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2>從孤兒寡母到孤家寡人：蔣介石的早年成長經曆與個性特質</h2>
王奇生[1]
常言道：性格決定命運。若是平民百姓，他的性格僅決定他個人及其家庭的命運；若是國家元首，他的性格很可能影響一個國家和民族的命運。在一個政治沒有走上軌道的國家，國家元首的性格對政治的影響尤其大。
1927年至1949年間的中國政局，既是國民黨一黨專政，也是蔣介石一人獨裁。蔣介石是一個具有鮮明個性的政治家，其鮮明的個性特質勢必影響到國家政治。但學界很少對蔣介石的個性特質及其對政治的影響進行學理探討，一個重要的原因是相關資料的欠缺。近年來，蔣介石日記的陸續開放，為我們考察蔣介石的個性特質，提供了基本的素材。
每個人個性特質的形成，與其早年成長經曆有相當的關係。本文試就蔣介石的早年成長經曆與其個性特質的塑造，做一粗略探討。 一 恨父戀母
蔣介石9歲（本文凡涉年齡，均為虛歲）喪父，15歲初婚，23歲得子，35歲母親去世。這樣的早年經曆，在蔣介石的同時代人中，其實並不罕見。然而，蔣介石對其早年經曆的憶述，卻非同尋常。
對於父親，蔣介石很少提及，除了寫過一篇《墓誌銘》，數十年間的公開言論和私密日記中均不見提及。直到60歲時，日記中留下簡短數字：先考之嚴厲，“不忍言也”。[2]在蔣的記憶中，“嚴厲”似乎成為他對父親的唯一存念。[3]蔣是在回憶其早年塾師任介眉時，兼帶提及父親的。在60歲的蔣介石筆下，任介眉被描述為一個“殘忍慘酷”的“毒魔”。由此及彼而聯想到父親，竟是“不忍言”三字，似有一腔怨恨盡在不言中，與對“毒魔”塾師的記憶難分伯仲，以至於晚年仍未能釋懷。也由於蔣對其父親幾近失憶般的隱諱，數十年來，外間因不明真相而有各種揣測和謠傳，也就不足為奇了。
相比之下，蔣對母親的情感，無論母親生前，還是母親死後，依戀之深，感懷之切，且持續數十年形諸筆墨的深情表達，連他本人也自認異乎尋常。毛思誠所編蔣介石年譜[4]中，13歲條目下有這樣的記載：“夏月放假歸，入門，見王太夫人，未開言，即嚎啕大哭，越時聲益淒。自此每遇外出，輒淚眼盡赤，哀動鄰舍……遠離至一二十裏以外，猶暗自哽咽。”[5]情感之豐沛與脆弱，即使同齡女孩也未必如此。1930年12月4日日記中，蔣介石自陳：“自我有智識以來，凡欲出門之時，必戀戀不肯舍棄我母。到十六歲時，必待我母嚴責痛擊而後出門。及至二十餘歲猶如此也。此天性使然，不能遂改。”蔣介石結婚雖早，“斷乳”甚晚，二十餘歲猶如此戀母，實屬罕見。對於這一“天性”，蔣也自以為異。甚至與宋美齡結婚後，年逾40的蔣介石仍自感“少年戀母之性猶未脫”。婚後三年，蔣自承：“近三年來，凡欲出門時，此心沉悶，慘淡［淡］慘惱，必不願與妻樂別者，豈少年戀母之性猶未脫耶，餘誠不知其所以然也。”[6]吾人閱讀蔣的日記，對其“少年戀母之性猶未脫”一點，感受至深。
據蔣稱，他的少年時光，大部分是在母親和外祖母陪伴下度過的。尤其是父親去世後，外祖母與他們孤兒寡母“共居處，同休戚，朝夕保育”。“中正課餘假歸，侍外王母與先妣於冬日愛堂中，中正讀，先妣織，外王母念佛，機聲梵音，與書句相間如唱和。”[7]在兩位寡婦（外祖母46歲守寡，母親32歲守寡）撫育、嗬護下成長起來的蔣介石，其性格中難免養成某些女性化傾向，如陰柔，脆弱，敏感，細致，多愁，多疑，愛整潔，愛操勞細事等。[8]
與蔣介石的“戀母情結”比，其母親的“寡母情結”同樣鮮明。女子失去丈夫成為寡母之後，為了彌補生理和精神上的空虛，往往從兒子（尤其是長子）身上尋求替代性的虛擬滿足。如果寡母情結過於強烈，一般會有極力支配甚至占有兒子的行為產生。據蔣的第三任夫人陳潔如回憶，蔣的元配毛福梅曾告訴她，蔣毛初婚之際，感情尚好，但蔣母對小夫妻的私密相處無法容忍。[9]在15歲的蔣介石身邊，38歲的寡母與20歲的妻子幾乎成為情敵。
蔣介石談到，在他一生的哭泣史上，有過三次最痛徹、最傷悲之“泣”：一次是前麵提到的13歲回家之泣，一次是15歲成婚之泣，還有一次是35歲母喪之泣。蔣回憶說：“餘於十五歲成婚之日，俗禮必奉茶於親屬，餘母睡眠掩涕不肯起而接茶，微聞母泣之聲，餘乃情不自禁亦痛哭不置，久之，母乃泣訓曰：餘自汝父逝世，教養汝至今日成婚，汝不知餘有多少傷心事，願汝成年立業，不忘為母者今日教養汝之苦心也。餘聞此痛泣，更難成聲。嗚呼，寡母傷心事，誰能知之。”[10]兒子新婚大喜，作為寡母，感懷撫孤之苦自屬難免，若一味傷感，恐怕潛意識層麵難免有兒子即將被別的女人奪去之隱憂。
