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維開[1]
蔣中正在軍事方麵的人際關係網絡，在日記中並不像黨、政方麵有十分明確的記載，主要原因應該與國民革命軍的發展，以及蔣氏與軍隊的關係有關。
蔣氏早年曾任職粵軍，與軍事方麵原有一定關係，但其日後與軍事之網絡建立，主要是由於其擔任黃埔軍校校長，爾後參與第一次東征，領軍第二次東征，奠定他在黨內的地位，以1926年之中山艦事件為關鍵，取得政治的資源。北伐期間透過以黃埔軍校師生形成外界所謂之“嫡係”，包括何應欽、王柏齡、錢大鈞，以及所謂五虎將即陳誠、蔣鼎文、顧祝同、劉峙、衛立煌等，再向外延伸至其他軍係。“嫡係”初期以黃埔軍校之教官為主，教官中又以出身保定軍校者為多，蔣氏與彼等為同事或長官部屬關係，彼等之軍中經曆、輩分或較蔣氏為高，蔣氏對彼等之態度較為尊重；北伐之後，黃埔前期學生因戰功，逐漸升任師、旅長，蔣氏以師生關係擴大影響力；抗戰期間，各軍、師長由中央軍校畢業學生出任者日益增多，至抗戰勝利後，中央所能掌控之“嫡係”部隊大幅增加，其他軍係所占比例相對降低；政府遷台後，經由軍隊整編，軍校畢業生完全掌握國軍領導權，蔣氏“國民革命軍之父”的地位亦為之確立。 一 從國民革命軍說起
蔣中正被軍方尊稱為“國民革命軍之父”，但是“國民革命軍”並不是一個單一的軍隊名稱，而是一個類似“聯軍”的組合，其源於1925年國民政府對所轄軍隊的整理。
1925年6月14日，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以楊希閔、劉震寰亂事平定，駐廣東地區各軍事力量亟須整頓，發布第十一號訓令，要求“所有各軍應將向來所分割之財政機關、民政機關、交通機關，一律交回政府，以資統籌辦理”。[2]次（15）日，陸海軍大元帥大本營在大元帥府召集各軍將領會議，就前述第十一號訓令，討論統一軍民兩政問題，議決：“（一）將民政、財政、交通等機關交還政府；（二）改建國軍為國民軍，所有湘、滇、粵、豫等名義，一律廢除，統稱國民軍某某軍。”[3]7月1日，陸海軍大元帥大本營改組為國民政府，3日，軍事委員會正式成立，委員為蔣氏及汪兆銘、胡漢民、伍朝樞、廖仲愷、朱培德、譚延闓、許崇智等八人，以汪為主席。7日，蔣氏向軍事委員會提出“革命六大計劃”，建議：（一）發展西南革命勢力，以抗拒帝國主義及軍閥；（二）革除軍隊積弊；（三）統一財政；（四）整理軍隊；（五）利用罷工工人建築道路；（六）統一兩廣。[4]論者稱此計劃，在軍略之外兼及政略，“他已勾勒出進軍北伐的謀略及時序”。[5]其中“整理軍隊”一項，實為其對如何處理國民政府統轄各部隊之意見，認為軍事委員會成立，向國人宣示改組軍隊整理軍政之決心，然軍隊改組，重在統籌全局，確定改編計劃，主張統一編製，汰弱留強，對於“附逆已久之部隊”，本除惡務盡之旨，一律遣散。[6]而他在26日的軍事委員會會議，陳述對於軍政問題意見時，表示統一軍政，必須取消以省為別的軍隊名稱，另用統一的名稱，建議以“國民革命軍”最為切合，曰：統一軍政必自統一名稱始，如舊日湘軍、滇軍、桂軍、粵軍等等，以省為別的名稱，都應一律取消，另用統一的稱號。在軍事委員會曾擬有三個名稱：（一）國民軍，（二）革命軍，（三）國民革命軍。其要義不外指明我們國民黨召集優秀國民所組成的軍隊，是以革命為宗旨，所以國民革命軍乃為最切合的名稱。[7]
“國民革命軍”一詞，即成為國民政府所屬各軍的統一名稱。
當時由國民政府統轄各軍，除陸軍軍官學校校軍擴編而成的黨軍外，另有建國粵軍、建國湘軍、建國滇軍等。1925年8月初，建國粵軍總司令許崇智、建國湘軍總司令譚延闓、建國滇軍總司令朱培德、建國攻鄂軍總司令程潛等通電，解除各軍總司令職務，將所有軍隊交由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統率。[8]經多次協商，至8月底大致確定，以黨軍為國民革命軍第一軍，軍長蔣中正；湘軍為國民革命軍第二軍，軍長譚延闓；滇軍為國民革命軍第三軍，軍長朱培德；粵軍分為三個軍，即第四至第六軍，軍長分別為許崇智、李福林、李濟深。[9]9月20日，國民政府以許崇智“請假赴滬養痾”為由，將粵軍整編工作交由蔣氏負責，[10]許氏所遺軍長職，由李濟深繼任，第四及第六兩軍合並為第四軍。1926年1月，軍事委員會將攻鄂軍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六軍，以程潛為軍長，至此廣東全境軍隊的整編工作大致完成。
1925年9月，國民政府決定對盤踞惠州一帶的陳炯明部展開軍事行動，是為第二次東征，蔣氏受命為東征軍總指揮，開始掌握國民革命軍。從組成的過程來看，國民革命軍實際上是由各個不同軍係組成的聯軍，蔣氏所能充分掌握者，為其所領導的第一軍。1926年1月蔣辭去第一軍軍長，保舉第一師師長何應欽繼任，建立起第一軍的傳統。其他各軍，如第四軍由粵軍改編而來，蔣氏曾任該軍參謀長，並負責許崇智離開後的粵軍整編工作，雖然在整編的過程中引起部分粵軍的不滿，[11]但與該軍軍、師長李濟深、陳銘樞、陳濟棠、張發奎等有相當關係。李濟深更是黃埔軍校成立初期的教練部主任，應是蔣除第一軍外，較為熟悉的一軍。第六軍雖成立於第二次東征後，但軍長一職係蔣氏致電軍事委員會保薦程潛擔任，亦應有一定關係。但他與第二、三、五軍軍、師長關係類似，多屬公事上往來，但不見得有私誼，而必須透過不斷的接觸，建立更進一步的關係。如他在1925年日記中，多次提及會見朱培德、陳銘樞、程潛、李濟深等，有時並會加以品評，如對於朱培德，他記道：“此人誠一血心男子，可與共事也。”[12]
