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桶法[1]前言
蔣介石（1887～1975），奉化溪口人，溪口位於浙江寧波市區的西南方向，以剡溪得名，鎮中有四大姓：蔣、張、任、宋（加上單姓為溪口五大姓），父蔣肅庵（肇聰），母為王采玉。蔣自崛起掌政以來與嫡係及地緣關係的網絡常成為學者討論的重點，[2]由於蔣重用黃埔的嫡係，1949年大陸來台的省籍中以福建、浙江、江蘇省籍居多，[3]其侍衛中亦不乏浙江人，[4]因此有重私軍、重地緣之嫌，是否如此，亟待更多學術的討論。[5]
蔣自留日之後，大部分時間都在外地奮鬥，但對奉化故鄉有一份深厚的情感，對母親有深深的愛念，對鄉裏父老有幾分的尊重與情誼，這樣的情感，使奉化成為其受挫的避風港，有些學者甚至認為回奉化還有政治操作的意義在內，三次下野選擇回老家，在擔任黃埔軍校的校長與國民革命軍總司令期間曾多次還鄉，成為衣錦還鄉傳統士紳的表征。期間，亦不乏對鄉裏親族的具體貢獻，成立武嶺學校，提供名額免費讓鄉族就學，對族係譜的編訂甚為用心，對於家族間的照顧，從經濟的支助到政治的照顧，這些是蔣重親情的表現，還是受傳統士大夫（如曾國藩）的影響，值得探討。
過去對於蔣親情的描繪，大部分是稗官野史之談，本文主要從日記與家書等一手資料來了解其親族關懷，希望藉此探索其內心的真正情懷。限於篇幅，本文主要討論其在奉化的親族，以蔣對母親的眷念、關心親族的具體表現等方麵進行探討，至於蔣的婚姻關係，妻妾有毛福梅（1883～1939）、姚冶誠（1897～1966）、陳潔如（1905～1971）、宋美齡（1899～2003）。兒子有蔣經國（1910～1988）、蔣緯國（1916～1997）。妻舅有宋子文、宋子安、宋子良、毛懋卿（曾任黃埔軍校總務）。妻姊妹有宋靄齡、宋慶齡。連襟有孔祥熙、孫中山。妻舅及連襟方麵的互動部分將另文討論，蔣對經國與緯國及孫子的教養亦將於另文討論。 一 蔣在奉化重要的親族網絡
由於蔣的父親肇聰（1842～1895），在蔣9歲時就去世，本文家族中主要探討蔣的母親及兄弟姊妹的網絡，其他族長之間僅以概述方式處理。蔣兄蔣介卿（1877～1936），曾中過秀才，畢業於四明專科學校法政科，做過台州地方法院推事和廣州地方審判廳推事。1921年蔣介卿被廣東省公署政務廳長古應芬（湘芹）推薦任瓊州（今海南）文昌縣知事，後又被舉薦擔任英德縣縣長。上任後因處事不佳（與貪汙有關），被撤職。1928年5月，擔任浙江海關監督，後任浙江省政府委員閑缺。
蔣介卿與元配孫氏生國秉，又名國柄，字空華，畢業於上海中山學校和日本陸軍士官學校，曾任國民黨陸軍第八十八師少校參謀、中校團副、江西第四行政督察專員公署參議等職。其在家族安排下與羊頭孫氏成婚，不久離婚，又娶蕭王廟孫益甫次女薇美（蔣日記常寫成薇梅）為妻，生一子四女，子孝倫，女靜娟、誌倫、環倫、明倫。蔣國柄於1982年3月病死於台灣。
蔣與同父異母蔣介卿之間有著矛盾的感情，基於親情不得不尊重，但其兄的表現則令蔣感不滿，1920年11月23日，談家事，對胞兄多怨語。曰：“吾兄之品行心地，未能平實光明，無可諱言者。”[6]1920年12月2日，以將赴滬，辭別兄，央請督修屋宇，但其兄推卸祠堂董事，歎曰：“彼頑固性成，一味謬執，致母親歎恨不已。此人不可以感化，惟有怨命苦耳。瀕行時，見母親憐憐不忍舍之顏色，與胞兄惡劣之情態，幾乎使我昏暈。家族之害甚矣，尚何言哉！”[7]
1921年6月14日蔣介石生母王氏去世，他在親撰的《哭母文》中曾提道：“先考中殂，家難頻作……內彌鬩牆之禍，外遇橫逆之侮。”這段文字刻於蔣母墓廬“慈庵”，隱含對乃兄介卿的指責。[8]此外當其兄任官或在家主事時，要求必須按法律製度辦理，不可便宜行事。由於武嶺學校興建校舍，初逢北伐統一，學校董事趁機登廣告，蔣甚不樂，於1929年2月3日，電囑孫餘生做主承包，不必登廣告提標，並指責不應以蔣主席名號招搖，以後諸事勿登報為要。1933年11月12日，蔣電蔣介卿：現在我當國事更應以身作則，照規納糧。[9]
但因蔣經常在外，家中許多事務乃由其兄管理，對其兄亦有感情，亦常電報問候或告知一些在外的訊息。1934年3月31日，蔣電蔣介卿：清明節不克回鄉掃墓，勿候。1935年12月2日，蔣電蔣介卿已派人送人參至家，請靜養。[10]蔣介卿1936年12月27日因聽到西安事變的消息中風去世，蔣在日記中記道：“胞兄介卿正午逝世，餘在病中，家人猶不願使餘聞知，嗚呼！兄弟三人，今隻殘餘一人矣，蒙難之中，使病兄驚悸，致其速亡，但餘出險之訊，彼已聞之，當可慰其靈矣。”[11]為表示其敬重，1937年4月14日，介卿出殯當天，蔣介石在溪口主持葬儀，許多人藉此機會前來致意，黨政要員冠蓋雲集，簽到的有林森、居正、閻錫山、馮玉祥等。溪口街上車水馬龍，武嶺學校童子軍全部出動，上街站崗，維持秩序。[12]
