方勢力與國府之緊密關係。而蔣介石於同年7月7日向國民黨軍事委員會提出《革命六大計劃》時，即建議國府首要之務莫過於固結西南團體，發展西南革命勢力，以抗拒帝國主義及軍閥。至於其進行的步驟有三：（一）三個月內（即1925年10月以前）肅清廣東境內之殘逆；（二）盡本年（1925）內，將廣西軍政整理完竣，建設事業亦次第興辦，使兩廣同為革命政府根據地；（三）盡1927年內，將貴州、雲南、湖南、四川等省一律置於國民革命之下，使西南重行團結，與北方國民軍得相銜接。[14]足見蔣介石對西南地區革命勢力的看重。緣此，北伐後蔣介石乃以張群、戴傳賢聯係四川，王伯群、何應欽聯係貴州，張群、何應欽、朱培德聯係雲南，譚延闓聯係湖南，黃紹竑聯係廣西，以收團結西南之效。
1937年抗戰爆發後，國府內遷重慶，蔣介石與西南地方關係進入更緊密也更複雜的階段。其實蔣介石早已將西南、西北視為中國革命的根據地。在前述1925年7月7日的《革命六大計劃》中，蔣就表示當日中國革命運動受到帝國主義壓迫愈甚，因此沿海、沿江、沿鐵路各交通地點的革命怒潮，特別高於內地；但這些地帶僅能為革命運動的中心，不能為革命之根據地，因其很容易成為帝國主義攻擊的目標。故而，如國民革命欲保持革命永久的根據地，則應預備強固可恃，交通可達，而帝國主義炮艦政策無可用武之地，準備與帝國主義作5年、10年的長期對抗。此種地利，在西北為甘陝察綏，在西南則為桂林、成都。[15]足見蔣介石對於建構西北、西南革命根據地的重視。到了抗戰階段，由於國府內遷重慶，西南成為抗戰大後方，其戰略地位更為重要。蔣介石於1937年11月19日發表《國府遷渝與抗戰前途》演講時稱：
自從“九一八”經過“一二八”以至於長城戰役，中正苦心焦慮，都不能定出一個妥善的方案來執行抗日之戰。關於如何使國家轉敗為勝轉危為安，我個人總想不出一個比較可行的辦法……但後來終於定下了抗日戰爭的根本計劃。這個根本計劃什麽時候才定下來的呢？我今天明白告訴各位，就是決定於二十四年入川剿共之時。到川以後，我才覺得我們抗日之戰，一定有辦法。因為對外作戰，首先要有後方根據地。如果沒有像四川那樣地大物博人力眾廣的區域作基礎，那我們對抗暴日，隻能如“一二八”時候將中樞退至洛陽為止。而政府所在地，仍不能算安全。所以自民國二十一年至二十四年入川剿共為止，那時候是絕無對日抗戰的把握……到了二十四年進入四川，這才找到了真正可以持久抗戰的後方。[16]
抗戰之初，全國人心激昂，向來獨自為政的川、滇諸省地方軍隊開拔東下，投入抗戰洪流；即連素與中央不和的桂、粵當局也遵奉中央號令，戮力殺敵。誠如雲南省主席龍雲所說：“抗戰開始後，雲南出糧出力，於國家可告無愧。雲南軍隊的裝備是雲南人民用自己的力量辦的。但雲南的軍隊首先服從統帥部的遠調，而出滇作戰，並且已成為國家化。”[17]隨著戰局的進展，西南地方當局開始真正納入中央政治結構中，這是前所難見的。
此外，特別值得一提的是，由於蔣介石對湘軍統帥曾國藩、胡林翼的崇拜，其對湖南人士特有好感。先是1913年二次革命失敗後，蔣介石亡命日本東京，在這一年盡力讀書，讀完《曾國藩全集》，深受影響。[18]1914年至1915年之間，蔣再三研讀曾國藩、胡林翼等人著作，自稱頗有心得，並將之用於個人道德修養。[19]蔣介石高度評價曾國藩，也對胡林翼甚為佩服，掌理黃埔軍校時除通令軍校師生人手一冊《曾胡治兵語錄》，早期蔣的侍從秘書在奉化子弟之外，亦有湘籍黃埔軍校學生如鄧文儀、蕭讚育等出任。其後侍從秘書中屬於文稿秘書者多由湘籍人士出任，如蕭乃華、蕭自誠、曹聖芬、楚崧秋、唐振楚、秦孝儀等，其中多為中央政治學校出身（國立政治大學前身，自1926年創校以來即由蔣介石任校長）。蔣介石來台後，這些秘書（包含前述浙籍機要秘書）逐漸成為黨政方麵的核心骨幹，在日後台灣政壇扮演重要角色。 <h4>（三）台灣</h4>
1946年10月21日，蔣介石以國民政府主席身份，首次赴台灣巡視並宣慰台民，受到各界盛大的歡迎，其初見台灣的印象頗為深刻。台灣孤懸海外，憑借海疆的屏障，曆來常能自外於中國大陸的動亂。蔣在同年10月26日的《本周反省錄》中，即指出台灣在未來國共戰爭中的重要性：
台灣尚未被“共黨”分子所滲透，可視為一片幹淨土，今後應積極加以建設，使之成為一模範省，則俄共雖狡詐百出，必欲亡我而甘心者，其將無如我何乎！[20]