1926年6月，中國國民黨第二屆中央執行委員會臨時全體會議通過迅行出師北伐案，並推蔣中正為國民革命軍總司令，是時國民革命軍在原先六個軍外，又加入由廣西各部改編的第七軍，以李宗仁為軍長；及湖南第一師唐生智部改編的第八軍，以唐為軍長，總共八個軍，為北伐的基本武力。爾後在北伐的過程中，各軍相繼擴軍，如第一軍擴編為第一、第九、第三十二及第四十六等四個軍，並陸續收編歸順部隊，國民革命軍如滾雪球般的擴充。第二期北伐時，分為四個集團軍，其中除第一集團軍大多為蔣氏所掌控所謂中央軍或嫡係部隊外，其餘第二集團軍為馮玉祥西北軍係、第三集團軍為閻錫山晉綏軍係、第四集團軍為李宗仁等所轄第七軍，即桂係軍隊等擴編而成，蔣氏僅能透過與馮、閻、李等的關係，名義上節製各軍。東北易幟後，蔣氏亦是透過與張學良的關係，名義上掌握東北軍隊。這些軍係領導人一旦與蔣氏發生衝突，即率領軍係所轄各部挑戰中央或蔣氏的權力，與之為敵。1929年李宗仁、白崇禧等之桂係，馮玉祥之西北軍係，以及張發奎率領之粵軍、唐生智率領之湘軍，1930年閻錫山之晉綏軍係，以致演成中原大戰，均由此而來。蔣氏則往往以其所擁有政治資源，從次一級分子進行分化或拉攏，如晉綏軍之徐永昌、商震，西北軍之韓複榘、宋哲元，桂係之黃紹竑，粵係之陳濟棠、餘漢謀等。另有若幹與蔣氏關係良好，銜命遊走於各軍係間之軍事幕僚，如何成浚、蔣伯誠、方本仁、陳調元等，其中何被認為是北伐前後中央負責聯絡地方部隊的主要人物，透過他收編及拉攏的地方部隊極多。[13]
抗戰期間，在一致對外的情勢下，各軍係接受中央命令，這是一方麵；另一方麵，部分軍係失去了原有的資源，隻好依靠中央，亦有助於中央對軍隊的控製。加上黃埔軍校前期畢業進入各個部隊之學生，此時已由中層軍官陸續升任為軍隊之領導階層，有助於各軍係軍隊中央化。至抗戰後期，各主要軍係中除桂係仍具有相當規模外，其他各軍係，如晉綏軍係、西北軍係雖仍存在，但已大不如前。部隊大多為中央所掌握。從研究者所做抗戰期間各派係軍隊數量變化來看，屬於中央軍或所謂“嫡係”部隊，在抗戰期間確實有大幅度擴張，從戰前所占軍隊數量比例的19%到戰爭末期的44%，而到戰後更達到49%，將近一半。[14]隨著中央軍或所謂“嫡係”部隊的增長，蔣氏對於軍隊的控製力亦較以往有所加強，但是蔣氏真正能完全掌控軍隊，應該是政府遷台以後的事。政府遷台後，各軍係完全失去了它們的資源，蔣氏從軍隊整建及建立軍事首長任期製、建立將領退役製度等方麵著手，重新整頓，建立起一個完全聽命於“領袖”的國軍部隊。 二 保定、士官、黃埔
民國以來，陸軍的派係複雜，有以領導者的籍貫命名，如北京政府時期的直係、皖係、奉係；亦有以地區命名，如北京政府時期的北洋係，國民政府時期的桂係、晉綏軍係、西北軍係、東北軍係等；亦有以各軍事將領畢業的學校命名，如保定係、士官係、黃埔係等。其中以畢業學校命名者，與以領導者籍貫或地區命名者性質不同，屬橫向區分，其成員包括了各個不同的軍係在內。值得注意的是，從蔣中正的軍事背景以及經曆來看，他與這三個派係都有密切的關係，研究者稱蔣氏憑借著與保定係與士官係又培養出龐大的黃埔係，為他的軍事發展打下重要的基礎。[15]
保定係是對畢業於北京政府時期陸軍部所屬陸軍軍官學校之軍係成員的泛稱，該校位於當時的直隸省保定，通稱為保定軍校。軍校於1912年10月成立，1923年8月停辦，前後共11年，為北京政府時期最主要的陸軍軍官養成學校，亦是民國建立後第一所中央陸軍軍官學校。學製2年，開設步兵、騎兵、炮兵、工兵、輜重兵等5科，共畢業9期6574名學生，其中步兵科4017名、騎兵科822名、炮兵科887名、工兵科418名、輜重兵科376名。根據統計，國民政府時期的高級將領出身背景，以保定軍校畢業者所占比例為高，抗戰前（1936）上、中、少將合計388名，占總數的31.11%，僅次於地方軍校及行伍出身者（31.52%）；抗戰後（1947）上、中將人數增加，少將則大幅減少，三者合計280名，占總數的8.55%，其中上將14名，占上將總數37.84%，居首位。[16]
蔣中正與保定係的關係，源自於他曾經於清末就讀保定的通國陸軍速成學堂。清季的新式陸軍教育，始於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李鴻章於1885年5月在天津創辦的北洋武備學堂，是中國近代第一所采西式訓練的陸軍學校，至1900年6月，八國聯軍攻占天津，校舍遭焚毀停辦。李氏於1901年11月7日病逝，繼任的袁世凱為實施軍事改革，培育新軍幹部，自1902年8月在直隸總督督署所在的保定設立北洋行營將弁學堂起，陸續開辦一係列武備學堂，包括北洋練官營、北洋參謀學堂、北洋測繪學堂、北洋陸軍速成武備學堂、直隸陸軍小學堂、陸軍師範學堂、北洋軍械、馬醫、經理學堂、憲兵學堂、直隸巡警學堂、北洋電信信號學隊等，不僅為新軍建設解決了軍事人才問題，促使北洋六鎮迅速編成，而且為正規軍事教育的開辦奠定了基礎。[17]1906年，兵部為培育軍事人才，迅速充實編練新軍所需之基層幹部，並使各省學製、兵製、操戰各法統一，奏準於北洋陸軍速成武備學堂原址創設通國陸軍速成學堂，招收各省旗尚未畢業武備學生及良家子弟入學，是當時全國規模最大、設備最為完善的一所軍事學校。