蔣介卿與繼室單氏生有一個女兒，名叫華秀，畢業於浙江大學經濟係，經李宗仁介紹，嫁給了桂係白崇禧的外甥韋永成。韋永成在抗戰時曾任安徽省財政廳廳長，國共內戰期間隨政府來台，蔣的家族聚會常邀華秀一家參與，但因韋永成參加桂係，蔣較少與其往來。
姊蔣瑞春（1874～？），嫁宋周運，宋氏曾任蔣家豐鎬房管家，共有三子一女：長子宋漲林，在鹽務部門工作；次子宋漲生，在蔣家豐鎬房當賬房；三子宋祥生，在寧波農業銀行當職員；女兒宋林香，務農，嫁給鄰村王阿孝為妻。
妹蔣瑞蓮（1890～？），嫁竺芝珊，竺氏與蔣介石關係很好，曾任蔣緯國的教習、佛山籌餉委員、蘇州稅務局局長、中國農民銀行常務董事、津浦鐵路車務總段長等職。子竺培風，上海萬竹小學畢業，17歲和蔣緯國一道進蘇州東吳中學，其後進中央大學土木工程係，畢業後，留學英國倫敦，先讀倫敦大學，後轉到劍橋大學土木工程係，畢業後回國，適逢抗戰後期，政府號召知識青年從軍，蔣委員長特命竺培風參加空軍學習飛行，派往美國亞利桑那州的威廉機場等地見習，經過初級、中級、高級等階段的飛行訓練，學成後返國，被任為空軍二中隊少尉飛行員。抗戰後期在二中隊做b-25中型轟炸機的飛行員，駐紮漢中、梁山等基地。1947年1月8日赴西安，12日由西安飛返徐州，因飛機機件故障，墜落於開封以西20公裏的韓莊附近，不幸罹難。蔣在奉化的重要親族簡單列表如下：
蔣中正在奉化重要親族表
注：虛線為配偶。 二 蔣對母親的眷念
蔣母王采玉（1863～1921），奉化葛竹人，1886年再嫁給蔣肇聰當側室，1895年肇聰去世後，蔣家的事業由蔣介卿負責，從小蔣介石與蔣母相依為命，蔣經國曾提到其父親說過：“先妣之苦節與中正之孤露，有非他人所能想象及之。”[13]蔣對母親甚為依念，民國之後蔣雖忙碌於革命事業，但在母親在世時，常回老家探望其母。孫中山也知其孝順，1916年9月，王太夫人生辰時，贈“教子有方”四字，由朱大符作跋。1913年11月9日，為王太夫人50歲生日，蔣因二次革命失敗流亡在外，未能慶祝，1918年55歲時始慶祝，孫中山贈聯，當年蔣修宗譜，孫中山題“廣慈博愛”，懸於祖祠。[14]1921年5月因母病，大部分時間都在奉化侍奉母親，為其拍背、喂藥、喂食，1921年6月14日其母去世後，蔣在《哭母文》中提道：“環武嶺二十裏外之橋梁路亭，其十之八九皆為先妣所創建，迄臥病中，尚出巨資捐助方橋之公益醫院，倡建百丈沙之慈雲亭及武嶺茶亭，臨終惟命以遺產之半自辦義務學校，以教育鄉裏子弟之力不足以求學者，其對社會事業之盡力，益如是也。”[15]蔣對鄉裏的情懷，與其母的慈悲及宗教信仰（其母曾皈依佛教，深受佛教布施觀念的影響）不無關係。母親去世後在家中守靈，夜思其母痛哭不已。守靈期間，除親自督造墓地外，並邀集村裏之賢者，籌辦喪事。11月21日安葬，陳果夫、戴傳賢、居正等皆來會葬，孫中山親寫祭文，並題“蔣母之墓”碑。其後每次回家必往王太夫人墓拜祭。1922年4月27日，回家至王太夫人墓，見四周有許多不平的坑洞有積水現象，即請人整治，並親自種樹。為奉祀祖靈，1923年建慈庵，12月落成，庵之門額由譚延闓書，中堂掛孫中山贈的“慈雲普照”匾。蔣每次回家均至慈庵小住，對慈庵亦極為保護。1932年2月9日，電鄧錫侯：“孝忠回鄉取物，以時局促未及奉函為歉，滬案發生鄉間必多謠言，但以弟度之，決無他虞，請家中放心勿念，對慈庵保護須令周密，但不可慌張，免啟鄉人耳目。”[16]
從以下幾處更可看出其對母親的眷念。
（1）從蔣與毛、姚爭執看蔣母的影響。
蔣生性孝順，凡是妻妾有忤逆之事，蔣都不能接受，有時對妻妾不滿，但隻要其母親出麵，蔣大都妥協，對於元配毛福梅尤其如此。毛氏的婚姻是王太夫人做主，早年蔣與毛也有過快樂時光，然自民國之後關係漸淡，漸行漸遠，1921年5月4日蔣日記記道：“餘於毛氏，平日人影步聲，皆足以刺激神經，此次因事尋釁，又與我對打，實屬不成體統，決計離婚，以蠲痛苦。”[17]1921年6月3日，“驥母親之再起，乃順從舅父勸導，暫棄離婚無上之決心，接毛氏回家侍養，以安母心”。[18]
1921年6月14日，王太夫人過世，11月底蔣與毛福梅離婚，蔣在1921年11月28日日記：“自至老屋向孫氏舅母發腦，方能解決，然已不知費了多少精力。”[19]
蔣與姚冶誠的問題，主要因為姚好賭，個性較剛毅，雖敬重王太夫人，但並未盡心服伺。1920年6月22日蔣母瘧疾複發，寒熱大作，自承不孝之罪，並責怪姚氏，23日日記：“冶誠又來討氣，彼婦凶悍忍（任）性，不可名狀，得罪於我，得罪於我母，使我母病重，心恨我置妾之罪大矣。”[20]