前後四位妻室中，蔣和前兩位的關係均不融洽。其中一個重要因素是婆媳關係緊張。[11]在孤兒的心中，寡母的地位是至高無上和神聖不可侵犯的。故當母親與妻外家發生衝突時，蔣總是一味地捍衛母親，痛責妻外家。
蔣母是蔣父的第三任妻子，蔣父是蔣母的第二任丈夫。蔣母前夫不到36歲就死了，再嫁蔣父作填房時，年僅23歲，小蔣父22歲。對於父母關係，未見蔣有直接的記述。從間接的數據推斷，蔣父母關係很可能不融洽。蔣在1923年12月撰寫的《慈庵記》中提到，母親生前一再囑咐他：“餘百年後，不必因襲俗禮同穴”，理由是同穴要開啟父墓，擔心“重驚爾父之靈”。“每中正歸省，無不以此見責，且自置墓碑，以示其意誌之堅決。易簣時，又以是為遺囑於吾兄弟二人者。”[12]夫妻生同衾，死同穴，自古常然。夫妻除非同死，否則後死者總難免“重驚”先死者。蔣母既深知“俗禮”，卻又如此堅拒與丈夫同穴，恐怕不是顧慮“重驚爾父之靈”所能解釋得通。有學者認為，蔣母不願與夫合葬的真正原因，是因為蔣母在蔣父夫人中排名第三，如與蔣父“同穴”，就得靠邊站了。[13]這一說法，也不無勉強。生前既已甘為填房，死後未必那麽在意靠邊站。另據當年武嶺學校校長張明鎬回憶，蔣介石曾建議其母親，將父墳遷葬，單獨與母同穴，但其母親也不願意。[14]蔣母如此堅拒與夫同穴，合乎情理的推斷，應是夫妻生前感情嚴重不洽。
而蔣終身稱頌其母，卻閉口不談其父，甚至對父親長懷恨意，未必全因父親“嚴厲”，恐怕在很大程度上受其母親影響。在此不妨拿胡適做一對比。胡適4歲喪父，同樣是孤兒寡母相依為命。但胡適的母親，為幼年胡適建構了一個“完人”和“聖賢”般的父親形象。小胡適每天起床時，得先聽慈母一頓“晨訓”，時常講父親生前的“種種好處”，囑他將來踏上“父親的腳步”，做一個“完全的人”。[15]胡母固然是“教子義方”，恐怕也是自己情感的補償。愛一個人或恨一個人，都難免將這種愛恨傳遞給子女。蔣母與蔣父感情不洽，難免貶損蔣父在兒子心目中的形象。蔣介石不僅失去了父愛，也失去了對父親、父權的信仰。 二 不孝與至孝
1921年母親去世後，蔣即自律：“以後無論陰曆陽曆，凡為母親忌辰之日不食物葷，不動氣，不禦色，以為終身自懲自戒，冀減不孝之罪於萬一。”並定自己生辰，也照例食素（後改為早餐食素）。[16]不僅如此，每逢母親的生辰忌日、自己誕辰以及除夕之日等，蔣常有懷母的文字。如1931年12月14日：“明日為陰曆十一月七日，慈母誕辰，夜夢昏沉，對母痛哭二次，醒後更悲，悔不孝罪大，國亂人孤，但有痛楚而已。”1933年11月2日：“今日為舊曆九月十五日，即為餘四十七歲之誕辰，劬勞先慈，養我教我，而我之事業日趨於敗亡，將何以慰慈靈，經兒留俄，回家無日，不孝之罪，其何以堪……進念先妣，終日不已，而於三餐，尤為心切，母子之情，至久而益切，有父母在生之時，為子者可不孝乎？如中正者則悔之晚矣。”
每當心情煩悶或遭遇挫折時，蔣也常會思念母親。1929年1月28日：“上午同三妹（宋美齡——引注）往吳淞遊行，聞其不回南京，心甚抑鬱沉悶。人有母愛其子，兄愛其弟，姐愛其妹，妻愛其夫，而餘孑然回京，誰愛誰惜誰知餘？嗚呼！苦莫若於孤兒，恨不孝奉吾母，今悔何及，伴侶既無，萬事灰心，吾母不能複生矣，嗚呼！”1929年1月30日：“今日心煩，遇事欲泣，而不能者三。如此社會，如此人心，如此製度，何以立國耶？嗚呼，無母之子，孤獨之人，尚有人生樂趣乎？……愁悶憂鬱為近來所未有。如吾母生在，或不致至此乎？嗚呼！”至於觸景生情的懷念，蔣日記中常見記載。如1931年4月26日：“夜半聞子規之聲，而憶吾母起床喂蠶時，嗚呼！不能複見矣。”1931年12月3日：“近日思母愈切，念兒亦甚，中正罪孽深重，實無顏以對父母也。”
蔣思念母親，每每以“不孝”自譴。這樣一種自我痛愧，粗看似是宋明理學的一套表麵文章，細究其語境並聯想蔣的早年經曆，感覺應是其真情表白。少年蔣介石以頑劣著稱。頑劣的孩子難免令父母超常操心。蔣在《哭母文》、《王太夫人事略》中自訴從小“冥玩不靈”：“中正幼多疾病，且常危篤，及愈則又放嬉跳躍，凡水火刀焙之傷，遭害非一，以此倍增慈母之憂。及六歲就學，玩劣益甚，而先妣訓迪不倦，或夏楚頻施，不稍姑息。”[17]