[18]該校於1909年9月奉命停辦，並入保定陸軍軍官學堂速成科，共畢業2期學生。保定陸軍軍官學堂設立於1906年6月，是一所以授予高等兵學、行軍奧義為主的軍事學校，學員來自現役軍官。依清季由練兵處奏定之《陸軍學堂辦法》，全國陸軍學堂分為陸軍小學堂、陸軍中學堂、陸軍兵官學堂、陸軍大學堂4等；而“軍官學堂”是在各地中學堂、兵官學堂未完全設立的情形下所設置，為大學堂作準備，因此稱“不居大學堂之名，而已著大學堂之實”。1911年7月，軍官學堂奉命更名為陸軍預備大學堂。民國成立後，陸軍預備大學堂遷往北京，更名為陸軍大學，繼續辦理。另一方麵，民國政府於1912年6月通令全國，將前清陸軍兵官學校改為陸軍軍官學校，並於7月於原保定陸軍軍官學堂校址，設立陸軍軍官學校，通稱“保定軍校”，其畢業於該校之軍事將領即為“保定係”。亦有以廣義的認定，將1902年北洋行營將弁學堂起至1923年保定軍校停辦，20多年間，在保定開辦的各個軍事學校統稱為“保定軍校”，所畢業的學生均為“保定係”。
蔣中正為通國陸軍速成學堂炮科第一期學生，就廣義而言，為保定係的成員之一，有稱其為保定係中“資格較老的一個”。[19]他在校時間不長，1907年8月入學，是年冬，參加清政府陸軍部選派留日學生考試合格，以官費赴日留學。這批考取留學日本的同學，先入留學生預備班學習，然後同往大連乘船前往神戶，換乘火車到東京，進入振武學校。蔣氏日後在軍政方麵的人事運用，有不少人是這批考取留學日本的同學，如黃埔軍校籌備時期擔任籌備委員、創校初期擔任教授部主任的王柏齡及管理部主任林振雄，曾任行政院院長、長期擔任蔣氏重要幕僚的張群，曾任陸軍大學校長的楊傑（原名楊錦章），創辦廣西陸軍模範營、培植新桂係白崇禧、黃紹竑等的馬曉軍，國民政府參軍處參軍兼典禮局局長張為珊（希騫）等。這批人得到任用應都與曾和蔣一起赴日學習有關，如張群即表示他與蔣氏的結識，是在赴日留學的途中，“一開始便很投契，每每相互暢談國勢，蔣公認為我是可與他興趣相合的青年”。[20]
蔣氏曾以通國陸軍速成學堂學生的身份，於北伐完成後，與曾任學堂督辦之段祺瑞，建立起師生關係，穩定北方情勢，安撫北洋人士。1928年6月北伐軍事結束，7月3日蔣氏抵北平後，聽聞段祺瑞之安福係有在天津活動之說，思及與段氏有“師生之誼”，乃以學生身份致書段氏，勸其愛惜令名，勿為奸邪宵小所誤，首句即稱“弟子蔣中正謹致敬於芝泉夫子座前，而問起居”，繼謂：“中正與先生別垂二十三年，知先生或憶當年門弟子中有蔣誌清其人者。此二十三年中，先生幾度秉國大政，備極煊赫；而中正始終追隨先總理，奔走革命，致力撲滅奉先生為領袖之北洋軍閥，曆盡艱苦，而未嚐偶一修音問者公也。今燕雲收複，北伐即告完成，中正身臨舊都，未遑寧處，上書敬候起居者私也。公私之間，截然有鴻溝在。”末尾則稱：“中正對於先生已往翊讚共和之勳績，深致尊重，無敢或忘；並深願先生愛惜令名，善用勳望，以固革命之基，而奠共和之實，使天下後世皆知先生救國愛民之真誠，而不終為奸邪宵小之所誤，是則公私之幸也。語曰：君子愛人以德。輒敢以弟子之私，布其誠悃，惟希鑒察。”[21]段氏如何響應，不得而知，但此舉顯示出蔣氏的“保定”身份，對於其與北洋領袖之間的往來確有一定幫助。至1933年1月，日軍攻占山海關，華北情勢危急，蔣氏恐段祺瑞為日人利用，乃請交通銀行董事長錢新之作為特使，持其親筆函赴天津，往見段氏，邀請南下。段氏亦恐遭日人劫持，經思考後決定接受，於21日淩晨離津南下，22日抵達南京，蔣氏親自於下關碼頭迎接，執弟子禮，自記：“上午，段芝泉先生到達京歡迎之，以門人師生關係待之。”[22]並致電上海市長吳鐵城，囑“加意招待，並為預備行館，或租或借均可，總以寬敞而溫暖者為宜”。[23]次日，蔣氏複陪同段氏往謁中山陵，向孫先生致意，並“與之暢談辛亥年要求共和通電以前之曆史”，謂“此老骨格與精神，求之當世不可多得也”。[24]午夜，送段氏登車赴上海定居。1936年11月2日，段氏病逝於上海，蔣氏於公於私對其後事之辦理，均予以極大的關注。先是於段氏逝世次日致電中央，以其“讚成共和與再造之功，殊不可沒”，地位“實為元勳”，建議予以“國葬”，並指示軍事委員會及軍政部派員協助治喪；[25]且親撰挽聯，[26]於審視國民政府褒揚令後，悼念曰：“段氏對於國家確有不沒之功，於己之師生關係尤無任哀悼也。”[27]
除段祺瑞外，蔣氏對於趙理泰的後事，亦是以通國陸軍速成學堂學生的身份協助辦理。趙理泰，字康侯，安徽合肥人，曾任通國陸軍速成學堂總辦，實際負責學堂工作。民國後，曾任保定軍校第一任校長，僅2個月，因學生風潮去職，1925年病逝於北京。1930年12月，趙之家人擬將其靈柩運返家鄉合肥，因家境蕭條，無力負擔相關費用。通國陸軍速成學堂畢業生張鈁等以昔日同窗身份致電蔣氏，請念及師生關係，酌給葬費，並令南返所經冀、魯、蘇、皖各省，派人照料，且以趙之長子畢業於唐山交通大學，建請錄用等情。蔣氏當年就讀學堂時，得知陸軍部將選派一批學生赴日留學，但是規定應考資格為日文班學習日語的學生，蔣氏資格不符，卻又不願意失去這個機會，於是越級給趙理泰寫了一個報告，表示自己曾經去過日本，懂得日語，因此沒有入日文班修習，請允許參加考試。報告送出去一直沒有回應，蔣氏以為沒有希望，沒想到考試前一天晚上接獲通知，趙氏同意特準參加考試，結果順利通過，官費保送進入日本振武學校，乃至於有日後的發展。當時如果趙堅持規定，不同意蔣氏參加考試，他的命運可能不一樣。因此趙理泰可以說是蔣氏生命中的貴人，蔣氏對趙亦十分感念，對於張鈁等來電，立即指示參謀本部總參謀長朱培德酌給葬費及錄用其長子，並複電張鈁等說明撥給治喪費一萬元，靈柩由平運皖，已指示準備舟車候用，並知照經過各省府，飭屬照料；至於趙之長子，亦函請鐵道部錄用等。[28]趙理泰為段祺瑞之同鄉、同學與重要部屬，蔣氏對於趙後事之處理，對於段對蔣氏的看法是否有影響，不得而知，但對北洋人士、保定出身者，應能產生一定作用，而有認為蔣氏“能篤故舊重名德”。[29]