（2）念母與懷母。
自其母去世後有幾種情況特別懷念其母親。
其一是母親的誕辰及忌日。1931年12月14日日記：“明日為陰曆十一月七日，我先慈之誕辰也，夜夢見母，痛哭二次，醒後自責，曰餘更悔不孝罪大，國亂而身孤，致負我先慈，亦但有痛楚而已。”[21]1955年6月14日，逢蔣母逝世34周年忌辰，蔣日記寫道：“中午召集經、緯兩兒、孫媳與華秀（蔣介卿女）、薇美（蔣國柄妻）等在後草廬禱告，但願父母親在天之靈得到安慰也，未知今日故鄉廬墓究竟如何矣。”[22]
其二是農曆年前夕。1948年2月9日日記：“本日為舊曆年大除夕，曾憶二十一歲考入保定軍校未能回家過年，因之家中先慈與前妻皆在此夕晚餐時對泣，乃竟不食而眠，想見家中孤苦與慈愛情形，每念及此不勝其不肖忤逆之毀，然已無及矣。”[23]
其三是蔣的生日。1933年11月2日日記：“今日為四十七歲舊曆生日，追念先太夫人不已”，曰：“先慈養我教我，而我之事業至今未有成就，何以告慰慈靈，經兒留學俄國，回家無日，不孝之罪，更何以堪。”又曰：“母子之情本於天性，久而彌切，為人子者親在時可不孝乎，如中正今日追念則悔之晚矣。”[24]1955年10月31日，逢其生日，蔣在日記中記道：“朝課後進膳，以昨為舊曆生日，故禁食，以紀念先慈養育之恩。”[25]
蔣在生日當天，為懷母恩，早餐通常不吃飯，以表征其母生子的辛苦。並將思母之情化為精進的力量，使其不致懈怠。
其四是見景生情。1931年11月28日，晚獨坐歎曰：“餘近來甚為我兒經國憂慮，嗚呼經兒為吾母所最疼愛者，餘乃棄之於外邦，中正不孝之罪於此為甚，究何能安於餘心哉。”[26]
1931年12月22日日記：“久不謁墓，時生愧悔，今得告歸母靈妥乎。”[27]
1932年1月3日日記：“昨晚晏集族中兄長，因益思念母氏不能成寐。”[28]
1934年12月15日日記：“與甥培風遊覽小紅山浩氣樓與陣亡將士公墓，今日為先妣王太夫人七十晉一誕辰，追念母德無時或已，今日尤思親倍切。正午由京乘機出發，以天陰霧，故飛行甚慢，二時半方抵滬，六時到杭再飛向奉化武嶺故鄉，夜十時半到家，備禮物虔誠祭祀。”[29]12月16日日記：“下午移駐慈庵，供奉慈靈，聽鳥鳴、風聲幽靜極矣，久未享此清福矣。”[30]
1949年4月25日日記：“謁母墓告別依依不忍舍，似有母靈慰留之象。”[31]
1952年11月2日日記：“本日為舊曆九月十五日，實為餘六十六歲之初度，每念母氏生育辛勞無以為報，時用愧悔，早餐仍如往年向例禁食。”[32]
（3）讀書不忘思母。
1929年4月2日讀《菜根譚》曰：“將印送於妻子及同誌，以傳慈母之教也。”[33]1929年12月21日讀《孟子》，寫王太夫人家訓：孝、悌、忠、信、禮、義、廉、恥八字於蔣母教子圖。[34]1931年3月15日讀《離騷》，曰：“父母者人之本也，疾痛慘淡未嚐不呼負母也，餘今看《離騷》而念母，司馬遷論屈原之言亦能說其情感。”[35]1931年6月14日讀《孝經》，曰：“甚久不讀此書，今日為先慈忌辰而讀之，益決其尤增人之孝思也。”[36]
蔣經國提道：“我回國以後，父親又要我讀曾文正公家書和王陽明全集，尤其對前者特別注重，父親認為曾文正公對於子弟的訓戒，可作模範，要我們體會，並且依照家訓去實行。”[37] 三 地緣情懷與關心親族的具體表現<h4>（一）重用浙江人</h4>
雖然蔣自掌軍事大權之後，其用人以黃埔軍事為主，但絕大多數所用軍人，已經打破地緣觀念，幹部不限於浙江人，如何應欽為貴州、劉峙為江西，顧祝同、王柏齡、錢大鈞等為江蘇人。[38]但蔣對於奉化人則特別有感情，先後重用過兩名葛竹讀書的同學，一是其堂表弟王震南。1924年1月24日，蔣介石被任命為黃埔軍校籌備委員長，寫信邀請王震南去廣州幫助籌建工作。王震南畢業於浙江法政學堂，1924年6月16日軍校開學，被任命為黃埔軍校軍監，北伐時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少將軍法處長，南京政府成立後任軍政部軍法司中將司長，抗日戰爭期間曾任第三戰區中將軍法執行監，抗戰勝利後任上海特種刑事法庭庭長。[39]另一個是王澄瑩。1899年，蔣介石入溯源堂讀書，王澄瑩既是私塾學生，又作姚宗元的助教，與蔣介石有同學、師生之誼。1926年11月，蔣介石率北伐軍戰勝孫傳芳的主力，攻克江西南昌，革命發展需要用人之際，把王澄瑩召到北伐軍總司令部行轅擔任秘書。1927年6月，改任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秘書。1930年12月，蔣介石深感家鄉浙江財政工作十分重要，特派王澄瑩來杭州任浙江省政府委員兼任財政廳長，後又兼任浙贛皖蘇四省農民銀行董事長。1933年葛竹王氏重修宗譜，王澄瑩任修譜總裁，請蔣為新譜作序，蔣慨然允請。蔣介石鑒於西南在抗戰中的特殊重要地位，派王澄瑩去貴州擔任財政廳長，後改任中國農民銀行常駐監察人。1949年春，王澄瑩隨中國農民銀行遷往廣州，後輾轉香港到了台灣。