蔣介石原名瑞元。溪口鄉間流傳著“瑞元無賴”的種種故事，已難考實。[18]毛思誠所編年譜中，引有數例，意在彰顯少年蔣介石的特異非凡，然而字裏行間仍可見微知著：4歲時以箸探喉，以致暈絕，經醫救治始蘇。5歲時，缸中撈冰，不慎倒置缸底，幾至凍死。6歲時，溪中野泳，險至淹斃。13歲時，百般戲馬，馬怒號猛衝，受傷仆地。父親去世後，沒有嚴父的管教，蔣的頑劣有增無減。蔣母本來期望兒子成家後有所收斂，無奈婚後頑劣未改。16歲時，授業於毛思誠。毛在年譜中這樣描述：“其戲嬉也，以講舍為舞台，以同學為玩物，狂態不可一世。”[19]張狂頑劣，與戀母愛哭，竟共存於少年蔣介石一身。也許正是這種張狂頑劣的天性，以及沒有父親權威的壓抑和阻礙，鑄就了敢想敢幹、不屈不撓的性格，並最終成就了這位亂世豪傑。
蔣在《王太夫人事略》中聲稱：“中正年十八蓄誌東渡習陸軍，人有尼之者，先妣則深為嘉許，籌集資斧，力促就道。”[20]這一說法，與實際情形有出入。“年十八”是1904年。蔣第一次到日本是1906年4月。但同年底就回國了。除“年十八”的時間有誤外，關鍵的一點是，蔣母對其出洋留學的態度，到底是“深為嘉許”，還是反對？若幹年後蔣回憶此事時，說了實話：當時親友阻力很大，母親也不同意，“但事即至此，知餘之決心難以挽回，亦隻有籌湊經費，允餘出洋，以成餘誌也”。[21]也就是說，深知兒子性格的蔣母是在十分無奈的情況下勉強同意兒子出洋的。
蔣赴日數月即返，於翌年夏間赴保定，入陸軍速成學堂。此事在鄉民的記憶中，完全是違逆母命的行為。母親上次反對，是不忍兒子遠離，這次反對，是不願兒子學軍事。蔣尋思無計，背著母親離家出走。[22]母親傷心欲絕。蔣後來常常回憶：“嚐憶廿一歲，餘首次在保定軍校而未能假歸度年，家中惟母妻二人，未見其孤子在家，乃號泣悲傷乃至不忍食年夜飯，想見當時，先慈念兒之情景，更不忍為懷矣。”[23]
母親去世以後，蔣常在日記中反省自己性情“凶暴”，任性使氣，說由於自己對母親“不順”，氣得母親致病，悔恨莫及。[24]
除了頑劣任性對母親“不順”外，在婚姻家庭方麵，蔣也自感對母親“不孝”。蔣介石15歲時，在母親的安排下，與大自己5歲的毛福梅結婚。蔣母之所以要讓蔣“早為完娶”，主要基於蔣氏家族“門祚式微”的考慮。[25]蔣介石的祖父輩有兄弟三人，其中一房“斷子”，一房“絕孫”。蔣介石祖父一支雖然傳承下來，但也人丁不旺。蔣介石有一同父異母的哥哥蔣介卿，還有一同父同母的弟弟蔣瑞青。但哥哥過繼給了堂伯父，弟弟4歲就夭折了。蔣介石自稱“中正獨奉玉表公（祖父）祭祀”。也就是說，蔣介石是其祖父、父親唯一的香火傳人。蔣母讓他早為完娶，無疑希望早抱孫子，多抱孫子，使蔣家人丁興旺。但蔣毛婚後8年才生經國，令盼孫心切的母親望眼欲穿。蔣稱：“幸於二十三歲時經國產生，乃得含飴弄孫，稍寬其懷，餘亦略得告慰於慈母矣。”[26]細析蔣的用語，“幸於”、“稍寬”、“略得”三詞，在在體現他這一問題上的微妙心態。
更令母親失望的是，經國之後，毛氏再無生育。1915年納外家姚冶誠，亦無所出。蔣母十分寵愛小兒蔣瑞青。在小兒子死去21年之後，蔣母不僅為其冥婚，且為之立嗣。蔣母硬逼著蔣介石將唯一的兒子經國過繼給死去的弟弟。蔣介石很不情願，但“不忍重違母命，以傷骨肉之至情，不獲已，仍以長子經國嗣之”。[27]蔣介石收養蔣緯國，也是無奈之下的選擇。因為將經國過繼給弟弟後，隻好收養緯國“以繼承我後”。[28]
蔣母去世後，蔣雖再娶陳潔如和宋美齡，仍無生育。據陳潔如回憶，蔣因淋病而喪失了生育能力。[29]蔣介石1918年的日記中，有過治療淋病的記錄。[30]另據蔣介石日記載，宋美齡婚後有過一次小產。[31]筆者曾一度懷疑蔣日記中宋美齡小產記錄是否屬實。但據陳誠夫婦間私函，宋美齡有過兩次小產，並稱宋美齡“望子心切”。[32]不管怎樣，後來三任夫人均無生育，對蔣而言，愧對妻外家可能還在其次，未能滿足其母親對門祚興旺的殷切期盼，才是他深懷歉疚的最大心結，想必也是他在日記中一再“悔不孝罪大”的主要緣由。
蔣介石在1934年2月19日日記中寫道：“不能盡孝於親，為一生最大之恥辱，至今後悔毫已無及矣。”蔣母墓旁有一對聯，為蔣介石親撰。上聯為：“禍及賢慈當日頑梗悔已晚”；下聯為：“愧為逆子終身沉痛恨靡涯”。吊詭的是，蔣介石反複自譴“不孝”，反給人留下“至孝”的印象。 三 從孤兒寡母到孤家寡人
蔣父去世時，蔣母32歲。除9歲長子外，還有一個6歲的女兒和一個未滿周歲的小兒子。寡母獨自撫養三個未成年的孩子，其艱難困苦不難想見。蔣介石日記中，屢屢回憶其幼年失怙後，孤兒寡母如何含辛茹苦，如何受人欺壓：
時念餘九歲喪父……餘之一生，可說自九歲起無一日不在孤苦伶仃孤寡無援之中過活。[33]