士官係是對於軍界中畢業於日本陸軍士官學校者的統稱。日本陸軍士官學校是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前，培養陸軍軍官的學校。清政府為建設新式陸軍，自1898年開始由各省選派學生赴日本學習陸軍。1904年3月，清練兵處奏訂《陸軍學生遊學章程》，明文規定選派學生赴日學習的名額、經費等，並依照章程選派第一批學生108名赴日本陸軍士官學校，嗣後每年皆有由中央或地方政府選派學生赴日學習事，總計自1898年至1911年，在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畢業者有553人，共分8期。民國以後，進入士官學校就讀者，持續不斷。這些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的畢業生回到中國後，大多進入軍界服務，隨著時勢的發展，躋身領導階層或成為中堅幹部，外界將出身士官學校者，視為一個群體，而稱為“士官係”。
蔣中正於1908年以官費赴日，入振武學校。按日本學製，進入士官學校需要接受“軍官候選人教育”，為了讓中國留日學習軍事的學生能進入士官學校，最初是采取由日本陸軍省委托一所私立中學成城學校代訓的方式，中國留學生先在該校修習軍事課程及普通課程，然後接受一年的入伍實習訓練，再進入士官學校。之後，清政府與日方協商，決定由日方設立振武學校，作為進入士官學校前的預備學校，負責中國留日學習軍事學生教育，1903年正式開辦。蔣氏為第十一期學生，學習3年，於1910年畢業，分發至高田陸軍野炮兵第十三師團第十九聯隊見習，預定至1911年12月1日期滿，成績合格進入士官學校就讀。不過在見習期滿前，辛亥革命發生，蔣氏偕同學張群、陳星樞等未經請假，於10月30日由長崎登輪返國，參加由陳其美所領導的江浙起義行動。日本政府為避免中國留學生受到革命的影響，命令士官學校的中國學生全部退學；同時對蔣氏等脫逃回國，予以退隊處分。至1913年，日本政府同意因辛亥革命而未能入學之士官候補生，包括因革命而遭處分者在內，可以進入士官學校，但此時蔣氏投入中華革命黨的活動，並未繼續學業。因此嚴格來說，蔣氏並非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畢業，不屬於“士官係”；但是因振武學校作為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的預備學校，他屬於廣義的“士官係”。
蔣氏的第十一期是振武學校開辦以來第一批由清政府直接派遣並統一入學者，[30]同期62位學生中，至少有55位來自通國陸軍速成學堂。蔣氏就讀期間，謹守規章，鮮少參與學生間的活動。如在日留學生為抗議日本“取締清韓留學生規則”，發動大規模罷課行動，進而演變成集體退學事件，蔣氏即未曾參與；在校外則由陳其美介紹，秘密加入同盟會，每逢周日聚集同誌密會，籌議革命事務。蔣氏畢業後分發至野炮兵第十三師團第十九聯隊見習，同時在該聯隊見習者有張群、王柏齡、楊錦章（楊傑）、張為珊（希騫）等，前已述及蔣氏日後在軍政方麵的人事運用，有不少人是留學日本的同學，而這幾位從通國陸軍速成學堂開始，直到振武學校、炮隊見習，一直在一起的幾位同學，關係更為密切，他們“學習、生活都在一起，加上都是二十一二歲左右的青年，性格相近，誌趣相投，幾個人便成為要好朋友”。[31]以張為珊為例，張字希騫，以字行，四川西昌人，因辛亥革命關係，集體退隊回國，曾至上海入蔣氏所領導滬軍第五團。1914年入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第十期，在校期間，蔣氏曾數次至日本，兩人多有聯係，“友誼相應增進”。[32]張氏畢業後回國，因蔣氏參與討袁運動，行蹤隱秘，兩人失去聯絡，張返回四川，任職川軍，入劉文輝部。1926年8月川軍響應國民革命軍北伐，劉文輝所部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二十四軍，張任參謀長。蔣氏得知其訊息後，於1927年電邀至南京協助，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副官處處長；1929年初，國軍進行編遣，任國軍編遣委員會委員兼第一編遣區辦事處總務局局長，皆為親近之幕僚職務。嗣後任國民政府參軍處參軍兼典禮局局長、軍事委員會第三廳總務處處長等職。1936年1月授陸軍中將銜。1937年抗戰發生後，蔣氏委其任傷兵委員會委員長，負責傷兵撫慰安置教養等事務，因染患足疾，行動不便，工作困難，返回成都治療，於1938年去世。蔣氏於軍務繁忙中，聞訊特別指示侍從室以其名義予以吊唁，撫恤其遺屬。1945年10月，蔣氏至西昌巡視時，不忘接見張氏在家鄉的親屬，以表達對故人的懷念。[33]