蔣介石得勢後，曾多次到葛村探親訪舊。1931年12月15日，蔣介石第二次下野，於12月22日回到溪口，在家僅停留幾天，還抽出兩天時間，去葛竹探親。在葛竹拜謁了外祖父母墳墓，翻閱了王氏譜牒，看望了舅父。1949年農曆正月二十一日，蔣介石在離開家鄉之前，特地去葛竹辭行，留宿一夜，依依惜別。
蔣介石對於竺培風照顧有加。1939年，8月16日電柏林譚伯羽先生轉緯國：近接培風來函其身心似因悲傷致疾，假期中望即赴英與其伴遊以慰之。8月20日又電緯國：培甥為何到法學法語，希約其即日共同回英學習，不可待有事再行。
除了奉化溪口之外，蔣較重用的浙江人列表如下：
續表
上表隻是其中之一部分，確實蔣重用浙江人，蔣在步入統治權力核心的過程，浙江籍的各種勢力對蔣的支持的確對他邁向權力的高峰起了重要作用。這些不同勢力的代表人物，一方麵對蔣的支持雖然是一種政治價值取向的認同，但某一部分也有利益互動的關係。另一方麵也因為浙江地區在政局的發展上逐漸重要，重視浙江人士也有強化國民黨中心統治的需要。根據王奇生的統計，國民黨執政期間的政務係統中，浙江人的優勢也明顯可見，國府曆任內閣閣員籍貫中廣東24人，占22.01%，浙江14人，占12.84%，排名第二。[40]蔣統治大陸時期浙江奉化出生的將軍就有55人，特務係統中亦不少，奉化江山籍者如三毛一戴（戴笠、毛人鳳、毛森、毛萬裏）。
分析其原因有三：其一，蔣重鄉誼。北伐之前虞洽卿的女婿盛冠中赴廣東見蔣，其與蔣麵晤後深覺得蔣很講交情，對浙東鄉情看得很重。[41]
其二，浙江自清末以來已逐漸發展，浙江人在西潮的影響下，人才甚多，蔣在當政之前浙江的各類人才本身在範圍內還是占有相當的比例，1935年至1936年浙江省國民黨員人數均超過當時政治中心所在的江蘇省。蔣當政後起用或重用浙江人是有一定社會基礎。[42]
其三，互為引介。蔣重用奉化人為幹部，這些幹部又基於情誼引介許多同鄉，甚至有人認為侍從室的用人大部分與俞濟時有關。有認為是安全的考慮，但更重要的是蔣的口音甚重，侍衛中如為同鄉較容易了解蔣的指令。
此外從上表的重要人才而言，雖有鄉誼，但這些人的所學經曆均符合任用資格，表現亦佳，因此蔣對浙江有很強的地緣認同，但這種認同顯然並沒有超越蔣的政治理念與治國方略。 <h4>（二）關心親族的具體作為</h4>
蔣關心鄉裏的具體作為甚多，其中有贈親友年節金、協助建設、戰爭摧殘後的複員、對於親友的悼念等舉措。1942年1月16日，蔣經國電蔣詢贛縣被炸損失情形及各親友節金應秘密照送。1940年8月17日，奉化縣長俞隱民電蔣16日敵機炸毀武嶺學校教室6間，人民無死傷，已派員妥理善後。[43]以下為蔣介石與蔣經國及蔣緯國的往來家書，可以從此看到其對家鄉親友的悼念與照顧之情。
1937年3月28日，蔣與經國的電文：莫斯科蔣大使請轉蔣經國兄：聞兄回國在即，家中上下皆甚歡慰，大舅父已於去臘二十七日逝世定下月十五日安葬，望兄能於此期回家。
1938年2月27日，電蔣經國：接閱蓮姑逝世甚悲痛，希代我經理其喪事，但戰時應格外從儉，切勿奢侈以免外人指摘或暫厝殯待培甥回國再安葬可也。
1939年12月13日，電經國：接張愷電稱家中被炸，爾生母恐有不測，希即請假回家料理一切為要。
1939年12月14日，家事至此悲戚已，惟事由天命隻可達觀處之，當以報國者報家也，家中喪事在此亂時一律從儉從簡，不宜張皇登發訃報免敵多一宣傳材料，我意世事前途不能預測如能從速安葬更望葬地可在摩訶殿後麵大樹附近，此地幽靜必能安定也，如何望與大姑母商定可也，將生甥傷勢如何甚念，代慰其家屬。[44]
1939年12月5日，刻接張愷君電悉，將生亦逝去甚悲，姑丈母必更悲慟，奈何，對於將生喪事應由我家出費辦理，其他被難遭炸各家，亦可由我家先撥救濟費一萬元公平分發，並勸各家戶現在不可在舊基地建造新屋，以免敵機再來轟炸。[45]
1939年12月6日，將生喪費應全由我家支付安撫恤費待喪事後再定可也。家事處置可暫照前各電辦理，其餘由兒就近定奪，我對家務向來毫未過問，望與任、宋姑丈大姑等妥商後再定。
1939年12月22日，電緯國：華盛頓郭武官轉蔣緯國君：溪口家中與樂亭皆被敵機炸毀，經國生母不幸在屋後單家牆門之側牆壓死，甥亦死，村約毀屋八十間，死人皆在三房與四房之間地區，餘皆無恙，家中事已有經兒歸家料理，喪事亦已辦妥，勿過哀傷，望努力求學以報國家。[46]