當胞弟瑞青殤後，家難頻作，家產行將被侵，先慈朝晚飲泣長歎。決心上京訴怨控告，毫無難色。嗚呼﹗慈母之保家保子，其憂苦至此。回憶往事，不堪設想。[34]
值得注意的是，當蔣介石執掌國民黨最高權力並以革命領袖自居以後，試圖追溯自己“革命思想之起源”，而孤兒寡母受人欺壓的童年往事，正好成為建構自己革命思想起源的最佳素材：
餘少年自先父歿後，即隨餘先慈受社會劣紳之壓迫，貪吏之剝削，以過孤兒寡母之悲境。餘憶自亡弟瑞清亡後，餘兄介卿受惡訟與劣友之挑撥，思分亡弟之遺產不遂，幾至涉訟，而以訟詞恫嚇先慈。先慈朝夕惕勵，憂患備嚐，但毫不為其所動，以其已出繼於伯父，而且已經分拆產業，授其家室。餘當時知胞兄不甘心，而又恐獲罪於先慈，乃以私書寄胞兄，屬其勿爭瑣屑，如餘長大，必以全產交彼。惟此時勿使母親多憂也。
以後，吾鄉以錢糧不足，須由甲首賠償，而田畝在十畝以上者，須幫助甲首賠款，其所賠之數，多寡不一，概由胥吏與劣紳串通，隨意攤派。是年適族人興水當甲，而餘陪甲，其款數逾常，先慈不能承認。不料興水聽胥吏鄔開懷之主使，而又見吾家內不和，胞兄雖有勢力，亦毫不幫助，袖手以觀餘孤兒寡母之涉訟，竟使差役到家勒逼，以牌票傳餘，以為鄉間最汙辱之事，是餘母子所最痛心而不能忘也。後卒以賠錢了事。
自此，吾母望餘讀書成業更切，而餘則自知非讀書立業，亦無以雪此恥辱。此約餘十五歲之事也。當時隻覺孤寡，備受貪官汙吏、土豪劣紳壓迫之苦狀，非改革推翻，不能出頭，且不能雪此奇恥。而不知吾之革命思想，即基於此。[35]
在蔣介石日後的多次回憶中，個人早年之孤苦，很“自然”地與國族的衰微相銜接，出洋求學也被解讀為具有“革命”的動機：“餘既痛國事之衰墮，滿族之淩夷，複痛家事之孤苦被欺受淩，更欲發奮圖強，以為非出洋求學加入革命，再無其它出路。”[36]
去掉“革命”的神聖外衣，更能清晰地見到，蔣介石早年之孤苦，對其個性特質的鑄就，以及對其行事風格的影響，是鮮明而深遠的。孤兒孤苦的童年，塑造了他孤獨孤僻的個性。蔣這樣的自我表述其實更合常情：“餘自此乃知社會之黑暗與不平，而更恨世態之炎涼與人情之澆薄。”[37]貪官汙吏和土豪劣紳讓少年蔣介石感知社會的黑暗與不平；鄰裏鄉親的無義與同胞手足的無情讓他深切體察到世態的炎涼與人情的澆薄。
曾憶十歲之年，父喪未滿一年，是年夏初……鄉間洪水浸屋三尺，為從來所罕見。此時家中惟寡母與孤兒二人，胞妹幼稚自不知情。透水半日，無人來家援。吾乃聞吾母悲歎曰：如汝父在，近鄰鋪中人皆早來協助，而你父亦自在家處置一切，決不至如今日之孤苦伶仃矣。[38]
諸如此類的情景，令蔣介石終生難忘，直到晚年仍記憶猶新，耿耿於懷。溪口鄉親不僅對孤兒寡母有困難時未伸以援手，而且對蔣的所作所為，在很長時間裏不以為然，甚至多有貶評。在鄉民眼中，少年蔣介石是“無賴”，青年時也未見多大出息。直到1918年，蔣日記中仍記有鄉人“見餘之所為，未有不為之驚駭也”。“吾豈可為鄉人之毀譽榮辱，而易我高心乎，所念者惟母在也。”蔣心雖高，無奈此時經濟拮據，甚至“夢寐間亦憂貧困”，“為鄉願似是而非者所排斥”。[39]自感“茫茫前途，不知何所底止”。[40]鄉人的毀譽，自己雖然無所介懷，隻是擔心牽累母親，使母親在鄉親麵前抬不起頭。直到母親去世時，35歲的蔣介石在溪口鄉民眼中仍是事業無成。蔣也時常“想念身世與人情之薄，悲歎無已，愁悶不堪”。[41]
揚眉吐氣的一天終於到了。1930年10月下旬，蔣介石偕宋美齡衣錦還鄉。家鄉父老為慶祝他“凱旋”，演戲三日，白天開歡迎會，晚上辦提燈會。蔣自稱“餘對歡迎會無不厭棄，而獨於鄉間此次之歡迎，使餘略述餘母訓及家庭教育之優良，以舒積悃，特加欣快”。“以今日中正略有所成，是不能不認母教嚴厲。”[42]蔣素有“雪恥”情結，無論國恨家仇，均不忘“雪恥”。1919年，蔣介石在日記中申言有四大心病未除，其中之一即是“以仇恨恥辱太多，而滌蕩湔雪不到也”。[43]對是時的蔣介石而言，“仇恨”恐怕不是國仇，而是家仇；“恥辱”也不是國恥，而是家恥。“舒積悃”三字，充分表露了他的“雪恥”心態。
蔣介卿是介石同父異母的兄長，比介石年長10歲。蔣父去世後，兄弟分家析產，本相安無事。不料4年後，小弟瑞青夭折。蔣介卿要求將亡弟名下的遺產重分。蔣母堅拒。雙方反目，幾至涉訟。蔣介石後來反複憶述說，自家內不和、兄弟鬩牆以後，家難頻作。蔣也因此對其胞兄深懷痛恨，日記中提及胞兄，多是貶詞：“俗不可耐，鄙陋尤甚”；[44]“有意搗亂，頑固不化”，“不可感化”，“嫌惡已極”，“惡劣狡詐”；[45]“心術不可複問”；等等。[46]