蔣中正在軍事方麵的人際關係網絡，在日記中並不像黨、政方麵有十分明確的記載，主要原因應該與國民革命軍的發展，以及蔣氏與軍隊的關係有關。
蔣氏早年曾任職粵軍，與軍事方麵原有一定關係，但其日後與軍事之網絡建立，主要是由於其擔任黃埔軍校校長，爾後參與第一次東征，領軍第二次東征，奠定他在黨內的地位，以1926年之中山艦事件為關鍵，取得政治的資源。北伐期間透過以黃埔軍校師生形成外界所謂之“嫡係”，包括何應欽、王柏齡、錢大鈞，以及所謂五虎將即陳誠、蔣鼎文、顧祝同、劉峙、衛立煌等，再向外延伸至其他軍係。“嫡係”初期以黃埔軍校之教官為主，教官中又以出身保定軍校者為多，蔣氏與彼等為同事或長官部屬關係，彼等之軍中經曆、輩分或較蔣氏為高，蔣氏對彼等之態度較為尊重；北伐之後，黃埔前期學生因戰功，逐漸升任師、旅長，蔣氏以師生關係擴大影響力；抗戰期間，各軍、師長由中央軍校畢業學生出任者日益增多，至抗戰勝利後，中央所能掌控之“嫡係”部隊大幅增加，其他軍係所占比例相對降低；政府遷台後，經由軍隊整編，軍校畢業生完全掌握國軍領導權，蔣氏“國民革命軍之父”的地位亦為之確立。 一 從國民革命軍說起
蔣中正被軍方尊稱為“國民革命軍之父”，但是“國民革命軍”並不是一個單一的軍隊名稱，而是一個類似“聯軍”的組合，其源於1925年國民政府對所轄軍隊的整理。
1925年6月14日，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以楊希閔、劉震寰亂事平定，駐廣東地區各軍事力量亟須整頓，發布第十一號訓令，要求“所有各軍應將向來所分割之財政機關、民政機關、交通機關，一律交回政府，以資統籌辦理”。[2]次（15）日，陸海軍大元帥大本營在大元帥府召集各軍將領會議，就前述第十一號訓令，討論統一軍民兩政問題，議決：“（一）將民政、財政、交通等機關交還政府；（二）改建國軍為國民軍，所有湘、滇、粵、豫等名義，一律廢除，統稱國民軍某某軍。”[3]7月1日，陸海軍大元帥大本營改組為國民政府，3日，軍事委員會正式成立，委員為蔣氏及汪兆銘、胡漢民、伍朝樞、廖仲愷、朱培德、譚延闓、許崇智等八人，以汪為主席。7日，蔣氏向軍事委員會提出“革命六大計劃”，建議：（一）發展西南革命勢力，以抗拒帝國主義及軍閥；（二）革除軍隊積弊；（三）統一財政；（四）整理軍隊；（五）利用罷工工人建築道路；（六）統一兩廣。[4]論者稱此計劃，在軍略之外兼及政略，“他已勾勒出進軍北伐的謀略及時序”。[5]其中“整理軍隊”一項，實為其對如何處理國民政府統轄各部隊之意見，認為軍事委員會成立，向國人宣示改組軍隊整理軍政之決心，然軍隊改組，重在統籌全局，確定改編計劃，主張統一編製，汰弱留強，對於“附逆已久之部隊”，本除惡務盡之旨，一律遣散。[6]而他在26日的軍事委員會會議，陳述對於軍政問題意見時，表示統一軍政，必須取消以省為別的軍隊名稱，另用統一的名稱，建議以“國民革命軍”最為切合，曰：統一軍政必自統一名稱始，如舊日湘軍、滇軍、桂軍、粵軍等等，以省為別的名稱，都應一律取消，另用統一的稱號。在軍事委員會曾擬有三個名稱：（一）國民軍，（二）革命軍，（三）國民革命軍。其要義不外指明我們國民黨召集優秀國民所組成的軍隊，是以革命為宗旨，所以國民革命軍乃為最切合的名稱。[7]
“國民革命軍”一詞，即成為國民政府所屬各軍的統一名稱。
當時由國民政府統轄各軍，除陸軍軍官學校校軍擴編而成的黨軍外，另有建國粵軍、建國湘軍、建國滇軍等。1925年8月初，建國粵軍總司令許崇智、建國湘軍總司令譚延闓、建國滇軍總司令朱培德、建國攻鄂軍總司令程潛等通電，解除各軍總司令職務，將所有軍隊交由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統率。[8]經多次協商，至8月底大致確定，以黨軍為國民革命軍第一軍，軍長蔣中正；湘軍為國民革命軍第二軍，軍長譚延闓；滇軍為國民革命軍第三軍，軍長朱培德；粵軍分為三個軍，即第四至第六軍，軍長分別為許崇智、李福林、李濟深。[9]9月20日，國民政府以許崇智“請假赴滬養痾”為由，將粵軍整編工作交由蔣氏負責，[10]許氏所遺軍長職，由李濟深繼任，第四及第六兩軍合並為第四軍。1926年1月，軍事委員會將攻鄂軍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六軍，以程潛為軍長，至此廣東全境軍隊的整編工作大致完成。
1925年9月，國民政府決定對盤踞惠州一帶的陳炯明部展開軍事行動，是為第二次東征，蔣氏受命為東征軍總指揮，開始掌握國民革命軍。從組成的過程來看，國民革命軍實際上是由各個不同軍係組成的聯軍，蔣氏所能充分掌握者，為其所領導的第一軍。1926年1月蔣辭去第一軍軍長，保舉第一師師長何應欽繼任，建立起第一軍的傳統。其他各軍，如第四軍由粵軍改編而來，蔣氏曾任該軍參謀長，並負責許崇智離開後的粵軍整編工作，雖然在整編的過程中引起部分粵軍的不滿，[11]但與該軍軍、師長李濟深、陳銘樞、陳濟棠、張發奎等有相當關係。李濟深更是黃埔軍校成立初期的教練部主任，應是蔣除第一軍外，較為熟悉的一軍。第六軍雖成立於第二次東征後，但軍長一職係蔣氏致電軍事委員會保薦程潛擔任，亦應有一定關係。但他與第二、三、五軍軍、師長關係類似，多屬公事上往來，但不見得有私誼，而必須透過不斷的接觸，建立更進一步的關係。如他在1925年日記中，多次提及會見朱培德、陳銘樞、程潛、李濟深等，有時並會加以品評，如對於朱培德，他記道：“此人誠一血心男子，可與共事也。”[12]