蔣介石（1887～1975），奉化溪口人，溪口位於浙江寧波市區的西南方向，以剡溪得名，鎮中有四大姓：蔣、張、任、宋（加上單姓為溪口五大姓），父蔣肅庵（肇聰），母為王采玉。蔣自崛起掌政以來與嫡係及地緣關係的網絡常成為學者討論的重點，[2]由於蔣重用黃埔的嫡係，1949年大陸來台的省籍中以福建、浙江、江蘇省籍居多，[3]其侍衛中亦不乏浙江人，[4]因此有重私軍、重地緣之嫌，是否如此，亟待更多學術的討論。[5]
蔣自留日之後，大部分時間都在外地奮鬥，但對奉化故鄉有一份深厚的情感，對母親有深深的愛念，對鄉裏父老有幾分的尊重與情誼，這樣的情感，使奉化成為其受挫的避風港，有些學者甚至認為回奉化還有政治操作的意義在內，三次下野選擇回老家，在擔任黃埔軍校的校長與國民革命軍總司令期間曾多次還鄉，成為衣錦還鄉傳統士紳的表征。期間，亦不乏對鄉裏親族的具體貢獻，成立武嶺學校，提供名額免費讓鄉族就學，對族係譜的編訂甚為用心，對於家族間的照顧，從經濟的支助到政治的照顧，這些是蔣重親情的表現，還是受傳統士大夫（如曾國藩）的影響，值得探討。
過去對於蔣親情的描繪，大部分是稗官野史之談，本文主要從日記與家書等一手資料來了解其親族關懷，希望藉此探索其內心的真正情懷。限於篇幅，本文主要討論其在奉化的親族，以蔣對母親的眷念、關心親族的具體表現等方麵進行探討，至於蔣的婚姻關係，妻妾有毛福梅（1883～1939）、姚冶誠（1897～1966）、陳潔如（1905～1971）、宋美齡（1899～2003）。兒子有蔣經國（1910～1988）、蔣緯國（1916～1997）。妻舅有宋子文、宋子安、宋子良、毛懋卿（曾任黃埔軍校總務）。妻姊妹有宋靄齡、宋慶齡。連襟有孔祥熙、孫中山。妻舅及連襟方麵的互動部分將另文討論，蔣對經國與緯國及孫子的教養亦將於另文討論。 一 蔣在奉化重要的親族網絡
由於蔣的父親肇聰（1842～1895），在蔣9歲時就去世，本文家族中主要探討蔣的母親及兄弟姊妹的網絡，其他族長之間僅以概述方式處理。蔣兄蔣介卿（1877～1936），曾中過秀才，畢業於四明專科學校法政科，做過台州地方法院推事和廣州地方審判廳推事。1921年蔣介卿被廣東省公署政務廳長古應芬（湘芹）推薦任瓊州（今海南）文昌縣知事，後又被舉薦擔任英德縣縣長。上任後因處事不佳（與貪汙有關），被撤職。1928年5月，擔任浙江海關監督，後任浙江省政府委員閑缺。
蔣介卿與元配孫氏生國秉，又名國柄，字空華，畢業於上海中山學校和日本陸軍士官學校，曾任國民黨陸軍第八十八師少校參謀、中校團副、江西第四行政督察專員公署參議等職。其在家族安排下與羊頭孫氏成婚，不久離婚，又娶蕭王廟孫益甫次女薇美（蔣日記常寫成薇梅）為妻，生一子四女，子孝倫，女靜娟、誌倫、環倫、明倫。蔣國柄於1982年3月病死於台灣。
蔣與同父異母蔣介卿之間有著矛盾的感情，基於親情不得不尊重，但其兄的表現則令蔣感不滿，1920年11月23日，談家事，對胞兄多怨語。曰：“吾兄之品行心地，未能平實光明，無可諱言者。”[6]1920年12月2日，以將赴滬，辭別兄，央請督修屋宇，但其兄推卸祠堂董事，歎曰：“彼頑固性成，一味謬執，致母親歎恨不已。此人不可以感化，惟有怨命苦耳。瀕行時，見母親憐憐不忍舍之顏色，與胞兄惡劣之情態，幾乎使我昏暈。家族之害甚矣，尚何言哉！”[7]
1921年6月14日蔣介石生母王氏去世，他在親撰的《哭母文》中曾提道：“先考中殂，家難頻作……內彌鬩牆之禍，外遇橫逆之侮。”這段文字刻於蔣母墓廬“慈庵”，隱含對乃兄介卿的指責。[8]此外當其兄任官或在家主事時，要求必須按法律製度辦理，不可便宜行事。由於武嶺學校興建校舍，初逢北伐統一，學校董事趁機登廣告，蔣甚不樂，於1929年2月3日，電囑孫餘生做主承包，不必登廣告提標，並指責不應以蔣主席名號招搖，以後諸事勿登報為要。1933年11月12日，蔣電蔣介卿：現在我當國事更應以身作則，照規納糧。[9]
但因蔣經常在外，家中許多事務乃由其兄管理，對其兄亦有感情，亦常電報問候或告知一些在外的訊息。1934年3月31日，蔣電蔣介卿：清明節不克回鄉掃墓，勿候。1935年12月2日，蔣電蔣介卿已派人送人參至家，請靜養。[10]蔣介卿1936年12月27日因聽到西安事變的消息中風去世，蔣在日記中記道：“胞兄介卿正午逝世，餘在病中，家人猶不願使餘聞知，嗚呼！兄弟三人，今隻殘餘一人矣，蒙難之中，使病兄驚悸，致其速亡，但餘出險之訊，彼已聞之，當可慰其靈矣。”[11]為表示其敬重，1937年4月14日，介卿出殯當天，蔣介石在溪口主持葬儀，許多人藉此機會前來致意，黨政要員冠蓋雲集，簽到的有林森、居正、閻錫山、馮玉祥等。溪口街上車水馬龍，武嶺學校童子軍全部出動，上街站崗，維持秩序。[12]