王奇生[1]
常言道：性格決定命運。若是平民百姓，他的性格僅決定他個人及其家庭的命運；若是國家元首，他的性格很可能影響一個國家和民族的命運。在一個政治沒有走上軌道的國家，國家元首的性格對政治的影響尤其大。
1927年至1949年間的中國政局，既是國民黨一黨專政，也是蔣介石一人獨裁。蔣介石是一個具有鮮明個性的政治家，其鮮明的個性特質勢必影響到國家政治。但學界很少對蔣介石的個性特質及其對政治的影響進行學理探討，一個重要的原因是相關資料的欠缺。近年來，蔣介石日記的陸續開放，為我們考察蔣介石的個性特質，提供了基本的素材。
每個人個性特質的形成，與其早年成長經曆有相當的關係。本文試就蔣介石的早年成長經曆與其個性特質的塑造，做一粗略探討。 一 恨父戀母
蔣介石9歲（本文凡涉年齡，均為虛歲）喪父，15歲初婚，23歲得子，35歲母親去世。這樣的早年經曆，在蔣介石的同時代人中，其實並不罕見。然而，蔣介石對其早年經曆的憶述，卻非同尋常。
對於父親，蔣介石很少提及，除了寫過一篇《墓誌銘》，數十年間的公開言論和私密日記中均不見提及。直到60歲時，日記中留下簡短數字：先考之嚴厲，“不忍言也”。[2]在蔣的記憶中，“嚴厲”似乎成為他對父親的唯一存念。[3]蔣是在回憶其早年塾師任介眉時，兼帶提及父親的。在60歲的蔣介石筆下，任介眉被描述為一個“殘忍慘酷”的“毒魔”。由此及彼而聯想到父親，竟是“不忍言”三字，似有一腔怨恨盡在不言中，與對“毒魔”塾師的記憶難分伯仲，以至於晚年仍未能釋懷。也由於蔣對其父親幾近失憶般的隱諱，數十年來，外間因不明真相而有各種揣測和謠傳，也就不足為奇了。
相比之下，蔣對母親的情感，無論母親生前，還是母親死後，依戀之深，感懷之切，且持續數十年形諸筆墨的深情表達，連他本人也自認異乎尋常。毛思誠所編蔣介石年譜[4]中，13歲條目下有這樣的記載：“夏月放假歸，入門，見王太夫人，未開言，即嚎啕大哭，越時聲益淒。自此每遇外出，輒淚眼盡赤，哀動鄰舍……遠離至一二十裏以外，猶暗自哽咽。”[5]情感之豐沛與脆弱，即使同齡女孩也未必如此。1930年12月4日日記中，蔣介石自陳：“自我有智識以來，凡欲出門之時，必戀戀不肯舍棄我母。到十六歲時，必待我母嚴責痛擊而後出門。及至二十餘歲猶如此也。此天性使然，不能遂改。”蔣介石結婚雖早，“斷乳”甚晚，二十餘歲猶如此戀母，實屬罕見。對於這一“天性”，蔣也自以為異。甚至與宋美齡結婚後，年逾40的蔣介石仍自感“少年戀母之性猶未脫”。婚後三年，蔣自承：“近三年來，凡欲出門時，此心沉悶，慘淡［淡］慘惱，必不願與妻樂別者，豈少年戀母之性猶未脫耶，餘誠不知其所以然也。”[6]吾人閱讀蔣的日記，對其“少年戀母之性猶未脫”一點，感受至深。
據蔣稱，他的少年時光，大部分是在母親和外祖母陪伴下度過的。尤其是父親去世後，外祖母與他們孤兒寡母“共居處，同休戚，朝夕保育”。“中正課餘假歸，侍外王母與先妣於冬日愛堂中，中正讀，先妣織，外王母念佛，機聲梵音，與書句相間如唱和。”[7]在兩位寡婦（外祖母46歲守寡，母親32歲守寡）撫育、嗬護下成長起來的蔣介石，其性格中難免養成某些女性化傾向，如陰柔，脆弱，敏感，細致，多愁，多疑，愛整潔，愛操勞細事等。[8]
與蔣介石的“戀母情結”比，其母親的“寡母情結”同樣鮮明。女子失去丈夫成為寡母之後，為了彌補生理和精神上的空虛，往往從兒子（尤其是長子）身上尋求替代性的虛擬滿足。如果寡母情結過於強烈，一般會有極力支配甚至占有兒子的行為產生。據蔣的第三任夫人陳潔如回憶，蔣的元配毛福梅曾告訴她，蔣毛初婚之際，感情尚好，但蔣母對小夫妻的私密相處無法容忍。[9]在15歲的蔣介石身邊，38歲的寡母與20歲的妻子幾乎成為情敵。
蔣介石談到，在他一生的哭泣史上，有過三次最痛徹、最傷悲之“泣”：一次是前麵提到的13歲回家之泣，一次是15歲成婚之泣，還有一次是35歲母喪之泣。蔣回憶說：“餘於十五歲成婚之日，俗禮必奉茶於親屬，餘母睡眠掩涕不肯起而接茶，微聞母泣之聲，餘乃情不自禁亦痛哭不置，久之，母乃泣訓曰：餘自汝父逝世，教養汝至今日成婚，汝不知餘有多少傷心事，願汝成年立業，不忘為母者今日教養汝之苦心也。餘聞此痛泣，更難成聲。嗚呼，寡母傷心事，誰能知之。”[10]兒子新婚大喜，作為寡母，感懷撫孤之苦自屬難免，若一味傷感，恐怕潛意識層麵難免有兒子即將被別的女人奪去之隱憂。