1926年6月，中國國民黨第二屆中央執行委員會臨時全體會議通過迅行出師北伐案，並推蔣中正為國民革命軍總司令，是時國民革命軍在原先六個軍外，又加入由廣西各部改編的第七軍，以李宗仁為軍長；及湖南第一師唐生智部改編的第八軍，以唐為軍長，總共八個軍，為北伐的基本武力。爾後在北伐的過程中，各軍相繼擴軍，如第一軍擴編為第一、第九、第三十二及第四十六等四個軍，並陸續收編歸順部隊，國民革命軍如滾雪球般的擴充。第二期北伐時，分為四個集團軍，其中除第一集團軍大多為蔣氏所掌控所謂中央軍或嫡係部隊外，其餘第二集團軍為馮玉祥西北軍係、第三集團軍為閻錫山晉綏軍係、第四集團軍為李宗仁等所轄第七軍，即桂係軍隊等擴編而成，蔣氏僅能透過與馮、閻、李等的關係，名義上節製各軍。東北易幟後，蔣氏亦是透過與張學良的關係，名義上掌握東北軍隊。這些軍係領導人一旦與蔣氏發生衝突，即率領軍係所轄各部挑戰中央或蔣氏的權力，與之為敵。1929年李宗仁、白崇禧等之桂係，馮玉祥之西北軍係，以及張發奎率領之粵軍、唐生智率領之湘軍，1930年閻錫山之晉綏軍係，以致演成中原大戰，均由此而來。蔣氏則往往以其所擁有政治資源，從次一級分子進行分化或拉攏，如晉綏軍之徐永昌、商震，西北軍之韓複榘、宋哲元，桂係之黃紹竑，粵係之陳濟棠、餘漢謀等。另有若幹與蔣氏關係良好，銜命遊走於各軍係間之軍事幕僚，如何成浚、蔣伯誠、方本仁、陳調元等，其中何被認為是北伐前後中央負責聯絡地方部隊的主要人物，透過他收編及拉攏的地方部隊極多。[13]
抗戰期間，在一致對外的情勢下，各軍係接受中央命令，這是一方麵；另一方麵，部分軍係失去了原有的資源，隻好依靠中央，亦有助於中央對軍隊的控製。加上黃埔軍校前期畢業進入各個部隊之學生，此時已由中層軍官陸續升任為軍隊之領導階層，有助於各軍係軍隊中央化。至抗戰後期，各主要軍係中除桂係仍具有相當規模外，其他各軍係，如晉綏軍係、西北軍係雖仍存在，但已大不如前。部隊大多為中央所掌握。從研究者所做抗戰期間各派係軍隊數量變化來看，屬於中央軍或所謂“嫡係”部隊，在抗戰期間確實有大幅度擴張，從戰前所占軍隊數量比例的19%到戰爭末期的44%，而到戰後更達到49%，將近一半。[14]隨著中央軍或所謂“嫡係”部隊的增長，蔣氏對於軍隊的控製力亦較以往有所加強，但是蔣氏真正能完全掌控軍隊，應該是政府遷台以後的事。政府遷台後，各軍係完全失去了它們的資源，蔣氏從軍隊整建及建立軍事首長任期製、建立將領退役製度等方麵著手，重新整頓，建立起一個完全聽命於“領袖”的國軍部隊。 二 保定、士官、黃埔
民國以來，陸軍的派係複雜，有以領導者的籍貫命名，如北京政府時期的直係、皖係、奉係；亦有以地區命名，如北京政府時期的北洋係，國民政府時期的桂係、晉綏軍係、西北軍係、東北軍係等；亦有以各軍事將領畢業的學校命名，如保定係、士官係、黃埔係等。其中以畢業學校命名者，與以領導者籍貫或地區命名者性質不同，屬橫向區分，其成員包括了各個不同的軍係在內。值得注意的是，從蔣中正的軍事背景以及經曆來看，他與這三個派係都有密切的關係，研究者稱蔣氏憑借著與保定係與士官係又培養出龐大的黃埔係，為他的軍事發展打下重要的基礎。[15]
保定係是對畢業於北京政府時期陸軍部所屬陸軍軍官學校之軍係成員的泛稱，該校位於當時的直隸省保定，通稱為保定軍校。軍校於1912年10月成立，1923年8月停辦，前後共11年，為北京政府時期最主要的陸軍軍官養成學校，亦是民國建立後第一所中央陸軍軍官學校。學製2年，開設步兵、騎兵、炮兵、工兵、輜重兵等5科，共畢業9期6574名學生，其中步兵科4017名、騎兵科822名、炮兵科887名、工兵科418名、輜重兵科376名。根據統計，國民政府時期的高級將領出身背景，以保定軍校畢業者所占比例為高，抗戰前（1936）上、中、少將合計388名，占總數的31.11%，僅次於地方軍校及行伍出身者（31.52%）；抗戰後（1947）上、中將人數增加，少將則大幅減少，三者合計280名，占總數的8.55%，其中上將14名，占上將總數37.84%，居首位。[16]
蔣中正與保定係的關係，源自於他曾經於清末就讀保定的通國陸軍速成學堂。清季的新式陸軍教育，始於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李鴻章於1885年5月在天津創辦的北洋武備學堂，是中國近代第一所采西式訓練的陸軍學校，至1900年6月，八國聯軍攻占天津，校舍遭焚毀停辦。李氏於1901年11月7日病逝，繼任的袁世凱為實施軍事改革，培育新軍幹部，自1902年8月在直隸總督督署所在的保定設立北洋行營將弁學堂起，陸續開辦一係列武備學堂，包括北洋練官營、北洋參謀學堂、北洋測繪學堂、北洋陸軍速成武備學堂、直隸陸軍小學堂、陸軍師範學堂、北洋軍械、馬醫、經理學堂、憲兵學堂、直隸巡警學堂、北洋電信信號學隊等，不僅為新軍建設解決了軍事人才問題，促使北洋六鎮迅速編成，而且為正規軍事教育的開辦奠定了基礎。[17]1906年，兵部為培育軍事人才，迅速充實編練新軍所需之基層幹部，並使各省學製、兵製、操戰各法統一，奏準於北洋陸軍速成武備學堂原址創設通國陸軍速成學堂，招收各省旗尚未畢業武備學生及良家子弟入學，是當時全國規模最大、設備最為完善的一所軍事學校。[18]該校於1909年9月奉命停辦，並入保定陸軍軍官學堂速成科，共畢業2期學生。