蔣介卿與繼室單氏生有一個女兒，名叫華秀，畢業於浙江大學經濟係，經李宗仁介紹，嫁給了桂係白崇禧的外甥韋永成。韋永成在抗戰時曾任安徽省財政廳廳長，國共內戰期間隨政府來台，蔣的家族聚會常邀華秀一家參與，但因韋永成參加桂係，蔣較少與其往來。
姊蔣瑞春（1874～？），嫁宋周運，宋氏曾任蔣家豐鎬房管家，共有三子一女：長子宋漲林，在鹽務部門工作；次子宋漲生，在蔣家豐鎬房當賬房；三子宋祥生，在寧波農業銀行當職員；女兒宋林香，務農，嫁給鄰村王阿孝為妻。
妹蔣瑞蓮（1890～？），嫁竺芝珊，竺氏與蔣介石關係很好，曾任蔣緯國的教習、佛山籌餉委員、蘇州稅務局局長、中國農民銀行常務董事、津浦鐵路車務總段長等職。子竺培風，上海萬竹小學畢業，17歲和蔣緯國一道進蘇州東吳中學，其後進中央大學土木工程係，畢業後，留學英國倫敦，先讀倫敦大學，後轉到劍橋大學土木工程係，畢業後回國，適逢抗戰後期，政府號召知識青年從軍，蔣委員長特命竺培風參加空軍學習飛行，派往美國亞利桑那州的威廉機場等地見習，經過初級、中級、高級等階段的飛行訓練，學成後返國，被任為空軍二中隊少尉飛行員。抗戰後期在二中隊做b-25中型轟炸機的飛行員，駐紮漢中、梁山等基地。1947年1月8日赴西安，12日由西安飛返徐州，因飛機機件故障，墜落於開封以西20公裏的韓莊附近，不幸罹難。蔣在奉化的重要親族簡單列表如下：
蔣中正在奉化重要親族表
注：虛線為配偶。 二 蔣對母親的眷念
蔣母王采玉（1863～1921），奉化葛竹人，1886年再嫁給蔣肇聰當側室，1895年肇聰去世後，蔣家的事業由蔣介卿負責，從小蔣介石與蔣母相依為命，蔣經國曾提到其父親說過：“先妣之苦節與中正之孤露，有非他人所能想象及之。”[13]蔣對母親甚為依念，民國之後蔣雖忙碌於革命事業，但在母親在世時，常回老家探望其母。孫中山也知其孝順，1916年9月，王太夫人生辰時，贈“教子有方”四字，由朱大符作跋。1913年11月9日，為王太夫人50歲生日，蔣因二次革命失敗流亡在外，未能慶祝，1918年55歲時始慶祝，孫中山贈聯，當年蔣修宗譜，孫中山題“廣慈博愛”，懸於祖祠。[14]1921年5月因母病，大部分時間都在奉化侍奉母親，為其拍背、喂藥、喂食，1921年6月14日其母去世後，蔣在《哭母文》中提道：“環武嶺二十裏外之橋梁路亭，其十之八九皆為先妣所創建，迄臥病中，尚出巨資捐助方橋之公益醫院，倡建百丈沙之慈雲亭及武嶺茶亭，臨終惟命以遺產之半自辦義務學校，以教育鄉裏子弟之力不足以求學者，其對社會事業之盡力，益如是也。”[15]蔣對鄉裏的情懷，與其母的慈悲及宗教信仰（其母曾皈依佛教，深受佛教布施觀念的影響）不無關係。母親去世後在家中守靈，夜思其母痛哭不已。守靈期間，除親自督造墓地外，並邀集村裏之賢者，籌辦喪事。11月21日安葬，陳果夫、戴傳賢、居正等皆來會葬，孫中山親寫祭文，並題“蔣母之墓”碑。其後每次回家必往王太夫人墓拜祭。1922年4月27日，回家至王太夫人墓，見四周有許多不平的坑洞有積水現象，即請人整治，並親自種樹。為奉祀祖靈，1923年建慈庵，12月落成，庵之門額由譚延闓書，中堂掛孫中山贈的“慈雲普照”匾。蔣每次回家均至慈庵小住，對慈庵亦極為保護。1932年2月9日，電鄧錫侯：“孝忠回鄉取物，以時局促未及奉函為歉，滬案發生鄉間必多謠言，但以弟度之，決無他虞，請家中放心勿念，對慈庵保護須令周密，但不可慌張，免啟鄉人耳目。”[16]
從以下幾處更可看出其對母親的眷念。
（1）從蔣與毛、姚爭執看蔣母的影響。
蔣生性孝順，凡是妻妾有忤逆之事，蔣都不能接受，有時對妻妾不滿，但隻要其母親出麵，蔣大都妥協，對於元配毛福梅尤其如此。毛氏的婚姻是王太夫人做主，早年蔣與毛也有過快樂時光，然自民國之後關係漸淡，漸行漸遠，1921年5月4日蔣日記記道：“餘於毛氏，平日人影步聲，皆足以刺激神經，此次因事尋釁，又與我對打，實屬不成體統，決計離婚，以蠲痛苦。”[17]1921年6月3日，“驥母親之再起，乃順從舅父勸導，暫棄離婚無上之決心，接毛氏回家侍養，以安母心”。[18]
1921年6月14日，王太夫人過世，11月底蔣與毛福梅離婚，蔣在1921年11月28日日記：“自至老屋向孫氏舅母發腦，方能解決，然已不知費了多少精力。”[19]
蔣與姚冶誠的問題，主要因為姚好賭，個性較剛毅，雖敬重王太夫人，但並未盡心服伺。1920年6月22日蔣母瘧疾複發，寒熱大作，自承不孝之罪，並責怪姚氏，23日日記：“冶誠又來討氣，彼婦凶悍忍（任）性，不可名狀，得罪於我，得罪於我母，使我母病重，心恨我置妾之罪大矣。”[20]
（2）念母與懷母。
自其母去世後有幾種情況特別懷念其母親。