前後四位妻室中，蔣和前兩位的關係均不融洽。其中一個重要因素是婆媳關係緊張。[11]在孤兒的心中，寡母的地位是至高無上和神聖不可侵犯的。故當母親與妻外家發生衝突時，蔣總是一味地捍衛母親，痛責妻外家。
蔣母是蔣父的第三任妻子，蔣父是蔣母的第二任丈夫。蔣母前夫不到36歲就死了，再嫁蔣父作填房時，年僅23歲，小蔣父22歲。對於父母關係，未見蔣有直接的記述。從間接的數據推斷，蔣父母關係很可能不融洽。蔣在1923年12月撰寫的《慈庵記》中提到，母親生前一再囑咐他：“餘百年後，不必因襲俗禮同穴”，理由是同穴要開啟父墓，擔心“重驚爾父之靈”。“每中正歸省，無不以此見責，且自置墓碑，以示其意誌之堅決。易簣時，又以是為遺囑於吾兄弟二人者。”[12]夫妻生同衾，死同穴，自古常然。夫妻除非同死，否則後死者總難免“重驚”先死者。蔣母既深知“俗禮”，卻又如此堅拒與丈夫同穴，恐怕不是顧慮“重驚爾父之靈”所能解釋得通。有學者認為，蔣母不願與夫合葬的真正原因，是因為蔣母在蔣父夫人中排名第三，如與蔣父“同穴”，就得靠邊站了。[13]這一說法，也不無勉強。生前既已甘為填房，死後未必那麽在意靠邊站。另據當年武嶺學校校長張明鎬回憶，蔣介石曾建議其母親，將父墳遷葬，單獨與母同穴，但其母親也不願意。[14]蔣母如此堅拒與夫同穴，合乎情理的推斷，應是夫妻生前感情嚴重不洽。
而蔣終身稱頌其母，卻閉口不談其父，甚至對父親長懷恨意，未必全因父親“嚴厲”，恐怕在很大程度上受其母親影響。在此不妨拿胡適做一對比。胡適4歲喪父，同樣是孤兒寡母相依為命。但胡適的母親，為幼年胡適建構了一個“完人”和“聖賢”般的父親形象。小胡適每天起床時，得先聽慈母一頓“晨訓”，時常講父親生前的“種種好處”，囑他將來踏上“父親的腳步”，做一個“完全的人”。[15]胡母固然是“教子義方”，恐怕也是自己情感的補償。愛一個人或恨一個人，都難免將這種愛恨傳遞給子女。蔣母與蔣父感情不洽，難免貶損蔣父在兒子心目中的形象。蔣介石不僅失去了父愛，也失去了對父親、父權的信仰。 二 不孝與至孝
1921年母親去世後，蔣即自律：“以後無論陰曆陽曆，凡為母親忌辰之日不食物葷，不動氣，不禦色，以為終身自懲自戒，冀減不孝之罪於萬一。”並定自己生辰，也照例食素（後改為早餐食素）。[16]不僅如此，每逢母親的生辰忌日、自己誕辰以及除夕之日等，蔣常有懷母的文字。如1931年12月14日：“明日為陰曆十一月七日，慈母誕辰，夜夢昏沉，對母痛哭二次，醒後更悲，悔不孝罪大，國亂人孤，但有痛楚而已。”1933年11月2日：“今日為舊曆九月十五日，即為餘四十七歲之誕辰，劬勞先慈，養我教我，而我之事業日趨於敗亡，將何以慰慈靈，經兒留俄，回家無日，不孝之罪，其何以堪……進念先妣，終日不已，而於三餐，尤為心切，母子之情，至久而益切，有父母在生之時，為子者可不孝乎？如中正者則悔之晚矣。”
每當心情煩悶或遭遇挫折時，蔣也常會思念母親。1929年1月28日：“上午同三妹（宋美齡——引注）往吳淞遊行，聞其不回南京，心甚抑鬱沉悶。人有母愛其子，兄愛其弟，姐愛其妹，妻愛其夫，而餘孑然回京，誰愛誰惜誰知餘？嗚呼！苦莫若於孤兒，恨不孝奉吾母，今悔何及，伴侶既無，萬事灰心，吾母不能複生矣，嗚呼！”1929年1月30日：“今日心煩，遇事欲泣，而不能者三。如此社會，如此人心，如此製度，何以立國耶？嗚呼，無母之子，孤獨之人，尚有人生樂趣乎？……愁悶憂鬱為近來所未有。如吾母生在，或不致至此乎？嗚呼！”至於觸景生情的懷念，蔣日記中常見記載。如1931年4月26日：“夜半聞子規之聲，而憶吾母起床喂蠶時，嗚呼！不能複見矣。”1931年12月3日：“近日思母愈切，念兒亦甚，中正罪孽深重，實無顏以對父母也。”
蔣思念母親，每每以“不孝”自譴。這樣一種自我痛愧，粗看似是宋明理學的一套表麵文章，細究其語境並聯想蔣的早年經曆，感覺應是其真情表白。少年蔣介石以頑劣著稱。頑劣的孩子難免令父母超常操心。蔣在《哭母文》、《王太夫人事略》中自訴從小“冥玩不靈”：“中正幼多疾病，且常危篤，及愈則又放嬉跳躍，凡水火刀焙之傷，遭害非一，以此倍增慈母之憂。及六歲就學，玩劣益甚，而先妣訓迪不倦，或夏楚頻施，不稍姑息。”[17]