保定陸軍軍官學堂設立於1906年6月，是一所以授予高等兵學、行軍奧義為主的軍事學校，學員來自現役軍官。依清季由練兵處奏定之《陸軍學堂辦法》，全國陸軍學堂分為陸軍小學堂、陸軍中學堂、陸軍兵官學堂、陸軍大學堂4等；而“軍官學堂”是在各地中學堂、兵官學堂未完全設立的情形下所設置，為大學堂作準備，因此稱“不居大學堂之名，而已著大學堂之實”。1911年7月，軍官學堂奉命更名為陸軍預備大學堂。民國成立後，陸軍預備大學堂遷往北京，更名為陸軍大學，繼續辦理。另一方麵，民國政府於1912年6月通令全國，將前清陸軍兵官學校改為陸軍軍官學校，並於7月於原保定陸軍軍官學堂校址，設立陸軍軍官學校，通稱“保定軍校”，其畢業於該校之軍事將領即為“保定係”。亦有以廣義的認定，將1902年北洋行營將弁學堂起至1923年保定軍校停辦，20多年間，在保定開辦的各個軍事學校統稱為“保定軍校”，所畢業的學生均為“保定係”。
蔣中正為通國陸軍速成學堂炮科第一期學生，就廣義而言，為保定係的成員之一，有稱其為保定係中“資格較老的一個”。[19]他在校時間不長，1907年8月入學，是年冬，參加清政府陸軍部選派留日學生考試合格，以官費赴日留學。這批考取留學日本的同學，先入留學生預備班學習，然後同往大連乘船前往神戶，換乘火車到東京，進入振武學校。蔣氏日後在軍政方麵的人事運用，有不少人是這批考取留學日本的同學，如黃埔軍校籌備時期擔任籌備委員、創校初期擔任教授部主任的王柏齡及管理部主任林振雄，曾任行政院院長、長期擔任蔣氏重要幕僚的張群，曾任陸軍大學校長的楊傑（原名楊錦章），創辦廣西陸軍模範營、培植新桂係白崇禧、黃紹竑等的馬曉軍，國民政府參軍處參軍兼典禮局局長張為珊（希騫）等。這批人得到任用應都與曾和蔣一起赴日學習有關，如張群即表示他與蔣氏的結識，是在赴日留學的途中，“一開始便很投契，每每相互暢談國勢，蔣公認為我是可與他興趣相合的青年”。[20]
蔣氏曾以通國陸軍速成學堂學生的身份，於北伐完成後，與曾任學堂督辦之段祺瑞，建立起師生關係，穩定北方情勢，安撫北洋人士。1928年6月北伐軍事結束，7月3日蔣氏抵北平後，聽聞段祺瑞之安福係有在天津活動之說，思及與段氏有“師生之誼”，乃以學生身份致書段氏，勸其愛惜令名，勿為奸邪宵小所誤，首句即稱“弟子蔣中正謹致敬於芝泉夫子座前，而問起居”，繼謂：“中正與先生別垂二十三年，知先生或憶當年門弟子中有蔣誌清其人者。此二十三年中，先生幾度秉國大政，備極煊赫；而中正始終追隨先總理，奔走革命，致力撲滅奉先生為領袖之北洋軍閥，曆盡艱苦，而未嚐偶一修音問者公也。今燕雲收複，北伐即告完成，中正身臨舊都，未遑寧處，上書敬候起居者私也。公私之間，截然有鴻溝在。”末尾則稱：“中正對於先生已往翊讚共和之勳績，深致尊重，無敢或忘；並深願先生愛惜令名，善用勳望，以固革命之基，而奠共和之實，使天下後世皆知先生救國愛民之真誠，而不終為奸邪宵小之所誤，是則公私之幸也。語曰：君子愛人以德。輒敢以弟子之私，布其誠悃，惟希鑒察。”[21]段氏如何響應，不得而知，但此舉顯示出蔣氏的“保定”身份，對於其與北洋領袖之間的往來確有一定幫助。至1933年1月，日軍攻占山海關，華北情勢危急，蔣氏恐段祺瑞為日人利用，乃請交通銀行董事長錢新之作為特使，持其親筆函赴天津，往見段氏，邀請南下。段氏亦恐遭日人劫持，經思考後決定接受，於21日淩晨離津南下，22日抵達南京，蔣氏親自於下關碼頭迎接，執弟子禮，自記：“上午，段芝泉先生到達京歡迎之，以門人師生關係待之。”[22]並致電上海市長吳鐵城，囑“加意招待，並為預備行館，或租或借均可，總以寬敞而溫暖者為宜”。[23]次日，蔣氏複陪同段氏往謁中山陵，向孫先生致意，並“與之暢談辛亥年要求共和通電以前之曆史”，謂“此老骨格與精神，求之當世不可多得也”。[24]午夜，送段氏登車赴上海定居。1936年11月2日，段氏病逝於上海，蔣氏於公於私對其後事之辦理，均予以極大的關注。先是於段氏逝世次日致電中央，以其“讚成共和與再造之功，殊不可沒”，地位“實為元勳”，建議予以“國葬”，並指示軍事委員會及軍政部派員協助治喪；[25]且親撰挽聯，[26]於審視國民政府褒揚令後，悼念曰：“段氏對於國家確有不沒之功，於己之師生關係尤無任哀悼也。”[27]
除段祺瑞外，蔣氏對於趙理泰的後事，亦是以通國陸軍速成學堂學生的身份協助辦理。趙理泰，字康侯，安徽合肥人，曾任通國陸軍速成學堂總辦，實際負責學堂工作。民國後，曾任保定軍校第一任校長，僅2個月，因學生風潮去職，1925年病逝於北京。1930年12月，趙之家人擬將其靈柩運返家鄉合肥，因家境蕭條，無力負擔相關費用。通國陸軍速成學堂畢業生張鈁等以昔日同窗身份致電蔣氏，請念及師生關係，酌給葬費，並令南返所經冀、魯、蘇、皖各省，派人照料，且以趙之長子畢業於唐山交通大學，建請錄用等情。蔣氏當年就讀學堂時，得知陸軍部將選派一批學生赴日留學，但是規定應考資格為日文班學習日語的學生，蔣氏資格不符，卻又不願意失去這個機會，於是越級給趙理泰寫了一個報告，表示自己曾經去過日本，懂得日語，因此沒有入日文班修習，請允許參加考試。報告送出去一直沒有回應，蔣氏以為沒有希望，沒想到考試前一天晚上接獲通知，趙氏同意特準參加考試，結果順利通過，官費保送進入日本振武學校，乃至於有日後的發展。當時如果趙堅持規定，不同意蔣氏參加考試，他的命運可能不一樣。因此趙理泰可以說是蔣氏生命中的貴人，蔣氏對趙亦十分感念，對於張鈁等來電，立即指示參謀本部總參謀長朱培德酌給葬費及錄用其長子，並複電張鈁等說明撥給治喪費一萬元，靈柩由平運皖，已指示準備舟車候用，並知照經過各省府，飭屬照料；至於趙之長子，亦函請鐵道部錄用等。[28]趙理泰為段祺瑞之同鄉、同學與重要部屬，蔣氏對於趙後事之處理，對於段對蔣氏的看法是否有影響，不得而知，但對北洋人士、保定出身者，應能產生一定作用，而有認為蔣氏“能篤故舊重名德”。[29]