其一是母親的誕辰及忌日。1931年12月14日日記：“明日為陰曆十一月七日，我先慈之誕辰也，夜夢見母，痛哭二次，醒後自責，曰餘更悔不孝罪大，國亂而身孤，致負我先慈，亦但有痛楚而已。”[21]1955年6月14日，逢蔣母逝世34周年忌辰，蔣日記寫道：“中午召集經、緯兩兒、孫媳與華秀（蔣介卿女）、薇美（蔣國柄妻）等在後草廬禱告，但願父母親在天之靈得到安慰也，未知今日故鄉廬墓究竟如何矣。”[22]
其二是農曆年前夕。1948年2月9日日記：“本日為舊曆年大除夕，曾憶二十一歲考入保定軍校未能回家過年，因之家中先慈與前妻皆在此夕晚餐時對泣，乃竟不食而眠，想見家中孤苦與慈愛情形，每念及此不勝其不肖忤逆之毀，然已無及矣。”[23]
其三是蔣的生日。1933年11月2日日記：“今日為四十七歲舊曆生日，追念先太夫人不已”，曰：“先慈養我教我，而我之事業至今未有成就，何以告慰慈靈，經兒留學俄國，回家無日，不孝之罪，更何以堪。”又曰：“母子之情本於天性，久而彌切，為人子者親在時可不孝乎，如中正今日追念則悔之晚矣。”[24]1955年10月31日，逢其生日，蔣在日記中記道：“朝課後進膳，以昨為舊曆生日，故禁食，以紀念先慈養育之恩。”[25]
蔣在生日當天，為懷母恩，早餐通常不吃飯，以表征其母生子的辛苦。並將思母之情化為精進的力量，使其不致懈怠。
其四是見景生情。1931年11月28日，晚獨坐歎曰：“餘近來甚為我兒經國憂慮，嗚呼經兒為吾母所最疼愛者，餘乃棄之於外邦，中正不孝之罪於此為甚，究何能安於餘心哉。”[26]
1931年12月22日日記：“久不謁墓，時生愧悔，今得告歸母靈妥乎。”[27]
1932年1月3日日記：“昨晚晏集族中兄長，因益思念母氏不能成寐。”[28]
1934年12月15日日記：“與甥培風遊覽小紅山浩氣樓與陣亡將士公墓，今日為先妣王太夫人七十晉一誕辰，追念母德無時或已，今日尤思親倍切。正午由京乘機出發，以天陰霧，故飛行甚慢，二時半方抵滬，六時到杭再飛向奉化武嶺故鄉，夜十時半到家，備禮物虔誠祭祀。”[29]12月16日日記：“下午移駐慈庵，供奉慈靈，聽鳥鳴、風聲幽靜極矣，久未享此清福矣。”[30]
1949年4月25日日記：“謁母墓告別依依不忍舍，似有母靈慰留之象。”[31]
1952年11月2日日記：“本日為舊曆九月十五日，實為餘六十六歲之初度，每念母氏生育辛勞無以為報，時用愧悔，早餐仍如往年向例禁食。”[32]
（3）讀書不忘思母。
1929年4月2日讀《菜根譚》曰：“將印送於妻子及同誌，以傳慈母之教也。”[33]1929年12月21日讀《孟子》，寫王太夫人家訓：孝、悌、忠、信、禮、義、廉、恥八字於蔣母教子圖。[34]1931年3月15日讀《離騷》，曰：“父母者人之本也，疾痛慘淡未嚐不呼負母也，餘今看《離騷》而念母，司馬遷論屈原之言亦能說其情感。”[35]1931年6月14日讀《孝經》，曰：“甚久不讀此書，今日為先慈忌辰而讀之，益決其尤增人之孝思也。”[36]
蔣經國提道：“我回國以後，父親又要我讀曾文正公家書和王陽明全集，尤其對前者特別注重，父親認為曾文正公對於子弟的訓戒，可作模範，要我們體會，並且依照家訓去實行。”[37] 三 地緣情懷與關心親族的具體表現<h4>（一）重用浙江人</h4>
雖然蔣自掌軍事大權之後，其用人以黃埔軍事為主，但絕大多數所用軍人，已經打破地緣觀念，幹部不限於浙江人，如何應欽為貴州、劉峙為江西，顧祝同、王柏齡、錢大鈞等為江蘇人。[38]但蔣對於奉化人則特別有感情，先後重用過兩名葛竹讀書的同學，一是其堂表弟王震南。1924年1月24日，蔣介石被任命為黃埔軍校籌備委員長，寫信邀請王震南去廣州幫助籌建工作。王震南畢業於浙江法政學堂，1924年6月16日軍校開學，被任命為黃埔軍校軍監，北伐時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少將軍法處長，南京政府成立後任軍政部軍法司中將司長，抗日戰爭期間曾任第三戰區中將軍法執行監，抗戰勝利後任上海特種刑事法庭庭長。[39]另一個是王澄瑩。1899年，蔣介石入溯源堂讀書，王澄瑩既是私塾學生，又作姚宗元的助教，與蔣介石有同學、師生之誼。1926年11月，蔣介石率北伐軍戰勝孫傳芳的主力，攻克江西南昌，革命發展需要用人之際，把王澄瑩召到北伐軍總司令部行轅擔任秘書。1927年6月，改任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秘書。1930年12月，蔣介石深感家鄉浙江財政工作十分重要，特派王澄瑩來杭州任浙江省政府委員兼任財政廳長，後又兼任浙贛皖蘇四省農民銀行董事長。1933年葛竹王氏重修宗譜，王澄瑩任修譜總裁，請蔣為新譜作序，蔣慨然允請。蔣介石鑒於西南在抗戰中的特殊重要地位，派王澄瑩去貴州擔任財政廳長，後改任中國農民銀行常駐監察人。1949年春，王澄瑩隨中國農民銀行遷往廣州，後輾轉香港到了台灣。