蔣介石原名瑞元。溪口鄉間流傳著“瑞元無賴”的種種故事，已難考實。[18]毛思誠所編年譜中，引有數例，意在彰顯少年蔣介石的特異非凡，然而字裏行間仍可見微知著：4歲時以箸探喉，以致暈絕，經醫救治始蘇。5歲時，缸中撈冰，不慎倒置缸底，幾至凍死。6歲時，溪中野泳，險至淹斃。13歲時，百般戲馬，馬怒號猛衝，受傷仆地。父親去世後，沒有嚴父的管教，蔣的頑劣有增無減。蔣母本來期望兒子成家後有所收斂，無奈婚後頑劣未改。16歲時，授業於毛思誠。毛在年譜中這樣描述：“其戲嬉也，以講舍為舞台，以同學為玩物，狂態不可一世。”[19]張狂頑劣，與戀母愛哭，竟共存於少年蔣介石一身。也許正是這種張狂頑劣的天性，以及沒有父親權威的壓抑和阻礙，鑄就了敢想敢幹、不屈不撓的性格，並最終成就了這位亂世豪傑。
蔣在《王太夫人事略》中聲稱：“中正年十八蓄誌東渡習陸軍，人有尼之者，先妣則深為嘉許，籌集資斧，力促就道。”[20]這一說法，與實際情形有出入。“年十八”是1904年。蔣第一次到日本是1906年4月。但同年底就回國了。除“年十八”的時間有誤外，關鍵的一點是，蔣母對其出洋留學的態度，到底是“深為嘉許”，還是反對？若幹年後蔣回憶此事時，說了實話：當時親友阻力很大，母親也不同意，“但事即至此，知餘之決心難以挽回，亦隻有籌湊經費，允餘出洋，以成餘誌也”。[21]也就是說，深知兒子性格的蔣母是在十分無奈的情況下勉強同意兒子出洋的。
蔣赴日數月即返，於翌年夏間赴保定，入陸軍速成學堂。此事在鄉民的記憶中，完全是違逆母命的行為。母親上次反對，是不忍兒子遠離，這次反對，是不願兒子學軍事。蔣尋思無計，背著母親離家出走。[22]母親傷心欲絕。蔣後來常常回憶：“嚐憶廿一歲，餘首次在保定軍校而未能假歸度年，家中惟母妻二人，未見其孤子在家，乃號泣悲傷乃至不忍食年夜飯，想見當時，先慈念兒之情景，更不忍為懷矣。”[23]
母親去世以後，蔣常在日記中反省自己性情“凶暴”，任性使氣，說由於自己對母親“不順”，氣得母親致病，悔恨莫及。[24]
除了頑劣任性對母親“不順”外，在婚姻家庭方麵，蔣也自感對母親“不孝”。蔣介石15歲時，在母親的安排下，與大自己5歲的毛福梅結婚。蔣母之所以要讓蔣“早為完娶”，主要基於蔣氏家族“門祚式微”的考慮。[25]蔣介石的祖父輩有兄弟三人，其中一房“斷子”，一房“絕孫”。蔣介石祖父一支雖然傳承下來，但也人丁不旺。蔣介石有一同父異母的哥哥蔣介卿，還有一同父同母的弟弟蔣瑞青。但哥哥過繼給了堂伯父，弟弟4歲就夭折了。蔣介石自稱“中正獨奉玉表公（祖父）祭祀”。也就是說，蔣介石是其祖父、父親唯一的香火傳人。蔣母讓他早為完娶，無疑希望早抱孫子，多抱孫子，使蔣家人丁興旺。但蔣毛婚後8年才生經國，令盼孫心切的母親望眼欲穿。蔣稱：“幸於二十三歲時經國產生，乃得含飴弄孫，稍寬其懷，餘亦略得告慰於慈母矣。”[26]細析蔣的用語，“幸於”、“稍寬”、“略得”三詞，在在體現他這一問題上的微妙心態。
更令母親失望的是，經國之後，毛氏再無生育。1915年納外家姚冶誠，亦無所出。蔣母十分寵愛小兒蔣瑞青。在小兒子死去21年之後，蔣母不僅為其冥婚，且為之立嗣。蔣母硬逼著蔣介石將唯一的兒子經國過繼給死去的弟弟。蔣介石很不情願，但“不忍重違母命，以傷骨肉之至情，不獲已，仍以長子經國嗣之”。[27]蔣介石收養蔣緯國，也是無奈之下的選擇。因為將經國過繼給弟弟後，隻好收養緯國“以繼承我後”。[28]
蔣母去世後，蔣雖再娶陳潔如和宋美齡，仍無生育。據陳潔如回憶，蔣因淋病而喪失了生育能力。[29]蔣介石1918年的日記中，有過治療淋病的記錄。[30]另據蔣介石日記載，宋美齡婚後有過一次小產。[31]筆者曾一度懷疑蔣日記中宋美齡小產記錄是否屬實。但據陳誠夫婦間私函，宋美齡有過兩次小產，並稱宋美齡“望子心切”。[32]不管怎樣，後來三任夫人均無生育，對蔣而言，愧對妻外家可能還在其次，未能滿足其母親對門祚興旺的殷切期盼，才是他深懷歉疚的最大心結，想必也是他在日記中一再“悔不孝罪大”的主要緣由。
蔣介石在1934年2月19日日記中寫道：“不能盡孝於親，為一生最大之恥辱，至今後悔毫已無及矣。”蔣母墓旁有一對聯，為蔣介石親撰。上聯為：“禍及賢慈當日頑梗悔已晚”；下聯為：“愧為逆子終身沉痛恨靡涯”。吊詭的是，蔣介石反複自譴“不孝”，反給人留下“至孝”的印象。 三 從孤兒寡母到孤家寡人
蔣父去世時，蔣母32歲。除9歲長子外，還有一個6歲的女兒和一個未滿周歲的小兒子。寡母獨自撫養三個未成年的孩子，其艱難困苦不難想見。蔣介石日記中，屢屢回憶其幼年失怙後，孤兒寡母如何含辛茹苦，如何受人欺壓：
時念餘九歲喪父……餘之一生，可說自九歲起無一日不在孤苦伶仃孤寡無援之中過活。[33]