士官係是對於軍界中畢業於日本陸軍士官學校者的統稱。日本陸軍士官學校是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前，培養陸軍軍官的學校。清政府為建設新式陸軍，自1898年開始由各省選派學生赴日本學習陸軍。1904年3月，清練兵處奏訂《陸軍學生遊學章程》，明文規定選派學生赴日學習的名額、經費等，並依照章程選派第一批學生108名赴日本陸軍士官學校，嗣後每年皆有由中央或地方政府選派學生赴日學習事，總計自1898年至1911年，在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畢業者有553人，共分8期。民國以後，進入士官學校就讀者，持續不斷。這些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的畢業生回到中國後，大多進入軍界服務，隨著時勢的發展，躋身領導階層或成為中堅幹部，外界將出身士官學校者，視為一個群體，而稱為“士官係”。
蔣中正於1908年以官費赴日，入振武學校。按日本學製，進入士官學校需要接受“軍官候選人教育”，為了讓中國留日學習軍事的學生能進入士官學校，最初是采取由日本陸軍省委托一所私立中學成城學校代訓的方式，中國留學生先在該校修習軍事課程及普通課程，然後接受一年的入伍實習訓練，再進入士官學校。之後，清政府與日方協商，決定由日方設立振武學校，作為進入士官學校前的預備學校，負責中國留日學習軍事學生教育，1903年正式開辦。蔣氏為第十一期學生，學習3年，於1910年畢業，分發至高田陸軍野炮兵第十三師團第十九聯隊見習，預定至1911年12月1日期滿，成績合格進入士官學校就讀。不過在見習期滿前，辛亥革命發生，蔣氏偕同學張群、陳星樞等未經請假，於10月30日由長崎登輪返國，參加由陳其美所領導的江浙起義行動。日本政府為避免中國留學生受到革命的影響，命令士官學校的中國學生全部退學；同時對蔣氏等脫逃回國，予以退隊處分。至1913年，日本政府同意因辛亥革命而未能入學之士官候補生，包括因革命而遭處分者在內，可以進入士官學校，但此時蔣氏投入中華革命黨的活動，並未繼續學業。因此嚴格來說，蔣氏並非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畢業，不屬於“士官係”；但是因振武學校作為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的預備學校，他屬於廣義的“士官係”。
蔣氏的第十一期是振武學校開辦以來第一批由清政府直接派遣並統一入學者，[30]同期62位學生中，至少有55位來自通國陸軍速成學堂。蔣氏就讀期間，謹守規章，鮮少參與學生間的活動。如在日留學生為抗議日本“取締清韓留學生規則”，發動大規模罷課行動，進而演變成集體退學事件，蔣氏即未曾參與；在校外則由陳其美介紹，秘密加入同盟會，每逢周日聚集同誌密會，籌議革命事務。蔣氏畢業後分發至野炮兵第十三師團第十九聯隊見習，同時在該聯隊見習者有張群、王柏齡、楊錦章（楊傑）、張為珊（希騫）等，前已述及蔣氏日後在軍政方麵的人事運用，有不少人是留學日本的同學，而這幾位從通國陸軍速成學堂開始，直到振武學校、炮隊見習，一直在一起的幾位同學，關係更為密切，他們“學習、生活都在一起，加上都是二十一二歲左右的青年，性格相近，誌趣相投，幾個人便成為要好朋友”。[31]以張為珊為例，張字希騫，以字行，四川西昌人，因辛亥革命關係，集體退隊回國，曾至上海入蔣氏所領導滬軍第五團。1914年入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第十期，在校期間，蔣氏曾數次至日本，兩人多有聯係，“友誼相應增進”。[32]張氏畢業後回國，因蔣氏參與討袁運動，行蹤隱秘，兩人失去聯絡，張返回四川，任職川軍，入劉文輝部。1926年8月川軍響應國民革命軍北伐，劉文輝所部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二十四軍，張任參謀長。蔣氏得知其訊息後，於1927年電邀至南京協助，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副官處處長；1929年初，國軍進行編遣，任國軍編遣委員會委員兼第一編遣區辦事處總務局局長，皆為親近之幕僚職務。嗣後任國民政府參軍處參軍兼典禮局局長、軍事委員會第三廳總務處處長等職。1936年1月授陸軍中將銜。1937年抗戰發生後，蔣氏委其任傷兵委員會委員長，負責傷兵撫慰安置教養等事務，因染患足疾，行動不便，工作困難，返回成都治療，於1938年去世。蔣氏於軍務繁忙中，聞訊特別指示侍從室以其名義予以吊唁，撫恤其遺屬。1945年10月，蔣氏至西昌巡視時，不忘接見張氏在家鄉的親屬，以表達對故人的懷念。[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