蔣介石得勢後，曾多次到葛村探親訪舊。1931年12月15日，蔣介石第二次下野，於12月22日回到溪口，在家僅停留幾天，還抽出兩天時間，去葛竹探親。在葛竹拜謁了外祖父母墳墓，翻閱了王氏譜牒，看望了舅父。1949年農曆正月二十一日，蔣介石在離開家鄉之前，特地去葛竹辭行，留宿一夜，依依惜別。
蔣介石對於竺培風照顧有加。1939年，8月16日電柏林譚伯羽先生轉緯國：近接培風來函其身心似因悲傷致疾，假期中望即赴英與其伴遊以慰之。8月20日又電緯國：培甥為何到法學法語，希約其即日共同回英學習，不可待有事再行。
除了奉化溪口之外，蔣較重用的浙江人列表如下：
續表
上表隻是其中之一部分，確實蔣重用浙江人，蔣在步入統治權力核心的過程，浙江籍的各種勢力對蔣的支持的確對他邁向權力的高峰起了重要作用。這些不同勢力的代表人物，一方麵對蔣的支持雖然是一種政治價值取向的認同，但某一部分也有利益互動的關係。另一方麵也因為浙江地區在政局的發展上逐漸重要，重視浙江人士也有強化國民黨中心統治的需要。根據王奇生的統計，國民黨執政期間的政務係統中，浙江人的優勢也明顯可見，國府曆任內閣閣員籍貫中廣東24人，占22.01%，浙江14人，占12.84%，排名第二。[40]蔣統治大陸時期浙江奉化出生的將軍就有55人，特務係統中亦不少，奉化江山籍者如三毛一戴（戴笠、毛人鳳、毛森、毛萬裏）。
分析其原因有三：其一，蔣重鄉誼。北伐之前虞洽卿的女婿盛冠中赴廣東見蔣，其與蔣麵晤後深覺得蔣很講交情，對浙東鄉情看得很重。[41]
其二，浙江自清末以來已逐漸發展，浙江人在西潮的影響下，人才甚多，蔣在當政之前浙江的各類人才本身在範圍內還是占有相當的比例，1935年至1936年浙江省國民黨員人數均超過當時政治中心所在的江蘇省。蔣當政後起用或重用浙江人是有一定社會基礎。[42]
其三，互為引介。蔣重用奉化人為幹部，這些幹部又基於情誼引介許多同鄉，甚至有人認為侍從室的用人大部分與俞濟時有關。有認為是安全的考慮，但更重要的是蔣的口音甚重，侍衛中如為同鄉較容易了解蔣的指令。
此外從上表的重要人才而言，雖有鄉誼，但這些人的所學經曆均符合任用資格，表現亦佳，因此蔣對浙江有很強的地緣認同，但這種認同顯然並沒有超越蔣的政治理念與治國方略。 <h4>（二）關心親族的具體作為</h4>
蔣關心鄉裏的具體作為甚多，其中有贈親友年節金、協助建設、戰爭摧殘後的複員、對於親友的悼念等舉措。1942年1月16日，蔣經國電蔣詢贛縣被炸損失情形及各親友節金應秘密照送。1940年8月17日，奉化縣長俞隱民電蔣16日敵機炸毀武嶺學校教室6間，人民無死傷，已派員妥理善後。[43]以下為蔣介石與蔣經國及蔣緯國的往來家書，可以從此看到其對家鄉親友的悼念與照顧之情。
1937年3月28日，蔣與經國的電文：莫斯科蔣大使請轉蔣經國兄：聞兄回國在即，家中上下皆甚歡慰，大舅父已於去臘二十七日逝世定下月十五日安葬，望兄能於此期回家。
1938年2月27日，電蔣經國：接閱蓮姑逝世甚悲痛，希代我經理其喪事，但戰時應格外從儉，切勿奢侈以免外人指摘或暫厝殯待培甥回國再安葬可也。
1939年12月13日，電經國：接張愷電稱家中被炸，爾生母恐有不測，希即請假回家料理一切為要。
1939年12月14日，家事至此悲戚已，惟事由天命隻可達觀處之，當以報國者報家也，家中喪事在此亂時一律從儉從簡，不宜張皇登發訃報免敵多一宣傳材料，我意世事前途不能預測如能從速安葬更望葬地可在摩訶殿後麵大樹附近，此地幽靜必能安定也，如何望與大姑母商定可也，將生甥傷勢如何甚念，代慰其家屬。[44]
1939年12月5日，刻接張愷君電悉，將生亦逝去甚悲，姑丈母必更悲慟，奈何，對於將生喪事應由我家出費辦理，其他被難遭炸各家，亦可由我家先撥救濟費一萬元公平分發，並勸各家戶現在不可在舊基地建造新屋，以免敵機再來轟炸。[45]
1939年12月6日，將生喪費應全由我家支付安撫恤費待喪事後再定可也。家事處置可暫照前各電辦理，其餘由兒就近定奪，我對家務向來毫未過問，望與任、宋姑丈大姑等妥商後再定。
1939年12月22日，電緯國：華盛頓郭武官轉蔣緯國君：溪口家中與樂亭皆被敵機炸毀，經國生母不幸在屋後單家牆門之側牆壓死，甥亦死，村約毀屋八十間，死人皆在三房與四房之間地區，餘皆無恙，家中事已有經兒歸家料理，喪事亦已辦妥，勿過哀傷，望努力求學以報國家。[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