當胞弟瑞青殤後，家難頻作，家產行將被侵，先慈朝晚飲泣長歎。決心上京訴怨控告，毫無難色。嗚呼﹗慈母之保家保子，其憂苦至此。回憶往事，不堪設想。[34]
值得注意的是，當蔣介石執掌國民黨最高權力並以革命領袖自居以後，試圖追溯自己“革命思想之起源”，而孤兒寡母受人欺壓的童年往事，正好成為建構自己革命思想起源的最佳素材：
餘少年自先父歿後，即隨餘先慈受社會劣紳之壓迫，貪吏之剝削，以過孤兒寡母之悲境。餘憶自亡弟瑞清亡後，餘兄介卿受惡訟與劣友之挑撥，思分亡弟之遺產不遂，幾至涉訟，而以訟詞恫嚇先慈。先慈朝夕惕勵，憂患備嚐，但毫不為其所動，以其已出繼於伯父，而且已經分拆產業，授其家室。餘當時知胞兄不甘心，而又恐獲罪於先慈，乃以私書寄胞兄，屬其勿爭瑣屑，如餘長大，必以全產交彼。惟此時勿使母親多憂也。
以後，吾鄉以錢糧不足，須由甲首賠償，而田畝在十畝以上者，須幫助甲首賠款，其所賠之數，多寡不一，概由胥吏與劣紳串通，隨意攤派。是年適族人興水當甲，而餘陪甲，其款數逾常，先慈不能承認。不料興水聽胥吏鄔開懷之主使，而又見吾家內不和，胞兄雖有勢力，亦毫不幫助，袖手以觀餘孤兒寡母之涉訟，竟使差役到家勒逼，以牌票傳餘，以為鄉間最汙辱之事，是餘母子所最痛心而不能忘也。後卒以賠錢了事。
自此，吾母望餘讀書成業更切，而餘則自知非讀書立業，亦無以雪此恥辱。此約餘十五歲之事也。當時隻覺孤寡，備受貪官汙吏、土豪劣紳壓迫之苦狀，非改革推翻，不能出頭，且不能雪此奇恥。而不知吾之革命思想，即基於此。[35]
在蔣介石日後的多次回憶中，個人早年之孤苦，很“自然”地與國族的衰微相銜接，出洋求學也被解讀為具有“革命”的動機：“餘既痛國事之衰墮，滿族之淩夷，複痛家事之孤苦被欺受淩，更欲發奮圖強，以為非出洋求學加入革命，再無其它出路。”[36]
去掉“革命”的神聖外衣，更能清晰地見到，蔣介石早年之孤苦，對其個性特質的鑄就，以及對其行事風格的影響，是鮮明而深遠的。孤兒孤苦的童年，塑造了他孤獨孤僻的個性。蔣這樣的自我表述其實更合常情：“餘自此乃知社會之黑暗與不平，而更恨世態之炎涼與人情之澆薄。”[37]貪官汙吏和土豪劣紳讓少年蔣介石感知社會的黑暗與不平；鄰裏鄉親的無義與同胞手足的無情讓他深切體察到世態的炎涼與人情的澆薄。
曾憶十歲之年，父喪未滿一年，是年夏初……鄉間洪水浸屋三尺，為從來所罕見。此時家中惟寡母與孤兒二人，胞妹幼稚自不知情。透水半日，無人來家援。吾乃聞吾母悲歎曰：如汝父在，近鄰鋪中人皆早來協助，而你父亦自在家處置一切，決不至如今日之孤苦伶仃矣。[38]
諸如此類的情景，令蔣介石終生難忘，直到晚年仍記憶猶新，耿耿於懷。溪口鄉親不僅對孤兒寡母有困難時未伸以援手，而且對蔣的所作所為，在很長時間裏不以為然，甚至多有貶評。在鄉民眼中，少年蔣介石是“無賴”，青年時也未見多大出息。直到1918年，蔣日記中仍記有鄉人“見餘之所為，未有不為之驚駭也”。“吾豈可為鄉人之毀譽榮辱，而易我高心乎，所念者惟母在也。”蔣心雖高，無奈此時經濟拮據，甚至“夢寐間亦憂貧困”，“為鄉願似是而非者所排斥”。[39]自感“茫茫前途，不知何所底止”。[40]鄉人的毀譽，自己雖然無所介懷，隻是擔心牽累母親，使母親在鄉親麵前抬不起頭。直到母親去世時，35歲的蔣介石在溪口鄉民眼中仍是事業無成。蔣也時常“想念身世與人情之薄，悲歎無已，愁悶不堪”。[41]
揚眉吐氣的一天終於到了。1930年10月下旬，蔣介石偕宋美齡衣錦還鄉。家鄉父老為慶祝他“凱旋”，演戲三日，白天開歡迎會，晚上辦提燈會。蔣自稱“餘對歡迎會無不厭棄，而獨於鄉間此次之歡迎，使餘略述餘母訓及家庭教育之優良，以舒積悃，特加欣快”。“以今日中正略有所成，是不能不認母教嚴厲。”[42]蔣素有“雪恥”情結，無論國恨家仇，均不忘“雪恥”。1919年，蔣介石在日記中申言有四大心病未除，其中之一即是“以仇恨恥辱太多，而滌蕩湔雪不到也”。[43]對是時的蔣介石而言，“仇恨”恐怕不是國仇，而是家仇；“恥辱”也不是國恥，而是家恥。“舒積悃”三字，充分表露了他的“雪恥”心態。
蔣介卿是介石同父異母的兄長，比介石年長10歲。蔣父去世後，兄弟分家析產，本相安無事。不料4年後，小弟瑞青夭折。蔣介卿要求將亡弟名下的遺產重分。蔣母堅拒。雙方反目，幾至涉訟。蔣介石後來反複憶述說，自家內不和、兄弟鬩牆以後，家難頻作。蔣也因此對其胞兄深懷痛恨，日記中提及胞兄，多是貶詞：“俗不可耐，鄙陋尤甚”；[44]“有意搗亂，頑固不化”，“不可感化”，“嫌惡已極”，“惡劣狡詐”；[45]“心術不可複問”；等等。[46]