蔣介石的預言，後來果然成真。自1948年11月以來，政府軍於國共內戰中屢遭敗績；共軍則橫掃半壁江山，陳兵江北，京滬等地為之震動。同年12月下旬，翁文灝內閣因金圓券幣製改革失敗總辭，全國杌隉不安。此時“停止內戰、國共和談”的呼聲四起，桂係複有“逼宮”之舉，在內外交迫下，蔣介石開始慎重思考引退問題，並於1949年1月21日正式下野。[21]蔣對國共和談從未存有任何幻想，因此在其下野前夕，即對未來局勢預作全盤規劃；為“另起爐灶，複位革命基礎”，[22]尤將重點置於台灣的經營上。
早在1948年12月7日，正在台灣養病的前參謀總長陳誠即曾函呈蔣介石，以大局演變至此，決非枝節所能挽救，必須從戰略、政略上作通盤計劃；並建議目前戰略，“應以廣州為中心，以海南、台灣為後方基地，爭取時間，積極部署，如在情況許可範圍，再及其它次要地區”。[23]對於陳誠的建議，蔣介石頗為重視。蔣既然早已認為台灣是“一片幹淨土”，可作為反共的新基地；加以國共戰事雖然逆轉，但因台灣孤懸海上，國民黨憑借優勢的海空軍力量，仍可暫保台灣安全無虞。此際蔣介石行將下野，為預留後路，須由其親信掌控台灣，而最佳人選即為陳誠。1948年12月28日，蔣介石手諭任陳誠為台灣省主席。[24]12月29日，在蔣主導下，孫科主持的行政院第32次政務會議通過陳誠出任台灣省政府主席的任命案。次日（30日），中國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會也通過以蔣經國為國民黨台灣省黨部主任委員的人事案。[25]此二項人事案標誌了蔣介石將以台灣作為日後反共複國的新基地。同時據1948年底蔣日記顯示，其1949年預定工作計劃之一即為“建設台灣為反共複興基地”。而1949年初改組台灣省府，任命陳誠主台，即為建設複興基地之起點。
蔣介石對於陳誠主台格外關切，除於1949年1月7日去電陳誠，表示對其就任深感欣慰外，[26]並於1月11日致電陳誠告以治台方針：
台灣陳主席：今後治台方針：一、多方引用台籍學識較優，資望素孚之人士，參加政府。二、特別培植台灣有為之青年與組訓。三、收攬人心，安定地方。四、處事穩重，對下和藹，切不可躁急，亦不可操切，毋求速功速效，亦不必多訂計劃，總以腳踏實地，實心實力實地做事，而不多發議論。五、每日特別注意各種製度之建立，注意治事方法與檢點用人標準，不可專憑熱情與個人主觀。六、勤求己過，用人自輔，此為補救吾人過去躁急驕矜，以致今日失敗之大過，望共勉之。[27]
此電不僅有指示，有告誡，更有期許，寄望陳誠在台能“補救吾人過去躁急驕矜，以致今日失敗之大過”，自是一番深痛的反省。從此，陳誠肩負起確保台灣複興基地之重責大任。1949年5月17日，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電請蔣介石“打消遁跡遠隱之意”；蔣以此際江南半壁業已風聲鶴唳，草木皆兵，乃“決計去台，重振革命大業”，遂由定海飛抵澎湖馬公。[28]5月26日，複由澎湖飛抵高雄。6月21日，轉往桃園大溪；24日，複移節台北草山，嗣後即長駐此地。7月1日，蔣介石於台北成立總裁辦公室，以國民黨總裁身份指導從政、從軍黨員，並協調、溝通黨政關係，開啟在台之曆史新頁。此後蔣介石與台灣地緣關係的發展，宜有專章處理。 四 幾點特色
綜觀蔣介石的地緣關係，可粗略歸納下列幾點特色。 <h4>（一）蔣介石的地緣關係偏重南方</h4>
中國是一個幅員廣大的國家，各地區之間的差異甚大，其中尤以南北問題最為明顯。南北問題最初源於生活形態的不同，正如所謂“南人行船，北人跑馬；南人吃米，北人食麥”。及至宋朝於科舉應試中，依考生籍貫分南北卷，各有錄取名額，始將南北問題定製化，地方意識逐漸強化，這也是宋朝黨爭激烈的原因之一。與此同時，由於中國的外患多來自於北方，在長年戰亂的衝擊下，隨著北人南渡及南方水利設施興修，中國經濟重心逐漸由西北往東南轉移，“湖廣熟，天下足”，“上有天堂，下有蘇杭”，已成為南宋社會經濟突出的現象。而文化發展及人才升降，又往往與社會經濟緊密相關。據學者研究，若以科舉取士為指標，宋以後出身南方的人才已占優勢，及至明清更為明顯，人才區域失衡的現象已然形成。縱使清末科舉廢除，改采新教育，也未能改變此一趨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